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中全会公报透视中国未来五年

发展名义下的安全优先：

从四中全会公报透视中国未来五年

作者/杨纯华

在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以下简称“四中全会”）公报正式发布后，对于中国未来五年的国家走向、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治理逻辑，值得进行一次理性分析。本文将从公报所揭示的叙事转变、政策取向变化、制度结构变动三大维度入手，探讨其背后的逻辑，并据此对中国在2026-2030年、“十五五”期间可能的演变路径做出判断。

一、叙事的转变：从“改革开放”到“安全稳定”

四中全会公报明确将下一阶段 (即所谓“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期) 的议题置于“发展的同时兼顾安全”“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框架之下。根据官方媒体报道，公报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展和安全必须二者兼顾”“高质量发展”“自立自强”等关键用语。

（一）“改革叙事”的弱化

回顾过去几次全会：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2014年）中，公报聚焦 “‘依法治国’”、制度建设等议题；

在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年）中，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即一个试图依靠“制度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叙事。

在本届四中全会中，官方语言中虽然仍保有“改革”“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等措辞，但报道强调的却是“风险”“斗争”“安全”“防范”“自我革命”之类词汇。

这种变化意味着，从“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叙事，正在向以“安全稳定”为主轴的叙事转向。换言之：政策焦点不再主要在“开放、创新、市场化”，而更多地在“防风险、守底线、稳增长、保安全”。

（二）“发展”成为工具，“安全”成主轴

从公报及相关解读可见，“发展”不再是最终目的，而更像是一种“维稳”手段。官方报道中提到：“发展和安全必须二者兼顾”“发展要服务于安全”“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类表述。 也即，经济成长被置于“稳定”与“安全”框架之中：如果发展不能保证安全、不能防止动荡，那么发展就无法被优先考虑。

（三）“长期围城”范式的雏形

结合上述叙事转变，我们可以判断：中共当前所处的状态更像“长期围城”而非“改革冲刺期”。当制度化“改革开放”叙事弱化，转而以“斗争”“防风险”“自我革命”为关键词，就意味着政权逻辑转向“守住”——守住政权、守住稳定、守住制度合法性。换言之，部署的是一种“生存战略”而非“增长战略”。

因此，从叙事来看，四中全会预示着中国未来五年主要议题将更偏向于：安全优先、稳定为上、发展为辅。

二、政策取向：经济议题的危机信号与制度整肃

叙事转变背后，是政策取向上的显著变化。本文从两个维度分析：经济议题上的信号与权力 /体制整肃上的动向。

（一）经济议题：危机信号频现

虽然公报仍强调“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深化改革开放”等熟悉措辞，但若细读其语境，则可见诸多“危机”“风险”的隐含。

公报强调“要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守牢基层三保底线”“要稳就业、稳企业、稳外贸”等措辞。

报道指出，“地方债务风险”“就业下行压力”“消费乏力”成为分析的关键词。

官方背景说明：在召开之前，官方已强调“战略机遇、风险挑战并存”“当前经济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这些措辞与逻辑与改革冲刺、增长乐观的时期大相径庭。换言之，经济议题中折射出的是一种“放缓预期 + 保守治理”的基调。

从分析角度看，有以下几点值得警醒：

1. 增长预期下降：虽然未明确提出具体GDP目标，但“质量优先”“适度扩张”的用语越来越多，暗示增长速度将低于过去高速时期。

2. 防范结构性风险加强：地方债、金融隐患、实体经济疲弱成为政策重点，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增长或将更多依靠“防守”而非“进攻”。

3. 消费与内需仍被强调但信号矛盾：官方强调“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消费”，但如果就业、收入和信心都面临压力，那么真正拉动内需并非轻松。

4. 科技自立被提升但难题重重：官方提出“科技自立自强”将是关键任务。 但在外部环境恶化、制度效率下滑、资源投入受限背景下，科技突破面临现实挑战。

综上，从经济议题看，这份公报更多像是在“压舱保稳”而非“加速突破”。

（二）权力结构与制度整肃：安全逻辑强化

除了经济维度的变化，制度与权力结构调整也在此次公报中或其配套动作中得以体现（虽然许多细节仍未公开，但已有公开分析可供参考）。

多家媒体与研究指出，会议期间出现了包括军方高层、纪检系统在内的人员变动、清洗和重组。

公报中“党的全面领导”“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被反复强调，而“法治”“治理能力现代化”此类措辞则显得边际化。

