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对出入境管理也是时紧时松
2026年7月3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日起施行。《规定》的发布引发了人们对中共不断限制公民出境最强烈的担忧。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涉及出入境、跨境金融、网络信息及税收征管的政策密集出台：从限制特定人群出境、收紧互联网访问权限、打击跨境金融与证券期货非法经营，到对离岸信托追溯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广泛讨论。人们普遍担忧，人员、资本与信息的流动性正在急剧收缩，中国是否正在重回某种意义上的“闭关锁国”状态？
但若将视野拉长至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便会发现这种“紧缩与开放”的交替并非现代独有。事实上，纵观历代大一统王朝，其对出入境、边境贸易以及人员流动的管控，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而是“时紧时松”的交替出现。无论是明代的“海禁与开海”，还是清代的“迁海与通商”，历代统治者在开放与封闭之间的抉择，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逻辑展开：当政权面临的外部威胁与内部失控风险上升时，管控便趋于严厉；而当财政压力增大、民间经济活力成为维持统治的必要条件时，管控则被迫松弛。
温故而知新，厘清历史上大一统王朝对出入境管理摇摆不定的底层逻辑，才能深刻理解集权体制在安全与发展之间进行艰难平衡的历史宿命。中共政权本质上还是一个王朝，在权力来源和权力交接上有着与历代王朝的共同性。权力由暴力取得，而通过继承来实现权力交接。只不过，“党天下”的权力继承者的范围比历史王朝“家天下”的权力继承者的范围更广。
中共出入境管理从闭关到开放，再到重新收紧的轨迹
中共自建政以来，对人员、资金与信息的出入境管理，经历了一条清晰的“紧—松—紧”的演变轨迹。理解这一轨迹，是理解当前政策背景的前提。
在毛泽东时代，基于冷战格局、意识形态对立以及巩固新政权的现实需要，国家对出入境的管理达到了极度严格的状态。边境管控严密，普通公民因私出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员、物资和信息的流动被严格限制在体制允许的狭窄范围内。这种全方位的管控，本质上是为了在极端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实现对社会的最高度动员、控制和统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为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引入外资与技术、激发民间活力，出入境管理步入了长达数十年的逐步放松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一放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普通公民申办护照变得简便快捷，出国旅游、留学、经商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跨境配置以及信息的有限流通，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也塑造了一个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社会。
然而，近年来这一趋势出现了明显的转向。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复杂化以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需要，出入境管理再次步入收紧区间。从最初要求特定公职人员与金融、企事业单位高管上交护照、严格审批因私出国，到近期在出境政策、跨境金融、离岸资产税收以及网络信息安全等多个维度施加更具穿透力的监管，这种收紧展现出了全方位、系统化的特征。
这种历史周期的轮回表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非不可逆转，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策选择。当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内部风险认知发生变化时，体制向安全与控制倾斜的本能便会迅速激活。
明朝的海禁：在“防倭”与“御寇”之间的反复摇摆
将目光投向中国古代，明代是实行严厉海禁政策的典型代表。然而，明代的海禁并非始终如一，而是伴随着内外局势的剧烈波动，在“禁”与“开”之间经历了数次反复。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新政权，防范张士诚、方国珍等江南残部与海外势力勾结，同时遏制倭寇的骚扰，颁布了严厉的海禁令。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正式下令“禁民间海船”，此后更发展为“片板不许下海”的极端状态。明初的海禁，其核心动因是军事防御与政治清剿，意在通过物理阻断切断潜在反对力量的外部补给。
然而，明成祖永乐时期，政治重心与战略需求发生变化。郑和七下西洋的“皇恩”浩荡，国家意志下的海洋开拓达到了顶峰。虽然永乐时期的海外政策主要服务于朝贡体系与宣示国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自由贸易，但它打破了明初绝对封闭的坚冰。
