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毛泽东的“称圣”和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丧失

中国历史上，割据集团在取得相对稳定的军事、组织和财政基础后，往往会出现权力关系的重新安排。早期团体中的成员以同盟、乡情、师友或战斗情谊相联系；当组织扩大并准备建立稳定政权时，原有的平行关系便逐步转化为等级化的君臣关系。如三国时期，魏蜀吴都曾“称帝”；朱元璋在推翻元朝之前也已“称帝”。从此，首领不再只是“兄弟伙”中的核心人物，而成为拥有最终裁决权、代表共同体合法性的政治领袖。此种转换伴随着两种变化：一是权力从分散协商转向集中决断，二是首领的政治资格会被赋予来自于“天命”。

当中共渡过最艰难的至暗时刻，辗转至延安落脚，获得喘息和在“国共合作抗日”下处于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后，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延安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割据政权。在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期间，“延安整风”所发生的，正是中共由革命组织向全国性执政组织过渡前夕的一次深刻重组。它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传统的“称王”或“称帝”，然而，从权力集中与权威生成的角度看，”延安整风”确实具有一种类似“称帝”且超越“称帝”的结构性作用：毛泽东不仅成为党内具有最终政治权力的领导人，而且逐步成为革命理论、政治路线、组织伦理和文化方向的主要解释者和最终解释者。1943年中共中央机构调整后，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并且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945年中共的七大则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政治领袖的个人经验和思想概括获得了全党的指导性地位。分别将毛推上了“帝王”宝座和“圣人”的崇高地位。如果说“帝王”代表最高政治裁决者，那么“圣人”则代表最高价值和真理的解释者，如孔子在传统道统中的地位；二者在同一领袖身上合一，便构成了中共为毛泽东所打造的“伟人”形象。

一、从革命同盟到组织中心：权威集中的政治逻辑

任何反叛团体或革命团体都面临一个基本难题：在规模较小时，成员之间可以通过直接交往、个人信任和反复讨论形成共识；当组织扩展到多个根据地、军队和社会阶层之后，信息不对称、利益差异和历史经验的分化便会迅速增加。若仍然依靠早期同盟关系维持组织，就容易出现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地方利益优先。在缺乏民主决策传统的中国社会，组织就难以及时作出决策。组织必须确立能够超越地方和派别的中心权威，才能保证决策效率。

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经历了多次路线冲突，不同根据地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军事和政治传统。王明等人以共产国际权威为依据，毛泽东则逐步以中国革命实际经验为基础，强调结合实际和独立自主。“延安整风”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批判，深层目标是把不同来源的力量纳入同一个中央组织中心。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看，权威集中常常用以提高决策效率、克服派系分裂以保证在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战争的严酷环境强化了这一逻辑。面对军事压力和资源匮乏，组织必须迅速处理军政、财政、宣传和干部任用等问题。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作出最终决定的核心，被认为比长期争论而无法行动更为重要。问题在于，当“最终裁决权”从特殊时期的组织需要逐渐转化为日常制度时，组织内部原有的讨论空间和权力制衡也会随之减弱甚至消失。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并规定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一安排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以此前”延安整风”所完成的思想准备、干部重组和政治评价为前提。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由军事经验、政治判断和组织能力共同支撑；经过整风，他又被置于解释党的历史和判断路线是非的位置上。由此，政治上的领导核心逐步转化为思想上的权威中心。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不能简单地把权威集中理解为领袖个人野心的结果。事实上，集团的核心成员可能比领袖更为热心。历史上的政治权力集中，通常是领袖与核心干部共同选择的结果。将自己集团的首领加上帝王名号、编排谶语和祥瑞，能吸引更多盲信的追随者，才有夺取政权的更大可能性。中共虽然宣称是无神论者，但暗地里和隐讳地还是会利用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通过文艺创作和民谣暗示毛泽东是“真龙天子”。对许多干部而言，树立领袖权威意味着组织统一、晋升机会、政治安全和革命成功的可能性。组织规模越大，越需要一个能够代表整体的中心；组织面临的外部压力越大，对统一行动的要求也越强。组织规模的扩大以至于最终夺取政权，水涨船高，核心成员的晋升机会和权力也越大。因而，他们心甘情愿俯首称臣，积极“劝进”。

