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冲突源于不同的思维逻辑

施化

当前，东西方紧张剧烈的各种冲突，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回避的现实。这个冲突自打我呱呱坠地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叫做“抗美援朝”或韩战。经过老毛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经过小习的“东升西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今已上升到分裂不可调和的地步。中国现今正面临西方高压，经济持续衰退，人口持续下滑，战争日益逼近。哪怕不断呼吁维稳，大力加快创新，都难以改变困境，不过，假如追根究底，只不过一个原因：与西方闹翻了。

虽然多数人都以为，当务之急是解决中共一党专制问题，可是假如不知道东西方关系该如何应对，无法解开东西方冲突的死结，后共时代的中国仍乏希望。有人问，日本不也是东方吗，为什么他没有这个麻烦？问得对，因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彻底西化，或者说从情感上接受了西方逻辑。可是为什么中国不能？

假如站在一个客观中立的角度，用一种超脱的视角来看待东西方的矛盾冲突，不难发现，这一冲突从根本上讲，完全是人为，节外生枝和不必要的。所有的不同或差异，只要放在显微镜下面，就能看清楚，说到底仅不过是思维方式的差异，并且严格讲微不足道。所有猜忌，敌视，防范，抵触，直至最后爆发走火或战争，只能归结于两个字：愚蠢。

道理在于，今天世界的地缘政治已经被全球化冲销，历史结怨也被经济合作淡化，剩下的不同只有肤色人种，还有就是，思维方式。仅仅由于思考的方式不同，就会催化出山崩地裂的爆炸吗？历史就是这样说的。

以西方打开中国国门的鸦片战争为例。鸦片战争本质上是贸易战争，不为领土或主权。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了几个口岸，战争就结束了。本来这是可以避免的战争，可惜因清朝道光帝的判断错误，战争和失败屈辱走上不归路。结论两个字：愚蠢。

英国人从明朝年间就开始爱上中国的茶叶，想自己种植却不得其法。而中国每年向英国大量输出茶叶，却拒买任何英国商品。几代人以后，作为贸易方的英国商人，再也忍受不了巨大贸易逆差压力，选择了中国市场广泛接受，种植较容易的鸦片，以取代沉重昂贵的白银。鸦片种植虽在印度孟加拉，可流行却在中国，到底是谁的过错很难讲清楚。

鸦片泛滥为毒品以后，清廷呈现主剿与主和两派。主剿派认为，应当断却与英国的一切关系，把英国人赶回去；主和派认为，英国人只是想平衡贸易，灵活一点就能避免战争。各位不知有否注意到，直到今天此时此刻，中国人领导人还是陷在同样的逻辑矛盾之中。结果是，主剿派占上风，把战事层层推进，打到最后才发现，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

假如一开始中国人就能清晰地辨别出对方的真实意图，就事论事，以求实的态度一点一点解决问题，是不是这一两百年的屈辱就免掉了？完全可以。可是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不允许。

在西方哲学里，人喜欢追问，真实是什么，我是谁？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人最先问的永远是，我怎么活下去，怎么减少麻烦，怎么在乱世里找到一个位置？因此，中式哲学从底层逻辑上就是一种生存哲学。它的核心求圆不求直，能屈能伸，能藏就藏：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要成为那个被捏死的人。和西方哲学追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逻辑不同，中式哲学更追求圆而不是直。在中国，说一不一定是一。

中国人判断事物，要看场合、对象、环境和权力结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水的本质不是柔，而是没有固定形状。因为太直的树先被砍，太硬的石先被敲，太锋利的剑容易折断，太锋芒毕露的人往往活不久。这是历史经验累出来的生存之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式思维强调关系大于真理，人情重于逻辑。

中国的社会结构本质上是关系社会，而不是规则社会。所以做人往往比做事重要，讨好比能力重要，关系比公平重要，场面比事实重要，台阶比对错重要。中国社会不是建立在严格的法律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情、伦理、长幼、权力这些关系网络之上，在这样的结构里，绝对正确这种东西本来就不存在。你越是坚持原则，越难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式哲学从来不追求真实，只追求可持续的苟且。中庸不是为了让你知道真理，而是为了让社会能继续运行，让个人继续活着。中式哲学始终是为了可持续地活下去，而不是为了找到最终答案，必须具备逻辑推理，明确概念，系统化辩论。中国人并不追求终极真理，只关心怎么能活下去。

可以说，中式哲学思维塑造的是一个权力中心的国家结构、秩序优先的体制逻辑、人情主导的社会形态、情绪压抑的个体性格以及服从为主的文化气质。这五个关键词基本上可以解释中国社会里绝大部分现象。

