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2):我和我的外婆(含音频)
| 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2):我和我的外婆(含音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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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的一生平淡安静,敬虔度日,热心爱主,没有轰轰烈烈,只是默默无闻做她能够做的事…… |
| ■李以撒 |
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华 (二)
文/李以撒 《生命季刊》第114期
请阅读本文上篇：
音频为李慕溪弟兄朗读：
我和我的外婆潘秀贞
最敬爱的外婆
写这一段美好的回忆时，我常常流泪。因为外婆哺育我长大，她将在世的生命与爱倾注于我。她是因我而活在世上，当我有能力可以孝敬她时，她却在无大病情况下离我而去，不给我一点孝敬的机会，我一直怀有愧疚之心。但她是属神的人，是一个内有大爱、不为自己着想的人；我能够服事到至今，一直有她的影子伴随。她的榜样在激励着我。
作者幼年时与外婆合影 外婆的身世
外婆生于1905年，安徽肖县一个贫穷的山区丘陵地区，家有些薄田，但并不富裕。外婆的父亲在徐州做生意，认识外公的祖父，才认下这门亲事，外公外婆于1924年结婚。外婆生了三个孩子，大女儿和儿子，生下不久就死于疾病。我母亲出生后，全家对她非常小心照顾，生怕失去。曾外祖母不让外婆带女儿，曾外祖母自己带。但曾外祖母是个刻薄之人，外婆常常被虐待。曾外祖母口碑不是很好，管不好外公，最终家产被外公挥霍一空。外婆的体质很弱，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感染过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无药可治。外婆长得不好看，个子不高；外公长得很帅，一表人才，就嫌弃外婆，在外面胡搞。
作者外婆/外公与曾外祖母，两个孩子是亲戚家的，借来合影，表示人丁兴旺
外婆1940年信了耶稣，神治好了外婆的肺结核病。外婆是有怜悯心的人。对待家里的长工、短工，都给他们吃好，给他们方便。外婆就被曾外祖母咒骂。外婆信了耶稣后更受曾外祖母的逼迫，不给吃饭，不给进门，留宿门外，下雪天也如此，是常有的。外婆坚定相信耶稣，不动摇。教会看到外婆的情况，就将外婆介绍到徐州培正中学，帮助住校老师烧饭，兼做打扫卫生等杂工。正巧我母亲升学到培正中学，可以省去读书的学费。而外婆的杂工收入，都给外公拿去养家糊口。在培正中学，外婆出于爱心，帮助学生热饭，且总是多花时间把那些又冷又硬的饭菜尽量热透；还有些住校生要带一周的饭菜，天热会馊，外婆就会将自己的饭给她们吃。
后来我在上海、北京、徐州，遇到认识外婆的培正中学毕业生，知道我是外婆的外孙后，都怀着感激之心，向我述说外婆对她们的好，如何爱她们帮助她们，她们都非常怀念我的外婆。1981年外婆要在落葬时，我回徐州乡下，好多人都来见我母亲，他们都告诉我外婆的种种琐事，边哭边述说外婆的好，外婆在乡下也有很好的口碑。
我的大舅1948年只有两岁，生病很严重，奄奄一息，没钱医治。抱到外婆的学校门口，外婆也没钱，将大舅抱到教堂，请牧师为大舅按手祷告，也就好了。我大舅一直纪念我外婆的好，外婆有什么吩咐，大舅会照外婆的意思去做，因为他知道外婆是他的恩人。
