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初次见到草间弥生时，她已在东京的一家精神病院生活了十多年，几乎被纽约艺术界遗忘。当时我是研究战后日本艺术的研究生，受邀为纽约的新机构国际当代艺术中心(CICA)策划开幕展。我选择了草间弥生，一心想把她从默默无闻中拉出来。

37年后，她在上个月去世时，草间弥生的人生及艺术反而被盛名所遮蔽，这实属悖论。

她在东京去世，享年97岁，悼念如潮水般涌来。大家都提到，在1973年搬回东京之前，她曾在纽约生活，曾对20世纪60年代前卫艺术运动中的极简主义和波普艺术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还提到她晚年的艺术生涯复兴：作为女性艺术家创下破纪录的拍卖价格，人们在她的镜面沉浸式装置前排起长队，以及她两次为路易威登设计的标志性波点奢侈品系列。

草间弥生的疯狂是她传奇的一部分，但精神疾病不等于艺术才能，其结果也并非总是艺术。关于草间弥生的各种论述——包括我自己的——往往透过心理扭曲的透镜来解读她的作品。这固然有道理，但造就这位艺术家的并不是那种扭曲。

草间弥生近几十年的声名遮蔽了我们对那股强烈愤怒和原创天才的欣赏，正是这些驱使她不停地创作艺术，而且持续不断。这种名声还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从她早年时期起，男性艺术家就一直攫取她的创意。她的作品似乎启发了克莱斯·奥登伯格的鼓胀缝制填充雕塑、安迪·沃霍尔作为墙纸的重复图像，以及卢卡斯·萨马拉斯的互动镜面房间。

我第一次见到草间弥生是在东京一家咖啡店。当时和我一起的有国际当代艺术中心的主任布彭德拉·卡里亚和研究负责人富井玲子。草间弥生走路很快，略微佝偻着身子，活像一只企鹅。她眼神炽烈；涂着浓重的口红，画了些许眼线和腮红。额头皱纹很深。她说话时身体前倾，用连珠炮似的英语讲述着故事、背叛、胜利和信念，时常省略动词和时态。偶尔，她会抬头看着我们微笑，仿佛有只小鸟栖息在她的视线之中。在那些瞬间，我看到了她的美。她的日语也同样断断续续，几乎算不上是交谈。但她说话时总是带着绝对的笃定。

我们是第一批打开她工作室大门的学者，那间工作室就在她自1977年起自愿居住的精神病院附近。屋里堆满了贴有泛美航空标志并绘有波点图案的行李箱。每个架子上都塞满了礼帽盒以及鞋盒，还有成架的画作，许多仍然卷着，仿佛多年前从纽约运来时就一直是那样。我们在箱子里发现的东西，后来成为全球草间热潮中那些肖像、艺术作品和表演照片的来源——包括她1966年参加第33届威尼斯双年展时的资料，当时她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策划了《水仙花园》(Narcissus Garden)项目，抗议艺术市场的商业化。她身着金色和服，把1500个镜面塑料球摆放在草坪上，标价每个二美元出售。（主办方随后要求她离开。）

自那以后，各大博物馆举办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回顾展，她的作品被纳入数百场群展，包括我自己策划的一些展览。

但一路走来，有些东西丢失了：她来自哪里，是什么驱动着她。

草间弥生成长于战时日本军事政权时期一个保守家庭。母亲非常反对她搞艺术，会从背后悄悄靠近，抢走她的素描。她还有一个拈花惹草的父亲，她早年也遭受过性创伤。她家为经营种子批发业务而种植花卉。那些旋涡状的小花正是草间弥生对不断增殖的圆点之“网”执念的来源之一。

20世纪50年代初，一位日本精神科医生称草间弥生是“有精神分裂倾向的天才女艺术家”，从那时起，她把自己视幻觉和听幻觉的效果描述为“自我消解”——消解为虚无。创作成千上万的物品，使她免于彻底的绝望和可能的自杀。

1958年，29岁的草间弥生来到纽约——当时距珍珠港事件仅16年，距广岛原子弹爆炸仅13年。报纸上仍把她的同胞称作“日本佬”。她终身未婚，离开日本是为了摆脱那里的“枷锁、陈规和偏见”，她说日本“太狭小、太顺从、太封建、太轻视女性”，艺术家无法在那里发展。

草间弥生对认可的渴望来自对父权制、军国主义、从众心理等障碍的愤怒；而到了美国后，又加上了对男性艺术家主导的艺术界的愤怒。1968年，她与安迪·沃霍尔争夺公众关注，她赢了。她想打败的并不是沃霍尔，而是她想要反叛的那个体制。在她那些反越战的偶发行为艺术中，裸体嬉皮士被她画上波点，象征宇宙之爱，旨在消解自我，而非炫耀身体。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时，她在给他的公开信中写道：“让我们忘掉自己，最亲爱的理查德，与绝对融为一体，大家一起赤诚相见。”

1973年回到东京后，草间弥生成为青年文化的偶像。在日本国内，草间弥生是现代史上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在全球范围内，草间弥生最具标志性的系列作品是“无限镜屋”。她于1965年首次呈现这一系列作品，并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回到这一主题，制造出越来越大的万花筒式环境，参观者一次只能进入一人。这些“沉浸式艺术作品”已成为艺术界的游乐屋。经常有人排队等候进入，但很少有人是为了体味艺术家最初的构想去体验她内心深处的恐惧，或是凝视自己被无限分裂的倒影。相反，他们只是去自拍的。

如果正如约翰·列侬所说，小野洋子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名艺术家”，那么草间弥生就成了世界上最无名的著名艺术家。

人们问我：她爱过谁吗？在那些储物箱里，我们找到了一批情书，上面拼贴着蝴蝶和图画，是艺术家约瑟夫·康奈尔写给“弥生”的。

她告诉我，他常常早上打电话来，而她总会不耐烦地说：“约瑟夫，我得去买咖啡。”

“我等你，”他会说。然后她就会在曼哈顿街头闲逛，把他的电话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回到家，发现电话还静静地躺在她离开时的位置。“弥生？”

最近一次去东京时，我想去看望草间弥生。她已经太过虚弱。她信赖的朋友、草间弥生美术馆馆长建畠晢告诉我，大多数日子里，她膝上都放着一块方形画布，尺寸正好是她双臂够得到的范围。她选择独自待在精神科病房的床上：她被爱着，但她那狂野的想象力已将她完全吞噬，以至于她对爱或名声都无暇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