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争与中国无关

近日，《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刊发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及斯考克罗夫特中东安全倡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乔纳森·富尔顿（Jonathan Fulton）的评论：“伊朗战争与中国无关”。请君一阅：          

在华盛顿，大国竞争已成为分析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框架，且人们往往倾向于以此来解读每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因此，有些人试图将伊朗战争也纳入这一框架，为其强行加上“中国视角”，这虽情有可原，但在本案中，这种解读方式具有误导性。这场战争的焦点并不在于中国；任何试图将中国强行牵扯进来的做法，非但无助于厘清局势，反而只会徒增迷雾。

中国并非这场冲突中的决定性参与者。它既未促成导致局势升级的各项条件，也未直接卷入军事行动；此外，它既缺乏足够的筹码，也无意愿去强行左右主要交战方的最终走向。这场战争的深层动因，主要源自美国的决策、以色列的战略考量以及伊朗的应对举措。那些试图将中国生硬地“嵌入”这一局势分析的做法，与其说是基于当地的客观现实，倒不如说是反映了华盛顿方面思维上的某种惰性。

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在此次事件中完全缺席。事实上，中国确实参与其中，但其参与方式始终保持着一贯性、有限性，且大体上具有可预测性。

自战争爆发以来，北京所展现的外交姿态遵循着一种人们所熟悉的既定模式。中国官员开展了一系列积极而常规的外交活动：包括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隽所进行的穿梭外交；外交部长王毅通过电话与该地区几乎所有对口官员进行的“电话外交”；以及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发表的那些措辞审慎的声明。中国在劝说伊朗参与伊斯兰堡和平谈判一事上所发挥的影响力——无论这种影响力是真实存在还是仅凭臆想——显然不足以促使德黑兰放弃其那种“漫天要价”式的强硬谈判策略。所有这些举措固然传递了中国致力于参与解决问题的信号，但其中没有任何一项称得上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质行动。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的表现更像是一个在该地区拥有自身利益的普通外部大国，而非一个能够主导并塑造最终结局的危机管理者。

一套耳熟能详的原则主张

在众多外交举措中，有一项特别引人关注的行动，即中国与巴基斯坦于3月31日在北京共同宣布的《关于结束中东战争的五点计划》。这“五点”主张——即立即停火、启动和平谈判、停止针对非军事目标的袭击、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尊重《联合国宪章》——对于北京而言，均属于其外交辞令中的“常规配置”。这些主张充分体现了中国长期秉持的一套外交原则，而正是这套原则，构成了中国处理中东事务的整体方略的核心基础。若审视中国自2013年以来针对各类地区冲突在不同时期发布的七项多点方案，你会发现其中贯穿着一种始终如一的模式：呼吁停火、坚持对话、尊重主权、反对使用武力，并支持由联合国主导的进程。这些方案在措辞和优先事项上均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然而，它们无一例外未能对其旨在解决的问题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这种“一致性”恰恰是其关键所在。这些方案并非旨在从实质层面解决危机，而是作为一种载体，用于阐述并确立某种规范。它们旨在强化中国所推崇的国际秩序愿景——即一种以主权为核心、奉行不干涉原则、且优先寻求政治解决而非军事手段的秩序。此外，这些方案还具有维护国家声誉的功用：通过将其自身定位为具有建设性且坚守原则的国际行为体，从而与中国所描绘的“西方干涉主义”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这些方案所未能做到的，是真正约束中国采取实质行动。在原则宣示与实际承诺之间，存在着一种刻意的鸿沟。北京方面刻意回避那些需要其耗费政治资本、承担风险或可能疏远关键合作伙伴的立场。中国的对外外交虽然声势浩大、引人注目，但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却十分有限。正如一位地区问题分析人士在我去年与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外界对中国的普遍观感是：“虽身在场，却无影响。”

在面临关键抉择的时刻，这种鸿沟便显得尤为清晰——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就巴林提交的关于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之时。尽管该决议草案此前已为迎合北京与莫斯科的立场而被大幅“淡化”（即削弱了其强硬措辞），但中国与俄罗斯的否决票依然如外界预料般，彻底扼杀了该项决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解释这一否决决定时表示，该决议草案显得过于“片面”，并批评其为在海峡地区使用武力留下了“敞开的大门”。傅聪进一步补充道：“如今我们更加坚信，中国的立场是客观且公正的，它充分展现了一个秉持国际公平正义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我们的这一票，必将经受住历史的检验。”

话虽如此，这一切其实是可以预见的。中国支持符合其原则的措辞，抵制那些试图将武力使用合法化的条款，并避免支持其视为“不平衡”的决议。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立场：虽保持了一贯性，却鲜有决定性作用；对于那些寻求具体支持的地区各方而言，这种立场往往令人感到沮丧。

中国评论中的主线脉络

支撑这一做法的，是一种更为宏大的世界观；在中国关于这场战争的评论中，这种世界观正变得日益清晰。无论是官方声明还是专家分析，有几个主题始终贯穿其中，尤为突出。

首先，中国对“稳定”给予了高度重视。鉴于中国与该地区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它对任何动荡都表现得极其敏感；中国分析人士始终将这场冲突定性为一种危险的升级，认为其根源在于美国的战略判断失误和鲁莽行径。这场战争被描述为混乱无序、结局难料且极易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而所有这些，恰恰都是北京力图避免的局面。

其次，中国在责任归属上有着明确的划分。占据主导地位的叙事是：正是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引发了局势的升级；而伊朗的角色，通常被描绘为一种被动的“反应者”。这种叙事框架不仅契合了中国对美国全球行径的一贯批判，坦率地说，也与许多国家的感受产生了共鸣——这些国家正饱受战争带来的经济苦果，而这场战争却是在缺乏明确目标或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强加给整个世界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场战争被视为美国霸权存在局限性且代价高昂的又一佐证。中国分析人士反复指出，美国的行动既鲁莽轻率，在法律层面也存疑，且在战略上误入歧途。这场冲突不仅被视为一场地区性危机，更被视为一种正在衰退的“单极秩序”所呈现出的病症。

从这一视角审视，这场战争并非某种反常现象，而是既有模式的延续：即过度扩张、战略误判以及正当性（合法性）的流失。它进一步印证了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一个论点：即当前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既不稳定，也无法持续。

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中国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多极化”理念，开始占据核心地位。在北京看来，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轨迹，不如说是加速了既有轨迹的演进。它为构建一个更为广泛的联盟创造了空间——这一联盟由那些对美国领导地位持怀疑态度、且乐于接受“另类秩序愿景”的国家所组成。在这一背景下，“多极化”这一话语——不仅为中国所秉持，同时也为俄罗斯、伊朗等一系列行为体所认同——重新焕发出了强烈的共鸣与生命力。

修辞层面的受益者

当然，上述种种分析绝不意味着中国正在幕后操纵事态的发展，也并非指中国在直接的、战术性的层面上从中获利。中国对这场冲突的影响依然有限，其所期望的稳定与局势降温等结果也远未实现。但在战略层面，这场战争却强化了北京多年来一直在积极宣扬的叙事。

北京并非这场战争中的决定性角色，也无意扮演这一角色。它只是外交场域中的一名参与者，是其所推崇的国际准则的倡导者，同时——至少在话语层面——也是这场冲突可能加速促成的更广泛的全球变局的受益者。

若要准确理解中国的角色，就必须抵制那种夸大其作用的诱惑。这并非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讲述的是一场根源另在的战争——以及中国如何作为旁观者，借此机会来强化其早已秉持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