在制度逻辑上，强调“意识形态风险”“舆论引导”“稳定基层”“防范重大事故”等词样，暗示国家治理重心从“提升能力”向“保障忠诚”/“防范动荡”倾斜。

这暗含以下分析结论：

1. 治党重心回归政治安全：当“党的全面领导”成为治理叙事核心，而对制度化、法治化的表述被弱化，则说明治理体系回归“党的意志”而非“制度制约”。

2. 军队与安全体系强化政治属性：军事人事的变动以及“战略支援”“后勤”等关键系统的整肃，说明军队被更多置于“政权安全”而非“军事作战”逻辑。

3. 社会治理进入高压状态：强调“意识形态”与“舆论”管控，并将基层“三保底线”（即保障民生、稳定就业、社会保障）作为政策底线，说明国家预期内部社会风险提升，并提前布局。

因此，制度整肃与安全逻辑强化，是此次公报最为重要的隐性信号之一。

三、对未来五年的三个判断维度

基于上述分析，从叙事转向、政策取向、制度整肃三方面，我提出以下对中国2026-2030年（即“十五五”规划期）发展的三个核心判断。

判断一：经济增长路径将由“扩张”转为“保守稳进”

在本届全会公报中，“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内循环”虽仍在，但更多强调“量的适度”“防范风险”“安全底线”。可据此判断：

年均增长目标可能显著低于前几个五年期。政府不再追求高于 6 % 的发展速度，而可能将增长目标控制在中低速区间。

地方政府与国有部门将承担更多“保增长”任务，但更重“防风险”而非“冲增长”。例如地方债务限控、隐性负债清理、房地产调控持续、制造业去产能深化。

消费拉动、服务业升级、内需扩张仍为主攻方向，但预期并非快速爆发，而是“缓慢加固”状态。收入增长缓慢、信心恢复迟缓，将限制消费潜力的快速释放。

科技自立虽提升，但投入回报期长、制度体制阻力大、外部制裁风险高，故其在短期内对增长的贡献可能有限。

总的来说，中国未来五年经济将更多被用于“为治理服务”“为稳定服务”，而非纯粹追求发展规模。这一点从公报中“发展与安全并重”“高质量发展”“防范重大风险”的措辞可见端倪。

判断二：治理逻辑将朝“高压＋集中”方向演进

此次公报及其背景显示，中国的治理逻辑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这将深刻影响未来五年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具体来说：

“依法治国”叙事不再是治理重心，而“党的领导”“忠诚机制”“政治安全”成为主轴。公报中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舆论引导”“防范意识形态风险”。

军队与安全体系被更加明显地纳入政治保卫轨道。人事调整、纪律整肃、军队反腐成为治理工具。由此可见，国家安全（包括政权安全）被提至与经济发展同等、甚至更高的位置。

社会治理将更加偏向于“警戒‐预防‐干预”模式。强调“要稳就业、稳预期、稳市场”“要把好基层三保底线”“防范重特大事故”“确保受灾群众温暖过冬”等。官方语境中隐含对社会动荡、经济下行、群众预期崩塌的忧虑。

因此，未来五年可预期“社会管控力度加大”、政策执行集中度提高、地方自主空间缩减。这将对社会活力、市场机制、创新活力带来影响——治理结构的“安全化”可能以牺牲部分制度效率或市场机制为代价。

判断三：外部开放将维持但主动性弱化，国际战略更倾向“防御＋自主”

在全球环境不确定性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四中全会公报对“对外开放”“国际合作”“统一市场”等议题虽有提及，但语境更多偏向“在复杂环境中保障国家利益”“构建内外双循环”。例如，官方谈及“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由此，我做出如下判断：

开放仍在，但主动权弱化。中国将更多采取审慎姿态，防范外部冲击和制度渗透，而非大规模凭借开放作为增长杠杆。

技术自主、自给自足被提升为战略任务。尤其在高科技、关键基础设施领域，中国愈发强调“安全可控”。例如近期关于“科技自立自强”被强调的报道。

在地缘政治与经济竞争中，中国更可能采取“战略防御+自主发展”模式，而非以往那种相对开放、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模式。

对外经济合作仍有，但更多侧重于“打造可控平台”“强化国内大循环”“稳住关键链条”，而非大规模引进外资、开放金融、放宽市场准入的扩张路线。

综上，在未来五年，中国在“对外开放”与“对内安全”之间的权衡将明显偏向后者。

四、批判性视角：改革幻象与权力内循环

前文从叙事、政策、治理结构三个维度分析了四中全会的意义。下面，我从一个批判性的视角提出三个反思：改革的幻象、渐次的“体制收缩”逻辑、以及权力自循环风险。

（一）“改革开放”仍被挂旗但实质退却

虽然公报仍提“深化改革”“高标准开放”“构建统一市场”等字样，但实际叙事与政策导向显示：

改革口号继续，但制度创新空间缩减。治理主体更多强调“党的领导”“安全保障”而非“社会参与”“权力制约”。

改开放速度减缓。与过去靠开放／市场机制拉动增长的逻辑不同，未来五年中国更像将“守”作为主调。

改革目标更多服务于维稳而非结构性突破。比如强调“稳就业”“稳市场”“防风险”，而非“放开竞争”“国企改革”“市场化破产机制”。

因此，可以说“改革”从主推进力沦为“辅助工具”或“修复机制”，其原有的冲刺意味及制度释放功能正在退却。

（二）体制收缩与制度化外皮下的权力集中

随着改革退坡、治理安全化、开放慎重化，体制内的权力结构正在收缩：

国家机关、党组织的主导地位强化，地方与社会自治空间可能缩减。

经济政策空间受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虽被提及，但“有效发挥市场作用”的表述弱化，为“发挥政府作用”“国家主导”腾出更多空间。

