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激进分子到未遂刺客的演变之路
上周末，又一则令人沮丧的头条新闻映入眼帘：政治暴力——具体而言是一起针对总统的未遂暗杀——再次被左翼人士视为某种“未解之谜”。
为什么又发生了？著有《独立宣言与上帝》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哲学与宗教学教授欧文·安德森（Owen Anderson）周五在《火焰媒体》发表评论——告诫那些纳闷为何会有源源不绝的暴力左翼分子涌现的人，无需舍近求远，只需把目光投向我们的公立大学――是大学教唆了他们。
据称，这名嫌疑人并非某种生活在社会边缘、与世隔绝的流浪汉，而是一位曾荣获殊荣的教师。这一细节若放在上一代人眼中，或许会显得充满讽刺意味；但在如今看来，却几乎已是意料之中。
相关报道显示，此人不仅在专业领域屡获嘉奖，还积极投身社区事务——这正是那种常被左翼人士援引，用以彰显其意识形态所产生之积极影响的典型履历。
若想探究我们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大可不必去搜寻那些晦涩难懂的解释。
在这份光鲜履历的背后，早已显露出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坚定立场与公开言论；而这些立场与言论，恰恰与当代进步主义运动中日益激进的思潮，以及大多数大学课堂里所盛行的氛围，完美地契合在一起。
每当此类事件发生，随之而来的公众舆论往往会遵循一套早已烂熟于心的既定剧本。人们会被告知：这仅仅是一起“孤立事件”。人们会被敦促：切勿将其“政治化”。然而，正是这同一批人在此时极力反对“以偏概全”，却在面对符合其主流正统观念的语境时，毫不犹豫地将笼统的道德罪责强加于整个群体之上。
人们不禁要问：这种荒谬的模式究竟要重演多少次，我们才敢于打破禁忌，正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
这仿佛暗示着，在某些神秘的角落里，我们正将年轻一代送去接受某种“洗脑式灌输”——教唆他们去憎恨自己的国家，憎恨自己的身体，甚至憎恨上帝。而唯一比这更糟糕的，莫过于我们竟然还在为这种灌输教育支付学费。
因此，让我们以一种清醒而严肃的态度来发问：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些机构——它们塑造着年轻人的心智，其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培养批判性思维，而是为了煽动仇恨与蔑视？
既然你提到了这一点，那么答案是肯定的——这样的机构确实存在。
作为“道德再教育中心”的大学
作为一名既信奉基督教又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大学教授，多年来，我始终致力于揭示并呼吁人们关注发生在我们大学校园内部的种种现象。
就在本月初，我所在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下属学院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将“承认原住民土地权”（Native American land acknowledgment）的声明正式确立为学院的官方政策。
这类声明往往被包装成一种善意的姿态，旨在彰显对历史的尊重与认知；然而，其在现实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却截然不同：它们旨在对美国现行的土地所有权体系提出质疑，并试图“揭露”那些所谓的“压迫性结构”。在实践中，这种语言并非旨在描述事实，而是充满了指责意味。它不鼓励探究与求证，而是直接预设了审判与定论。
与此同时，高校教师们正被鼓励去对课程进行“去殖民化”。这一术语听起来像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学术演练，实则承载着极其具体的意识形态内涵。它宣扬这样一种观点：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不仅存在缺陷，而且在根本上是“非正当”的；它建立在“白人至上主义”的基础之上，并依靠“结构性暴力”得以维系。
既然一个体系在根本上是非正当的，那么接踵而至的后果又是什么呢？
从历史经验来看，对于此类体系，人们通常不会选择改良，而是会将其彻底摧毁。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的教授们公然呼吁对美国发起武装抵抗。
从理论构想到修辞宣扬，再到实际行动
这绝非某种抽象的臆想，而是有据可查的现实。
放眼全国，我们目睹了如下种种现象：
美国高等学府的教授们公然为政治暴力辩护或将其合理化，将其粉饰为一种“抵抗”形式。按照“交织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的逻辑，只要你被归类为“受压迫者”，那么诉诸暴力便被视为理所当然。
各大高校的院系部门纷纷发表声明，将美国定性为本质上具有压迫性的国家，与此同时却对那些旨在彻底颠覆美国的社会运动大加赞赏。