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 “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中列举了十多位中共高级干部树立毛为中共思想领袖的颂语。“从 1942 年开始，中共重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赞美已形成高潮，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各大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都加入到歌颂毛泽东的大合唱中”。陈云说，“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周恩来作为毛过去的上级，对毛的推崇举足轻重。他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的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者整个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而这些高级干部之中，刘少奇对树立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最大，功不可没。他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 105 次，全面地阐释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所做的贡献，正式提出中共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 — 毛泽东思想”

当然，毛本人也有成为思想领袖的强烈愿望，曾几番亲自上阵自我宣扬。对中共树立他为思想领袖更是来之不拒，或假意推辞一番。1950年3月，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三人，共同拟定了“五一劳动节”口号。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个是“全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他们把这两个口号拿给毛泽东审批时，毛泽东亲笔加上“毛主席万岁”和和“人民胜利万岁”两个口号。

“延安整风”正是在这种集体选择中塑造了毛泽东权威。许多干部通过整风，学习和接受了经过重新解释了的党史，把此前的军事失败归因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路线错误，同时把毛泽东的革命经验概括为“正确路线”的集中体现。历史经验一旦被重新编排，个人领导便获得了超越现实绩效的象征意义。从而人们相信，毛泽东不只是过去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将来也必将是正确的。毛泽东还被赋予了解释这种正确性的理论能力。从而得以“称圣”。

二、“延安整风”：思想统一与权力再分配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通常被概括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一概括准确说明了运动的公开目标，也显示出”延安整风”具有明显的思想教育性质。党员和干部被要求集中学习文件、联系个人经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通过总结党的历史来辨析路线是非。

但“思想教育”并不意味着权力关系处于运动之外。谁来确定什么是主观主义，谁来判断哪一种历史解释正确，谁来组织学习并审核自我批评，谁就掌握了思想运动的方向。”延安整风”以反对教条主义为突破口，实际上改变了党内理论权威的来源。过去，许多干部习惯于以共产国际、苏联经验和经典文本作为正确性的外部依据；整风之后，正确性越来越依赖于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解释，而党中央的核心又越来越集中于毛泽东。

马列主义中国化在此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反对机械照搬外国经验，因而具有现实合理性。另一方面，当“结合实际”成为党组织独有的解释活动时，马列主义的中国化也把理论解释权集中到政治领导机关。留苏的马列知识分子即使熟读马列著作、掌握理论，也不能仅凭学理解释获得公共权威；其解释必须经过党的政治路线确认。这就产生了一种重要变化：马列主义不再是直接的理论权威，而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来源而存在。中共理论解释的最高权威则转移到了毛泽东思想之上。

“延安整风”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通过党史学习和路线斗争叙事建立新的政治记忆。党的历史被划分为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独立自主与教条主义之间的斗争。历史不再只是过去事件的记录，而成为评价现实干部和思想立场的标准。一个干部如何理解过去，往往决定组织如何判断他的政治可靠性。这种历史叙事把复杂经验压缩为可以学习和执行的政治结论，使对领袖的服从被包装为对革命规律的服从。毛泽东的权威因而获得普遍化：支持毛泽东被解释为支持正确路线，接受其思想被解释为把握中国革命规律。与此同时，其他历史解释则被视为“错误路线”，知识分子的研究、论辩和出版也必须以组织政治结论为前提。

另一方面，”延安整风”并非一个始终平稳、温和的学习过程。1943年，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扩大化，出现了逼供信和“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显示，1943年4月的决定对敌情和特务渗透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随后导致反特斗争扩大化；同年7月康生作报告后，延安出现大规模“抢救”运动，后经中央制止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方针。

这一段历史说明，“延安整风”并非单纯的思想启蒙或组织学习，也具有强烈的政治审查性质。当思想问题被置于敌我斗争框架下，理论差异、生活经历和社会关系便可能被解释为政治嫌疑，知识分子尤其容易成为审查对象。审干运动后来得到纠正，中共总结出了调查研究、区别对待和反对逼供信的原则；但纠正并不等于恢复原有的知识自主性，组织安全和服从组织判断遂成为重要的现实原则。

因此，“延安整风”对毛泽东权威的塑造既通过理论说服完成，也通过组织纪律和政治压力完成。二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自愿认同”与“制度服从”的统一。

