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之后新的《老年人与棒子》

高瞻

目录

一、文章的起因和问题的提出

二、八九后的中国新世代：巨婴、废青、行尸走肉和厚黑大师

三、梁启超的意想不到

四、老一代“有棒无从交、交棒无人接”的绝望与悲哀

五、海外民运如阿灵顿公墓里不灭火炬、奥林匹斯山上无尽阳光

六、王丹的苦笑与李敖笔下和王朔口中的中国人

七、当MeToo来到了女巨婴的国度

八、MeToo：在“政治正确”狂潮裹挟下的变质和异化

九、一个政治骗子与混混的成长历程

十、一个荒谬、诡异、阴险和挑衅性的话题

十一、如何看待“黄意诚”之类的反共行为？

十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白纸运动及其参加者的意义与价值

十三、满口政治正确时髦话术，本质还是百年前一盘散沙（一）

十四、满口政治正确时髦话术，本质还是百年前一盘散沙（二）

十五、老虎要打，苍蝇、跳蚤也拍

十六、海外“新一代行动者”与“老民运”的关联和异同

十七、“LGBTQIA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十八、“白纸一代”是一个伪概念

一、文章的起因和问题的提出

我从5月下旬开始一直在旅行，直到将近6月底才结束还家。期间6月2日下午离开的华盛顿，第二天才知道，我刚好与6月3日下午由魏京生、王军涛、王丹领衔在中共大使馆前举行的纪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抗议活动失之交臂，于是心中大感遗憾。不过后来我又想：要是我去了现场，是躲在人群间还是现身人群前？躲在人群里不太可能，几个月前我刚和军涛吃过饭，现场就那么些人，军涛一准会看见我并招呼我过去；我过去了，一定就会近在咫尺的面对魏京生和王丹。魏京生是我惨绿少年时代就在西单民主墙下夜幕人潮中仰望过的北斗泰山，也是我曾写诗称为“爱人”的天下唯一一个男性，如果说我是在北大上一年级时产生的“胡平情结”，那么“魏京生情结”在我还是初二的学生时就诞生了；王丹是我北大的学弟和故人，一九八九年五月广场一别后三十三年未再谋面。我是一个追求庄重和讲究仪式的人，不是迫不得已，绝不愿意在这么没有准备的时间、场景和情境下仓促突兀随便的与他们“初相见”。

6月3日下午由魏京生、王军涛、王丹领衔在中共大使馆前的纪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抗议活动

思想宏大深邃、观念锐利前瞻、笔耕勤奋不倦的前辈和学长胡平曾叮嘱我：“高瞻，你要不写文章，都对不起自己”；一门双英豪的《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之前谬奖我：“高瞻兄你让北春蓬荜生辉”。前面讲述我的经月旅行，就是要解释我那么长时间“对不起自己”的原因——不过即便闲居无事，我也远远望胡平的勤勉莫及。这一个月的前后，有警世意义的事件层出不穷，如马英九大陆之旅、王丹所谓“性侵”事件、 “六四”三十四周年、布林肯首访中国、瓦格纳没出息的厨子虎头蛇尾和首鼠两端等等，我或是无暇言说意见、或是私下笔记匆匆、或是倥偬间余言未尽。好在我感兴趣和有评说冲动的主题，都非一时之炙手，而是历久而长新，不怕时过境迁、价值不再，后面总有时间去慢慢扬旨、发微。

正当我潜心静气，准备将“钗于奁内待时飞”的思想喷薄而出的时候，却无意中看到一个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突然钻出来，窃用白纸运动之名满世界招摇撞骗的“黄意诚”，连日里无止无息、无端无由、无赖无度、肆无忌惮、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攻讦、谩骂、骚扰、纠缠魏京生、王丹和所有海外民运人士，而且架势还是霸王硬上弓的贴过来粘上了就甩也甩不掉。另有“王涵”等什么海外“社群”的一伙小浑球，在“六四”前夕艺术家陈维明自由雕塑公园里铁链女雕像的落成仪式上，既莫名其妙又足备而来的“寻衅滋事”，事后还胡搅蛮缠。这两个苏南人口中的“汪汪”——“黄王”——，“汪汪”不休、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不仅鼓励了如“纽约民主沙龙”退出“六四”纪念馆的跟风、蹭热点、哗众取宠闹剧，也赢得了一些心智不全成年人的眼球和唾液——可见即便身在自由世界，中国人依旧是黑白多么混肴、人妖何等颠倒！政治骗子、混混和小浑球们不知天高地厚的谬言妄行，固然不值得去劳心费力、耽误时间，但推特上无数看客的跟风、瞎鼓噪、盲人瞎马、起哄架秧子、嘴里不干不净，却使我看到此事关乎公序良俗、世道人心。因此，我不得不言、不能不言；依照轻重、衡量缓急，遂决定按下其他大事不表，先以我的“君貌狰狞、君心公正”来赏善罚恶、察查阴律，以断是非、判曲直、继道统、昭天理、序人伦。

“黄意诚”、“王涵”一众闹剧引发出的围观、吃瓜议题，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如何客观评价生长于墙内的中国新生代的特征、品质与价值；二、如何评判和定位年长者与青年人彼此的长短优缺和相互的关系位置；三、如何评价海外民运和民运先贤们；四、如何看待“黄意诚”和“王涵”之流的行为和实质；五、如何重新评价白纸运动和白纸运动参与者；六、如何处理反性侵、MeToo等左派“政治正确”时髦议题和中国民主运动之间的关系。

二、八九后的中国新世代：巨婴、废青、行尸走肉和厚黑大师

上个世纪末，我在北大呆了超过十年，横跨了一九八九。八九前后的北大和北大学生，不夸张的说，在我眼里和心中真的有如阳阴两界、天上人间和冰火九重天。直到今天，我的潜意识间也还是拒绝承认八九之后的入学者确属北大，一看到90字头以上的年级，我本能与直觉的就想到山寨、盗版和仿制。微信刚火爆时北大有一个著名的“七七八八未名湖”群，成员全部是七七级至八八级之间的学生，总理的“上下铺”就有好几个。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呢？一个是明告莫谈国事、只涉及七七八八的婆婆妈妈琐事，另一个是默示只有来自这十年间的才是有共同语言、贴标承认、正宗原版的北大自己人，说话彼此能听得明白。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和一个80后约会，她感叹说真的搞不懂也接受不了二十左右小孩的行为，我不屑的问他们又有什么新的作妖法让人如此惊讶和困惑？她讲自己租的公寓隔壁住着几个90后，隔三岔五就有一群群同龄男女出入，屋里鸡飞狗跳、怪叫震天；邻居皆知里面在连床大战、混爱杂交，都被搞得心神不宁、烦躁不堪、不胜其扰。我们早年听说外国男人一生睡一百个女人、外国女人一生和五十个男人上床觉得是天方夜谭，现在中国小孩们一周约炮的次数多过法定工作日。2020年五四前夕，墙内爆红了一个新词叫“后浪”；生怕人不明白怎么诠释这个词，央视13套还特地播出一段标题为“北京大学生代表致敬‘五四’百年”的新闻，其不知羞耻的程度让人不敢相信以至怀疑是高级黑：七、八排穿着马戏团红西服戴黑领结的十几岁男女巨婴，在一个酷似郭敬明，满头黄毛、不足月早产儿一样的丁谷树皮领衔下，群魔乱舞、没头苍蝇磕了药似的横七竖八扭着头颅四肢，打完王八拳后仰头向天、双手迎空，做着娘炮、机器人、痴呆症患者和半猴半鸟综合起来的手势，抖擞着学鸽子振动翅膀，不知道还以为是在招魂，同时卷着大舌头、用夹生不清的国语拖长颤音喊：“致敬五四百年、展现青春风采，我们是青春热血的追梦青年、年、年、年……”活像一群侥幸长大的唐氏儿在叫丧跳大神。就这样，我还没提到天天嚷着台湾十日、东京三屠、“把那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钓鱼岛上”的鸡血粉红青少年呢！我看见王丹推特上有人留言，说今天年轻一代有很多新思想和新作为是你们不了解和难比拟的，王丹君子风度，谦虚说：今后我会更加关注、倾听今天青年的心声和呼声，努力学习、跟上他们的步伐。我暗笑“君子可欺其以方”，王丹竟然也被糊弄的这么抬举他们。关注他们，关注他们氯中毒一样的白痴嘴脸？倾听他们，倾听他们约炮杂交的叫床声？学习他们，学习他们的滥交、群奸群宿和一个月足不出户窝在床上整昼夜打游戏刷手机啃老躺平吗？不是我看不上这些“后浪”——嗐，我就是看不上他们呀——，火眼金睛、阅尽江湖的我还不清楚这是一代什么玩意儿吗？“巨婴”——哦不，“废青”这个共产党发明出来污蔑光辉岁月、血染风采的香港青年的恶毒词汇，姑苏慕容“还施彼身”式的用在其自己作孽生成、造就和养育出的中国当代青年头上，才真是恰如其分、惟妙惟肖呢。除了上面这些偷鸡摸狗的龌龊事情，他们还有什么特点和优点值得我们斜眼看上一下？《锵锵三人行》里许子东说新一代有个显著和突出的长处，就是能一心多用：耳麦听着MP4，电脑玩着游戏，一只手发着短信，同时耳朵肩膀还夹着电话和炮友调情。要说类似本领，他们比一千八百年前的老祖宗庞统Low的太多了：《三国演义》里写庞统知耒阳事“呼吏将百日所积公务案卷上厅，诉词被告人等环跪阶下，当场断案。庞统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亳无差错，民皆拜伏”，看的张飞目瞪口呆、心悦诚服——我们哪怕学几千年前的木乃伊，也轮不到学他们呀。

2020年五四前，央视13套播出“北京大学生代表致敬‘五四’百年”的新闻

鲁迅早年尊奉进化论，确信一代必然强于一代，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新青年身上，直到看到了新青年们为了一己或者团伙私利杀起对头异己来，比老年人更加狠毒凶残。百花齐放、自由容忍的民国生存着的后生尚且如此，在死水一潭、平庸沉寂的当代中国和共产党奴化与毒化教育下长大的所谓“精致利己主义者”就更等而下之的让人没法瞧了。其实上面说的那些混混噩噩、麻木不仁、自甘下作、耽沉肉欲的小行尸走肉们还算人畜无害的呢，其他祸国殃民、伤天害理、恶贯满盈者我亲眼见的多着呢。年少寡识时我也对后来者有无限而坚定的幻想，后来的一年年里，我的学生晚辈、刘郎去后们厚黑奸恶、钻营投靠、卖身求荣、寡廉鲜耻、阴险歹毒、利欲熏心、党同伐异、落井下石、杀人灭口、投名邀功、顶戴染血的数不胜数，品行远劣于尚存一些僵化教条和腐朽原则的共党老辈。

三、梁启超的意想不到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写：“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北京高校学生大游行后北大学生返回傍晚的校园，教师们提前在南校门两侧贴上巨幅欢迎对联：“学生教先生，先生赶后生，生生不息”。当老年和青年同处于一个进步开放、日新月异的正常社会里和清明政治中，虽然也常有例外——比如就是这个梁启超，终其一生直到迟暮，除了胡适，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够得着他一半的盛气与豪壮、新锐和先锋——，但他说的现象仍不失为一个普遍规律。可是，在日益倒行逆施、不断退化返祖、迭次封闭窒息的当代中国，面对着一蟹不如一蟹的后生晚辈们，你让老一代青眼、钦佩他们什么？更不要说那些天资超人，几十年里又一直置身墙外、居处峰顶、放眼世界、日精月华、自强不息、一日千里、与时俱进的民运先贤了。长此以往，几代人距离越拉越大，直至“相看两不见”。民运先贤们不目下无尘、睥睨群小，就已经是宽宏大度、包容解人了。

1980年代中期，还在北师大任教和攻读博士学位的刘晓波，一鸣惊人、振聋发聩的揭开了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在文化、思想、精神和立意上日益倒退的现象和规律。今不如昔，新时代不如旧时代、新时代之人不如旧时代之人，这种表现和史例比比皆是、难以胜数。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峥嵘岁月的我们都知道：在共产党僭政后的所有日子里，1980年代是中国最好的年代，后来的中国远远坏过1980年代的中国，后来的北大远远不如1980年代的北大，后来的北大学生远远比不上1980年代的北大学生。今天稍有头脑与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便1980年代的中国也远远坏过民国时代的中国，即便1980年代的北大也远远不如民国时代的北大，即便1980年代的北大学生也远远比不上民国时代的北大学生。既然如此，在被年轻人诘问孰优孰劣、质疑高低上下的时候，年长者完全可以直言不讳、理直气壮、毫不遮掩，不用趑趄嗫嚅、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放眼更久远浩瀚的历史，如果张三世和尧舜禹还属子虚乌、莫须有和古史辨，那么春秋时代是绝后不再的思想文化辉煌巅峰、东晋十六国远输汉魏、五代殊逊隋唐、“崖山之后无中国”，则是几无异议的事实。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热切、坚定寄予厚望的未来中国和未来中国人，仅仅过了半个世纪，就退化成了野蛮荒芜、尸山血海的大修罗场和掘康有为祖坟、裂康有为尸身、碎康有为头颅的红卫兵。实际上，我所见过的大多数八九后大学生，对之前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我们，无不羡慕垂涎、自愧不如——那些在长辈面前故意自吹自擂、妄自尊大、强词夺理的新人，不过是掩饰自己的浅薄无知以及生不逢时、错过火红岁月的失落、遗憾和自卑罢了。

李敖在六十二岁时写的回忆录《李敖快意恩仇录》里，引用一张罗素晚年被一群大学生围绕着在伦敦街头席地示威的照片时说：罗素样子老得和青春生动的大学生混在一起显得滑稽可笑，但他的思想可比周围那些大学生们新的太多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李敖特意登出自己全身裸体照，说：“我就是做给他妈的国民党新闻局看，你敢办老子吗？就是做给他妈的新人类、新新人类看，你们自以为又新又有勇气，但你们敢吗？”

