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汪洋政治改革的局限

施化

网传中南海高层近期正酝酿巨变，虽说传言各异，虚虚实实，真假难辨，但是不妨借助传言，假戏真做，为中国的未来选择提供一点不同的思路。

最新版本的政局演变传言是，胡锦涛坚持让习担任国家主席到二十一大，对外显示中共高层的团结形象，以稳定大局。待二十一大时，推胡春华主政，继续邓的改革开放，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即便改，也推迟到二十二大再说。而温家宝张又侠则坚持要求习在四中全会下台交棒，由汪洋接掌全盘，立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清除习十余年来的余毒，以挽救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双方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可能不得不在四中全会上，交由全体中央委员决定。温、汪甚至表示，如果中央决定不启动改革，两人就退出政治舞台，不再参与中共的决策，出国回乡养老。

我在前一篇博文《胡锦涛的思维局限》里，已经讨论了由于胡的成长背景和知识储备，并不适合于单独指导在二十一世纪多变的局面下，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种种理由。这篇则侧重于分析中共语系下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的性质如何，利弊如何，有哪些局限。主要供有同样兴趣的朋友参考。至于不关心这一类题目的人，大可以关闭此页，看其它轻松的话题去。

首先厘清一下，万众瞩目的中共政治体制改革，其含义是什么，实质是什么，过程和作用是什么，结果会怎么样？

政治改革曾经被历史上不同政体或政党采用和实践过，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过一个产生积极正面成效的个案。比如中国的商鞅，王莽，王安石，康有为，外国的阿根廷，伊朗，苏联，埃及。由于各类改革的表述不同，概念上比较混乱，所以这里从本质上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在政治制度和权力架构不变的条件下，从上到下地强制性推行一种或几种根本政纲的修正。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即将卸任前，针对中国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曾经这样说过，“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呼吁每个有责任心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增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感。他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原则上同意他的判断，并且这些预言也得到应验。但随即而来的疑问是，这里所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实质内容是什么？如何设计，如何推行？十三年过去，没有答案。难怪这一振聋发聩的言论，实际作用仅限于表演。那么，经过十三年的磨剑之后，此时此刻有没有雏形出现呢？也没有看到。我相信温总理的人品和诚意，他不是不想这样做，而由于局限，做不到。同样，受他推荐的汪洋也做不到。这也是为什么中共高层内部现在还在相持不下，难以达成共识。

通过一种设计和操作，主动地重构某种政治体制，这个概念本身有违历史逻辑，是不成立的。任何政体都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几十年甚至千百年缓慢演进的结果。而且，没有那个病人愿意主动对自己的肉体开刀。

中共现在的政体结构，从头到尾都不是自己独创的。早可以追溯到秦制，中央集权，郡县制，保甲制。晚可以追溯到苏维埃，民国。比如设立双首长，军队政党化。别说中国，连英国美国这样经久不衰的国家制度，也是沿着希腊罗马制度，经过历代的修正补充，在不断失败倒退中，慢慢地确立起来的。并且，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修改，也就是改革。

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受限于人性的惯性，受限于领导者的思维缺陷，不像艺术作品或者建筑工程，只需几个精英拍拍脑袋，就能在一夕之间完成。同时，它也无法模仿和原样照搬。如果模仿照搬有效的话，现今第三世界国家已不存在。因为英美制度，欧洲制度，很早就显示出许多优越性，人人羡慕，包括当年出洋考察的满清官员。可是到头来，所有其余国家连皮毛都没学会。

制度是一回事，制定制度的细节，调整制度的偏差，贯彻制度的精髓，又是另一回事。历来革命成功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使用旧官僚，结果很快就回到旧制度。并且，某种一阵风赶大集式的社会运动，什么好结果都不会有，只能卷起沉淀的泥沙，让善于投机钻营的活跃分子冒出来瓜分利益。看清这种革命或改革的本质，鲁迅是比较敏锐者其中之一。

根据奥派经济学的历史观，人类社会制度从来不是被人预先设计好，创造出来的。所谓比较领先的阶层，一定不是张口就提出一整套完善进步的纲领，词藻美丽动人，主动出击的那批人，而是谨小慎微，慢慢地从惨痛教训中总结经验，不去主动做什么，而是坚决不做什么，比较保守的那群人。显然这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孰是孰非，历史已有验证。

有人会问，主动有什么不好？“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早一点建成完善的制度，早日让老百姓脱离苦海，为什么不可以？听上去确实有道理。但就怕不懂其中的复杂关系，做到后来，却让老百姓吃更大的苦。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太大太多了。

当某种势力主动积极地去推动一项美好的计划，然后形成所谓的先进阶级，那么被动的人群立刻就被划进受胁迫受管制受迫害的圈子。并且，这里的所谓被动的人，往往是大多数，或主流群体。先进分子本应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其结果却在直接损害他们的利益。不信的朋友，可以去回放一下疫情三年封控的场面。被封城，封小区，封居民楼的大多数百姓，被几个白衣人任意欺凌，不得反抗，苦不堪言。一种立竿见影出效果的事情，外科手术可以，工程建筑可以，但社会演变不可以。

就像不必去追求完美，但不妨追求完善一样，只要不把政治体制改革看作一项总体社会工程，人们大可以主动积极去做，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就做。

我设想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项中央某个会议的重大决定，接着层层动员表态，人人过关。这种事情过去干得太多了，没有一件干成的。比如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真正的体制改革应该自下而上，从民间自发开始，形成共识，最后被上层确认。如同改革初期的土地承包制。

其实只要以下几个条件具备，政治体制改革随时可以启动。第一个条件，民意对现行政治体制从不满发展到不可忍受；第二个条件，基层官员本能地意识到，适度宽松有利于民生，也有利于自身政绩；第三个条件，中央高层减少和停止瞎指挥，遵循不主动去做什么，只慎重地不去做什么的原则。“无为而治”。现在的情势，第一个条件基本满足了；第二个条件有待促成；第三个条件则还没有出现。

万一北戴河会议上的衮衮诸公，阴差阳错地偶尔读到本篇言论，不知道会不会对他们的思路有所启迪？

2025-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