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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地生

美国政治学者李少民评论中国新出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时，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毛时代谁能出国？当然是组织最信任的人。能出国本身就是一种特权。今天倒过来了：越是自己人，越不能让你随便走。这说明了什么？不信任。不仅不信任老百姓，甚至更不信任自己的干部，不信任自己提拔的人。”

这句话是否可以概括全部现实，当然可以讨论。但它提醒人们注意一个越来越明显、却又容易被忽略的变化：今天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主题，已经不是发展，而是安全；不是如何扩大自由，而是如何减少风险；不是如何激发社会活力，而是如何确保政权安全。

过去十几年，中国几乎每一次重大政策调整，都可以串成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

先是资本。2015年新华社旗下"瞭望智库"发表《别让李嘉诚跑了》，许多人当时以为，那不过是一场针对首富的舆论批判，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一次宣泄。

今天回头再看，真正值得注意的关键词，其实不是"李嘉诚"，而是"跑"。那是官方第一次如此公开地把资本离开中国，赋予了某种政治含义。"离开"，不再只是市场选择，而开始带有忠诚与否的意味。

随后，是互联网平台，资本不能"无序扩张"；然后，是数据，数据不能"无序流动"；接着，是科技，技术必须"自主可控"；如今，则越来越延伸到人员流动。每一步收紧，都有一个听上去完全合理的理由：防范金融风险、维护数据安全、保障国家安全、应对复杂国际形势……

这些理由本身未必没有现实依据。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治理逻辑：凡是不确定的，都可能成为风险；凡是风险，都需要纳入管理；凡是管理，都需要更多权力。

社会运行的默认状态，不再是开放，而是防范。一个真正耐人寻味的现象出现了。中国今天是近代以来综合国力最强的时候。世界第一制造业；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之一；世界领先的高铁网络；全球重要的科技和工业中心。官方不断强调"四个自信"，不断强调制度优势，不断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按理说，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一个如此自信的制度，一个如此稳固的政权，应该越来越从容。然而，人们看到的却恰恰相反。安全二字，越来越频繁；维稳投入，越来越庞大；国家安全的外延，越来越宽。资本需要监管，互联网需要监管，媒体需要监管，教育需要监管，宗教需要监管，企业需要监管，数据需要监管，出入境需要监管，甚至干部和公务人员的正常流动，也越来越成为一种需要严密控制的事项。似乎整个社会，都被放进了一个巨大的风险管理模型。

最讽刺的是，口头上是高度自信，制度上却是高度戒备；宣传里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治理中却越来越像是在防范人民。如果人民始终是力量源泉，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制度设计，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限制、备案、审批、监控，而不是信任？如果制度真的拥有充分的自信，为什么还需要如此庞大的维稳机器来证明自己的安全？

政治学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真正缺乏安全感的政权，往往最强调安全；真正担心失去控制的权力，往往最执着于控制。

安全感不是靠口号获得的，而是靠信任建立的。一个社会越缺乏信任，就越依赖监控；越依赖监控，又越削弱信任。于是便形成一种循环：因为害怕风险，所以不断扩大控制；因为不断扩大控制，又不断制造新的风险；最后，整个社会都在为一种"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经济活力因此下降；社会信任因此流失；干部越来越谨慎；企业越来越保守；普通人越来越沉默。所有人都在等待别人先动，所有人都担心自己成为那个"出问题的人"。一个原本为了安全而建立的体系，最终却可能成为不安全感不断扩散的来源。

李少民的话，真正值得思考的，或许并不是干部为什么越来越难出国，而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不断宣称自己前所未有强大的政权，却越来越像一个时时担心失去控制的政权？

答案或许并不复杂。一个政权最真实的安全感，从来不体现在它说自己有多自信，而体现在它究竟敢给社会多少自由。当一个制度越来越需要把整个社会都当作潜在风险来管理的时候，它真正暴露出来的，不是力量，而是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