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以来的重大国耻/那十年国家损失几何?/映射出一段丑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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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叶脉先生:1945年以来的重大国耻
东方头条
之一：国共内战
八年抗战，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光荣。但是此后的国共内战，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国耻。当打败共同的敌人后，即使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我们竟然没有智慧和诚意找到一个和平建国的可行办法。战役如淮海大战，是140万中国儿女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残杀！当一个中国农民的孩子把刺刀恶狠狠的捅进另外一个中国农民的孩子胸膛的时候，无论毛还是蒋，都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莫言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工作人员请他留言。莫言犹豫了一会写下：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十几年前，《大决战》上演。面对这种手足相残，电影院里一片欢呼，这种欢呼，是这种耻辱的更耻辱的注解。
之二：北韩冤魂
无论那场战争，胜也罢，败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把半个朝鲜的人民置于一个人类最残暴的政权下60年！是我们使他们在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中受尽煎熬！历史不会原谅我们！
感谢美国吧，使我们的罪孽减少了一半。
之三：反右
摆出谦虚的态度，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实际却是“引蛇出洞”，以便一网打尽。从此无人敢说真话。从此说谎变成中国人生存必修课。
世界上，除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欺骗，有比此更无耻的事情吗？
之四：三年饥荒
这场饥荒的耻辱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其始作俑者都要以“自然灾害”来推搪——这其实使耻辱更加强烈。
在饥荒的时候，我们在大量出口粮食。
在饥荒的时候，我们拿出了比还苏联债务更多的钱去援助第三世界。
在饥荒的时候，凤阳书记感慨：多好的人民啊，宁可饿死也不抢国库粮食。——这话反过来就是：多糟糕的ZF啊，看着老百姓饿死也不开仓赈济。
之五：十年文革
那是一场浩劫，也是一场耻辱。一个民族完成大跃进和文革任何一样丑剧，就根本没有资格再自吹自擂。
提起日本侵略者，中国人会把一堆的贬义词奉上。
可是，日本人最起码没有这样对待日本人吧？
什么样的民族会把自己的国家精英关进牛棚？
什么样的民族会把自己的社会栋梁摧残殆尽？
什么样的民族会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
答案已经有了！
之六：篡改历史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把对中国有天高地厚之恩，存亡续绝之义的盟友描绘成野心狼。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闭口不提为国血战捐躯的国军将士的赫赫功勋。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把宏观上祸水南引、微观上在东北犯下滔天大罪的苏联当成恩人。
中国的教科书，指责美国朝日本扔原子弹。
想再说几个平常的：
几十年前，大家饿得面有菜色，而洋人出入凭兑换劵消费的友谊商店里货品琳琅满目，在自己国土上变相地施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算不算一耻？
直到现在，洋人出入的宾馆和涉外写字楼可以随便看CNN、HBO、凤凰星空，百姓却不能自由加装卫星天线。同样也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这个算不算？
每年公车公款吃喝玩乐报销掉几千个亿，而教育医疗低保却欠一屁股帐，这个也算吧？
还有，每年纳税几千上万，养活一班大爷公仆，自己手上却连一张真正的选票也没有，这个算不算？
在自己的国土上，防民如防贼，数亿个摄像头盯梢，维稳费用上万亿连年超过国防开支，这个也算吧？
世界上动用上亿国家财政，举国上下普天同庆地庆祝一个党派所谓的百岁生日的国家仅此一家了吧？！记得上一次好像是三十年代的德国。请问对面“腐败”的台湾民进党国民党，“愚蠢”的拜登政权，还有马克龙、安倍晋三，敢用国家财政为自己的政党庆生吗？
这个算不算？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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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十年，国家损失几何？
据统计，文革那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
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
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那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这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
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革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
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
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
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
