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成为“党的看家狗”

——读施晓宇《走出武平的林默涵》

文／杨纯华

施晓宇教授的《走出武平的林默涵》，表面上是一篇乡贤人物考察文章，是作者到福建武平林默涵故居凭吊、追忆一位老领导、老前辈的文字；但如果把它放到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史的长河中阅读，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篇地方人物传记。

因为施晓宇实际上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相当珍贵的材料：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从青年时代进入革命，到延安文艺整风，再到中宣部、文化部和中国文联的权力中心，参与新中国文艺制度的建立，同时又成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最后在晚年面对历史责任时仍然拒绝“忏悔”的生命档案。

这是一种极其复杂、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格。而这种人格，并不是林默涵一个人的人格。它是一个时代制造出来的人格。

1.

施晓宇这篇文章最珍贵的地方，是它没有只写一个“好人”

如果按照一般的乡贤纪念文章写法，林默涵完全可以被写成一个值得家乡骄傲的人物：青年时代参加革命；抗战时期进入延安；建国后担任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参与《红灯记》《红色娘子军》《东方红》等文艺工作的组织；“文革”中遭受迫害；平反以后又重新工作；晚年主持鲁迅研究和《鲁迅全集》注释工作。这样的林默涵，是一个标准的“革命文艺家”。

可是，施晓宇没有停留在这里。文章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把林默涵放回了胡风事件。这一下，林默涵的形象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个人既可能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同时又可能是另一次政治运动的参与者；既可能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又可能在此前的政治运动中参与伤害别人。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林默涵1966年以后遭到批斗，被关押十年，当然值得同情。但是，这并不能自动消除他在胡风事件中的历史责任。

施晓宇引用林默涵自己的话：“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

而更令人震撼的是他的另一句话：“打了场败仗，将军要道歉，难道每个士兵也要跟着道歉？”

这两句话，实际上打开了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一个人究竟应该忠于什么？是忠于党？忠于组织？忠于自己的政治信仰？还是忠于事实与良知？

林默涵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他首先忠于自己当时所理解的“党的利益”。他说自己“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这句话看似是在为自己辩护，实际上却暴露出了问题的核心。

因为一旦“党的利益”成为最高的道德尺度，那么一个人即使做了伤害无辜者的事情，只要相信自己是在“为党工作”，就可以拒绝忏悔。

这正是政治权力进入知识分子灵魂之后最危险的地方。

2.

林默涵的悲剧，其实从延安已经开始。

要理解林默涵，不能绕开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官方历史叙述强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对中国革命文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历史事实本身没有必要回避。官方党史资料也明确把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文艺整风联系起来，并强调文艺工作的政治方向。

问题在于：“文艺为人民服务”与“文艺必须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并不是同一个命题。前者是一个文化伦理问题；后者是一个权力结构问题。

如果作家服务的是人民，那么人民可以批评作家，作家也可以批评权力。但如果作家首先必须服务于一个政治组织，那么问题就发生了变化：作家的第一责任就可能不再是事实、良知、审美和人民，而是组织纪律和政治路线。

施晓宇文章中引用胡乔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话，尤其值得注意：“文艺界需要有组织……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这句话比许多后来关于文艺政策的理论解释更加直接。因为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制度性问题：谁领导作家？

如果答案是党，那么作家首先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政治体系中的一个文化工作人员。而1942年之后形成的文艺体制，正是在这个逻辑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

官方文献也明确指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进一步形成，并成为后来文艺工作的基本方向。

所以，问题并不是某一个作家“变坏了”。问题在于：一个制度把作家的政治忠诚放在了文学自由之前。

3.

我说：“作家是党的看家狗”。这并不是在侮辱作家。恰恰相反，这是对一种制度性关系的极端隐喻。“党的看家狗”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政治隐喻？

狗有一个特点：它不决定房子的主人是谁。它的任务是看门。主人让它看什么，它就看什么；主人让它咬谁，它就咬谁；主人给它换一个口令，它就按照新的口令行动。

而真正可悲的地方是，有些知识分子最后甚至把“看门”本身当成了道德。

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是认为：“我是为了组织。”“我是为了革命。”“我是为了党的利益。”“我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于是，一个本来应该独立思考的人，逐渐把自己的良知外包给了组织。这比简单的恐惧更加可怕。因为恐惧制造的是沉默；而政治忠诚制造的是主动参与。

胡风事件正是一个典型案例。

4.

胡风冤案揭示了一个更残酷的问题：作家可以成为迫害作家的工具。

根据施晓宇文章所引材料，1954年胡风向中央提交了长达数十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本意是希望就文艺政策、宗派主义和文艺领导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可是，这份意见没有最终进入正常的学术讨论轨道。

随后，私人信件被整理、分类、上报，最后在最高政治权力介入后，胡风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并进一步升级为“反革命集团”。施晓宇引用的资料记载，此案后来涉及两千余人，并在1980年被中共中央决定平反；1988年又进一步撤销此前保留的相关否定性结论。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胡风并不是被一个与文艺毫无关系的暴力机构单独打倒的。

文艺系统内部的人参与了这场斗争。这才是问题最令人寒心之处。作家攻击作家。

批评家审判作家。文艺干部给文艺思想定罪。最后，文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变成刑事问题。这就是当政治权力没有明确边界的时候，文化领域会发生的事情。

5.