徐州市有两个教堂，南关教堂戴牧师，西关教堂王恒心牧师。两位牧师对外婆都赞不绝口。1954年至1960年之间，外婆没有工作，专门去服事老人，不要工资，只管吃管住即可。南关的戴牧师，在北京见到我母亲，就告诉我母亲，外婆在他们教会如何如何出名，外婆做临终关怀，帮助过好多老人。王恒心牧师，1981年我去见他之时，知道我是外婆的外孙，拉着我的手说，你的外婆是非常好的人，在教会中做的都是无声无息的事工，帮助了好多老人，给教会减少许多压力。你外婆从来不讲自己对别人的好处，只是默默无闻地去做。
是的，在记忆中，从来没有听到外婆表述她的过去，她没有怨恨，也从来不说她为别人做过什么事。我只记得小时候发生的事，还有其他人说的早期事情。外婆是个文盲，她只会读自己用的圣经，和自己用的诗歌本。她是在教会里学会认字。只限于她自己的圣经，换一种版本，分开单独的字，她都不认识。诗歌本只限于她自己诗歌本，家乡音调，她可以一首一首地唱，约有两百多首。我从小试过太多次，我的作业簿批“叉”，错了，她说我得了十分；批“勾”，她说我得七分，说我不用功。
我在3-6岁时，跟外婆读圣经认识好多字，尤其是繁体字。外婆给我讲了许多圣经的故事，外婆是我的圣经启蒙老师。外婆讲了好多做人的道理：人有罪，不要犯罪；做人要老实，不可说谎；不可与人争执；看顾贫穷人，不可欺负人。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外婆的影子一直在围绕着我。
我对外婆的点滴记忆
我家住在一个新式里弄房，出前门称为新弄堂，出后门称为后弄堂。后面有一排房与我们是一排，原来有竹篱笆隔开，1964年篱笆被拆，两条弄堂都称为后弄堂，但是有很大区别。我们前排房福荫村孩子多，基本上都是有点家底人家；后排房合兴坊，基本上是职员和工人家庭。另外前排房造好就有卫生间和厨房间。后排房没有，是倒马桶，生煤炉，到了文革后期才装了煤气灶，倒马桶直到被拆迁。所以前排房在文革中成为抄家批斗对象。后排青年出了好多个红卫兵闯将。我们隔壁一家买下我们楼上的房子，他们有钱，知道我父亲是因信仰而死，对我们家很好，我们每月水电费都是付1.5元（当时每人的基本生活费为12元），直到外婆过世我们两家才分开计算。外婆用水电很节约，尽量减少我们对他们的负担。楼上有两个小女孩，隔壁是大我两岁的男孩，从小与他们为玩伴，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
1.我的童年（1960年——1964年）
我的外婆长得黑，皮肤都是皱纹，像一个老太太。外婆说的话是一般人都听不懂的安徽山区农村的土话。外婆从不说多余的话和闲聊的话，很安静，有人要与她说话，她就传福音：“信耶稣，得永生，免我罪过，做我中保。”因为她听不懂上海话和上海人说的普通话，与周边邻居交流很少。
我三岁从托儿所回家就由外婆带着。我胆子小，不会远离弄堂口，害怕迷路，每天生活很有规律。早晨我起床，外婆已做好早饭；吃完早餐，带我去买菜；回家外婆洗衣，洗菜做饭；下午仍然做家务。我就四处游荡找人玩。吃完晚饭，外婆整理好厨房就开始唱诗，读圣经。晚上没人和我玩，我就跟着外婆听她读圣经。外婆读圣经的音调是普通话。我也就这样学会普通话与外婆沟通。到吃饭的点，外婆就会在后门口，扯开嗓门叫我吃饭，喊不到会到弄堂里找我。有时肚子饿了，自己回家找饭吃。
外婆对我从不说重话，从不骂我；但看到我做错事、骂人，就要教育我。在我的记忆中，外婆唯一一次说要打我，举手但没有打下。那时我正用脏话骂人。外婆为我付出她所有的爱；太过于宠爱。我母亲就像严格的父亲，我犯错就被管教。但是我母亲三班倒，除了睡觉吃饭，根本没有时间管我。
这段时期较深刻的记忆
一，外公来上海治疗痢疾。外婆在家烧饭洗衣照顾外公。外婆宽宏大量地接待外公，是因着她爱主的心。外婆于1944年离家就再没有回去过。外公的胡作非为，使外婆与外公没有交集。外公住在很小的储藏室，有门有窗。
其二，父亲过世那天，接到母亲传呼电话，外婆带着我匆匆赶到医院，见父亲最后一面，父亲叮嘱我要听话，父亲也没有力气多讲话，外婆和我就离开医院往回走。因为天气暖和，我穿着棉袄、棉裤；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回来的时候我又热又累又渴。我就赖着不走，看到木堆就爬上去休息。外婆拉不住我，只能在原地等我，拿我没辙。我想走的时候就快走，看到石堆就往上爬；看见黄沙堆就往上爬。外婆只能在原地等我玩够再走，这样到晚上天已黑透才到家，外婆一点没有埋怨我。