四、老一代“有棒无从交、交棒无人接”的绝望与悲哀

几十年前，李敖写了《老年人与棒子》，切责老年人无棒可交或有棒不肯交。几十年后，李敖自己也成了老年人，才痛感到有棒无从交、交棒无人接的悲哀。看着衣钵难继、精神失传，望到身后关山寂寥、千里层云、“只影向谁去”，他有一种刻骨的落寞与苍茫、无奈和空虚。说到海外民运，当年风华正茂、青春恣肆、意气激扬、凛然赴难、奋不顾身、求仁得仁、“风萧萧兮易水寒”的一代壮士、人杰和英豪们，如今都已步履拖沓、身形迟缓、面目全非、垂老沧桑。他们的敌人已经把他们熬的从青丝变成白首、从垂髫渐为黄发。三十多年里，敌人共产党已经换了几茬人，大当家从第二代早就僭祚到了第六代；三十多年里，他们的敌人已经从早年杀人放火、越货害命、打家劫舍的流氓匪徒，变成了当年曾一起插队做工、竞选游行和示威抗议的同学少年。可直到今天，海外民运里能站上第一线、有肩膀敢担当、扛得住旗帜、鼓动了风潮的，仍然是6月3日下午华盛顿中共大使馆抗议活动圈内椅子上坐着的几副老面孔，仍然是青春岁月舍生取义英勇盖世、老年时刻锲而不舍可歌可泣的民主墙和八九民运最初那一代人。连壮志凌云，一生渴求“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辛弃疾，到了“春风不染白髭须”的落幕时光，都“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意志消磨，去“有客慨然谈功名”、“追往事，叹今吾”和“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了，而真正的是把仅有一次的宝贵生命整个都贡献给了民主和反共事业的民主墙和八九民运最初那一代人们，在远大过辛弃疾当年的年龄时，犹自砥砺前行、奋斗拼搏、四处奔波、不屈不挠，而且可想见的将鞠躬尽瘁、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讲孔子、墨子住的地方，床铺还没捂热、烟囱还没熏黑，他们就又跑去救世了；比起孔墨，魏京生、胡平、王军涛、王丹们也不遑多让。总说共产党是老人政治和终身制，可它还真比不上海外民运呢！其实，民主运动不是求俸谋生、养家糊口的工作和职场，革命者更不是轮换分赃、交替吞肥的共产党官僚，革命就是革命者的全部生涯和终身志业——到点退休养老，还叫什么革命者？对老一代民运志士来说，民运是一生的职责；但在满嘴风凉话的看客眼里，民运先贤们的领袖位置却是该当庄家轮流坐的显缺。当看客们糊里糊涂的、或者假装糊里糊涂的指责民运先贤们垄断民主、独霸舞台、压制后进、把民运当成领地私产、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不许他人革命的时候，他们既不愿听一下魏京生谈到今年纪念“六四”看到更多年轻人站出来时的欢欣鼓舞、欣喜若狂，更不知扪心自问一下：是民运先贤们不交棒、不肯交棒，还是想传递接力却无人可交、想薪火相传却无人愿接？中国国内小行尸走肉和厚黑大师们不必说了，已经移民海外的华人二代，或者事不关己，或者如闻海外奇谈，或者一门心思死死盯着中国的风口；从墙内侥幸溜出暂栖西土的中国青年，或者爱党护国，告密、威胁、痛殴热爱自由的同学和香港、台湾人，或者懵懂无觉，或者躲瘟神避恶煞一样远远绕开。对这些新人类，民运接力棒不是一根权杖，而是一支随时都会爆炸的炮仗。好容易有几个愿意骂共产党又身处自由之乡的，不是口罩都不肯摘，就是“汪汪”一样的货色。面对如此品格的新生代们，老一代民运志士不但得死而后已、死不瞑目，恐怕临死还会广陵绝响、煮木焚棒哩！

五、海外民运如阿灵顿公墓里不灭火炬、奥林匹斯山顶无尽阳光

许多年来，在共产党明宣暗示、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和潜移默化下，批评、指责、贬低民运已经泛滥成了一种抬高自己和自诩清流的哗众之道。连我欣赏的北大小师弟余杰都传染了这个毛病，更不要说其他余子碌碌了。在中国，共产党赶尽杀绝、寸草不留，任何一点点反抗迹象和星火都被瞬间屠光剿灭；在台湾，被民国迷们痴心妄想寄托光复迷梦的国民党，不但偏安一隅，而且对共产党亦步亦趋、马首是瞻，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在美国，几年前才被无数人厚期热望，经常拿来对比和贬损民运功绩、价值和意义的郭文贵，如今已经证明是个十足的骗子。放眼寰宇，过去几十年里、未来不知多久，除了法轮功，海外民运是唯一既是实际也是象征的反对势力和反抗力量。中国国内不说，世界上也到处都是仰中国鼻息和对中国绥靖的小邦大国，如果没有海外民运不屈不挠、意志顽强、持之以恒、同气连枝、星火燎原、没完没了、愈挫愈坚的呐喊、呼吁、声讨、控诉、警示、提醒，给共产党添恶心、给全世界递刀子，共产党真的就有恃无恐、万世一系、天下一统、既寿永昌、千秋万岁、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了。在共产党铁板一块、残惨酷烈下，那些否定海外民运者口中唯一希望的国内异议份子、反抗人士和自由斗士们无一不或者凄惨悲壮、或者无声无息的被投入深牢大狱，如果没有海外民运，不但他们本人的理念、声音、呼喊和境况无法得到传播、弘扬、揭露和援助，连他们妻子儿女也难以逃离苦海、求得生机、奔向自由。就说最近发生的白纸运动，要是没有海外民运持续近两个月手拉手、心连心的全球传递和接力，怎么可能产生那么大的轰动和响应、终于迫使习近平不得不放弃死不悔改的清零政策？几十年的漫漫岁月里，海外民运如同阿灵顿公墓里长明不灭的火炬，更像希腊奥林匹斯山顶绵延不绝的无尽阳光，让一届届拼搏者圣火传递、代代相接、生生不息，也让咬牙切齿、痛心疾首的共产党望洋兴叹、恨之入骨、无可奈何。新西兰有一个自媒体叫“大康有话说”，评价共产党尚属中肯，但一提起海外民运，脑子就短路、栓塞、残损和进水，在同类中颇有代表性。前不久他在谈论滕彪事情时，又忍不住借题发挥的攻击民运，说民运“本身就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没有任何主流社会的人关注他们，包括魏京生在国会也说这么些年美国一分钱没给过。实际上连共产党都不关注他们、不拿他们当回事，而我们这些海外民主、反共的自媒体更没人拿他们当回事”。不知道这个“大康”拎得清拎不清自己所说的“主流社会的人”都是哪些个成分？是遍及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不计其数的爱国同乡会及其爱国侨领？是隔岸观火、袖手旁观、冷漠自私、置身事外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移民精英？是半个世纪以来丧心失智的对中国政府溜须、抚慰、绥靖和为虎作伥的美国政府“拥抱熊猫派”？是整个中国和中国人在其眼里都属于边缘的普通美国人？是“不关注、不拿海外民运当回事”的中国政府？还是共产党更“不关注、不当回事”的“大康”们自己？不过“大康”们说：“连共产党都不关注、不拿海外民运当回事”只说对了一半：一方面，共产党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目空四海、一手遮天，所有的对立面、异议者、贰心人都被他们轻蔑、无视为“极少数极少数”——这还算客气文明的，用文革中四人帮的话那叫“跳梁小丑、螳臂当车”、用文革后邓小平的话那是“拱不起被窝”的“臭虫”、“掀不起大浪”的“泥鳅”呢；另一方面，共产党又做贼心虚、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睚眦必报，对在一个正常世界里最普通不过的事情都心惊胆战、大祸临头、无法容忍、眼中钉肉中刺，对海外民运当然更是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心腹大患，千方百计的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否则就不会派那么多特务打入内部浑水摸鱼，也不用胆寒的严防死守、连吾尔开希主动跳进虎口回中国自首都不敢请君入瓮，以至于多少流亡天涯的游子有家难回、客死他乡、亲人永诀了。“大康”们不明事理、不知好歹，既帮助共产党抹黑了海外民运，又替共产党洗白了迫害、追剿海外民运的一贯行径，完全合乎共产党的胃口。反共反的站上了共产党的立场、学会了共产党的口吻、和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让共产党当了枪、外应和传声筒使，是混乱的海外反共江湖里的又一个匪夷所思。

六、王丹的苦笑与李敖笔下和王朔口中的中国人

话说回来，海外民运多年来时常遭到非议、被说三道四，给人的印象糗事不断、丑闻连连、鸡零狗碎，相当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中国人本来就事多嘴杂、心理阴暗，品性又酷爱同室操戈窝里斗，干的不如看的、干事的不如挑刺的，自己醉生梦死却对先知和践行者条三窝四、挑肥拣瘦、招是搬非、调唇弄舌、里挑外撅、恶意中伤。民运人士却偏偏在意他们、惯着他们、变相鼓励他们，一朝风吹草动，立即草木皆兵，反复解释、一味分辩、不停反诘，自以为在危机公关处理，实际是往火上直接浇油，结果越抹越黑、越黑越抹，最后让旁观者不但误以这些莫须有为实，而且觉得民运的时间精力全用来对付和掩盖这些破事了。民运人士推特上多了，就变得琐琐碎碎、婆婆妈妈，什么杂七杂八的都会入耳、什么乌七八糟的都能摄目，什么零七碎八的都去上心，什么拉七扯八的都要萦怀，什么七嘴八舌的都搭理，什么七长八短的都争辩。我总感到奇怪：在我心里魏京生是多大人望、多高身份，闲的时候尽管去修生养气，没的在推特上和那些熙熙攘攘、莫名其妙的芸芸众生们斗什么嘴、制什么气呀！当然魏京生的用心本佳，想用善的力量影响和感化尽可能多的人：既然国不让救、存不能图、亡无法免，尽量多捞起来一个是一个。可是，在北大微信群里诲人不倦的经验告诉我，想用逻辑、道理和事实改变一个成年人的思想与观念纯粹是痴心妄想，更别说去教育和拯救那些自以为是、脑筋不够、先入为主、装睡卖傻、立场先行、别有用心、不以为耻、醉翁之意的人们了。毛泽东临死前说：我没有改变中国，我只改变了北京周围一小块地方；连撒旦恶魔毛泽东都无能为力的事情，正常人更别白日做梦花无用功了。崔永元对人渣胡锡进、司马南以及他看不上的冯小刚、范冰冰等人口诛笔伐多年，劳民伤财、筋疲力竭、销形蚀骸、不堪重负，还承包了管片派出所一半的威胁报警，结果不但没有任何分晓，还终于被人间蒸发了几个月，再次露面时步履蹒跚、体态踉跄、面容浮肿、奄奄一息。痛定思痛，崔永元终于领悟到：“我要是有武功，我他妈一个字都不会再写，二话不说照着那些张脸就是一拳！”比起崔永元，邓小平就聪明多了。1975年后，每逢政治局开会批邓，他都找最后一排坐下；等到所有人一个个声讨完毕、该他表态时，邓小平就说：“我耳背，刚才你们说了什么我一句没听见呀！”凭着这种对坏话的耳背功夫，邓小平才活到了扬眉吐气的后来，而对方连让他知道、听见自己骂他气他侮辱他的机会都没逮着，气急败坏的应该是别人吧？李敖在复旦演讲时批评鲁迅，下面坐着的一个老教授气不过的出言质问，李敖一只手拢着耳朵，笑嘻嘻的问：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清呢？后来他对凤凰卫视坏笑着说：凡是别人说我不好听的话，我都听不清楚。有人指责李敖傲慢、跋扈，其实这是一种清醒和智慧。王朔最大的乐趣是一个人躲在家里偷偷看报纸上骂自己的文章，边看边偷着乐，得意只有自己聪明别人都是傻逼；胡适五十年代初在美国时正值大洋彼岸共产党大陆的“批胡适思想运动”，他想办法把控诉、谩骂、批判他的几大本文集找来，一一全部读完并认真做了批注。王朔的爱好和胡适的心态毕竟少见，普通人性一旦面临诽谤和栽赃，或者是心情抑郁、忧思难眠，或者是火冒三丈、勃然大怒，忍则搞坏了心情和身体，不忍则去针锋相对、找回场子。如此纠缠不休，还干不干正经事了？更有甚者，中国老百姓既像李敖说的“混蛋混蛋满天下”，又像王朔说的“最大的乐趣就是看名人倒霉栽跟头”，所以你争辩到天上都是瞎费功夫：无论你怎么争执都是输、无论你如何分辨都是错，到最后罪过全是你的，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相信你是清白无辜。王丹对自己被说成“权势者”报以苦笑，其实“权势”即便真的有，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恰恰全是反作用和负作用。所以李敖说我才不像殷海光那么笨，最后气的得了胃癌：你选择了战斗，既合天理、又顺民心，既正义在手、又真理在胸，该做的是以一当十、所向披靡的把敌人赶尽杀绝，怎么能反过来让杂碎们气着、气死呢？

在复旦演讲时，李敖拢着耳朵，笑着说：“我耳朵有个毛病，常常听不到对我不利的声音啊”

七、当MeToo来到了女巨婴的国度

顺带说说所谓的“性骚扰”。几年前MeToo在全世界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一个朋友直觉的说：如果这股浪潮盲目流入中国而不加节制，以国人的品格、道德、非理性和巨婴人格，势必变成打着冠冕堂皇旗号施险恶用心之实的因爱成仇、胁迫牟利、挟嫌报复、栽赃陷害、哗众邀宠、蹊径搏出位利器，从而流毒天下、贻害无穷。后来我写了一篇《究竟如何认定性骚扰？》，里面举证历历，完整阐述了我的相关态度和观点。几个月前四川大学女研究生张薇广州地铁“维权”事件，再一次铁证了我的先验之明。刚巧发生在大中华区又一波MeToo狂潮骤起之际的张薇事件，最具嘲讽和标志意义的昭示了MeToo如何从“以弱抗暴”变质与异化成为了“以强凌弱”——张薇之所以如此无法忍受的愤慨，就在于面对的“侵权者”是一个蹲在地下的“猥琐男”，而“猥琐男”在当代中国的语境里，就是一个“好色的穷鬼”：如果她惊奇的发现那个偷拍她裙下山水的色鬼竟然是高富帅秦刚时，一定会喜从天降、犹在梦中，接下来的欲拒还迎、低眉垂眼、含羞带怯、体涩骨蚀，恐怕傅晓田都要自愧不如、不忍目睹、浑身起鸡皮疙瘩呢！我这不是凭空臆断，就是这一位女权爆棚、政治正确的过犹不及的新女性张薇，事后被人扒出，曾经在个人直播里直言不讳的吐露了今天白左们看来很不女权但历史上非常而且真正女权的内心：

