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我亲身经历的“六四”两大事件
我亲身经历的“为八九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进行思想、舆论准备”的两大事件
高 瞻
1989年6月30日，“六四”屠城的硝烟已泯、血迹方干，曾经被中国人民寄予唯一希望、视为最后一搏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终于召开了。但此时的中国早就地覆天翻、阴阳两界：赵紫阳失去自由、改革派全军覆没、学生领袖流亡入狱、反抗力量一网打尽、九州赤县恐怖肃杀、中华大地凄风苦雨。曾经被人们一厢情愿的企盼着能拯救危机、力挽狂澜、创造历史的关键一局，最终成了为邓小平血腥屠杀合法性背书的一场闹剧。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听取国务委员和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做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做出《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和完成剥夺赵紫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的法律手续。其中，陈希同宣读报告占用了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陈希同这个《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共官方对八九民运最权威、最全面、最完整的叙述、诠释和结论，当年仅是纸质版就印刷了上百万份。22年后，陈希同已经从风头无两、风光无限的弄潮儿沦为了衰老沧桑、满目怆凉的阶下囚，保外就医期间他在口述回忆录《众口铄金难铄真》里一力撇清自己说：“中央让我做报告，我不能不做；但（这个报告）我一个字也没参加讨论，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改”。陈希同报告的基调、精神甚至大多数遣词用句都是由中共最高层直接确定的没有错，但作为报告的署名人和宣读者、八九戒严期间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一同发布各种通告同时单独签署各项“政府令”的北京市的最高主官，陈希同对报告没有参与过讨论、没有发表过意见、没有加进过内容，则是没有人相信的。
陈希同的报告，是一篇用谎言、造谣、欺骗堆砌和编织起来的万言文字。在第一部分“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里，为了证明“西方世界敌对势力”企图实现“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的长期根本战略，与中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互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报告列举了一系列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的实例，首当其冲的就说：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
无巧不成书，这个被陈希同报告断定为是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酝酿、预谋和进行思想、舆论准备的名列祸魁、首屈一指的罪行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我不但亲临其境，而且大涉干系——只不过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仅仅六个多月后，它竟会赫然出现在堂堂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大会上和行文中，以致天下闻名、举世皆知。
H，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八七级学生，也是王丹进北大第一年的同班同学。1988年秋天，H来找我，给我谈想成立一个“未来学会”。那时的北大自由开放，各种学会、研究会琳琅满目、难以胜数。按照当时规定，学生成立社团先由发起人所在系、后由校团委社会实践部审核备案即可合法；但慢慢的这个规定就不被学生们重视，学校方面也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出问题就懒得过问。H是学生干部、老实孩子，自然循规蹈矩。政治系的学生搞什么未来学会，我初时觉得不伦不类，但后来一想：其他能想到的各种领域的社团都已经被本专业的学生瓜分完毕——比如政治学会早就有了——，也就只剩下这种莫名其妙、无人问津的边缘领域还可以染指一下；而北大又没有未来学专业，H也没破坏不侵占他系专业领地的惯例，因此，我就没表示反对。