其三，我母亲带我去杨志洁的家，杨志洁是送我家房子的陈有英的表妹。她常常记念我们家。每年12月6日父亲的过世日，她会来我家看望我们，每次一定给我5元钱，直到1973年。我去过她家好多次。
母亲也带我去过苏传远牧师家，他妻子非常慈祥，每次去都会跪下祷告，为我和我家祷告，可惜在文革中过世。后来经常去看望苏牧师，他活到90多岁。离苏牧师家不远处是丘少陵医生家，因为他常常记念我家，一次我母亲带我去。我大约7周岁不到，大人在说话，平时我会坐在边上听她们讲话。这次我在一楼玩，看到很大的园子，开门走出去有条小道直通远处院子大门，刚走出十几步，只见一条大狗边叫边奔来，吓得我回头就跑，正好丘医生的女儿丘道芳听见声音跑出来，我直扑在她身上，吓得我浑身发抖。丘道芳喊住狗，让狗走开，我才回到房间内。从此我看见狗就很怕，见狗绕路走。
其四，杨益青1963年开始在上海看病就住我家，外婆接待她。杨益青总是早出晚归，探望弟兄姊妹们。她乳腺癌加上转移到淋巴结，胳膊红肿，比原来的胳膊粗一倍，左胸口也有伤口。1966年，她被通知回家参加政治运动。外婆特意去买鲫鱼熬汤给杨益青喝，想给她增加营养。杨益青回家一个月就过世了。杨益青的病已经很严重，加上鲫鱼汤是发的，使病快速变化离世，但减少了“文革”中的苦难。
2.我的小学时期（1964年9月-1971年1月）
我小学时经历了“文革”。文革中人心罪恶的展现，给我的心灵留下最深的烙印。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太10：36）每个人都是人人自危。在家里，儿女揭发父母长辈，父母揭发儿女，使得人与人彼此猜忌，每个人都活在恐惧之中。“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路21:10），成年人“造反有理”；造反派和“保卫胜利果实”的赤卫队彼此拿着铁棍斗殴；红卫兵彼此争抢地盘。还有上海柴油机厂联合司令部，造反派总队，动用武器彼此攻击。学生斗老师，从小学到大学，人心的恶表现得淋漓尽致。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全民皆兵，深挖洞，广积粮，每家每户都要完成做砖计划。外婆是“地主婆”而多分配劳动，我12岁就代替外婆去做。文革开始，我母亲不断告诫我，不可多说话，问起家里的人和事，一问三不知；不可参加斗争，不可欺负人。
这段时期带给我的记忆:
一，我整个读书时代都在文革之中，“读书无用论”是学校的基本论调。所以我很轻松读完毕业。外婆看到在后弄堂有位回教老太太瘫痪在床上，外婆每天爬上三楼去照顾她；她的家人都要上班，上学，外婆照顾老太过世。
二，1965年开始，母亲逼我洗衣服，不准外婆帮我洗，也不可帮我。都是冷水，到冬天手生冻疮，裂口子，母亲还是逼我洗。几次母亲不在家，外婆就偷偷地帮我洗。冬天穿棉裤，下雨天我还在外面玩，棉裤和鞋子都湿了，外婆帮我用煤气烤干，因为第二天上学还要穿。这样多次，被母亲知道，我被母亲痛打一顿，外婆被数落一通。
三，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在街上剪人的紧身裤或喇叭裤，和尖头皮鞋。我还是个孩子，好奇，会观看热闹。我第一次跟着走几条马路散去，还能认识路、回家。第二次跟着走到当时市区与农村交界处，等散开后，我发觉离家太远，已经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才能回家，我害怕了。我只能看围观的人中有没有认识的人，正好看见有一个人是小学高年级学生，我只能跟着他们走，回到家已是下半夜一点半。母亲马上审问我为什么这么晚回来，我说走迷了。母亲生气了，将我关进储藏室，门上锁，窗户用板钉死，只留气窗。外婆也被罚，不让外婆回房间睡觉。外婆就看我怎么睡觉：我将三个凳子拼起来睡觉，下面垫破被絮，外婆只能睡一个长桌上面（正好是热天）。第二天我母亲去上班，告诉外婆不准给我吃饭。外婆看我可怜，就想法设法将饭递给我，我在窗台够不着，外婆将绳子系在锅的把手上，用晾衣叉将锅递到气窗上，我拿进去吃完，再给外婆晾衣叉拿回去。晚饭照样。晚上母亲将我放出来，知道我吃得好，睡得好，问我怎样吃的，我说外婆是怎样地给我吃。母亲只能苦笑。从此我不敢乱走。