三、从政治领袖到思想领袖：“称圣”的制度化

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是毛泽东权威制度化的重要节点。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成为处理日常工作的核心机关。这一制度安排把此前形成的实际领导关系固定下来，也使政治权威具有明确的组织形式。

制度化的意义在于，权威不再只依靠个人魅力和革命资历维持，而被嵌入组织程序。虽然党内仍有集体领导和政治局讨论，但最终裁决权的集中使其他领导人和干部的政治角色发生变化。他们不再主要以独立路线提出者的身份存在，而更多地以核心路线的执行者、解释者和辅佐者出现。类似于过去志在天下的“起义”组织内部的以“结义”为基础的兄弟关系转换为了君臣关系。

制度安排本身不能自动产生神圣性，但它会改变政治行动者的预期。当干部知道最终决定权集中于某一领袖时，他们会在提出意见、撰写文件和评价历史时主动考虑领袖的立场。久而久之，领袖的观点成为组织内部的默认坐标，权威由外在命令转化为内在自我约束。

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由政治领导人转变为思想领导人的重要标志。这一概括以毛泽东为核心完成，并在党章和党的政治文件中获得规范性地位，并以毛泽东的姓名命名，因此具有强烈的个人权威色彩。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并非完全出自毛泽东一人。中共为了“神化”毛泽东，将许多其它领导人的思想和创见也归于毛泽东名下，以彰显其英明伟大，算无遗策。中共在“文革”结束后，将“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比较符合实际。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结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政治领导与思想指导的结合，改变了党内意见表达的性质。此前，党员可以围绕战略、政策和理论进行争论；此后，争论仍然存在，但其合法边界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承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一个观点即使具有学理依据，若被认为偏离毛泽东思想，也可能被归入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

“称圣”的含义正在这里显现。传统社会，是辅佐君王的读书人负责解释孔圣人的言论和儒家经典、进行道德示范和教化，从而成为思想和道德权威；而现代革命领袖则通过革命实践、理论概括和组织教育获得权威，替代了孔圣人的地位。毛泽东本人成为了政治秩序与价值秩序的共同来源。毛泽东思想一旦成为全党的指导方针，毛泽东便不仅是政策的制定者，也成为判断思想正确与否的最高参照。

思想权威要稳定存在，必须通过持续的传播机制加以复制。“延安整风”时期，报刊、学校、干部学习和文艺创作都被纳入统一的政治教育体系。报刊通过社论、学习材料和文艺作品，把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和思想概括为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干部学校通过课程和考试，使这些内容成为组织成员共同掌握的政治语言；文艺作品则把抽象的政治路线转化为可感知的英雄叙事和情感经验。领袖形象由此从中央机关扩展到基层社会。因而，宣传不只是传递政策，也承担塑造政治情感、统一历史记忆和生产领袖形象的功能。

这种传播体系的重要特点，是把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结合起来。支持领袖不仅意味着赞成某项政策，也意味着忠诚、进步、革命和有群众感情；提出异议则可能被解释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或脱离群众。政治争论因而容易转化为人格评价和道德审判。知识分子若要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首先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群众立场。

更为重要性的是，中共宣传体系通过“神化”毛泽东，成功地将毛泽东塑造成“天命所归”的“救世主”，极大地激发了民众追随中共的意愿。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于上天的授命，民众倾向于追随具有“真龙天子”气象的强者，并相信改朝换代是“天命”的流转。中共充分利用了民众这一普遍的潜在心理，通过宣传、教育及各种仪式，赋予了毛泽东以超自然、超凡脱俗、绝对正确的特质，使其在民众心中获得类似神明的崇高地位。歌曲《东方红》唱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歌曲在民众中被广泛传唱，引起了极大的共鸣。从而成功地激发出民众追随毛泽东及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意愿，加入到中共所谓的“革命队伍”之中。

四、延安文艺座谈会与知识分子角色的重构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实质上就是为中共的政治服务；强调文艺工作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结合。这一政策有其现实背景。大批知识分子从国统区进入延安，延安文艺因此具有较强的活力，但也存在作品脱离根据地生活、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隔离等问题。

