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42期

 

 

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第42期

 

2010年3月5日

 

（交流文稿  免费赠阅）

 

目  录

 

杜  光： 六十年:是非得失与成败欢……………………………………… 2

 

铁  流：就公民言论自由问题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九封公开信…………11

 

侯文豹： 中国人民决不能够原谅的一个人--毛泽东 …………………… 19

 

田公亮：略说我的“右派”厄运  ………………………………………… 28

 

吴  越：北苑怀旧—寻访北苑劳动教养收容所遗址 …………………… 35

 

茆家升：从《张恺帆回忆录》看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

 

和一个人的觉醒  ………………………………………………………… 40

 

李昌玉：国独一无二的右派墓碑 ………………………………………… 62

 

黄河清：右派高层列传………………………………………………………68

 

萧书常： 五七风云起，苦难伴我行——我的右派经历………………… 87

 

李  斌：原边纵干部为何大批受害 ……………………………………… 90

 

朱镕基20年的“右派”生涯 ………………………………………………94

 

李家騤：欲告无门——《往事微痕》邮递遇阻情况报 ………………… 96

 

谢  泳：民盟高层右派的处理结 ……………………………………… …97

 

罗铁夫：哭杨应森 …………………………………………………………100

 

姜万里：读铁流《我所经历的新中国》有感 ……………………………100

 

难友朱忠康、常振威、王守愚挡案 ……………………………………… 101

 

友谊回声

 

编者提示：

 

 

  六十年：是非得失与成败悲欢

 

  杜  光

 

 

在举国大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反思六十年的历史进程，研究、总结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应该是最为紧迫、最为重要的庆祝活动和纪念内容。历史的经验教训，蕴藏着非常巨大的精神财富。多少年来，当局出于某种特殊的政治考虑，对于许多重大的历史关节，都不许研究、不许讨论，有关的文章不许发表，有关的书籍不许出版，以致人们无法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无法从历史的成败得失里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听任这些精神财富随着岁月的消逝而逐渐流失，这是十分可惜的。为了挽救这些精神遗产，应该利用庆祝和纪念建国60周年的机会，反思和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于六十年来的是非、得失、成败，施政的利弊，社会的进退，领导人的功过，民众的悲欢，都可以发动舆论，广泛深入地开展讨论，在展现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寻取经验教训，以利于改进今后的工作，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然而，官方却热中于制造轰轰烈烈的庆祝场面，对总结历史教训不屑一顾。相反，对民间反思、探讨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查禁、打压的措施，只要是与传统观念不符，违背舆论导向的文章、书籍，一概禁绝，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六十年的当代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三十年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后三十年则可以归结为邓小平时代。毛、邓虽然先后在1976年和1997年去世，但他们的治国方略、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却始终贯串了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一）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属于民主主义阶段，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专制化的倾向：经济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合作，内外交流，五种经济形态同时并存，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但国家通过控制资源和加工、定货等方式，把民间企业逐步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在农村，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建立起劳动自由的小农经济形态，但农民的自由和欢乐只享受了短暂的一两年、两三年，就因推行互助合作运动而一步一步地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在政治上，建国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保证了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都有代表参与国家机构，使政府具有一定的联合政府的性质；1954年举行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大量民主党派人士被排除在政府权力机构之外，使一党专政的色彩开始明朗化。在文化上，建国后曾经有过相对宽松的短暂时期，允许民办的报刊、学校和社团继续存在；但为时不久，民间的报刊、学校、社团，或被取消、兼并，或自动停止活动。官方的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不断压缩了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的空间。在社会领域，党政人员的清廉俭朴和服务精神，妓院、赌场、毒品的迅速消除，旧日权贵富豪的威风扫地，工农平民扬眉吐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思想意识上的解放自豪感等等，形成了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结构，社会风气也同建国前大不相同。但由于土改、反霸、镇反、肃反等民主运动的扩大化，人事问题上过分重视家庭和历史等偏向，出现了部分社会成员受歧视、遭排挤的现象，隐伏着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在毛泽东时代的第二阶段里，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畸形社会，一方面，国家性质已经从民主主义倒退到专制主义，它的基本特征是：执政党在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在社会领域是垄断公民权利，这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主义的极权国家。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毛泽东的独裁极权，不仅思想认识上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在行动上也表现出竭诚的拥戴。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归因于共产党宣传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感染力，和人们对建设强大国家的向往，还可以加上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熏陶。在社会主义旗号掩盖下的专制极权和人民的拥戴，使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成为高度统一、高度集中的社会。正是由于专制极权，人民拥戴，才可以做到政通人和，毫无阻碍地推行计划经济，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患无穷的灾难。这个社会特点，既是毛泽东时代取得显著成就的基本原因，也是造成社会灾难的主要根源。  

