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使达成持久和平协议变得渺茫

“民主防卫基金会”主席兼《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克利福德·D·梅（Clifford D. May）日前在该报就与伊朗的谈判发表评论认为，宗教教义与冲突历史削弱了谈判前景－－伊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使达成持久和平协议变得渺茫：

在上周的一场参议院听证会上，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克尔斯滕·吉利布兰德向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说明了她为何强烈反对动用军事力量来应对德黑兰带来的威胁：“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朗打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对这个国家发动迫在眉睫的攻击！”

她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倒是显得颇为奇怪：等到我们真正掌握这样的证据时，可能早已为时过晚，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也许根本不会有任何证据浮出水面，而袭击会从晴空中突然降临——就像2001年9月11日早晨所发生的那样。

自1979年以来，“打倒美国！”一直是伊朗自称“伊斯兰革命者”及其恐怖主义代理人的公开口号，并被反复高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一年，这一政策便首次付诸实施——通过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扣押美国外交人员达444天之久。

将近四年后，伊朗统治者策划了贝鲁特爆炸事件，造成241名执行维和任务的美国军人死亡。1996年，在沙特阿拉伯胡拜尔塔楼针对美军的袭击（由伊朗支持）造成19名美国人死亡。

在2003年至2011年的伊拉克战争期间，该政权为其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制造火箭弹、成形装药爆炸物和简易爆炸装置。据五角大楼统计，至少有603名美国军人死于这些武器。

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伊朗的一个代理组织——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超过180次袭击。

多年来，唯一具有实质意义的回应只有一次：2020年，川普总统下令实施无人机打击，消灭了该政权的恐怖行动策划者卡西姆·苏莱曼尼。

再回到“9·11”：我们其实早就知道奥萨马·本·拉登的意图。1996年，他发布了《向美国宣战声明》。但很少有人认真对待他。本·拉登？他有多少个师？

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曾在1993年用卡车炸弹袭击世贸中心，并在2000年用装满炸药的小船袭击停靠在也门港口附近的“科尔”号驱逐舰。本不需要借助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人们也应该想到：“他们还可能使用什么交通工具？他们是否可能劫持民航客机，将其当作导弹使用？”

在为期12天的战争（即2025年6月针对伊朗核设施的空袭行动）之前，伊朗统治者“几乎可以确定在不到六个月内制造出核武器”，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大卫·奥尔布赖特表示。

这还不算“迫在眉睫”吗？

如今，由于以色列和美国的空袭，普遍认为伊朗统治者距离拥有核武器至少还有两到三年时间——前提是没有获得重大外部援助。这是一项重要成就，但远不足以让人自满。

我们现在知道，去年的冲突并未遏制伊朗统治者的野心。相反，他们立即着手建造数千枚导弹和无人机，并将其隐藏在地下堡垒之中。

他们还开始建设一个被认为深埋在“镐头山”地下的核设施，其深度之大，甚至连由B-2轰炸机投放的美军“巨型钻地炸弹”也无法摧毁。

在二战后的几代人时间里，我们似乎已经认识到，当有人声称要杀死你时，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威胁。然而，吉利布兰德以及进步左翼和孤立主义右翼中的许多人，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教训。

以色列人没有忘记。对他们而言，这个神权统治政权构成了生存性威胁。伊朗总统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常被媒体称为“温和派”——曾在2001年的一次布道中威胁说：“哪怕在以色列境内使用一枚核弹，也足以摧毁一切。”

如果发生类似“9·11”的核袭击，美国不会就此灭亡，但也将不复从前。美国的其他对手——中国共产党人、俄罗斯新帝国主义者以及朝鲜的世袭政权——都会设法利用一个受伤和削弱的美国。

在当前冲突中，川普有两个核心目标：确保伊朗统治者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以及挫败该政权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企图——这一国际水道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如果该政权控制了这一海峡，将为也门胡塞武装树立先例——后者希望控制另一个全球关键咽喉要道曼德海峡——同时也会为北京树立先例，后者觊觎台湾海峡及其以东的自由地区。

伊朗统治者将自己视为在与“真主之敌”进行圣战的圣战者。他们可以考虑暂时停火、利用短暂平静来为下一场战斗重整军备，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协议”则几乎不可能。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更深层因素：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信仰。他们相信第十二任伊玛目穆罕默德·马赫迪在一千多年前被真主“隐遁”，未来将以救世主的身份归来。

主流十二伊玛目派神学认为，他的再现由神意决定，信徒应耐心等待。然而，霍梅尼的追随者则认为，穆斯林必须通过冲突、混乱、流血和殉难来加速这一回归。

二十年前，著名伊斯兰学者伯纳德·刘易斯曾指出，对于那些相信大规模死亡能加速通往天堂之路的人来说，“相互确保毁灭并不是一种约束，而是一种诱因。”

美国的谈判者尤其应当牢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