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塑造孙中山——从“红化”到“黑化”的历史记忆

艾地生

一个世纪以来，不同政治力量不断重新定义孙中山，也不断重新定义中国近代史。

需要说明的是，题目中的“红化”和“黑化”属于具有较强现实色彩的概念，是本文用于概括两种历史叙事倾向的分析性概念，而不是对所有相关研究或观点的概括，请读者注意避免误解为对不同学术观点的简单归类。

导语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历史人物像孙中山这样，长期处于不同政治力量的共同争夺之中。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者、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以及三民主义的提出者，孙中山既被尊奉为“国父”，也被称为“革命先行者”；既被塑造成现代中国民主革命的象征，也不断成为各种政治立场重新诠释、重新评价甚至重新塑造的对象。一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历史形象始终没有定格，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语境中不断发生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官方历史叙事，将孙中山纳入中国革命发展的连续谱系，强调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突出其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并将其塑造成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历史先驱。与此同时，其思想中关于宪政、共和、公民权利以及多党政治等内容，则逐渐退居次要位置，甚至在官方叙事中被重新解释。这种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建构，使孙中山不仅成为辛亥革命的象征，也成为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叙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另一种趋势开始出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公共舆论空间的扩大，自由主义学界开始重新检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和革命实践，围绕其训政理论、党治思想、民族主义以及革命策略提出了不少批判性意见。这些讨论本属于正常的历史研究和思想争鸣。然而，在网络舆论和算法传播的推动下，部分理性的历史反思逐渐演变为情绪化、标签化甚至阴谋论式的叙事。一些自媒体和网络社群不断制造关于孙中山的各种“揭秘”“真相”，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化为个人品格问题，甚至发展出全面否定辛亥革命和现代中国启蒙传统的话语。

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官方不断“红化”孙中山，将其塑造成共产党革命的先驱；另一方面，网络舆论又不断“黑化”孙中山，将其描绘成现代中国各种问题的源头。两种叙事表面上针锋相对，一个不断拔高，一个不断贬低；然而，它们却具有某种共同特征——都通过选择性的历史解释，将一个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压缩成符合自身政治需要的象征符号。

事实上，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可能脱离其时代而存在。孙中山既不是无可挑剔的圣人，也不是一切历史问题的始作俑者。他既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也是一位不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调整策略的政治实践者；既提出了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纲领之一，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条件和历史局限的制约。如果脱离具体历史背景，仅凭今天的政治立场去赞美或否定孙中山，都难免失之偏颇。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也许并不是孙中山究竟应该被赞扬还是被批判，而是：是谁在塑造孙中山？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又为什么总要重新塑造孙中山？

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回答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历史究竟属于过去，还是始终服务于现实？

一、 历史人物如何成为政治符号

历史从来不是一座静止的博物馆，而是一块不断被重新书写的公共空间。每一个时代都会重新解释自己的过去，每一种政治秩序都会努力寻找能够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历史资源，而那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人物，则往往成为不同力量反复争夺的对象。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曾提出“集体记忆”概念，认为社会对过去的记忆并非简单保存，而是在现实需要中不断重构。德国文化学者扬·阿斯曼进一步指出，国家、政党以及社会共同体都会通过教育、纪念、仪式和公共传播，不断塑造符合自身价值体系的历史记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则提出“传统的发明”理论，认为许多看似延续已久的历史传统，其实都是现代政治为了回应现实需要而重新建构出来的。

孙中山正是这样一位典型的“记忆人物”。

他既领导了推翻帝制的革命，又未能亲眼见证共和国真正稳定；既提出了“三民主义”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纲领，又留下了大量因时代局限而充满争议的政治实践；既主张民主共和，又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发展路径；既强调民族独立，也曾为了革命接受外国援助。这种复杂性，使孙中山既可以被解释为自由民主的倡导者，也可以被解释为革命民族主义者；既能够成为中华民国合法性的象征，也能够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叙事之中。

正因为如此，一个世纪以来，不同政治力量都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谁才是真正继承了孙中山？

