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依：一个普通上海市民的疫情封控反思录

作者：柳依

我常常想，是不是对于身边的大多数人来说，普通人的人生在世就该做一个乐观的集体主义者。大概因为乐观的集体主义者的世界里不会有意想不到的大灾大难，即使有，也是属于大家，而不单是自己的。最好的情况，无论什么时候，跟随组织、随着主流，不开小差、不掉队，在集体中不要刻意表现自我，就是容易被接受的一种行为模式。集体主义的世界观里，自我仅仅是群体中的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集体之于个人，显然是更高级、更重要的存在。这个朴素的真理，贯穿了我们从小到大的整个成长过程，我记得老师和家长一次次地对我们言传身教。终于，潜移默化地，不论我愿不愿意，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自我组成的一部分。每天只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不会错的。我当然不会，也懒得多花一丝力气去想：这样的、属于绝大多数人定义出来的集体价值观，是适合自己的吗？

选择随大流自然是安全的，不必因为接受别人异样审视的目光而感到不安；而选择诚实地做真实的自己，像极了对集体的背叛，总之是要被定义为另类、不成体统之类的。可是有一天，当我们遵循了所谓的集体主义的决策之后，不但我个人的生活，甚至整个社会上所有人都遭遇了极大的痛苦和挫折，而当集体主义在错误的漩涡里打转了这么久，却没有一个实时的纠错机制可以暂停这一切悲剧的发生的时候，我陷入了随之而来、无法自拔的怀疑。为了服从而服从，不断牺牲个人的权益和空间，让一些错误行为和思考方式无限地造成对个人和对社会无法挽回的侵害，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应该无动于衷吗？伏尔泰那句：“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难道说的不是每一个不相识的你我吗？

若干年前，有人预言，2019 年将是前 10 年里最差的一年，却是未来 10 年里最好的一年。一语成谶，难以置信地，这成为了事实。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 Covid-19 肆虐了全国，伴随着人们的全球旅行步伐，新冠病毒随着传染的人群散播到了全世界，随后也在全世界引起了疾病的大爆发。几年的时间，全世界人民经历了共同的灾难，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也经历了不一样的命运。对于在中国的我们来说，终于在 2023 年，疫情带来的一切戏剧性的社会管理模式、每个中国人坐牢般被监管和控制的感受终于划上了句号。失去的自由终于可以回来了，时代的闹剧终于收场了，只是结束这场闹剧的代价过于巨大，大到除了可以被统计的医保花费的天文数字以外，还有无法统计的国内各行各业的企业和家庭蒙受的巨大损失。三年的封控到底耗干了国家多少资源，新闻联播上是永远看不到的。医保资金在这场浩劫里被冲击得很厉害，大水池子被无休无止、夜以继日的核酸检测抽干了。不知道是不是幸好没钱再闹了，不然解封还会来得更晚一点。

不敢想象的是，在 2023 年 12 月的某一天，疫情突然解封，全国上下所有曾经严格的管控手段都立刻取消了。有阳性患者的小区不再隔离，人们不必做检测了；没有刷码，没有行程单，核酸亭子都停工、拆掉，支付宝上的新冠疫苗接种信息也被清除。曾经疫情期间搭起来的小区隔离墙、隔离带全拆掉，随处可见的大白也消失在了我们肉眼可见的世界里。国外来的旅客也无需任何酒店或居家的隔离。关于疫情相关的一切痕迹突然被人为地抹平，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甚至一度让经历这场浩劫的人们怀疑，病毒是不是出现过，还是大家只是做了一场不甚清晰的梦。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善于遗忘的。