最值得玩味的，是林默涵自己也最终成为了受害者。

历史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林默涵曾经是文艺体制的重要建设者。他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主持文艺工作，参与文化政策制定。可是到了1966年，他自己也成为政治运动的对象。

施晓宇写道，林默涵被公开批判为“反革命黑帮分子”，后来被关押审查十年。

这实际上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今天的审判者，可能成为明天的被审判者；今天的忠诚证明，可能成为明天的罪证。

这不是偶然。因为在一个没有稳定制度边界的政治体系里，政治路线可以改变，权力中心可以改变，昨天正确的话明天可以成为错误，昨天忠诚的人明天可以成为敌人。因此，真正保护人的，不应该是“我永远站在正确的一边”。因为没有人知道所谓“正确的一边”明天会在哪里。真正保护人的，是制度，是法律，是程序，是思想自由，是言论自由，是独立的司法，也是一个人拥有说“不”的权利。

6.

林默涵最令人惋惜的地方，不是他曾经犯错，而是他没有完成自我反思

一个人犯错并不可怕，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当历史已经证明自己错了以后，一个人能不能承认自己错了？

周扬后来公开向丁玲、陈企霞以及其他受害者道歉。这当然不能改变历史，也不能补偿受害者已经失去的岁月，但至少说明一个人开始面对自己的过去。而林默涵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他说：

“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

这句话其实非常值得中国知识分子认真思考。

因为如果一个人的道德判断完全建立在“组织当时认为正确什么”之上，那么他永远可以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由。今天整人，是因为组织需要。明天平反，是因为组织改变。后天再批判，又因为组织有新的需要。于是，一个人的道德责任被消解了。剩下的只有：服从。

7.

从延安到今天，中国文艺最大的悲哀不是没有作家，而是缺少独立的作家。

中国从来不缺文学人才。中国有鲁迅，有巴金，有沈从文，有老舍，有钱钟书，有曹禺，有艾青，有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问题从来不是中国人不会写。问题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政治权力面前仍然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鲁迅之所以伟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没有把自己的思想交给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他可以支持革命，也可以批评革命；可以同情青年，也可以批评青年；可以反抗旧制度，也可以警惕新的权力。

真正的作家应该拥有这样一种能力：既能够反抗旧的权力，也能够拒绝成为新的权力的附庸。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如此重要。

而林默涵晚年维护鲁迅，这一点本身也是值得肯定的。施晓宇引用了林默涵1986年发表的《战士与苍蝇》，说明他对诋毁鲁迅的现象进行了公开批评。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悖论：一个高度认同政治组织的人，却又热爱一个曾经以独立精神批判社会和权力的鲁迅。这恰恰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从来不是简单的黑白二分。他们既有忠诚，也有良知；既有理想，也有恐惧；既可能成为制度的执行者，也可能成为制度的受害者。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林默涵，而不能简单把他归结为“好人”或者“坏人”的原因。

8.

施晓宇真正写出的，是一代中国文艺人的精神悲剧。

所以，我认为，《走出武平的林默涵》真正值得我们阅读的，并不是林默涵究竟有多少功绩。而是它让我们看见：一个青年怎样进入政治；一个作家怎样进入组织；一个文学批评家怎样进入权力；一个文化官员怎样成为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一个政治运动的参与者怎样又成为下一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最后，一个经历了一切的人，却仍然没有完全走出那个制度赋予他的政治人格。

这就是悲剧。更大的悲剧是，林默涵不是孤例。从延安到1955年，从反右到“文革”，再到后来的各种文化禁忌，中国文艺史不断重复着同一种结构：权力确定政治方向；组织确定正确答案；作家根据正确答案进行创作；批评家监督作家；作家监督作家；然后整个文艺系统在政治风向中不断自我审查。于是，“人民”在口号中被放到了最高位置，而真实的人民却很难拥有评价文学和批评权力的制度空间。

9.

真正的问题不是“林默涵是不是一个好人”，而是为什么一个好人也可能参与制造冤案。

这是研究政治人格最值得进入的地方。我们没有必要把林默涵妖魔化。恰恰相反，我们越把他当作一个真实的人，问题越深刻。假如林默涵是一个纯粹的恶人，那么胡风事件就很好解释：一个坏人迫害了一个好人。可是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林默涵有革命理想，有文学才能，有鲁迅情结，曾经努力推动“文艺十条”，“文革”中又遭受长期迫害，晚年仍然维护鲁迅。

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又会成为胡风事件中的重要参与者？答案很可能不是“他天生恶毒”。而是一个人一旦把执政党这种政治组织置于个人良知之上，他就可能在自己认为正义的情况下实施不正义。这才是最值得后人警惕的地方。恶人作恶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可以在坚信自己正在做正确事情的时候作恶。

10

所以，“结束一党专政”首先不是一个口号问题，而是一个文艺制度问题。

如果把问题继续追下去，就不能只停留在林默涵个人身上。我们必须问：为什么这种人格能够一再产生？为什么一个作家需要首先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为什么文学批评可以上升为政治审查？为什么一个文学观点可以被转换成政治立场？为什么“不同意党的文艺路线”可以成为严重政治问题？为什么一个人的作品必须首先通过政治正确性的审查？

这些问题的答案，最终都涉及一个更深的制度安排：当国家权力、政治组织和文化资源高度集中于同一个权力体系时，文化领域很难形成真正独立的公共空间。

因此，所谓“作家是不是党的看家狗”，归根到底并不是作家的个人品格问题。

它首先是制度问题。如果一个作家依靠党的组织获得出版机会、发表资格、职务、荣誉、资源甚至生存空间，那么要求这个作家完全不受政治权力影响，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一个作家有没有不服从的权利？有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有没有批评执政党的权利？有没有拒绝政治命题的权利？有没有不歌颂权力的权利？有没有写出令人不舒服的真话的权利？

如果这些权利不存在，那么“独立作家”就只能成为少数人的个人勇气，而不能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

11.

