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的人——艾路明的家族、理想、财富与时代

艾地生

2026年夏天，关于艾路明被有关部门带走的消息，在武汉和企业圈的朋友圈里迅速传播开来。消息传来时，他已经六十九岁。这位武汉大学哲学系出身的企业家，曾经从两千元起步，建立起资产规模一度以千亿计的“当代系”；他做过二十多年的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是媒体笔下的“博士村长”；他长期参与扶贫、教育、环保和公益，担任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也曾是武汉民营企业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到了人生晚年，他所建立的资本版图却已大片坍塌：当代集团进入重整，旗下上市公司控制权陆续易手，债务、资金占用、关联交易和证券违规等问题不断浮出水面。2026年，证券监管机关又对相关案件作出处罚，艾路明作为当代集团实际控制人和实际履行董事长职责者，被追究责任。

从两千元创业，到庞大资本版图，再到晚年残局，如果按照今天互联网上最流行的写法，这个故事并不难讲。无非又是一个“资本大佬跌落神坛”的故事：胆子太大，杠杆太高，企业失控，最后爆雷。评论区里自然还会出现一句近年来几乎可以套在所有落难企业家身上的话：“资本家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不太愿意这样写艾路明。

我是武汉人，在国内的时候也做过公益，对这个行业和其中一些人多少有些了解。从这些年武汉朋友圈、公益圈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人信息中看到的艾路明，与今天网络上那个扁平的“资本大鳄”形象并不完全相同。至少在我能够接触到的信息里，他的民间口碑一直相当不错。有人说他厚道，有人说他待人没有架子，有人谈起他愿意帮助别人，也有人说到他几十年来持续做公益、做环保。一个人偶尔捐一次钱，当然可以为了名声；一家企业做一两个公益项目，也完全可能出于品牌和公关。但如果几十年持续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尤其长期参与基层、环保、扶贫和教育，很难全部用“作秀”两个字解释。我倾向于相信，这些善意是真的；就像我也倾向于相信，他后来在公司治理、资本扩张和风险控制上的严重问题同样是真的。这两件事并不矛盾。一个本性不错的人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失败的董事长；一个长期做公益的人，也完全可能因为管理失控和治理缺陷，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社会造成损害。人的复杂，恰恰从这里开始。

而要理解艾路明，恐怕不能从“当代集团”开始，甚至不能从他本人开始，还要往前走一代。

艾路明1957年出生于武汉，他的外祖父唐生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复杂人物。从北伐、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军事斗争，到南京保卫战，再到1949年前后的政治选择，唐生智的一生几乎横跨了民国政治最动荡的几十年。艾路明的母亲唐仁群是唐生智之女，父亲艾仁宽原籍河南信阳，少年时代与唐家结缘，被唐生智收为义子，“仁宽”这个名字据说也是唐生智所取。1944年，艾仁宽进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第二十一期。战争、政权更替和个人命运，后来把这个家庭带到了武汉。艾仁宽最终没有成为将军，也没有成为1949年以后显赫的政治人物，而是成了一名中学英语教师，后来担任教务主任。一个黄埔军校学生、一个将军的义子，最后站在武汉一所普通中学的讲台上教英文，仅仅这一变化，已经足够写出半部二十世纪中国史。

但时代并没有就此放过这个家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些曾经属于上一时代的身份、经历和关系，突然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那一年，艾路明九岁，他的姐姐艾晓明十三岁。后来，艾晓明把这一段经历写进《血统：一个黑五类子女的文革记忆》。父亲的历史问题成为整个家庭的阴影，十三岁的女儿开始学习按照革命时代的标准重新判断自己的父亲，甚至曾经写过大字报批判父亲。今天的人很难真正理解这种经验。一个孩子原本最自然的伦理关系是“这是我爸爸”，政治运动却告诉她，在“爸爸”之前，他首先属于某一个阶级、某一种历史身份、某一类政治问题。一个孩子于是被迫在亲情和政治正确之间作出选择。艾晓明后来不能正常升入高中，下乡成为知青，那些经历最终成为她一生思想和写作中无法抹去的底色。

