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越级提拔官员的效果不如科举考试，习近平更没招

科举制度的产生，是直接为皇帝从民间选拔官员，从而打破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削弱世族的权力，以巩固和加强皇权统治。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官员选拔主要依赖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这两种制度在实践中极易演变为门阀士族世袭罔替的工具，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科举制度的推行，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拔标准，理论上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使得出身寒微但才华出众的读书人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仕途。极大地拓宽了皇权统治的人才来源，有效地削弱了门阀士族对政治资源的独占，从而强化了皇权对整个官僚体系的控制力。 

科举制度不仅提供了上升通道，更以其“坐火箭”般的晋升速度，吸引了无数读书人投身其中。一旦通过殿试考中进士，便可直接授官，成为朝廷命官。状元通常被授予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则授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即使是普通进士，也能获得九品官职。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强烈快感，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社会各阶层的读书人，使他们对皇帝保持高度的认同与忠诚。因为他们的官职是皇帝直接授予的；而不像现在的官员是由上级官员提拔的。

但是科举制度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过分强调八股文和儒家经典，脱离实际，忽视考生的实践能力。没有经验的读书人进入官场，执掌一方权力后，能否胜任，主要看个人是否擅于搞人际关系。不过，古人大都被规训为顺从性人格、有侍奉父母和兄长的经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对于大多数读书人而言，适应官场的生存环境不是难事；像陶渊明和郑板桥那样始终不适应的是极少数。 

此外，虽然理论上打破了门阀垄断，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舞弊、人情等非制度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科举制度作为一种相对成熟和稳定的选拔机制，对巩固皇权统治，防止皇权被世族架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近现代中国遭到列强侵入后，朝廷或者说政府的职能大大扩充，通过科举选拔官员就很不适应朝廷对官员的大量和多方面需求了。最终科举被废除。官员的选拔和晋升就主要看能力、政绩、资历和人脉等多方面因素。 

中共革命时期，干部的晋升主要看能力和功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因历史渊源、地域关系、军队派系等因素在中共内部形成的各种势力集团，被毛泽东称为“山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毛的权力构成了潜在威胁。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毛泽东在晚年，面对党内长期形成的“山头”问题，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干部选拔策略—越级提拔基层工农干部，试图以此来制衡旧有的权力格局。毛轻视知识，当然不会提拔知识分子干部。 

毛泽东看中了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等人。短短几年时间内，毛将王洪文从上海一个工厂的保卫科干部、工人造反派头头接连提拔为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中央委员，到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被毛泽东亲自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一度被毛视为他的接班人；将陈永贵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将吴桂贤从一个纺织女工，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选择这些干部，其目的在于：他们没有任何“山头”的背景，资历尚浅，完全是因毛泽东的赏识而“一步登天”。因此，他们肯定百分之百地听从自己，成为制衡党内老干部和既有权力结构的“新鲜血液”。这种选拔方式，与古代皇帝通过科举选拔寒门子弟以制衡世家大族，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然而，毛泽东的这一干部政策在实际执行中效果并不理想，基本上失败了。主要原因在于被提拔的这些工农干部存在多方面的短板。 

一是在党内缺乏威望：这些干部缺乏在党内长期斗争和工作中积累的资历和人脉，难以获得其他高级干部的认可和支持。他们的快速晋升，反而引起了老干部的抵触和不满。 

二是不熟悉高层权力运作：他们长期在基层工作，对中央层面的复杂政治斗争和国家层面的宏观决策与运作缺乏理解和经验。例如，王洪文在主持中央工作后，其短处很快显现，政治能力有限，在长沙决策事件后便被毛泽东冷落。 

三是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不足：这些基层干部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参与国家大事决策所需的基本知识。例如，陈永贵看不懂中央文件，这严重影响了其履行中央领导人职责的能力。吴桂贤在担任副总理后，也面临专业知识不足的困境。 