对于国民党而言，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是“三民主义”的创立者，也是党国传统的精神源头；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孙中山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其革命事业最终由共产党继续完成；而对于自由主义学者来说，孙中山既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探索者，也是需要重新放回历史情境中加以检讨的人物；至于网络舆论，则更倾向于将其不断标签化，甚至娱乐化，使复杂的历史人物沦为各种情绪表达的工具。

于是，同一个孙中山，在不同叙事体系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有人看到的是革命先驱，有人看到的是党国思想的奠基者；有人强调他的民主理想，有人则放大他的政治失误；有人不断神化，也有人不断妖魔化。

历史人物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观察历史的人，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

理解这一点，也就意味着理解了本文讨论的起点：真正值得研究的，并非孙中山本身，而是围绕孙中山不断展开的历史解释权之争。

二、中共如何重塑孙中山：从革命者到“革命先行者”

任何政权在建立自己的历史叙事时，都需要寻找一种能够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历史谱系。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这种谱系不仅需要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政权，更需要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共产党革命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复兴运动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孙中山因此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历史人物。

如果完全否定孙中山，便意味着否定辛亥革命及其开启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如果完全承认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念，又会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与自身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的张力。于是，一种兼具继承与重构性质的历史叙事逐渐形成：既充分肯定孙中山作为革命先驱的历史地位，又通过重新解释其思想内容，将其革命事业自然纳入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连续性之中。

这种重塑，并不是简单的纪念，而是一项持续数十年的历史叙事工程。

（一）选择性的继承：重新定义孙中山

评价历史人物，往往首先表现为"选择记忆"。

孙中山一生思想演变复杂，从早年的民族革命，到提出三民主义，再到晚年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其政治理念随着时代环境不断调整。如果完整呈现这一思想历程，人们看到的是一位不断探索现代中国道路的政治家；然而，官方历史叙事并没有平均地呈现这些内容，而是赋予其中某些阶段以特殊的重要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教材和官方论述中，孙中山最受强调的，不是辛亥革命建立共和制度的制度意义，也不是他关于宪政、代议政治、公民权利等理论探索，而是晚年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这种强调具有明显的叙事功能。

因为正是这一时期，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直接联系。通过突出这一阶段，孙中山便能够被解释为共产党革命的历史起点，而此前关于民主共和、政党竞争以及自由宪政的探索，则逐渐退居背景。一位原本思想不断变化的历史人物，被压缩为一个具有明确政治方向的革命象征。

这种历史解释，并非伪造历史事实，而是通过强调某些事实、弱化另外一些事实，重新组织历史记忆。历史学家常说，历史叙事最重要的不只是"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没有写什么"。孙中山的思想，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取舍之中，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

（二）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从民主共和到革命叙事

如果说对孙中山革命经历的选择属于历史叙事，那么，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则属于思想叙事。

三民主义原本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个部分。其中，民族主义强调国家独立与民族自决；民权主义强调建立共和制度，实现人民主权；民生主义则试图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措施缓和社会贫富差距，具有明显的社会改良色彩。三者之间原本构成一个完整体系。

然而，在官方解释中，三民主义内部的重要性发生了重新排序。民族主义更多被解释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民生主义则被不断强调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思想联系，甚至被描述为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芽；相比之下，民权主义中关于权力制衡、普选制度、宪法保障、公民自由等内容，则较少成为官方宣传的重点。

这种重新阐释，使三民主义逐渐摆脱了其原有的历史语境，而成为能够自然通向共产党革命的一座桥梁。结果便是，人们越来越熟悉"联俄联共"的孙中山，却越来越少接触《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以及《三民主义》演讲中大量关于宪政制度设计的讨论。孙中山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人们阅读孙中山的方式。

（三）从历史人物到国家仪式：孙中山的符号化

一个人物真正成为国家象征，并不仅仅依靠教材，更依靠不断重复的公共仪式。

中共国成立以后，孙中山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官方纪念规格。无论是重大纪念活动，还是国家典礼，人们都会看到他的名字反复出现。"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等称谓，逐渐成为固定的话语。这些评价当然具有事实依据，但它们同时也承担着另一项功能：将孙中山从具体历史人物提升为一种国家象征。