家庭里最重要的是听话，学校里，纪律常常比思考重要，职场里，关系和站队比真本事更关键，官场里，忠诚几乎永远排在专业能力之前。这些现象本质上都是儒家那套父权式结构哲学的现实投影，法家则在这套结构上加了一层恐惧与强制的外壳。法家的根本思想是统治依靠恐惧，而不是依靠真正的共识，权力要高于法律，而法律主要是用来维护权力的，而不是用来保护普通人的。在这样的逻辑下，整个权力体系会自然形成一种状态，上面说什么就是对的，法律更多是为权力服务，不出事比讲真话更重要，责任永远往下推，权力永远往上收。

儒家讲究服从，法家强调控制和惩罚，两者叠加后，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秩序永远比自由重要，稳定永远比真实重要，服从永远比争论重要。于是，今天中国常见的体制逻辑是，先稳住大局再谈个人，先管住舆论再谈意见，先维持秩序再谈权利，先把冲突压下去，再谈解决问题。这并不是某一代领导人的临时选择，而是2000多年秩序崇拜哲学一以贯之的结果。维稳式治理背后站着的正是儒家和法家的结合。在社会运行的日常层面，中式哲学又让中国变成了一个人情社会，而不是规则社会。

问题来了。假如主导世界的当今西方各国，用的也是与中国同样的思维逻辑，把世间万物统统装进稀里糊涂的泥潭之中，不分真假，不辨是非，苟且敷衍，说不定也能够天下太平地一天天混下去。可惜老天爷制造物种，偏偏不只造一种。既生瑜，何生亮，让人情何以堪。

马上会有人想不通。说既然中国思维圆滑，是为了活下去，那又怎么会同外国人死磕，一直闹到不打不相识的地步呢？这里面的关系是这样的。

由于高度一体化，与几千年训练出来的顺从性人格，中国老百姓与世隔绝，与洋人打交道那是皇上的事儿。偏偏皇上又从来都不直接与外国交涉，事无巨细都要通过洋务大臣，所以，要说中国有外交的话，关键掌舵的不是圣上，而是一帮揣摩上意，夹杂私货的佞臣。这些人全都根据自己的仕途需要，随意篡改事实，编造谎言，以哄得今上开心。比如庚子事变，最后促使太后宣战的导火索，竟是一封伪造的外交照会。话说回来，假如碰上一个清醒如邓小平的人，外交局面会幡然一新。可惜如今再也没有了。

在中国，凡做事一板一眼，求实求真的人，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对时局有任何影响。这对洋人，则完全想不通。因为他们今天获得的所有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的成果，都是靠一板一眼，求实求真做出来的。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

可在中国行不通。道家强调不把话说死，不把事做绝，圆滑留余地，模糊反成一种智慧。中国社会自然演变为一种状态，关系大于法律，熟人社会圈子文化非常牢固，遇到事首先是找人，而不是找制度，办事时第一反应是能不能通融。在这种结构里，讲道理往往不如讲关系。中式思维逻辑还深刻的塑造了普通人的心理结构，让很多人成为情绪压抑型人格。儒家强调喜怒不形于色，忍一时风平浪静，冲动是做人的大忌。今天中国人很少表达真实感受，遇事首先选择忍，面子文化极强，内心一套，嘴上一套，情绪难以健康表达，最后通常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突然爆发。

中式逻辑让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体制，不是建立在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之上，而是建立在关系权力与秩序的组合之上。这种体制表现为，规则可以破，但权力不能破；法律可以变，上意不能变。态度往往比事实更重要，稳定往往比真相更重要，汇报常常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表面上的服从，私下里骂娘。

总体来看，很多中国人具备一种非常强的适应生存能力，能忍，能吃苦，能适应环境，但也不愿反抗，不敢创新，不轻易挑战权威。人们普遍重视关系，重人情，重稳定，重面子，不喜欢把话说的太直接，不太相信公开透明，不相信规则，因此很难真正保护到自己，遇到问题更多依赖关系家族。关系比能力重要，听话比思考重要。

这一整套人格与处事方式，其实就是儒道法墨共同堆积起来的文化结果。一句话概括，儒家的表情，道家的智慧，法家的恐惧，墨家的忍耐，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今天看到的完整中国社会结构。这样的结构，很显然，与中国以外的世界格格不入。这种本质上的差异与隔膜，积聚到了某一刻，很难不爆发冲突。然而殊不知，这一切是可以通过思辨化解的。

2025-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