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陨落，集体之过

施化

谁都向往民主社会，谁都知道在民主社会里，底层大众不再受欺压，法律彰显公平正义。但很少有人追问，民主社会怎样才得以建立？一般以为，只要推翻了旧制度，一夜之间就可建立起新的民主制度，比如像刚刚发生在尼泊尔的政权更替那样。没这么简单。因为同样的情况发生得太多了，人们期待的结果并没有出现，反而是复杂的曲折反复。不必去考证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只要回头看看中国，1911年的政权更替，1949年的政权更替，除了政权名称变了，其余什么都基本没变。前一个结论被鲁迅先生说过，后一个至今也没人敢说。

为了搞清政权性质，人们就设计出一系列不同的意识形态，比如，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左派，右派，保守派，激进派，自由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极权主义者，恐怖分子，试图贴标签式地把不同政权归类，肯定哪一类否定哪一类。结果不搞还好，越搞越糊涂，每种观点都固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相当于做了许多无用功。

话说回来，事情本可以相当简单。这个简化就是，当大众的基本意识改变了，哪怕同样名称的政权不变，社会自然会跟着改变。因为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只按大众的意识行事。大众有什么意识，社会就怎样运行，亦步亦趋，不偏不倚。就好像人体的所有特征都根据基因形成，大众社会也是同样，所有特征都翻照模因定型。模因就是语言和叙事。祖上说什么故事，后代一模一样地传下去，便有了模因。前面提到的大众基本意识，正是由一整套故事形成的模因。干坏事的罪魁祸首不一定只是昏君，因为凭他一个人掀不起多大的浪，后面必须有庞大的执行队伍推动才行。没有人追捧的皇帝不过孤家寡人。常有人形容谁谁为希特勒，这一说法很幼稚。没有狂热的德国大众忘我拥趸，谁也当不成希特勒。

叙事改变模因。由此可见，一代人想要改变意识，必须有意说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故事，尤其当这些故事带有前瞻的价值判断。今天在这里想说的“天才陨落，集体之过”，就是一种不同以往，带有不同价值判断的故事。

不过，细细查找，还是能在祖先的遗产里找到类似。中国有一句成语“众口铄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出自《史记 张仪列传》，指众口所责，虽坚如铁石之物，亦告熔化；诽谤不止，令人难以生存，而遭毁灭 。后喻舆论作用极大，众口一词，积非成是；流言可畏，颠倒是非，置人于死地。不过自近代以来，这个古人智慧的经验总结，被在集体主义引领下的中国政治冷藏，鲜为人知。

集体，众人，大众，人民这一类的词汇，近百年来，一直被一圈圈耀眼的光环包围着，谁也看不清它们的真面目。主流媒体的叙事和人人必读的教科书里，这类词汇的正面性或者说神圣性，可谓不容置疑。因为有人需要。谁？至高无上的统治阶级。他们通常以大众的代表自居，以便掌控和剥夺他们。更进一步，由于集体无意识，像一个巨婴，很容易被有心人洗脑和操控。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曾提出过类似“乌合之众”的指控。

本来，凡形容群体的概念，都该算作中性，起码不是不可迕逆。至少中国古人就不迷信众人。我的一些朋友，则非常迷信集体主义，并用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断来证明集体的强大千真万确。但在我眼里，那只不过是蛮力，不足为道。因为集体从不思考。

有谁见过集体思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一大群人聚在一起，皱起眉头苦苦思索？算了吧，那是考场，而且思考的是同一道问答题。思考从来只属个人行为，甚至不超过两个人。即便两个人想法同样，那也叫不谋而合，不是共同创造。

众人聚集在一起，不可能深思熟虑推敲论证。对一件事他们常常只有两种选择，是或非；对人也一样，杀掉或者拥戴。假如恰巧这时有人提出，且慢，让我们再思考一下，看看其中到底有什么隐秘，那就完了，这个人一定被赶出门去，没人搭理。众人或集体的思考，用的不是大脑，而是肾上腺。并不是说，一群人里没一个有头脑的人或者天才，但这样的人绝对少，并且绝对会被碾压和边缘化。为什么？这是现实，上帝就是这样创造的。“就你聪明？”一句不用智商的口水就能把你淹没。通常，聪明的人当众不说话。就这一点讲，查理.柯克实在不够“聪明”。