四，1967年开始兴起抄家。凡是家里有历史问题，都被抄。我们弄堂11幢楼，17户人家，有13户被抄，有6户被强行占用房间，减少自己的住处。有两家特别惨。我家隔壁唐老太太被红卫兵抄家，拿走好几箱东西，几天几夜时间，红卫兵轮流来逼她交代隐藏财产，因为她家有七个工厂，她的兄弟姐妹都在国外，她是代理人。年纪已64岁，许多事情都不是她做的。这样抄家斗争好多次，我是小孩都觉得这些红卫兵毫无人性。我在儿童时期都在她家玩耍，楼上和隔壁相通，有扇小门，像是一家人。我的玩伴就是唐老太太的外孙，外孙女。
图片来自网络:文革中的上海抄家场景
另有一家在弄堂底，是一家印刷厂老板，红卫兵将一包黄金首饰放在挖开的天花板上，陷害这家人。多次被抄家，还要批斗他们老夫妻俩。一次老先生被逼站在方桌上，再加上凳子，头上还带着两米高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反动资本家；让妻子站在桌子上陪斗。批斗了好多回，羞辱殴打。若干年后，这对老夫妻谈到信仰，告诉我们他们是早就信耶稣的。问他们在文革中这样被抄家被羞辱，他们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回答说：每次被抄家批斗，都祷告神，心里没有惧怕。虽然东西损失了，人受到羞辱，但心里有平安。我们一起感恩。
那年外婆看到后弄堂有母女二人，女儿是精神病。外婆去照顾那位已不能走动的老母亲。外婆每天去照顾老太太，女儿精神病天天在窗口骂人，但从未骂过外婆。外婆帮老太太擦身体，整理床上的卫生，这样照顾了几个月，老太太离世。
我们对门有一个哮喘病老太太，要帮助热饭，烧水，端洗脚水。天冷，太阳落山前就要躺在床上，若大冷天温度低，她都不能下床，还要早中两餐都要帮助，外婆就照顾她，我也会效仿外婆所行的，去帮忙服事。
楼上有个中风偏瘫老太，虽有佣人，有时还是需要帮助。喝水，坐马桶，外婆和我都会去帮助。
斜对门有个老太中风，儿子将母亲接到上海照顾。儿子上班时，外婆每天上午、下午都会去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外婆虽是小脚，她甘愿去帮助病人，以致两条弄堂的人知道外婆是信耶稣的好人，“文革”中都不会欺负外婆，也不会歧视我。因为邻居都知道我父亲死的缘故，还问父亲死了到了哪里，我外婆告诉我，父亲已经在天上吃苹果，我就这样回答邻居提问。
暑假时母亲让外婆回老家看看那边的情况。外公家文革没有被冲击，因为亲戚多，外公在当地有点威望。外婆带回家几瓶麻油。暑假后母亲教我用被单折起来包着被絮睡觉，不用缝被子；我睡不惯。母亲让我自己缝被子，我没办法，只能被里被面放好，自己学着缝好，自己拆自己洗。母亲训练我以备无患。那时我三年级，同学就开始批斗自己的老师。我从不敢斗争老师，我知道我家的成分更不好。那时也不要读书了，下午都不上学，我便学会下象棋，军棋，打牌。比我大几岁的都下不过我。所以到小学毕业，几乎每天是白天上课，回家玩棋牌，晚上跟着外婆读圣经。文革前半段时间，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及兄姊妹，都没有来往。因母亲是在医院工作，会带我去看望一些人，也只在1969年以后。
左起:作者、母亲、外婆、大舅、哥哥,摄于1967年