在制度表述上，“治理现代化”“法治国家”“制度化建设”这些原本属于改革时代的关键词出现频率下降，而“党的领导”“安全”“斗争”上升。

这种体制收缩的逻辑，并非简单“增强效率”那么正面，而隐藏着“制度弹性下降”“治理成本上升”“社会活力受限”风险。

（三）权力自循环与合法性困境

当一个政权将“政权安全”置于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同等或更高位置时，就暗含一种“权力自循环”（即权力为保权力而运作）的逻辑。具体表现可归纳为：

政策动员越来越多地服务于“维护统治”而非“回应需求”。比如强调“意识形态风险”“舆论引导”“稳定基层”也隐含对社会诉求、社会能动性的打压。

改革红利减弱、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累积，这些会削弱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为填补这种合法性缺口，政权就更倚重“安全”“斗争”叙事。

长期以往，权力自循环可能导致：政策偏向短期保稳、忽视结构改革；行政成本上升、治理效率下降；社会创新与民间活力受限。

从这个意义上看，四中全会所释放的信号，不仅是治理逻辑的调整，更可能是政权逻辑的转型：由“发展型合法性”走向“安全型合法性”。

五、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展望与风险

结合以上分析，在此提出对中国2026-2030年期间的几项重要展望，同时指出重大风险。

展望一：结构性调整深化

制造业转型、服务业升级、科技自主将成为政策关键词。中国将把资源更多配置给“关键产业”“先进制造”“科技平台”。

内需拉动进一步强化。消费升级、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仍会被强调，但增速可能放缓，且更倾向于“稳增长”而非“爆发增长”。

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化将持续推进。政府可能更多强调“均衡发展”“共同富裕”逻辑，地域发展差距、人口流动、城镇化收尾期问题将逐渐凸显。

展望二：治理模式的再演化

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将调整为“压舱保稳”型：隐性债务、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泡沫、就业压力等将成为治理重点。

社会治理将更强化“底线思维”与“应急机制”：突发事故、自然灾害、疫情波动、舆论事件将触发更多预案与干预机制。

对外关系仍有推进，但更多在“可控开放”范畴：围绕“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跨国科技投资，但对外开放的监管、制度风险、国家安全考量将更加紧密。

展望三：制度风险与增长困境并存

经济增长可能陷入“中速＋结构性停滞”状态。若外需、内需、技术突破均未显著改善，中国增长潜力可能被进一步压制。

社会信任与预期可能受到冲击：就业、收入增长放缓，青年群体焦虑、创新主体活力不足，将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挑战。

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中美科技竞争、地缘冲突、全球供应链重构等外部变量将影响中国成长路径。中国若无法通过制度和模式创新应对，可能被困于“内循环‐低增长”陷阱。

合法性压力增大。若改革红利减弱、政策回应不足、社会诉求积累而无法有效化解，政权长期以“安全”“斗争”叙事为主可能面临“效能－合法性”两难。

结语

透过四中全会公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常规的五年规划安排，而更是一种国家治理逻辑的转换。发展叙事正在让位于安全叙事；改革动力正在被稳定需求所替代；开放姿态正在被审慎防御所调整。未来五年，中国似乎将走入一个“发展为稳定服务、改革为治理服务、安全为首位”的阶段。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届全会可被视为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标志着一个以“改革开放”作为发动机的时代或许正在逐步退场，而一个以“维稳、安全、体制保全”为主框架的新阶段正在铺开。对于国内外观察者而言，这既意味着政策环境的变化，也意味着投资逻辑、社会结构、制度生态都将迎来新挑战。

如果一句话总结：未来五年，经济策略的逻辑不再是“突破”和“跃进”，而是“保稳”和“优化”；治理不再是“放开”而是“集中”；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将与经济社会发展齐头并进，甚至成为优先项。

从这一视角看，中国正从“高速发展时代”迈入“长期守护以求生存的时代”。我们必须以清醒的态度看待这一转变：它既有维护国家和政权稳定的合理性，也伴随着制度活力与社会创新可能受限的风险。观察中国未来五年的走向，关键就在于：在“稳定”与“活力”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本文为理性分析性评论，所依据公开资料与官方表述，旨在提供宏观判断，不代表任何立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