这些短板使得他们难以有效地发挥牵制作用，反而在高层政治舞台上给毛“掉链子”。毛泽东将王洪文放到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最终也因其无法胜任而不得不放弃。同时，这种非制度化的、依赖个人权威和意志的越级提拔，其数量也极其有限，难以对庞大的官僚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比较而言，科举制度通过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选拔出具备一定知识和行政潜力的官员，虽然其知识结构存在偏颇，但至少保证了官员的基本素质。而毛泽东的越级提拔，过度强调政治忠诚和出身，忽视了治理国家所需的专业能力和党内威望的积累，最终导致了失败。 

习近平在官员任用上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力反腐，整顿吏治，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打破党内存在的各种派系和利益集团，确保他的绝对权力。然而，与古代皇帝和毛泽东时期相比，他更难培养一群绝对效忠于他的官员。

中共执政后，过去在革命时期形成的“山头”，逐步消失；转而形成众多的派系。比如说什么江派、团派之类的。由于中共实行流官制，派系的内部凝聚力和忠诚度没有“山头”高，边界并不十分清晰。这些派系可能基于地域、工作经历、师生关系、家族背景等多种因素形成。这种复杂的网络关系，使得官员在晋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归属于一个或多个派系，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 

习近平通过提拔自己的亲信，即那些在他早年工作期间曾是其下属的官员，构建一个忠诚于自己的核心圈子。然而，这些亲信在中共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不可能将他们遍布所有重要岗位。习近平不得不提拔一些与他过去没有什么交集和不熟悉的官员。这些官员，能够进入习近平视野并被提拔到更高官位的，通常是局级以上、年龄在40-50岁之间的官员。这些官员在以往的升迁过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派系产生了联系，这使得他们对习近平的忠诚度难以得到绝对保证。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近年来“军工系”官员的纷纷落马。这些官员曾被习近平重用，被认为是其技术官僚派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他们的落马，无论是出于腐败原因还是其他政治考量，都说明了从中层干部中提拔的官员，难以完全保证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 

与古代科举制度和毛泽东时代的越级提拔不同，习近平在干部选拔上面临着严格的制度限制。习近平无法像古代皇帝那样通过科举考试直接从民间选拔官员，因为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且现代社会对官员的专业性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中共现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干部的晋升年限、任职经历、学历背景等都有明确规定。例如，提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由副职提任正职的，应当在副职岗位工作两年以上；由下级正职提任上级副职的，应当在下级正职岗位工作三年以上。 

虽然条例中也存在“破格提拔”的条款，但对条件有严格限制，且需要报经上级组织部门同意，对破格提拔，要求从严掌握。像毛泽东那样直接从基层“一步登天”式地越级提拔干部，在现行制度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习近平的个人威望比毛差远了，不足以打破制度上的限制。这种制度上的限制，使得习近平无法像毛泽东那样通过非制度化的手段打破既有权力格局。他必须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行干部选拔，而这个框架本身就意味着干部队伍的形成和晋升是长期积累、层层选拔的结果，其中必然伴随着各种人际关系和派系影响。 

习近平也曾破格提拔了若干官员。当然比毛泽东的越级提拔力度要小些。秦刚和何卫东是两个典型的例子。秦刚在两年内连升两级，由驻美大使升任外交部长，又很快升任国务委员。何卫东更是连跳三级。何卫东原本并非十九届中央委员，甚至不是候补委员，也未入选二十大代表，但在二十届一中全会上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出任军委副主席。但这两人的下场都很惨。主要原因就是不服众，被内部人抓小辫子，整黑材料，打小报告搞了下来。承平时期，大家都没有什么突出的功劳，晋升必须得看资历。破格晋升，肯定不服众。破格提拔是能增强被提拔官员的忠诚度，但不服众，坐不稳，还是行不通。 

所以，习近平落得个无人可用的境地。早先工作经历培植的亲信就那些，只会减少不会增加。破格提拔是能增强忠诚度，但又不服众坐不稳；依循提拔，又难以保证忠诚度。特别是在军队，整肃了海量的将军，军队高级职位长期空缺，没有合适的人补缺。 

2026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