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六年后:什么改变了,什么仍然不被震动(含音频)

疫情六年后:什么改变了，什么仍然不被震动

——一个传道人的回望与深思

文/马永民

生命季刊专稿

音频为郭光明弟兄朗读：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希伯来书12:26-27）

六年前，我曾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写下一篇文章，题为《后疫情时代——一个传道人的深思》。

那时，疫情尚未结束。没有人知道它还会持续多久，也没有人知道世界将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不知道疫苗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投入使用，不知道国门什么时候重新打开，不知道学校、教会、餐馆和办公室什么时候恢复正常，更不知道那个我们曾经熟悉的世界，还能不能回来。

六年过去了。

今天重新打开这篇旧文，许多当时的数字已经成为历史，许多预测也已经有了答案。然而，当我重新读到自己当年写下的那些文字，我发现真正值得重新思想的，并不是我们当初究竟预测对了多少，而是：经历了那场震动世界的疫情以后，我们究竟改变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当许多我们以为牢不可破的东西都被震动以后，什么才是不能被震动的？

一、当整个世界突然被按下暂停键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一个主日，美国不少教会突然涌进了许多人。灾难让人意识到，生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牢靠。当钢筋水泥的大楼轰然倒塌，当昨天还活生生的人突然消失，人会开始追问一些平时不愿意面对的问题：生命是什么？死亡之后是什么？人究竟可以依靠什么？

将近二十年以后，一场规模远远超过“9·11”的危机席卷全球。

2020年，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病毒，几乎让整个世界停了下来。工厂停工，学校关门，餐馆关闭，飞机停飞，街道空了，教会的大门也关了。

那时候，我脑海中出现过一个画面：仿佛在日月星辰之上，有一只我们看不见的大手，在高速旋转的地球上突然按下了一个巨大的暂停键。

人类曾经如此自信。我们可以把人送上太空，可以通过互联网瞬间连接世界，可以进行器官移植，可以解开基因密码，可以建造摩天大楼和超级计算机。到了今天，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许多脑力工作的方式，自动驾驶和机器人也在不断拓展机器可以承担的工作边界。

可是，一个微小到肉眼无法看见的病毒，却让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同样陷入慌乱。

这大概是疫情给现代人上的第一课：人的能力可以很大，却从来不是无限的。

二、一个科学家的问题

疫情期间，有一件小事我一直没有忘记。

一位经常和我一起打乒乓球的球友，有一天突然问我：“你是一位传道人？”

我说：“是啊。”他放下球拍，不再打球了。

他是一位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三十多年的科学家，也算事业有成。可是那一天，他告诉我，疫情给了他很大的冲击。

他说，美国科学技术如此先进，医疗设备如此发达，医学研究如此深入，可是在一个突然出现的病毒面前，人类能够采取的办法竟然如此有限。医院爆满，床位紧缺，医护人员疲惫不堪，死亡数字不断上升。

他说：“我开始觉得，也许人的上面真的还有一位生命的创造者和主宰者。”

于是，我们的话题从病毒谈到了生命，从科学谈到了信仰，从死亡谈到了救赎。

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文中我写了一句话：

人的尽头，或许正是神的开头。

今天再读，我仍然愿意保留这句话。

科学当然重要。医学、疫苗、公共卫生以及无数医护和科研人员的努力，后来挽救了无数生命。信仰不应该成为否定科学的理由。

但科学回答“病毒怎样传播”“疾病怎样治疗”的同时，还有一些问题并不属于实验室：为什么生命值得珍惜？苦难有什么意义？死亡是不是生命最后的句号？当我们失去控制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把自己交托给谁？

科技越向前，这些关于生命终极意义的问题，反而越无法回避。

三、一只小小的口罩，照见了人的局限

我在2020年的旧文中花了很大篇幅谈口罩。

今天回头看，其中一些判断带着疫情初期的局限，也带着当时社会激烈争论留下的痕迹。现在我不想再重复那些政治争论，更不愿意简单地用“东方胜过西方”或者“西方胜过东方”来总结那段复杂的历史。

但我仍然想保留“口罩”这个例子。因为一只小小的口罩，照见的其实不只是公共卫生，也照见了人的认知是多么容易受到文化、政治、习惯、恐惧和偏见的影响。

2020年2月29日，我曾经在Amazon上以远高于正常价格的价钱订购50个普通口罩，结果直到7月份才收到。

今天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不会忘记：口罩、N95、防护服，甚至卫生纸，一度都成为紧缺物资。

更有意思的是，当时围绕“要不要戴口罩”，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甚至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争论得不可开交。原文正是从这件“小事”出发，讨论疫情怎样冲击人的固有认知。

六年以后，我反而觉得真正值得反省的不是“当初谁对了”，而是：为什么人在事实尚未完全清楚的时候，常常已经确信自己一定是对的？

疫情让我们看见，人类最大的局限之一，不只是知识有限，而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知识有限。

不知道并不可怕；真正危险的，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四、我最终没有走上前去

2020年11月，我从美国中部返回东部，途中去了肯塔基州的 Creation Museum (创造博物馆)。

当时疫情仍然严重，公共场所入口都提醒人们佩戴口罩。我进入一个4D电影院，看到右前方坐着一家六口：一对四十岁左右的夫妻，带着四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大概不到十岁，最小的只有两三岁。

