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摘录几段杨继绳答境外记者问中所透视出那“饿死几千万”的谎言漏洞，而逻辑自我打脸
这里论坛上，又有人重复性搬出杨继绳那本所谓“其代表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详细记录了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情况，并探讨了其成因和影响”，以便想以此继续狡辩性圆谎那本来就是百分之百假话谎言的所谓“饿死几千万”。然而，杨继绳那本所谓“纪实”的书，其洋洋洒洒一大本，却从头到尾，无法从他书中透视得出任何一个客观逻辑性、事实性，可以诠释其真正意义的、曾亲临当年灾区现场实况调查过之后，才写出了所谓纪实”！也就是：通篇东西，本来就已经文不对题、答非所问了！
而一切，这都不要紧。毕竟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更何况他也是凡夫俗子，而根本不是神。短时间内干不了那么多。然而，问题却在于：他在书中白纸黑字地“纪实”的东西，却是持续三年的时间里事情。那么，即便再不济、再没有人手帮忙，他的作品都无法在客观逻辑上摆脱得了本草民在之前的文章中，早已先后分别概括过了的三个逻辑性硬道理：1）毫无任何历史性、物理性站得住脚客观性佐证；2）毫无任何法理角度的客观逻辑性；3）自始至终，且不说从未被中国历届政府所历史性、官方性承认过，也从未被任何国际性、法理性官方机构采信过！更何况包括当年一直在华常驻过美国记者斯诺，以及英国驻华使馆记者等传媒人士，都曾亲口证实：他们以其自身行业道德操守的信誉确认，他们从未见过这么个所谓大饥荒三年，发生过“饿死几千万”、哪怕“饿死”几十、几百、或几千、或几万等诸如此类的传说。
故而，让我们不妨摘录几段有人在本论坛上发帖了杨继绳答记者问的过程中，杨继绳的答复中，逻辑漏洞百出的狡辩式圆谎，而越圆越谎的笑话如下：
第一，杨继绳称：“我在书中说大饥荒死亡3600万人。数据的来源是中国和外国的主要人口学家研究的结果。我从最低和最高的数据中取了中间的数据。这里面最低的数据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资料可以计算出来，死亡1600多万人。还有一个是根据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0年代中期的一个课题。课题由当时的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主持。得出的数据是1700万。这些是比较低的数据。高端的数据4000万，5000万，6000万的都有。我另外一个主要的数据来源是60年代在公安部搞人口统计的一位研究人员的资料。他认为是3500万人左右。但他的统计数字没有包括1958年和1962年的死亡数字。如果把这两年的数字加上就有3600到3700万了。所以我取了中间的3600万”等，就这段，具体剖视如下：
1）杨这就所谓“...数据的来源是中国和外国的主要人口学家研究的结果......”的说道，其逻辑漏洞在哪儿呢？那就是，客观性反过来做实了：没有任何源自官方历史性确认的硬道理！而纯粹就是基于满大街上那地摊货性质的基础上，疑似背后有着某种人为诱惑下，还有他个人主观臆断下，再加上：瞎蒙瞎猜、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等之后，闭门造车式杜撰而成！即便其所谓“数据的来源是中国”的遣词造句，也根本没有任何官方性质的前缀或后缀式定语。故而，无非就是中国社会那些源自于港台的大街地摊货之所谓“野史”之类。几乎毫无任何学术性参考价值！所以，他根本就无法附上任何客观性可佐证的历史性所谓“饿死几千万”的照片！而那所谓源自“外国的主要人口学家研究的结果”就根本无需浪费时间去考虑了！这就是其逻辑无法自圆其说的硬伤之一。
2）所谓“这里面最低的数据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资料可以计算出来，死亡1600多万人......”的描述法，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死亡”现象是客观性经常发生的。而他的所谓“死亡”这个名词，并没有任何定语明确硬性确定那是“饿死”所致！然而，“死亡”现象的原因，却实质性五花八门，既有正常死亡的；也有非正常死亡的客观现象；也有官方历史性明确辟谣过的、由于流动人口的原因而导致登机之误区的问题等等，然，他却刻意选择性回避之，而只字不提！这都无妨，而未必是什么硬伤。而硬伤的还在于：非但没有任何历史性官方针对性就他的胡说八道说法，有过任何确认，且还是没有任何具体历史性照片可佐证！因为，即便上法庭指控任何人和事，无论如何，都必须具备法理硬道理性具体佐证！否则，空口无凭！纯属似是而非的无稽之谈！