从幼儿园到高中（K-12）的教育工作者利用课堂时间灌输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将学生自身的国家、文化传承乃至生物学身份，统统描绘成道德罪恶的渊源。
让我们审视一下其背后更深层的逻辑模式：
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团体及教职员工在回应近期全球性冲突时，所使用的修辞手法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无异于一种“道德颠倒”——即把暴力行径重新包装、美化为正当的“抵抗”表达。
各大高校及企业内部推行的“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项目，往往惯常地引导参与者透过“压迫”的视角去审视美国历史；与此同时，这些项目往往将任何异议或反对意见斥之为一种“伤害”，从而予以压制。
“去殖民化”运动，以及那些针对“定居者”身份和“白人性”的批判性倡议，正日益拒斥客观真理、理性思维乃至科学精神这些基本理念本身，转而将其贬低为权力运作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工具。
至此，我们已能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演变过程的脉络：
第一步：向年轻人灌输一种观念——即美国与基督教皆为邪恶之物。
第二步：宣扬彻底摧毁这些事物，方为正义之举。
第三步：一旦有人真的付诸行动、走完了这最后一步，便装出一副惊愕不已的模样。
第四步：照旧领取作为公职人员的薪资支票，坐享其成。
那么，所谓的“监管”机制又置于何处了呢？
所有这一切引出了一个既现实又无法回避的问题：亚利桑那州理事会以及其他各州的类似机构究竟身在何处？
它究竟仅仅是一个礼仪性的机构——一个供人礼貌鼓掌、享用酒水点心的社交场合——还是一个旨在对受其委托管理的各类机构实施实质性监督的实体？
公立大学绝非用于进行意识形态实验的私人沙龙。它们是由纳税人供养的机构，其使命在于传授知识而非灌输教条；在于探求真理而非强制推行正统观念。
在亚利桑那州，教授们在签署聘用合同时，均承诺不从事任何破坏宪法的行为。然而，当教职人员公然宣扬那些旨在颠覆其受雇体制所依据的宪法秩序的观念时，人们的回应往往是沉默；更糟糕的是，有时甚至是默许与纵容。
与此同时，那些对此提出异议或担忧的人，却往往面临着被审查、被边缘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遭受职业惩处的境遇。(相关文章：关于第一修正案“中立性”的那个反基督教神话)
我们究竟在为些什么买单？
美国家庭将子女送往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这样的高等学府深造，往往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每年的花费动辄数万美元；若将所有杂费及税收成本一并计入，实际支出往往远超此数。
他们期望从中获得怎样的回报？是关于真理的教育，是理性思维的训练，是成为负责任公民的准备，甚至可能还包括些许人生智慧与对上帝的敬畏之心。
然而，这并非他们最终所得。相反，他们的子女所接受的，竟是关于“受害者心态”与“怨恨情绪”的灌输；是关于嫉妒的课程，以及如何去憎恨邻人的训练；是关于意识形态敌对情绪的塑造；更是被怂恿着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传统，乃至自己的家庭，视为充满疑点或理应遭受鄙夷的对象。
偶尔——正如我们如今被迫直面的一幕——情况甚至会变得更加恶劣：竟有教授拿着纳税人的钱，公然煽动暴力反抗。
一项简朴的建议
若想探究我们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无需去搜寻那些晦涩难懂的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切正发生于我们的大学校园之中。而为这一切买单的，恰恰是这个被这些教授们深恶痛绝的国家里的纳税人。广大家长们尚不了解事态究竟有多么严重，却依然在缴纳着高昂的学费，将自己的子女源源不断地送入这些充斥着意识形态灌输的“训练营”中去。
而——这正是最令人感到不适的一点——我们至今仍未停止为这一切买单。事态的恶劣程度远超你的想象，如今已到了我们必须大声疾呼“适可而止”的时候了。绝不能再用国家的财政拨款去供养那些憎恨美国的人了。如果他们执意要宣扬仇恨，大可自行创办私立大学，去那里尽情宣泄他们的仇恨言论。
对于上述种种趋势，我已进行了详尽且大量的记录与揭露。我将继续这样做。如果您希望随时掌握我们大学内部的动态，不妨订阅我的 Substack 专栏——我将从被某些人称为“魔鬼大学”的腹地深处，为您带来第一手的报道。
如果您在与人交谈时，遇到有人带着真诚的困惑问道：“美国究竟怎么了？”您可以给他一个简单的回答：“去看看那些正在塑造下一代的机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