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难题

艾地生

所有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接受一个约束：不能为了拯救人类而取消人性。

革命最大的悲剧，并不是死人。死人，是战争都会发生的事情。

革命最大的悲剧，是它会改变活着的人。它让一个父亲，不得不放下孩子，继续奔赴革命；它让一个母亲，不得不压抑母性，首先成为革命者；它让朋友互相怀疑，让夫妻彼此检举，让子女批判父母；让人为了一个未来的天堂，而接受今天的地狱。

革命，本来是为了让人活得更有尊严。然而历史却一次又一次证明，革命最先改变的往往不是制度，而是人性。这是革命最深刻、也是最残酷的难题。

二十世纪的革命史，为我们留下了太多这样的场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年代，在长期地下斗争和战争环境中，一些革命者不得不将年幼子女送养他人；也有个别家庭因极端贫困与流亡而典卖、遗弃子女。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一个父亲把孩子交给陌生人时，究竟是在完成一种伟大的奉献，还是在承受一种终生无法愈合的伤口。多年以后，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自己的童年，记忆里更多是母亲长期缺席留下的空白。革命造就了一位杰出的革命家，也让一个孩子失去了本应拥有的母爱。

如果说，这是革命要求人牺牲家庭，那么后来发生的事情，则是革命开始要求人牺牲伦理。苏俄的大清洗，把怀疑变成忠诚，把告密变成美德，把沉默变成生存之道；中国后来一些政治运动中，子女揭发父母，夫妻检举彼此，朋友反目成仇。最牢固的人伦关系，在政治忠诚面前变得脆弱不堪；到了红色高棉，人性异化终于走到了尽头。家庭被视为革命的障碍，宗教是障碍，知识是障碍，市场是障碍，城市也是障碍；孩子首先属于组织，而不是父母；一个人首先不是人，而是一块等待改造的政治材料。革命终于完成了它最彻底的一次胜利——它不仅改造了社会，也改造了人……

为什么几乎所有伟大的革命，都会不同程度地走向这里？因为革命天然面对一个巨大的诱惑。为了实现最崇高的目的，是否可以暂时放弃某些原则？为了多数人的幸福，是否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命运？为了未来，是否可以牺牲今天？第一次妥协，总是最困难的；第二次，就容易得多；第三次，人便开始相信：手段已经不重要，只要目的正确。于是，人开始变成工具，亲情变成工具，婚姻变成工具，教育变成工具，法律变成工具；最后，连真理，也变成工具。

革命开始的时候，人是目的；革命结束的时候，人却成了代价。这就是革命最可怕的人性异化……

孙中山这一代革命者，其实也曾面对同样的困境。他们既要推翻专制，又要建立共和；既要革命，又要法治；既要打碎旧世界，又不能让新世界建立在无限制的暴力之上。这几乎是所有革命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革命需要激情，国家需要制度；革命可以消灭旧秩序，制度却必须限制革命本身。

任何一种政治，只要开始相信自己代表唯一真理，它都会走向同一个方向。那里没有灰色地带，没有宽容，没有怀疑，没有异见，也没有普通人；只有敌人与同志，只有正确与错误，只有服从与背叛。直到最后，人终于忘记了革命为什么开始。

革命原本是为了人，后来人却成了革命的燃料。这是革命最大的难题，也是二十世纪留给整个人类最沉重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