历史人物一旦成为象征，其复杂性便容易被不断削弱。他的思想可以被简化；他的矛盾可以被忽略；他的争议可以被淡化。留下来的，是一种足以代表国家历史连续性的公共符号。在纪念活动中，人们纪念的不再只是孙中山本人，而是一种经过重新建构的革命传统。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世界各国都会通过纪念碑、纪念日、教科书、公共典礼等方式塑造自己的国家记忆。不同之处在于，孙中山同时也是国共两党共同承认的重要历史人物，因此围绕他的历史解释，也天然带有政治竞争的意味。

（四）革命谱系的建构：谁继承了孙中山？

如果说上述过程完成的是形象塑造，那么最终完成的，则是合法性的建构。

毛泽东曾多次表示，中国共产党所完成的是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这一说法后来不断进入教材、纪念讲话以及官方历史叙事之中。在这种叙事框架下，中国近代史逐渐形成一条清晰的发展链条：鸦片战争开启民族危机；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探索救亡；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孙中山继续革命；共产党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这样，一部复杂、多元甚至充满竞争性的近代中国历史，被整合为一条不断走向共产党革命胜利的线性历史。

这种历史结构最大的特点，不在于否定前人，而在于重新安排每个人的位置。孙中山因此既受到高度尊崇，又始终处于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位置。他的重要性，来自于为后来者铺路；他的历史意义，也最终通过共产党革命获得完成。于是，孙中山成为"革命先行者"，而共产党则成为"革命完成者"。

这一叙事模式，不仅解决了革命合法性的历史来源问题，也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承认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同时，将其纳入自身的政治传统之中。

然而，这种历史连续性的建构，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另一种后果：孙中山作为独立思想家的复杂形象，被压缩进了一条预先设定的发展逻辑之中。他不再首先是一位不断探索现代国家道路的政治家，而更多成为后来历史叙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历史由此获得了连续性，而人物则失去了部分复杂性。

三、自由主义为何重新评价孙中山：批评不等于“黑化”

如果说官方历史叙事倾向于塑造一位高度统一的"革命先行者"，那么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兴起的自由主义史学，则试图重新恢复孙中山作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这种重新评价，最初并不是为了否定孙中山，而是为了摆脱长期以来英雄史观和革命史观的束缚，将他重新放回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转型的历史情境中加以理解。换言之，自由主义学界首先反思的，并不是孙中山本人，而是长期以来关于孙中山的单一叙事。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逐渐摆脱单一革命史范式，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此前较少讨论的问题：孙中山的政党观念是否具有集权倾向？"军政—训政—宪政"的发展路径是否意味着民主可以延期实现？三民主义究竟是一套成熟的政治理论，还是一种革命动员纲领？这些讨论虽然触及孙中山思想中的矛盾与局限，却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历史贡献，而是希望突破长期形成的神圣化叙事。

这种学术反思，本质上属于现代历史研究的一部分。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后来网络舆论开始逐渐偏离了学术讨论的轨道。

（一）张鸣：革命者未必就是民主主义者

在近年来关于孙中山的讨论中，张鸣的观点影响较大。张鸣并不否定孙中山作为近代革命领袖的重要地位，但他始终提醒人们，不应简单地把革命与民主画上等号。在他看来，孙中山首先是一位革命家，而不是一位成熟的制度设计者。革命的目标，是推翻旧制度；民主的目标，则是建立一套能够限制权力的制度。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因果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张鸣对孙中山提出了几项具有代表性的批评。

首先，是关于"以党治国"的思想。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希望在国家完成统一、人民具备政治能力之后，再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宪政阶段。这一设想在当时有其现实背景，但也意味着政党将在相当长时期内掌握国家权力，并决定民主何时开始。在张鸣看来，这种逻辑实际上赋予政党一种超越社会的地位，使民主成为未来才能兑现的政治承诺，而不是立即受到制度保障的政治原则。

其次，是孙中山浓厚的政治工具主义色彩。无论是革命组织、军事力量，还是与苏俄合作，孙中山都表现出较强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不断调整联盟对象，也不断修正革命策略，其目的始终是完成国家统一与革命事业。张鸣认为，这种政治实践体现了一位革命家的灵活性，却并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形成成熟的自由民主思想。