这一人人心中有嘴上无的常识，打小就没有从教科书里看到过，可我却从二十年的网络生涯中悟到了。我见证过无数次网上讨论的互怼或撕逼，然而没有一次可以提炼出一点有价值的道理。严格讲，有时能从一个人的独立的发言中读出某些真谛，但与对骂或互殴无关。每个人的修养学识逻辑训练差异这么大，尤其个人的利益不同，甚至相反对立，怎能指望激发出良好的化学反应？不过，貌似集中的结论还常常有，那只在一个条件下，就是赞同和附和的人占绝大多数，相当于从众效应。众人说对的，就是对的；众人说错的，就是错的。至于说众人有能力判断是非吗？只有天知道。

也许人们已经忘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出生于伯里克利统治的雅典黄金时期，出身贫寒。父亲是雕刻师，母亲为助产士。苏格拉底的妻子是赞西佩，有3个儿子，苏格拉底死时他们都还很年幼。苏格拉底强调“美德是所有事物里最宝贵的东西；一个人最理想的生命是将其一生奉献于寻找道德与真理。真相被隐藏在阴霾之下，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揭露出他们的所知竟如此之少。”据说他常常在街头与人辩论，让别人证明他错在哪里。他的智慧引起当时那些被他质疑愚蠢的雅典政治人物的仇恨，因此导致了一场不敬神的审判。苏格拉底被500位公民所组成的陪审团，以280票对220票被判有罪。后以360票对140票以不虔诚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罪名判处死刑。苏格拉底原本有机会逃跑，他的学生们已经为他准备好贿赂监狱守卫。但被拒绝，因为他自认必须遵守这个城邦的法律。最终他饮下毒堇汁而死。依据《斐多篇》记载，苏格拉底死时相当平静，坚忍地接受了对他的扭曲判决。

几乎同样的命运还有耶稣。耶稣出生在公元元年左右的罗马帝国犹太希律王国。30岁时，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并在旷野四十天禁食祷告，其间通过魔鬼的试探，后开始在故乡加利利一带开展传道。耶稣表示他是神的儿子，用浅近而生动的话语，包括许多比喻，宣扬天国的福音，并施行神迹，比如医病和赶鬼，让人们可以信他。这过程中，他与犹太宗教领袖产生了很大的冲突：耶稣在安息日也医病；他接近当时为犹太社会所鄙视的罪人，如税吏、外邦人、犯奸淫的妇女，予以安慰鼓励，并向他们传讲福音；他批评犹太宗教领袖的形式主义和假冒伪善。终于被这些宗教领袖仇视，开始计划要处死他。就在传道三年之后，他在耶路撒冷被捕，受犹太当局审判，被交给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钉上十字架。耶稣之死并非因为有罪，只不过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大多数，宗教当局与民众。

由于思想和言论不为当时的大众所理解；又由于才华过于出众，被大多数人羡慕嫉妒恨，天才必死。联想到近日被当众惨杀的美国青年意见领袖查理.柯克，很容易想通其中的道理。柯克不也有很多信众吗，怎么会联想到被集体杀死？这里的逻辑有点绕，且听我慢慢解释。

其实杀死柯克的凶嫌罗宾逊也是一个青年才俊，学业优秀，兴趣广泛。最终如被定死罪，也是被集体杀死的天才之一。据透露，嫌犯在读高中以后，便接受了左翼学校和社交媒体的影响，开始学会仇恨。他设计的谋杀在他心目中，完全是代表某一思潮或势力的正义之举。这些势力不仅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甚至在世界范围包括中国，都有雄厚的集体基础。不信请读读一句网友的评论：“想想两个很麻烦的点，一个是拥枪却被枪杀于大庭广众之下；一个是发枪给老百姓，老百姓却知道把枪口对准谁。”听话听音，难道反对拥枪的老百姓（众人集体），就有权决定柯克的生死吗？总之，是集体并且极其庞大的集体给了凶嫌以正义感，决心和勇气。有巨大的集体在其后背书，谁会对自己决定的正确性产生怀疑？反证一下，假如仅为了私人恩怨，罗宾逊不会为另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只因比自己优秀铤而走险。

最后总结两点。一，集体的能量巨大，可以排山倒海；不过，谁也不保证，同样的能量，不会毁灭人类。要知道集体的眼光极其有限，别对它过于信赖，依靠和盲从。二，民主不靠多数决定正误对错，靠的是理性和思维。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只不过是在议而不决的情况下，暂时的折中妥协，以待时间来证明一切。一旦把讨好多数笼络多数收买多数当作民主的真谛，民主就死亡了。

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反思查理.柯克被害案，或许可避免大量说不清道不明的意识形态争议。

2025-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