3）杨所谓“......高端的数据4000万，5000万，6000万的都有。我另外一个主要的数据来源是60年代在公安部搞人口统计的一位研究人员的资料。他认为是3500万人左右。。如果把这两年的数字加上就有3600到3700万了。所以我取了中间的3600万”这段话，逻辑漏洞在哪？那就是：“.......但他的统计数字没有包括1958年和1962年的死亡数字”的表述，已经客观文字性、逻辑性、前言不搭后语式自我否定了那所谓“饿死几千万”的说法了！更何况，他还说：“所以，我就取了中间的3600万”的数字，那不就客观性透视出那所谓“饿死几千万”的数字，完全就类似移动靶般随人而异而完全可以人为式主观刻意性根据需要而瞎编乱造的嘛。
第二，杨还称“.....没有大饥荒就不可能有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80年代重新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最早发源于1961年。当时因为没饭吃，所以有些地方就放开让农民自己找饭吃，包产到户。就这样救了一批人......”云云，之类的鉴定性结论。
那么，问题就来了：
1）他所谓的“当时因为没饭吃，所以有些地方就放开让农民自己找饭吃，包产到户。就这样救了一批人”的遣词造句表达法，就按此逻辑推理的话，不就恰恰客观性反过来，用他自己话而做实了，那什么“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最早发源于1961年”了嘛！而且，还以此来明确定义为后来的邓氏“改革开放”！那么，邓还有什么首创性发明而成其为所谓“自己的东西”吗？而那时候最早提出那歪理谬论的所谓“包产到户”之类、而后来邓时代里完全经不起实践检验的邪门歪道，不正是邓子恢、刘少奇、陈云他们吗？这是绝对的逻辑性自己打自己嘴巴的逻辑漏洞，而纯属假话谎言之作！
2）而他那所谓：“当时因为没饭吃，所以有些地方就放开让农民自己找饭吃，包产到户。就这样救了一批人”的说法，我们权且不必追根刨底其客观性真伪如何，而就顺着他的逻辑推理顺理成章地客观性就事论事地分析：那么，不就恰恰客观性反过来做实了：非但当地基层领导最终还是纵容了灾区的乡民外出盲流式“逃荒讨饭”吃，而活了下来的事实，却还印证了：外地省份还是有吃有喝有富裕性输出，而根本没有所谓全国“饿死人”的客观事实了嘛！否则，怎么能在客观逻辑上 匀出饭菜或金钱来洋货那些“自己找饭吃”的农民呀？同时呢，还允许留在乡下的农民们“包产到户”之举，而且，还由此“就这样救了一批人”等等，之类表述，不就客观逻辑性反过来打脸了有人煞有介事地所谓“乡民都把尸体给吃光了，所以，即便高空侦察机也无法拍摄得到”的荒唐性愚人笑话嘛！假得都不能再假了！更何况，还同时客观性透视出了：当年的毛泽东时代，即便遇到了大饥荒的困难面前，还是特别民主自由的嘛！即放手允许你“农民自己找饭吃，包产到户”等，而“就这样救了一批人”等，还怎么在逻辑上说明那所谓的“民兵把守村口，不让逃荒”的胡说八道呢？呵呵，完全就是前言不搭后语嘛！
第三，他所谓：“......但后来开放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承包责任制，搞吃的，搞粮食。我们看到，只要制度一变，粮食马上就多起来了。那么反过来说，1958年那时的制度就是不行的。”的这段陈述，我们权且无需客观性刨根问底，后来他那什么“承包责任制”是如何沦落为单枪匹马之后，又不得不回归集体性操作干活的客观事实。而就顺着他原汁原味的话的逻辑，不妨反质问其客观性现实的是：其他农民全都盲流到了城里了，还有谁种粮食呀？他的所谓“搞吃的，搞粮食”等说道，不就客观逻辑性真实地做实了：他那所谓“搞吃的，搞粮食”之得逞，完全与农业领域里的所谓“承包责任制”毫无必然的客观性、实质性关联嘛！而全都是要么“逃荒”式讨来的饭吃；要么，打工挣了点微薄收入而买的那点饥一餐、饱一餐的所谓“粮食”嘛！而他所谓“粮食马上就多起来”的说法，在客观性比较后来的当年，官媒从未报道过粮食丰收、而是大幅度减产的客观性报道的事实，不就反过来印证了：那纯粹就是吃了毛主席时代剩余的那些国家战备粮，抑或完全就是进口的粮食了嘛！否则，难道农民在城里吃上了自己城里种的粮食吗？连起码的逻辑性常识都说不通！
第四，而再往下客观逻辑性联系他杨继绳，在后续另外一句针对记者所专门提及大饥荒时“中国当时并不是没有粮食吧？”的提问时，他回答的所谓：“粮食不仅库存很多，而且还大量出口”的说法，不就客观性反过来，以他自己亲口证实，侧面印证了：那完全就归功于“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的集团劳作性，所产出的因果效应而粮食大增产，而非但足够吃喝，还有盈余库存并“大量出口”了嘛！
故而，不就完全依此逻辑推理，灾民之所以根本没有发生所谓“饿死几千万”的胡说八道，那不就恰恰正是当时的高层，非但动用库存粮食的支援，且还领导当地灾民就地振作救灾、恢复生产所致了嘛！否则，为什么杨继绳，通篇书中，啥照片都可以附上，却就唯独没有他所谓“饿死几千万”人场面的任何一张历史性照片呀？