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
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这五大件置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
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
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
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1977年6月，万里担任安徽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
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
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
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
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
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
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
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
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等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
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
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
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
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
中央领导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
人们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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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兰：一部书一个作家的遭遇，映射出一段丑恶的历史
07-06 03:44
基奇安·塔比泽，被誉为格鲁吉亚最伟大的诗人，1937年苏联“大清洗”时期，他被他的格鲁吉亚老乡斯大林下令枪决。
塔比泽的遗物中，有一叠还没有使用的有水印的稿纸。塔比泽的遗孀将这叠稿纸送给塔比泽的生前挚友、作家和翻译家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收到稿纸后，悲痛欲绝，他流着泪给塔比泽的遗孀写信说：希望我的文字配得上您丈夫的纸张。
9年后的1946年，苏联又掀起镇压知识分子运动。9月9日，《真理报》刊登苏联作家联盟的一项决议，指责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缺乏意识形态的作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帕斯捷尔纳克在被秘密警察严密监视的一个朋友家里，向几个好友朗读了他写在塔比泽留下的那些珍贵稿纸上的、一部还没有取名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
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完全配得上那些稿纸。那部小说，就是后来在东西方两大阵营都引起极大震动的《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的“反动地下朗读活动”立即被秘密警察汇报给斯大林。鉴于帕斯捷尔纳克具有很高的国际声望，那年他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其后的几年，他连续获得8次提名），因此斯大林批文，暂且放过帕斯捷尔纳克，在适当的时候惩罚和他亲近的人，以此作为对他的警告。
于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成了替罪羊。
1949年10月，已经怀胎5个月的伊文斯卡娅被抄家，随后被逮捕。格别乌（克格勃的前身）用各种酷刑折磨这个柔弱的女人，逼迫她指证帕斯捷尔纳克叛国。酷刑致使她肚里的胎儿流产。然而，格别乌低估了一个女人的爱，伊文斯卡娅即使失去生命，也决不背叛她深爱的男人，更何况这是卑鄙的陷害。她拒绝在任何诬陷和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所谓“口供”和声明上签字。
只要被格别乌逮捕，无罪释放是断无可能的。1950年7月，伊文斯卡娅被指控“与间谍嫌疑人密切接触”，判处在劳动营服苦役5年。
苏联当局的意图昭然若揭。帕斯捷尔纳克当然清楚，惩罚伊文斯卡娅，就是为了恐吓和阻止他继续写作那部小说。
然而，当局卑劣的行径，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自己心爱的女人无辜罹罪，这不仅使帕斯捷尔纳克更加认识了当局的丑恶，也对他形成了极大的激励，促使他倾注全部心血投入到那部小说的创作中，并且将书中的女主人公“拉拉”更多地注入伊文斯卡娅的因子，以此来回报伊文斯卡娅给予他的真挚不渝的爱情。
1955年，伊文斯卡娅出狱。帕斯捷尔纳克也在打压、恐吓的环境下完成了《日瓦戈医生》的写作。他激动地拥抱伊文斯卡娅，对她说：“我找到了所有的魔鬼，就是它们导致了几十年来的苦难、惶惑、惊愕和争执！”
（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
《日瓦戈医生》以爱情为主线，讲述了医生日瓦戈不到40年的短暂的人生历程，其背景涵盖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建设等等重大历史事件。
那时，斯大林已经死了，赫鲁晓夫上台。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秘密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这使得帕斯捷尔纳克依稀看到了变革的曙光。
