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中国能否借川普关税战异军突起？

赵晓：中国能否借川普关税战异军突起？
——评吴思兄《尊王攘夷与修昔底德陷阱》

吴思兄，是我尊重的学者，当今中国难得一见的真史家。他不迷信权力，不迎合潮流，有历史的纵深，有思想的原创，有语言的锋芒。他的新作“史眼观局：尊王攘夷与修昔底德陷阱”便是一篇对当下关税战颇具穿透力的时代判断之作。

在文章中，他提出了三种中美博弈的历史模型：贸易预期理论、修昔底德陷阱与尊王攘夷路径。显然，他独创性提出、最为欣赏以及希望达成的是第三种，也就是寄望中国能在美国发动“关税战争”之时，高举“自由贸易”的王道之旗，尊王攘夷、异军突起。

文章既有史识，又具宏构，在当前的中国思想界乃至智库界中，可谓凤毛麟角。我愿称之为有原创力的好文，甚至比我读过的大多数经济学文章更有思想的吸引力。

但老友之间得说真心话。我读罢之后，心中不免苦笑：吴兄讲得精彩，却讲不通。不是他史学功力不够，而是他低估了现实制度的深渊。

他试图从春秋史中提炼中国和平崛起的路线图，主张中国应借势而起、尊王攘夷、赢得世界。但我不得不泼一盆冷水——这条路，不存在。不是没有历史的缝隙，而是没有制度的地基。

一、吴思兄：他讲得对，也讲得不够对

吴兄首先从年鉴学派出发，把当今世界动荡的局势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段：长时段（技术文明）、中时段（产业结构）、短时段（地缘政治）。这一思路清晰深刻，足以打破很多人“盯着热搜讲战略”、“骂着川普打酱油”的习惯性短视。

他继而将美中关系置入“百年变局”的中时段脉络之中，指出川普发动全球关税战，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像当年英国衰落转向保护主义那样的必然历史回摆。

他谈日本以战争回应“自由贸易秩序”崩塌的前例，又谈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可能复制当年英德之间的对抗轨迹，还谈斯巴达与雅典的“修昔底德陷阱”，最终提出：“何不以春秋之道应今日之变？高举自由贸易之旗，尊王攘夷，中国或可和平突围。”

讲得真不错，既通史，又创新；既深思，也实用——让人大呼过瘾！

但问题在于：他用了太多的历史类比，却对制度现实的断层与裂谷剖析不够深入。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但不会完全相似。历史不是模板，不能简单从春秋直接拷贝为21世纪全球秩序的策略地图。

二、自由贸易不可假装，“尊王攘夷”决无可能

吴兄把“尊王”解释为维护自由贸易秩序，把“攘夷”理解为抵制暴力扩张，在理论上并不难接受。但他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国不是齐桓公，今天的自由贸易秩序也不是“被抛弃的周礼”。

说得直白些：

中国不是“受命于天”的新霸主，而是制度异质的全球异类；
今天的“王道”不是西方背弃的，而是中国制度无法接轨的；
自由贸易不是“谁举旗谁得利”，而是“谁制度契合谁才配参与”。

吴兄自己也承认：“中国与贸易自由常规标准的距离也比较远”。这是他的现实与明智！但问题在于，他只谈了这个令人悲哀的现实，却还是低估了这个“距离”的性质与严重性。这不是一张表、一份承诺可以弥合的技术性落后，而是制度性封闭与文明逻辑的对撞，是中国几千年都没有走出去过的“历史大黑夜”！

自由贸易必须立足于：

清晰产权：资源不是权力配置，而是市场配置；
公平竞争：权力/国企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宪政法治：契约不由人治改变，财产不由权力剥夺；
舆论监督：决策错误能被公众指出，权力能被质疑。

而今天的中国——恰恰缺的，是这些最基础的制度砖瓦。

所以，吴兄的设想之所以不能成立，并不是他比喻或构想错了，而是他制度假设错了——没这个制度前提！

三、自由贸易死于自由之死，中国梦醒于制度南墙

中美“自由贸易”的失败，源头不是美国实力下降下的无奈背弃，而是中国对自由的拒绝。

这个国家不是被人抛弃了自由贸易，而是自己从未接受过自由。更深层次地说，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从未认真渴望过自由。就连吴思兄，也想抛开自由谈自由贸易新世界，这当然是缘木求鱼。

