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错误教育
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他是一位资深汉学家、驻外记者，曾担任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艾美奖制片人，著有小说《我的故乡》，并与约翰·德勒里合著了《财富与权力：中国迈向21世纪的长征》。2025年10月20日，奥维尔在 《外交事务》杂志 发文，介绍父亲习仲勋的人生及其对习近平的影响：
鉴于近年来有关中国的书籍如潮水般涌现，人们或许会认为世界其他国家早已洞悉了这个充满争议的国家。然而，中国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很多方面仍然难以被西方理解，其许多领导人也依然令人费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曾近距离观察过他的官方访问——一次是2015年与美国副总统乔·拜登的会面，另一次是2017年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访华期间。我很少遇到像习近平这样，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如此难以捉摸地透露内心想法的领导人。习近平脸上永远挂着蒙娜丽莎般的微笑，他的神情令人难以捉摸。
根据约瑟夫·托里吉安（Joseph Torigian）在其巨著《党的利益至上：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生平》中所述，习近平或许从小就学会了不透明的本领。托里吉安援引中国历史学家高文谦的话说，在目睹父亲在中共内部失势后，习近平学会了“隐忍克己，不表露真面目”的艺术。习仲勋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他对党和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但最终却遭受政治迫害、虐待、监禁和流放。习近平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正如托里吉安所观察到的，中共内部动态史对学者，尤其是非中国学者来说，是“世界上最难研究的课题之一”。他们不仅要克服巨大的语言障碍，中共对公开其丑闻也极为敏感，不遗余力地用宣传手段歪曲历史记录，并将令人尴尬的文件拒之门外。结果，官方历史被精心修饰，唯恐暴露任何瑕疵。
然而，揭开面纱，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便会显露出来：一个充斥着权力斗争、诡计多端、傲慢自大、背叛和欺骗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牺牲。托里吉安以如此非凡的细节刻画习仲勋的一生，帮助读者揭开面纱，理解父子二人是如何在政治的熔炉中“锻造”的——两人都用“锻造”这个词来形容革命的艰辛和斗争是如何塑造他们的。
“习仲勋的垮台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托里吉安写道。这也是习近平家族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们的家庭陷入了悲剧。1962年，习近平年仅九岁，他的父亲，毛泽东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清洗，罪名包括批准出版一本关于他导师的小说。习近平因此遭受了16年的政治排斥和暴力——他被毒打得一只耳朵失聪——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邓小平上台，文化大革命结束。
正如一位前同事回忆的那样，习近平的清洗给他造成了“心理创伤”。然而，尽管遭受了种种虐待，习近平仍然坚称他只想“为党奋斗一生”。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及习近平家遭受的所有不公正和侮辱又如何影响了他的孩子们。
习近平的童年饱受创伤，以至于1969年被“下放”到农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了七年赤贫的岁月，并“向农民学习”，这让他感到如释重负。当然，他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在中共的剧本中是最低级别的政治谴责之一。正如托里吉安所写，习近平因被迫谴责父亲而“遭受了特殊的虐待”。人们可以想象，他十几岁时申请加入共青团——这是每个孩子都梦寐以求的正式党员的先决条件——却被拒绝了八次，这是多么屈辱。然后，在文化大革命最终结束之前，他的妹妹也饱受折磨，绝望地上吊自杀。
为了避免任何流行心理学的痕迹玷污他严谨的学术研究，托里吉安坚称，他的书“并非旨在对这段父子悲剧进行弗洛伊德式的分析”。相反，他写道，他的意图是“用一个相当独特的人物的一生来讲述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通过利用主要来自中国境外的新的中文、英文、法文和俄文资料，托里吉安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还做得更多。很少有儿子能摆脱父亲的影响，托里吉安仅仅通过讲述这段父子故事，就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习近平的成年历程是如何成就了他如今的。
奋斗篇
托里吉安认为，习仲勋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景所吸引，“更多的是情感而非意识形态”。1913年，清朝末代皇帝退位后不久，习仲勋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在中国西北贫困的陕西省只接受了基础教育。托里吉安写道：“习仲勋是一个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硬汉，他从职业革命家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中找到了动力。” 他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化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即使在党以最非理性、最残酷的方式攻击他时，这种理想化也始终贯穿着他的一生。