于是，他把书稿同时交给《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国家出版社，以期刊印出版。可是，国家出版社将书稿搁置一边，任由其蒙上灰尘，而《新世界》不仅拒绝发表，还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退稿单中附上了一封由几个著名御用文人签名的信，严厉谴责小说“反苏、反人民”。
气愤和无奈之下，帕斯捷尔纳克只好选择境外出版。
1956年7月，《日瓦戈医生》的手稿几经辗转，到了一个意大利共产党员、29岁的米兰出版商菲尔特瑞奈利手里。菲尔特瑞奈利不懂俄语，他把手稿交给一个斯拉夫语言文化专家审阅。几天后，菲尔特瑞奈利收到了一句令他震惊的评语：“不出版这样一部小说等于犯下反文化罪！”
（著名画家朱乙夫先生油画 那块坚硬的云）
克格勃的间谍网很快就得知了书稿的去向，他们拦截帕斯捷尔纳克和海外的通信，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文化部在给克里姆林宫的报告中，斥责这部小说“恶毒攻击十月革命”，帕斯捷尔纳克的行为是“叛国”。
外交部和意大利共产党取得联系，并派出苏联作家联盟高官苏尔科夫亲赴意大利，对菲尔特瑞奈利威逼利诱，极力阻止《日瓦戈医生》的出版。据说，那天苏尔科夫在菲尔特瑞奈利的办公室发出的吼叫，连大街上都能听到。然而正直的菲尔特瑞奈利没有在恐吓中退却，他回敬苏尔科夫：“我是自由世界的自由出版商。出版这本小说是对苏联文学的伟大叙事作品的致敬。”
1957年11月15日，《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出版，立即引起轰动。
《日瓦戈医生》俄文版由美国中情局资助，在荷兰海牙印刷，于1958年9月的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上，由梵蒂冈的神父向苏联游客发放。
苏联游客知道这是一部禁书，因此一拿到书，立刻就把书的封面撕掉，再把书分拆成几部分，分别装在不同的地方，神父发放的500本书就这样被带进了苏联。
从1946年到1957年，帕斯捷尔纳克已经获得了8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58年10月23日，凭借《日瓦戈医生》，诺贝尔文学奖甄选委员会无视苏联的警告——“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的敌人，给他颁奖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
阻止“苏联的敌人”获奖失败，苏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掀起一场对帕斯捷尔纳克和《日瓦戈医生》的全民大批斗。
诺奖公布的第二天，10月24日，克里姆林宫向帕斯捷尔纳克下发拒绝领奖的命令。
25日，《真理报》、《文艺报》率先发表《挑衅性的国际反应》、《一株文学毒草引起的反动宣传泛滥》等社论，咒骂帕斯捷尔纳克是“恶毒的文学势利小人”、“他是因为自愿充当反苏宣传的腐朽钓饵才获奖”。
随后，苏联的全部宣传机器火力全开，近千位“作家”、广播、电视、报纸、学术刊物、甚至包括儿童杂志，全都对诺奖和帕斯捷尔纳克发出整齐划一的谩骂和谴责。
与此同时，帕斯捷尔纳克被软禁在家中，中央委员会派来一位“护士”住在他的家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全民大批斗和软禁的重压，使得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几乎崩溃。他无力对抗这一切。他想到了死，也许只有死，才能给无耻的当局绵软的一击。——是伊文斯卡娅的爱和劝说，最终使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为了保护家人和朋友免遭迫害，帕斯捷尔纳克被迫选择了投降。他按照苏联政府的指令，致电瑞典文学院，宣布拒绝领奖。
可是，全民大批斗和围剿并没有因为他的投降而停止，反而越发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攻击他的语言也越来越恶毒。
一年多后的1960年5月30日，这位正直的、在腐恶烂泥中艰难跋涉的思考者永远闭上了他那双睿智的眼睛，离开了这个让他爱恨交加的世界，终年70岁。
后记：
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后仅仅3个月，伊文斯卡娅再次被捕。克格勃高官亲自对她进行审讯，逼迫她供认《日瓦戈医生》并非帕斯捷尔纳克亲笔所写，而是由她代笔完成，证据是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写给她一封情书，情书上写道：“谁也没有想到，这本书整个都是你写的——你站在我身后引导我的手，这本书完全归功于你。”
对此，伊文斯卡娅轻蔑地回敬道：“也许你从来没爱过一个女人，所以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情。”
没有得到想要的口供，并不妨碍给伊文斯卡娅定罪。苏联当局把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怒火倾泻到他最爱的人身上，竟然给伊文斯卡娅胡乱安了一个“倒卖外汇”的罪名，判处她发配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八年，就连她的女儿也不放过，判处3年徒刑。
1964年，赫鲁晓夫被“宫廷政变”赶下台。下台后，赫鲁晓夫对自己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有所反省，不仅偷偷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而且让儿子把他当年禁止出版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奥威尔的《1984》等“反动书籍”秘密带回家阅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给苏联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为自己对待帕斯捷尔纳克的行为真心感到悔恨。”
1986年，苏联政府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
1988年，苏联国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日瓦戈医生》。
1990年，帕斯捷尔纳克诞辰1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一年命名为“帕斯捷尔纳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