这与他那所谓“资深高级记者”的行业身份，完全货不对板而无论从哪个方面的逻辑角度都说不过去嘛！因为，他根本不可能不具备随身专业用照相机！即便一时没有或忘了带上，那也不等于三年之内，不断地所谓“饿死几千万”的期间内，没有任何一次能从容拍下那灾区现场，该“惨不忍睹”的实况摄影吧？尤其是，他还特别这么强调道：“四川当年饿死了上千万人。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1962年还饿死人”云云，那么，其客观逻辑性所谓“饿死人”的地理范围就更宽广了。故而，就更是客观逻辑性的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没有任何一张历史性可佐证的照片了！否则，还如何算得上名副其实他那本书名之所谓“纪实”的遣词造句的含义呀？那不就显然明摆着假话谎言地骗人了嘛！
我们无需去刻意、或盲目性主观主义地那客观史实性的所谓“大饥荒”事实！也不愿意主观主义地武断式排除任何的极少数现象的所谓“听我奶奶说过”、“听我爷爷说过”等之类，纯属道听途说而以讹传讹性质客观可能性。然而，也必须有具体的人证物证俱全的具体佐证，方可法理逻辑性令人口服心服！就更别说那所谓“饿死几千万”、且还持续性三年不断地所谓“饿死人”的大规模场面了！而绝对不愿意接受任何以大陆老百姓作为政治性种族歧视性对象，而弄巧成拙的所谓“饿死几千万”的谎言的羞辱！
而杨继绳的那本所谓“纪实”的书，却恰恰正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从他的每一段遣词造句中印证其可法理逻辑性、硬道理式的佐证！全书无不是纯属：闭门造车式主观臆断，再加上些瞎蒙瞎猜、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性质之类的东拼西凑合成的胡说八道！毫无任何法律逻辑性起码站得住脚的具体佐证，而纯属反复狡辩性圆谎，而越圆越谎！鉴定完毕！
更可自我打脸得可笑的是：他最后这么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把这些事情披露出来是为了给共产党放包袱”，那不就恰恰反过来，以他自己那番完全类似邓小平那口是心非式所谓“永不翻案”式口吻，做实了：他就是当代的邓党伪共而实为蒋统国民党政治性质的、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党员”了嘛！所谓“伪共”就是“假共”嘛！政治“地沟油”式假货赝品嘛！
故而，也就根本不奇怪，为什么他的那通篇逻辑自相矛盾的所谓“纪实”，从未被政府官方机构所认可了！即便他牵强附会或生搬硬套式顺道提及个“吴邦国”，那也纯属毫无任何具体吴邦国原话可做援引性质的敷衍式忽悠性交代！不就为了混吃混喝弄几个“猫论”式的钱来花花嘛......（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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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转载性附上：杨继绳受访中相关应答原文如下：
杨继绳2008年5月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描述了大饥荒的悲惨程度，也对大饥荒成因的做了分析，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当时领导人的决策失误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按照官方的标准，比较“出格”。 杨继绳回忆说：“有渠道说，中央某某人，因为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上边也有不少校友吧，都是年龄差不多的，也都知道这些事。我听我一个同学打招呼，一个同学传(话)的，说那个书，大饥荒，十七大以前不要出，在去年2月份。十七大以前不出，我就不出嘛，就等着十七大以后再出嘛。” 据我所知，上述的“中央某某人”，就是后来担任中国人大委员长的清华校友吴邦国。他至少没有说不准出版。这也显示，他不认为那本书是诬蔑不实之词。 BBC在2009年9月发表了对杨继绳的访谈报道《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大饥荒》。原文的段落之间存在空行，复制过来之后，间距会变得很大。所以我先复制到我的电脑上，做了排版，删除了自然段之间的空行。这样，黏贴过来，发表之后，段落之间就只空一行了。为了更加明确，我给杨继绳的每段答话之前加注了“杨继绳：” 原文的排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一句话没有表明是BBC说的还是杨继绳说的，那句话是：“决议中讲了三个原因，一个是政策失误，一个是自然灾害，一个是苏联逼债。” 