这些评价虽然具有批判意味，却始终建立在史料分析和制度比较之上，并非情绪化否定。

（二）秦晖：真正被遮蔽的是"民权主义"

如果说张鸣更多关注孙中山的政治实践，那么秦晖则更关心孙中山思想后来是如何被重新解释的。

秦晖认为，中共对三民主义进行了明显的重新排序。其中，民族主义被不断强化，民生主义被不断社会主义化，而最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民权主义，却逐渐被边缘化。在秦晖看来，民权主义并不仅仅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政治口号，而包括一整套现代政治制度：宪法至上、有限政府、权力制衡、公民权利、普遍选举以及法律保障。这些内容原本构成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后来的革命叙事中，人们更多讨论民族独立、社会公平，却较少讨论国家权力如何受到制度限制。因此，秦晖批评的重点，并不是孙中山，而是后来对孙中山思想的选择性继承。他的目的，是重新发现那个长期被遮蔽的孙中山。

（三）徐贲：革命叙事如何消解思想家

相比前两位学者，徐贲更多从政治语言和公共教育角度讨论孙中山。他指出，在官方教材中，孙中山几乎总是作为"革命先行者"出现，而很少作为一位具有独立思想体系的政治思想家被介绍。革命，成为解释一切的关键词。于是，人们知道孙中山推翻了帝制，却较少知道他如何思考共和制度；知道他提出三民主义，却较少讨论三民主义内部的思想张力；知道他倡导民族独立，却较少了解他关于地方自治、权力监督和宪政建设的设想。

徐贲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去思想化"过程。历史人物被保留下来，思想却被不断简化。最终，人们纪念的是一个革命符号，而不是一位思想探索者。

（四）港台与西方研究：恢复历史人物的复杂性

与大陆学界相比，台湾和西方关于孙中山的研究，更少受到革命史叙事的影响。

台湾学者普遍肯定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断讨论其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色彩，以及训政理论可能带来的制度风险；法国汉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孙中山传》中，将孙中山描述为一位始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的政治家。她既充分肯定孙中山推动民族革命的重要历史作用，也指出其思想体系并不像后来宣传中那样严密完整，而是在不断实践中逐渐形成；美国学者哈罗德·史夫林（Harold Z. Schiffrin）则认为，孙中山更像一位不断根据现实调整路线的革命实践者。他的政治联盟、外交策略乃至革命纲领，都表现出较强的现实主义特征，而非一种一以贯之的政治哲学。

这些研究虽然角度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试图恢复孙中山作为历史人物本身的复杂性，而不是赋予他某种预设的历史使命。

（五）批评为何最终走向"黑化"

严格来说，上述学者都没有否定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他们讨论的是制度、思想和历史局限，而不是人格否定。

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这些复杂而细致的学术讨论，却逐渐被简化为一句句极具传播力的网络标签。"孙中山不是民主主义者。""党国体制源于孙中山。""辛亥革命失败了。"

原本具有丰富历史背景和理论分析的学术命题，在社交媒体中不断脱离语境，被压缩成极端结论，再经过短视频、自媒体和算法传播的不断放大，最终演变成一种更加情绪化的历史叙事。学术上的"重新评价"，开始滑向大众话语中的"全面否定"。也正是在这里，理性的历史批评与网络空间中的"黑化"开始出现分野。

前者希望恢复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后者则不断制造新的标签，用另一种简单化叙事取代过去的简单化叙事。从这一意义上说，真正需要警惕的，并不是批评孙中山，而是批评本身再次被意识形态和传播机制所异化。

四、从批评到“黑化”：网络时代的孙中山

如果说自由主义学界对孙中山的重新评价，仍然属于历史研究和思想讨论的范畴，那么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围绕孙中山的公共叙事已经发生了另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不再表现为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讨论，而是表现为一种新的舆论生产机制。

在网络空间里，历史人物越来越少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存在，而越来越多成为各种立场表达、情绪宣泄和流量竞争的载体。复杂的历史被不断压缩成一句句容易传播的口号，一位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也逐渐演变成一个可以任意贴标签的公共符号。