 

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十年。在第一阶段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依靠人民群众的勤劳和奉献精神，依靠广大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1949年底到1956年底的经济发展数据来看，钢产量从15.8万吨增加到447万吨，煤从3200万吨增加到11000万吨，粮食从2264亿斤增加到3855亿斤，棉花从890万担增加到2890万担。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4%，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在第二阶段里，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但总的说来，经济上仍有较大的发展。1976年的钢产量有2046万吨（1973年曾达2522万吨），煤4.83亿吨，粮食5726亿斤，棉花4111万担；国内零售商品总额，从1949年的140.5亿元，1976年增加到1339亿元。随着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导弹、核弹先后升空；外交上取得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美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成就应该归功于劳动人民和广大干部的辛勤劳动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排除万难，力挽狂澜。

 

在肯定毛泽东时代的显著成就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代在方针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总的说来，（一）在经济上，坚持垄断全国的所有经济事业，坚持计划经济，堵塞了市场经济的生路；强调人的精神因素而忽略客观条件的指导思想，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再干扰、破坏了实事求是的经济方针，如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一些错误的政策，如统购统销、城乡二元户口制，扼杀了“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市场生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更是强烈地冲击了经济的正常运行。（二）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厉行无产阶级专政，无视宪法和法律。毛泽东把社会成员分成人民和敌人两大类，凡是有可能对自己的专制权力构成威胁的群体或个人，就制造借口，把他们作为敌人加以清洗、镇压。从反胡风、批判梁漱溟和胡适思想、反右派、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无不是主观臆断，强制推行。既没有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也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毛泽东得意地宣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个“无法无天”，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态的最好概括。（三）在文化领域，坚持舆论一律，以俄为师，独宗马列，但什么是马列，什么是真理，只由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海瑞罢官》，等等，都是他发动的。只要是他看不惯的文化现象，他都可以加上“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等罪名，把他认定的打击对象置于死地。他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们以为他有意开放文化自由，谁知这竟是他的“阳谋”，是引知识分子上钩的诱饵。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驱使无知的青少年去“破四旧”，摧毁大量的文化瑰宝，造成了空前的文化大浩劫。（四）在社会领域，毛泽东蓄意在公民中制造分裂，制造不平等。在毛泽东时代的第二阶段里，社会上被人为地分裂出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一个是贱民阶级。毛泽东把公民分为人民和敌人两大类，被划为敌人的，有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他们被告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随时随地接受权力机构的管制、训诫、斗争、关押；任何被划在人民一边的人，都有权歧视、侮辱、欺凌他们，这是地地道道的贱民。另一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是随着公社化而由自由小农沦落到农奴地位的阶级，他们虽然被划在人民一边，但成立人民公社后，就被剥夺了所有的自由权利——土地的所有权，劳动的自由权，生产成果的分配权，社会福利的平等权，迁徙的人身自由权，等等。辛勤劳动一天，只有几角甚至只有几分钱，扣除生产队供给的生活资料用费后就所剩无几了，有的甚至还倒欠队里。1959年后，因连续超额征粮，余粮和种子都被搜刮殆尽，造成大饥荒。地方官吏不但不肯开仓济荒，还不准饥民到外地去讨饭，成千上万的饥民坐以待毙，这是地地道道的农奴。毛泽东死后，这个阶级奋起冲破人民公社的枷锁，实行包产到户，自己解放自己；贱民阶级则由于胡耀邦以他大无畏的胆识和勇气，平反冤假错案，使上千万的贱民及其家属摆脱贱民地位，能够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回归社会。这两个阶级的解放，宣告了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的是非功过和政策的得失成败，社会的前进倒退，民众的喜怒悲欢，都同他的指导思想和领导风格紧密相连。他参与领导了几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重大建设项目的选择，为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但是，他的独裁专制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出他的贡献。他对经济的瞎指挥，极其严重地阻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以他为标志的这三十年，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大幅度地迅速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很快恢复元气，成为经济大国；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更被视为经济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形势，远比这些国家优越，表现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着崇高的威望，政出一门，令行禁止；政府工作人员清廉自守，克己奉公；人民对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怀有强烈的期待，渴望投入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整个社会洋溢着为美好理想而奋斗献身的气氛。这些优越条件所汇成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足以使中国能够快速地实现繁荣富强的民族愿望。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却使这些优越条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世界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年月里，我国却远远地瞠乎其后。据有关资料，1948年我国人均GDP在世界各国排名中占第40位，1978年却排在倒数第二位。当毛泽东的瞎指挥出现严重后果，被其他领导人纠正时，他总是利用他的权威，打击那些帮助他纠正错误的领导人，把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方针政策，推向更错误的极端。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对公民生命的蔑视，大饥荒时因他的决策失误而饿死三千多万鲜活的生灵，他却毫无悔罪之意。毛泽东是应该对那个时期的错误和罪恶承担主要责任的罪魁祸首

