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现代性：我们已误入歧途，而非尚未到达

赵晓：现代性：我们已误入歧途，而非尚未到达

——对孙立平老师《在中国，苛责现代性是一种奢侈》一文的回应 

拜读孙立平老师关于现代性的文章《在中国，苛责现代性是一种奢侈》（以下简称《苛责》），思维被激发。文中不仅对极权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逻辑作出了深刻揭示，也对当下全球思想格局中激进平权主义（如wokeism）对公共生活秩序的侵蚀发出了难得的预警。 

孙老师的文章特别指出：理性主义在脱离人性与道德约束之后，极易沦为极权主义的技术支持系统。文章引用鲍曼对“大屠杀的现代性结构”以及阿伦特对“去责任化的官僚体制”的分析，准确指出了“理性光辉”背后的幽暗地带。 

文章还毫不含糊地批判激进进步主义对社会秩序的侵蚀，指出“平等变为否认差异，包容变成正邪不分”——对当前西方的思想病灶做出了精准判断。 

更可贵的是，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现代性的来处与去向： 

? 中国人的思想是否仍应停留在“启蒙时代”？ 

? “左”的思想根源是否早已潜藏于现代性的起点？ 

? 启蒙以来的“进步”，哪些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哪些其实早已脱根异化？ 

这些问题不仅是学术议题，更有现实意义，直接关乎中国当前的文化选择与未来方向。在当下公共舆论越来越标签化的语境中，文章能提出如此深层问题，堪称一种清醒与担当。 

也正因为如此，我愿就文中几个关键判断提出温和而诚恳的商榷，希望推进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共同为中国寻路。本文不只是赞同或反对某些观点，而是力图追问：这些观点背后的根基是否稳固？它们所依赖的世界观、价值体系、终极信仰是什么？ 

一、现代性不是“饭后甜点”，而是“开席毒蘑菇” 

《苛责》以“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来比喻现代性反思的时机，认为中国尚处在现代化初期，过早批判现代性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奢侈”。 

但我想强调指出：《苛责》中所谓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道“甜点”，而是一道“有毒的主菜”。它的问题不是“剂量太少”，而是“配方出错”。 

现代性的问题，也不是“理性失控”，而是“理性取代神”； 不是愚昧酿成了极权，而是自负成就了暴政。 

中国的问题，也不在于“尚未抵达现代”，而是误入歧途，深度浸泡在有毒的“现代性”之中，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西方更早地走向了现代性的极端形态： 

? 工具理性主义泛滥：一切以效率和量化为标准，连人命都可换算成KPI与统计模型； 

? 科技决定论深入骨髓：算法、AI治理、社会工程推行速度远超许多自由国家； 

? 教育高度技术化与选拔化：知识不再是人文塑造，而成为竞争与阶层再生产的工具； 

? 制度性异化：官僚体制“去责任化”，法律程序脱魂，流程取代正义； 

? 文化犬儒与道德相对主义盛行：在多数人眼中，“有信仰”“讲是非”已成幼稚或危险的象征，“精致的利己主义”泛滥。 

如果说西方是在现代性的废墟中挣扎，中国则是在现代性的深井里扑腾。 

中国，不是“还没吃上现代化的大餐”，而是已经误食现代性的有毒之果，还误以为那是“文明的果盘”。 

中国现代性真正的悲剧，不是还没上路或还没走完路，而是已经走错了路；不是现代性吃得还不够，而是吃毒不知其毒，甚至反以为宝。 

也正如此，中国人反思现代性，不是“为时过早”，而是“刻不容缓”；现代性之辩：不是“奢侈的批判”，而是“必要的觉醒”。 

二、现代文明不是“启蒙的产物”，而是“信仰的果子”——对“文艺复兴—启蒙—现代性”线性叙事的温和挑战 

《苛责》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描述为现代文明的起点，并与“黑暗中世纪”形成对照，强调这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向理性”的重大飞跃。这种线性叙事在我们的公共及主流教育中可谓根深蒂固，这也正是许多中国知识人认知世界史的基本框架。 

但必须温和指出，这种叙事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启蒙主义对历史的剪裁与重构。它不是事实，而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叙事；不是描述，而是解构。 