但事实是，最后一波大规模的人群死亡高潮，才是这场闹剧结束前最惨烈的一幕。无数城市的街道上，停着来不及火化、也买不到棺材和祭祀用品的普通人尸体。过去的那三年，14 亿人每天被强制检查、强制刷码报备的那种生活方式，像极了二战前夕纳粹政府要求每个犹太人按时打卡的另一个版本。刷完码才具有身份：有阳性的给红码，没阳性的给绿码，疑似的给黄码。没有绿码的人无法参与任何公共活动，更别说出行和社交了。无论是孕妇在医院门口急着生孩子，或者是其他突然疾病，没有绿码或实时核酸检测结果的患者，只能眼睁睁在医院门口等死。

我的一位外企同事，因为在封控前一天没有核酸检测结果，心脏病突发，被浦东一家医院拒绝诊治。独身一人回到住处后，第二天死亡。这件事在我们公司圈子里，在海外被传得沸沸扬扬，可国内依然一片死寂。绿码、核酸检测高于一切。

每天听着大喇叭的喊叫，抽象的大白，口罩，棉签拭子，安全码，行程码，疫苗……这些曾经伴随每一个人工作、生活、社交的一切，随着 Covid-19 而来，火速裹挟了整片大地，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真的一点踪迹都没有留下。这些曾经每天被反复提起的关键字眼，随着新冠剧情的结束突然就烟消云散了。

当初一群人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躲在没有开灯的餐厅里黑着灯小心翼翼地点菜，不发出一丝声响地吃饭，似乎只是一场梦。梦里我们在慌乱地躲避什么，记不得了；梦醒了，当时的恐惧和害怕却没有散去。那段日子我不解：为什么我们没有逃跑？为什么我们没有反抗？

我出国前的整整三年，伴随着疫情管控的加强，生活变得很奇怪、很难适应。所有正常的工作及活动都是可以随时叫停的。很长一段时间，火车上运载的乘客一旦有感染，全部都被遣返。更可怕的是，怎么会从成千上万的人里面找到这些感染或疑似感染的人呢？任何人自己可以没感觉，但是如果你的行程码不巧被大数据匹配到与感染的人群出现在同一个区域，那这个倒霉的朋友就像极了以前抓特务行动中被连累的无辜群众。你虽然什么都不知情，但强大的大数据系统已经定义了你“有罪”。

Covid-19 从武汉开始发源，并很快肆虐全国。不是每个城市都经历过与武汉相当的全城封控。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上海这座城及身在其间的所有人，成为了最不该忍受如此折磨和屈辱的一个。

2022 年年初 3 月 28 日开始的上海所经历的那场世纪大封锁，至今都令人胆颤心惊、没齿难忘。一瞬间，整个城市从车水马龙、勃勃生机，突然就变成了一片死寂。由于 2 月初上海华亭宾馆作为境外旅客集中隔离点，被爆出因为酒店排风系统内部循环问题引起酒店客人集体感染，当年 3 月底上海市政府宣布浦西、浦东两地要分别进行整体封闭，初步预计 1 周时间。

因为政府说依据浦江为界，将浦东、浦西两边各自进行分控，当时还有人戏称之为“鸳鸯封”。只是当初大家为了配合政府管控，认为阴性的小区最多封控 1 周；最后却是整个上海所有核酸阴性的楼栋和小区一直封控到 5 月 31 日。

全城 lockdown 之前，上海的应对政策曾被曝出：有感染人群的小范围从最开始按十字形小区 lockdown，发展到整个小区 lockdown；再到后来华亭宾馆案出来，全城约 2500 万人被集体关禁闭。

然而之前上海政府的花式风控政策貌似不为中央所满意。新闻联播里每天放出国家领导人要全面清零的决心，社会也欣然鼓舞，全盘接受。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华亭宾馆事件的推波助澜，非常迅速地，全市停工停产。政府并没有呼吁大家做 1～2 个月的准备，就这样，我们都被以病毒清零的名义关了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有人居然在封控当天被关在电话亭里，腿都伸不直好多天。不少做小本生意的，被关在狭小的店铺里，不让打开卷帘门；还有那些被滞留在工地上、什么物资都没有的农民工，他们是否选择在街上搭帐篷过了几个月，也无人知晓。