《讲话》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不是承认文艺作为相对独立领域的价值，而是把文艺纳入革命组织的总体目标。文艺被比作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工作者则成为文化战线上的战士。文艺的价值主要通过政治功能、群众接受程度和革命效果来衡量。从制度关系看，文艺创作的合法性已经不再主要由作家个人、文学共同体或社会读者决定，而是由党的政治方向和群众路线规定。知识分子可以创作，但必须在组织规定的方向中创作。

《讲话》对知识分子提出的核心要求，是改变思想感情，向工农兵学习，克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知识分子不再被视为天然具有文化领导资格的社会群体，而被视为需要改造、学习和组织化的对象。其知识和技能仍然有用，但必须通过政治训练和群众实践获得正当性。

这种身份改造包含两层含义。第一，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语言风格和审美趣味被置于政治审视之下。欧化语言、个人抒情、讽刺批评和自由讨论，可能被视为“脱离群众”的表现，不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第二，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被重新定义。他们不能以独立的社会代表身份发言，只能作为党的文化工作者、宣传者和教育者发言。

“向群众学习”提高了群众在文化生产中的象征地位，但谁能代表群众、什么是群众需要，仍由党组织判断。群众只是一个幌子，知识分子通过党的组织中介与群众联系，群众性因而既是文化正当性的来源，也是组织权威的延伸机制。

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和审查，使知识分子面对清晰而严格的表达边界。王实味的批评文章、丁玲等人的作品以及延安文艺界围绕民主、个人、黑暗与光明的争论，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其争论并非简单的“反革命”与“革命”的对立，而是涉及革命组织内部是否允许独立批评、文艺是否可以表现社会矛盾、知识分子是否具有超越组织的道德判断权等问题。

王实味后来遭受严重政治迫害，成为延安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这一事件，确立了一个以党的政治路线为最高尺度的文化秩序，在这一秩序中，批评可以存在，但批评的合法性必须由组织确认；文艺可以表现现实，但不能动摇党的领导和革命叙事；知识分子可以参与政治，但不能以独立公共权威的身份与党组织平行。

这一边界的形成，决定了知识分子话语权的性质。知识分子仍然能够写作、教学、翻译和宣传，甚至可以在政策讨论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话语更多属于“执行性话语”而非“解释性话语”。他们可以宣传党的理论，却不能决定理论的最终方向；可以宣传党的政策，却不能拥有对政策的最终评价权；可以表现人民生活，却不能独立界定“人民”的价值。从而丧失了传统社会中读书人和士大夫对社会价值的解释权和话语权。

五、传统士大夫与现代知识分子：话语权何以转移

将“延安整风”放入中国政治传统中观察，可以发现一个重要差异。传统皇权虽然拥有最高政治权力，却不能完全垄断思想。皇帝需要依靠宗法、地方士绅和行政官僚治理基层，也需要借助儒家经典和礼法证明统治正当性。读书人和士大夫在解释经典、议论政事和地方教化方面拥有相对空间。政治权力必须通过伦理、礼法和地方网络才能深入基层，皇权不能直接把每项意志转化为基层规范。

因此，传统社会形成了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威既相互依赖、又并不完全重合的结构。即所谓政统和道统的相对分离。皇帝可以罢免官员，却不能轻易消灭经典传统；可以惩罚某个士人，却难以改变社会评价。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不断加强，家庭、宗族和地方共同体的相对独立性逐步受到削弱。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礼教和宗法秩序，以将个人从宗法家族和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加入促进国家强大的革命中，国家主义遂成为现代中国政治动员的主流意识。“救亡图存”要求个人服从民族国家，革命则进一步要求个人服从组织。

国家主义的扩张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位置。传统士大夫可以借助宗族、地方和教育网络保持一定社会基础。传统士大夫虽然具有阶层局限，但通过乡居、讲学、族群和地方公益与民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在地民众有独立而直接的影响力。而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与民众不断分离。知识分子接受新思想，反对儒家礼教，首先在价值上广大民众产生了分离。其次，他们进入城市，进入学校、报刊和政府机构，与农村社会的生活经验逐步分离，而不再返回。因而丧失了对民众，尤其是对农民的影响力。

同时，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使政治权力获得了传统皇权所不具备的基层渗透能力。党员网络、层级体系、文件制度和交通通信手段，使中共的政策能够通过组织链条传达基层，知识分子不再是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不可替代的中介。因而中共进行土地改革，撇开了知识分子的中介作用。土地改革的真正目的在于消灭农村的宗族势力，建立中共政权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此后，知识分子就失去了一个栖身之所。这导致了知识分子只能完全依附于政权，在国家与政党框架内寻找安生立命的位置。也因此完全失去了相对于政权本就不多的独立性。