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思想精英，打心底里就不相信：

市场可以自发组织；
个人可以自我决定；
规则可以超越人治；
真相可以公开讨论。

所谓的中国奇迹，既包含比较优势的发挥，也包括举国体制的作为。归根结底，不是自由制度的结果，而是在权贵体制下压榨民众红利的结果。我们习惯了计划经济思维下的投机权利、垄断资源、规避规则，更习惯了中国历史与传统的36计，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无耻地以为“双赢”就是我们赢两回。

说得更刺一点：我们这个国家不是没有自由贸易的能力，而是根本没有自由贸易的诚意与现代文明的契约精神。

而问题更深的地方是：这不仅是国家层面的制度问题，更是国民层面的精神问题。

我们太多的人，只求财富，不问自由；只要秩序，不要权利；只要“别乱”，不要“能选”。

所以，不自由的制度，并不是空降而来，而是民众沉默与默认的积淀。

不求自由的国民，根本就不配得自由；
不自由的国家，也没有自由贸易可言。

自己没有的东西不可能给别人。在当下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们一批诟病的“权贵经济”体制下，如果还想着趁势搞“尊王攘夷”，打造一个新的自由贸易圈，这怎么可能！你国内经济都谈不上贸易自由，你搞国际经济圈怎么可能“自由贸易”？

四、川普开局，新的全球新秩序其实已然浮现在地平线上了

吴兄在文末寄望中国借贸易战高举王道之旗、乘势而起，但我认为——这不会发生，不可能发生。

理由前文已述：不是时机不成熟，而是制度不支持。

而另一方面，事实上，美国的新贸易秩序已经开始显形。川普关税战才开打一周，全球关税战已打成“中美贸易战”决战，迅速进入“去中国化”的现实应对逻辑与未来前景。所以，这是一次制度重置，而不是一次短期博弈。

未来的自由贸易，一定不会死，也不会引发世界性战争。它会重组、重构、重塑，但前提是：不再容纳制度套利者，不再欢迎权力型参与者。

自由国家之间的贸易，将继续繁荣；不自由国家的“朝贡贸易”——你送煤我修路——也许能存活，但终归是孤岛生意、农耕打法，既无法主导全球，更无法代表世界趋势。

“一带一路”，本质上其实就是21世纪版的“朝贡体制”，其命运也注定无法改变地球的大潮向。

五、结语：吴兄之文，虽败犹荣；中国之梦，梦回制度

我敬重吴思兄。他的文字是真讲学术，不讲空洞政治；他有制度之痛，也有历史之爱；他是真诚的中国改革派，试图为中国寻找出路，这种精神值得鼓掌。

但学术要敢于真批评。我必须说：吴兄的路径，讲不通；他的期待，必落空。

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进行根本性的制度转型，决不可能再乘势而起，以往的繁荣也将归于历史的尘埃；如果不能走上自由之路，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贸易，也不可能引领世界，只会重回历史的治乱循环。

管仲虽好，可惜今天的世界不是春秋。
尊王虽美，但我们离“王道”差得太远。
攘夷虽妙，只是我们制度上更像“夷”。

真正的大旗，不是自由贸易，而是自由本身。
真正的崛起，不靠贸易之术，而靠制度改变。

历史将表明：未来之中国，不在“抬头做梦”，而在“低头修宪”。
从权贵体制，走向自由制度——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兴盛之道”。


附文：史眼观局：尊王攘夷与修昔底德陷阱

吴思

历史的三个时段

进入2025年不过三个多月，各种新闻大事已经看得人眼花缭乱。人工智能迭代升级、机器人登台表演、特朗普入主白宫随即大幅度增加各国关税、俄乌停火一波三折，等等，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前景扑朔迷离。

如果请年鉴学派的史家冷眼旁观，上述事件，按其性质可以归为三类，分别具有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意义。

长时段以千年为单位，如农业文明、政治制度、语言宗教之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登上历史舞台，不少人视为“奇点来临”：地球演化史上可能出现了一个智能超越人类的新物种，即所谓“硅基生命”，我们碳基生命被视为硅基生命的“引导程序”。如此说来，我们正在经历地球演化史级别的大变局，如哺乳动物取代恐龙，如地球进入“人类世”。按照史家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规矩，此事尚未发生，不敢下断言，但把“具身人工智能”如农业文明一样归入长时段应该问题不大。

中时段以百年为单位，如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人口变化、阶级关系变迁之类。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制造业崛起，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便是中时段变迁。作为应对，特朗普颠覆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构的自由贸易体系，大幅度增加各国关税，正所谓百年变局。

