欧洲的中国问题是一场竞争力危机

今天10月20日，恩里克·施奈德（Henrique Schneider）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发表评论－－"欧洲的中国问题是一场竞争力危机"。恩里克·施奈德先生曾担任瑞士中小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德国北方应用技术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瑞士、亚洲以及联合国层面的多个理事会担任非执行职务。施奈德先生不客气地指出－－“大众汽车痛苦的退却，暴露了欧洲在中国工业敏捷性时代缺乏竞争力这一更深层次的失败”：

要点

• 欧洲的客户变成了竞争对手，挑战其工业模式

• 缺乏创新、敏捷性和企业家精神，欧盟就缺乏竞争力

• 欧洲必须改革，否则将面临工业衰弱和战略依赖

气氛阴沉。2026年9月3日，大众汽车董事会作出了一项决定：批准一项扭转困局的计划，在已经进行的裁员5万人之外，再在全球裁员约5万人。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德国四家工厂在现有车型停产后，失去的产量将由什么来替代，如果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的话。不久之前，这家德国巨头还在增长，中国则是其最大的推动力。究竟发生了什么？

沃尔夫斯堡作出的这一决定，是一场更深层次逆转在企业层面的体现——欧洲制造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正面临这一趋势。它揭示了欧洲对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二十年来，欧洲企业在中国销售了海量产品，享受着利润激增的好处。

大众汽车如今面临在华收益下滑，与此同时，中国生产商正直接争夺欧洲电动汽车市场。在支撑自身繁荣的产业中，欧洲的竞争力不够强。欧洲缺乏必要的规模、敏捷性、工业创新和企业家活力，无法将技术能力转化为快速成长的企业和富有韧性的供应链。

因此，欧盟贸易专员于十月初前往北京，为欧洲整顿自身争取时间：中国将在未来四年减少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然而，这种进口放缓并不能解决欧洲竞争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本身也缺乏自由的企业家精神，因为政治控制限制了自主承担风险和资本配置。然而，北京通过快速适应和应用型创新来弥补这一点。生产规模能够降低成本，但战略优势在于利用生产、研究、供应商和融资，更快地学习和改进。这就叫敏捷性。

欧洲工业停滞的根源

要理解即将到来的情况，值得回顾过去，梳理整个故事。

大众汽车的决定，相当于这家公司八十九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扭转困局行动。裁员背后，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失败，而这种模式此前曾使该公司成为欧洲工业自信的象征。

这并不只是一场德国劳资纠纷。大众汽车建立在一种国际商业模式之上，在这种模式中，德国工程技术与中国需求相互强化。中国提供了销量、利润，以及一个可以分摊开发成本的庞大基础。

这种模式已经失灵。2025年，大众汽车在中国交付了269万辆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占其这两类车型全球交付量的31%。然而，其在华电动汽车电池交付量下降了44%。2026年上半年，其在华汽车交付量进一步下降26%，至97.3万辆。欧洲其他地区的交付量则与销量一样增长了3.5%。

裁员背后，是一种商业模式的失败，而这种模式此前曾使该公司成为欧洲工业自信的象征。

大众汽车在软件和电动汽车开发方面行动过于迟缓。战略上的关键仍然在于：这家德国公司如今在中国与本土企业竞争，而这些企业更新车型、软件、功能和价格的速度，超过了大众既有运营模式的反应速度。中国正迅速增强其在全球电动汽车出口中的主导地位。

2024年，中国生产了全球超过70%的电动汽车。当年，欧盟进口的约68万辆电动汽车中，超过40万辆来自中国，而中国品牌占这些中国来源进口汽车的三分之二。

大众汽车两面承压：在中国的收益和市场份额下降，在本土地区则面临更激烈的竞争。集团的本地平台、本地软件以及推出新款电动汽车的计划表明，沃尔夫斯堡实际上正在适应。但重组和裁员的规模显示，迟来的适应可能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

客户已成为竞争对手

二十年来，欧洲和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似乎是互补的。欧洲向中国出售汽车、机床、化学品和资本货物；中国则供应消费品和日益复杂的零部件。这种局面已经结束。中国如今是一个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而不再仅仅是出口市场和低成本生产基地。

2025年，欧盟从中国进口了价值5600亿欧元的商品，而出口仅为2000亿欧元，形成了360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进口比前一年增长6.4%，出口则下降了同样的幅度。中国对欧洲的销售几乎全部来自制造业。仅机械和车辆就占总额的54%，而同样的产品组合也占欧洲对华制成品出口的一半。

这一转变在2026年仍在持续。第二季度，欧盟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0亿欧元，为2022年末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上半年，欧洲从中国进口的电气设备、机械、车辆和零部件均有所增加，而欧洲对中国的机械和车辆出口则有所下降。

根本变化并不只是欧洲从中国购买了更多商品，而是中国如今正在进入那些曾经支撑欧洲工业出口模式和经济繁荣的产业市场。

中国的进展部分反映了国家支持、优惠融资、采购和本地含量政策的作用。美联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17年至2024年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增幅中，记录在案的产业政策干预最多的十五个行业占了7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北京对出口的依赖与中国疲弱的国内经济联系起来：家庭消费低迷、储蓄高企、房地产低迷以及供给过剩。中国制造商需要海外市场，因为国内需求无法吸收其庞大的产量。

欧洲缺乏取得成功所需的条件

欧洲仍然拥有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专业企业。但它无法持续以全球竞争如今所要求的速度，创造产品、提供资金、实现商业化并加以改进。

首先，欧洲缺乏有效规模。其市场庞大，但不同的规则、资本市场、能源系统、采购惯例和行政程序使其四分五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现，2002年存在的服务业监管壁垒中，有60%到2022年仍然存在。2023年，欧盟内部服务贸易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而商品贸易则超过42%。