因此，真正应该结束的，不只是某一种文艺政策，而是“党领导一切”的制度逻辑。

一党政治下当然也可以出现优秀文学。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仍然会出现如莫言、余华这类作家写出的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问题是：优秀作品的出现，不能证明制度本身给予了作家充分自由。相反，它往往说明某些作家在制度压力中仍然保存了自己的精神空间。

因此，真正值得追求的，不应该是“希望领导人英明。”也不应该是“希望党的文艺政策更加宽松。”因为这仍然把作家的命运交给了政治权力。真正成熟的现代文化制度应该是：权力不决定真理，政党不决定文学，组织不决定思想，官员不决定艺术价值，作家不必向任何政治组织宣誓自己的灵魂。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作家才真正成为作家。

12.

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出武平的林默涵》其实没有真正“走出”林默涵。

施晓宇写道：“现在，让我们还回到林默涵故居前。”

这是全文非常有意味的一句话。作者最后又回到了那间房子，回到了武平，回到了林默涵出生的地方。

可是，我们今天再读这篇文章，应该进一步问：林默涵本人走出来了吗？

他从武平走到了延安；从延安走进了中宣部；从中宣部走进了文化部；从文化部走进了中国文联；从政治运动走进了平反时代。

可是，一个人身体走出了很多地方，并不意味着他的精神已经走出来了。他走出了武平，却未必走出了延安。他走出了“文革”，却未必走出了“党的文艺观”。他走出了政治运动，却未必走出了政治人格。

而这也许正是施晓宇这篇文章无意间给我们留下的最大问题。

13

真正的“走出”，是让作家重新成为一个人。

我并不认为研究林默涵的意义在于给他最后盖一个“好人”或者“坏人”的印章。历史比这样的判断复杂得多。林默涵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受害者；既是制度的建设者，也是制度的牺牲者；既曾经参与过伤害别人，也曾经遭受别人对他的伤害。正因为如此，他才值得研究。

而施晓宇的文章最可贵之处，正是留下了这些矛盾，而没有完全替历史把它们抹平。

但是，从林默涵的一生，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一个民族什么时候才能拥有真正独立的作家？答案也许并不复杂：当作家不再需要向任何政党效忠的时候；当作家可以批评政府而不用害怕失去饭碗的时候；当文学不再承担政治宣传的义务的时候；当出版社不必首先考虑政治风向的时候；当一首诗可以赞美权力，也可以嘲讽权力的时候；当作家可以站在人民一边，也可以站在一个孤独的人一边的时候；当一个人可以说：“我不同意。”而不必担心因此成为“敌人”的时候，作家才真正从政治中获得了自由。

所以，“走出武平”只是林默涵个人生命史的第一步。真正值得中国知识分子完成的，是：走出延安，走出政治运动，走出“组织高于良知”的人格结构，走出“党领导一切”的文化制度，最终让中国作家从政治权力的附庸重新成为独立的人。

而这，也许才是我们今天重新阅读林默涵的真正意义。在这里我们不审判一个已经逝去的人，但我们要追问：我们这一代人，究竟还要把怎样的精神遗产留给下一代？

杨纯华写于24/09/2026，墨尔本

附:好友施晓宇教授未公开发表过的文章：《走出武平的林默涵》

走出武平的林默涵

施晓宇

一

2017年10月13日下午，我从闽西武平县城坐车出发，专程前往40公里外的武东镇川坊村访问林默涵故居。我看到了林默涵先生详细的生平和事迹介绍，让我对这位中国文联的老领导、老上级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毕竟，1985年元月我从留校工作的福建师大调到福建省文联，先后在《故事林》《台港文学选刊》《福建文学》《散文天地》四家刊物当过20年的文学编辑。而且，我在1997年9月号《福建文学》封二“闽籍作家剪影”专栏，编发过林默涵前辈的照片、生平及签名（通过其秘书从北京寄来）。所以，之前算是有了初步了解。

1913年1月10日，林默涵出生在福建省武平县武东镇川坊村一个地主家庭，原名林烈。

1928年，15岁的林烈在武平县初中毕业，考入福州高中师范专科。

1929年，16岁的林烈在福州读高中期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第一次用真名“林烈”发表白话诗，背叛自己的地主家庭，痛斥土豪劣绅，被校方开除，于是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担任革命互济会福建省总会秘书长时，不足20岁的林烈曾两次被捕入狱。

1935年，22岁的林烈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新闻学院学习，与朋友成立进步的“哲学读书会”。

1936年，23岁的林烈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任副刊编辑，常用笔名“默涵”写杂文宣传革命，至此更名为林默涵。

1938年，25岁的林默涵到了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与江青是同班同学。

1939年，26岁的林默涵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 年，28岁的林默涵调任延安华北书店总编辑。

1944年，31岁的林默涵调任重庆《新华日报》通讯科主任。

1945年，32岁的林默涵任《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

1950年，37岁的林默涵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1951年春，丁玲则接替周扬出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

1952年，39岁的林默涵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由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亲自点名。同年习仲勋被毛泽东推荐任中宣部部长。

