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尔佳：透视《悬崖之上》
万维（Creaders.net）网友关尔佳来稿
电影《悬崖之上》上映之后，舆论场上十分热闹。
人士热捧，说它是“谍战片的巅峰之作”；“是国师精心制作的谍战传奇”。
民间行家吐槽，甚至一下子点出故事情节中的22项纰漏。
热捧的文章，层层加码，见诸于各大报刊杂志。
批评的文章，连篇累牍，只能在网上窃窃私语。
我已年满九十二岁，没有力气踩，也没有心思捧，只想遵照清代戏剧家李笠翁 “审虚实”的教诲，就事论事，加以剖析。
然而我把此文寄给几家文艺评论刊物，一律不予理睬。
我不得不走后门，投给一位主管报纸副刊的好友。他的回答是：“你的批评立论坚实，依据确凿，我完全赞成。但是上面不让批评这部片子。”
我认为，他说的那个“上面”，是公然违背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发扬艺术民主、学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审美差异，反对胡编乱写，粗制滥造，建设性地开展文艺评论。”
《悬崖之上》的主要情节是：苏联当局把他们培训的四名中国特工空投到东北边境，让他们到哈尔滨去把证人王子阳接回苏联，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寇制造细菌武器的罪行。
影评界一位权威人士说，本片是“依托真实的历史事件，揭开了被我们所忽视的历史，是一段在战乱纷争的年代不为人知的故事 。”
说它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却没有任史料能够证明。
此事之所以“不为人知”，是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
诚如葛剑雄先生所言：“ 历史的最高道德，就是追求真相 。”
当时的苏联，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所以丧尽天良和日本勾勾搭搭，求得解除后顾之忧。因此，他们绝对不可能秘密派出小分队，到哈尔滨去接回人证，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寇灭绝人性大搞细菌战的罪行。
根据如下——
△ 1931年 “九一八” 事变之后，日寇很快就打到苏联的家门口，世人都以为苏联必将出手牵制日军。相反，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公开声明：“苏联不干涉、不介入满洲事件。”
△1932年11月14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向日方保证 “苏联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不会援助中国军队或干预满洲局势。”
△ 1932年1月21日，国际联盟要求苏联派代表参加调查团，苏联外长予以回绝，主动放弃了公平取证，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的权利。
△李顿调查团原来计划从法国乘火车，经过苏联，用不了半个月，就可以直接到达满洲。可是莫洛托夫拒绝调查团取道苏联，结果李顿调查团从法国勒哈弗尔港出发，经过伦敦到华盛顿。再到日本东京，绕来绕去，四十多天才抵达上海！日本趁此时机攻陷锦州，占领东北全境个，宣布成立满洲国，生米做成了熟饭！
△ 1932年4月6日，苏联高层向驻哈尔滨总领事M·斯拉乌茨基发出指示， “李顿调查团如果提出要求，让你馆证明关东军的侵略行为，你们要避而不谈。”
△ 1932年9月23日，苏联外长同意满洲国向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城市派驻领事官员，等于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
△ 1932年9月苏联决定，不允许中国从欧洲各国购买用于抗日的军火过境苏联。
△ 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大约有几千名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指战员，为了逃避日本讨伐队的清剿，进入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苏联当局制定<№00693>法令，要求立即逮捕所有越境者，关入监狱或集中营，强迫他们当伐木工或矿工。1936-1937年夏在哈卡斯自治州当伐木工或矿工的中国游击队员均被打成间谍而被逮捕。
△ 1933年，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Л.М.加拉罕与中国大使颜惠卿会晤时说：“我们允许满洲国在我国境内设立五个领事馆，这个数目与我国在满洲的领事馆数目对等。”
△苏联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主动将中东铁路转让给伪满洲国。1935年3月23日，伪满洲国以1.4亿日元获得了中东铁路所有权。
△1937年秋，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密派特务粟三茂二，重金收买了苏联远东军少将安德烈耶夫。当抗联第6军负责人陈绍滨从苏联返回中国前夕，安德烈耶夫佯称代表苏方，邀请抗联派重要指挥員过江与苏军进行密商。中共满洲省委派赵尚志于1938年元旦进入苏境，克格勃竟以“非法越境”的罪名将其关押，矢口否认有过邀约入境会唔一事。赵尚志不断申诉，直至给斯大林写信，仍被关押了一年半才被遣送回国。