弟弟艾路明当时更小。现有公开资料对他在文革中的个人经历远没有姐姐详细，因此不能因为姐弟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就替九岁的艾路明虚构遭遇。但有一点不需要虚构：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的。父亲曾经的身份可能带来荣耀，也可能突然成为罪证；外祖父的历史地位无法给家庭提供稳定安全；政治风向改变以后，昨天与今天对同一个人的评价可以完全相反。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知道；但这一代人很早就知道，世界并不稳定，而人的命运有时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多年以后，艾家的姐弟两人走上了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道路。

艾晓明先走的是一条相当传统的知识分子道路。文革结束以后，她进入大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女性主义，后来成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如果按照一般学者的人生轨迹，她完全可以在大学里教书、写论文、带学生，然后平静退休。但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她越来越主动地走出校园。孙志刚事件、女性权利、农村维权、河南艾滋病感染者、汶川地震遇难学生、基层公民行动，这些原本距离大学中文系相当遥远的事情，逐渐成为她真正关心的对象。

她开始拿起摄像机。《太石村》记录基层村民罢免和自治实践，《中原纪事》进入河南艾滋病高发村庄，记录卖血经济留下的灾难和民间志愿者的行动；汶川地震以后，她又拍摄《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忘川》等作品，持续追问遇难学生、校舍质量、家长权利以及社会如何面对灾难记忆。再后来，她拍摄《夹边沟祭事》，把镜头伸向1950年代反右运动和劳改营中那些已经被宏大历史叙事遗忘的人。她的纪录片越来越不像通常意义上的艺术作品，更像证词。镜头不是为了装饰现实，而是为了让那些无法进入主流媒体的人留下自己的声音。

从这个意义上说，艾晓明后来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大学教授。她逐渐成为中国体制外最具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异议者之一。这种选择当然有代价。她拍摄敏感题材时遭遇过警方阻拦，随着她持续介入维权、历史记忆和公民社会议题，她本人的行动空间也越来越受到限制，长期处在监控、限制和政治压力之下。她没有因为自己曾经是大学教授而得到某种天然保护，反而因为不断把镜头对准那些被遮蔽的地方，逐渐走到了官方公共空间之外。

如果把她的人生重新放回十三岁那一年，也许会看到一条意味深长的线。文革中，她曾经因为父亲的政治身份受到歧视，也曾在时代压力下写大字报批判自己的父亲。那个十三岁的女孩曾经被要求按照政治语言否定自己的亲人；几十年以后，她却越来越执着于另一件事：让那些被时代要求沉默的人说话。这中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没有必要替她下结论，事实本身已经足够意味深长。

弟弟艾路明则走向了另一条河。

1978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今天回头看，“武汉大学哲学系”似乎只是个人履历中的一行字，放回1978年却有完全不同的重量。那是文革刚刚结束的中国，整整一代青年开始重新读书，重新讨论知识、自由、人、现代化以及这个国家为什么走到今天。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有一种后来很难复制的精神气质。年轻人谈萨特、谈尼采、谈弗洛伊德、谈马克思，也谈改革、现代化和思想解放。对于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一代人而言，知识不仅意味着职业，本身还带着一种解放感。

艾路明后来继续攻读哲学硕士，又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也从事过宗教学、宗教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所以在成为资本家以前，他首先是一个学哲学的人。这一点不能因为他后来拥有巨额财富而被倒过来解释。我们不能因为知道故事的结局，就认为1978年的艾路明已经在计划建立一个资本帝国。那时的他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武汉青年，而青年艾路明还做过一件非常具有八十年代气质的事情：单人单艇漂流长江。

后来各种企业家介绍，往往把这件事当作证明他“敢冒险”的传奇履历。我倒觉得，也许不必这么功利地理解。年轻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是因为想做，所以去做。一个学哲学的年轻人坐上一条小艇，独自进入长江，本身就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浪漫主义。他不知道前面的水流是什么样，但相信自己可以渡过去。这个意象后来几乎成为艾路明一生的隐喻。

