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上“英语史”之三：同学

    第一堂课走进教室一看，果然学生不少，几乎快坐满了，应该有3、40个人吧，还包括5、6个外国学生。但2、3个星期下来，只剩不到20个人了，外国学生就剩我和另一个印度女孩。本来还有一个刚入学不久的中国女孩，她是多年来我们专业的第二个中国学生，本科是正宗英语系的，不像我半路出家，基础不牢,但她最后也决定放弃。剩下的学生中，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大概各占三分之一。

　　最牛的一个学生叫Carrie，坐在我前排，大概2、30岁吧，一般美国女孩到20岁后就很难判断年龄。我对她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好像对这门课是轻车熟路，每当我手忙脚乱或愁眉苦脸的时候，她都能轻松自如地回答问题或参与讨论，而且颇有见地。她的发音和语速标准流畅，还配合着恰到好处的手势，让人听起来实在觉得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像听H博士讲课我老是挣扎着弄懂意思。所以时不时我就会有一种遗憾的感觉：为什么Carrie不是这门课的老师呢？另外她的穿着打扮也很讲究，不像一般的美国学生天天都是T恤加牛仔裤。再加上她那一头漂亮的金色长发和苗条身材，显得十分雅致。有一次我跟H博士上她办公室的时候，见Carrie开门进了楼下另一间办公室，所以一直没有弄清她的来历。估计要猜也很难猜对，因为我曾经跟我们学校MBA的一把手A博士同班修过好几门课。

　　坐在教室后面角落有一位个子高高的男生，估计不太年轻，亮亮的光头十分引人注目。他也算是班上的一个牛人，经常发言，而且语言幽默，常引得全班哄堂大笑。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折磨，因为大多时候我不知道该笑还是不该笑。那时我就深深体会到了赵宁在他的《赵宁留美记》中的感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美讲笑话。

　　坐在我左边的女孩是那种典型的美国本科生，年龄不大，穿着随意，上课可来可不来，可听可不听。常常在讲义的背面画漫画，水平还挺高，要不然就一直在电子记事本上写写画画，头都不抬一下。偶尔听上十几分钟，大胆发问或回答。若是发现我找不到正在讲授的内容，就递过资料让我看一眼页码。我开始以为她是地道的美国人，因为她讲话非常流利，而且笑话俚语俗语十分精通，但慢慢发现她有一种特别的口音，不太象美国方言。相互熟悉以后问她，得知她出生在保加利亚，大概是12、3岁时来美国，已完全融入美国社会，但英语是她的第二语言。

　　还有一个女同学怀孕很久了，行动不太灵活，总是坐在最靠近门口的位置，上课时好方便进出。她说曾去中国教过英语，可惜我们没怎么交流过，因为坐得太远。怀孕的学生也能上学，这在美国校园里十分普遍，不少能干的学生，包括一些留学生，几年下来，孩子有了，学位也拿了，什么都没耽误。但国内似乎不行，至少我们当年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一直对她们有特别的崇敬感。

　　那位印度女孩是我唯一讨厌的学生。开始时她总是一个人远远坐在后面，跟谁也不讲话，而且经常迟到，打断大家上课，还毫无愧意。不管老师有没有开讲，她坐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掏出一包薯片大嚼特嚼。她总是穿着一套传统的印度莎丽，却戴了一顶印有我们大学标志的棒球帽，显得那么不伦不类。后来跟她打过一次招呼后她就转移到我旁边的座位上，我很惊讶她从来不带课本，也很少带讲义，却常拿着一本小说。不过她听课很认真，拼命记笔记，不管老师在讲什么内容，用什么材料，她一眼不看也能笔走如飞，搞得我对她越来越佩服，尤其是我在听天书的时候，差点儿把她归到牛人一类。我知道不少印度学生的英文听说能力相当不错，因为大多数印度学校的教学语言是英语。所以第一个月我好羡慕她可以听懂这么多，记这么多笔记，觉得她肯定比我强多了。不过当我们开始做第一个大作业时，我的看法就转变了。此话后讲。

　　我们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同学，是个残疾人，每天坐着轮椅来上课。不知得了什么病，似乎双脚已经萎缩，而且手也有问题，只能用三个变形的手指头勉强抓住笔写字。但他学习相当认真，也时常发表一些新颖的见解，而且他竟然还了解不少中文。虽然直到期末才有机会跟他交流，但却一直觉得他的存在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鞭策，鼓励着我即使再困难也不轻言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