卖对自己有利就卖、不卖对自己有利就不卖，中国女性实在太聪明也太现实了，所有的便宜都绝不放过：白左的女权也要，真金白银的女权更要。相比起来，白左女权主义者真是天真无邪的又可爱和又可恨了——中国的MeToo真能把她们气死呀！

“难道我的权益没有受到侵害我就不用去维权了吗？”、“非要等发生什么我才能说什么吗？”生动形象的戳穿了MeToo的过犹不及和走火入魔，活灵活现的揭露了中国新世代妇女的娇横张狂、胡作乱为、神经错乱、自大妄想和狗屁不通——她们既不懂权力和自由的边界，更没有现代法治观念，简直就是MeToo最好的另类代言人和绝地战神。事实证明，如同所有权力一样，MeToo权只有在一个成人世界里才可以行使而不属于中国这样一个女巨婴泛滥的国度。在张薇事件里，所幸中国还没有被西方式“政治正确”所绑架，放在美国，她就会毫发无损的继续做下一次孽。

可是，张薇真的是中国新世代妇女娇横张狂、胡作乱为、神经错乱和狗屁不通的登峰造极版，以至于受到了中国全社会几乎众口一致、同仇敌忾的反噬吗？肯定不是，张微只是运气不好，误打误撞的落入忍无可忍的舆论虎口，最终还进了警局，不得不涕泪横流一再道歉，恳求允许痛改前非。下面截屏里的这一位，比张薇更胜一筹呢：

这个截屏不是搞笑是事实，它不但和张薇一样生动形象的暴露了中国新世代妇女的娇横张狂、胡作乱为、神经错乱和狗屁不通，还更上一层活灵活现的刻画出她们习以为常、不假思索、条件反射般的“明明是自己错误，却恼羞成怒、迁怒于人、倒打一耙”的习性。“温良恭俭让”那是传说中的故事，现代女性的从不律己、从不反省、从不惭愧、从不认错、从不道歉，连共产党都要望其项背呐。你要是吃饱了撑的和她争辩，她就振振有词的反唇相讥：“你是不是个男人？你像个男人吗？竟然和女人计较！”这个时候，她们可一点都不女权、都不讲究平等，而你也只能像个男人，大度的笑笑，“好男不和女斗了”。女性的这些本能或者习惯成自然，就是这样一步步被男人纵容和娇惯的最后遗传进了基因。说什么男权和父权社会，至少在是非上、逻辑上、道理上、嘴皮子上，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男权和父权——男人绝不会、不敢也不能做出“受压迫、受侵害、受歧视、受侮辱”者随时随地就做出的如上行为吧？

看过了上面这些千奇百怪，应该就会对下面这段奇文见怪不怪了：

截屏自DT君《从中国‘老民运’到新一代行动者，八九后两种政治观和行动观的迭代》一文

就因为一名“六四”亲历者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只提了看到的男性遭遇——他完全可能当时正好只目睹到了男性呀——，就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冒犯进而愤怒，除了用无事生非、无理取闹的“作女”形容，就只能说她们是“受迫害臆想症”的重度患者了。如此的玻璃心，和我们自小被灌输的屈己待人、以德报怨、任劳任怨的女性美德判若天地；如此的矫情、任性、卖萌、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是在伸张女权，还是故意抹黑和贬低女性心胸狭隘、心理脆弱、不堪一击？

八、MeToo：在“政治正确”狂潮裹挟下的变质和异化

随着在政治正确狂潮裹挟下MeToo的变质与异化，性骚扰的定义也越来越任性。下面的截图是维基百科对性骚扰特点的一个权威描述，其中至少有一半让人匪夷所思，尤其以第一、第五条最为奇葩。按照第一条，“被骚扰的当事人”不觉得有什么违和、非礼和不舒服，没准还感觉挺刺激，但如果一个旁观者——自然主要是最先进、最有觉悟的女权主义和MeToo者——不爽不快了、嫉恶如仇了、“感到这种行为十分令人厌恶”了或者干脆是羡慕嫉妒恨了，就可以以“受害者”的身份控告他人之间在进行性骚扰。第五条更直言不讳的露骨了：“有时，被骚扰的当事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侵犯”。不是说判断性骚扰的唯一标准就是当事人本身的感受吗？不是说“受害人”不提告、甚至根本不承认受害就不审理吗？到了现在，连当事人本身的感受和态度都已经不关键、不重要、不算数了。那么，谁来仲裁和定案呢？法院自然不管，最后只好靠妇联和道德法庭了：裁决是不是性骚扰、判断是不是“受害人”、定谳是不是要惩罚，完全取决于天然代表着正确、正义和女性利益的女权主义者和MeToo的意志与态度！这和伊朗的道德警察有什么不同？“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你的身体你做主，但MeToo要做你的主”，“这不只是你自己的事情，更关系到党的利益和国家的形象”， “个人必须服从组织的需要和大局”，今天的女权主义者、MeToo已经膨胀得近乎旧日的共产党，自以为有权力、有力量替所有人思考、选择、决定和判决，自以为有资格、有义务代替和代表愚昧落后、受蒙蔽遭愚弄、没有阶级觉悟、甘愿受奴役凌辱的妇女们去争取翻身解放、摆脱封建压迫的枷锁。自由之乡的人们似乎早忘了：任何不受制约、没有边际的权力，一切天然的“政治正确”、“进步正义”，都会成为可怕、邪恶的力量和庞然大物，去压迫、吞噬、毁灭整个人类。      

截屏自维基百科

苏晓康在1987还是1988年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其中讲到他不久前看到的一场气功讲座：满满大厅几百个各色人等，如醉如痴、如梦如靥、如咒如魔地跟着一个“气功大师”前仰后合、颠三倒四，让他浓重地感觉真的已经到了世纪末；八九“六四”后我重读此处，更加深信这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无可避免。1989年三月初春一个杏花细雨后的傍晚，我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拾阶而上步入大殿，那里正在举办舞会。古老、阴暗、巨大、轩昂、散发着旧木结构建筑特有味道的大殿里，音乐回荡、软玉温香，但我仍然感觉空旷、清冷和寂寥。舞会结束，我孤伶伶走下偌大的石阶，古树参天的清凉欲湿和春天惑动的暗香浮动，让我忐忑、惆怅和迷茫。突然间，一个幽深寂静的角落里传来一个男声的惨叫，伴随着让人毛骨悚然、乱七八糟的大声喝骂和砰砰作响。我和周围不多的几个人循声过去，只见四、五个带着联防队员袖章的人正在拳脚棍棒殴打一个躺倒抱着头的男子，一边七嘴八舌喊：“叫你耍流氓、叫你耍流氓！”一个年轻女子坐在草地上捂着脸哭泣。被打的男人看来已经精神错乱了，一遍遍狂嚎：“你们打死我吧，我不活、我不活了！” 围观的大约十几个人，个个噤若寒蝉、心惊胆颤，不敢发出一声。我问旁边先到的人怎么回事，他悄声对我耳语：“这两个人谈恋爱被抓住了！” 什么“新中国最好的十年”、“改革开放的十年”、“思想解放的十年”全是我们今天的执念，其实1989年初的苏晓康、我和绝大部分会思考者，都确信中国已经到了“亡天下”的前夕。劳动文化宫刻骨铭心的一幕就像气功班那一刻对苏晓康一样，让我立即意识到：中国已经到了列宁说的人民无法像过去那样继续生存下去、而统治者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继续统治下去的时候了，不是重生，就是灭亡，一场撼天动地的大变局毫无悬念的即将到来。此时我心里，女权主义者和MeToo者们像极了中国当年有权力自由心证、当即判定男性对女性“耍流氓”而且还有权现场进行肉体和暴力惩罚与处置的残忍嗜血、穷凶极恶、野蛮原始、无法无天的联防队员。

回到之前。即使说判断“性骚扰”与否就该当取决于当事人“心里的自我感受”，可你的心“初一十五不一样”怎么办？今天的心和三十年前的心可能完全不同，甚至下礼拜都会变了这礼拜的心；不但有三十年前自甘下贱不自重，三十年后脱胎人形、身价提升、觉悟飞跃、恍然大悟你丫原来真不是东西的，也还有三十年前心比天高、洁若莲花、高处云寒、言笑不苟告发你没商量，三十年后却勘透人生、大彻大悟、敞开怀抱、来者不拒的呢，可男人又找谁算账喊冤索赔五百万去？再说，成人有心智可以作证，婴儿还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呐。要是“自我感受是判断性骚扰的唯一标准”，那张薇一点错没有：你拍没拍、拍到没拍到我内裤不重要，关键是我感觉被骚扰了所以你就是骚扰了。至于说“MeToo本身对性骚扰的认定”是“依靠自由心证”，就特么太混蛋了；“米兔的兴起就是因为无数人先心证了被曝光的性骚扰，然后，才推动事件进入体制性解决的轨道”—— 这和多数人的暴政有什么区别？而且，陪审团都有男有女，这“先心证了性骚扰”的“无数人”里包括男人吗？如果一个男人没有，那连多数人的暴政都不如，地地道道是少数人的暴政呀！

用女权活动者的话，MeToo就是采取“法庭之外的方法”，“曝光、行使言论自由，达到女性相互间支持或是舆论、行政方面的惩罚”。这，几乎就是借男性此时普遍只能保持沉默之机，形成多数语言的暴力与霸凌，利用和操纵舆论来影响、左右甚至代替司法。陪审员在上庭前不是不能读报、看电视，绝不可以被舆论和民意感染吗？

另一个女权主义者小K认为，性骚扰诬告的比率小的就如同在一锅“咸面汤里滴了两滴醋”。可是，对小K来说的两滴醋，一旦滴下去对一个男人就是生死存亡、身家性命和一辈子啊。不得不佩服小K、张薇之类的对自己心真小对别人心真大。既然她的想象力那么“男女饮食”，巨大到能从对男性女性荣辱攸关的社会问题联想出饮食面汤、油盐酱醋了，为什么她不能理性一点、动动头脑、生些智力，设想出一种严谨、合情、循理、守法、节制、平衡、不枉不纵的良治办法呢？蹲在地铁车厢地上的打工大叔也是有尊严、有权利的，从法律和人格上都不比你们这些女权凡尔赛们低一等啊。　

截屏自《为何说米兔议题中白纸一代和六四一代的冲突不可避免》一文

在女权主义者和MeToo的莫名激愤、越俎代庖、强加于人、擅自代人出头、“杀君马者道旁儿”、忆苦思甜批斗大会式催人觉醒和逼人对男权旧社会苦大仇深等等情境的压力、感染和怂恿下，那些没心没肺，“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侵犯”、没有产生痛苦和阴影、没有不良感受还在照常生活的“受害人”们，不但觉得自己思想和观念不正确，而且怀疑自己精神与心理不正常，最后简直痛恨和羞愧自己不争气、没觉悟、包庇纵容坏人、对不起同一战壕的阶级姐妹兄弟，并为此焦虑、颤抖、煎熬、崩溃、自我否定、自我谴责和自我折磨了。下面截图里的自白，最生动、最典型的反映了这种让人几乎以为虚构的神魂颠倒：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九年来我都没事，我是不是哪里不正常？为什么其他的性侵受害者可能有很大阴影，就我这九年来都没有事？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后来精神状况很差。”受访时K几度哽咽哭泣，除了精神折磨。他也发现自己的手开始不断颤抖……                  

截屏自《德国之声：性骚、权势、民运光环？烧向王丹的MeToo控诉》一文

看到这些，很难不让人想到：在类似的案例中，这种负面情绪和精神状态的形成，女权主义者和MeToo至少也是一半的原因、也有一半的责任吧？

今年“六四”前这波死灰复燃、春风又生、再一次被喧嚣鼓噪起来的MeToo，并非完全照搬老套而是又有了新的创意：之前MeToo是女性专利，追剿的行为发生在异性之间，讨伐的对象是男权，现在则杠上开花的泛化成了男性、同性之间和不知该称什么的权。“王涵”、“纽约民主沙龙”等小浑球借题发挥、无事生非的闹场后，和王丹有关的人和事都灰头土脸的抬不起头来，比如于大海为避亲亲之嫌，发个声明都软不拉叽。也是在美国呆长了，脑子被共产党洗完又被西方白左再洗了一遍——王丹性不性侵的传闻和“六四”纪念馆、和他对中国民主的贡献有个毛关系？如果严格按照MeToo的标准——当然，白左对自家带头大哥是超大从宽、一概不咎的——，克林顿“骚扰”、“性侵”成性，从州总检察长、州长到总统一以贯之，他卸任后的自传里更坦承早就已经“百人斩”；如此，那他首个战后出生美国总统的划时代意义就不再了？他对美国经济成就的贡献就抹杀了？他坚持弘扬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就否定了？他的图书馆就该抵制不去了？1998年我请当年著名的经济学界“京城四少”之一魏杰给一大帮央企老总讲课，魏杰讲到美国经济一花独秀之后，说：“美国人真是神经病，这么好的总统非要整下去——男人，搞个把女人算什么？”底下坐着的几百个央企一把手聚精会神、目不转睛，生怕拉掉了一句话，就差全场掌声雷动了。其实不用装圣母婊和圣母婊老公“圣父嫖”，说什么“物化女性”——在推特上，常能看见一条某个女权主义者义正辞严的推文后面，跟了一大堆女性求被物化的“黄推”，在这种巨大的反讽和打脸下，我老奇怪这些女权主义者怎么总是装聋作哑——，人性不管中外、政治不论古今，哪个男人不被魏杰说到了心坎上？川普接受电视采访，被问到他遭控诉“强行触摸”——中国俗话叫“摸逼”——时不在乎的说：演艺界的不都是这样吗？主持人反驳他：可你也不是演艺界的呀，川普不服气的说：我拍了那么多期《学徒》还特么不算演艺界的？川普绕来绕去没绕清，远不如一句话直截了当：“男人、有钱的男人不都是这样吗？我就不信你他妈有钱有机会不这样！”川普要是这样说了，西方白左的铁杆拥趸滕彪一定会对他痛恨仇视的懂王愈加不满和不忿：“什么叫‘有钱有机会的男人不都是这样吗’，特么没钱没机会的男人就不能这样吗？”承认和正视人性——男人的人性和女人的人性——，才能不空喊有害无益的政治正确口号，公平、合理、现实的解决对立与冲突，实现男女两性之间的和谐和彼此的共赢。当年川普是一个商人，怎么乱来都不妨碍国计民生、天下兴亡；或许早就耍够玩腻了，或许已然人存精尽，至少做了总统之后的四年公职期间他没有偷腥再犯、罪上加罪，不像肯尼迪、约翰逊、里根、克林顿甚至瘸子罗斯福，当州长当总统期间，哪个不抓紧时间、把握机会，生冷不忌窝边草照吃的大干快上个不亦乐乎？况且川普有染的，个个如花似玉、倾国倾城，如果说好色，用《登徒子好色赋》里宋玉的中国式诡辩术来说，谁更是采花惹草的大淫贼，还真的不好说呐！