原文中有一张关于毛泽东1958年视察农村的图片，说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视察农村，赞扬农业丰产。我没有转载此图。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如下，我用楷体字显示。 1959到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一场导致上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这场大饥荒的真相是什么，它如何发生又为何能持续长达三年之久？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的杨继绳先生经过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在他所著的《墓碑》一书中回答了这些问题。杨继绳先生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李莉采访时讲述了中共建政60年中这段不容忽视的历史。 问：大饥荒死亡多少人，数据所依靠的资料来源是什么？ 杨继绳：我在书中说大饥荒死亡3600万人。数据的来源是中国和外国的主要人口学家研究的结果。我从最低和最高的数据中取了中间的数据。这里面最低的数据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资料可以计算出来，死亡1600多万人。还有一个是根据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0年代中期的一个课题。课题由当时的西安交大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主持。得出的数据是1700万。这些是比较低的数据。高端的数据4000万，5000万，6000万的都有。我另外一个主要的数据来源是60年代在公安部搞人口统计的一位研究人员的资料。他认为是3500万人左右。但他的统计数字没有包括1958年和1962年的死亡数字。如果把这两年的数字加上就有3600到3700万了。所以我取了中间的3600万。 问：您为什么认为回忆这场大饥荒如此重要？ 杨继绳：在气候比较正常的年景，在没有瘟疫，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几千万人就在三，四年间消失了。这种悲剧是在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在中国历史上当然也是很少有的。这么重大的事件，不敢正视它，不去总结它的历史教训，肯定是不行的。 问：那么这场大饥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杨继绳：首先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悲剧。但它的发生也成为中国后来改革重要的动力之一。没有大饥荒就不可能有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80年代重新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最早发源于1961年。当时因为没饭吃，所以有些地方就放开让农民自己找饭吃，包产到户。就这样救了一批人。文革中这种做法被禁了。但后来开放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承包责任制，搞吃的，搞粮食。我们看到，只要制度一变，粮食马上就多起来了。那么反过来说，1958年那时的制度就是不行的。 问：因此它印证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中国这么大规模，长时间的饥荒，如果不是因为制度出了问题，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杨继绳：对。所以说这是人祸。是制度之祸。 问：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官方对这场大饥荒的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至少承认了政策上的失误··· 杨继绳：我曾五次到国家气象局找有关专家并查资料。结果证明那三年是正常年景。因此，完全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决议中讲了三个原因，一个是政策失误，一个是自然灾害，一个是苏联逼债。 问：您认同这个结论吗？ 杨继绳：我不太认同。就说关于天灾，我曾五次到国家气象局找有关专家并查资料。