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必须联手德国以应对中共国
努辛·哈希米Noosheen Hashemi 是 January AI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她曾在 Oracle 处于高速增长期时助力公司实现规模化扩张。作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成员，她还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SIEPR）及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HAI）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她通过其家族办公室积极投资于美国科技公司，其中包括受到前述人工智能监管议题影响的前沿人工智能企业。周二7月7日上午，哈希米女士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文呼吁－－美国必须联手德国以应对中共国：
在上周于埃维昂（Evian）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发表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重返政坛以来的首份联合声明，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称之为“一次真正的成功”。
在经历了一年的贸易摩擦、美军从德国撤离以及两人之间公开的紧张关系之后，这种基调的转变本身就是一则新闻。然而，一份公报并不能稳固工业基础。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也是特朗普和默茨离开埃维昂时未予回答的问题——在于：当旧有的某种“交易”显然已走到尽头时，应建立何种经济架构来取而代之？这种旧交易的特征是，美国为欧洲的选择提供支撑，却不要求对方以建立伙伴关系作为回报。
答案应当是建立一代人以来最具雄心的美德经济伙伴关系，因为两国面临着同样的战略难题，且单凭一国之力都无法解决。二十年来，北京方面有条不紊地追求产业主导地位，而民主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却为了短期效率将战略性产业外包。德国对此感受尤为深刻，因为中国已再次成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
2025年前九个月，尽管德国对华出口下降了12.3%，但从中国的进口却增长了8.5%；自2022年以来，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流失了约三分之一。近期，德国的电价一度高达核能大国法国的四倍。这是西方国家一种迟迟未能准确定义的战略所带来的必然恶果——在这一关系早已从“相互依存”演变为单向“依赖”之后，西方却仍长期沿用前一种说法。
令人欣慰的是，柏林方面如今已认清了这一现实。默茨已将德国放弃核能的政策称为“巨大的错误”。德国经济部长卡塔琳娜·赖歇（Katherina Reiche）也表示，天然气是“我手中仅存的基荷能源供应”。这些德国领导人的表态展现出了罕见的坦诚，而这种坦诚也为多年来首次与华盛顿开展实质性合作创造了空间。在2026年底之前，应落实三项举措。
首先，建立真正的能源伙伴关系，因为若无此关系，德国既无法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也难以维持其工业实力。美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LNG）出口国，并拥有民主世界最先进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项目，而德国则是理想的“基石客户”。一项实质性的合作方案应包括：将美国的长期LNG供应与德国工业界的采购需求挂钩，并锁定可预期的价格；将美国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设计与西门子能源（Siemens Energy）的制造能力相结合，培育出受全欧市场青睐的产品；以及将美国经超大规模应用验证的电网软件技术与德国深厚的电网工程专长相融合。
这种紧迫性是切实存在的。在法兰克福，电网运营商实际上已暂停批准新的数据中心接入申请，禁令至少持续至2030年；而在欧洲各大主要枢纽，等待电网接入的时间长达七年，迫使亚马逊（Amazon）等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商重新考虑选址。在当前的条件下，没有任何盟友能够承载前沿人工智能所需的算力基础设施，也无法将重工业留在本土。
其次，解决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不对称问题。今年5月，欧盟立法者同意将《人工智能法案》中针对高风险AI系统的最严苛合规期限推迟至2027年。这种延期并非最终解决方案，而是一个宝贵的缓冲窗口。
按现有条款，该法案施加的负担主要由向欧洲销售前沿AI模型的西方企业承担，而向该市场出口较少的中国开发商所受影响则微乎其微。其结果是，欧洲公民获取西方AI技术的途径受阻，与此同时，北京方面却在国内大力扩展其AI能力并向海外出口。华盛顿和柏林应利用这一缓冲期提出共同诉求：建立一套适用于所有向西方市场销售产品的企业（包括中国企业）的统一监管框架，而非针对那些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企业施加不成比例的监管负担。
第三，双方应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构建一个替代中国的工业体系。“去风险”若无具体的避险替代方案，便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德国拥有美国急需且无法迅速复制的深厚先进制造业底蕴；美国则在尖端人工智能、资本和能源领域占据优势。双方可以联手开发用于制造业的人工智能技术——而非向北京采购——并将其部署在盟国的工厂中，从而使西方的工业基础比中国更具生产力。德国自统一以来规模最大的重整军备计划，应与美国的自主防务企业建立合作，而非依赖那些行动迟缓、仅致力于重建旧有能力的联合体。此外，像蔡司（Zeiss）和通快（Trumpf）这样凭借光学和激光技术支撑起西方最先进光刻能力的企業，应被更深层次地纳入美国的半导体生态系统，而不应任其处于易受冲击的境地。
这一切绝非慈善之举。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德国则是欧洲最大经济体。过去那种由美国无限期为欧洲的选择买单的跨大西洋旧有模式已难以为继，而“埃维昂（Evian）事件”表明，双方对此均已心知肚明。联合声明只是一个开端，而非完整的架构。既然柏林已得出了华盛顿多年前便已形成的共识，实现实质性合作的条件便已具备；当务之急在于落实行动。提出方案，明确细节，立即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