1954年，41岁的林默涵取代丁玲升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次年，丁玲和陈企霞被打成“反党小集团”。

1957年丁玲又被打成“右派”，与第三任丈夫陈明一起发配黑龙江劳动改造。

1959年8月，46岁的林默涵升任文化部副部长（部长是黄镇）。同年9月，又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

1966年5月16日爆发文化大革命，53岁的林默涵是最早被报纸公开点名批判的“反革命黑帮分子”之一，受过无数次批斗。同年12月，林默涵被关押审查，身陷缧绁达十年之久。

“当时家人去看他时，他已‘不怎么会说话，嘴唇直哆嗦’，但喜欢写旧体诗的他在没有纸笔的情况下仍坚持在脑海中创作。孙小林说，看到她前去探视，已经长期未曾开口说话的父亲还要求给他带套日文版的毛选过去。在被关押的日子里，父亲通读了《资本论》和许多马列著作。”（记者张媛，《回忆林默涵：他以鲁迅为师，他曾卷入“胡风事件”》，2008年1月28日《新京报》。）

1977年12月，64岁的林默涵平反后重新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1979年11月，66岁的林默涵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

1980年8月，67岁 的林默涵任文化部党组副书记。

1982年4月，69岁的林默涵任文化部顾问。

1985年5月，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成立，72岁的林默涵为第一任理事长。

1989年12月，76岁的林默涵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1996年12月，83岁的林默涵当选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2008年1月3日2时30分，林默涵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林默涵一生笔耕不辍，主要著作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集《在激变中》《林默涵文论集》《林默涵劫后文集》《心言散集》，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等。

二

我个人觉得，作为福建乡贤、前辈，林默涵一生主要做了几件实事。而这几件实事都与他参加过1942年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受到的影响有关。

1942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文艺整风运动。同年春，毛泽东亲自找延安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家丁玲、周扬、刘白羽、艾青、草明、欧阳山、周立波、欧阳山尊、严文井、肖军等二十多人谈话，了解情况，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和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原名何克全）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一百四十多人举行座谈会，林默涵名列其中。事后根据与会者回忆及5月23日的大会合影照片证实，参加照相的领导和代表共有106人。

第一排左起：康生、凯丰、任弼时、王稼祥、徐特立、博古、刘白羽、罗烽、草明、田方、毛泽东、张悟真、陈波儿、朱德、丁玲、李伯钊、瞿维、力群、白朗、塞克、周文、胡绩伟。

第二排至第五排：李卓然、天蓝、江丰、李雷、艾思奇、欧阳山、姚时晓、王震之、袁文殊、王曼硕、刘岘、石泊夫、郑文、曾克、于黑丁、陈企霞、吕骥、丁浩川、郁文、伯达、傅钟、肖向荣、何思敬、陈学昭、张庚、罗工柳、王斌、干学伟、曹葆华、欧阳山尊、胡采、石鲁、马加、曾克、周立波、张震武、高阳、张仃、刘雪苇、蔡若虹、胡蛮、金紫光、伊明、林默涵、周扬、艾青、钟敬之、李丽莲、潘奇、唐荣玫、许珂、张水华、任虹、魏东明、宋侃夫、钟纪明、公木、范文澜、于敏、张桂、严文井、陈荒煤、何其芳、张铁夫、阿甲、张志仁、张季纯、张贞黻、张望、李又然、李元庆、佟天林、向隅、华君武、肖军、郭小川、柯仲平、童大林、古元、吴伯萧、严辰、郑景康、胡一川、马健翎、张寒晖、马达、王朝闻、杨赘、王大化、蔡天心、江帆、舒群、殷参、杜赟、贾芝等。

由于照相的人太多，摄影师吴印咸发现无法把人全部摄入镜头，于是指挥在后面用木头搭站台，让后排的人站在上面不至于拍摄不到。就在排队等候照相时，有人错以为会等待很久，便去大楼后面的厕所解手，也有人去办事或去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上看稀奇，结果有三四十人没有赶上照相，成为终身憾事。他们是：

陈云、邓发、贺龙、林伯渠、谢觉哉、彭真、吴亮平、杨尚昆、胡乔木、徐一新、李又常、温济泽、郑星燕、吴伯箫、吴奚如、方纪、厂民（严辰）、郭小川、殷白（张惊秋）、郑景康、郑律成、马达、古元、陈叔亮、张谔、黄钢、莫艾、张一然、吴雪、任桂林等人。

1942年5月2日13时30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一楼不大的会议室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引言》，说明开会的目的在于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2014年11月18日《济南日报》发表纪彭的文章《萧军曾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 称“要做中国第一作家”》写道：

“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开始有些冷场，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其中说到：‘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许多听众对萧军的发言摇头，发出嘘声。毛泽东示意大家安静，他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

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据胡乔木晚年回忆，第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庆祝斗争胜利。”

1942年5月16日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是文艺家代表全天做大会发言并讨论。2014年11月18日《济南日报》发表纪彭的文章《萧军曾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 称“要做中国第一作家”》继续写道：

“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

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他尖锐地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

曾担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及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吴奚如认为：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

他的发言马上引起朱德的严厉批评：‘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1942年5月23日举行第三次大会，整个下午文艺家代表继续发言讨论：