短时段的跨度从几天到十几年，如特朗普入主白宫、俄乌战争之类。

在年鉴学派看来，如果把长时段比作洋流，中时段比作潮汐，短时段就是表面的浪花。长时段可以制约中时段和短时段，短时段事件也能反映中长时段的深层变迁。

中时段：上一轮的历史经验

特朗普大幅度提升中国及各国的关税，不惜改变美国主导建构并维护了将近八十年的自由贸易体系，从历史角度看是必然的。历史常规是：立法者所设立并维护的法规和秩序，必须符合自身利益，否则难免修改。

最接近这次“特朗普转向”的历史故事是一二百年前的英国。《国富论》发表于工业革命开始的1776年，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市场越大，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越高，于是主张自由贸易。这种理论在19世纪的英国开始政策化。从1820年伦敦商人向国会提交《自由贸易请愿书》和随后小打小闹的关税改革，到1846年废除《谷物法》取消谷物进口限制，再到1849年废除《航海条例》，允许外国船只参与英国贸易，英国最终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当旗手的底气，源于英国的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

但是，随着美国和德国工业的崛起，国际经济结构变迁，英国国内的保护主义情绪上升。在1906年和1910年的大选中，支持关税保护的统一党席位已经与自由党持平，一战后关税水平开始波动上涨。1929年大萧条之后，各国加速转向关税保护政策，英国出口暴跌，失业率大增，保护主义在1932年取代了自由主义。这就是说，如果保护主义更符合自身利益，自由贸易理论尽管不错，也不能照办——谁照办谁倒霉，谁照办谁下台。

英国的相对衰落和政策转向动摇了世界秩序，旧秩序解体了。用《资治通鉴》开篇批评周天子认可三家分晋的话说，天子自坏先王之礼，天下以智力相雄长，社稷绝，生民灭。战国时代从此开始。

日本史家宫崎市定在《亚洲史概说》第八章描述日本当时的处境和对策，从自由贸易秩序解体的角度解释了中日战争。他说，日本经济在一战时空前繁荣，生产什么都可以卖出好价钱。战后不行了，生产过剩，经济萧条，各国纷纷抬高关税壁垒。日本试图以低物价和低工资应对，但英国设法让托管的奥斯曼帝国排挤日本商品，英联邦代表1932年又决定建立一个经济集团，包含了6000万白人和3.5亿印度人的英联邦市场几乎将所有外国商品排斥在外。美国与法国等经济大国也建立了封锁性的经济集团，这反过来又构成对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封锁。日本也试图建立经济集团，侵占中国东北，策划“九一八”事变，勉强建立了满洲国。为了确保控制满洲，军部还要制造出第二个甚至第三个满洲国，于是战火蔓延，发展为全面的中日战争，日本走上了不归路。

如此看来，日本选择贸易或战争的算法是：如果贸易预期良好，就和平发展。如果贸易预期不良，经济即将衰落，而战争可能避免衰落，那么，领导人两害相权取其轻，就会选择战争——这是预防衰落的战争。

在2015年出版的《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一书中，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戴尔·科普兰称这种算法为贸易预期理论。他考察了1790年-1991年之间的国际战争，认为拿破仑战争、鸦片战争、德国的一战二战，日俄战争、九一八开启的中日战争和日本偷袭珍珠港开启的日美战争，都符合这种理论。这种理论解释的有效率为87%。

二战后，美国成了世界工厂，像一百年前的英国那样举起了自由贸易的大旗。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中，中国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自由贸易让双方受益，中国人口众多，勤劳聪明，市场竞争力强，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一边受益一边长了本事，成了世界工厂。与此同时，美国蓝领的收入水平长期停滞。政客大声说中国工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尽管经济学者认为自动化抢了更多。眼看中国的廉价工程师如洪水一般涌入市场，美国又将如何？

从趋利避害的人性逻辑看，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丧失优势，就应该反对自由竞争，建立贸易壁垒。如果市场竞争对手同时还是文化差异巨大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对手，反对强度还应该加倍。从贸易预期理论的视角看，如果现行的自由贸易秩序原封不动，美国的贸易预期转向负面，美国就会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贸易战、冷战、热战，哪种战争有助于避免衰落就应该选哪个，一百年前英国就是这么干的。

总之，在中时段上，全球经济和社会结构变了。中国崛起了，美国出现了空心化问题，不想当自由贸易的旗手了。上一轮英国改旗易帜造成全球动荡和战争，本轮将如何？无人能下断言，但至少有三种预测模型可以给出不同的参考答案。

预测模型之一：贸易预期理论

刚才介绍的贸易预期理论，解释成功率为87%。如果“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解释逻辑可以用作预测逻辑，那么，在中美贸易预期由正转负的条件下，在战争可能减缓甚至扭转预期中的衰落的时候，战争就可能发生。