孙中山正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开始经历另一种意义上的"黑化"。这里所谓"黑化"，并非指学术上的批判性评价，而是指脱离史料、脱离历史语境，以阴谋论、道德审判和情绪化表达取代历史分析，对历史人物进行整体性的否定与污名化。这种现象，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史学争论，也不同于正常的思想批评，而是一种典型的互联网文化产物。

（一）从历史讨论到情绪表达

互联网改变了知识传播的方式，也改变了历史叙事的结构。传统学术研究强调史料、证据和论证，一个观点是否成立，需要经过长期讨论和同行检验；而互联网传播则更强调点击率、传播速度和情绪感染力。于是，一篇几万字的学术论文，往往抵不过一句极具冲击力的短视频标题。

例如："孙中山其实毁了中国。""辛亥革命才是百年乱局的开始。""孙中山不过是一个政治投机者。"这些判断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并不在于它们拥有充分的史料依据，而在于它们满足了网络传播对于"反转""揭秘""颠覆常识"的天然偏好。越是推翻传统认知，越容易吸引注意力；越是情绪激烈，越容易获得流量。

在这样的机制下，历史开始服从传播规律，而不再首先服从事实本身。

（二）"黑化"背后的几种叙事逻辑

网络空间关于孙中山的负面叙事虽然五花八门，但仔细分析，大致可以归纳为几种不同的话语类型。

第一种，是革命失败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却没有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反而导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因此孙中山不仅没有完成现代国家建设，反而打开了长期政治失序的大门。这种观点触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具有一定讨论价值；但在网络传播中，它常常进一步演变为"没有辛亥革命，中国会更好"这样缺乏历史论证的简单结论。

第二种，是"党国起源论"。这种观点将后来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结构，都追溯到孙中山提出的"以党治国"和"训政"思想，认为现代中国此后出现的许多政治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孙中山。这种解释并非完全没有学术依据，因为不少学者确实讨论过训政思想的制度影响；然而，把后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政治发展全部归因于孙中山，则明显属于一种历史决定论。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思想能够完全决定的。

第三种，则是阴谋论叙事。近年来，一些网络账号不断传播诸如"孙中山依靠外国势力""革命完全受境外操纵""接受外国资助就是出卖国家"等说法，甚至进一步编造关于孙中山个人品格的各种故事。这些内容往往缺乏可靠史料支持，却因为迎合民族主义情绪而不断传播。历史研究因此让位于政治情绪。

（三）历史娱乐化：算法如何制造"历史真相"

与过去相比，当代历史传播最大的变化，不只是传播速度，而是传播机制。算法并不判断观点是否正确，它只判断什么内容更容易引起用户停留。因此，真正具有史料价值的历史研究，往往因为篇幅长、论证复杂而传播有限；相反，那些充满冲突感、戏剧性和阴谋色彩的视频，却能够获得更高的推荐。

于是，一种新的历史生产方式逐渐形成。历史人物不再依靠史料被认识，而依靠算法被重新塑造。越来越多的人并没有真正读过《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或者孙中山书信，却已经通过几段几十秒的视频，对孙中山形成了完整印象。这种印象未必来自历史，而更多来自平台不断重复推送的信息。人们获得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算法筛选后的历史印象。

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曾提出"拟像（Simulacra）"概念，认为现代传媒不断制造一种替代现实的"第二现实"。对于许多网络用户而言，他们认识的孙中山，并非历史上的孙中山，而是各种短视频、自媒体和社交平台共同塑造出来的"拟像"。当这种拟像不断重复，它便开始代替真实历史。

（四）犬儒主义与反启蒙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黑化"并不仅仅针对孙中山。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具有启蒙意义的人物，都不同程度遭遇类似命运。无论是梁启超、胡适、陈独秀，还是鲁迅，都曾成为网络空间反复解构甚至戏谑的对象。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公共心理。它并不是重新评价历史，而是不再相信任何历史。英雄都是假的；理想都是骗人的；革命只是权力游戏；民主不过是政治口号。历史人物越是具有象征意义，就越容易成为这种犬儒主义的攻击目标。