“发言讨论到朱德为止，之后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毛泽东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在隔他三人的位子，挨在朱德旁边，毛泽东才放心地坐下，开玩笑说：‘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摄影师吴印咸正要按下快门时，不知从何处跑来一只狗闯进镜头，毛泽东站起来，一边轰跑狗，一边冲康生高喊：‘康生，管好你的狗！’人们都笑起来。当时康生任社会部部长，就是负责反特务、走狗的。”（纪彭，《萧军曾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 称“要做中国第一作家”》，2014年11月18日《济南日报》。）

当天晚上毛泽东做了大会《结论》，指出革命文艺的中心问题：

“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阐述了文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提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同时号召：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林默涵对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感到无比荣幸，他对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引言》和《结论》——后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报》正式发表）的观点表示完全赞同，更认可毛泽东所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为此林默涵迅速写出了评论《关于描写工农》，和陈涌（原名杨思仲)写出的《对于题材问题的一理解》、冯牧写出的《关于写熟悉题材一解》等，及时配合领袖宣传文艺表现工农兵的伟大意义。

时隔多年后林默涵还反复重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文艺思想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52 年5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的重要日子，刚刚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才两个月的林默涵专门为《人民日报》撰写出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这以后，林默涵还发表了一批文艺理论文章和讲话，坚持不懈地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

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难能可贵的是，由林默涵任处长的中宣部文艺处居然没有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也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反党分子——甚至没有论处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在当年那种政治高压态势下，林默涵简直可以算是创造了奇迹。

三

1959年12月12日至1960年1月4日，刚刚升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仅三个月的林默涵于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作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为题的长篇发言，进一步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界定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具有了完整的系统性，高度的科学性和强烈的战斗性。”

1961年1月到3月份，几乎是林默涵分管全国文艺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他分别主持召开了话剧、戏曲、电影、美术、报刊共五个座谈会，听取来自各艺术门类方方面面的意见。很快时间到了5月份，林默涵亲自主持起草了“文艺十条”初稿，即《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目的是贯彻和配合周恩来总理于1960年11月14日在有中央文教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文教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可以说林默涵对周恩来总理始终是很尊重和钦佩的。“文艺十条”初稿传达到各省市后，受到各地文艺界的普遍拥护。其主要内容包括：

“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等。”

1963至1965年，林默涵还配合周总理具体领导了京剧《红灯记》（主角钱浩亮）和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国舞蹈家协会首任主席白淑湘扮演主角吴琼华）的创新改革，同时是参与领导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人之一。为此林默涵曾专门写过回忆文章：

“1963年以来，各地都在抓现代戏。当时，总理也抓这个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都很重视。江青搞极端，说什么只准演现代戏，不准演古代戏。京剧《红灯记》剧本是她推荐的。江青看了沪剧剧本以后，向中国京剧院推荐，经过阿甲、翁偶虹等大幅度修改成为京剧剧本。……至于《红色娘子军》，同江青毫无关系，是我们定下来，排练好请她来看的。我曾带京剧团到上海沪剧团学习过。周总理亲自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

2008年1月28日《新京报》发表记者张媛采写的《回忆林默涵：他以鲁迅为师，他曾卷入“胡风事件”》则是这样写道：

1963年2月下旬，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沪剧《革命自有后来人》，认为‘这个戏不错’，就将剧本推荐给自己在延安时的同班同学林默涵，建议其将该剧改编成京剧，这便是后来著名的《红灯记》。

　　1964年11月6日，《红灯记》公演，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看后表示满意，并上台接见演员，这出改编而来的现代京剧正式通过。

　　之后，林默涵又牵头创作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这就证明了林默涵主抓改编京剧《红灯记》和创作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工作确实是立下汗马功劳的。

1977年12月，64岁的林默涵平反后重新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此间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6—1958年出版《鲁迅全集》（10卷本）以后，重新出版《鲁迅全集》（16卷本）的注释工作，使全集的注释工作于鲁迅诞辰100周年前夕完成，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顺利出版《鲁迅全集》（16卷本）贡献很大：

“茅盾评价说，出版《鲁迅全集》这样的大工程，非林默涵这样的‘霹雳手’来抓不可。

后来，林默涵还被推选为鲁迅研究会会长。这名青年时代就崇拜鲁迅的闽西学子，在他步入晚年后，以这样一种他大概始料未及的方式，再次走近早年的‘启蒙老师’。” （记者张媛，《回忆林默涵：他以鲁迅为师，他曾卷入“胡风事件”》，2008年1月28日《新京报》。）

关于鲁迅，进入21世纪后，有一段时间全国上下出现一股风力很大的诋毁鲁迅及其作品之风，有些中学教材甚至把鲁迅的文章删除。这引发了林默涵的愤怒和不满，旗帜鲜明地写出了杂文《战士与苍蝇》加以驳斥，发表在1986年1月19日《光明日报》上：

“凡是人民的伟大的儿子，总是在受到广大人民爱戴的同时，会受到一些人的攻击、诋毁。因为他有强烈的爱和憎，也就必然为爱者所爱，为憎者所憎。……对自己的民族的英华加以涂抹、毁坏的人，是可悲的，也是可耻的。……比起六十年前，现在，苍蝇少得多了；然而，并没有绝迹。谁说鲁迅的杂文已经过时了呢？”

就此一事，可知林默涵是一个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固执较真的人。

四

关于乡贤、前辈林默涵的固执较真，甚至一贯的“左派”言行，无论在其生前死后都有不少诟病，最具典型意义的一条就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被冤枉打成，林默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却死不忏悔，决不认错。这是全国上下对林默涵诟病最多的一点。既然“左王”周扬事后都能痛改前非，当众主动道歉认错，并要林默涵也道歉认错时，为什么林默涵就不道歉，也不认错？