这个逻辑可以解释百年前英国改旗易帜时德国和日本的行为，英联邦发动贸易战，德国日本试图以热战扭转颓势。

现在美国发动贸易战了，对抗循环升级，贸易预期不良。一旦经济衰落难以避免，冷战热战能否登场预防衰落就不好说了。按理论推演，美国应该乐见中国大陆像俄国在乌克兰陷入战争泥潭一样陷在台湾，美国大力提供武器支持即可。这相当于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削弱对手，同时强化本国的军工联合体，吸引制造业回归，还能团结盟友，强化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
总之，这个模型可以解释目前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同时预言未来可能发生战争。

预测模型之二：“修昔底德陷阱”

关于中美竞争，前些年最流行的预测理论是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当老二崛起挑战老大时，发生战争的概率高达75%。一百年前德国挑战英国引发世界大战，就被看作修昔底德陷阱的实例。

这个预测模型源于希腊历史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套用到当代中美关系领域，至少会有两点不妥。第一，在更强大的波斯帝国眼里，雅典挑战斯巴达属于希腊城邦的内战，并不是世界老二挑战世界老大。第二，希腊老大斯巴达是农业立国，老二雅典是贸易立国，陆权海权对抗，中时段意义上的经济社会结构都没变，也不曾改旗易帜。当代美国则有世界工厂地位之变和改旗易帜之嫌。

这个模型预测了双双受损的战争。模型后边的真实史实更惨：雅典输了，斯巴达也好不了。短期的受益者似乎是赢家斯巴达，其实是坐山观虎斗的波斯帝国，长期的受益者则是希腊边缘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他将趁虚而入统一希腊，征服埃及，然后横扫波斯。

预测模型之三：“尊王攘夷”

前两个预测模型主要来自西方的历史经验。中国的历史经验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故事？前边提到司马光对周王认可三家分晋的批评，在春秋战国那段历史中，可以提炼出天子实力衰落条件下的尊王攘夷模型。

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周天子王权衰落，东周开始。“尊王攘夷”就是崛起者应对百年大变局的成功之道。成功的意思是：崛起者在天子实力难撑之际高举诸侯公认的王旗，维护有利于自己的既有秩序并进一步获利，同时推迟了生灵涂炭的战国时代的到来。

这段故事的大轮廓是：齐桓公（前685-前643在位）任用管仲搞改革，国力富强，在周室衰微之际“尊王攘夷”，迫使南蛮楚国向东周王室纳贡，帮助燕国打败北戎，安定王室内乱，多次大会诸侯，订立盟约，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孔子赞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顾炎武更把尊王攘夷政策提高到“春秋之义”和“天道”的高度。

当代各国公认的王道是什么？应该是自由贸易之道，自由贸易秩序好比周王室主导建构的周礼秩序。于是，当代“尊王”，应该是遵守王道——自由贸易之道。当代“攘夷”，和2600年前一样，应该是反对暴力侵略。再进一步说，王道代表了文明的行为规则，夷代表了野蛮的丛林法则。

遥想当年，各国诸侯在周礼秩序下受益多年，又拿不出公认更好的替代秩序，尊王攘夷是很明智的。当时周王室维护周礼秩序数百年，劳苦功高，诸侯感恩回馈，尊王也是合情合理的。明智且合情合理，尊王攘夷之道也是成功的。春秋历时约两个半世纪，齐桓公和晋文公先后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推迟了生灵涂炭的战国时代的到来，避开了希腊史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艾利森教授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有75%的解释力，美国和平取代英国就在不能解释的25%之中。如果用尊王攘夷模型解释呢？美国在大萧条时代也犯过滥加关税的错误，但大体说来，美国汲取历史教训，接过了英国放弃的自由贸易大旗，对老王英国也尊崇有加，这是“尊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前期提供经济和武器支持，后期出兵参战，和英国肩并肩对抗德国和日本，这是“攘夷”。尊王攘夷之道帮助美国避开了修昔底德陷阱。

现在，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初步具备了二百年前英国和一百年前美国的制造业实力，中国受益于自由贸易秩序，愿意维护自由贸易秩序，中国能不能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

显然，英美关系更接近周王室与齐桓公和晋文公的关系，同文同种，同在周礼秩序之中，中国却长期被他们视为夷狄。在此条件下，举尊王攘夷之旗的难度大增，放低身段也未必成功。如今又闹得这么僵，还能像二百年前英国和一百年前美国那样抓住历史机遇崛起甚至和平崛起吗？反恐之类“攘夷”的好时机转瞬即逝，“G2”也成了往事，前路崎岖难行，对中国举旗者的挑剔和要求非常之高，中国与贸易自由常规标准的距离也比较远。