1. 中世纪并非“黑暗”，而是孕育现代文明的母体 

现代学者普遍承认，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不仅不是“对人性的禁锢”，反而孕育出许多现代文明赖以建立的制度与观念根基：大学制度、公益理念、自然法、契约思想、人之尊严……这些都不是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而是教会在中世纪长期培育的成果。 

就连“理性主义”的兴起，也不是对“神权”的反叛，而是在经院哲学（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对信仰与理性关系的深入探索中发芽的。真实的情况是，基督信仰从未反对理性，只是坚持：理性应当服从启示，而非取代神明。 

2. 启蒙运动的“理性光辉”，从一开始就有“自我神化”的倾向 

所以，“有神的理性”还是“无神的理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卢梭、康德等人虽有深邃的思想贡献，但其“理性即至高裁判者”的观念，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神学”。他们拆毁了神本秩序，却未建立可替代的道德根基，并未魔鬼趁虚而入留下了破口。 

果不其然，在去除了信仰之锚后，“理性主义”很快滑向了乌托邦式建构。正如鲍曼和阿伦特所指出：正是这种“无神的理性”，在现代性中催生了集中营与工业化屠杀，孕育了技术—官僚—去责任的极权体系。 

3. 真正的“文明进步”，并非“启蒙”所创，而是“启示”所育 

今天我们视为“现代文明基石”的许多观念——如人的尊严、法律之上有道德、政府受约束、怜悯弱者、普遍教育、自由责任的统一——都可以直接追溯到圣经与基督教神学传统： 

? “人是按上帝形象造的”（创1:27）→ 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尊严； 

? “在基督里不分贵贱、主仆、男女” → 成为“平等”理念的神学根基； 

? “律法高于王权”（旧约传统 + 罗马书）→ 奠定法治、宪政观念； 

? “爱人如己” → 构成现代社会伦理的核心； 

? 清教徒与加尔文主义的公共神学 → 形成英美现代民主、自治、责任经济的制度实践基础。 

因此，今天我们的确不能再糊涂，而应当说得更清楚一些： 

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信仰的果子”； 

真正引领人类现代文明的，不是苏联模式或法国启蒙，而是英美新教文明； 

现代文明的核心，并非“人文主义”，而是“神本之光”；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有些进步不是“左”，而是基督教世界观自然结果； 

有些进步一开始不是“左”，但一旦脱离了信仰根基，便会蜕变为极权之器； 

而所谓“左”的核心，正是“人本主义”对神本秩序的全面抗拒。 

三、极权的根源，不只是结构异化，而是人自立为神——现代性的真正黑洞 

《苛责》非常精准地指出：极权主义不是“前现代的回潮”，而是现代性的病变；“集中营”当然也不是中世纪暴君的残余，而是“理性+科层制+去责任化”所催生的冷血怪物。 

这一论断是深刻的，也是极其重要的。然而，若仅仅停留在结构性分析（如制度与技术的滥用），就难以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为什么现代人用来“解放”的工具，最终成了最可怕的奴役机器？ 

1. 极权不是“理性失控”，而是“理性取代神” 

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太不理性”或“不够理性”，而是“理性成了上帝”。当人类放弃对真神的敬畏，理性就变成了新的偶像—— 

? 以“社会进步”为名发动斗争； 

? 以“人民福祉”为名侵犯自由； 

? 以“科学计划”为名管控生育； 

? 以“秩序安全”为名监控社会。 

? …… 

从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到苏联的古拉格以及中国的“文革”，从纳粹的集中营，到当代的高技术治理，极权从来不是反理性，而是理性的“神化”，是理性自我膨胀为唯一真理后的堕落。 

正如C.S.路易斯所说：“失去了神的世界，不会变得无神，而会变得多神——每一个政权、历史、民族、科技、理性，都会被神化。” 

中国现代转型进程堪称现代性极权的经典样本： 

? 一边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一边热泪高喊《东方红》：“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 一边否认上天的存在，讥笑信仰； 

