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部分源自清朝的八旗制度

清朝之前，中国就实行了户籍制度。但以前的户籍制度只具有限制人口流动和连坐的功能。而清朝的八旗制度与以前的户籍制度有所不同，主要是与特权和待遇挂钩，而且可以世袭。清朝的臣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旗人，享有特权，更高的物质待遇和更畅通的晋升渠道。旗人主要是满族，一般而言，满人都是旗人。但旗人中也有汉人和蒙古人。与其说旗人是以民族为依据，还不如说是以军功为依据。在清朝打败明朝的过程中，加入了清军就可能成为旗人。就如在中共打败国民党的的过程中，不管什么民族，加入了中共就可以当上干部和城市居民。区别只是中共的主体是汉人，旗人的主体是满人。

另一类叫民人，就是除旗人之外的其它臣民。民人就不享有旗人所拥有的特权等。民人也是世袭，民人的后代也是民人。清朝早期还禁止旗人和民人通婚，但后来就发现，根本不用禁止。因为旗人与民人通婚，子女就被认定为民人。没有旗人愿意子女丧失特权。

中共建政后实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其说来自于苏联，不如说来自于中国传统。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兼具有明朝的户籍与清朝八旗制度的功能。不仅有限制人口流动的作用，而且具有特权和物质待遇、上升渠道上的区分。城市居民，更严谨的说法是非农业人口，享有更多的特权，在受教育和招工招兵等方面受到优待，而农村居民（农业人口）受到限制甚至没有机会，只能一辈子当农民。在物质待遇上，城市居民享有更高的食物定额供应，等等。这是极大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与中共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平等”完全背道而驰。但中共诡辩说，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就都平等了。现在还有谁相信，那真是愚不可及无可救药了。

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都是世袭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通婚，子女的身份随母亲。母亲是城市户口，子女就是城市户口，母亲是农村户口，子女就是城市户口。中共这个政策很狡猾，主导思想是不愿意城乡通婚，但又没有明令禁止。但实际上，城市女性基本不愿意与农村男姓结婚。而不少城市男性还是愿意与农村女性结婚的，图相貌是主要因素。但子女会丧失城市户口，就成了阻碍。实际上，这比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还恶劣。种族隔离是以种族不同为依据，而中共的城乡隔离制度，是以身份为依据。同一种族，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待遇不同和相互隔离。

当然，农村户口也有极少的机率可以通过参军，定向招工，上学，依亲等途径转成城市户口。一定级别的干部的妻子，可以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这种情况非常少，大多是军属。这些机会的主要作用是让农民有个盼头，好让他们忍受这样普遍大面积的不公平。

在毛时代，农村二元户口的严格区分非常严格，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毛去世后，为了搞活经济，才放松了控制，在人口流动、升学和就业上，农村居民才有更多的机会。但农村居民在很多方面与城市居民仍然有很大差距。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才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表述，在户口薄上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但实际上的差别仍然存在。

中国文化就是专制文化。统治者只要有那个手段，就会千方百计地控制人民，以维护和巩固专制统治。过去的皇权专制，只是没有中共现在的手段，才不得不容许土地的自由流转和人口流动。但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归属于皇帝及官府，臣民对土地的占有缺乏根本保障。总的趋势是，朝廷或中央政权随着控制手段的加强，这得益于外部技术输入，被动地或主动的，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越来越严。只是为了促进经济，才不得不暂时放松控制。而只要积蓄了足够的资本，就又会原形毕露，加强社会控制。

正是因为中国缺乏对土地及私有财产的根本保障，中国才没有产生奴隶经济，以奴隶从事大规模的生产。因为原则上说，所有臣民都是皇帝的奴隶，私人拥有奴隶没有制度保障。投资购买蓄养男性青壮劳动力，如果遇到官府征劳役和征兵，就打水漂了。而蓄养仆人从事家庭服务没有这个风险。男仆一般都比较文弱。其实，奴隶制分为皇奴制、私奴制和公奴制。西方早期是私奴制。文明社会有两个基本构件，一是私有财产制度，二是人不能作为他人的财产。西方早期具备第一条；废除奴隶制后才两者具备。中国从古至今，二条皆不具备。只是界线变得比较模糊了，但本质上不具备这两条。

如果国民党打赢了，统一了中国，不能说一定不会采用中共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国民党在台湾的发展演变不能说明它在大陆的统治也会如台湾一样。台湾与大陆的地缘因素、人口构成、体量规模都相差太远。但也有可能不采取农村和城市隔离的户口政策。因为国民党的组织控制力没有共产党强，不一定能将政权组织下沉到乡村。

2025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