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以后最深刻的政治逆转和极权回归：从党国一体到政教合一——习近平为何执意成为“毛第二”？

艾地生

习近平时代究竟逆转了什么？

如果只是说经济改革倒退、民营企业受压、言论空间收紧，仍然低估了这场逆转的深度。习近平真正改变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为了摆脱毛时代灾难而逐渐形成的一整套政治运行方式：有限的党政分工、集体领导、任期约束、意识形态降温、干部专业化，以及对个人崇拜至少在形式上的警惕。这些并不是宪政制度，却曾经构成防止毛式极权重新降临的几道简陋防火墙。

习近平正在一堵一堵拆掉它们。其方向越来越清晰：党重新吞没国家，政治重新侵入社会，意识形态重新进入日常生活，最高领导人重新成为思想导师。中国正在从改开时代的威权党国，重新向党国一体、政教合一和领袖中心主义的极权回归。

习近平想做的，已经不仅是中共总书记。他似乎还想成为毛泽东之后第二个能够以自己名字定义一个时代的人。

一、改开首先是对毛时代灾难的政治反应

理解习近平时代，必须回到改革开放的起点。

毛泽东晚年的中国已经把列宁主义党国推向一种近乎政治宗教的状态。党不仅控制国家，而且试图控制社会；不仅要求人民服从，而且要求人民相信；不仅管理人的行为，而且试图改造人的灵魂。毛不仅是最高权力者，还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一套政治理论，而且成为判断真理、忠诚乃至善恶的最高尺度。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体制走到极端的产物。

所以毛死以后，中共高层面对的首先不是如何民主化，而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怎样保证党继续统治，同时避免再出现一个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建立起来的一系列规则，本质上都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推动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尝试党政分开；逐渐降低意识形态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密度；把政治合法性的重心从革命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邓当然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更没有放弃一党专政。1989年的枪声已经证明，一旦党的统治受到真正挑战，中共仍然会使用暴力。

改革开放从来不是从专制走向宪政的制度转型，而更像是列宁主义党国的一次自我修复。它试图去掉毛主义最危险的部分，却保留共产党的权力垄断。这也埋下了今天所有问题的伏笔。

二、邓江胡不敢想的事情，习近平开始做了

江泽民、胡锦涛当然都拥有巨大权力，也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标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同样进入中共理论谱系，但很少有人真正把江泽民或者胡锦涛当成需要全民学习、全民信仰的思想导师。因为那个时代存在一个默认边界：总书记可以是最高领导人，却不应该重新成为毛泽东式的精神领袖。

这条边界在习近平时代迅速消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不断提高政治位阶；从党内学习延伸到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教育；从干部政治教育进入教材、课堂以及各种学习活动。问题不在于任何国家都可以进行公民教育，而在于这里究竟是在教育什么。

现代公民教育首先教育宪法、权利、责任和公共伦理；政治宗教式教育则首先教育对某种意识形态和最高政治权威的认同。当一个国家要求儿童和青年反复学习现任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当干部必须不断表态维护“核心”，当政治正确越来越与对一个具体领导人的忠诚联系起来，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习近平追求的显然不只是行政服从，他需要思想认同、政治忠诚和领袖权威同时建立。这正是毛时代政治结构最危险的部分之一。

三、“党领导一切”：国家再次被党吞没

改革开放曾经提出过一个后来几乎被遗忘的命题：党政分开。1980年代，中共内部已经意识到党政不分、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严重弊端。十三大甚至把党政分开正式列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后来政治改革停滞，这个目标事实上被放弃，但江胡时代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政府专业化和党政功能分工。

习近平上台以后，方向完全逆转。“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成为新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宣言之一。党的领导被进一步制度化、组织化和日常化。党组织进入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学校和基层社会；重大决策越来越集中到党的委员会和各种由最高领导人直接掌握的中央机构。

这里存在一个经常被混淆的问题：习近平强化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党。现代国家意味着公共权力制度化，政府受法律约束，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党国体制恰恰相反：党凌驾于国家之上，国家成为党的统治工具。所以习近平所谓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实际结果不是国家现代化，而是进一步消解国家作为公共制度的独立性。

改革开放曾经有限尝试让党退到国家机器后面。习近平则重新让党站到一切组织前面，这是一场巨大的制度倒退。

四、从党国一体走向一种新的“政教合一”

这里所谓“政教合一”，当然不是传统宗教意义上的神权政治。它指的是一种现代极权政治中常见的政治宗教化。政治不再满足于管理公共事务，而开始提供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党不再只是统治集团，而自称掌握历史方向；最高领袖不再只是行政领导人，而成为思想导师；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承担塑造政治信仰的任务。这样一个完整结构就逐渐出现：党代表历史正确——领袖代表党——领袖思想解释新时代——宣传系统传播思想——教育系统灌输思想——组织系统检查忠诚。

这与正常政治已经相距甚远。一个现代政府没有资格要求人民爱总统，也没有资格要求学生信奉现任国家领导人的思想。政府可以要求公民遵守法律，却不能要求公民交出自己的思想和良知。这也是宪政与极权最根本的分界之一：宪政国家管理人的公共行为，极权政治最终却总想占领人的内心。