? 一边宣称“我命由我不由天”，“人定胜天”，把“人”捧上神坛。 

事实就是，当“上帝死了”，人人都是“上帝”；人世间，不是“无人称王”，而是“人人称王”。 

人人都是上帝，人人相斗，最终得胜的一定是最能斗的暴君。所以，人，不在上帝之下，必在暴君之下。这，才是极权的终极原因。 

2. 神不在场，人的理性就终将服从强力 

在基督信仰中，“王在法下”，人有罪性，所以权力必须受限。这才是“约束权力”的根本理由。 

而在现代性中，若拒绝神的超越性和人的堕落本性，那么就只剩两种可能： 

? 要么“人自己作王”，进而自恋、自毁； 

? 要么让“国家、党派、集体”替代神，最终走向极权。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极权滥用了理性”，而是理性失去了上帝，从而为极权铺平了道路。 

四、“进步=从野蛮走向文明”吗？——对线性历史观的温和反思 

《苛责》在文中列举了大量从“原始方式”到“现代制度”的对比：从械斗到法院、从战争到条约、从革命到选举、从专断到民主、从歧视到平权……进而总结出一个判断：“进步，就是人类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 

这在当代中国公共话语中几乎是常识。然而，这并不正确，因为这种“线性进步观”在哲学上过于简化，在事实上也经不起推敲。 

1. 文明的标准不是手段，而是所归属的终极价值 

用法律解决纠纷的确比械斗更“现代”，但如果法律成为强权的工具，“rule by the law”而非“rule of the law”，法律只保障权贵而压制底层，难道就比一个以耻感维系的乡村公义更“文明”吗？ 

程序的现代化并不等于正义的实现。 

现代集中营里的杀人比刀剑更“高效”、更有“程序感”——难道它一定就比古代的酷刑更“文明”吗？ 

真正的文明，不只是“工具升级”，而是有无“道德之魂”。文明的标准，从来不只是“效率更高”，而是是否承认神赋予人的人权、尊严与自由（“天赋人权”），是否敬畏那高于人、约束权力的永恒真理。 

2. 很多“传统社会”，道德光辉未必低于“现代制度” 

中世纪的修道院、村社习俗、家族责任感，虽不完美，却往往具有深厚的伦理结构； 

许多“原始部落”虽无“法治”，却以宗教、祭仪与长老制度维系秩序，其“人性厚度”未必比现代都市更低； 

而现代社会中，虽然程序、制度、法律完备，但“制度无神，心灵无爱”的状况，正日益成为危机的根源。 

我们不是否定制度建设，而是要提醒： 

制度若没有属灵之根，只是空壳； 

法治若没有公义之魂，就是冷冰冰的暴政； 

程序若不能承载真理，就可能是合法的不义。 

3. 真正的“文明”，是从上帝而来的仁爱与圣洁 

如果“进步”只是不断扩张人类欲望的满足度，那不过是“文明包装下的野蛮”。真正的进步，是道德的自我约束、文化的悔改与更新、社会的属灵重建。 

所以我们应当说： 

? “从野蛮到文明”的确是一条路，但不是“从前现代到现代”的那条； 

? 真正的文明，是从“人为神”回到“人在神下”的悔改之路； 

? 真正的进步，是从“人本中心”转向“神本中心”的归正之道。 

五、反思现代性，不是奢侈，而是中国转型的必要前提 

孙老师文章的标题提出一个核心判断：“在中国，苛责现代性是一种奢侈。”其背后逻辑是阶段论：西方已进入“现代性反思期”，而中国还未完成“现代化”，因此不宜批评“现代性”。 

对此，我们必须温和却坚决地指出：这是一种错位的理解，是一个在现代性的深水区溺水，却还以为自己在海边试脚的“文明幻觉”。 

1. 中国不是“未入现代”，而是“已深陷其内” 

如前文所述，我们的教育、政治、技术、管理体系，早已完全浸泡在“去神的现代性”之中： 

? 高度官僚理性但低度伦理责任； 

? 极端科技管控却缺乏人文敬畏； 

? 全面制度工程然而“程序压倒人性”。 

所以，在所谓现代性方面，中国根本不是“营养不良”，而是“误食其毒”；不是“尚未现代”，而是“已然现代，且病入膏肓”。 我们不是走得太慢，而是走得太偏；不是落后于西方，而是错失了方向。 