结果证明那三年是正常年景。因此，完全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问：就您的研究，主要是哪些政策导致了那场大饥荒？ 杨继绳：没有三面红旗就没有大饥荒。如果没有大跃进那种疯狂就没有大饥荒。大跃进浮夸，说亩产上万斤结果根本没有。但产量报高了，粮食的征购比例随之猛增。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都拿走了。由于报告粮食多，毛泽东还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大家大吃大喝了几个月，结果最后再也拿不出粮食来。这都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但三面红旗只是一个具体的政策，还不是制度。它的背后是一个极权制度。国家垄断一切。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源，生活资源，垄断了思想，还垄断了真理。农民们没有任何信息渠道。政府说什么农民才知道什么。一切资源由政府集中以后，农民就只能等着政府的配给。政府给吃的才有吃的，政府不给就没有吃的。 问：中国当时并不是没有粮食吧？ 杨继绳：粮食不仅库存很多，而且还大量出口。 问：那么政府为什么不放粮？是不了解下面发生的情况？ 杨继绳：当时的制度非常的僵化。即便有粮食，下面的官员也不敢放粮食，必须等上面说话。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县的县委书记要求他的粮食局长借300万斤粮食，说秋后再还上来。但粮食局长对书记说，他不敢给。要省委书记吴芝圃同意才行。县里的官员当然不敢向吴芝圃请示。结果只好守着粮库里的粮食，看着农民活活饿死。 问：这场大饥荒从1959年一直持续到1962年，如您所说造成3600万人死亡。那么，为什么那么大的饥荒能够持续数年而没有纠正过来?毛泽东难道不知道？ 杨继绳：毛泽东知道一些。但是，如果这个制度不是极权制度，而是个民主制度的话，那么就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可以批评。在报纸上也可以有舆论监督。错误就可以比较早的纠正过来。然而，那时是一言堂，毛泽东说的话是“最高指示”，是真理。别人不能反对。谁要是反对毛泽东那可就完了。彭德怀那么高地位的人都是那样的下场，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老百姓如果在下面提不同意见那么等着他的就是打击，迫害，扣饭，饿死。这样的情况是数不胜数的。 问：您讲到是制度的原因导致了那场大饥荒。从您的研究来看，各地在大饥荒中的死亡数字同当地运动的激烈程度是不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呢？ 杨继绳：是有很密切的联系。那个省委对中央的向心力最强，饥荒就更严重。那个地方如果是同中央保持某种适当的距离，不是百分之百听中央的，哪怕只是留有百分之一的余地，就能少死好多人。四川当年饿死了上千万人。1958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1962年还饿死人。而有些地方从1961年就开始好转了。这同当年四川领导李井泉亦步亦趋，紧跟毛泽东有很大关系。 问：您在书中非常详细的描述了各地饥荒的情况。有必要描写那些非常恐怖的“人吃人”的情景吗？ 杨继绳：如果不写以后就不知道了。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应该让后人知道。过去中国写人吃人就是“人相食”三个字。这样的情况实际发生的太多了，我在书中说全国有文字记载的有一千多起。但我现在了解实际上发生了数千起人吃人的情况。用文字留下来可以震撼人心，让人们吸取教训，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问：您认为研究大饥荒这一历史对现今的中国和今后的中国有什么样的意义？ 杨继绳：就是防止这样的历史在中国重现。防止再次出现这样的悲剧。最根本的就是希望从制度上进一步改革。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把这些事情披露出来是为了给共产党放包袱。这个包袱放下来才能轻装前进。其实，当年大饥荒的教训中国已经开始汲取了。像我刚才讲的，如果没有大饥荒就没有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不会有改革开放，给农民以自由。也就不会开始建立一个自由经济体制。但是我们需要在人的政治权利上，在言论自由上更多进步。到现在还不敢承认大饥荒就是一种十分愚蠢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