1988年，艾路明和几名同学筹集大约两千元，创办武汉当代生化技术研究所。后来那个庞大的“当代系”，最初就是从这么一点钱开始的。1980年代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年代：旧制度正在松动，新制度尚未完全形成，计划经济留下大量边界，而市场经济又不断从这些边界的缝隙里生长出来。没有人拥有一本完整的说明书。很多后来被称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人，当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成为“资本家”。他们只是发现，原来事情还可以这么做，技术可以变成产品，产品可以卖钱，知识分子也可以办企业，一个普通人真的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改革最初给予这一代人的，不只是财富机会，还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我的人生也许可以由自己来安排。对于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一代人，这种感觉尤其珍贵。艾路明赶上了这条河，而且游得很好。当代生化技术研究所逐渐发展为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人福医药、三特索道、当代明诚、天风证券……医药、旅游、金融、文化体育，版图越来越大。曾经坐着一条小艇进入长江的青年，终于拥有了一支庞大的船队。

但艾路明身上始终保留着一个与典型资本大佬形象并不协调的身份：村长。从1995年至2016年，他长期担任武汉洪山区九峰乡新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前后超过二十年，因此被称为“博士村长”。这件事很值得认真研究。一个已经拥有越来越庞大企业的老板，为什么愿意长期保留一个城郊村干部的身份？如果只是为了政治光环，二十多年似乎又太长。艾路明自己后来谈到企业家、教授、公益人、村干部等各种身份时，曾说自己特别愿意递出去的是村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那张名片，因为“接地气”，也可以让自己保持“一个农民的朴实”。

一个身家巨大的资本家说自己喜欢“农民”身份，当然可以被讥讽，但我不想急着讥讽。新洪村这段经历究竟有多少真实内容，还值得继续寻找村民和地方资料：他究竟多久去一次，替村民解决过什么问题，村里的发展与当代集团有没有复杂利益关系，有没有土地、拆迁和分配方面的争议，是否有人反对他，他卸任以后村民又怎样评价这个做了二十多年书记的老板。这些问题都应该继续查。但至少，“博士村长”不能从艾路明的人生中轻易删掉，因为它和他后来长期投入公益、环保一样，共同构成了这个人物身上很难只用“资本逐利”解释的一部分。

我在国内的时候做过公益行业，所以知道公益圈并不是一个只有善良的世界。这里同样有人情、资源、项目、包装、名望竞争，也有人利用公益进行企业公关。因此，我不会因为一个企业家捐过钱，就自动相信他是好人。但反过来也一样，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企业家后来出了问题，就把他几十年的公益全部解释成伪装。从目前公开资料看，艾路明长期参与扶贫、教育、救助和环保，累计捐赠数字在不同资料中存在两亿、三亿等不同口径，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但比金额更重要的是时间。他不是企业出事以后才突然开始慈善，公益进入他的人生很早。后来尤其投入环保，担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与一批企业家共同参与环境保护。公开介绍甚至称，在某一阶段，他把个人相当大比例的时间投入公益和环保。

这些事情如果持续几十年，我愿意相信其中有真实的善意。一个人为什么做公益，答案本来就不一定只有一个，可能有社会责任，可能有名望，也可能有企业需要，甚至可能只是看见别人困难以后心里不舒服。人的动机从来是混合的。我更感兴趣的是，艾路明为什么长期对这些事情有兴趣？这是否与那个经历过政治创伤的家庭有关，是否与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有关，是否与他二十多年村干部的经历有关？目前没有必要下结论，但这里隐约存在一条值得追踪的线。

说到这里，再把艾晓明放回来，姐弟二人的人生分岔才真正显现出来。

一个越来越走向体制之外，一个越来越深入改革秩序内部。一个通过纪录片、文字和公共表达追问权力，记录被遮蔽的人和历史；一个通过企业、资本、村庄、公益和资源组织去做事情。乍看起来，这是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一个成为著名异议知识分子，一个成为千亿民营企业家。如果按照简单的政治叙事，很容易把姐姐写成“反抗者”，弟弟写成“成功进入体制秩序的人”。

