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的经济改革：功在做大了蛋糕，过在分配不公
朱镕基去世后，民间对他的评价再次分化。有人称颂他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稳住了大局，促进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也有人批评，他主持的改革造成大规模国企下岗，推高了医疗、教育和住房负担，并为地方债务、房地产依赖和贫富差距扩大埋下伏笔。
这两种评价并不矛盾。概括地说：他的功在于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做大了经济蛋糕；他的过在于没有建立与市场化相匹配的公平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朱镕基真正主导经济改革，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当时中国已经走出计划经济的封闭状态，但价格双轨制、国企亏损、银行坏账、财政困难和重复建设彼此交织。国企长期承担就业、养老、医疗和住房等福利职能，却缺乏硬预算约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90年代国企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把企业从“单位制”福利体系中剥离出来，建立独立经营、优胜劣汰的现代企业制度。
这套改革逻辑有其合理性，但效率改善不等于社会代价安排合理。朱镕基时代最值得争论的，正是二者之间的反差。
功在提高效率，做大经济蛋糕
朱镕基的重要贡献，是推动国企、金融和财政等经济改革，提高了中国宏观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经济的生产效率。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改革前，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中央政府缺乏稳定的宏观调控能力。分税制提高了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也使中央能够通过转移支付、重大工程和金融政策进行全国性资源配置。相关研究认为，这项改革为此后较长时期的财政扩张、基础设施投资和宏观调控奠定了制度基础。
金融改革同样重要。朱镕基推动整顿金融秩序、强化中央银行调控和清理银行不良资产。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了金融体系出现大规模连锁崩溃。
国企改革则更为剧烈。1997年前后，“抓大放小”成为重要思路：国家集中力量保留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大型国企，对中小国企进行改制、兼并、破产或出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明确提到，当时的改革原则是“抓住大的，放开小的”，同时将医院、学校、养老和失业等社会福利责任逐步从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
这一过程带来了效率改善。国企不再普遍承担无限就业责任，开始面对利润、成本和竞争约束；但利益调整没有同步落实到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
住房改革也是关键转折点。1998年国务院文件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这项改革结束福利分房，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也使住房成为家庭资产，但房价和家庭负债后来成为新的社会压力。
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降低关税、取消部分非关税限制，并逐步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分销等服务业。入世推动了贸易、投资、制造业和出口扩张。但中国未能兑现入世时的全部承诺，使得中国入世给中国自身和世界经济带来严重问题。但毕竟中国入世比不入世更促进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增长。只能说人们对中国入世的期待没有完全实现，不能说中国入世是完全的政策失败。另一方面，中国入世了，很大程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使得它重新回到封闭异常地困难。
总体看，朱镕基时代的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基础设施、城市化、外贸和制造业迅速发展。从而使得中国的出口和经济总量得以长期高速增长。这个高速增长具有基本的普惠性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从这个经济增长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益处。就是当年的下岗职工，现在的生活水平也比下岗前的生活水平高。当然，他们承受了改革的代价和阵痛。
过在未能实现分配公正
市场能够提高效率，却不会自动解决起点不平等、公共服务和垄断收益问题。朱镕基时代的主要缺陷，是把许多原本应由公共财政和社会共同承担的成本，较多地转移给了个人、家庭和地方政府。
下岗分流：改革代价集中落在一代工人身上
国企低效率、重复建设和福利负担，是计划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果。许多工人并不是“不努力”，而是在一个缺乏竞争和有效激励的制度中工作。企业让他们承担了制度后果，却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转型保障。