四川大学研究生张薇有关自己被“性骚扰”的微博，活灵活现的暴露了中国新世代妇女的

娇横张狂、胡作乱为、神经错乱和狗屁不通

“六四”纪念馆馆长于大海为避亲亲之嫌，发个声明都软不拉叽

九、一个政治骗子与混混的成长历程

写到这里不得不谈到“黄意诚”了。从目前所知而且由他亲口讲出的人生经历中，可以完整看到在以全球化、互联网新科技、女性和LGBTQIA权力争取等左派政治运动为标志的21世纪世界大气候与极权、封闭、压迫、溃败的中国小环境共生错位缠绕冲撞下，在铺天盖地的小行尸走肉和厚黑大师的包围中，同他们一起长大的一个勤于思考、追求新潮、精神匮乏、知识残缺、远离真理、不明真相、疏于引导、压抑愤怒、既饱受屈辱又尽濡丑陋的青少年，如何左突右撞、生吞活剥、见风使舵、朝秦暮楚的病态生长，最终成型为一个思想混乱、人格扭曲、灵魂蒙蔽、夜郎自大、世故机心、胆怯狡诈、行为粗鄙、处心积虑、精于投机的政治骗子与混混的过程。

在共产党欺骗宣传下长大的“黄意诚”一代，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完全不懂得历史。据他自己说，在中学时代，他零零散散、支离破碎、道听途说的知道了一些“六四”的枝节，而且还是在相信“‘六四’是颜色革命，觉得‘六四’当时失败了是一件好事，‘六四’失败了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如果当时‘六四’这样闹下去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些经济的成果”的最典型的“西朝鲜式”愚昧父母的教诲和指导下，以至于直到今天他对“六四”和“六四”一代人仍然处于极度无知的状态——一些外媒让他谈对“六四”意义的理解，企图把白纸运动的反抗联想成是对“六四”精神的一脉传承，无异问道于盲。后来他上了北大，没有悬念的很快加入了极左激进青年汇聚的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他至今念念不忘、反复叨咕2018年前中国的“开放”、“宽容”、“多元”、“自由”：“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社会也不像现在这么糟糕，各个方面还是相当大的空间”、“到我们的青年时代，中国开始步入独裁、封闭”，这既是“黄意诚”一代完全不懂得历史的又一个例证——他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一无所知和所感——，也源于他对“马会”经历的深情怀念。在北大，他积极参与“马会”活动，在“马会”公众号发表文章，与会友一起探访生活条件恶劣的北大工友和北京城中村居民，去声援深圳佳士等多地工人罢工……他们把中国的现状以及弱势群体和“低端人口”的不幸境遇归因于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背离，同时和大洋彼岸的志同道合者遥相呼应，炒作21世纪全世界左派的新议题“MeToo”。尽管他现在告诉外媒：“我后来距离这个左派越来越远了”，但是，从他同时对外媒宣称的：“‘白纸运动’不仅仅是左派，而是中国各种派系，其实主要是年轻人对清零政策感到不满”可以明显看出，他对自己左派的底色无法割舍和心心念念，也搞不明白白纸运动的实质和左派没有任何关联与共通。另外，从他在同期一再回顾和痛心“2018年北大马会，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一系列的人被捕了，可能有将近十几、二十几个人，当初关系最好的就是岳昕。我一直有很多关于岳昕的回忆压在我的心里头，希望我接受完这个采访可以把一些我和岳昕所经历的事情、我对岳昕的一些回忆都可以写成文章，让我们能够记住中国有很多的年轻人，只是因为他的思想或者是因为一些非常普通的语言的表达，他们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可以明白的知道：他之所以和马会突然断绝了关系，绝非像他想让人们相信的那样是头脑觉悟和信念转变后的主动远离，而是在“岳昕、邱占萱等人被捕並受酷刑折磨，若干普通会员遭开除”后严峻形势下惊魂落魄的逃之夭夭。他对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最初的怨恨也正是源于这次至今仍耿耿于怀、无法原谅的对“马会”的取缔和镇压。但即便如此，到了自由之乡德国后突然良心发现，意识到“有那么多跟我一起参加白纸运动的同龄人，他们都被抓进监狱里了，那么我觉得，我如果不站出来为他们说一些话，我觉得我会一直很痛苦，而我的这种焦虑感一直没有办法平息；所以，尽管会有很大的风险，我还是愿意站出来发声”的他，在从2018到2023年近五年的时间里，宁愿忍受着“痛苦”和“焦虑”，却始终对和他“关系最好的”、有很多“回忆压在心里头”的岳昕的苦难不置一词、不发一声、不喊一句冤——就连我都一再翻墙在全世界为这个和自己素不相识且信仰迥异的小师妹仗义直言。

尽管成功脱身、毫发无损，此番经历还是让他第一次胆寒心颤于政治的惨酷和政府的残忍，第一次学会了如何临阵抽逃、金蝉脱壳、全身而退、不留痕迹，更是第一次深谙了有事当头让别人冲锋在前为自己掩挡子弹的原则和技巧。此后他远行西藏净化心灵，隐身学习佛教梵文，埋头准备出国留学……在整个中国大疫期间，武汉的世间炼狱，中国的遍地苦难，政府的肆无忌惮，强权的倒行逆施，军警的横行不法，大白的胡作非为，百姓遭受的凌辱和灾难，甚至他亲身生活的上海在封城期间的人道惨剧，在他的叙事里都看不到些许怨言和愤怒，方斌、张展、方方的口诛笔伐，各地此伏彼起的抗暴义举，在他的陈述中都听不见任何关注和共情，标准的一个凡事无动于衷、掩耳随处净土、闭门便是深山、绝不惹是生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让党放心的正能量青年形象。一直到了反抗的烈焰已经如火如荼燃烧遍了大半个中国的2022年11月27日下午，也许是对当初马会成员无端被捕始终无法释怀，严格遵循莫谈国事准则的“黄意诚”终于跑到了上海烏魯木齊中路围观，“去支持一下这些被捕的人。希望我们能够施加一些压力，把这些人放出来”。但正像他说的“我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是没有想过我会被抓走的”，因为他知道“要抓也是从第一排的人抓起”，而自己在临行前就早打定了主意让别人站在前面当挨枪打的出头鸟、早就打定了主意“很明确……只是想把之前的人给放出来，把之前和平示威被捕的人放出来”而绝不涉及其他、早就打定了主意“不想喊口号，没有举白纸”。虽然“黄意诚”从没敢想过如同大陆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去香港观摩和声援惊天地泣鬼神的“反送中”运动，但这并不妨碍他无师自通的想象和领会到“香港的示威就是勇武派站在前面，然后和理非站在后面”，更不妨碍他毫不犹豫、不假思索的“给自己定位是和理非”，然后自然而然、毫无羞愧的站在了人群最后面，眼睁睁地看着“站在前面的全部都是女的”。后来大概他觉得把那些站在最前列，安静肃立、无声沉默、手举白纸的女孩们强行栽脏成“勇武派”过于像共产党的操作方式和伎俩了，所以不得不承认：是“为了保护自己，我站在后排，不站在前面”。他不但以身作则，而且还诲人不倦的向现场认识者传授和分享自己的人生“道德经”：“后来有很多的，就是我在现场认识的一些人，他们就是没有这个经验的人，站在很前面。我就跟他说，你尽量不要站在最前面，你尽量往后站”。

虽然他什么事情都没做的远远躲在后面、让层层叠叠一排排年轻女性保护和遮挡住自己弱小的身躯，虽然他事后百般委屈、蒙冤受枉、愤愤不平的一再抱怨和诉说“我没有举白纸，我也没有喊口号，我只喊了放人这个口号，别的口号我都没有喊”，但阴差阳错，还是被警察不由分说、良莠莫辨、不分好歹的拎出人群、按倒在地，拖上了大巴。因为一辈子从没具有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被抓起来的想象力，所以他瞬间就吓尿了裤子，很丢人的拼命狂喊：“救命！救命！救命！”：“被抓的時候非常恐惧，是我人生最惊恐的一刻”、“这是我一生当中最恐惧的几十秒”。但迅速的，凭着天赋加后天环境练就的狡猾和机警以及上一次已经成功发挥过的泥鳅功夫，他一刻没有耽搁的又从大巴上跳了下来，并利用一个白人男子的掩护逃离了现场——这就是他四处弘扬、还拿来用作推特标签的“白纸运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示威被捕”的全过程，时间大约只有几分钟。但是，对今天已经糊涂的不可救药的年轻一代中国人来说，有“被捕”两个字就够了，他们早就分不清这个“被捕”和魏京生两次坐牢17年、王丹两次入监7年有什么区别了。 

“黄意诚”恬不知耻的用“白纸运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示威被捕者”作自己推特的标签

虽然有惊无险，但在极度恐吓的后遗症作用下，“黄意诚”惊弓之鸟、八公山上的做了夸张的预后处置和预先准备：“我就是躲在家里面，然后切断了所有国内外朋友的联系。然后，我也做了一个像曹芷馨那样的一个视频，留了一个短信，就是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已经被捕了。然后我交给一位我很信任的朋友，如果我被捕的话，会给他发一个表情，他就知道我被捕了。然后，他就会把这个视频发到国外”。后续发生的一切证明，他采取的自保和补救措施显然过度了。此刻的政府，有太多锁定者需要追捕收网，有太多被捕者需要鉴别处理，有太多反抗者需要秋后算账，早忘记还有一个当初顺手牵羊拖走、后来抱头鼠窜溜掉的胆小鬼了。于是，在李梦康、曹芷馨、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杨紫荆等等青年女性无一幸免的一个个落网、坐牢、受难的时候，在风声鹤唳的全国恐怖下，在宁枉勿漏的边境严控中，他顺利的拿到签证、顺利的通过海关、顺利的离开国境、顺利的留学德国——期间还自作聪明、多此一举的绕道香港。这就是他口口声声自称的“流亡”和“逃难”，失魂落魄的“黄意诚”早就搞不清楚正常出国和流亡、逃难之间的区别了。

虽然來到了自由世界，时过境迁，彻底平安无事，但无法控制、近乎崩溃的丢人感受偏偏就是萦绕不绝、挥之不去：“白紙運動當晚的恐懼始終伴隨著他，手腳上的傷疤也還沒消散，有時躺在床上或早上醒來時，還會覺得身在那輛大巴上。一開始，他出門都不敢去人少的地方，都在人多的地方行動，覺得即便被人捅死了，也有人來收屍”。不过这不要紧，因为不久的一天他一旦惊魂稍定，就会突然良心发现、廉耻爆棚，对之前累犯过两次的逃兵行为痛感“内疚”、“惭愧”、“羞耻”，进而开始不顾“会有很大的风险”的“主動聯繫七個國家十一家媒體，真人出鏡，說出真相：‘我的面貌、真名和學歷背景，全部都公佈了’”。别人是“知耻近乎勇”，“黄意诚”则是“知耻立即勇”，没有任何过渡就脱胎换骨像个替身一样的大声宣布：“我是不是要把這個白紙運動的秘密藏一輩子？我覺得如果這個事情我一直不說出來的話，我會自責一輩子！”、“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抗争，而是因为抗争了才会有希望！我们要站出来，勇敢地站出来，去表达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全世界的人才会尊重我们；如果我们都是跟著他们这样的谎言，继续这样说下去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不值得尊重的民族”、“我一定要‘繼續作戰、繼續抗爭’，就算讓我再做一次選擇，我還是會參加白紙運動”?——尽管他很清楚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白纸运动，从来没有也根本讲不出什么众所周知之外的任何秘密，更一辈子从来没有过什么“作戰”、“抗爭”。自娱自乐到此为止也就罢了，但“黄意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以白纸运动代言人自居，为白纸运动定义、替新的世代加冕、给“这一代中国年轻人”确定历史使命、为中国民主和进步指明路径、帮东亚未来确定坐标：“‘白纸运动’留下了很宝贵的遗产和记忆，对于很多人来说，‘白纸运动’是一种启蒙，很多人从中看到希望。这是很珍贵的符号资产，需要运用好，对未来东亚的政治发展绝对会有好处”、“在短短兩天時間里，全國各地的人與全世界華人團結在一起，自發性地組織起來，這是我們一代人共同的記憶，我觉得可以把90至95這一代人叫做‘白紙一代’”、“只要我们勇敢一致地争取自由，团结香港、西藏、东突的力量，再尽力游说日本、台湾、美国、欧洲的媒体与政治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绝对是有希望做到一些太平年代的人做不到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机会做这么大的事业”——可惜在那“短短两天时间里”他像老鼠一样关网断讯的龟缩在家里有如井底之蛙，不知道“全世界华人团结在一起”与中国国内白纸运动同仇敌忾，并非自发而是由于海外民运的号召和组织。与此同时，刚从担惊受怕的濒死感觉中死里逃生，“黄意诚”就再接再厉，以前所未见的勇气和精神，迫不及待的把矛头对准海外反共力量，疯狂抹黑、拼命攻击起民运历史和民运先驱来，这一点，倒很像另一个已经彻底破产了的骗子郭文贵的徒子徒孙。