因为只有不断摧毁历史中的理想，人们才能证明：所有价值最终都只是利益。这种情绪，与当代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反精英主义、后真相政治和网络民粹主义具有某种相似性。它看似不断质疑权威，实际上却不断消解公共理性。

（五）"黑化"真正遮蔽了什么

如果说官方"红化"容易将孙中山塑造成没有缺点的革命先驱，那么网络"黑化"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不再讨论孙中山哪些地方值得肯定，哪些地方值得反思，而是试图通过否定一个历史人物，否定整个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这种叙事最大的危险，并不在于它否定了孙中山，而在于它取消了理解历史复杂性的能力。历史人物不再具有成长、矛盾、妥协和探索，而只剩下成功或失败、英雄或骗子、伟人或罪人这样非此即彼的标签。

当历史被简化为道德审判，真正消失的，恰恰是历史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黑化"并不是历史研究的深入，而是历史思维的退化。它以反神话的名义，又制造了另一种新的神话；它以揭露历史真相的名义，却不断远离真实的历史。

五、红化与黑化：两种叙事为何殊途同归？

如果分别观察前面的两种历史叙事，人们很容易得出一种印象：官方不断"神化"孙中山，而网络舆论则不断"妖魔化"孙中山，两者针锋相对，彼此否定。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便会发现，真正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它们之间的分歧，而是它们之间惊人的相似性。

无论是"红化"还是"黑化"，都不是试图理解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在现实政治和公共舆论中重新创造一个符合自身需要的孙中山。一个不断被塑造成革命导师；一个不断被塑造成历史罪人。看似南辕北辙，却都遵循着同一种历史叙事逻辑。

（一）两种叙事，都建立在"选择性历史"之上

历史人物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他们往往包含着互相矛盾的思想和实践。孙中山尤其如此。他既是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又提出了具有浓厚革命色彩的训政理论；既主张人民主权，又相信革命政党应在一定时期承担国家领导责任；既倡导学习西方政治文明，又始终强调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既接受苏联援助，又从未完全接受布尔什维克革命模式。这些矛盾并非偶然，而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化困境的真实反映。

然而，无论"红化"还是"黑化"，都没有完整呈现这种复杂性。官方叙事强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却较少讨论孙中山关于宪政、地方自治、权力监督和普选制度的构想；网络黑化则恰恰相反，它不断放大孙中山关于党治、训政、革命暴力等内容，却很少提及他在结束帝制、推动共和、传播现代国家理念方面的历史贡献。

双方选择不同，方法却完全一致。都是把复杂历史切割成若干片段，再拼接成符合自身立场的完整故事。被重新塑造的，并不是历史，而是记忆。

（二）两种叙事，都把历史人物工具化了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两种叙事虽然方向不同，却都没有把孙中山当作研究对象，而是当作一种政治资源。对于官方而言，孙中山的重要意义，在于证明共产党革命并非历史断裂，而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自然结果。因此，他必须成为革命谱系中的一环。他的价值，不仅来自辛亥革命本身，更来自后来革命赋予他的意义；而对于网络空间中越来越多的黑化叙事而言，孙中山则成为另一种象征。如果现代中国存在各种制度困境，那么便试图把所有问题都追溯到辛亥革命，追溯到党治思想，甚至追溯到孙中山个人。于是，一个世纪以来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发展，被压缩成一个人的责任。

两种叙事虽然方向相反，却都把历史人物工具化了。他们讨论的已经不是孙中山，而是借孙中山表达今天的政治立场。历史因此成为现实政治的一面镜子。

（三）真正消失的是历史的复杂性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理解历史，首先意味着承认历史具有复杂性。"

遗憾的是，无论是神化还是妖魔化，都倾向于消灭这种复杂性。在神化叙事中，历史人物越来越接近道德楷模。他的错误被解释，他的犹豫被忽略，他的矛盾被统一，最终成为一个没有缺点的革命象征；而在黑化叙事中，则恰恰相反，所有成功都被否定，所有贡献都被消解，所有失败都被无限放大，最后成为一个应当承担全部历史责任的失败者。这两种极端，看似彼此对立，实际上都拒绝接受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历史人物既有贡献，也有局限；既推动了历史，也受制于历史。