解封的第一天，我和家人出去走了很久。街上还是没有什么车，去公共场所依然要刷健康码。我们看到的世界已经变得不认识。一大堆被废弃的帐篷躺在人行道上，银行 ATM 小房间里还有破旧的棉被，看上去曾经有人住在那里。所有的商店都关着门，门上残留着破碎的封条。以往永不关门的便利店也关起卷帘门。街上除了无人打扫的垃圾和空旷的道路，荒芜得像跨越了时空般不真切。

后来的好多天，我都站在天桥上看着车来车往，感受这座城市慢慢复苏的心跳。

被封控之后，家以外的世界已经无法想象，除了没有被断网断电以外，其他什么都缺。同在一城的朋友或慌张、或关切、或担心，开始互发信息，分享实时了解的情况并寻求解决办法。最初，小区很多楼栋出口被贴上封条，我看对面单元的楼栋看得真切。平时小区里来往晃悠的大爷大妈、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背着书包的孩子们，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了。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我们在家里抱怨，是不是接下来要面临生活上的麻烦。新闻联播里很快播出上海某超市物资丰富、秩序井然的画面。然而细心的观众发现：除了摆拍的货架，其他货架空空如也。我在手机上截下央视的报道画面，觉得这样的荒诞竟然发生在我生活的时代，实在太戏剧化了。

大约半个月后，传出全国支援上海的大行动，据说全国各地的食物都往上海运。我们这些被关在家里、失去自由的人们当然充满期待，但依然无法正常买到任何东西。黑市和小区内的交换贸易逐渐兴起。绝大多数人什么都缺，如果再缺钱，则更可怕。

与此同时，上海某食品仓库的监控流出：有人在仓库里放火，火势初时可控，却长时间没有消防车前来。火从一楼烧到二楼，再到三楼，整个仓库最终化为灰烬。新闻联播不播的内容，往往更精彩，也留下无尽的想象。

被封控、失去自由的人们失去了所有平时唾手可得的必要物资。我当初没有心理准备，虽然我妈 3 月底囤了一些食物，但我讨厌囤积生活用品（我没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以为这个时代不会再回到那种贫困绝望的状态），所以拒绝提前准备大量食物和物资。然而事实证明是我的无知和愚蠢。很快家里就只剩下一块过期的奶酪。小区发的菜一个礼拜一次，很快蔬菜、肉、鱼、调料、饮料都没了。

恐慌、不解、困惑久久徘徊在心头。我无法相信这是在当代上海。这样的景象不该出现在非洲的落后国家或战乱地区吗？

更离奇的是，一位住在陆家嘴豪宅里的金融界成功人士，因为买不到鸡蛋给孩子吃而拍视频抱怨。网上愤怒或无聊的人们开始自制段子、讽刺视频。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条宠物狗趴在铁窗缝隙里痴痴望向自由天空的短片。原来大家只是缺少展示才华的机会：对联、字谜、藏头诗、打油诗、小故事，甚至被关着的迪士尼员工，也在各楼层组织歌舞节目。

封控初期，无聊与无奈催生了很多创造力，人们用苦中作乐来反抗极端限制自由的政策。

最令我难忘的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准备办一场抗疫歌舞表演，歌颂英雄、大白和专家，给大家“打气”。然而清醒的上海人坚决反对，拒绝浪费金钱和时间在虚伪的歌舞升平上。最终这场演出未能成形。

