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蒂尔的呐喊与时代的真相——技术、信仰与文明转折的八个判断

蒂尔的呐喊与时代的真相——技术、信仰与文明转折的八个判断

——兼评“停滞论”“川普主义”与末世想象的交织

作者：赵晓

2025年6月，《纽约时报》对硅谷传奇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进行了一场罕见而深入的长篇访谈。访谈议题横跨技术停滞、政治颠覆、人工智能、乃至“敌基督”式的末世想象，思想密度极高，跨度极其罕见，在中美思想、企业界与科技界迅速引发广泛关注。

蒂尔被誉为“硅谷思想家”，不仅因其在PayPal、Palantir等公司的投资，更因其对美国制度危机与全球秩序重构的持续思考。他对自由、技术与未来的判断，影响了马斯克、J.D.万斯等人，也正在影响硅谷内部乃至美国政治的再编程。

他的这次访谈，不仅值得科技界、投资界倾听，更值得中国的企业家、公共知识分子、制度改革者与文化守望者一同思考：在制度困局、信仰断裂与技术焦虑交织的时代，我们究竟如何理解文明的真正动能？

好友舒大沅转发采访，希望听到我的评论。我写作此文，试从八个维度评析蒂尔的核心观点，也借此提供一个更贴近中文读者的理解路径。

一、蒂尔的“技术停滞论”成立吗？

蒂尔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就提出“技术停滞论”——他认为世界在1970年代后，从“加速度时代”进入了“停滞时代”：蒸汽、电气、航天所带来的变革不再出现，真正颠覆性的硬技术日益稀缺，社会的活力逐步减弱。

这一判断，在美国社会确有感受基础和统计支撑。过去十余年，美国GDP年均增速下降1.5个百分点以上，制度创新陷入“内卷化”，监管体系强化而非简化，人们的生活体验不再显著改变。

但放眼全球，情况并非如此。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贫困率大幅下降，数字化普及程度前所未有，AI、大模型、生物工程正推动全新技术范式的发生。蒂尔所说的“停滞”，更多是美式霸权体制走向迟滞的焦虑表达，而非全球文明整体熄火的证据。

简言之，我们可以承认西方的相对疲软，但不能据此得出“全球进入长期停滞”的结论。

二、停滞论与川普主义的共鸣：变革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蒂尔之所以成为硅谷最早支持川普的思想者，并非出于政治投机，而是出于深层结构的共识：美国社会已失去继续领导世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信心。

川普主义为此应运而生，其核心正是中国人熟悉的那套结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重建并强化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权，不再被“全球化幻觉”所消耗；
第一个基本点：重建其领导地位的物质基础——即“制造业回归”、能源独立、供应链重构；
第二个基本点：重建其领导力的精神基础——即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回归，强调国家认同、生命伦理、传统价值。

蒂尔看重的，不是川普个人的风格，而是其政策对技术-制度-文化“三重停滞”的打破潜能。蒂尔是技术精英而非民粹鼓吹者，他将川普视为制度重启的“技术驱动信号”。

有人认为彼得·蒂尔主导了川普团队的思想，以此证明川普不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我的判断是，两者不过是因为找到了契合点而合流与同盟。而更重要的判断是，川普是否正统基督教保守主义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政策与主张是否符合基督教保守主义。

对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而言，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辨识一个民族（无论是大洋此岸还是大洋彼岸）在物质与精神两端的领导力危机？而这，也让我们扪心自问问：中国是否也正在面临同样的“双重危机”？又是否也需要某种“物质+精神”的双重重建？

三、从技术跳跃到末世神学：问题在哪里？

访谈中，蒂尔提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判断：当今世界正处于“温和的敌基督”统治下。他援引《帖撒罗尼迦前书》5:3：“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以此说明全球过度监管、技术封锁、管控文化的兴起，正在悄悄制造出一个以“安全”为名的极权主义世界秩序。

然而，将“监管—管制—敌基督”串联为一条线性逻辑，在神学上极不严谨，在政治上也难成立。

《帖前5:3》所指的是属灵审判的末日临到，不是现实制度的政策隐喻。蒂尔将政治技术论强行套入宗教末世论，不仅削弱了他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力，也模糊了信仰真理与政治隐喻之间必须的严格界限。

四、彼得·蒂尔的信仰语言，是“正统神学”吗？

从访谈中看，蒂尔的“信仰语言”确实存在，但其神学内容可谓支离破碎。

他一方面强调人类必须冒险、颠覆、拒绝现状，几乎全盘排除了上帝的主权与介入；另一方面，他频繁谈论“敌基督”“人类堕落”“复活”等术语，但并无清晰的信仰架构或启示逻辑。他的信仰语言表达，更像是技术焦虑中的形而上学补丁，而非福音逻辑中的真理属灵分辨。

