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再看所谓革命就是杀人.一个骨灰级大谎.1950年小平同志西南剿匪
刘邓大军在抗战期间避居太行山区，迅速成长到数十万众。日本人走后，
他们投入打倒蒋介石的战争。邓小平率军打回自己的老家，将当地的士绅
和知识份子屠杀殆尽。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柔性规训，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
地留在家里享福的。大树一倒，割草就容易了。
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 队：随即便发生了大
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
“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
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
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
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
1月起才徵收 1949 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
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 1949 年度公粮负担为 42.5万吨大米，
以全区农村人口约 1,000 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 10
公斤，实际达到 50 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 150 公斤左右，
公粮徵收占到平均产量的 30% 以上，这一徵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 30%
到 50% . 已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徵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
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
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
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
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
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 1950 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 200 万之众，
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 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
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
缓慢，
1950 年，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
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
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
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重复徵收 1949 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
1952 年达到 389.2 万吨，比1950 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 2,000 万
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
（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
2009年第1期）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
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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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
只有两天存粮。”邓小平告诉他的爱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
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五大军区出动
车辆，从巴蜀运走了一百四十七亿斤粮食。（罗晓红：《李井泉四川调粮
真相》，《党史文苑》，2011 年第15期）巴蜀由此沦为远东的乌克兰，饿死
上千万人。乌克兰将集体农庄定义为苏联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
巴蜀人民却必须面对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
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圣、吴芝圃的命运。（钟延麟：《邓小平与
七千人大会》） -——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https://x.com/zhu0588/status/1971729340271587662
https://history.creaders.net/2023/05/23/2610362.html
https://www.scsqw.cn/scdqs/scsq/scdsj/xzgcl70znscdsj/content_25344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0/1120/c423730-31938726.html
https://info.51.ca/articles/121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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