“黄意诚”的卑劣与无行、流毒与危害，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可耻的懦夫：懦夫固然可耻，但还不邪恶。“黄意诚”的邪恶在于，他刚刚还是一个可耻的懦夫，转眼却摇身一变，化身假冒成“继续作战、继续抗爭”的勇士来欺世盗名，强行代真正的英雄发声、替受难的壮士代言，从此硬吃上了白纸革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与混混；“黄意诚”的邪恶还在于，他借着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真正白纸英雄们还悉数饱受监控、压制、威胁、迫害，没人能发出半点音讯、更无法跨出铁幕的机会，利用外媒仓促间的饥不择食和真伪莫辨，诳时惑众，让世界把有限的新闻资源和关注目光浪费在一个投机取巧的骗子身上；“黄意诚”的邪恶更在于，一个可耻的懦夫和卑鄙的骗子竟然恬不知耻的自以为有资格碰瓷和挑战他们英勇奋斗时自己还没孵化成型的魏京生、王丹等等民主先驱们，通过打倒他们来使自己出头、为自己立言、替自己奠基、给自己树碑、将自己定位、令自己划时代。

十、一个荒谬、诡异、阴险和挑衅性的话题

上述丑为劣行之外，“黄意诚”还有一个荒谬、诡异、阴险和挑衅性的话题，那就是硬把白纸运动和“父权”、“女权”、MeToo以及LGBTQIA等性少数群体联系起来，把白纸运动往左派政治正确的时髦上扯，蓄意将白纸运动矮化、淡化和歪曲为“向父权挑战”、“争取平权”和要求LGBTQIA等性少数群体尊严的行动。在余杰那篇莫名其妙、让我都替他汗颜的《黄意诚：我以身为“白纸一代”为荣》里，他竟然糊里糊涂的引用“黄意诚”典型政治骗子与混混式的见解和发现：“为何女性参与‘白纸运动’比例很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带有父权制属性，女性的抗议不仅仅是对清零政策，还是对政府和父权制的挑战”。在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讲述中，他居然能在“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推特上的一个小视频里看出：“在我同一辆大巴的后排，大概是左边的这个位置，有一个transgender，就是跨性别者，就是他生理性别应该是男性，但是他留了一个长头发。然后警察对这个跨性别者进行袭击，不停地打他，然后把大巴的帘子拉上，为了避免下面的人拍到打他的场景；但是打他的同时，坐在同一排右边被捕的示威者就拿一个手机，把警察对这位跨性别示威者的这个施暴过程全部都录像了”。在男性留长发司空见惯、比比皆是的今天，“黄意诚”竟然能在一个仓促慌张混乱中拍下的视频里的一瞬间看到一个男人的长发就断定这是一个“跨性别者”，生怕有人不知道“跨性别者”为何物还不厌其烦的中英文一起解释，又示意警察特别的袭击和殴打这个“跨性别者”，真佩服他对“跨性别”之类性少数群体的兴趣、敏感、执念、幻觉、想象力和洞察力！可同时他又那么无知：transgender、“跨性别者”的定义难道就特么是“生理性别是男性，但是留了一个长头发”吗？大概没有过瘾和尽兴，“黄意诚”继续滔滔不绝的说下去：“被抓的大多是女性，不仅仅是青年女子，还有酷儿群体、性少数群体，他们对这个‘白纸运动’的参与度是最高的。我想就是说，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带有一种父权制的属性。我的判断就是说，这不仅仅是对清零政策，或者有人是对政府的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对父权制的挑战”。“不仅仅是青年女子，还有酷儿群体、性少数群体，他们对这个‘白纸运动’的参与度是最高的”，“黄意诚”如此的胡言乱语、浑说八道、鬼话连篇，让白纸运动的绝大部分参加者情何以堪？！

截屏自“黄意诚》推特

“黄意诚”不仅是在讲述乌鲁木齐中路示威时对“跨性别者”、“酷儿群体”、“性少数群体”如此特别的兴致盎然、情有独钟，在他后来的推文里，也从没有一刻离开过“注重多元性别平等”、“不压抑自己的性别表达”以及女权、男权等等话题。一个男性，口口声声仇恨和控诉“腐朽的男权”、“男性文化”，其原因一想可知。在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里，性如何取向已经完全成为个人私域，包括性乱泛滥的中国，没人懒得管它；即便有保守者仍存偏见和忌讳，也是文化、习惯以及多数对“少数”的偏见使然，和“男权”、“父权”有个屁关系？我熟悉的许多人，包括当当创始人、北大社会学的李国庆，大名鼎鼎的言情作家海岩，性取向都非同一般，但他们都和所有普通男人一样，在爱与欲中渴望、挣扎和燃烧，痛并快乐着，从没有像受迫害狂一样期期艾艾、悲悲切切、哀哀怨怨，成天压抑、不平、哭诉、呐喊。尊重选择包括性取向的选择，不意味着持欣赏甚至赞美的态度，更绝不是肯定“多元性取向是普世价值”。把原意“奇特”的Queer 一词译成“酷儿”并像“黄意诚”一样津津乐道的挂在嘴边，有着极坏的导向作用，明示着这是一种酷的、棒的、流行的、时尚的、值得炫耀的行为。夸大、渲染性少数群体的不良境遇和不公平待遇，一味强调追求和捍卫性少数群体的权力，客观上挑动和加剧着多数与少数以及不同性取向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分裂了这些共同遭受着共产党沉重压迫的群体。许多历史关头，女性更激进、更热情、更勇敢、更纯粹、更追求强烈、更富于献身、更理想主义、更冲锋在前，这种现象在20世纪以来的历次革命中屡见不鲜。此次白纸运动中女性站在前列且占据被捕者的大部，还在于绝大多数在场的男性都像可耻的懦夫“黄意诚”一样，故意将她们推向危险、惨酷的最前列，自己却躲在她们的身后裙下，而并非是她们因为父权而苦大仇深、反抗更烈；男性参加者众但贪生怕死、胆小如鼠，也并非由于他们少了一层压迫或者本身是父权的受益者。在严酷的封控期间，中国男性们饱受了个人不幸、失业痛苦、家庭压力等等人生苦难，这也是他们忍无可忍、起而抗争的动因；把“父权”名义也冠予他们，是在替共产党减轻、让无辜者共担罪孽。夸大、渲染和强调女性的不良境遇和不公平待遇，客观上挑动和加剧着男性与女性的对立与冲突，分裂了这两个共同饱受着共产党沉重压迫的性别群体。“黄意诚”自己的性向和日常感受没人限制和干涉，但是，如果因为自己的独特性趣或是其他目的而把共产党残暴的极权统治轻描淡写篡改为“父权”，把中国当代女性中最出类拔萃者的正义感、英勇无畏和献身精神矮化为不满性别境遇，把一场追求自由人权解放为主旋律的抗暴运动歪曲成以性少数群体争取自己地位为主的“平权运动”，则必须予以揭露、戳穿和谴责。至于他后面充满恶意、挑衅和阴阳怪气的提出该从“同性恋”的角度叙述和评论八九学运，则极其刻毒、卑鄙、下作和具有攻击性。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不能排除白纸运动的参加者里有女权主义者和性少数群体，不过这除了说明运动代表了人们的共同意志，不意味着任何其他。女权主义者、特别是性少数群体在参加白纸运动的总人数中绝对是一小部分，白纸运动的价值和意义更与女权、性少数群体权益沾不上边。从女性、性少数群体本身来说，她（他）们参加白纸运动既不是出于实现自己独特目标和诉求的动机，也不是因为自身受到了社会性或者生理性的特别压抑。性取向是性取向，政治倾向是政治倾向，两者没有任何关联和互动，否则LGBTQIA一定是最坚定的革命家，而共产党领袖们都应该是男妓了。女性、性少数群体并非天生具有革命愿望，更不是天然的革命最坚强者。“妇女压迫深，所以反抗重”是《红色娘子军》里共产党骗人的鬼话。社会性压抑今天是否仍然存在上面已有论述，生理的性压抑会促使人爆发出毁灭一切的革命冲动，这在郁达夫早年的小说中有着生动的体现。但是，生理的性压抑是绝大部分成年人类普遍的感受，不是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所独有：一般来说，男性的生理性压抑比女性更强烈、更难得以舒解和宣泄；而性少数群体如果感觉特别巨大，那也只是可供选择的对象更少，而并非社会给予了他们特殊的压抑——其实过去还有证据证明，同性恋者在同一时间里的性伴侣数量要远远超过异性恋呢——。革命终究要靠政治信念、理想和追求而不是靠宣泄性压抑的渴望和爆发，否则的话，一旦性压抑得到缓解、性欲望充分满足，“革命者”就会成为洪秀全一样的货色。

北大小师弟余杰莫名其妙、让我都替他汗颜的文章《黄意诚：我以身为“白纸一代”为荣》

“黄意诚”充满恶意、挑衅和攻击性的提议从“同性恋”的角度叙述和评论八九学运

十一、如何看待“黄意诚”之类的反共行为？

中国民族长时间的逆来顺受、忍辱负重、昏天黑地，使任何表现出一点反抗勇气的人和行为都会受到不加分辨、没有原则的盲目肯定和赞美。但民主自由、科学进步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没有理论基础、没有思想后盾、没有精神引导的反抗，一旦走向歧途，最终会以暴易暴、祸国殃民。我们小的时候，每个班上都会有几个混世魔王，欺负男生、垄断女生、横行无忌、肆意妄为，一节课一节课的和老师对骂，其勇敢和胆量，使其他学生心惊肉跳，但他们的结局和下场只能也必然是社会渣滓。共产革命最初依靠的中坚力量，都是城市、农村中的流氓恶棍，他们走鸡斗狗、不务正业、踢寡妇门、挖绝户坟，天生具有反抗精神；但禽兽毕竟是禽兽，即便后来封侯拜相、沐猴而冠，仍然要荼毒人间。张献忠和洪秀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千年罕见的反抗者，但一个蹂躏川蜀，一个祸害江南，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带来巨大的毁灭和灾难。同是“刺王杀驾”，张良“博浪踵相踪”的留传着千秋令名，而他的同宗后代、明代“廷击案”里的张差，只落得“疯癫奸徒罪”下的寸斩磔刑。

除了打着“白纸运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示威被捕者”的招牌招摇撞骗，“黄意诚”还张口必称北大，时刻提醒别人他是在北大上过学的。有人因此问我：北大曾经的学生怎么可能是个混混？说到北大，活着的人里，胡平、王军涛属于曾祖辈，我则是不折不扣的祖父辈了，北大底裤上寄生的每一个虱子的形状我都一清二楚。后来离开长了，时间和距离产生美，再加上香火、血脉之情，我把北大又想象的虚无飘渺、不切实际，幻觉北大人各个都是尊王攘夷的维新志士。七年前此时发生的雷洋事件中，看到北大群里居然有人幸灾乐祸、雪上加霜，我匪夷所思、出离愤怒；最近教授荣休的老朋友杨奉春私信安慰我说：生什么气？当年的北大，不就是什么鸟人都有吗？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孔庆东、张颐武这种败类不就是我的北大同年吗？当年自由圣土、如日中天的北大尚且这样，更不消说在“高郎去后”连“看上去很美”都不复存在时栽种的不良和残次品种、钱理群口中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崔永元担忧的批量生产的人渣了。其实，钱理群也犯了标新立异的毛病，硬要发明一个世说新语：“利己主义者”固然是之，“精致”何在？孔庆东猪头狗脸，污言秽语，奇丑无比，令人作呕，三分像人七分似鬼，精致吗？所以北大有“黄意诚”这种蛆蝇小爬虫算什么？孔庆东、张颐武那种大杂碎也多着哪！

十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白纸运动及其参加者的意义与价值

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革命和政治运动，都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既有英雄出世，更有沉渣泛起。真正义无反顾、自觉主动、处心积虑、有备而来、理性决绝投入其中的，永远是共产党最喜欢说的“极少极少数”。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一个京城著名的“恋爱角”，很快就无意外的成为了游手好闲、鸡鸣狗盗之徒热爱的好去处。当年我曾经和女朋友去猎奇过一回，那次我们分开从两条路走进去，一瞬间她就被一群奇形怪状、神头鬼脸、几十年后蔡奇要把他们刺刀见红的人众团团围住，嬉皮笑脸、荤言素语，吓得她顿时落荒而逃，我则在一旁茫然徒劳的用目光寻觅着哪怕头发长一点的人类；后来我们的身份被察觉可疑，一群人在后面追着她嚷嚷：“哥儿几个们都狼一样素着呢，你还敢招我们、凑热闹往嘴里送？”大约两个月后学潮骤起，一天我居然在广场的人山人海里，看见了那次给我记忆最深、哄的最起劲的一个下唇外翻，说话含含糊糊、流汤滴水的马脸高个子；我惊奇的过去问他：“你不是天天泡在恋爱角的那个人吗？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说：“现在谁还去那儿啊——那儿哪有这里热闹呀？”2012年9月日本决定将钓鱼岛国有化后，北京市民在警察如临大敌全程戒备、同时整箱提供投掷鸡蛋和矿泉水的照护下，去亮马河东路日本驻华使馆前抗议打砸。那几天我多次赴现场流连、盘桓、观摩，时而闭上双眼，想象着千百次在梦中重来的八九景象再现。在横飞的杂物、满地的垃圾、震天的口号、繁乱的标语、肮脏的叫骂和循环往复的游行队伍间，有两幅画面尤其让我印象深刻；一幅是一个罕见的漂亮女孩，额头缠着白布条，上写血红的“还我河山”，身上披着一面国旗，嘴里间断喊着：“中日必将一战！”，张扬四顾、招摇自盼的走在一个游行方队最前面，摆出各种姿势让倒行在前的几个人拍照——外围不外围不知道，是在首都和横店之间穿梭的北漂则属无疑，只可惜那时候还没有抖音供她出名。另一幅场景则简直让我震撼：一个领走一队抗议队伍的男青年，留着小平头，穿一身酷似鸭子标准装束的黑色紧身短袖体恤和王子裤，半蹲半跪在地下，两腿拧扭、全身蜷缩、曲腰躬背、拱肩凸胛、屈臂挥拳，面部狰狞痛苦、两腮咬牙切齿，那种心情煎熬、身体痉挛的痛不欲生样子，像极了当年形容张行唱《迟到》时的心脏病和癫痫症同时发作；他一遍遍捶胸顿足、声嘶力竭的用已经喊破了的嗓子，拿过去天桥“大刀向自己头上砍去”的卖艺人在练把式前的叫卖般声音，一字一顿、抑扬顿挫的惨声嚎叫：“小日本，我操、操、操你妈！”怪声怪气的既使人想笑，又提心吊胆他一口气没上来憋死；每当他几步一停的依次重复这套规定动作时，整队游行行列就不得不停下来，等着他扭动挣扎的躯体复原和危悬一线的大气出完。我忽然醒觉到：在共产党密不透风的罗网和铜墙铁壁的监牢里，中国人压抑的太深太久，稍微有一点可怜的缝隙和松动就会惊天动地、地动山摇的喷发与宣泄；同时，中国人像所有人类一样，有着强烈的拉风成名、自我表现、人前显胜、万众瞩目——用时髦的话叫成为“网红”——的本能与冲动，中国社会和制度从没有为绝大多数人的此类需求提供正常、公平、可行的方式与渠道，但这并未抑制中国人千方百计寻找“搏出位”机会的渴望，一有社会运动爆发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生难逢、甚至仅此一次的表现和成名时机。对处于这两种状态下的中国人，革命、抗日、民运、白纸、义和团和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的区别。北京反日行列里作秀的外围和鸭子、西安用铁锁砸穿过路司机头骨的暴徒只不过是典型的几例。在革命大潮高涨、民主大势所趋的时候，这些勒庞说的“乌合之众”也会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夹带着抢秀才娘子、宁式床和“零元购”一下。但大浪淘沙，他们很快就会原形毕露、淘汰殆尽，裸死在沙滩上。八九民运中南大的李录这样浑水摸鱼的投机者、北大夏斌这样脑子不灵的哄闹者如此，今天“黄意诚”和白纸运动中的一大部分人也概莫能外。

