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美国之音究竟还有无存在的必要？

作者：高瞻

川普第二任总统就职不久，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大刀阔斧、干净利落的收拾臃肿低效、革弊丛生的联邦机构，关、停、并、转，一时间哀鸿遍野、呜咽四起、哭天抢地、喊爹骂娘，酷似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朱镕基大规模精简国务院时好些部委干部当着我面哭诉的丑态。其间在几天之内毫不犹豫的关闭了有八十三年历史的美国之音，引发了美国内外的一片悲鸣、抗议和谴责。

这些抗议和谴责，逢川必反的大左媒《纽约时报》中文版2025年3月28日一篇题为《关闭美国之音，特朗普为中国带来“战略胜利”》的文章最具代表性、也是集大成者：

1967年12月，时年17岁的北京人许成钢将在那里（中国东北中苏边境附近的一座白雪皑皑的农场）度过接下来的十年，他住在一个马厩里，因其反革命思想而受到再教育和迫害。在那寒冷黑暗的十年里，有一样东西让他度过了难关，就是那台为他带来美国之音节目的收音机。

他通过收音机了解到布拉格之春、水门事件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辞职的消息，以及对毛泽东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收音机也成为同伴们指控他“思想犯罪”的证据，这导致他们对他进行了身心上的折磨。但他从不后悔。

“美国之音是我的学校，”现年74岁的许成钢说。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目前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他表示，美国之音的节目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对宪政民主的理解以及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珍视。他还通过一个特殊的节目学习了英语，该节目使用有限的词汇，并采用缓慢而清晰的发音传递新闻和信息。

“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中国人通过美国之音学习英语，收听其新闻报道，这些报道与中国共产党官方的叙事相悖。通过这些节目，我们得以一窥‘竹幕’另一侧的世界，后来还看到‘防火长城’的另一侧——也就是中国为阻止公民访问大多数外国网站使用的技术。我们开始想象一个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视为理想的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当得知特朗普总统决定解散美国之音，并停止对自由亚洲电台拨款时，许多中国人感到震惊和悲伤。这些新闻机构对中国这样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进行了未经审查的事实报道。对他们来说，华盛顿竟然让这些新闻机构沉默，从而放弃叙事之战，这是难以理解的。

这个决定如同中国俗话所说：“亲者痛，仇者快”。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庆祝这一消息。共产党小报《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美国之音这块所谓“自由灯塔”的招牌，如今已被本国政府嫌弃得像块脏抹布。”

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北京扼杀了独立新闻业——首先是在中国大陆，然后越来越多地扩展到香港。这使得像美国之音这样的机构成为中文世界中人们可以依赖的少数可靠的新闻来源之一。

“如果没有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独立报道，北京和其他专制政权将更容易用国家的政治宣传充斥信息空间，向国内外观众呈现扭曲的现实”，香港记者郑乐捷写道。

美国政府需要向世界传递美国价值观的媒体机构，旧金山湾区一位35岁的生物技术工作者说，他在中国读高中时就开始收听美国之音。

许成钢说，冷战结束的部分原因是东欧国家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还说：“可能没有比传播思想更便宜的事情了。”

像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这样的机构是为了利用未经审查的信息来对抗共产主义并推广民主价值观而创建的。美国政府正在放弃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中国则越来越擅长塑造叙事并推动其地缘政治目标。

在2023年的一份报告中，美国国务院表示，北京已经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一个信息生态系统，以推动中国的宣传。“如果不加以遏制”，报告写道，“中国的努力将重新塑造全球信息格局”。

在采访中，许多中国人告诉我，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我还采访了一位29岁的中国人轩逸（音），他在高中时开始收听美国之音来学英语。其新闻节目让他得出结论：自己的政府做了坏事，却拒绝承认错误。现在他在中国北方做政府工作，他担心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新闻机构，那些突破“防火长城”的中国人会发现，中国之外的互联网充满了虚假信息。“他们可能会失去兴趣，迅速退回到‘防火长城’里”，他说。

74岁的许成钢可能已经忘记了，也可能不便说出来，在“那寒冷黑暗的十年”以及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给和他一样的那些饱受压迫又不甘屈辱的中国人带来信息、真相、光亮和希望的，不但有、甚至主要不是美国之音，而且还有、甚至更多的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这不难理解。对于那个蒙昧荒芜时代勤于思考、追求幸福的中国人来说，美国毕竟太遥远、太久远，以至除了险恶、恐怖和妖魔，基本就没剩下什么印象与记忆；而变了修、退了色、“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苏联才是最渴望的理想、美好和花花世界，就像今天哪怕最开放、最勇敢的朝鲜人也只会向往中国而绝不可能痴迷美国一样。