 

（二）后三十年——邓小平时代。

 

第二个三十年的邓小平时代的基本方针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方针表明，邓小平既要实现对毛泽东时代的变革，也要继承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产。如果说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实用主义。这表现在他的两句非常通俗的话上：“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有些人把它称为“猫论”、“摸论”。这个方针贯串于整个邓小平时代的三十年，直到现在。

 

邓小平时代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1979——1989）的“胡赵新政”时期，是从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回归的时期，也是专制主义同民主主义在各个领域进行较量、抗争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里，从安徽等地农民的包产到户开始，经济上的全面垄断被突破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释放出自由劳动力和初步积累的资金，于是，个体经营的工商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接着，民有民营的企业拔地而起，改变了中华大地的经济形态；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被正式列为全国全党的中心任务；开放国门，引进外资，设立特区，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关门建设的经济格局。在政治上，建立起“邓、胡、赵体制”，从组织上消除毛泽东时代的影响；通过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全党全国的认识，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胡耀邦、赵紫阳的民主作风，带动了党政机关的民主化，树立起一代新风；1986年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了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成为中共十三大规定的中心任务。在文化方面，随着高等学校恢复招生，知识分子重新得到尊重；民间的街头论坛的出现、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全面展开，推动朝野形成解放思想的高潮；从文化大革命中苏醒过来的广大民众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追求真理；许多有识之士大量翻译引进国外的社会科学著作，启蒙了知识贫乏、思想孤陋的一代青年；各种各样的学术研讨会、讨论会，吸引着多年丧失言论自由和缺乏学术交流的知识分子；文艺创作和演出的相对自由，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和其他文艺节目，给千家万户带来了欢乐。在社会领域，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不但使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恢复了正常生活，而且让几十年来蒙冤受屈、沦为贱民的成千上万受难者回归社会，成为堂堂正正、扬眉吐气的公民。包产到户冲破了人民公社的牢笼，使几亿农奴重新成为自由劳动的农民。贱民阶级和农奴阶级的解放，再一次地消除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差别，带来了社会平等、万户欢腾、充满希望、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但是，走出毛泽东时代后的这一切带有民主性的新气象，都是在不平静的社会环境里展现出来的。民主主义的发展趋势——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演进走向，引起了代表着毛泽东时代的专制势力的强烈反抗。他们一再地掀起反改革、反民主、反进步的高潮，打出“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旗帜，指斥改革是“资本主义复辟”，设置特区是“恢复殖民地”。在反复进行的较量与斗争中，民主主义力量依仗广大民众的支持，多次击退了反改革势力的进攻。

 