11月中旬，他送来一份蜡版手刻的“未来学会成立大会暨青年未来论坛”方案让我审阅，我建议论坛名字改用更响亮和气派的“未来中国与世界”。12月初他再给我送来了顾问聘书、告诉我开会的时间和地点，拜托我务必到场。我心里明白，H请我去，明里是尊重组织和制度、请领导把关监场，实际上是拉我站台、以防万一：一旦我到了场，将来出了任何问题就都完全由我承担了——可见即便在那个自由开放的年代，在共产党极权的阴影中潜移默化大的不到二十岁的学生，除了王丹这种不管不顾、猛打猛冲的另类，已经都多有心计了。12月7日晚七点前，我来到二教一个阶梯教室的第一排坐下。没多久，当时最有名的一批知识界精英，戈扬、金观涛、刘青峰、于浩成等人鱼贯而入，我站起来和他们一一握手。我一直相信，H不会有那么广的联系，应该是王丹帮他请的这些人。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北大的号召力真是非同小可，一个普通学生社团成立就可以同时让这么多大腕儿欣然前来捧场；而北大此类活动又太多，所以邀请的和被请的都下意识的简慢和接受简慢：二教那个阶梯教室，简陋寒酸、斑驳陆离；第一排嘉宾桌上，连个纸杯白开水都没有；听众也稀稀落落，统共来了几十个人，哪里像陈希同故弄玄虚、危言耸听向全世界夸张的“大型讨论会”？另一方面，虽然这批人当时声名赫赫，人人趋之若鹜，但看来也不是每天忙得到处串台，否则不可能在一个时间段里把这么多人凑到一起。那天金观涛首先讲话，他说完“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后，又讲了要接受多元文化、拥抱海洋文明、向西方看齐等等。后面一个人我忘记谁了，讲话则强调要继承优秀传统文明和形成本国特色，不认同金观涛的“全盘西化”，还“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说：“金观涛刚才不是也说要‘文化多元’吗”？我这时特意看了金观涛一眼，见他有些尴尬的笑而“弗能应也”。坐在我右边的戈扬上台后，首先说：“我是一个有几十年党龄、年龄最大的人，我完全有资格说这句话：‘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我又去看金观涛，这回他得意的嘿嘿笑。因为当天不是讲座，发言的人又多，所以大家讲的都很短，属于只言片语、随兴而谈，没什么系统，显然也未刻意准备。金观涛和戈扬的发言引起稀稀落落的掌声，赢得最大鼓噪、欢呼和共鸣的是后面满嘴大白话、没什么学理词语的矮胖子老北京于浩成，他没讲几句就激动起来，有点哗众取宠的说：“杨振宁批评我们主张全盘西化、忘记了老祖宗和民族文化。这些人自己是什么人？他们都是假洋鬼子呀，他们连中国人都不肯做了，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
当年H送我审核的手刻蜡版印刷论坛方案。
这次活动是我在北大少有的从头到尾听完的一次，所以金观涛、戈扬、于浩成的话给我留下了挺深的印象。不过，八十年代类似的集会北大里多如牛毛，光是我本人经手过的就不计其数。在当时的思想和言论环境下，他们讲的内容我听着也习以为常，没觉得有义务和有必要向更上一级汇报，所以听完也就过去了。
王丹北大国际政治系一年级时的同班同学们1989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的绝食队伍里。
左二，叫王旭，一生经历值得一说。王旭是1987年新疆高考文科状元，一年级王丹班的团支部书记，研究生期间任北大研究生会主席；1994年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回国后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2006年挂职济南市政府副秘书长，次年出任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和新闻发言人；2013年1月因病去世, 年仅43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人民网都破例发布了消息。如果他健在，十年之后今天至少应是副部级。像王旭这样在学生时代青春热血、为自由奋臂疾呼，后面进入体制做到高官的北大人为数众多。回首当年，或许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幼稚、可笑，但是，经历和没经历过那些时光完全不一样，那段岁月植刻入他们潜意识里的烙印、影响与记忆一生都无法消除，总归有一天会在他们的人生中体现出来。我始终相信“福不唐捐”，一旦种子播下，就永远根消不掉，只要气候、土壤适宜，就会发芽、开花、结果。三十五年后还有人怀疑八九民运的意义，而这，就是八九民运最恒久的意义。