1978年下半年的整个民主墙运动中，每天夜晚，我都长时间屏息聆听莫斯科广播电台24小时不间断的对华广播，期间反反复复耐心调换着那只小小半导体电的刻度、搜寻着短波的频率。天安门、王府井、西单和北京与全国各地激动人心、让我热血沸腾的每一个情景与场面都由它播报和再现出来，而其中许多我都亲眼目睹和经历。我至今仍清晰的记得男播音员铿锵的朗读新华门前游行队伍的口号：“反对饥饿与压迫，要求民主和人权”——其实1979年1月那次由付月华发起和带头的游行横幅上确切内容是“反饥饿、反压迫，要民主、要人权”——。每当节目告一段落，都会播放电台自创的苏联最擅长的男声集体咏唱《向着彼岸》，最后那句重复多次的“向着彼岸、向着彼岸、向着彼岸”无数次让少年的我激奋、豪迈和泪流，勇气倍增的坚信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必将到来。我当然也知道美国之音，但很难收到它的信号，偶尔听了也没有苏联台的内容过瘾。毕竟，那时美国不共戴天的敌人是苏联，它策反、颠覆的对象主要也是苏联集团，而民主墙运动汹涌澎湃的日子正是中国刻意讨好美国、美国热络拉拢中国、中美即将建交的前夜；与此同时，苏联却将加紧准备发动中越战争中国视为头号仇敌，对中国宣传和舆论战的攻势远远大于美国，加上它距离中国近、发射功率大，因此莫斯科电台当年对热爱民主、追求自由的中国人影响如此巨大也就不言而喻了。

美国之音在中国如日中天、无以伦比的年代，恰恰是中美关系最好的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美国之音合法进入中国，在北京设立分社；它的社长贺朴勤、记者葛森极其活跃，在1985到1988年的历次学潮中声名赫赫、如雷贯耳、大显身手。那几年，在北大的我几乎每天都能从校园里、宿舍中听到各式各样半导体大声播放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贺朴勤、葛森报导”。可以说，那些年北大学生外界消息的来源就是美国之音、只有美国之音，它那开场的《洋基歌》曲子也成为我们最熟悉和让我们最振奋的音乐。1988年贺朴勤、葛森终于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接替担任社长的是从香港调来的裴新。

1989年中国学生和全民民主运动中，美国之音更是大放异彩。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和静坐指挥部广播站、在北大和各个高校学生自治会广播站、在北京和各地交通枢纽临时搭建的高音喇叭，美国之音是最受瞩目、最受欢迎的内容，往往引起一阵阵欢呼雀跃和雷鸣掌声。经常能在各个公众场合看到这样的情景：学生们高举着小半导体把音量开到最大，周围一大群人围住倾听。1989年6月4日彻夜，在长安街、天安门和北京全城火光冲天、枪声响彻的同时，美国之音低沉悲伤的声音回荡在北大校园，成为困守学校、整宿不眠、焦虑悲愤、心向广场的学生们唯一消息渠道和心理慰籍。6月5日晚，36女生楼下，几百名学生鸦雀无声凝神听高音喇叭里的美国之音新闻，当播到“台湾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强烈谴责和抗议中国共产党屠杀手无寸铁学生的罪行，并下令军舰开赴台湾海峡”时，全体学生掌声雷动。几天之后裴新被以“煽动反革命动乱”的罪名驱逐出境，美国之音连续不断的接到用肮脏下流的英语打来的骚扰电话。1990年“六四”一周年前夕，中国政府如临大敌，在北大周围重重布防，并提前严厉警告学生和外媒；但美国之音记者们仍然勇敢、机智的用尽各种办法潜入校园、收集消息、记录真相，后来也首先报导了1990月6月4日晚那场迄今为止北大学生的最后一次抗议集会。

1990年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之后，我基本上就没有再听到过美国之音的声音。1990年代中后期，围绕着邓小平的生死、江泽民和北京帮的决斗，中国政治形势变幻莫测、波谲云诡，那一段我常听的是法国广播电台。法广信号好，内容详细和尖锐，比美国之音提供的信息量大得多。

美国之音，曾经在全世界发挥了不可估量、无法替代的作用，启蒙、激励和支持了数不胜数的中国和其他铁幕国家的人们，有着巨大历史作用和意义。但它的功绩不是今天必须存在的理由，正像莫斯科电台早就完成了其作用而彻底被中国人遗忘了一般。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不但不可能被一个政权垄断，同样也不可能靠一个渠道传播；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递不可阻挡，什么样的防火墙也无济于事，即便“没有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独立报道”，北京和其他专制政权也很难继续“用国家的政治宣传充斥信息空间，向国内外观众呈现扭曲的现实”；在互联网时代，不但美国之音，而且其他所有“中文世界中人们可以依赖的可靠新闻来源”和“对中国这样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进行了未经审查的事实报道”的声音都根本无法阻隔和禁绝。这种情形下，美国之音的作用、意义和价值就不再是独一无二、不可或缺的了。互联网时代，不管人在墙国还是置身海外，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叛逆者，想得到、能得到所需信息的途径、方法、来源太多太多，而绝大部分的确不是来自美国之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起，我在中国二十多年，在美国也有多年，我和我周围的人，从来没有一次收听过美国之音，但丝毫没有影响、耽误我们对真相的了解和对事实的判断。今天美国之音中文台的内容、影响、价值和意义，远不如法轮功系列的媒体，和普通的生活、休闲、娱乐、人生、情感类电台和频道没有什么区别，它的订阅和视听者，也只是习惯所然。中文台如此，其他语言类想来也相差不远。等到了社交媒体时代，不管好还是坏，但不可否认的是：别说美国之音，就连BBC、CNN这些巨无霸媒体和世界各大通讯社，究竟还剩下多少让人们获取资讯的作用？在社交媒体时代，全民都是信息采集者、亿万群众都是直播人，上午在中国发生的事，中午全世界就会知道，反过来亦如此；连曾经风头无两、天下第一的电视直播都被甩在了老远，美国之音的速度和时效就更十万八千里了。