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阶段是以1989年的民主运动惨遭镇压宣告结束的。“胡赵新政”时代积累起来的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在血洗长街和接着开展的清查运动中被消灭殆尽。反改革的专制势力弹冠相庆，得意忘形。他们举起“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开会、出书、写文章，狂妄地放言：“改革开放是帝国主义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阴谋”；“帝国主义已经把苏联演变过去了，下一步就轮到中国了”；“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说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过去两个七八年了，该来一次了”；等等。反改革的喧声，一时甚嚣尘上。为了挽救改革，邓小平在1992年新春轻装南下广东、上海等地，宣传改革主张，迫使反改革的势力收敛起嚣张的气焰。在邓小平的“南下讲话”的鼓舞下，“六四”后大量倒闭、歇业的民间企业恢复生机，民有经济蓬勃发展，到20世纪末，就已经拥有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他所制定的方针和实用主义特点，都被江泽民和胡锦涛继承下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如果说，在两个基本点里，“胡赵新政”的十年侧重于改革开放的话，那么，邓小平时代的后二十年所侧重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从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和斗争的角度来说，在第一阶段里，民主主义多次在角力中反败为胜，在第二阶段里却始终处于下风。这个基本差异，是观察邓小平时代的两个阶段时不能忽视的。

 

我国在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发展是十分显著的，在1979——2008年的30年里，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7%，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3645亿元，居世界第十，2008年达到300670亿元，跃居世界第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为343.4元，2008年达到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13.6元，2008年提高到4761元。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分三步走”的设想——八十年代末，经济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九十年代末再翻一番，实现小康；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前两步都已经如期完满实现。

 

改革开放的成就，还表现为我国经济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贸易遍及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5616美元，比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了104.3倍，在全世界的排名由第32位跃进到第3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由单纯吸引外资的单向开放，逐渐发展为进入世界资本市场，实现双向开放。作为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我国的外汇储备在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2008年末已达1946亿美元，今年更突破2万亿美元。一年多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所有国家的经济遭到严重损失，在世界经济大国中，我国受害最轻，恢复最快，向全世界展现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民有经济的发展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大成绩。但由于政治权力的干扰和垄断经济的阻挠，民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困难重重。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民有企业可以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及国防科技工业等垄断行业，但四年多来，进入这些行业的民有企业却很少。有些民营企业家把这种状态称为“两门现象”。所谓“两门”，一个是“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一个是“弹簧门”，刚进去就被弹出来了。目前正在出现的某些“国进民退”现象，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倒退。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六年来完善了多少？不突破垄断，市场经济是难以完善的。

 

在农村，包产到户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只持续了几年就停滞下来了。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农用土地被侵占的情况，进入新世纪后更是变本加厉，市县乡镇的一些干部或者为了表现“政绩”，或者与开发商相勾结，大量侵占农田，十几年里，农用土地流失达一亿多亩。近几年来，执政当局为了遏止农地流失、解决“三农”问题，做出了很大努力，采取了包括豁免全部农业税这样一些措施，虽然成效明显，但“三农”的症结在于土地所有权，这个问题不解决，“三农”问题是很难得到妥善解决的。

 

与经济领域的显著成就相比，在政治、文化、社会这三大领域，二十年来却乏善可陈。在政治上，提了多少年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却一直停留在字面上、口头上，就像俗话说的，“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党内民主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政治权力缺乏应有的制约和监督，导致腐败空前繁滋，严重地败坏了共产党和政府的形象，官民矛盾日益尖锐。所谓“三讲”、“三个代表”、“提高执政能力”等等，都成了形式主义的障眼法，劳民伤财，自欺欺人，既不能消除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改善共产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挽回不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同1989年前比较，政治民主和党的建设，都不进反退。只有作为基层民主的村民自治，尽管毛病很多，仍不失为这个时期的难得的亮点。

 