但这样写太简单，也许他们只是用不同方式回应同一个时代。

姐姐相信，有些事情必须有人记录；弟弟也许更相信，有些事情必须有人去做。一个留下证词，一个建立企业；一个关心制度怎样对待弱者，一个通过企业、基层工作和公益试图解决具体问题。他们之间当然可能存在政治观点、价值判断甚至人生选择上的巨大差异，但他们首先是一对从同一个家庭走出来的姐弟。他们都见过父亲怎样被时代重新定义，都经历过文革，都经历过改革开放，只是后来选择了不同的渡河方式。

姐姐选择留下证词，付出的代价是长期的政治压力、监控、限制和公共空间的缩小；弟弟选择进入市场和现实秩序，得到的是财富、资源、企业规模和社会行动能力，但后来承担的，则是商业体系失控、公司治理失败、资本风险以及监管追责的后果。

这种并置本身已经足够让人思考。

真正的问题，出现在船越来越大的时候。

企业规模扩大以后，艾路明已经不可能像1988年那样亲自盯住每一件事情。当代系逐渐形成复杂的公司网络：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控股公司、关联企业、融资平台，管理半径越来越长。真正了解艾路明的人中，有一种说法值得记录：他本人并不是事无巨细、强势控制型的老板，相反，对下面的人比较放手，一些真正负责资本运作的实操者胆子越来越大，而艾路明没有建立足够有效的约束机制。

这种说法目前还需要更多内部材料和具体事实来验证。但即使完全成立，也不能成为董事长的免责理由。恰恰相反，过度放权本身就是公司治理问题。一个企业家如果相信自己选的人，便把巨大的金融和资本权力交给下属，却没有建立相应的董事会监督、风险控制、合规审查和责任机制，那么“具体操作我不知道”并不能解决问题。

这甚至可能是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非常典型的一种困境。他们最初创业的时候，公司就是几个人，大家是同学、朋友、兄弟，信任比制度有效，一句话就能决定事情，一个电话就能调动资源。这种方式在创业阶段效率极高。可是企业从两千元变成两百亿、两千亿以后，人的关系没有变，公司性质却已经完全改变。朋友之间的信任不能代替上市公司治理，老板的授权不能代替制度监督，“他跟我很多年了”不能成为风险控制体系。

当代系后来暴露出来的问题，恰恰越来越集中于资金占用、关联交易、融资和信息披露。因此，如果真的存在“下面实操的人胆子过大”这一事实，真正值得追问的也不是“是不是下面的人害了老板”，而是：为什么下面的人能够胆子这么大？为什么一个发展到如此规模的资本集团，没有形成足以约束这种胆量的治理结构？

问题到这里，就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性格，而进入了中国改革四十多年的另一层历史。

改革开放早期奖励什么样的人？胆子大、敢试、会协调、能找到资源，能够在制度空白处解决问题，不等文件把一切规定清楚再行动。这些能力曾经创造奇迹。如果1988年的艾路明凡事都等制度完善、融资渠道成熟、产权关系完全明确以后才创业，也许根本不会有后来的当代集团。

可是三十年以后，同一种行为方式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名字。敢闯，可能变成高杠杆；协调，可能变成关联交易；资源整合，可能变成资金占用；灵活融资，可能触碰证券监管红线；对老部下的信任，可能演变成内部人失控。

这不是说过去对的事情今天突然被算账，更不是替违法行为寻找时代借口。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一个时代曾经奖励过一个人的某些能力，为什么到了另一个阶段，这些能力中的阴影部分会被不断放大？制度变了，企业规模变了，资本市场变了，社会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也变了，但人的行为习惯和管理方式未必同步改变。

一个人可以渡过长江，却不能要求长江永远保持昨天的水位。

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当代集团债务危机爆发，旗下资产不断出售，当代明诚易主，三特索道易主，曾经庞大的资本版图持续收缩，武汉中院受理当代集团重整。监管调查又逐渐揭开另外一些问题，人福医药、三特索道等上市公司出现大规模关联方资金占用，证券监管机关随后认定在相关时期当代集团与天风证券之间还存在违法融资和信息披露问题。2026年，监管机关正式追究责任。如今，艾路明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媒体簇拥的千亿企业家，六十九岁的他站到了自己商业人生的另一端。