抗议和谴责关闭美国之音的力量，始终纠缠着这两个话题：一、美国政府需要向世界传递自身价值观的媒体，美国之音能够提高美国的软实力，如今美国放弃了叙事之战，用共产党的话说是“主动放弃了舆论阵地”，这一举动毫无道理；二、美国对世界有着道义责任，美国之音就是体现之一，关闭美国之音是置美国责任于不顾，欢迎的只有北京这种极权专制政权。

美国之音诞生在二战战火犹酣的年代，成长于冷战殊死较量的岁月。冷战中，两个国家集团在对峙、两个意识形态在对立、两种社会制度在对抗、两种发展道路在对比，“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这样利用未经审查的信息来对抗共产主义并推广民主价值观的机构”对突破封锁和穿透铁幕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正像《纽约时报》文章里许成钢和其他中国人说的：“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通过这些节目，我们得以一窥‘竹幕’另一侧的世界”、“冷战结束的部分原因是东欧国家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可能没有比传播思想更便宜的事情了”。然而今天，苏联集团早已灰飞烟灭，残存苟延、奄奄一息的几个共产极权和专制国家犹如过街老鼠或被遗弃的垃圾；民主自由早已遍地开花，成为大道之行、天理人心、历史终结；两个制度、两种道路的胜败优劣早就不言自明、无可争辩，再不需要什么“叙事”。当下美国政府迫切、头痛的首要难题，是如何对付和限制潮水一般难以阻挡的移民与非法移民、是如何分配供不应求的五百万美元一张的“黄金绿卡”，而不是“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所谓美国国务院说的象征着“中国越来越擅长塑造叙事并推动其地缘政治目标”的“为推动中国的宣传已经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的信息生态系统”，靠着下三滥的手段和伎俩在各处“蓝金黄”可能有术也有效，但想撼动人心、扭转乾坤、“让黄河长江倒流”、“重新塑造全球信息格局”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纯粹是痴人说梦、痴心妄想。

对二十一世纪的共产极权和专制国家来说，西方政府或私人的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要比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无害得多。对他们构成威胁和让他们胆战心惊的，显然不再是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的宣传与煽动，于是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重中之重也就从电波干扰变成了建防火墙、断网和封号。

至于《纽约时报》文章里“29岁的中国人轩逸（音）”担心的“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新闻机构，那些突破‘防火长城’的中国人会发现，中国之外的互联网充满了虚假信息；‘他们可能会失去兴趣，迅速退回到防火长城里’”，实在是多虑了：那些受中国政府洗脑多年和被中国政府欺骗多年的中国人，或许殊途同归的偏偏就是不相信美国政府的新闻机构和舆论工具，而恰恰宁愿相信防火墙之外支离破碎的大众流言呢！

当然更糟糕和最可怕的是，因为美国之音的存在，反倒给中国增添了渗透的对象和机会，使它又有了第二个被海外华人称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纽约时报》中文版。

其实，在那种黑暗、荒谬和扭曲的世界里，对一个有正常智力、思维和基本良知、人性的人来讲，别说美国之音，就是再微弱的一线荧光和烛火，都可以唤醒心中的灵光和通彻。我的少年时期，就是通过《参考消息》里的蛛丝马迹、字谜句疑去抽丝剥茧、雾里看花、举一反三和经由民主墙大字报上的只言片语、寥寥而谈而醍醐灌顶、振聋发聩、豁然顿悟，“塑造了世界观、对宪政民主的理解以及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珍视”，并“开始想象一个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视为理想的世界”的。反之，对那些作茧自缚、井底之蛙的愚夫蠢才们和丧尽天良、狼心狗肺的流氓恶棍们，一百个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也感化、打动不了他们——为这些杂碎们浪费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值得吗？

总之，还不用提到外人不了解、如龚小夏所说内部种种骇人听闻的挥霍浪费，仅就每个人都能看到的公开事实来说，美国之音也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有它不多、没它不少”的鸡肋；不当家过日子的老百姓固然于己无关，全球主义者当然乐见其有，但川普作为负债36兆美元的美国的负责任的当国者，自然考虑效益和投入产出，必然实在再也看不下去了。

至于自由亚洲电台，似乎就更不需要了：亚洲排得上台面、还有人愿意关注一眼的国家，除了中国，已经“江山一片白”了；美国要是真的还没有忘记和平演变的初衷，倒不如就搞一个“自由中国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