20世纪30年代初，习仲勋首次卷入党内权力斗争。当时，他还是个年轻人，与陕西省两位最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刘志丹和高岗共事，却遭遇了一场残酷的大清洗，数百人被处决。习仲勋被指控“右倾”——对处决地主和乡绅等“阶级敌人”不够热心——并因此遭到殴打和监禁。然而，在蒙受耻辱的过程中，他始终坚定地忠于党和革命。“我相信中央一定会澄清这件事，”他乐观地宣称，“我绝对不是反革命分子。”
他的命运在1935年发生了改变。当时，毛泽东为了躲避被围困的长征，跌跌撞撞地来到陕西地区，结束了这场清洗。习仲勋被平反后，被指派负责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国民党曾暂时与共产党联手抗日。之后，他前往共产党的首都延安，担任西北局党校校长。
党内没有中间地带。
毛泽东对敌人的偏执和对意识形态统一的渴望在1942年达到顶峰，当时他发起了“整风运动”。当时，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许多高层领导人被迫进行了数日屈辱的自我批评和坦白。习仲勋被派往商业繁荣的绥德地区，在那里他协助组织群众集会，揭露所谓的间谍、敌方特工和其他假想的政治人物。托里吉安将这些集会描述为“一种集滑稽和恐怖于一身的迫害狂潮”，并质疑如何确切解释习仲勋的这些极端行为，在他看来，习仲勋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人。
“习仲勋是党员，”托里吉安推测道，“所以当他被要求寻找间谍时，他就这么做了。”他的目标是“尽一切可能表明他对毛泽东的忠诚”。结果，毛泽东最终送给他一块白布，上面写着“党的利益至上”，这是他珍视的信物。尽管习仲勋被迫忍受各种政治极端主义，托里吉安却形容他是一个更喜欢“平衡”的人，而这种平衡在毛泽东时代很难找到。
随着习仲勋事业的腾飞，他获得了新的职位，责任越来越大，知名度也越来越高，最终被称为“西北王”。然而，1944年，他与郝明珠八年的婚姻破裂，两人育有三个孩子。同年，他与17岁的齐欣结婚，并育有四个孩子，其中包括习近平。
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共产党在国民党势力中取得进展，习仲勋加入了毛泽东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导致数百万地主被“斗”并被处决。他对这种策略表示质疑，并试图为一条更为温和的“中间路线”辩护。但那是一个极端的时代，习仲勋在毛泽东接下来的反“反革命”运动中继续顺从地支持他。习仲勋甚至怂恿他的手下“杀人要足够多，以制造敬畏和恐怖”——托里吉安解释说，这种逻辑的前提是“党能够以某种方式实现‘正确’的处决人数”。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最终在国共内战中战胜国民党军队后，习仲勋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过多个中央政府职务。他曾担任宣传部长，并负责处理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关系。1956年，他加入中共中央委员会，三年后成为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务院副总理。托里吉安报道，正是在那里，习仲勋了解到毛泽东仓促推行的农业公有化，即所谓的“大跃进”，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而“周恩来的首要任务不是好的政策”，而是“政治生存”。
到1962年，一系列令人费解的指控再次使习仲勋陷入困境。由于莫斯科与华盛顿关系缓和，以及俄罗斯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强调“去斯大林化”，苏联成了中国的敌人；毛泽东开始担心习仲勋可能感染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病毒。当时，习仲勋勉强批准出版了一本关于他陕西老导师刘志丹的小说，而刘志丹现在正受到一些对手的批评。习仲勋被指控“与莫斯科有不正当关系”，批准了一部不正确的小说，并且是“反党分子”。即使在无数次认罪、自我批评和道歉之后，他还是发现自己再次被他毕生为之奉献的党开除出党。
“三十六年的感情一下子毁了，”他写道，与此同时，新一轮的羞辱开始了。他告诉一位朋友，他感觉自己就像“从十八层楼上摔下来的人”。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毛泽东认为党的总部和国家机关过于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化，于是组织红卫兵反抗。习仲勋被流放到河南省的一家金属加工厂。在那里，他遭受了侮辱和伤害。他被一群红卫兵绑架，送进监狱，然后被绑着胳膊游街示众，在挤满批评者的体育场里遭到殴打，人群高喊着“倒台！放火！炸！”。后来，他被关进监狱，被反复批斗，并遭受了更多的殴打。
绝望之下，习仲勋给他的老战友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求情。尽管两人都没有回信，但托里吉安指出，习仲勋“从未放弃对毛泽东的感情”，也从未放弃对党的忠诚。尽管习仲勋一再向毛泽东和党屈服，甚至迎合他们，但他仍然给人一种好意的印象：他被困在屈服与生存之间，与反对与被压制之间。党没有留下任何中间地带。
“打倒习仲勋！”
习仲勋不在的时候，他年轻的第二任妻子竭尽所能地照顾着孩子们。但由于丈夫的垮台，她在她工作的中央党校被列入了“黑名单”，不久后就遭受了无数次身体上的攻击。这让她的孩子们陷入了痛苦的境地，需要那些不再可爱的父母。
“我既无法忍受看到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又担心同学们会围着她看不起她，我会感到羞愧，”习近平的哥哥写道，当时他母亲送他上学时感到很尴尬。“我经常默默地哭泣，因为我为母亲和家人感到羞耻。”
习近平的一位老师回忆说，他因为父母而遭受了“极其不公平的待遇”。比如，在他母亲的工作单位，只有他年幼的习近平被一群成年人拉出去公开批斗。由于害怕自己遭受更多迫害，这位少年不得不忍受母亲高呼“打倒习近平！”的口号。后来，一天晚上，习近平偷偷溜出学校，跑回家向母亲乞讨食物，遭到母亲的斥责，并把他交给了当局。15岁时，他被带到一个拘留所接受讯问和拘留，他后来声称自己在那里“病倒了”，“甚至想过死”。1969年，他作为“知青”被送到陕西一个贫困的村庄，做了七年艰苦的体力劳动，这让他感到如释重负。
很少有儿子能逃脱父亲的影响。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重掌大权，习仲勋终于获准返回北京。他形容当时的心情“既高兴又忐忑”。尽管饱受官场谩骂，他仍然视再次为中国发展贡献力量的机会为“光荣使命”。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委副书记，负责清理文革留下的烂摊子。他还被指派协助启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深圳是邓小平批准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旨在引进外资，用市场力量振兴中国落后的社会主义经济。1980年，习近平率领中国首个州长代表团访问美国。