一家人都没有戴口罩。我看了看周围，其他人大多戴着。

电影结束以后，我跟在这一家人的后面参观，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要不要过去提醒他们？

我甚至想好了怎么说。如果他们没有口罩，我可以到门口替他们拿免费的；或者把自己背包里那袋还没有开封的口罩送给他们。

可是几次想走上前，我最后都停住了。

因为就在前两天，我住处的房主被确认感染了新冠。虽然我当时没有明显症状，自己的检测也是阴性，但在那个年代，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自己没有携带病毒。

如果为了表达自己的“正确”和“善意”，反而走近那四个孩子，把危险带给他们呢？

于是，我最终没有过去。

六年后，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没有发生的对话，比当年许多激烈的争论更值得我记住。

有时候，爱不是证明我是对的；爱是即使我认为自己是对的，也仍然知道怎样克制自己。

知识需要谦卑；真理若失去了爱，也很容易变成伤人的武器。

五、疫情真正震动的，是我们的“确定感”

疫情之前，我们拥有许多确定感。

我们以为明天一定会和今天差不多。买一张机票，就可以飞到世界另一边；孩子早晨出门上学，下午就会回来；主日到了，弟兄姊妹自然会来到教会；春节、感恩节、圣诞节，一家人理所当然可以团聚。

疫情突然告诉我们：原来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

我们曾经把“正常生活”当成自己的权利，疫情以后才发现，正常本身就是恩典。

一个拥抱是恩典。

一起吃饭是恩典。

自由呼吸是恩典。

能够陪伴父母是恩典。

教会弟兄姊妹能够面对面敬拜也是恩典。

甚至有一天，当我们重新可以不戴口罩走进朋友家里，坐下来喝一杯茶，那种曾经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也突然有了不同的重量。

疫情没有创造生命的脆弱。它只是把我们一直不愿意看的脆弱，摆到了每一个人面前。

六、教会的门关了，另一扇门却打开了

2020年3月，北美许多教会关闭了实体聚会。对于一个传道人而言，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经历。礼拜堂还在那里，讲台还在那里，椅子还在那里，但是人不能进来。

然而实体的大门关闭以后，另一扇虚拟的门却打开了。许多教会开始使用Zoom、YouTube、网络直播、线上查经、线上家庭小组。

我当时就在思考：这场疫情是不是也在迫使教会重新认识“教会”是什么？

教会究竟是一栋建筑，还是一群被基督呼召出来的人？

原文中我曾提出“教会在后疫情时代的小型化、家庭化、网络牧养化”的问题。

六年以后，我更加相信，疫情真正留给教会的挑战，不是“线上还是线下”这么简单。

真正的问题仍然是：我们有没有把人带到基督面前？

技术会改变，聚会形式会改变，传播方式也会改变；但福音不能改变。

七、六年以后，我终于明白“后疫情时代”意味着什么

2020年，我以为“后疫情时代”首先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认知。

六年以后，我觉得还不够。真正的“后疫情时代”，首先应该发生在人里面。

如果经历了那么多死亡，我们仍然不知道生命宝贵；

如果经历了那么长的隔离，我们仍然不知道陪伴珍贵；

如果经历了那么多争吵，我们仍然不知道谦卑；

如果经历了那么大的无助，我们仍然认为人可以成为自己的上帝；

那么疫情虽然过去了，我们却可能什么也没有学会。

回头看，我不再愿意简单地问：疫情改变了世界什么？

我更愿意问：疫情改变了我什么？

它让我更加知道人的有限。

让我更加珍惜家人。

让我重新理解教会。

让我知道科学的重要，也让我更加清楚科学不能回答生命所有的问题。

让我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可以把人分开，却也看到苦难能够让完全不同的人一起流泪。

更重要的是，它让我重新思想：当有一天，我所熟悉的一切再一次被震动，我究竟站在哪里？

结语：使那不被震动的常存

六年前，我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写下那篇文章，最后用了四个字：“未完待续。”没有想到，这一等就是六年。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未完待续”也许不只是指那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原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本就是一篇“未完待续”的文章。

疫情过去了，还会有新的危机。今天让我们忧虑的问题会过去，明天又会出现新的问题。

世界从来不会停止震动。我们也无法要求一个永远不震动的世界。圣经没有应许我们地不会震动。恰恰相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一天，不只是地，连天都要震动。

问题从来不是：“怎样才能使我的世界永远不震动？”真正的问题是：“当一切可以震动的都被震动以后，我的生命里还剩下什么？”

六年以后，我再次写下自己的答案：

我的答案仍然是：我愿意做一个传道人。仍然愿意在这个不断变化、不断争论、不断震动的世界里传讲福音。

我不是任何主义的“铁粉”，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任何地上的政治偶像。如果一定要说我属于谁：我属于耶稣基督。

如果一定要说余生还有什么愿望：我愿意成为主手中的器皿，在一个仍然充满恐惧、孤独、冲突和不确定的世界里，把自己所领受的盼望带给更多的人。

因为疫情六年以后，我比六年前更加相信：世界会改变；时代会改变；我们也会改变。然而，那不被震动的，仍然常存。

马永民 牧师，现在美国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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