2026年9月9日：欧盟工业战略专员斯特凡纳·塞茹尔内（Stephane Sejourne）在布鲁塞尔对比精简后的欧盟法规（右手）与现行法规（左手）。欧盟表示，希望减少行政负担，以增强欧洲的战略自主性。? 盖蒂图片社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代工业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往往是服务：软件、数据、设计、金融、维护和数字平台。一家在欧洲各地扩张的企业，会面临监管和商业上的重重障碍。一家中国企业则可以在一个庞大的统一市场中测试产品，并围绕产品协调供应商、物流和融资。

其次，欧洲缺乏敏捷性。它能够设计制造复杂产品，但决策在层层监管、公司治理、协商和补贴规则之间缓慢推进。谨慎有其价值，但一个旨在将失败降至最低的体系，可能在技术、成本和消费者偏好不断变化时变得无法行动。

第三，欧洲缺乏足够的工业创新。它拥有创意和世界一流的研究，却没有一套可靠的体系，将科学转化为可重复生产、价格可负担的产品、平台技术和全球性企业。一项专利或实验室突破并不等于工业创新；工业创新是持续不断地产生更好的设计、更低的成本、新的生产方法，以及快速改进的产品。欧洲狂热的监管阻止了大多数发明成为广泛供应的商业产品。

中国已经迎头赶上。2025年，其研发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8%，而欧盟最新的可比数据是2023年的2.2%。2026年，全球一百个领先创新集群中，中国拥有二十五个；深圳—香港—广州排名第一。欧洲的创新活动更为分散，也较难持续转化为覆盖整个欧洲的生产平台。

欧洲还缺乏规模化的企业家精神。其初创企业群体有能力，但整个体系偏向现有企业、渐进增长和避免失败。一家有前途的企业很可能只是继续充当本国的领军企业、出售给外国集团，或迁往资本市场更有深度的司法管辖区。欧洲规模化发展基金和欧洲科技领军企业倡议承认了这一问题；但它们并不能证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中国的优势是敏捷性，而非自由的企业家精神

不应将中国及其崛起浪漫化。中国缺乏与自由资本市场相联系、以产权保障和不受限制的商业退出为条件的独立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在政治界限内开展经营。政策优先事项可能突然改变，私人资本受到条件限制，企业自主权则受到党国体制的约束。

但北京找到了弥补的方法。在工业竞赛的关键环节，它具有敏捷性。一旦某个行业具有战略意义或商业吸引力，企业、地方当局、供应商、研究人员和融资方就能迅速行动。他们以非同寻常的力度进行模仿、适应、重新设计并压低成本。这不是不受限制的企业家精神，而是在国家支持、市场约束下的适应，在迭代设计、供应链协调和价格竞争至关重要的领域尤其有效。

中国也拥有显著的创新能力。其领先集群将科学研究、工程技术、资本和制造业结合起来。在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专利活动的推动下，宁德市在全球创新排名中上升，展现了嵌入生产体系的创新。这种联系使企业能够从生产中学习，将反馈融入设计，并迅速将成果重新投入应用。

生产规模很重要，但它并非永久的战略优势。规模降低单位成本，建立供应商网络，并为学习提供资金。然而，单靠规模可能演变为产能过剩。它可能摧毁利润空间，造成对外部市场的需求，并引发贸易抵制，正如中国如今正在经历的那样。

欧洲拥有一个超过五亿人口的富裕市场，并不受制于实际规模不足。战略竞争的关键在于，一个体系能否将生产转化为学习，将学习转化为创新，再将创新转化为市场力量。按这一标准衡量，中国将敏捷性与应用型创新相结合，比其单纯的规模更为重要。

事态发展的可能性

最有可能：受到管控但不对等的竞争

中国家庭需求仍然疲弱，国内价格竞争持续，企业通过出口和对外投资寻求增长。欧洲采取有针对性的贸易防御措施，但没有完成市场一体化，也没有解决企业规模化发展的问题。中国企业在必要时将最终组装环节设在欧洲，同时将重要的设计、零部件和供应商优势保留在中国。

欧洲在高端细分领域保持强势地位，但在大众市场电动汽车、电池、机械、化学品和工业软件领域进一步失地。贸易失衡仍然严重，进一步侵蚀欧洲的地位。

有一定可能：欧洲未能复兴，贸易条件恶化

欧洲可能主要从其所认定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这一角度看待问题。布鲁塞尔扩大关税、配额和本地含量规则，却不弥补自身在敏捷性、创新和企业规模化方面的不足。中国以反制措施或本地生产作出回应。欧洲企业面临更高的投入成本和更受限的中国市场准入，而中国企业则保留了快速迭代和上游供应链的优势。

欧洲的生产基础变得更加薄弱，对外依赖增多。经济脆弱性在未来的一次中断中演变为安全问题。更多工厂关闭、投资下降、中国来源产品的市场份额上升，以及新的出口管制，将是早期预警信号。在这一情景下，大众汽车的决定将在其他欧洲企业的董事会中重演。

最不可能：通过改革与互惠实现再平衡

有利的情景要求两个体系都作出改变。中国将增强家庭消费，解决房地产行业的疲弱问题，并增加进口。欧洲将通过降低跨境壁垒，把单一市场、资本市场和企业规模化发展倡议转化为实际投资。就市场准入、技术标准和价格达成协议，可以限制关税升级。

这一结果不会恢复过去的中欧关系。中国将成为某些欧洲产品和服务更强劲的市场，而欧洲将更善于把创新转化为规模。商品贸易逆差将通过欧洲出口增加和中国国内吸纳能力增强而收窄，而不是通过全面脱钩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