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的“常人政治”被打脸，习近平是“狠人政治”
在2013年第1期《炎黄春秋》杂志上，曾因作为“皇甫平”写作组核心成员、在90年代初改革开放关键节点振臂一呼而名噪一时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发表了一篇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的文章—《中国进入常人政治时代》。在这篇文中，周瑞金基于对十八大政治格局的观察，乐观地勾勒了一条中国政治演进的历史脉络：“我们党从八大到十八大，经历了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到常人政治时代的转变过程。”
按照周瑞金的逻辑，随着胡锦涛的“裸退”与习近平一步到位全面执掌党政军最高权柄，中国政治已经告别了极度依赖个人威望的“伟人”与“强人”阶段，开始步入一个神圣政治瓦解、制度化安排更为关键的“常人政治”时代。换言之，他期待权力回归常规、制度战胜个人、领导人退化为循规蹈矩的“平常之人”。
然而，历史的进程并未如他所愿地驶入温和理性的制度化轨道。过去十余年的政治现实，给了周瑞金的“常人政治”论断一连串“啪啪啪”的响亮耳光。习近平上台后的种种雷霆手段与大权独揽，彻底粉粹了“常人政治”的“岁静”憧憬。习近平时代完全不是“常人政治”，而用“狠人政治”来定性则甚为恰当。对中共建政后的整个历史而言，这样划分更符合实际：毛邓时代是“强人政治”，江胡时代是 “庸人政治”，而习近平时代则是“狠人政治”。
周瑞金将毛泽东时代归伟“伟人政治”，很不恰当。“伟人”是正面评价。毛使中国人经受了深重灾难，不能称之为“伟人”，只能称之为“强人”“强人政治”是一个中性概念，并不等同于道德赞誉，而是指代一种高度依赖个人政治能力、绝对威望和非制度化权威来主导国家走向的统治形态。毛泽东与邓小平恰是这一概念的典型样本。
毛泽东以其领导中共“打江山”的绝对资本、洞察大势的政治谋略和狂热的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建立了中共绝对一元化的极权体制。他能够凭借个人的好恶与战略直觉，肆意发动从反右、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破坏性运动，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绑架在个人意志的战车上。他的权威来自于跨越革命战争年代的血海与无上的个人神话，神圣政治在其当政的时代达到顶峰。
邓小平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强人。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极端动荡后，邓小平凭借在党内、军内无可替代的资历与威望，力挽狂澜开启了改革开放。邓小平的“强”不在于他有无党内职务和事无巨细地插手日常行政，而在于他拥有无人置疑的最终决断力—无论是南巡讲话中“谁不改革谁下台”的雷霆警告，还是对军队的掌控都显示了强人政治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
正是在邓小平晚年，为了避免毛泽东时代一人独裁导致的惨剧重演，中共党内开始探索并建立了一套有限的集体领导制和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原本是向制度化、常规化迈进的重要尝试，但改革的不彻底和止步为后来习近平向毛的极权统治回归埋下了隐患。
在毛邓两位强人相继退场后，中国政坛迎来了一段相对平稳但缺乏战略开拓的时期。周瑞金在文章中将邓小平去世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称为“后强人政治时代”。这个词汇很有些不伦不类、不科学。可能他既不好将江胡归类为强人，又不愿将他们归之为常人。顾虑用“常人”来界定江胡会被认为对他们不恭敬。实际上江胡时代就是“常人政治”或“庸人政治”。用“庸人政治”听上去更顺口。他们既无毛邓开山立业的强人资本和缺乏突出的政治能力，又没在国家战略方向和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对历史进程没有产生什么重大影响，从而进入了守成的“平庸”阶段。