“黄意诚”冒白纸运动之名所行的丑为，败坏了运动的声誉，让人们倒尽胃口，以至对白纸运动本身也产生了情绪抵触，此类表达在推特上比比皆是。如上所说，“黄意诚”只是白纸运动中千百个上街围观者之一，和运动没有任何特殊关联；如果做以上想，恰好上了他招摇撞骗的当、入了他自以为计的彀。但是，海外民运同时也必须看到，国内万马齐喑、不见天日、窒息压抑了过长时间，三十几年里看不到半点光亮，白纸运动的突然爆发，让全世界如闻石破天惊、顿觉海阔天空，由此给予了过高的评价、过多的赞誉、过分的想象和过度的期望。其实，墙内开花墙外香，白纸运动在中国国内并未引起太大的影响和关注，究竟有多少人了解事实真相都很难言说。白纸运动的自发性、随机性、没准备性、无基础性、去中心性以及无理论、无纲领、无组织的“三无”特征，决定了它注定是短命的，一时而起、一哄而散，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成不了大的气候。白纸运动的参与者大部分是出于广场效应，一时激愤、瞬间冲动，很快就烟消云散、归于寂灭，不但无法锻造出一批长期、坚强的核心力量，而且即便暂时播下了火种，半年过去也会灰飞烟灭——甚至一部分参加者很快就会发自内心的歌功颂德之前封城清零如何英明后来及时解封怎样正确。白纸运动绝对无法和经过了十年思想启蒙、理论准备、人才培养、精神酝酿的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相提并论，波澜壮阔、气壮河山、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人心所向、同仇敌忾的八九民运播下的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烈焰，但即便是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又延烧了几年呢？漫说几年，有几个人知道：“六四”屠杀后，戒严部队公布的举报电话从第一天开始，每天就都被北京市民争先恐后的打爆了？

截屏自《美国之音：从六四到A4：两个世代的海外华人谈政治抗争》一文

十三、满口政治正确时髦话术，本质还是百年前一盘散沙（一）

与蓄意崩瓷、邪恶阴险和处心积虑的“黄意诚”不同，人在海外的“王涵”们则属于一群不明是非、不分善恶、不辨好歹、不分轻重、不循法理、不懂规则、不讲逻辑、不通事理、不近人情、不知规矩、不识大体、不顾大局、不晓后患的小浑球。从“王涵”在自由雕塑公园闹场后所发出的争辩声明里，可以一清二楚的看出他们内心世界里的这些十三不靠。

“王涵”们理直气壮的认为：“在‘六四’这样一个纪念自由精神的日子”集会的讲台上，自己想说、想说什么、想怎么说，是“天赋人权”、是生而“自由”、是随心所欲，不需要任何人的privilege，别人更无权去干涉和“文化审查”，否则就是“这自由雕塑公园还有自由可言吗”、就是有违弘扬自由的初衷。但是，他们却对下面几个基本的原则、理念、逻辑、情理和事实一窍不通：

第一、权力和自由——包括言论的权力和自由——有着明确定义与清晰边界，一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力和自由时不能侵犯和妨碍他人的权力和自由。“王涵”们明明知道，除他们之外参加自由雕塑公园活动的所有人，都是为了前来行使自己纪念“六四”、声讨和控诉共产党邪恶暴政的权力与自由，但他们却偏偏故意在活动中声张、宣传另类甚至不同和相反的言论与主张，破坏了现场的气氛、改变了活动的聚焦、转移了社会的视线、干扰了大众的情绪、阻碍了他人的言行、分散了人们的精力。这种行为已经明显侵犯和妨碍了他人的权力和自由，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制止和谴责。

第二、自由雕塑公园是陈维明与友人出资购买和建设，法律上属于私域而不是公地。在私域中，主人的观念、意见、权利和制定的规则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客人们必须予以尊重和服从。所有被邀请参加自由雕塑公园活动的人员事先都非常明悉和清楚活动的理念、诉求、内容和规则，接受邀请、同意出席意味着接受和同意了以上各项，类似于签署了格式合同和知情同意书。如果一个来宾临场的言行违背了活动理念、诉求、内容和规则，就是破坏了自己之前做出的承诺，理应受到阻止和惩戒——当然，按“王涵”们事后《声明》里的质问“这个活动到底是在关心性侵害和受害者权益，还是只是装装样子、空喊口号，却并不关心实际、具体的人呢？”来看，他们根本就从未搞明白活动的目的和内容。

第三，自由雕塑公园纪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活动暨“铁链女雕像”揭幕仪式是一个集会，现代集会有着举世公认、无一例外的既定规则，这就是文明人类普世通用的《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 rules of procedure）。在这个规则里，集会必须遵守一时一件、主题明确的原则，任何人发言都不得偏离当前集会的具体议题；会议主持人按照议事规则宣布开会制度和遵守裁判的原则、分配发言权、维持秩序、执行程序，具有最高的权威，所有人都得无条件服从；主持人对跑题发言要立即打断、对违规发言要立即制止，被打断和制止者必须接受裁决、中止发言。此次自由雕塑公园集会的议题和主旨非常具体，就是纪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控诉和声讨中共邪恶暴政及其酿成的人间惨剧，什么“父权”、“MeToo”、“性侵”、“追责王丹、要他回应指控”等等其他任何内容都属于偏离和无关，具有全权的会议主持人陈维明有权而且必须予以制止和打断。       

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虽然理论粗放又常自相矛盾、出尔反尔，但必须承认他具有惊人的观察力和概括力，凡中国政治、社会和人民的弊病、腐朽与劣根，他总能目光一掠，即有洞悉心得，三言两语，就能针贬入微；同时他观察宽博、涉猎广泛，就连这个《罗伯特议事规则》都亲自翻译、鼓吹，目光深远、一阵见血，到底不愧是一代伟人：

“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此《民权初步》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从孙中山的《民权初步》距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口口声声代表“未来”和“年轻人”的“王涵”们，离民国刚开始时的“初步”还差着一百步，真让人哭笑不得。“王涵”们对孙中山视为民国公民最基本素质和最基础知识的集会规则毫无所知、肆意践踏，被人指出和纠正后，还胡搅蛮缠、纠缠不休、死不认错，可见他们虽然满口当代时髦话题和惑众话术，本质上却还是一百多年前孙中山笔下有如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

第四、对基本的事理、人情和逻辑，“王涵”们完全是一无所知、无知无畏。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通情达理、说话做事符合逻辑、规矩和公序良俗，谙熟在什么情况下什么话能说或不能说、什么事能做或不能做。而小浑球则与此相反，礼义智信全不懂、脑中心里无禁忌、说话做事浑不吝，就像鲁迅写的那个在邻居家小孩过满月时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的缺心眼一样。人格教育完整的美国人非常尊重别人的感受，尤其注意和关切他人的情绪和感觉，所以平素迎奉恭承，远比中国人知情达趣：看上去像虚伪世故，其实是一种成熟、教养、礼貌、善良、道德和对世间众人万物的美好期望与祝福，国产巨婴们就从来没有过这种人格、成人和自主的教育与教养。巨婴百人嫌讨人厌，但尚还危害不大，如果巨婴又觉得自己真理在手、“政治正确”、合乎正义和占据了道德高地，非要霸王硬上弓的“It is my duty”的时候，那简直就是灾难了。在一年一度纪念“六四”、讨伐党祸、呼唤民主的主旋律鲜明，海外民运人士云集的那么一个庄严、难得的集会上，“王涵”们去抗议性侵、鼓动MeToo、打着“民主不通过性传播”的标语、把矛头转向不在场的王丹“追责、要他回应指控”，还振振有词说：“中共侵犯妇女权利要追责，那其他人的性侵就不用了吗？” ——这里是民运人士在集会追究中共的罪责，你却特地跑过来喊着要追究民运人士的责任，这像个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照他们自己说的，要“关心实际、具体的人”，那至少应该关心和追责张高丽性侵彭帅呀。王丹即便性骚扰也是个案，铁链女和张高丽则是结构性、制度性、普遍性的常态，这是基本常识。按正常思维，追责王丹、批评王丹，如果是客观、理性而不怀深仇大恨，用不着找这样一个不相干的场合去形同“踢馆”——当然，如果因为缺乏引起关注和轰动（用他们自己的话“出圈”）的机会，所以故意选择和利用了纪念“六四”的时机和这个著名的场合那就另当别论了——，更不会因此攻击海外民运、甚至否定追求民主的事业。王丹被指控性骚扰，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和民运没有关系，和他作为民运标志性人物的身份也没有关系；人性是复杂的，人有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社会角色，马丁.路德.金“白天巡回演讲，晚上集体嫖娼”丝毫不影响他民权运动领袖的光辉形象和感召力，托尔斯泰和罗素无药可救的性瘾也没妨碍他们成为历史公认的伟大作家和社会良心；反过来说，滕彪性侵心语，比川普以往类似行为还要生猛得多，但你不能因此说他和川普是一丘之貉，不能说他反对川普是口是心非，更不能否认他中魔沉溺于白左政治正确的事实。“王涵”们的行为，往好听说是少不更事，说难听的是狗屁不通、人事不懂。“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学生、甚至最早期的共产党激进青年，哪个不“匹夫有责”、“舍我其谁”、“历史使命”？哪个不理想热烈、信念坚定、追求执着？哪个不确信自己是替天行道、顺天应人、正义在身？哪个不觉得自己代表了人类进步方向、在从事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但最终，他们干出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殃及了多少普通无辜的生灵，造成了多少世上人间的惨剧，直至走上了反人类和阶级灭绝的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之路。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借汝而行”，今天我说：“平权平权、MeTooMeToo，多少罪恶借汝而行”！无论你们怎么解释，不管你们如何初衷，结果就是捣乱了现场、引发了冲突、转移了视线、扭曲了方向，亲痛仇快，伤害自己、合意敌人，做到了共产党千方百计、朝思暮想要做但难以做到的事情，成为共产党打着灯笼难找的义务打手和工具——这么不明是非、不知好歹、不识大体，纯粹属于“没事找抽”型，再加上一副嬉皮笑脸、专门整蛊的赖皮像，让人怎么看怎么像别有用心、制造混乱的共产党特务和魏京生认成了的“小流氓”。你们到了今天觉得委屈冤枉，又怨得了谁呢？

自由雕塑公园纪念“六四”三十四周年活动暨“铁链女雕像”揭幕仪式中“王涵”举牌闹场

十四、满口政治正确时髦话术，本质还是百年前一盘散沙（二）

“王涵”们一部分是在中国、一部分是在海外走完他们失败的“成人化”和初步的社会化过程的，但不管是何者，从他们的言行上看，都无愧于一个对权力和自由没有了解和训练而仅靠道听途说、一知半解、自我想象，同时缺少完整的人格教育和对人的基本关切、缺乏自主意志和自控能力的中国巨婴和小浑球称号。

至于在自由雕塑公园打着争取中国看黄片自由的标语，则是小浑球不懂事的顶峰造极。他们赤裸裸的诈疯魔、无理取闹、蓄意捣乱以哗众取宠和炒作出圈，以至连时刻挂在嘴上的政治正确都扔到一边去，直接换上这种低级、下作、无耻口号来吸引眼球——许多人断定是共产党在背后操纵小浑球们胡作非为，我想共产党对此固然大喜过望，但恐怕还不至于出谋划策的这么愚蠢下流、天怒人怨、丢人现眼、自寻死路——。其实，这些无知的小浑球连捣乱都不具备起码的让人看得上的基础，他们既不了解历史，更不懂得现实。1980年代中期，我拿着一盘电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秘制光盘，出西校门步行半个小时到当时经济系讲师、后来的北大副校长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一间房子的家里；刘伟把老婆孩子全都支出去，拉上窗帘，几个人像地下党阅读《挺进报》一样全神贯注、紧张激动、一言不发的看了两个小时；完后刘伟送我出去，鼓励我说：“以后有片子尽管拿过来看！”小浑球们不知道，今天的中国，已经换了人间，早就不需要争取“看黄片自由”了，连怀里抱着婴儿、内裤里藏着光碟、走街串巷兜售黄片的妇女都失业了，因为色情网站铺天盖地、泛滥成灾、信手拈来；真正没有“看黄片自由”的是美国。几年前我去MIT商学院看我当年的学生、现在任终身教授的H，他半截有课，让我在办公室电脑旁等他回来；他出门一会，又特意回来，郑重的叮嘱我：“千万别上黄色网站，如果学校发现这台电脑有记录，我就完了”；我听后大怒，痛斥说：“你可以怀疑我的道德，但不能怀疑我的见识！中国这些玩意多的我早都反了胃了，犯得着万里迢迢跑到美国，还要在等你的一点时间里争分夺秒、抓紧机会赶快过瘾吗？”可见这方面在中国是多么痛快而美国人是多么的不自由。