真正成熟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制造新的神话，而是不断拆解神话。既拆解英雄神话，也拆解反英雄神话。

（四）历史解释，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围绕孙中山的争论，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谁拥有解释历史的权力？

历史从来不是天然存在的。教科书如何书写？纪念馆如何展览？媒体如何报道？

影视如何塑造？网络如何传播？这些共同构成了公众理解历史的方式。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场所"（Lieux de mémoire）概念，指出国家和社会不断通过纪念仪式、教育体系、公共空间塑造集体记忆。历史因此不仅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公共权力。

孙中山正是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记忆场所"之一。围绕他的争论，从来不只是讨论一个人，而是在讨论：中国现代国家从哪里开始？现代中国应当继承什么？哪些历史值得纪念？哪些历史应该遗忘？

每一次重新解释孙中山，其实都是一次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

（五）重新回到历史，而不是立场

今天重新讨论孙中山，并不是为了恢复另一种标准答案。历史研究本身就不应该存在唯一答案。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不同政治立场不断争夺历史解释权的时候，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先有结论，再寻找历史。支持某种立场，就选择一部分孙中山；反对另一种立场，又选择另一部分孙中山。最终，没有人真正关心孙中山究竟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人们关心的，只是孙中山是否能够证明今天自己的观点。这种历史态度，与真正的历史研究恰恰背道而驰。因为历史首先属于过去，然后才可能服务今天。如果历史完全服从现实，它就不再是历史，而只是政治修辞。

小结：两种叙事之间，并非零和关系

回到本文提出的问题，可以发现，"红化"与"黑化"并不是互相抵消的两种力量，而是在不同方向上共同压缩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一种叙事努力把孙中山塑造成一位没有错误的革命先驱；另一种叙事则努力把他塑造成现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源头。一种通过不断拔高来完成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另一种通过不断贬低来完成历史虚无主义的表达。它们共同造成的结果却十分相似：真实的孙中山，逐渐消失在各种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话语之中。

真正需要重新发现的，并不是一个新的孙中山，而是那个既有理想，也有局限；既推动历史，也受制于历史；既值得尊重，也值得批评的历史人物。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回到历史，而不是继续停留在关于历史的争论之中。

六、回到历史中的孙中山

围绕孙中山的争论，或许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每一代中国人都在重新解释孙中山。从北洋时期到国民政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互联网时代，不同政治力量、不同思想流派、不同社会群体，都曾试图赋予孙中山新的意义。这并不奇怪。真正具有历史影响力的人物，从来不会只属于某一个时代。随着现实问题不断变化，人们总会带着新的问题重新阅读历史，也总会从历史中寻找回应现实的答案。因此，孙中山不断被重新评价，本身并不是问题。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我们究竟是在理解历史，还是在利用历史？

（一）历史人物不能脱离时代

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必须回到他所处的时代。今天的人很容易知道二十世纪后来发生的一切，因此也容易站在历史终点回望过去，把后来发生的结果视为历史人物当初就应当预见的事情。

然而，历史从来不是这样展开的。孙中山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传统王朝瓦解、列强环伺、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时代。国家统一尚未完成，现代政党制度刚刚起步，宪政实践几乎没有现实基础，地方军阀割据、财政困窘、列强干涉，使任何政治方案都不得不面对极其严峻的现实约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提出革命、建国、训政、宪政等一系列构想。

今天看来，其中许多设想未必成熟，部分制度设计甚至值得批判；但如果脱离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仅以今天成熟民主国家的标准去要求一个百年前的革命者，无疑失之苛刻。历史评价需要价值判断，更需要历史同情。所谓历史同情，并不是取消批评，而是在批评之前，首先理解历史人物为何会作出那样的选择。

（二）伟人与普通人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界限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评价历史人物，往往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圣人化，另一种是罪人化。前者要求历史人物完美无缺；后者则要求历史人物承担全部责任。

