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岚：近代军政府为何“作恶较少”？

作者：星岚

近代军政府为何“作恶较少”？从历史看集权政府的规律在近代历史中，人们常认为军人执政的军政府危害极大，破坏社会秩序。然而，观察历史事实，一个有趣的现象浮现：以军阀为主导的军政府似乎作恶较少，甚至有时向“文明”转型（如民主化），而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文官集权政府（如纳粹德国、斯大林苏联）往往造成更大破坏。这背后是否有某种客观规律？本文通过历史比较，探讨军政府与意识形态集权政府的差异，分析军政府“作恶较少”的可能原因。

一、军政府与意识形态集权政府的表现

1. 军政府：有限的破坏与转型倾向

军政府由军人或军事集团掌权，通常通过政变上台，强调秩序与控制，意识形态色彩较弱。近代案例包括：

• 中国北洋政府（1912-1928）：由北洋军阀主导，中央权威弱，地方割据。尽管内战频发，治理低效，但北洋时期言论自由度较高，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也有所进步。未见大规模屠杀或激进改造，最终被国民党取代。

• 智利皮诺切特政权（1973-1990）：通过政变上台，镇压左翼（约3000人“失踪”，3.8万人遭酷刑），但后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带来增长。1988年公投失败后，皮诺切特和平移交权力，智利恢复民主。

• 阿根廷军政府（1976-1983）：实施“肮脏战争”，约3万人“失踪”，马岛战争失败导致经济危机。1983年迫于民意压力向民主过渡。

这些军政府虽有严重人权侵犯，但破坏规模（数千至数十万受害者）相对有限，且部分在外部压力下向民主转型。

2. 意识形态集权政府：极端破坏的根源

意识形态集权政府以单一意识形态（如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为核心，权力集中于个人或政党，常伴随个人崇拜和激进改造。典型案例包括：

• 纳粹德国（1933-1945）：希特勒以种族主义驱动，发动大屠杀（约600万犹太人等死亡）和二战（约7000万-8500万死亡），全面压制自由，仅在战败后被迫转型。

• 斯大林苏联（1924-1953）：共产主义主导，大清洗（数十万至百万死亡）、乌克兰大饥荒（约300万-700万死亡），社会高度控制。斯大林死后才逐步缓和。

• 毛泽东时期中国（1949-1976）：大跃进（约2000万-4500万死亡）、文化大革命（数百万受害，社会文化破坏），直至毛泽东去世后才走向改革。

这些政府因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性”信念，推行极端政策，造成巨大灾难，转型往往需外部失败或领袖更替。

二、为何军政府“作恶较少”？

历史显示，军政府相较意识形态集权政府的破坏规模较小，且有时向民主转型。以下是可能的原因和规律：

1. 务实性限制破坏规模 

军政府以维持权力和秩序为首要目标，较少受极端意识形态驱动。例如，北洋军阀关注地方势力平衡，未推行全国性改造；皮诺切特政权注重经济改革而非种族灭绝。这种务实性使军政府倾向于局部镇压（如针对特定群体），而非系统性灾难。相反，意识形态集权政府（如纳粹德国、苏联）追求“宏大目标”（种族纯化、共产主义），导致大屠杀或饥荒。

2. 合法性不足的约束

军政府多通过政变上台，缺乏民意基础，合法性较弱，需平衡各方势力以维持统治。这限制了其推行极端政策，因过度压迫可能引发反抗。例如，北洋政府的军阀分裂使其难以统一实施激进政策；阿根廷军政府因马岛战争失败被迫转型。而意识形态集权政府通过宣传和组织（如纳粹党、共产党）构建强大合法性，领袖被神化（如希特勒、毛泽东），使其更敢于推行高风险政策。

3. 权力分散的制衡

军政府内部常因派系斗争而权力分散，如北洋政府的军阀割据、智利军政府内的不同派系。这种分散性限制了单一领袖的极端行为，降低灾难风险。反观意识形态集权政府，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或政党（如斯大林、毛泽东），缺乏制衡，政策失误易被放大（如大跃进）。

4. 外部压力的转型倾向

军政府因合法性不足，易受国内外压力（如经济制裁、民意反抗）影响，部分为避免垮台选择转型。例如，智利在公投压力下民主化；阿根廷因战争失败和民意反弹放弃权力。而意识形态集权政府因意识形态刚性，较少妥协，转型多需重大危机（如纳粹德国战败、苏联领袖更替）。

5. 军事纪律的约束

军政府由军人主导，军队的纪律性和组织性使其治理更注重秩序。例如，北洋政府维持地方稳定；皮诺切特有效实施经济改革。而意识形态集权政府的激进政策（如文化大革命）常导致社会混乱。

三、例外与局限性这一规律并非绝对

某些军政府若受意识形态驱动，也可能造成巨大破坏。例如，日本军国主义（1931-1945）结合军国主义和天皇崇拜，发动侵华战争（约2000万死亡），破坏堪比纳粹德国。缅甸军政府（1962-2011）因长期统治导致经济停滞和罗兴亚危机，转型缓慢。此外，军政府的“作恶较少”只是相对而言，其人权侵犯（如智利、阿根廷）仍严重。意识形态集权政府的表现也因领袖和背景而异，如邓小平时期中国避免了极端灾难。

四、结论

近代历史表明，军政府相较于意识形态集权政府“作恶较少”且有时向“文明”转型的现象，反映了以下规律：军政府的务实性、合法性不足、权力分散和军事纪律限制了其极端行为，而外部压力使其更可能妥协转型。相反，意识形态集权政府因高度合法性、集中化和激进信念，易导致大规模灾难。然而，这并非通则，军政府若受意识形态驱动或长期统治，也可能造成严重破坏。治理效果最终取决于历史背景、领导者能力和外部环境，而非单纯政府形式。欢迎大家讨论：你认为军政府的务实性或合法性不足是其“作恶较少”的关键吗？还有哪些历史案例能支持或挑战这一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