五，1968年我母亲巡回医疗，家里也安定。可是到5月我家就被抄家，母亲被隔离。外婆6月5日去医院取工资，只拿到25元。也没看见我母亲。6月没见到母亲，外婆觉得天已塌了，就无所适从，心一急旧病复发，吐血。脸盆里放点水，外婆一口一口地吐，水里面全是血。这样每天吐两盆。六月天穿着大棉袄，棉裤，还不觉得有热气。每天外婆都坐在后弄堂太阳底下晒太阳，正好老家拿来麻油，半碗温水放麻油拌一下喝下去，是她年轻时生病用的医治方法。到7月5日我哥哥从祖母家去医院取钱时，看见我母亲在劳动。我哥从医院到我家送生活费，告诉外婆看到我母亲正在劳动，还是老样子，这样外婆才安心一点。我和外婆的生活费只有25元，给我哥哥5元，这是每个月都要给哥哥的钱。外婆预防万一还存了5元钱。只剩15元：付房租6.42元，水电1.50元，煤0.6元，共8.50元，剩下6.5元买菜用。我正好长身体，买的菜几乎都是让我吃，外婆只吃点剩菜。其实外婆才正是需要补养的时候。我真是不懂事的人。
但是我每天到晚上就胆战心惊。半夜都会惊醒，听不到外婆的鼻息和呼吸，我会用手探外婆的鼻子有没有气息。外婆已经非常软弱了，还要帮我做饭，给我吃。到七月份放假时，我就开始学着做饭。这样三个月，外婆才开始慢慢好起来。邻居都非常同情我们，也怕外婆吐血又不看病，若吐死了，我该怎么办。邻居来我家看见全是封条，也很害怕。外婆被调查出是地主婆，要批斗她时，邻居都说人都要死了，还能斗吗？外婆虽然心焦急，每天晚上都会读经祷告，在这么大病的情况下，外婆没有说过一句她会死的话，神医治了我的外婆，神让外婆继续活在世上，是因为神要拣选我，让外婆可以将我抚养成人。外婆最后的17年完全是因为我而活着。
刚进入四年级，班主任换成葛敏老师。她找我谈话，要我不要跟着调皮孩子，她说：你奶奶是坏分子，抄家又被贴大字报，你的成分不好，要安分。我说你怎么知道？老师说她住在奶奶的弄堂里。这次谈话让我刻骨铭心，从此我明白，我的家与众不同，我要非常小心自己的言行，我们背后总是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直到如今都是如此。
六，1969年初，外婆被查出外公的地主成分，外婆自然就成为地主婆。在抄家后也受到影响，所以街道组织批斗大会，都要外婆去陪斗。外婆听不懂大会的主题，让外婆讲话，大家听不懂，无法交流，平时外婆与别人说话都是我做翻译。所以也就没有多为难外婆。就是经常去陪斗。
3.我的中学技校时间（1971年-1977年）
我在小学多读了半年，就近按分配进入中学。当时盛行“读书无用论”，大部分学生对读书没有兴趣。我因家庭背景不好，读书认真一点，当时所学的课程，在考试前用功一些，就可以考出不错的成绩。
进中学第一学期，班主任老师教数学，看我上课比一般人用功，就让我做课代表。数学我确实比同班同学好。老师自己偷懒让我替她批改作业。两个班约有100个人的作业，我几乎每天坐在老师办公室桌边,批了三年的作业。初二开始，老师和班干部动员我加入红卫兵(后改为共青团），他们用许多方法诱导我，我不愿意参加，因为我哥哥申请参加红卫兵，政审一关没有通过。所以我坚决不参加，这样学校就查不到我家庭背景。
中学的青春叛逆期，神特别看顾保守我。
诗篇1:1-3节: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在学校，我只与男同学交往。我帮助许多同学的学习，愿意学的,我就乐意教他们。有一位同学特别聪明，但是不学好，吃喝嫖赌，抢劫打架，是地方一霸，也是学校一霸。他把我的同桌赶走，非得要与我同桌。他常常不来上课，我还蛮舒服，一个人坐。他来上课我就遭殃，不让我听课，一定要我听他讲他在外面做的坏事。老师都不敢管他。他有时让其他班级同学坐在我位置上，把我赶走。感谢神，这人在出教室后，从来不拖着我跟他们混。我在学校因他是我同桌，没人敢欺负我。
进中学后，我母亲的工资恢复，我哥哥1971年底分配在上海工作，就不再需要5元的生活费；父亲住院的欠费也还清了，我与母亲和外婆的生活有点宽裕，外婆每天都可以买荤菜给我吃。外婆一直说我在长身体要多吃点。我还是不懂事，把菜都吃完，外婆只能吃残羹剩饭。外婆整天忙忙碌碌，白天做饭，做菜，端着碗找我吃饭，我在外面吃完，外婆再拿回去。晚上收拾干净，读经，祷告。