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力并非靠自身浴血奋战创建，而是经由邓小平临危授命或隔代授予。江泽民当政时期，面对九十年代严峻的经济转型与国企改制，江朱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有所突破，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基本停滞。随之而来的是权钱交易的泛滥、腐败的体制化滋生。胡锦涛当政时期，则将“庸人政治”推向了极致。所谓的“胡温新政”初期虽有短暂气象，但在强大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面前迅速陷入“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死水微澜。胡温奉行“不折腾”与集体领导的弱化平衡，九常委各管一摊、互相掣肘，导致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滞后，社会矛盾积重难返。
正因为江胡缺乏自主创建的权力基础，他们只能“曹随萧规”，全盘沿袭邓小平留下的既定路线，依靠官僚机器的惯性运转。然而，正是这种不思进取的庸常统治，为底层社会积累了强烈的鄙视和厌倦，也为中国社会生起了强人复归的期待。
周瑞金之流误以为这种权力的弱化和妥协表明“常人政治”趋于成熟，殊不知专制政权弱化权力和放松社会管制只是短暂的喘息。他们之所以会严重误判，根本原因在于他将自己的期待加于专制体制自身的内在逻辑之上。
在2012年前后，中国右派知识分子和体制内改良派，经历了一场集体焦虑与集体投射。他们看到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带有浓厚的文革回潮色彩，感到极度危险；于是，他们将民主化、制度化、告别强人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即将上台的习近平身上。在他们的进言中，“常人政治”更多的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他们向新领导层发出的温和劝诫：不要搞个人独裁，要接受集体领导，要在宪法和制度的框架内做个“平常之人”。
然而，政治不是知识分子的美好幻想，专制权力有其冷酷无情的内生逻辑。经历了江胡二十年的“闷声发大财”，中共党政军内部早已腐败透顶。中共意识到，如果继续维持“庸人政治”，将面临“亡党亡国”的溃决风险。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死局，“庸人政治”的温吞水方案根本无济于事。体制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平庸仲裁者，而是一个敢于打破常规、不择手段的“狠角色”。习近平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登场，并以令所有人跌眼镜的烈度，将周瑞金的“常人”美梦碾得粉碎。
如果说毛邓是开国与定规的“强人”，江胡是因循守旧的“庸人”，那么习近平则开创了一个没有先例的“狠人政治”时代。同样作为缺乏独立权力根基、靠党内高层协商推举上台的继承型领导人，习近平并没有像前任那样选择妥协平庸，而是通过一条极其罕见的“狠路”实现了权力的极度集中。
上台伊始，习近平借“反腐败”之名，行清洗异己之实。从薄熙来、周永康到郭伯雄、徐才厚，再到后来对金融、医疗、军队系统的地毯式清洗，反腐成为其树立绝对权威、收权集权的锐利武器。
毛邓尚有退居幕后或确立接班人的制度约束，而习近平则彻底打破了邓小平确立的集体领导制和权力交接制度。通过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他在二十大上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三连任”，并将政治局常委悉数换上贴上个人标签的亲信，使中共最高决策层由“集体领导”退化为“一人独裁”。
从强力打压公民社会、维权律师，到实行三年极端且荒诞的“清零”防疫政策；从对民营经济的强力整肃到国进民退，习近平展现出了对社会资源极强的动员与控制欲。这种不计经济代价、不顾民生艰难的蛮干与胡乱折腾，正是“狠人政治”不讲规则、唯意志论的极致体现。
周瑞金所谓的“常人政治”，在习近平的铁腕之下变成了一场绝妙的政治讽刺。习近平不仅不是平常之人，反而是继毛之后最具破坏力、最不按常理出牌的“狠人”。但与强人不同，他缺乏政治能力和政治影响力，他的权力是继承而来，来自于他的职务，而不是来自于他被党内外认可了的政治能力和作出了什么重大的功绩。他干的事，每每烂尾，不得人心。什么“扶贫”，雄安“千年大计”，防疫清零，“一带一路”大撒币，反腐越反越腐。
从毛邓的“强人政治”到江胡的“庸人政治”，再到如今习近平的“狠人政治”，中国政治不仅没有走向周瑞金所期望的现代文明与法治轨道，反而在历史的循环中退回了更加集权、更具人治色彩的境地。事实证明，在一个没有民主选举与权力制衡的体制内，所谓的“常人”或“庸人”不过是强人与狠人登场前的过场。
2026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