这对思想界是一个重要提醒：真正严肃的信仰，不只是引用经文或末世语言，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历史观、责任观与拯救观。

五、发展真的停滞了吗？还是技术范式正在更替？

面对 AI 带来的创新浪潮，蒂尔为继续支持其停滞论，强调AI“改变不够”，尚不能扭转大局。这种判断低估了范式转移的时间滞后性。

事实上，过去五年内，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空间互联网、新能源、碳捕集等技术，正快速构建下一个文明的基础设施。更重要的是，全球市场机制依旧活跃：米莱上台后阿根廷市场剧烈转型，印度实现数字支付跃迁，甚至中国也在多元路径上寻求创新突围。

真正的停滞，不是增长放缓，而是制度封闭、思想萎缩、文化失语。当我们还能辩论未来，当美国还能川普出世，当马斯克还能素人从政，就说明我们还没进入停滞。

六、“监管=敌基督”？蒂尔的制度误判

蒂尔将FDA、核管会、气候协议等国际监管机制称为“敌基督式控制架构”，是一种典型的反体制冲动所催生的“反治理神话”。

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现代社会的市场与技术发展，不是靠自由漂浮，而是靠制度护栏、公共信任与合法规则。监管并非创新之敌，而是秩序之锚。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放任式自由的灾难样本。监管失衡可以改进，但绝非“敌基督的试探”。将制度问题转化为神学对立，只会削弱社会改革的理性张力。

七、“敌基督”=环保主义者？

蒂尔在访谈中点名格蕾塔·通贝里，暗示环保极端主义可能成为“技术封锁下的敌基督化身”。

这种说法带有洞察，也带有风险。

环保主义一旦走向教条主义与“大政府主义”，确实可能压制个人自由、技术探索与经济活力。但将其直接等同于“敌基督”，则犯了两大错误：

神学混淆：圣经中的“敌基督”是反真理、迷惑人、取代基督的属灵势力，不是任何现实政治主义者的隐喻；
公共话语失焦：现实中我们要警惕的是政策走向极端、舆论压倒理性，而非将对手神化为绝对恶。

在中国，一些环保政策亦被官僚化、工具化、政治化，真正的绿色理念反而被边缘。如何避免“以绿色之名”压制市场与人性，成为我们同样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关键不在“妖魔化环保”，而在“重建信任、优化制度、厘清信仰”。

公共知识分子与企业家要做的是：推动理性的绿色发展路径，而非在激进与妖魔化之间摇摆。

八、真正的希望，在于人类？还是信仰？

蒂尔访谈结尾的情绪近似悲壮——他强调，打破停滞只能靠人类自己冒险、行动、颠覆。

这在公共领域有其价值：他呼吁人们肩负人的责任，不做顺民，不盲信大政府，不沉溺“和平与安全”的假象；但若将这一逻辑无限放大为“救世的路径”，就会陷入技术人本主义的新乌托邦陷阱。

在基督教正统的末世观中，世界的终极复兴不是靠人类主观能动性，而是靠上帝的介入、基督的再临、真理的彰显与万物的更新。技术固然可以缓解问题，但不能拯救灵魂。政治可以变革制度，但不能终结罪恶。

蒂尔式的悲观可以理解，且值得正视，但真正的出路，不在硅谷，而在福音。

结语：蒂尔的价值与盲点

彼得·蒂尔是一位拥有罕见思想勇气的技术人、企业家与资本思想者。他的问题尖锐，焦虑真实，思想广博，直指美国及西方当代文明的深层病灶。但遗憾的是，他的解答往往混杂、信仰浅薄，逻辑跳跃，最终将深刻的文明危机交付给模糊甚至危险的解决路径。

他用“神学”包装技术判断，用“末世”演绎政治焦虑，虽制造了必要的思想警醒，却也可能诱发新的文化误读与属灵混乱。

蒂尔提供的是一个危险而重要的思想信号：他确实看到了断裂，但尚未真正找到修复之道。而福音，不是一个技术工具，也不是一种政治方案，而是一场文明根基的深度更新——制度、市场、技术、伦理，最终都要回归人性与信仰的源头。

唯有真光照耀之处，技术才不会沦为乌托邦迷梦，制度才不会滑入极权陷阱，政治才不会蜕变为现代偶像。

对于今日的中国企业家与公共知识人而言，蒂尔带来的不是答案，而是一面镜子：我们也正站在“技术–制度–文化”的三重十字路口，必须既敢于穿透现实危机，又不能放弃真理根基；既愿意承担时代责任，也不忘属灵方向。

愿我们既能听见蒂尔的呐喊，也能更清楚地看见：谁才是时代的真光！

原文：《纽约时报》最新深度访谈：彼得·蒂尔与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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