习仲勋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精明的改革领导人，并以思想开放而闻名。然而，尽管习仲勋及其家人最终得以复职，托里吉安表示，“列宁主义体制的核心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他们遭受政治迫害——仍然悬而未决。正如中共在1989年下令军队向抗议者开枪时充分表明的那样，该党并没有放弃以严厉惩罚、甚至往往是残酷的方式应对现实和想象的政治挑战的习惯。因此，当习仲勋于2002年去世时，他的子孙后代不得不与他所认为难以解决的中国政治体制矛盾作斗争。
十年后，习近平登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宝座，满载着父亲在执政最后几年所激发的所有希望。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习近平会追随父亲的改革脚步，认为中国可能会逐渐演变成一种更加集体化的领导模式，采用法治体制，并拥抱更加自由的经济。托里吉安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线索，解释了为什么这些特征最终未能成为习近平任期的显著特征。
比红更红
托里吉安承认，“一个因为家庭关系而被剥夺参与伟大革命冒险的孩子，承受的情感压力一定非常巨大。”但他不愿正面探讨习近平从父亲狂躁的人生历程中汲取了什么教训。尽管他更愿意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但他留下了一条易于理解的线索。
习近平曾坦言：“父亲嘱咐我两件事：不迫害人民，讲真话。第一点是可能的，第二点则不可能。”当然，读者或许会疑惑，在现代中国，这第一件“事情”是否也并非不可能。但读完这部家族传奇，读者会更全面地理解，为何对习近平而言，不透明和虚伪成了生存的最佳保障。“讽刺的是，”托里吉安写道，“要猜测习近平对他父亲‘真正的想法’很困难，部分原因在于他成长于习家——在那里，一个人从小就学会了谨慎和缄默。”
十几岁时在陕西上山下乡的习近平似乎还吸取了另一个教训：避免被视为叛教者的最好方法，就是变得比任何人都更正统。正如托里吉安引用的一份报告中一位美国大使馆官员所写，习近平得出结论：“通过变得比红更红”，他既可以缓解自己对父亲的尴尬，又可以让自己免受进一步的批评。
然而，比父亲如何影响儿子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却是贯穿全书的主题：像中国这样的一党制国家，该如何应对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并非来自外部殖民者、帝国主义领主或剥削资本家——竟然以“解放”的名义，成为社会的主要压迫者。这样的领导人，我们能指望他们坦诚地接受政府的过去，承认造成的损害，更不用说做出弥补了吗？
德国人完成了这样的反思，但那只是在彻底击败纳粹之后。直到1970年，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才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纪念碑前跪地道歉。“面对德国历史的深渊和数百万被杀害者的重担，我做了我们人类在语言无法表达时会做的事情，”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由于中共仍然掌权，中国面临的挑战远比德国严峻。对于习近平或其他党的继任者来说，如果他们要同样反思国家的历史，实际上就必须把悬挂在天安门广场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取下来。这种行为将背叛所有像习近平的父亲一样，毕生致力于毛泽东革命神圣事业的人的遗产。习近平仍然崇敬党，并将对其历史的批评视为“历史虚无主义”。事实上，他不太可能承认党对他或他的国家犯下的罪行之严重，更不可能放弃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合理化解释：革命的艰辛或许包含过度行为，但这些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它们有助于为中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托里吉安似乎对中国的这种困境感到苦恼。他以这样一句话结尾：“这段叙述遗漏了革命事业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苦难——这笔浮士德式的交易在习仲勋的一生中清晰可见。”
尚不清楚习仲勋是否明白，要想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继续保持忠诚，他必须出卖至少一部分灵魂。但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中国取得了诸多成就，他的儿子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习近平最近在北京的一次阅兵式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并肩作战，宣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随后，他又用近乎美国式的语气宣称：“中国人民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
然而，习近平的言论丝毫没有暗示他愿意诚实面对中共的灾难性历史。这恰恰是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受人尊敬的大国的主要障碍。如果习近平要直面历史，他就必须打破共产党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良性、富有成效的力量的伪装。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有足够的决心去忠实于历史，从而做到这一点。但中国的未来几代人，那些不受习近平家族包袱束缚的人，或许有一天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想要推翻毛泽东的虚假旧秩序。讽刺的是，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他们或许会发现，思考毛泽东最具标志性的口号之一“不破不立”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