然而，真正的历史研究早已超越了这种非黑即白的评价方式。孙中山不是神，他当然会犯错，也会判断失误，也会因为时代局限而提出后来被证明并不成功的制度设计。但他同样不是历史悲剧的唯一制造者。近代中国经历的种种曲折，并非某一个人的思想能够决定，也不是某一种政治理念能够完全解释。历史的发展，是无数人物、制度、国际环境以及社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把孙中山塑造成救世主，并不能真正理解中国近代史；把孙中山塑造成百年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同样只是另一种历史神话。历史人物首先是人。既有人性的局限，也有人性的光辉。

（三）重新发现思想，而不是符号

今天重新阅读孙中山，也许更重要的，不是继续争论他究竟是英雄还是失败者，而是重新阅读他的思想。

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更多记住的是"革命先行者"这一政治称谓。近年来，又越来越多人只记住关于他的各种争议。然而，无论赞扬还是批评，都容易遮蔽一个事实：孙中山首先是一位持续思考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问题的思想家。他讨论民族国家如何建立，讨论共和国如何运行，讨论地方自治与中央权力如何平衡，讨论工业化、交通建设、土地制度以及国家现代化。这些问题未必都有成功答案，却真实记录了一代中国人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思想探索。真正值得继承的，也许并不是其中每一个具体方案，而是这种面对民族危机不断探索制度出路的精神。

历史人物最终留下来的，不只是结论，更是提出问题的能力。

（四）尊重复杂性，是成熟社会的重要标志

一个成熟社会，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拥有同一种历史观。恰恰相反，它允许不同解释共存，也允许历史人物同时受到赞扬与批评；真正成熟的历史文化，不需要神像，也不需要靶子。它需要的是讨论。允许讨论孙中山思想中的局限，并不会损害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承认孙中山推动中国结束帝制、开启共和时代的重要贡献，也不意味着必须接受他所有政治理念。真正值得坚持的，不是某一种固定评价，而是一种开放的历史态度。

这种态度意味着：既尊重史料，也接受争论；既承认贡献，也不回避失败；既避免神化，也拒绝妖魔化。只有如此，历史才能真正成为公共理性的基础，而不是意识形态竞争的工具。

（五）谁在塑造孙中山？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谁在塑造孙中山？

答案或许并不是某一个政党、某一种思想流派，甚至也不是某一个时代。真正塑造孙中山的，是每一个时代的人们自己。当国家需要建构革命传统时，孙中山成为革命先驱；当社会反思革命道路时，孙中山成为制度批判的对象；当互联网追逐流量和情绪时，孙中山又成为各种标签和争议的话题。不同历史时期，人们不断借助孙中山表达现实关切，也不断把现实政治投射到历史人物身上。人们争论的往往已经不是孙中山本人，而是今天的中国应当如何理解自己的过去，又应当走向怎样的未来。

历史人物因此成为一面镜子。人们从镜子里看到的，既有过去，也有自己。

结语：理解历史，比占有历史更重要

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写道："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

对于孙中山而言，这场对话至今仍未结束。未来，人们仍然会不断重新评价孙中山，也会不断重新解释辛亥革命，重新讨论共和、革命、民族主义、宪政以及现代国家建设。这些讨论，本身正是历史研究保持生命力的表现。但无论评价如何变化，都应当建立在史料、理性与历史情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需要或网络情绪的推动之上。

真正的历史研究，不是替历史人物辩护，也不是替历史人物定罪；不是寻找一位永远正确的圣人，也不是制造一位必须承担一切责任的罪人。它所追求的，是尽可能接近那个真实而复杂的过去。或许，这也是重新讨论孙中山最大的意义。不是为了重新塑造一位新的孙中山，而是为了提醒我们：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应成为现实政治随意取用的符号；任何历史记忆，也不应被一种声音永久垄断。

当我们能够放下神化与妖魔化的冲动，以更加开放、更加审慎的态度面对历史时，我们真正接近的，不只是孙中山本人，也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精神——尊重事实，理解复杂，保持理性。

历史研究既要关注史料，也要区分事实、解释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层次。本文是以历史记忆、政治叙事与史学方法为主线的评论文章。它的价值，不在于为孙中山作出最终裁判，而在于提醒读者：历史人物最值得警惕的命运，不是受到赞扬或批评，而是在不断的政治叙事中失去其本来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