从1972年开始，外婆接待传道人苏传远牧师来我家，做饭做菜给他吃。苏师母过世，儿子不给父亲钱，也不给饭吃。弟兄姊妹都会留下苏牧师吃过晚饭，才让他回家。这五年中，我受益匪浅，明白许多圣经道理。还有些传道人是父亲灵修神学院的同学，或母亲的同学，他们来我家给我讲解圣经真理。还跟着母亲去刘新园（我母亲的同学）家去聚会，跟着母亲探访她所熟悉的弟兄姊妹，听到许多在苦难中的见证，使我对信仰更加地确信。
在中学将近毕业之前的半年，我们已经不再上课，偶尔有返校，听一听毕业信息。我在全年级500多学生中，第一个被外调审查全家档案，因为我一直拒绝参加共青团。9月我第一次返校，被班主任留下来谈话，老师说你家怎么这么黑(全家亲戚都有政治污点)，所以要背这么大的包袱。我没有回答老师。接下去老师告诉我，我的分配是郊县农场（也就是农村种地），我也没接口。而后用些安慰的话安抚我。回家后我告诉母亲，就开始祷告神。我求神开出路，让我不要去农村。我去过农村劳动，知道农村很苦。母亲也为我祷告。我只向神祷告，并没有做去农村的准备。等待分配时，老师突然找我，她女儿骨折想去华山医院看病。我告诉老师怎样去找我母亲，当晚老师找到我母亲，我母亲要老师第二天上午带她女儿去医院，找我母亲帮助她看病。老师接下来告诉我母亲，我可以留在上海，不需要去农场了。老师让我母亲同意我去护校，她为我申请到一个名额，因为只有两个名额。母亲回答老师，不让我去护校，因为护士太苦，她做了一辈子，不要我当男护士。老师说那就去技校学技术。感谢神听祷告，神使用我们想不到的方法改变一切。我被分配到上海市修建公司技校学泥瓦工，可以有生活费补贴13元。
我母亲去云南期间，我家变成了自由市场。前后门相通，人可以随意穿越。对门邻居都喜欢到我家走道坐着乘凉。外婆给她们方便，同时传福音给她们。还有农村回上海探亲的知青，闲来无事也到我家休息。外婆也传福音给年轻人。两条弄堂的人都知道我们家信耶稣。虽然知道我们家成分不好，但是都很尊重我们，外婆吐血也成为见证，他们亲眼所见。一天外婆外出买菜，被一辆“黄鱼车”（三个轮子的人力车）轮子从脚背压过去，外婆坐路边，脚出血，邻居看见，要骑车人陪外婆看病，外婆说不要了，就放骑车人走了。周边人都说外婆是好人。邻居告诉他们外婆是信耶稣的，人都说信耶稣的人好，神的名被高举。
1975年7月一天，周一晚上，外婆做好晚饭，告诉我她累了，先去睡觉。我发觉不对，也没有办法通知母亲(母亲周一参加政治学习)。晚上八点半，母亲回来，看到外婆嘴歪，一边手脚无力。母亲知道是中风，转身到医院配药，回家吊药水。第二天我母亲是夜班，继续吊药水，并且给外婆打针灸，母亲刚学会针灸，扎头穴位可以治疗中风。两个星期后，外婆就被治愈，没有后遗症。在生病期间，我问外婆这次生病你会死吗？外婆回答她这次不会死。感谢神的恩典，神知道我还没有完全长大，还需要外婆的照顾。我也懂事了，开始照顾外婆。外婆中风期间身体不能从床上起来，我天天为外婆擦身，隐私部分让外婆能动的一只手自己擦。外婆裹的小脚，除她自己，没有人帮她洗过脚，因为裹小的脚又臭又脏。我天天帮外婆洗脚，我觉得理所当然该我来洗。她舍身地爱我，为我做了这么多。到后来生病，只有我帮她洗过脚，连我母亲也从未给她洗过脚。
1977年3月，我从技校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修建公司机械厂，做装卸工。先拿18元工资。到5月外婆觉得身体不舒服，吃不下饭，我母亲带外婆到华山医院验血做各种检查，没有查出病因。但外婆说她这次生病不会好，第一次向我母亲提出要回徐州老家。我母亲不愿意，病因没查出，用药物先治疗一下。到了6月底，外婆又提出回老家，我和母亲都劝说：回老家没人给你做饭，照顾你，你会饿死的。现在只有1-2度的低烧，等检查出病因再说。7月初我拿到30多元工资，加上补发30多元，我跟外婆说：你要吃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去买。外婆说什么都不要吃，胃是胀着的。我说现在我工作了，可以过好日子了，等你好起来，我陪你去你要去的地方，吃你要吃的东西。外婆说她什么都不要，只要回老家可以睡棺材。外婆说这次病她不会好了。当时我们真的不明白是神的意思，要接她回天家，因为我长大了，不再需要她照顾了。