不过，自由贸易之道毕竟对世界各国有利，对中国特别有利。受益最大的强国最应该维护自由贸易秩序，也应该感谢长期维护这套秩序的王者，这个大道理是很明白的。这条路虽然难走，到处是陷阱和歧路，仍然比战争之路好走。一旦努力走通了，孔子赞美管仲的话就可以搬到今日了。

尊王攘夷与强硬陷阱

当代中国如何尊王攘夷？顾名思义，“尊王”应该带头维护自由贸易之道，“攘夷”应该尽力抵制暴力侵略行径。其实，中国一直在逐步降低关税，反对贸易战，主张自由贸易秩序。这些都是尊王攘夷的动作。但是，听其言观其行，现在言论的动静没那么大，尚未达到旌旗猎猎金鼓齐鸣振聋发聩的强度。动作也没那么大，零关税只适用于最贫穷国家之类，对更重要的发达国家市场作用有限。

在美国挥舞关税大棒的时候，许多国家宣布零关税。零关税是自由贸易的极致状态，既是遵守王道的表态，也是对老大的回馈。中国受关税棒击最重，如何是好？

一种算法是：美国迟早要把关税加到最有利于本国的水平，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宁死也要保持党和国家的尊严。更何况凭着我们的体量和硬度，对手未必就不怕卷刃和两败俱伤。另一种算法是：零关税对市场强者最有利，我们正是市场强者。举起零关税的王旗，不仅可以应对关税大棒，还可以团结各路诸侯。市场强者不必与弱者一般见识，你们逼迫我们做的事，正是我们打算做的正确的事。英国当自由贸易旗手的时候，美国加税英国并不跟，他们的说法是，自由贸易是对的，我们坚持做正确的事。

零关税的主张多年前已在中国流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确实不怕任何人。但是政治自有经济和企业以外的考虑。面对霸蛮打压，可供参考的政策之一是密歇根大学教授阿克塞尔罗德在《合作的进化》中推崇的“针锋相对”策略：首先与人为善，然后跟随对方的策略，一报还一报。在他设计的重复博弈电子游戏中，这种策略一再从众多策略中胜出。按说，“一报还一报”应该能让对方考虑改行双赢对策，但也有学者批评说，在一对一博弈中这种策略表现不佳，误解很可能导致强硬循环——强硬对强硬，掉进强硬陷阱，最后两败俱伤。

跳出强硬陷阱，必须有温和主张出头首倡，双方温和派互动，进入良性循环，任何单方面的努力都无法持久。如今中美两方的善意似乎都很弱，怎么跳出强硬陷阱就是一个大难题。相对而言，中国过去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率先释放善意的未来收益大于对手，高度集权的决策体制这么做也比较容易。再进一步说，这么做还有利于借势推动自身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当然，强硬到底，也能倒逼国内改革：加速内循环，奋力提升有支付能力的国内需求，大幅度增加低购买力群体的财富，例如允许土地自由流通，把18亿亩耕地这笔巨额存量财富装进农民腰包之类。

说到这里，跳出强硬陷阱云云，已经属于短时段的浪花甚至泡沫了。展望长时段变迁，人工智能日新月异，或许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具身智能就能大规模取代人类劳动，中美的劳动市场双双崩溃，财富却如洪水般涌流，人类的物质匮乏时代结束，我们眼前的关税之争，美国的空心化问题，都像泡沫一样消失了。那时回首今日，当前的贸易战和俄乌战争恐怕会让后代史家生出无谓之感。

进一步说，如果通用人工智能真成了比我们强大的新物种，更聪明更强大的硅基生命现身地球，面对堪比外星生命大规模入驻式的地球演化史大变局，中美之间那些中时段级别的纠纷还算什么呢？假如中美能够合作制订当前的人工智能政策，探索人类社会在AI等新科技冲击下的应对方案甚至转型方案，联手解决环境问题，维护世界和平，在这个趋势中优化环境同时优化自身，各种文明的后代史家想必会赞叹先贤的明智远见。

未来是不确定的。相对而言，跳出强硬陷阱，尊王攘夷——高举自由贸易大旗并反对暴力侵略——尽管没有胜算，却比较接近立于不败之地的优势策略。即便对手强硬到底，拒绝合作，跳过春秋直接进入战国时代，这种策略也更有助于分化对手，合纵连横，组建一个比较强大的圈子。

2025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