永乐之后，随着国力收缩与财政恶化，海禁政策再度强化。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爆发了大规模的“倭寇之乱”。当时的倭寇成分复杂，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于海禁政策断绝生路而被迫下海走私的中国沿海居民，即所谓“真倭十之三，巨寇十之七”。面对严重的东南危机，明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究竟是因为“开海”导致了走私与动乱，还是因为“禁海”逼迫良民为盗？
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开关，史称“隆庆开关”，准许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这一历史性转身证明，堵不如疏。开关之后，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转为合法，海疆迅速安定，不仅缓解了沿海社会的经济崩溃，还为明朝后期带来了巨额的白银流入。明代海禁的松紧更迭，生动地展现了专制统治者在“防范风险”与“经济诉求”之间的艰难拉锯。
清朝的闭关：从“迁海令”到“一口通商”的管控逻辑
与明代相似，清朝对海洋与外部世界的管控同样经历了一个从极度暴力清剿到有限度开放、再到最终走向窒息的演变过程。
清朝入关之初，为了彻底消灭盘踞在台湾的明郑政权，切断沿海民众对郑成功的粮食与情报支援，顺治与康熙朝推行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严厉的“迁海令”。顺治十二年（1655年）及康熙元年（1662年）多次颁布禁海令，并强令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烧毁房屋，毁坏船只，“寸板不让下海”。这一时期的海禁，带有极其强烈的军事清剿色彩，其代价是沿海经济的荒废与无数百姓的流离失所。
随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平定，清廷对海禁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康熙皇帝下令解除海禁，并在江、浙、闽、粤四省设立海关，准许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即“四口通商”。这一时期的放松，源于政权巩固后对恢复地方经济、增加海关税收的迫切需求。
然而，随着乾隆朝中期以后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渐的警惕，以及对国内汉人串联反清的防范，清廷的对外政策再度收紧。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限制西洋各国商人仅能在广州“一口通商”。这一政策不仅将对外贸易严格置于官办垄断组织广州十三行的严密监控之下，更标志着全面走向防范外来影响的保守防御姿态。
清代从迁海、开关到一口通商的演变，折射出一个深刻的逻辑：清朝统治者作为少数族裔建立的政权，对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政权的绝对安全以及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有着极高的敏感度。当外部因素被判定为可能动摇统治根基时，哪怕以牺牲经济繁荣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通过梳理明清海禁史与当代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大一统王朝在出入境管理上“时紧时松”的深层逻辑。大一统体制并非毫无缘由地选择封闭或开放，而是基于对安全威胁与财政经济需求的评估。其政策调整的背后，本质上是对政权稳固威胁来源的评估发生了变化。
如果政权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地方经济枯竭或民间生存危机，统治者往往被迫选择放松管制。通过允许民间出海、开放边境贸易或鼓励跨境经济活动，换取税收增长与社会稳定。此时，“发展”成为缓解统治压力的首要工具。
如果统治者认为外部的人员、资本、信息流动带来了不可控的政治颠覆风险、意识形态渗透、资本外逃或核心技术流失，那么哪怕这意味着牺牲部分经济增长和国际信用，政权也会毫不犹豫地收紧网眼。此时，“安全”压倒一切，出入境、金融与信息的双向流动随即遭到强力压制。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古代的皇帝还是现代的集权治理者，其权力结构的顶层逻辑具有高度的同构性。大一统权力的核心特征在于对全社会的绝对控制与风险零容忍。任何不受体制直接掌控的自发流动，无论是人员的出走、资本的跨境转移、还是信息的自由传播都被天然地视作潜在的离心力量。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黑格尔说，“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不断重复着王朝的覆灭更迭，其中没有任何进步”。他这段话至今仍是正确的。现代中国人仍然在重复着过去中国人的命运。虽然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其中的底层逻辑和社会运行规律是一致的。中国人只有废除了儒家以“亲疏远近”和“等级特权”的人际交往规则，和不以此来构建社会制度，才能摆脱历史的宿命。
2026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