我母亲将外婆送到华山医院去住院治疗，住在八病房血液科，就是我父亲过世的病房。医生检查出外婆肺部感染细菌，用最好的青霉素治疗，达不到最好效果，仍是低烧。换了好几种药，连试验的药也用上，见好几天又回老样子。低烧，肺部感染。我已经开始上班，因是装卸工，送完货，司机就送我到医院不远处放我下车，我自己去医院。一般下午两点多，就开始照顾外婆，擦身洗脚。那年是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母亲要我备考，我不放心外婆，无心高考，也没心思复习，就此与大学无缘。外婆也只能顺服，接受治疗，也不再说话了。
后来外婆气管被切开，说话都要按着气孔说话。同病房另一病人请了护工阿姨照顾，跟我母亲很熟，三个月都帮助我们照看外婆。10月15日之前都是清醒，可以说话，已经两个月不能下床，没有气力。但那天白天气急，发作好几次，下午我到医院替外婆擦身、洗脚，外婆的手脚都能动。7点多苏传远牧师和顾马利亚老姊妹（参《生命季刊》第24期：吴奶奶的故事）来到外婆床前，问外婆你预备好自己见耶稣了吗？我按着气孔，外婆说是的，并点点头。二人再问一下病情，最后为外婆按手祷告，求神平平安安接外婆的灵魂到乐园。二人离开，我母亲就打电话叫我哥哥来医院。哥哥到医院，外婆就跟我们道别。先抱着我母亲亲吻，而后就抱着我亲吻，并舌头伸到我嘴里舌吻，并抱着我一段时间。我就按着气孔问外婆有什么要求。外婆说要我今晚留下来多陪陪她。我说今晚我不回家了，可以陪外婆。我从小到大，外婆从来都没有抱过我，亲过我。这样亲我，说明外婆倾注了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使我这辈子都没有忘记过外婆，铭刻我心。
放开我后，外婆要抱我哥哥。我哥哥没有回应，只拉外婆的手。母亲让哥哥打电话给我大舅，来上海见外婆最后一面。晚10时我和母亲看到外婆呼吸平稳，以为外婆睡着了。母亲让我去母亲病房的休息室睡觉，明天还要上班。母亲说陪我过去，顺便上厕所，回来就可以在外婆病床边地板上睡觉，以防外婆有什么不测。等我母亲回外婆病房，医生正在抢救外婆，母亲急着来叫我。我匆匆赶到病房，医生抢救结束，宣告死亡。我们不甘心，继续抢救两个小时，最终放弃。我母亲和护工阿姨帮助外婆擦身，衣服穿好，为外婆做完祷告，让外婆睡在床上，等早晨5时有人来搬遗体。护工阿姨说外婆的脸白里透红很漂亮。我和母亲回头去看，外婆那样安详，原来发黑的脸，现在是白里透红，如此美丽。外婆是得安慰快乐地回天家了。也使我内心愧疚中得到宽慰。早晨太平间来抬尸体，工人抬头，我去抬脚。外婆身体很软，我只能托身，托脚，才能放到走廊冰冷的床上。我和母亲送到太平间，放在大桌上。两天后在龙华殡仪馆告别会，我们没有仪式。南市有一位热心的董老姊妹带着6人来参加，我和我哥，母亲，大舅，舅妈和儿子，杨志洁姊妹共十几个人，围着外婆，唱诗，祷告，拍照。
外婆的一生，平淡，安静。信主后，敬虔度日，热心爱主，没有轰轰烈烈，只是默默无闻做她能够做的事。如今我生病后，对自己评估，反省自己的功过。我是谁？我能否像外婆那样敬虔度日？我能否像外婆那样坦然无惧地活在耶稣基督前，活在众人前，至今还能被邻居称赞？早几年，邻居相聚之时，没有一次不提到外婆的好。我向往外婆的形象，对人真诚，热心帮助，传扬福音，不计个人得失，爱人如己。外婆是我的榜样，激励我更好地爱主，活着为主而活，等候被接到荣耀里。
李以撒 中国大陆传道人。 阅读本刊更多文章，请点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