“王涵”们在《声明》最后还自以为掷地有声、义正词严的质问：“雕塑公园否定现在的年轻人，不就是在否定三十四年前的自己吗？否定年轻人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感，不就是在否定‘六四’的精神吗？”自以为抓住了对方命脉，让其哑口无言、辩无可辩。不说小浑球把云泥混为一谈体现出对八九“六四”的知之可怜，他们还根本无法理解：八九一代几十年来不但一直对历史在反思和重视，对自己也在始终不断的否定和修正。王丹当年也是逞强好胜，口舌之争起来无所不用其极，搞的当时历史系派去做他思想工作、后来做了黑石中国区主席的傅山苦不堪言，对我说他和王丹对话最后都不得不当场用笔写下来，已备有据可查；如今在媒体上看王丹成熟、稳重的多了——为什么敢称先知先觉、永远站在时代前列，就是因为随时在否定、纠正和升华之前的自己呀！

十五、老虎要打，苍蝇、跳蚤也拍

在此次由政治骗子、混混“黄意诚”和小浑球“王涵”一众们挑起的事端里，以魏京生为代表的民运师祖、自由先贤们的处置方式，倒是暗合了我的路径：或自重辈份，或顾全大局，或阳春白雪，或书卷雅致，不想自损身价，不愿亲痛仇快，不中小人之计，不使竖子成名，不令丑类得志，不与混蛋计较，故而视而不见、隐忍不发、一笑置之，最多耳根清净、拉黑了事。我作为旁观者，不是民运中人，不用如此不矜不伐、卑以自牧的蔚然虚怀；我天性打抱不平、辩冤白谤，平生雷霆万钧、嫉恶如仇，一向老虎要打，苍蝇、跳蚤也拍。如今看不下去，忍不住出面教训这伙政治骗子、混混和浑球，揭穿嘴脸、当头棒喝，同时正本清源、匡扶天下、救济人心。这些政治骗子、混混和小浑球，产前既妊娠不足，产后又营养不良，已然天生质劣，偏偏又长期在共产党的教唆、训练、濡染下生存和求活，被培养造就的浑身不入流的小流氓气，民运先贤们真的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周作人说写文章要有三分流气，李敖说做人同样要有三分流气，我把他们杠上加番。拾掇、惩治、调理这帮小流氓，我游刃有余、正当其人呀！

十六、海外“新一代行动者”与“老民运”的关联和异同

2005年9月19日至9月28日，李敖在中国进行了“神州文化之旅”，其中重头内容是在北大、清华和复旦的三场演讲。9月21日在北大演讲中，李敖坦率大胆、直言不讳，但他23日在清华的演讲却温和低调。事后，李敖否认外界猜疑他北大演讲后受到中共压力因此在清华才变化基调，回答说：他在北大是“金刚怒目”，在清华是“菩萨低眉”。如果借用同一个比喻，那么我文章的前十五节也是四大天王：走过了天王殿，后面就可以看到结珈趺坐、宝象慈悲、雨露万物、普渡天下的南海观世音菩萨了——

事先谁都没有想到，海外尤其是美国，一年一度纪念“六四”、反对中共暴政的例行活动在今年突然发生了三十多年里少有的重大变化，这就是很多年轻的新面孔出现，随之而来女权、反抗父权、MeToo、LGBTQIA性少数群体权力等等本不相关的内容被突如其来的强行植入。

这一新的重要现象，引起了海外民运和众多观察人士的热烈关注和纷纷评说。魏京生一边欣慰今年“特别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中青年的朋友占了大多数，妇女代表也比往年增加了”，一边特地强调了：“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穿插了一些不和谐的或者是搅局的杂音”。其他来自海外“社运人士”、“女权主义活动人士”、“性别平等关注者”等的评论更是东说西说的此伏彼起，其中以《从中国‘老民运’到新一代行动者，八九后两种政治观和行动观的迭代》和《为何说米兔议题中白纸一代和六四一代的冲突不可避免》两篇文章颇具代表性。在这后一部分的评论里，基本上对魏京生口中的“不和谐的或者是搅局的杂音”全盘肯定，并赋予了它时代性、先进性和必然性等“三个代表”式的意义。

今年海外“六四”纪念活动中出现的这一独特新现象，虽然直接诱因是六月初王丹遭到来自台湾的一系列性侵控诉以及再早前中国发生的白纸运动，但其更深层更本质的原因，则是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进步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种族和性别亚性别平权及其催生的MeToo、黑命贵运动等为代表的政治正确的思想生态和政治生态。

在近年来西方越来越占据压倒性主导地位的政治正确氛围里，保守的华人移民家庭的新一代青年也不可避免的关注、兴奋和倾情于MeToo、女权、LGBTQIA、少数和多元群体等等议题和相关的社会运动。不过，这些华人移民的后代在这些议题及其实践中的身份和话语却非常尴尬：因为政治正确的发明权和使用权都在白左，自己跟着起哄，总有拾人牙慧、抢人版权的心虚，而且也怕人家说一句：“照照镜子去吧，你的母国一大堆铁链女和张高丽的烂账不去管，倒有闲心骂我们女权不彰！”白右冷嘲热讽也罢了，要是疏不间亲的白左也来上这么一句，自己的脸往哪儿搁？白人同情、声援黑人天下感动和瞩目，换上个华人同情、声援黑人，连黑人本身都看不上，没准再怼你一下：“你算那根葱呀，比我们都等而下之还装逼高高在上的来同情我们？”一句话，美国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人、多数人和LGBTQIA之间的矛盾、分歧与对立，是人家自己的家务事，你一个外人插不上嘴，插了也没人赏脸。那么退一步，仅仅以华人的身份、站在华人的角度来发声呢？可即使这样，这些华人移民的新生一代青年也同样面临着尴尬，因为他们学非裔从受害者的角度谴责别人或者反过来学白人以施害者自居来自我赎罪都不太合适，换句话说，他们迫害别人和被别人迫害的资格都不具备：

首先，虽然少数族裔天然正确和先进，最具革命性、最有发言权，但白左嘴里的少数族裔好像不太关华人什么事，即使有华人受迫害的事实也很难像非裔遭到同类事件一样引起轰动和公愤，毕竟一辈子谁也未必能碰上一次“华命贵”那种天灾人祸；而且从一系列实证来看，歧视和排斥华人的主要是非裔而不是白人，可觉悟飞跃、思想升华的华人青年们宁愿忍气吞声、自我牺牲、无私奉献也不肯把矛头转向同一战壕的阶级兄弟，让黑人痛白人快——更别说一旦这样做，正确立即就会变为不正确，因为华人血统自来红的纯正度远远不如非裔。

其次，他们当然希望也能像白人一样以施害者的身份，高风亮节、大义灭己、大公无私的自我谴责和折磨——就像我北大85级黄师弟的女儿、当年在耶鲁大学英语系读三年级的黄艾琳（Eileen Huang）发表《我们和非裔站在一起——写给爸妈和华人社区的公开信》一样——，可害人精也有个资格限制呀，种族歧视是白人的专利，挥刀自宫也是白人的privilege，自己终究不好意思妄自尊大的硬要和别人争抢名号和特权，哪怕是恶名和自残的特权。

无奈之下，一部分华人移民新世代青年——虽然并非很多——只好把话题和关注目光回收、聚拢和局限在华人世界范围内。不过，华人文化传统决定的生活现实里，很难找到有关女权、MeToo、更别说LGBTQIA的好机会让他们大显身手，甚至连兜售的市场都没有。就在他们彷徨无措、茫然无着的时候，天降大任，去年白纸运动突然爆发了。以往八九“六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既遥远又陌生的地方许久之前发生的一件朦朦胧胧的往事，类似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但白纸运动却一下使中国成为世界聚焦的目标，并终于触发了他们对母国久违的关切；海外民运在白纸运动发生后立即组织的全球接力声援活动以及随后对八九“六四”和民主运动传承的探析，让他们第一次正式把注意力放到了在成年华人世界里始终备受瞩目的八九“六四”和八九“六四”一代人上，也对“民主”和海外民运发生了兴趣和关注。不懂历史和现实的他们以自己的立场和兴致很快就一厢情愿的想象出、发现了和寻找到白纸运动与八九“六四”中存在着他们挚爱的元素——女性、性少数群体、MeToo——、具备着与他们相同一致的目标诉求——争女权、反父权和性多元平等——、饱含着和他们共鸣的精神和价值——青年人独立思考、自主意识和责任感——。这种想象、发现和找到让他们顺利的把自己的追求和白纸运动、八九“六四”嫁接到一起，并本能的把白纸运动、八九“六四”纳入自己主观的轨道，同时也有意无意的借助二者放大自己的声音和散布自己的影响。

让魏京生“眼前一亮”的今年海外纪念“六四”活动中青年一代新面孔的另一群，就是“王涵”代表的一部分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自然优于那些在自由世界中犹自密报、威胁、殴打自己同学和香港、台湾人的被共产党精神和组织遥控的年轻败类们，但他们同样不具备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他们一方面深受当地政治正确风潮的濡染，另一方面对中国、对西方存在着模糊和谬误的认识，对中国民主运动和政治话题更缺乏兴趣。旅法异议人士蒋不下面这段话对他们有全面的描述：

截屏自《美国之音：从六四到A4：两个世代的海外华人谈政治抗争》一文

去年的中国白纸运动，触动和激活了这些留学生，使他们走过了和当地华人移民新世代在白纸运动之后同样的心路历程。很快，同受政治正确和进步主义支配，同对八九“六四”知之有限又毫无感同身受的两批人迅速合流。恰在此时，王丹“性骚扰”的偶发事件又给了他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们能从“民主不通过性传播”、“民主没有米兔，专制不会结束”这么一个角度介入八九“六四”和民主话题，使他们初心里的那套东西与八九“六四”和民主发生了关系并引导了有关八九“六四”和民主的叙事，还令他们和本来互不相干的海外民运产生了联系。本来毫无亮点、特质、新颖，既没有不同寻常的独特理念，也缺乏感染力和说服力，在华人圈子之外和之内都无声无息搞不出名堂的他们，居然靠着这种别出心裁的创意一下“出了圈”。海外民运对王丹的维护和对他们的批评，使他们更加认为自己占领了道德高地、真正继承了八九“六四”内涵并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超越了八九“六四”一代和海外民运先贤。

截屏自《为何说米兔议题中白纸一代和六四一代的冲突不可避免》一文

上面提到为年轻世代背书和礼赞的两篇文章《从中国‘老民运’到新一代行动者，八九后两种政治观和行动观的迭代》与《为何说米兔议题中白纸一代和六四一代的冲突不可避免》中，前一篇作者DT君虽然不像后一篇里吕频那样对历史无知，但对现实的认知则和她同样错位：他们都是将“老民运”（“六四一代”）和所谓“中国新一代行动者”（“白纸一代”）视为同一条战线的两代人进行比较，都是把西方和中国混肴、把今天西方现实去想象和移植到中国，以此来批评“老民运”脱节时代、歌颂新一代先进和超越、鼓吹世代必然更迭。而真实的情况是：“老民运”着眼于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确信反共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对他们来说西方的所谓政治正确属于别人的事情和未来中国的课题；海外“新一代”关注发生在中国之外华人世界的政治正确议题，中国和共产党的暴政无关他们切身，反共更属于海市蜃楼；两者各有目标和追求、政治观泾渭分明，对对方的兴奋点也都缺乏兴趣，也很少交集和关联。用容易理解的话说，他们之间等同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区别、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区别，现代一点比喻就相当于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区别——在共产主义制度里，上述双方不可能共存于世上，在民主社会里它们不会你死我活、但也绝不可能合流为一。“老民运”和海外“新一代”不是行动观和代际的差异、分歧与冲突，而是价值观和根本宗旨以及位置、坐标的完全不同，两者无法也不该比较。不存在“老一代”与时代的脱节、落伍，将来也绝非是世代交替：中国的问题不解决，反共大业不完成，中华民族不实现自由解放，“老一代”的价值观和根本宗旨就不会被取代和改变，结果只能是海外“新一代”中的一大部分人最终在血淋淋的教训后认同了“老一代”的使命和方向。

另一个真实情况是：《为何说米兔议题中白纸一代和六四一代的冲突不可避免》中那个“女权活动人士”吕频说的、“孤悬于欧美与中国两个社会之间”的中国海外民主运动麻木不觉的“国内思潮，比如轰轰烈烈的的女权运动”以及“纽约民主沙龙”“致力于关心”的“中国社会运动”真的存在吗？怎么常居国内的我不知道，久住美国的他们却张嘴就来？这些“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主角是谁？是张薇吗？是进了男厕所又对主人满口抱怨的女大学生吗？我怎么看到的都是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主动“肉偿”呢？即便有“轰轰烈烈的的女权运动”和“中国社会运动”恐怕也早被共产党维稳进监狱了吧？给共产党脸上贴金也没有这么信口开河的吧！

截屏自《为何说米兔议题中白纸一代和六四一代的冲突不可避免》一文

十六、“LGBTQIA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从散见于各个媒体、自媒体、网络、推特上的新闻、谈话、访问、文字等等的表述中，可以一再验证出海外新一代们的内心世界和信仰追求：

截屏自“王涵”的《声明》

截屏自《从中国‘老民运’到新一代行动者，八九后两种政治观和行动观的迭代》一文

“我们呼吁王丹积极回应此事，承担法律及道德责任，实践他在1988-1989年创立组织北大民主沙龙的初衷”……(纽约民主沙龙)“致力于为关心中国社会运动的人们提供一个安全和相互支持的交流空间”……“我们坚信，民主自由的目标与其实现方法必须一致。只有充分体察并积极回应包括性暴力幸存者在内所有受压迫者的诉求，一个民主自由、多元包容的社会才会最终建立。”

摘自《纽约民主沙龙6月2日关于王丹被指控性侵及性骚扰的声明》

从上面信手拈来、随便截取的这些言论可以清楚的看出，在西方世界长大、不了解中国人民苦难和共产党罪行的海外年轻一代关注、致力和对“六四”理解的与饱受共产党迫害、致力于铲除共产主义和使中国人民获得彻底自由解放的海外民运完全不是一件事，虽然两者有时共用同样的词汇——当然，像拉塞尔.柯克在《保守主义思想：从柏克到艾略特》中说的，西方左派早已经把“平等、自由、民主、多元”这些西方传统价值进行了激进和面目全非的改造。