毛泽东的“称圣”与知识分子话语权的被消除是同步发生的，此长则彼消。延安时期的组织控制能力尚不完善，基层社会也并非完全受中央直接控制。但党组织已能通过干部、学校、军队、报刊和群众团体建立多层次联系，知识分子的中介功能遂被组织化宣传和教育体系部分替代。这解释了知识分子话语权为何在“延安整风”后显著减弱：不是知识失去价值，而是政治组织建立了替代知识分子中介功能的机制。知识分子仍可参与文化生产，却不再拥有独立的社会权威。中共建政后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则是“延安整风”的继续与深入，从剥夺党内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扩大到剥夺整个国家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毛泽东的思想权威性更为增强，而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则被进一步被消除，而完全依附于政权。

结语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权威生成和知识分子政治处境改变的关键节点。通过学习、批评、组织调整、历史叙事、干部审查和文艺政策重建，中共党内原有的多中心结构被逐步消除，毛泽东由革命组织中的核心领导人转变为政治、思想和文化意义上的最高决策者和阐释者。1943年的中央机构调整使最终裁决权获得制度形式，1945年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则使个人领导与理论权威完成结合。所谓“称圣”，正是对这一过程的概括：领袖不仅决定政治行动，也成为判断思想正确与否的标准。换句话说，实现了道统和政统的统一，实现了“君师合一”。

知识分子话语权的丧失，是这一权威结构形成的另一面。传统士大夫虽然服务于君权，但仍在经典解释、地方教化和社会评价中拥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家主义和革命组织不断削弱宗法、地方与传统文化共同体的独立空间；列宁式政党又借助严密组织和现代传播手段，取代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中介作用。“延安整风”最终把知识分子定位为党的文化工作者，使其主要承担宣传、教育和执行功能，而不再拥有对政治理论和社会价值的最终解释权。

这一变化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新的环境下的产物。就历次改朝换代，新政权崛起的演变轨迹来看，“延安整风”是毛泽东的“称帝”时刻。但近代以来，中国受到列强的侵入和干预；执意将外部势力赶出中国的决心驱使中国人必须建立一个比过去皇权统治更强大的政权。在这一驱动力下，“五四新文化”时期为了建立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提出了要废除宗法家族势力，这一诉求最终由中共通过土地革命完成。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式政党组织的引入则成为了实现国家主义的强大工具。中共因此成为实现国家独立和强大的领导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知识分子将思想价值解释权拱手让渡给了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主要由知识分子主导，知识分子自身要负首要责任。“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的“称圣”和知识分子语语权被剥夺则由中共主导。两者具有前因后果的关系。所以，“延安整风”不仅是中共推举毛为“帝王”，还是推崇他为“圣人”的时刻。 “延安整风”不仅是毛泽东的“称帝”，还是毛泽东的“称圣”，二者合一，毛泽东则被塑造为“伟人”。毛泽东对此自得意满，其睥睨天下，傲视群雄的心态在他的《沁园春·雪》一词中表露无遗：“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对过去的帝王不屑一顾。确实，毛泽东所具有的权力和思想权威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帝王。然而，这一结果却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至今尚被锁定在国家主义的路径之上，无法实现自由、平等和持续的繁荣。

毛泽东的“称圣”，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它既是传统政治文化在新的环境下的进化，也极大地影响了之后的中共及中国的政治文化。在毛泽东之后，中共每一位实际上的党魁都创建了一个以自己姓名命名或与自己绑定的理论或思想。中共党魁被视为真理的化身，掌握着最高的话语权和解释权；导致中国至今没有言论自由。这是中国转型为宪政民主的极大障碍。实现宪政民主，必须要求政治权力不得掌握思想话话权，两者必须分离。话话权需要重新回到知识分子手中。传统社会，道统与政统的相对分离，受限于皇权统治手段的不足。而现代中国，要实现政治权力与思想话话权的分离，则必须建立在大众的理念之上；和不断扩大和巩固的私有财产制度作为基础，如此，知识分子才有独立于政权之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026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