疫情管控持续到 5 月，许多小区的绿化带都被饥饿的人挖得七零八落。绝望如同土地被薅秃，已经无法萌发希望。

一个多月过去了，依然没有结束封控的消息。城市焦虑加剧。无端坐牢般的生活让人难以忍受。病毒来无影去无踪，有人莫名其妙就被查出阳性。

无休止的核酸没停，又上了抗原。每天两次“自己插喉咙”的检测成为常态。而更底层的群体，不仅要忍受检测，还要承担高额房租、天价食物，许多人没有收入，逼近绝望边缘。

他们的选择不是反抗，而是离开。

听说虹桥火车站和机场恢复部分运作。我们看到视频里，许多人拖着行李，步行 10 公里、20 公里到火车站，买不到票的人只能露宿草坪。他们既无处可去，也无处可留。

拖着行李、背着包走在路上的人们，一个个都绝望、伤感而无奈。城市容不下他们，而地铁、公交、出租完全停摆。

这样的画面，居然发生在国际大都市上海？

愤怒和抱怨在网上沸腾，而城市却安静到惊人。以往市中心的车声轰鸣消失了，只剩下清晨鸟鸣。四月的风雨滋润着土地，小区的花草无声盛放。

那时我每天最放松的，是站在楼上看植物生长——它们无声却顽强，给人自由的向往。

而我们，一群普通人，精神与肉体都快枯萎。

为什么我们不把封条撕开、把门推倒？为什么不反抗？

我无数次冲动，但终究被无力感吞噬。

幸运的是，小区里的花草树木陪着我。当它们冲破寒冬、静默复苏，我看见了生命的坚韧。

人类天生爱自由，没有人会习惯这种生活。但大家却选择遵守。

副总理孙春兰、书记李强来到上海“视察”，带来鼓励的话语并要求继续坚持。镜头感动全国，却没改变上海人的实际苦难。

隔离墙越建越高，高压政策持续不退。

每天：

一日三餐求温饱；
一日三测查阴阳；
一日三省求平安。

核酸频率从三天一次，变成每天一次或两次。大喇叭从清晨喊到午后。居民排着长队，扫码、张口、捅喉咙、回家，如此循环。像囚笼里被放风的犯人。

晚上等新闻播报，看有没有新的阳性。

最怕被查出阳性，会被全小区“仇恨”。阳性者会被悄悄带走，去向不明。

有人在对面楼彻底崩溃，日夜哭号，持续数日，无人干预，那哭声像鬼哭狼嚎，令人心碎。

一个月后，部分小区可下楼活动，但不能出小区。团购兴起，菜价暴涨 5～10 倍。每天半夜抢菜成必修课。

邻居们反而变得互助。烟酒可乐巧克力成为珍品，一颗葱、一头姜都弥足珍贵。

有音乐邻居组织小型演出，却被公安以“散播风险”理由叫停。

终于在 2022 年底，我选择逃离这令人窒息的环境。刷码、核酸、封控、盘查、警察电话……连出差回家都会被层层质询。

我申请国外工作签证离开中国。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恍惚得不敢相信一切是真的。到达后看到城市灯火，我突然感到一种久违的安宁——曾经一切强制要求，都在这里消失了。

我发现：在这里，没有人会以管控之名随意打扰你。

同一个地球，却像不同的时空。

离开那场闹剧，我期盼那些荒诞、痛苦、愤怒与无奈随着时间走远，永不再来。

愿民族迎来真正的新生。愿每个人在灾难里获得反思与勇气。

“集体利益”的名义曾带给我们什么？这一切值得深思。被美化的集体主义，也许只是少数人用来剥夺个人权利的借口。历史无情。一个缺乏反思的民族，会像失控的马车，裹挟每个个体奔向深渊。灾难往往是集体性错误，盲目跟风就是火上浇油。有人利用集体主义的外衣，从别人的悲剧中吸取养分；如寄生虫般靠他人的鲜血成全自己。

我意识到：一些看似天生拥有的东西，绝不该被剥夺——自由、人权。

生命中无价的事物：健康、生命、亲情、爱情、理想、信仰……都是必须保护的“生命之重”。

我们必须勇敢捍卫，而不是任由权力以“集体”之名摧毁。

上海爆发白纸革命，全国接连出现抗议。越来越多人厌倦“集体压个人”的叙事。

远在千里之外，我思念祖国、家人、朋友、师长。然而我也知道：

即使只是沙粒，也必须随风向上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