2009年7月15日《中国艺术报》发表作家屠岸写的文章《第四次文代会回忆点滴》，回忆在1979年10月30日到11月16日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写到了周扬的当众道歉：

“遗憾的是胡风问题还没有解决。会议主持者宣称：胡风一案是公安部处理的，将来由中央作出决定。（后来中央连续发出三次决定，到80年代初，胡风一案终于彻底平反。）

11月11日，周扬同志讲话，他详细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历次运动、斗争。周扬说，1957年以来，我犯了不少错误。两件事要说一说：一，丁陈反党集团（指丁玲、陈企霞）；二，丁玲右派问题。最近作协党组向中宣部写了报告，对此事要平反。这事我有没有责任、有没有错误？有。并不是丁玲同志的观点、作风不能批评，但可以在党内批评，不应该定为反党集团，那是错的。我在这里向丁玲同志、陈企霞同志，表示道歉！——此时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周扬继续说，我对不住他们。陈企霞同志敢于讲话，在作协顶撞过我，他的意见不一定对，但敢讲，是好心。我向他道歉！但我要说一下，我没有打小报告，一切都是在中央的领导下搞的，可是我不推诿。我也一样有责任。……我不仅要向丁、陈道歉，我还要向更多的同志道歉，包括冯雪峰、陈涌、秦兆阳、罗烽、白朗……我在这里向这些同志认真地诚恳地道歉！”

严平在所著《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也写到了周扬在这次会前的当众道歉：

“从筹备文代会开始周扬就为大会制定了‘各抒己见，不看风头讲话，不看眼色办事，不怕交锋，保证不扣帽子’（荒煤笔记，1979年7月）的基调；也为自己确定了勇于承担责任，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的原则。……本着这一原则，周扬在文代会前曾多次在大会小会上向被整错的同志表示歉意，或是登门探望表示道歉。一次，他还专门邀请三十多位被整错了的老同志见面，他单独坐在会场前面心情沉重地表述自己的歉意……”

2016年5月18日搜狐文化网报道，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大可在接受孔孔采访时，同样对周扬勇于当众道歉予以肯定：

“他过去是一条典型的棍子，从延安开始，打了很多人，让很多人蒙受苦难，包括胡风和丁玲在内。虽然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但在文革中他被关了九年，这期间他开始反思和忏悔，发现自己过去所做的都错的，所以他会在文革后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向所有的受害人流泪道歉。这种场面是非常罕见的。

作为一个加害者，周扬能向受害者公开道歉，这种个人勇气和忏悔深度是值得赞扬的……”

事实证明，建国后包括“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内的历次党内斗争和整人运动都是冤案和不得人心的。很快，“胡风反革命集团”里很多被捕的所谓“胡风分子”经审查，毫无“反党罪行”，不得不释放出狱。请看作家邵燕祥新著《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8月第2次印刷）写道：

“毛泽东在1955年春夏之交，面对着下级整理编排出来的胡风等人私信，大约如他后来成诗自称的‘浮想联翩’，驰骋想象，织成一张‘反革命集团’不大不小的网，把胡风等人一网打尽，毫不手软。在5月中旬，先在北京进行了抓捕。

几个月后，公安部已经查明被捕的‘骨干分子’们的政治组织问题，例如毛泽东大笔一挥给诗人绿原定性为所谓‘中美合作所特务’，事实证明全属子虚乌有，专案组提交了调查结论……”

因此，作家李洁非也在《典型年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书中写道：

“1955年春、夏大逮捕中下狱的不少‘胡风分子’，到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这段时间，亦‘忽然’纷纷获释。例如，孙钿于1956年6月底出狱，李正廉于1956年8月出狱，何满子、王戎于1956年9月下旬出狱，化铁、胡征于1956年11月出狱，彭柏山于1956年12月中旬出狱，王元化于1957年2月下旬出狱。”

可是，关于胡风冤案，林默涵自始至终就是不肯道歉，也不肯忏悔，而知情者都公认林默涵对此冤案是最应该道歉和忏悔的人。

2008年1月3日，林默涵去世。1月28日《新京报》发表记者张媛采写的《回忆林默涵：他以鲁迅为师，他曾卷入“胡风事件”》一文，就“胡风事件”这样写道：

“伴随对‘胡风事件’的反思，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林默涵再次被卷入舆论的漩涡。林家儿女记得，父亲当年的直接领导曾在公开场合突然向‘胡风事件’受害者道歉，并要求父亲也道歉，但遭到拒绝。在当时，父亲的这一态度激怒了一些人。

　　孙小林说，有一个时期，经常能听到别人对父亲的指责，而父亲一直保持沉默。他曾不解地对家人说：‘打了场败仗，将军要道歉，难道每个士兵也要跟着道歉？’”

林默涵的这个态度确实是激怒了很多当事人，甚至骂他冥顽不化——已经不是一句固执己见可以说得通的。因为林默涵竟然把“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平反认为是打了一场败仗，言下之意就是把胡风等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根本没有错。因此林默涵在《关于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林默涵，黄华英，1989年3期《新文学史料》）一文中自述：