经历过“六四”后那场遍及全国每一个角落、持续了近一年的大清查的人，都一定在各色各样的会议、报告、讲话、文件、通稿和视听材料中看到、听到过著名的一句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辆车什么都能换，只有四个轮子绝对不能换”被和金观涛的“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一起罗列在“山雨欲来”等标题下，作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的典型标志和表情符，并在各种场合被反反复复的声讨、批判、谴责和鞭挞。无独有偶的是，这另一次和北大未来学会研讨会并列的“公开攻击四项基本原则”、“为八九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进行思想、舆论准备”的大事件，不仅和我大有干系，干脆就是因我而起。
冉伯恭，英文名字George P.Jan，1925年生于河北高阳， 1955年自台湾赴美留学，1960年获纽约大学政治学博士，在美国多所大学担任过教授，曾任俄亥俄州立托莱多大学政治系主任并在该校荣休，入选过各种“美国名人录”和“世界名人录”。在北大文科系还很少美国教授长期访问讲学的八十年代，1988年间冉伯恭竟然在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常驻了整整一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中，我很从容地与他相熟并建立起友谊。冉伯恭被安排住在老勺园留学生楼一个带卫生间的十平米宿舍里，我经常前去拜访、求教，每次都坐在屋里窗下那对简易布面沙发的右位上与他畅聊、交流。有一次我们讨论起中苏改革的异同和意义，他不假思索的说：“当然是中国的改革更有价值！你知道美国人怎么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吗——‘nothing’！”冉伯恭这个结论，当然带有华裔对中国的偏爱和期望，但也代表着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左派学术界——对中苏两国源远流长的共同态度和认知；而今天，他们终于品尝到了自己谬误的苦果。1987年全国还洋溢着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气氛，然而进入1988年后，整个中国却一下充满了世纪末的末法氛围，社会浮躁焦虑、人心惶惶不安，满世界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传闻和倒爷信息；官方在“六四”后马后炮的形容1988年“山雨欲来”，其实我才是真正的早就预感到一场大变动不可避免的即将到来；忧心忡忡、殚思竭虑中，我写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和提纲式的报告拿给冉伯恭征询意见。1988年11月，我提出请他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做一次全校讲座，他欣然应允。我向校办预定了克林顿、中曾根康弘、科尔、连战、李敖等都使用过的北大最高规格演讲地点办公楼礼堂，提前几天贴出了海报。可能是冉伯恭缺乏通俗名望，加上严冬夜晚寒风凛冽，坐落在未名湖畔黑黢黢阴影里的办公楼来的人并不多。讲座开始前，我引他进入礼堂大门对面包括王学珍在内三个正副书记办公室大套间里的书记校长小会议室小坐——当年这个会议室学生有重要活动都可以借用，比较现在办公楼的整个一层全被书记校长的秘书们占用，就连一个堂堂教授也别想随意进去办公楼见到领导，真是恍如两世！整场讲座反响并不强烈，唯一引起的笑声和掌声就是在他说了那句扬名世界的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辆车什么都能换，只有四个轮子不能换”后。三十五年过去，多少事情在记忆的尘埃里湮灭无存，但那一晚的情景我却历历在目，至今仍能清晰的记得他说出这句话时的笑容、表情和声音。
冉伯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辆车什么都能换，只有四个轮子不能换”的讲座上。
讲座结束后，我多少还是有些警觉。过了两天我特意去看他，尽量轻松的提示他中国政治环境的严峻和特殊。听了我的话，他的反应紧张而激动：“我大老远的离开家人独自跑到这里，是好意帮助中国来了！北大可能觉得给我提供的这个条件在国内已经很不错了”，他抬起右手横扫了一下房间: “可你知道我美国家的条件是什么样吗？”边说边站起来拿出几张彩照拿给我，上面是那时中国人绝少见过的美丽花园、草坪和庭院里的烧烤台；“我一点都不怕，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难为我，美国政府马上就会出来抗议的！”
写这篇文章时，我特地上网输入“冉伯恭”三个字，出乎我的意料，结果居然颇多，特别是对他2008年出版的一部书《真实与虚幻：21世纪的美国》的介绍。我能找到距今最近的一个有关他的消息，是2016年3月1日自由亚洲电台的一篇报导《美国华人政治学家预测中共的命运》，里面说：
美国政治学家、托莱多大学荣誉教授冉伯恭表示，对中共何去何从的预测必须以对其国内外各方面条件所作政治学的分析为依据。冉教授说，他的观点是，中共不至于很快垮台：“我有条件的预测是：起码十五年到二十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不会垮台。”