如果以上众多表达还不够赤裸裸的话，下面这段带有强烈仇恨情绪的话则是图穷匕首见的不加丝毫掩饰了：　　　 　

截屏自《为何说米兔议题中白纸一代和六四一代的冲突不可避免》一文

在男权长期惨痛摧残下“压迫深，反抗重”的小K，把全部自身都痛心疾首的投入到了女权运动里，以致于不但不懂得罗刹国共产极权制度和普通“威权国家”的根本区别、不知道中国民主运动和一般“民权运动”的本质不同——比如韩国民主化之前的朴正熙、全斗涣军事独裁和朝鲜金家王朝完全是两回事——，而且相信与性骚扰相比，党派立场、八九“六四”、两岸问题都不值一谈。“女性没有祖国，女性是天然的无政府主义者”、“说到底性骚扰的事儿和什么党派立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她的言外之意很明确：别跟我提什么中国的苦难和共产党的压迫，这些和我没关系；我没有什么党派立场，专门反抗性骚扰，不管它发生在哪个国家里哪个政党下都一样；如果共产党像宣示的那样能最大程度解放妇女、保护妇女权益，我们就坚决拥护共产党。女性是人类的一部分，并不比其他人更特殊、更重要；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一部分人的权力也不更优于全体人的权力。在共产党统治下，疫情降临、洪水泛滥的时候，玉石俱焚、童叟无逃，同一个中国，同一种命运，没有谁会比别人更安全或更不安全。在2020年3月的武汉、在2022年4月的上海、在2023年8月的涿州，你去谈什么女权、追求什么“去等级化、去权威化”、推动什么“多样化的社会”，不是天方夜谭、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是什么？你不信、蔑视“先有人权，再有女权”可以，但你们作为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起码应该比一百年前化外蛮夷、天涯海角的渔村愚妇要见识多、觉悟高一点吧？红色娘子军还知道“吃人的旧社会是妇女受压迫根源”、“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呢！

不过，这套思维也并非是“女权主义者”基于萨特“受侮辱与受迫害”的性别角色所特别怀抱的激进执念。“纽约民主沙龙”公开宣称：“民主沙龙永远与各类受压迫者和抗争者站在一起”——除了急不可耐赶紧表达自己“政治正确”的态度和内容，还公开告诉外界：受共产党压迫者和受王丹压迫者本质是一样的，抗争共产党和抗争王丹的意义实质是相同的。政治骗子和混混“黄意诚”不用说了，在受他蛊惑、与他同流合污的海外华人“政治正确”青年的眼中，魏京生和习近平如出一辙，海外民运“专制”和共产党极权没有二致，民主志士们追求的民主和习近平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丘之貉，民运先贤和共产党同样应该被历史淘汰：

看到这里，那些狂热认同和坚决响应美国民主党及其政治叙事的民运人士们，想必已经悬崖勒马的警醒到：极左思潮和走火入魔的政治正确对包括华人在内青年一代的负面影响，并通过他们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干扰和破坏有多么的巨大。

客观说，海外年轻一代热衷的议题是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更长远、更高级、更进化、更终极、更永久的课题，而民主则是政治落后国家首要和迫切的任务，“政治正确”的相关内容对处在政治原始社会状态的中国是后革命时期的议题，所以就像鲁迅“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那样“政治正确”也应该缓行。民主是政治革命，女权是社会革命，而革命有其客观规律和阶段性，不能强行超越，一旦激进和跨越，就会造成大饥荒、大屠杀、大灭绝，这连丧心病狂的共产主义分子在歇斯底里症的间歇期间都不敢否认。话虽然这么说，但在实践中，人权和女权可以并行不悖的追求，人权本身就包括着、涵盖了女权，也鲜有两者只能择一的情况发生。事实上，海外民运从来没有说过“人权大于女权”，也从来没有将人权和女权彼此对立，更从来没有在追求人权的过程中忽视、贬低过女权和LGBT：陈维明特别以铁链女雕像揭幕作为今年纪念“六四”活动开端是一个鲜明的例证，王丹在海外民运中的身份和地位也是一个样板。我实在看不出来海外民运是如何像“小K”说的那样，让“女性的苦难再一次成为一个噱头”、使“女性的身体又一次成为工具”的——无意或故意将人权与女权、LGBTQIA权力对立起来的恰恰是患了迫害妄想症的海外女权主义者，“人权是否要压倒女权”是他们的自问自答。

共产党长期以来愚弄世人说“生存权大于人权”，从而用生存权的借口掩盖他们践踏人权的罪行；如今海外华人左派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告诉世人“女权大于人权”，用女权否定对人权的关注和追求。海外华人左派们混肴矛盾、蒙蔽视听，他们鼓吹在任何制度下都存在女权问题，否认民主社会和共产世界的本质不同；他们不反共、只反女权的敌人，一切根据对女权的态度来衡量善恶和判断敌我，哪里没有女权哪里就是自己的敌人；他们不仅相信海外不能为了推动中国民主而忽略政治正确，而且把这套原则引入中国国内，宣称在中国国内政治正确和实现民主同样紧迫和重要；他们无知和蓄意的把“六四”和MeToo、女权拉扯在一起，歪曲八九民运是为了平权、今天纪念“六四”是为了伸张女权和少数性群体的权利。口口声声心系女性苦难的海外“女权主义者”们，无视最近几年里九死一生的经历告诉中国人的事实：没有人权就没有生存权；口口声声“性骚扰的事儿和什么党派立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小K们，无视上至欢乐组下至偷越国境被穿了琵琶骨的朝鲜女性们，没有人权谈何女权？华人新生一代张口闭口海外民运不让他们表达不同意见是和共产党一样，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地方表达不同意见会遭受酷刑折磨；华人女权主义者闭口张口任何社会里都有男权存在，她们根本不了解当你起而抗议时制度不同结果会如水火两重天——而这一切，正是共产党求之不得、乘火打劫的好机会。

对海外民运来说，在一些时候和一些情形里，在有合作有团结有斗争的条件下，可以和海外的年轻左派们结成暂时的统一战线；但必须清楚，他们绝非自己的同路人，对中国民主运动也是经常有害的。他们中一些毫无理论和思想基础、对历史和现实特别无知，同时又自以为的，哪怕现在不是，将来也很容易成为共产党的打手和帮凶。海外民运可以教育他们、影响他们、提升他们、挽救他们，但无需花费特别多的时间和精力，也不要报太大的幻想，中国民主未来的希望不在他们身上。另一方面，海外民运也应该清楚：西方的政治正确对现时中国民主运动没有帮助，有的只是转移人们斗争视线和目标的毁坏作用，连当年改良主义、工团主义、费边主义的意义都起不到，两者完全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尽管前面说过，海外民运对杂杂碎碎的茶壶里风波没必要计较和纠缠，但像今年“六四”这样，别有用心的政治骗子、混混加上一帮屁事不懂浑不吝、又自以为占据道义制高点的小浑球们死缠烂打的来搅局，你还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海外民运和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不去强求他们什么，更不去批评他们什么，如果他们硬要主动攻击、非要主动挑衅，事关大局，该揭露的揭露、该澄清的澄清、该批判的批判、该拨乱反正的拨乱反正、该正本清源的正本清源、该肃清流毒的肃清流毒，能改变他们一个就改变一个，能教育一个旁观者就教育一个；其他的，只有等再一次岳昕那样血淋淋的事实来教训他们，唤醒和打破他们的梦境——当然，政治骗子和混混“黄意诚”是不可救药的。2021年6月初，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等独立学院的学生因为自己学院要被合并转设成职业技术大学而发起抗议，被前来镇压的警察打得头破血流，在传出来的视频里，无数女学生委屈、错愕、震颤、惊奇、失声、哭腔的尖叫：“啊，把人揪着头发在地上拖！满头都是血！警察怎么打人了？警察怎么能打人呢?”看着视频的我，几乎发出了和女孩们同样错愕和惊奇的尖叫：“她们怎么这个都不知道？她们怎么能连这个都奇怪呢？”这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日常头脑都懒得动眼皮都懒得张一下，平素里屁股被路人碰了就会拿起电话报警的准张薇们，真的以为中国警察天生就是扶危解困、为她们主持正义和服务效力的，也难怪一旦中山狼原形毕露吐出獠牙的时候能大惊失色、发出那么难以置信的声音。这又让我想起了我的老熟人、习近平的发小、著名太子党林炎志“六四”前后铿锵有力的名言：“警察为什么不能打人？警察就是打人的！”但是，这些尖叫的糊涂女孩男孩们，真能记住这个教训吗？连陈希同、薄熙来、胡锦涛这些人精们都亦步亦趋的重蹈前人覆辙，一次次的自作自受、后知不觉、请君入瓮，指望这些妈宝们，恐怕终究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更何况“王涵”们人在海外，连血都未必能看得见。

2021年6月南京师大中北学院学生抗议学院被合并转设成职业技术大学，遭镇警察打得头破血流

作为DT君、吕频那样的第三者，不再是不明事理、不知深浅、不懂轻重的小浑球，理应负起自己的责任，调和和弱化“老民运”、“六四一代”和“新一代行动者”、“白纸一代”之间的矛盾，使彼此和平相处、各行其道，而不是自以为新颖创意、别出心裁的推波助澜，刻意比较和褒贬，强调冲突和更迭，加剧两者的对立和分裂。当然，这些人和海外民运没有共同点，却和共产党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藕断丝连的联系，他们很明白从这个角度叙述和评论“六四”，最温和、最安全、最不惹怒共产党、最能为共产党宽容、也最讨共产党欢心。

十八、“白纸一代”是一个伪概念

在“黄意诚”对外媒说出：“這（白纸运动）是我們一代人共同的記憶，我觉得可以把90至95這一代人叫做‘白紙一代’”的前后，“白紙一代”一词开始在海外媒体和自媒体上流行开来。为自己定位、将自己定格、为自己贴标、替自己美容、给自己找到历史中的位置和坐标，是一个世代和一个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文革一代”、“改革开放一代”、“八九一代”，就连充满了苦难、压抑、屈辱、扭曲、惨痛记忆和心声的那一批人，在几十年后都可堪和特意回首的共同自我标榜为“知青一代“、“北大荒一代”，不约而同的在虚幻的想象、忘却的背叛或刻意的美化中挖掘和寻觅残酷青春里的“血色浪漫”，可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切身感受到苍白、茫然、失措、无价值、乏善可陈的“黄意诚”一代人当然更不例外：别人可以称他们是“跨掉的一代”、“废青的一代”、“巨婴的一代”，他们本身则尤其渴望和需要找到为自己遮羞、粉饰与贴金的标签及其依据。

要以一个事件命名某一代人，首先，这一事件一定是发生在某一代人形成世界观和完成社会化的最关键时期，即二十岁前后的青春岁月；其次，这一事件必须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有长期的酝酿过程、相当的持续时间，波及到青春岁月中某一代的所有人，影响巨大、意义深远，足以震撼现实和影响未来；第三，这一事件给青春岁月中某一代人里的绝大部分成员留下了共同或者相似的终身记忆、烙印和影响，涂抹了他们共同的心理底色，而他们对这一事件也有着大致一致的倾向、认识、评价和判断；第四，这一事件是某一代人一生中发生和经历的最重大、最感受深刻、最铭心入骨的事件，对其人生和成长有着明显、持久的影响，没有任何其他事件能与之相提并论。按照这些标准，我们把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称为“五四一代”，把习近平、李克强、薄熙来等称为“文革一代”，把贺延光，韩志雄，王军涛等等（见胡平《四五英雄今何在？》一文）称为“四五一代”，把魏京生、胡平等称为“民主墙一代”，把王丹、李进进等称为“八九‘六四’一代”。

再看白纸运动，它不像五四运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多年的孕育，不像“文革”形成于共产党意识形态几十年的怂恿，不像四五运动和 民主墙运动来源于中国人民近三十年对共产极权制度的觉醒和痛恨，不像八九民主运动经历了改革开放十年的逐步积累。白纸运动不但规模、涉及和参与的人数相比全民动员的五四、“文革”和一九八九民主运动是九牛一毛，即便与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也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它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国内大部分年轻人甚至对它闻所未闻，而事件整个也只有短短几天。白纸运动是不是一个影响巨大、意义深远、能够影响未来的历史性事件尚有待时间验证，但它绝对算不了对二十岁前后青春岁月的绝大部分成员留下了共同的终身记忆、烙印和影响则已是事实。因此，从没有什么“白纸一代”，“白纸一代”是一个伪概念。其实，除了跑出中国、逃到国外的“黄意诚”几个妙手空空，插标而沽、自抬身价、实其所无、沐猴而冠、拉大旗作虎皮的把自己命名为“白纸一代”之外，在中国没有人会想到要这样称谓自己。如果一定要把“白纸”两个字和“黄意诚”一代中国人联系到一起、用“白纸一代”命名他们，那涵义只能是：“灵魂和精神如同白纸一样一无所有的一代”。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白纸运动发生在中国，但“白纸一代”全诞生在外国。“黄意诚”类似几个之外，还有两个群体也自称“白纸一代”：一个是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他们只是在运动的事后对着外国人和外国警察手举过白纸，同时还忘不了戴上口罩；另一个群体就是上一节讲过的那些自小在国外生活、近年在政治正确的极左氛围中长大的第N代移民青年。

这后一个群体和中国白纸运动的抗议者们没有共同处境，没有共同经历，没有共同思想、观念和追求。本来，他们心心所念和兴趣所在的只是华人圈子里涉及到政治正确的有关议题，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存亡苦乐既不关心，也无所知，更不共情。白纸运动的突然爆发，一下把他们的目光引向了遥远又陌生的母国。他们不想放过、力图利用白纸运动的影响力来扩大自己的声望与声音，于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出和寻找到白纸运动中存在着的他们挚爱的元素——女性、少数性群体——和与他们相同一致的目标诉求——争女权、反父权和性多元平等——，然后毫无违和感的称呼自己是“白纸一代”。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这种山寨行为更加进一步的做实了“白纸一代”是一个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