而就在这个时候，如果再回头看艾家的父亲艾仁宽，会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1944年，他进入黄埔军校，后来政权改变，将军义子的身份失去原来的意义，他成为武汉一名普通中学教师。文革来了，他又因为自己的过去受到冲击，女儿曾经在政治压力下批判他。后来女儿成为记录历史创伤、长期受到监控和限制的异议知识分子；儿子则赶上改革开放，成为武汉最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之一。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城市封闭，艾仁宽又在这样一个所有个人都无法控制的巨大事件中走完生命最后阶段。

如果这个老人晚年回头看这一家人的命运，他会怎样理解“时代”两个字？我们不知道。也许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年轻的时候，人以为自己正在选择道路；到了晚年回头才发现，许多道路其实是时代先替人打开或者关闭的。

我并不认识艾路明，也不想替他辩护。如果监管机关认定的违法事实成立，该承担的责任就应该承担。一个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不能因为自己长期做公益、待人厚道，便免除公司治理责任。善良不能替代制度，好人也必须受到规则约束。

但我同样不愿意参加另一场轻易的道德审判。

看到一个富豪倒下，便欢呼“报应”，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仇富有时候和崇拜富豪一样，都是拒绝理解人的方式。成功的时候把一个企业家神化成商业英雄，失败以后又把他重新塑造成恶棍，两种叙事看似相反，本质上却一样简单。

真正值得问的是，一个从政治运动阴影中长大的孩子，一个1978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青年，一个曾经独自漂流长江的人，一个两千元创业的知识分子，一个做了二十多年村干部、长期投入公益环保的人，为什么最后会成为一个庞大资本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并最终为这个集团严重的治理问题承担责任？

这里面当然有个人选择，有性格，有信任，有放任，有野心，有判断失误，也可能还有一些今天仍然不知道的人和事。但在所有这些个人因素背后，还有一条更大的河流，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

艾路明的一生，几乎与这条河的主要阶段完全重叠。少年时代经历政治运动，青年时代赶上思想解放，三十岁创业，四十岁进入资本市场，五十岁扩张，六十岁遭遇金融去杠杆、监管转向与资本退潮，到将近七十岁的时候，回头看见曾经庞大的商业帝国一块块离开自己的控制。

这不仅是艾路明一个人的曲线，也是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曲线。

他们曾经相信，只要足够努力、足够聪明、足够勇敢，就能够驾驭水流，而这个国家也曾经鼓励他们相信这一点。他们真的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就业，创造了企业，也创造了中国过去四十年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逐渐进入土地、金融、上市公司、地方政府、银行、证券市场以及各种复杂的关系网络。船越来越大，水越来越深，最后已经很难说清楚，究竟是人在驾船，还是水流在决定船往哪里走。

年轻的艾路明曾经一个人划着小艇进入长江。那时候，他面对的是真正的江水。水急，他就划；浪来了，他就扛；方向错了，还可以调整船头。

后来他进入的那条河却不同。那里面有政策，有市场，有权力，有资本，有朋友，有部下，有信任，有欲望，也有看不见的暗流。

姐姐艾晓明选择在岸边架起摄像机，记录那些被浪头卷走、又常常无人记录的人；弟弟艾路明则选择造船、扩大船队，努力在河流中前行。他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却都没有离开那条河。

一个人可以很善良，可以很聪明，可以真诚地做公益，也可以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犯下严重错误；一个人也可以成为著名的异议者，被长期监控和限制，却仍然坚持记录那些普通人的声音。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完全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时代。

所以如果一定要给艾路明一个结论，我宁愿暂时不给。我只是想起那个年轻人，武汉大学，哲学系，八十年代，一条小艇，一条长江......

那时候，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拥有那么多公司，那么多财富，那么多头衔；也不会想到姐姐会成为一个长期被权力监视的异议知识分子，更不会想到六十九岁的时候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

那时候，他只是想渡过去，后来他们姐弟都渡过了很多险滩；只是人这一生，大概从来没有真正的彼岸。

江水一直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