所以，中国社会实在是一个“既已现代、却从未正确反思”的社会。 

而这一悲剧，并非始于普通百姓，而是始于一代又一代中国精英们的迷思： 

自鸦片战争国门洞开、望洋兴叹以来，中国知识界从未真正看清西方的文明根源，也未识破现代性的裂痕。他们先是看见西方的坚船利炮，继而看到欧陆启蒙运动的“民主”“科学”，却始终未看见英美为代表的新教文明根基之“神本之道”。 

于是，我们用“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科学救国”“实用主义”“改革开放”“技术理性”“制度移植”替代了对“真理、敬畏与悔改”的思考，结果走上了一条号称“以人为本”实则丧失了终极参照的迷航歧路。 

也正因如此，我们： 

不是“还没现代化”，而是被有毒的现代性掏空了灵魂，却还以为“灵魂是可有可无的”。 

不是“传统包袱拖慢了进步”，而是“信仰真空扭曲了进步”。 

不是“需要更多制度建设”，而是“需要更深属灵觉醒”。 

2. 越是“发展中国家”，越要在一开始就看清现代性的陷阱 

众所周知，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水手远航，若在尚未成型时就看清方向错误，还有转舵的可能；若等到全船成型才发现偏航，恐怕已是“返航无门”。 

所以，我们走过了100多年的风雨苍黄后，反思、批评现代性，并非“贬低进步”，而是为了走真理的路。不是要回到前现代，而是要避免被“现代偶像”彻底吞噬。 

是的，我们不能再继续错下去了，必须在文明转型的又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果然植入属灵的锚，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只会是 又一场有制度无灵魂、有技术无信仰的空转游戏。 

3. 后现代≠传统的朋友，我们拒绝虚无主义的“结盟诱惑” 

《苛责》提到“后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反现代联盟”，这一判断颇有新意，但却极易带来混淆。 

后现代的本质是相对主义、解构主义、虚无主义；而传统信仰（尤其是圣约信仰）强调真理、秩序、责任、敬畏。 

二者“共同批评现代性”，但方向完全相反： 

? 后现代的终点是“无意义”， 解构了一切，却无法建构任何； 

? 传统信仰的终点是“复归意义”，相信唯有真理能使文明站立。 

反思现代性，拒绝与虚无结盟，拒绝在“反现代”旗号下与“后真理”同行，不是要回到混沌，而是要归向根基——回到那真理与恩典并存的信仰秩序。

结语：不是“现代性or传统性”，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更新” 

《苛责》提出了许多值得珍视的洞见，也打开了现代中国思想界亟待回应的根本命题。 

但我们要更进一步地指出： 

? 真正的文明之路，不在“理性”战胜“宗教”，而在“真理”守护“理性”； 

? 真正的自由，不是人的彻底解放，而是人在神面前的悔改与归回； 

? 真正的现代化，不是程序与技术的叠加，而是文化之根的归正、属灵秩序的重建。 

我们并不反对“现代”，但我们必须追问：你要的究竟是哪一种“现代”？ 

我们反对的，不是“启蒙的理性”，而是脱离启示的“致命自负”的有毒理性；不是“现代制度”，而是没有真理之锚的现代乌托邦。 

启蒙若无启示，终成黑暗；进步若失根基，必至迷失。 

不是我们拒绝现代，而是我们拒绝那种将人代替神、将理性封为主宰的“现代性幻觉”； 不是我们贬低文明成果，而是我们坚持：若不回到神的中心，所谓文明，不过是更精致的异化、更华丽的迷失。 

愿我们所爱的人中国，在文明的路上，不只看得见城市的高楼和制度的繁华，也能看清人心的深渊与神圣的呼唤。 

愿中国人在现代的迷宫中，不走向权力之塔、理性之偶像，而走回那生命之源、真理之泉。 

谨以此文，回应现代性之思，也呼唤思想界能有更多“深于结构、归于根源”的反思。 

愿真理引导中国人走前面的路——不偏左、不偏右，只归向那位永恒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