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颠倒的世界——中国人不能由专制者来定义

走出颠倒的世界——中国人不能由专制者来定义

艾地生

在长期的专制社会里，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错觉：仿佛专制者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体，而普通人只是被塑造、被安排、被拯救的对象。久而久之，甚至“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都似乎只能通过专制者来理解。

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

坏人作恶时，自称是在“拯救人民”；坏人稍微收敛恶行时，又自称是在“改革”“进步”“觉悟”。于是，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这些暴力者、统治者、革命者身上。社会的伦理中心，不知不觉从普通人转移到了专制人格那里。

这正是最大的颠倒。

我们今天阅读刘再复等人的“性格组合论”，会觉得相比过去对“革命人格”“斗争人格”的崇拜，已经是一种进步。它开始反思专制文化，开始讨论中国人的精神结构问题。这当然有价值。

但如果我们站在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尤其是站在民国社会、民间社会、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就会发现：所谓“专制人格”，其实并不是“中国人的本质”，而只是正常人中的堕落者。

他们原本也是普通人中的一部分，却在权力、革命和暴力中异化，最终变成恶魔。

问题在于，后来整个社会却反而围绕这些恶魔来定义自身。

仿佛中国历史的核心，就是这些专制者； 仿佛中国人的精神，只能从这些暴力人格中产生； 仿佛普通人的生活、伦理、情感，都只是历史的边缘。

其实并不是。

真正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从来都是那些普通人。

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也依然有人：

爱自己的家人；

讲信用；

保持善良；

不愿害人；

在艰难中互相扶持。

这些普通人的存在，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基础。

专制，只是覆盖其上的腐烂部分。

就像一个房间，当然会有厕所，但你不能因此把整个房间定义成厕所。厕所是必要的部分，却绝不是整体。一个社会同样如此。腐败、暴力、专制、邪恶，可能长期存在，但它们并不能定义整个民族。

如果让邪恶来定义中国人，那么世界便彻底颠倒了。

更危险的是另一种情况：当邪恶开始“改革”，开始“变好”，开始收敛暴力时，人们反而更容易陷入迷惑。

因为赤裸裸的暴力并不难识别，而“改良后的专制”却会重新扮演救世主。

它会告诉人民： “是我带来了稳定。” “是我结束了混乱。” “是我让你们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于是，原本应该被审判的对象，重新获得了道德中心的位置。

人民再次被迫感恩。

但实际上，专制者即使“变好”，那也只是他们对自己罪恶的一种迟来的修补。他们停止伤害别人，不是恩赐，而是最基本的责任；他们减少压迫，也不是伟大的道德贡献，而只是停止继续犯罪。

所谓改革，如果真有价值，也首先是忏悔与还债。

人民可以满意，也可以不满意；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可以原谅，也可以不原谅。

最重要的是：评价权必须回到人民自己手中。

因为只有这样，普通人才重新成为社会真正的主体，而不再是等待“救世主”施恩的对象。

中国人不能永远通过专制者来认识自己。

无论那个专制者是凶恶的，还是“开明”的；是疯狂的，还是“改革”的；是赤裸暴力的，还是温和包装的，只要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仍然围绕着他们展开，那么这个世界仍旧是颠倒的。

我们真正需要回到的，是一个正常的世界。

在那里： 普通人的生活比权力更重要； 普通人的尊严比意识形态更重要； 普通人的评价比统治者的自我表演更重要。

中国人首先是中国人，而不是“专制者治下的中国人”。

即使身处苦难，这一点也不应该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