“入脑入心”之类政治语言真正令人警惕之处正在这里。人的头脑不是国家领土，人的灵魂更不属于任何政党。

五、习近平真正追求的，可能是历史地位

仅仅用“贪恋权力”解释习近平，已经越来越不够。一个已经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为什么仍然需要如此密集地建设个人政治符号？答案可能在于，他追求的不只是现实权力，而且是历史地位。

毛泽东之所以特殊，不仅因为他曾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还因为他同时占据了几个位置：党的领袖、国家缔造者、革命导师、思想理论创造者和历史时代的命名者。毛死以后，没有任何中共领导人真正重新占据过这些位置。

邓小平拥有巨大实际权威，却没有建立毛式个人崇拜；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加接近任期化的党国最高管理者。

习近平显然不同。“核心”“领航”“掌舵”“新时代”，以及不断强化的个人思想体系，共同指向一个目标：习近平不仅要统治这个时代，还希望这个时代以习近平命名。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提出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历史判断：邓小平时代试图解决的问题，是毛死以后中国怎样避免再出现一个毛；习近平时代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却是习近平怎样成为毛以后第二个不可替代的领袖。

这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最深刻的政治逆转之一。

六、习近平永远面临一个毛泽东没有的问题

习近平可以模仿毛的权力结构，却无法复制毛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拥有革命战争形成的军事权威，有中共建政形成的开国神话，有第一代共产党人长期斗争形成的个人资历。这些东西无论如何评价，都是一种真实存在过的政治资本。

习近平没有。他不是革命领袖，也不是开国领袖，更没有依靠个人魅力建立一个政权。因此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越缺乏毛泽东式的原始权威，就越需要借助组织机器制造毛泽东式的领袖地位。于是宣传越来越密集，学习越来越频繁，政治仪式越来越隆重，忠诚表态越来越重要；然而宣传密度并不等于真实信仰，甚至可能恰恰相反，一个社会被要求不断表达忠诚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的不是信仰，而是犬儒：会上学习，散会沉默；文件里拥护，饭桌上嘲讽；公开场合高呼正确，私人生活中无人真正相信。这可能成为习近平式个人崇拜最深刻的内在危机：

形式上的忠诚不断膨胀，真实的政治信仰却可能不断萎缩。一个靠革命神话产生的领袖崇拜，与一个依靠庞大官僚机器制造出来的领袖崇拜，终究不是同一种东西。

七、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出了习近平

问题终于来到最关键的一层。为什么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以后，中国仍然能够重新出现个人集权？为什么邓小平曾经反复警惕的权力过度集中，几十年后可以如此迅速地卷土重来？答案恐怕恰恰隐藏在改革开放本身。

邓小平改革了毛时代的很多具体制度，却没有改变最根本的制度：共产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他限制了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却没有建立独立于最高领导人的宪政权力；他反对个人崇拜，却没有建立新闻自由；他强调法制，却没有建立司法独立；他推动党政分开，却没有允许国家真正独立于党；他希望领导人受到约束，却没有把约束领导人的权力交给公民。所以那些所谓“制度化”，本质上仍然只是共产党内部的自我约束。

一个权力垄断集团的自我约束有一个致命缺陷：制定规则的人，同时拥有修改规则的权力。一旦出现一个足够强势的最高领导人，这些规则就可能被重新解释、架空甚至废除。这正是习近平时代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

习近平当然是一个重要变量，但如果把今天中国的一切倒退全部归咎于习近平个人，反而可能再次错过真正的问题。

八、习近平现象首先是个人现象，更是制度现象

习近平不是凭空降临中国的。他是从这套制度内部产生的，也是依靠这套制度完成权力集中的。一个真正成熟的宪政制度，并不需要假定领导人都是圣人。恰恰因为人可能贪婪、虚荣、自恋、恋权，现代政治才需要任期限制、权力分立、新闻监督、司法独立、自由选举和公民社会。

宪政从来不是等待明君，宪政首先是防范坏皇帝。如果一个国家只能期待最高领导人自我克制，那么它实际上仍然生活在帝王政治的逻辑之中。这也是习近平时代留给中国最沉重的一课。真正需要终结的，并不只是某一个习近平，甚至也不仅是个人崇拜本身；真正需要终结的，是那个能够产生毛泽东、又能在几十年以后允许后来者重新模仿毛泽东的制度结构。

改革开放完成了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大松绑，却没有完成国家权力的宪政化；邓小平打开了经济的门，却没有真正锁住政治权力的门。于是几十年以后，一个强人重新走进那扇没有锁上的门，把许多改革年代留下的简陋防火墙一堵堵拆掉。这才是习近平时代最大的警示。

中国未来真正需要建立的，不是一个“再也不会出现习近平”的美好愿望，而是一套即使再出现一个比习近平更有野心的人，也无法成为毛泽东的制度。

这套制度的名字并不神秘，它叫宪政。它的起点也不是寻找另一个伟大领袖，而是承认一个最朴素的现代政治常识：任何人都不配成为人民的导师，任何政党都无权占领人的思想，任何权力都必须被关进制度的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