……
冉教授说，当下中国的政局基本上是稳定的：“中共有八千七百万党员；加上共青团员，再加上党员和团员的家属和近亲好友，在中国，支持共产党的人起码两三亿是不成问题的。”冉教授说，中国尚无强大到对中共构成真正威胁的反对力量；另外，中共也一直在推行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除非发生意外，在习近平两个任期之内，中国会基本上维持稳定……. 它（指中国政府）一直在改革。”冉教授说，分析中共未来的命运也要考虑到其国外因素：“美国和中国会不会打仗呢？ 我认为可能性还是不大。美国人民、美国政客、美国总统绝不愿意为了（中国）跟菲律宾、越南等国的一些小岛的争执跟中国打起来。”
从2016年至今，又过去了8年。如果冉先生还健在，按中国人年龄计算习惯，他今年整整100岁。多少个当年在北大政治系与他每天比肩互济、比他年轻的多的同行都早已仙逝，而昔日青春勃发、初出茅庐的我也不知不觉已经年逾一个甲子……念及于此，我唏嘘不已。
北京大学未来学会“未来中国与世界”讨论会和冉伯恭“四个轮子”的演讲，这两个中国官方正式封印认证、盖章论定的头等重要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前夕“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的“反动政治集会”，居然都和我密不可分：“未来中国与世界”讨论会是我开绿灯放行，冉伯恭“四个轮子”的讲座是我一手组织，我简直是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中了头彩。被官方用谎言强行牵扯到一块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件事情，因为我的缘故，暗地里竟然还真的存在着联系——世界上歪打正着的事情，常常如此的吊诡！
我至今不清楚，“未来中国与世界”讨论会金观涛、戈扬的发言和冉伯恭讲座中“四个轮子”的言论，是被什么人在现场一字不拉的记录下来并汇报上去。按说，那时整个社会、特别是大学的氛围宽松，类似活动眼花缭乱、记不胜记；我是参加这两次活动的属地官方代表，即便上面要掌握相关情况，按正常程序也该交代给北大、再由北大交代给我才是。可是，事先事后北大都从没对我表示过对这些事情的些许关注。显然，在北大之外和不知情下，早就另有外面的专业人员事必躬亲的潜入着所有类似的场合——可见，就是在今天人们记忆中中共僭政历史上最好的赵紫阳时代，他们的罗网和触角也是那么的密不透风和无孔不入。只不过，那时和现在的不同是：如果没有后来惊天动地的八九民运发生，这类按流程搜集刺探到的情报汇报上去后也就留档、存案、沉睡了，没人会再去做进一步的追查。“六四”屠杀后，北大清查办主任黄闻一对我纠缠不休、反复折磨，最后说：“这些反动言论即使与你无关，但你听见了为什么不做汇报和工作”？我说：“这种话就是事后诸葛亮：那些暗中在场记录的专业部门都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以致事后要做补救行动，我一个新手怎么就应该比他们还强？”
从上面我亲身的经历可以看出，被共产党最高当局痛心疾首、咬牙切齿、刻骨铭心、耿耿于怀、刻意散播、口诛笔伐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未来中国与世界大型讨论会”和“公开攻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只有四个轮子不能换’”的演讲这两大“为八九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进行思想、舆论准备”事件，其实都纯属随机和偶然的发生。未来学会成立会H请金观涛、戈扬、于浩成等人参加，绝非蓄意策划，也没有任何明确的倾向和目的，只是因为这些人当年都是思想文化界的时尚精英；而冉伯恭的讲座，只是我组织的一次普通学术演讲：两者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集会”，更罔谈“由来已久”的“动乱的酝酿和预谋”。未来学会会上金观涛、戈扬、于浩成等人明显未加认真准备，都是临场发挥、信口拈来的老生常谈和即兴而言；冉伯恭“四个轮子”的内容，则是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了一句讨巧、惟妙的比喻，随即得意的说出来。伟大的八九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对共产党几十年祸国殃民、倒行逆施、为非作歹又死不悔改的忍无可忍、自然必然的反抗与斗争；共产党本身搞阴谋恐怖出身，长此以往患上了无可救药的受虐待狂症，时时刻刻疑神疑鬼、杯弓蛇影，把一切大实话都认作处心积虑、预谋颠覆，只会刺刀向外、迁怒于人，而永远不知道反躬自省、汲取教训、自我更新、洗心革面。同时，还一如既往的散播谎言、嫁祸栽赃、构陷忠良、欺瞒世界，为它的滔天罪行和浑身血债辩护、推脱。所以，我说共产党每句话都是欺骗和撒谎，真的没有乱盖、真的不冤枉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