【1941年斯大林与松岗洋右合影】
△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声明 “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签字之后，日本外长松冈洋右对斯大林说：“条约已经签订了，我不说谎，如果我说谎，我把脑袋给你。如果你说谎，那我一定会来取你的脑袋！”
斯大林脸色阴沉地回答：“对我国来说，我的头是重要的。你的脑袋对你们国家也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小心地让脑袋长在肩膀上吧！”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身为国家元首的斯大林亲自去送站，斯大林与松冈洋右还相互拥抱，以示友谊非常牢固。
1949年12月，毛泽东坐火车到达莫斯科，前往迎接的最高级官员是莫洛托夫。
然而，日本外相松岗洋右访苏时，斯大林却是亲自到车站接送，两相比较，一冷一热，亲疏程度显而易见。
我罗列了苏联的一些阴暗面，并不否定苏联从1937开始对中国抗战的慷慨援助。
苏联在和日本之间屡发龃龉期间，曾经提供大量武器和军备，派遣军事顾问和志愿
飞行员，先后提供了1250架飞机，向中国飞行员教授驾机技术。 1937年在上海击落了两架日机，击沉日军七艘军舰。 1938年他们总共在武汉上空击落了47架日本飞机，摧毁了台北机场上停放的40架日军飞机，有200多位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生命。
出人意料的是， 1938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请求斯大林召回在华对日作战的苏联飞行员。苏联领导迎合东京意愿，逐步履行了这一请求。
由此可见，《悬崖之上》背离了客观存在的历史，编导随意凭空臆造。
我用了“随意”二字，基于以下事实：
第一点， 影片中的核心事件是寻找王子阳。
事实是，1933年中秋节，王子阳逃出日寇细菌试验基地背荫河，加入了赵一曼率领的抗日队伍，而后担任抗联第三军第六师的代理师长。1937年3月，王子阳在木兰县的拐把桥战斗中光荣牺牲。编剧凭什么说他一定在哈尔滨？况且，王子阳当时根本没有机会到苏联去充当人证？
第二点，本片的故事情节与国联李顿调查团毫无关系，如果为了“添彩”加上这件事，只要花上几分钟时间，点一下《百度》便可查明，李顿调查团是1932年5月9日抵达哈尔滨，在马迪尔饭店下榻，滞留到5月21日，便返回北平。然而编剧却信马由缰，不屑一查。
五月的哈尔滨正，冰雪消融，紫丁香怒放。李顿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哈尔滨的黄昏，还是非常热。”可是在影片中却是了“鹅毛大雪漫天飞舞，夜幕下的冰城，如一幅苍凉的画卷缓缓展开。”
第三点，李顿调查团在哈期间，日方派遣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坐镇哈尔滨，竭力制造安乐、祥和的假象。由几千名日本军警、宪兵化装成满洲国民，埋伏在市区各个角落昼夜监控，唯恐出事，给“王道乐土”抹黑。而影片中的科长高彬竟率领一群伪满警察，在李顿调查团驻地道里区，多次动用真枪实弹，打得火花飞溅，乌烟瘴气，这个高科长和他的部下活腻味了吗？
第四点，在伪满洲国，凡是取缔反满抗日团体，拉拢知名人士，搜罗汉奸土匪，抓捕间谍，清剿国共地工和共产国际情报人员，拦截破译可疑电台信号，派遣特务汉奸打入反日武装潜伏，搜集军事情报等等活动，均由日方直接掌控，绝对不会把破获此案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华人科级干部。影片中警察署的伪满小科员，每人都配备只有日本将校级军官才有资格乘坐的专用轿车，编导的随意性令人惊讶！
第五点，这部影片的副线是寻找男主角失散的孩子。作者硬要把马迪尔确定为孩子必然出现的地点。事实是，李顿调查团在哈尔滨期间，马迪尔饭店周围两千米内布满明岗暗哨，不要说要饭的孩子，就连伪满公职人员也不允许在周边逗留。
第六点，退一万步说，就算存在这个“乌特拉行动”，也没有必要大费周折，胡乱折腾。因为在驻哈尔滨的外国领馆中，苏联总领馆地位特殊，同日方关系并不紧张。总领事M·斯拉乌茨基能量很大，控制着大量白俄眼线和秘密特工，如果苏方确实需要寻找一名人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手到擒来。
第七点，“乌特拉行动小组”里的王郁和楚良，以驻满洲国的罗马尼亚大使馆为掩护进行撤退，暗示是大使夫人救了他们。姑且不去探讨大使夫人的政治背景，但就时间地点而论，也整乱套了。罗马尼亚1940年12月才跟伪满洲国建交，怎么会进入1937年的故事？大使馆设在伪满首都新京（长春），怎么跑到哈尔滨来啦？
附带说一下，影片中解释 “乌特拉是黎明的意思”。其实，俄文的乌特拉（утром）是指早晨；黎明的俄语是Рассвет，两个单词不是一码事。
张艺谋就这部影片答记者问时说：“要想拍好主旋律，关键要素是要‘落地’。越是讲述伟大的理想和目标，越要把人物故事刻画好，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而《悬崖之上》的人物和故事都没有“落地”。
编导恰恰是在走“捷径”，匆忙草率地制造“大片”，简直到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地步。
如此胡编滥造、漏洞百出的影片，却被捧上天，授予大奖。捂着盖着不许批评，这究竟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