“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

五

我们且来还原一下“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始末。作家邵燕祥对此事件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胡风本来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的一员，认祖归宗，或可说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学派吧。他早年在日本参加左翼文学活动时，已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回国后在上海，假如不是因某些人事关系陷于人为的阻隔，也许早就转为中共党员了。但以他性格的倔强和执拗，即使成为中共党员而不仅仅是党的同路人，他也还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苟同于党组织——这些意见常常也不过就是组织内几个领导干部的意见。……从1955年起长达25年的冤狱中，胡风不得不承认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某些罪名的同时，在文艺思想上却坚守自己认为正确的原则，主要是五四精神、鲁迅传统、现实主义。中共中央上世纪80年代就‘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先后下发过三个平反文件，一个不彻底，过几年再发一个，直到1988年第三个文件，才把所保留的‘尾巴’——就是说胡风文艺思想还是有错误的这一条彻底割掉了。”（邵燕祥，《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8月第2次印刷。）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燕芬在其专著《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中，在《第四章“胡风集团”》里就“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始末归纳得更为详尽：

“1947年的香港批判，无论其规模还是性质，都被认为是解放后胡风挨批立案的前奏。……在给友人路翎的信中，胡风表述得更直接：‘文艺这领域，笼罩着绝大的苦闷。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地存在着。’

看得出胡风对时下的功利主义文艺观念及其对作家的种种束缚抱有质疑的态度，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仍然不愿意作自我批评。他感觉到政治权力的压力，但他不屈从，而是由忍耐进而开始抗争。胡风抗争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拒绝《文艺报》主编的职位。

……香港批判是胡风的心结，提到邵荃麟和林默涵这些批判者，胡风自然会起反弹，深知内情的冯乃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会后胡风‘表示再也不参加小组了’，从此开始‘逃会’。”

可是，书生气十足的胡风又能逃得到哪里去呢？于是胡风决定打报告向中央反映这些不正常的情况。报告要写些什么？胡风和文友们反复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认为：

“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所反映的理论混乱，不能不谈；舒芜的‘起义’所包含的捏造和诬陷，不能不谈；个人几十年来与周扬等人交往中所体验的越来越严重的宗派主义，不能不谈；当前文艺领导工作中的种种失误及其危害，也不能不谈。”（绿原，《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2002年4期《新文学史料》。）

1954年3月，胡风非常慎重地开始着手撰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到7月，在文友们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复修改斟酌，由胡风执笔并个人署名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终于完成，总计28万字，后通常被称作“三十万言书”。

（1954年）“7月22日，胡风将报告面呈中央文教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请他转呈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随报告附有一信，胡风在信中说明了自己上书的动机。习仲勋很亲切地接待了胡风，并说：‘要相信中央。你相信中央，是完全正确的。’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很乐观，‘胡风更是感到了轻松，总算放下了这老纠缠着他的理论问题，不对这些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他是无法参加文艺方面的具体工作的。’”（周燕芬，《因缘际会——七月社、希望社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研究》，武汉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六

没有想到，“三十万言书”上达天听——交到毛泽东手里之后，胡风不但没有等到期待已久的回音，反而大祸从天而降。胡风冤案的形成和急转直下，关键在于胡风的学生舒芜反戈一击，交出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被林默涵看到后，直接导致了胡风于1955年5月16日晚在家中突然被拘捕，妻子梅志也在凌晨时分被带走，从此双双隔离长年坐牢。冤案经过是这样的：

据林默涵1989年口述的《关于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描述，1955年4月的一天，有人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交给林默涵一本装订好的胡风写给舒芜的信件。

　　林认为私人信件没什么好看，一直放在书架上。隔了一段时间偶然翻翻，看到信中对一些党员和非党员作家抱着仇视的态度，其中还有很多暗语，于是把舒芜找来，请他把信中外人看不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件分分类。舒芜很快整理完毕并交还林默涵，林看后交给胡乔木和同为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

　　周扬看过材料后与林商量可否公开发表，林表示同意。考虑到对胡风的批判仍属于学术和思想范畴，周把材料给了《文艺报》，在排出清样并加上编者按后，胡、周又觉得事情重大，发表前需送毛泽东审阅。5月9日，周扬将材料一并报送毛泽东。

　　虽然不同当事人对事发过程的描述有所出入，但随后发生的事如今已为人们所熟知：毛泽东看过材料后重新起草按语，将胡风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5月13日，上述信件等材料在《人民日报》发表。5天后，胡风被捕，开始漫长的牢狱生涯。

　　很快，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相继在《人民日报》发表。“胡风反党集团”也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受牵连者2100余人。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审查结论：此乃冤案。（记者张媛，《回忆林默涵：他以鲁迅为师，他曾卷入“胡风事件”》，2008年1月28日《新京报》。）

对此，在舒芜答问，奚纯整理的《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1990年1期《新文学史料》）里有更详细的描述。据舒芜回忆，林默涵看过胡风的信件后约舒芜见面。林默涵让舒芜把信件按内容分成四类：

    “一，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二，胡风十多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艺队伍；三，胡风十多年来为了反对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的。

林默涵又说：‘现在胡风的问题，已不仅仅是一般的宗派主义问题了，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是，是对党、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对党的文艺政策，对党的文艺界的领导人的态度问题了。’”

事后连林默涵也始料未及，最高领袖因这些私人信件会“钦定”胡风是“反革命”，将胡风等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 进而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1955年6月8日，毛泽东就“胡风事件”写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此时胡风已于5月16日晚在家中被拘捕，林默涵无疑算作始作俑者之一，尽管他本无意把胡风打成“反革命分子”。因此，百度360百科关于“林默涵”的词条这样记载：

“1955年，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他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得到了胡风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议立即上交毛泽东，是他想出四个题目要舒芜分类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随后他又参与摘录、整理胡风的更多信件，编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还写了一些按语。

随后的事，竟由最高领袖捉刀，写出了著名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按语’，以此作为运动的纲领性文字，‘把一大批跟胡风有些来往的人都打成了‘反革命’，投进监狱，进而又在全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肃反’，千千万万个无辜者，被隔离、逮捕、关押，直到被夺去生命。林默涵曾是参与胡风事件全过程的领导人之一，但当人们后来问他，为什么要把胡风打成‘反革命’?他的回答竟然是‘谁也没有料到!’”