1998年中央文件承认，大量下岗是计划经济就业体制、重复建设和企业经营机制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文件要求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代缴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并规定资金原则上采取财政、企业和社会“三三制”筹集。这说明中央并非完全没有社会保障安排，但现实执行存在地区差异，保障水平也很有限。很多中年工人离开熟悉的工厂后，只能进入低工资、低保障的服务业或个体经营领域。
要提高效率，国企改革势在必行。但问题在于，改革前工人为国家工业化作出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补偿。企业资产在改制中具有价值，工人的长期服务却常常只被折算成一次性安置费。旧的单位保障被拆除后，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及时补位。
分税制：中央获得财力，地方承担过多事权
分税制增强了中央财政，这是它的成功一面；财权与事权没有完全匹配，则是它的结构性问题。地方政府承担教育、医疗、社会救助、基层治理和基础设施等大量支出责任，却缺少稳定、足够的税收来源。世界银行研究指出，1994年改革使中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更接近规范化的税收分享制度，但支出责任和收入划分之间仍存在明显错位。
在这种制度下，土地出让收入、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投资逐渐成为地方发展的重要支撑。土地财政不能完全归因于分税制，但财权与事权错配确实强化了“卖地—融资—建设”的模式，推高了住房价格并积累地方债务。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中央重新经济和政治上集权，堵死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
医疗和教育市场化：公共服务的个人负担上升
20世纪90年代，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单位福利解体和财政责任调整同时发生，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支付比例显著上升。世界银行资料显示，90年代中国私人医疗支出快速增长，居民自付负担成为重要问题。
医疗和基础教育具有外部性，不能完全按照商品交易逻辑运行，应由公共财政承担主要责任。当财政投入不足时，医院只得依靠收费维持运转，学校则通过各种费用弥补经费缺口，低收入家庭更容易因大病或教育支出陷入困难。
“抓大放小”之后，国企形成垄断
“抓大放小”不等于完全市场化。政府保留了石油、电力、电信、铁路、金融等战略性行业的大型国企。但行政特许、行业集中和竞争不足也可能转化为垄断收益。朱镕基解决了“国企普遍亏损”，却导致“国企凭借垄断获利”。这也是分配不公的表现。通过行政垄断，中石油等大国企通过垄断价格就从消费者手中获取了不正当的垄断利润，构成了对私营企业和消费者的掠夺。
粮食流通改革：农民承担了更多市场风险
粮食流通改革的目标，是打破统购统销，建立市场价格机制，同时保障粮食安全。1998年前后推行的改革强调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企业顺价销售，并对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其政策动机并非单纯压低农民收入，保护价制度也曾在一定时期内为农民提供价格保障。
问题在于，政策执行受到库存、财政、收储企业和地区利益的影响。当市场价格下跌、收购渠道收缩或地方保护出现时，农民可能面临“卖粮难”和现金收入下降。农民在生产端承担自然风险，在销售端又缺少议价能力，市场化收益未必能公平传导到他们手中。
农民后来获得了更多经营自主权和非农就业机会，但城乡公共服务和收入差距仍然很大。若只强调价格放开，而没有农业保险、农村信贷和农民组织，农民就容易成为市场波动的承受者。
总体来看，朱镕基的经济改制改革，要比计划经济年代和没改革前更公正。计划经济年代，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就极为不公正。国企职工吃“大锅饭”，工作效率极低；并没有创造什么价值，但却拿着旱涝保收的工资，享受相对稳定的就业、住房、医疗和养老福利。而农民辛苦劳作，却被交公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严重盘剥。相比之下，农民比下岗工产受到更不公正的对待。当然，国企职工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不在工人自身，而是中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导致的。也耽误了许多人的青春和年华。但国企工人确实是计划经济年代极不公正分配格局的受益者。专制体制中，分配不公的最大受益者和始终受益者则是拥有特权的官僚集团。
而朱镕基的经济改革打破了固定身份分配，扩大了市场竞争，让更多人能够通过经营、技能和流动就业改善生活。私营企业报酬在许多情况下更能反映劳动贡献。民营经济和社会财富也迅速增长。
最好的状况是既做大蛋糕，又分配公正。但在当时情况下，要同时实现这二者很有难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朱在分配上有可能能做得更公正一些，但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善空间。他首先要保证特权阶层的利益，也就是要保证中共的领导地位不会被削弱，不然就得不到中共党内的支持，无法推行他的改革。而要保证特权阶层的利益，就必然牺牲其它阶层的利益。
总体来说，朱镕基的功大于过。虽然他的改革延续和加强了中共的专制统治，但同时也给绝大多数人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收入增长和生活改善。总体来看，他的经济改革形成的分配不公也没有之前更严重。对分配不公还是有所改善。总而言之，他的经济改革，不是最好，但比不改要好得多。
2026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