1980年，中共中央给胡风平反的文件公开过：“胡风反革命集团”一共“触及”了2100多人，逮捕93人，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其中78人定为“胡风分子”。当时中国作协的实际负责人之一康濯的回忆可以作为旁证：

“全国被清查、揪斗的达十余万人，被捕入狱的一万多人。有的人仅是读过胡风的一篇文章，听过胡风的某次报告。”（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1989年11月4日《文艺报》。）

1979年1月14日，经历25年牢狱之灾的胡风被释放出狱，时年77岁，一身是病，垂垂老矣。

1980年9月22日，周扬奉命来到胡风住院的病榻前看望胡风。胡风的儿子晓山在1990年4期《新文学史料》发表《片断的回忆——纪念父亲胡风逝世五周年》写道：

“1980年9月，中秋节前夕，周扬同志来到北医三院看望病中的父亲，告知他中央即将下文件为他正式平反。寒暄之中，周扬说道：我们是50年的老朋友了，对你我是很佩服的，我没有什么本事，但我一直是跟党走的。……现在有一种倾向，凡是死了的，凡是平了反的，过去都是对的、正确的，这恐怕也不是实事求是……。”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这就是1980年9月“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的第一次平反，是还带着五条“尾巴”的平反。有知情者透露，这自然与重新执掌中国文坛领导权的周扬、林默涵等人有关。

1985年3月，胡风写了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短文《我为什么写作》。

1985年6月8日16时5分，胡风因患晚期贲门癌医治无效，不幸于北京逝世，享年83岁。由于家人对文化部早已拟定的仍然带有错误“尾巴”的悼词表示异议，不肯签字认同，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而胡风的遗体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谊医院太平间里等待。

1985年8月3日，为了“入土为安”，胡风家人不惊动中央、单位和朋友们，悄悄先将胡风遗体在八宝山殡仪馆火化。

1986年1月1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式举行胡风同志追悼会，此时距胡风逝世已经七个月过去。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宣读的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凡带有贬义的词都去除了。这便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在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但还是留有部分残存的“尾巴”。

1986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做了《胡风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的专题报道（记者杨良化），全文如下：

“1月15日，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胡风因患癌症于1985年6月8日逝世。

习仲勋、刘澜涛、杨静仁、赵朴初以及首都文艺界和有关方面知名人士艾青、唐弢、肖军、曹禺、聂绀弩、叶君健、周海婴等五百人参加了追悼会。邓颖超、胡乔木、邓力群、康克清、周培源、巴金、丁玲等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等送了花圈。

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

朱穆之在致悼词中称胡风是‘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他在追述和高度评价了胡风自二十年代起的革命文艺活动后说：‘胡风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努力为文艺事业做出贡献的一生’。悼词中指出，胡风同志于1954年7月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对于他的意见是完全可以和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由文艺界进行自由讨论的，但是当时却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于1980年9月重新审理了胡风一案，决定予以平反。胡风恢复自由后，先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并被任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胡风的夫人梅志及子女参加了追悼会。”

1988年6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中办发（1988）6号文件，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

至此，“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终于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可惜已故的胡风没能看到。家人事后把这份迟到的但弥足珍贵的中央红头文件放在了胡风骨灰盒前。

七

现在，让我们还回到林默涵故居前。

1993年4月12日上午，“林默涵同志从事文艺活动60年研讨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时年林默涵80岁。就在同一年，林默涵还被聘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名誉会长。

2008年1月3日，林默涵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5岁。

2008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讣告：

“文艺理论家、艺术教育家、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执行副主席林默涵同志，因病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３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５岁。

林默涵病重期间和去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王刚、王岐山、刘云山、李源潮、张高丽、俞正声、李鹏、乔石、朱镕基、宋平、李岚清、华建敏、陈至立和刘复之、丁关根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2013年11月2日上午，“纪念林默涵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林默涵家乡闽西武平县举行。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国文联副主席覃志刚（书法家）、中国文联副主席白淑湘（舞蹈家）、福建省委副秘书长卢厚实、龙岩市委书记黄晓炎（已判刑）、龙岩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邱荣（现任福建省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林默涵长女孙小林、林默涵之子林又槟、叶剑英和曾宪植之子叶选宁、胡乔木之女胡木英、邓拓之子邓壮、李志民（曾任福建省委书记）之女李京生、伍绍祖之子伍一、鲁迅之孙周令飞与孙媳张纯华、叶圣陶之孙叶永和等。

为纪念林默涵诞辰100周年，当地政府还修葺了林默涵故居，使我得以看到104年前，林默涵出生的那间小屋，还有林默涵早年读书的书房以及一家人吃饭用的厨房。

林默涵故居修葺完成后，请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覃志刚题写了“林默涵故居”五个大字。

2017、8、17—8、27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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