在文化领域，倒退就更明显了。“胡赵新政”的文化政策，可以用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提出的“三宽”原则来概括：宽松、宽容、宽厚。在“三宽”政策的影响下，新闻、舆论、出版都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环境。1989年后，舆论导向的控制日益严密，容不得不同的声音，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著作、文章，无法出版或发表，只好送到互联网上，或者是送到香港出版，内地则通过复印的方式流传，于是出现所谓“山寨出版物”、“山寨文化”。“山寨出版物”中那些揭露真相、探讨真理的书籍和文章，体现了当代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对文化体制的改革来说，无异是极大的讽刺。

 

在社会领域，政府在城乡社会保障方面下了很大力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仍然未能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平等趋势，和官民对立的紧张状态。改革开放头十年里已经基本消除的阶级分化、阶级差异，在邓小平时代的第二阶段里又重新出现。由于1989年呼求反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的民主运动遭到镇压，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腐败现象则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于是，九十年代后期就产生了两个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为权贵资产阶级的诞生提供了捷径。有些管理企业的官员和他们的主管部门，利用权力，上下其手，化公为私，骤然暴富；加上八十年代通过倒卖批条、走私贩私而暴发起来，以及占据了国有企业高位的八旗子弟，构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权贵资产阶级。豪强资产阶级的发育则有赖于权贵的庇护，他们官商勾结，瓜分来自老百姓和劳动者的剥削所得。特别是在矿业和房地产等行业里，有些企业主依托掌握实权的贪官污吏和黑社会，呼风唤雨，占地拆房，横行乡里，称霸一方。这两个剥削阶级的产生，使社会出现了极端不平等的现象。

 

除了这两个阶级外，这个阶段还形成了一个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中产阶级。它是经济发展、社会富裕的产物，也是知识分子介入经济活动的结果。与中产阶级的出现相联系，公民社会也渐趋活跃：公民意识的觉醒，带来了维权运动高涨；民间社团大量涌现，使许多公民有了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舞台；各种形式的志愿者活跃在穷乡僻壤、街头巷尾，济贫解困，缓解了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公共知识分子的孕育与成长，更成为社会改革大潮里的一大亮色；他们或是参与维权运动，把运动引上合情合理合法的轨道；或是对国情社情政情发表独立的见解，为改革开放出谋献策，排忧解难；或是向社会提供自己研究的成果，披露历史真相，探讨科学真理，启智发蒙；或是纵论时局，抨击苛政，指点社会发展方向，引领时代风骚。虽然某些当权的既得利益者力图遏止、破坏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长，镇压维权运动、查禁民间社团、打击公共知识分子，但时代的潮流和民众的觉醒是谁也阻止不了的，公民社会的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曲折、磨难，但它将不可抗拒地成长在中华大地上，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三）简短的结语

 

我在上面简要地回顾了建国以来六十年的历史，展现了理论的是非曲直、施政的成败得失、领袖人物的千秋功罪、普通民众的忧喜悲欢。从中不难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两个三十年都是从民主主义发端，却以专制主义收场，这个可悲的历史轮回，既反映了我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也说明了民主主义意识的薄弱与贫乏；不论在朝在野，专制主义的浸染熏陶都远远超过了民主主义的影响。反专制反极权的民主主义革命，还需要经历非常艰巨、非常曲折的道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更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应该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这也是民主革命必须完成的任务。目前经济市场化面临着垄断经济无法突破的难关，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实际上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说得明确一些，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改革只触及一些皮毛，没有撼动专制主义的基础。究其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没有确立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目标。

 

第三，在“四化”的改革目标里，关键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权力的专制性，使它可以不受制约地任意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易财。目前社会的一切不公正、不平等的黑暗现象，都可以归因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所以，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入手，分清党权政权的职能界限，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权凌驾于政权的现状，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检法两院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

 

第四，由于官府的极度腐败，仅仅依靠体制内的制约与监督，恐怕很难扭转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因此，还必须开展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出版自由为重点，社会体制改革以开放社禁、实现结社集会自由为重点。有了新闻出版自由，就可以建立舆论监督的机制；有了结社集会的自由，也就有了进行社会监督的条件。只有建立和加强体制外的这两重监督，才有可能消除党政机关和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

 

第五，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后，近三十年来，又积压了大量冤假错案，这些蒙冤者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积怨既深，遂使社会充满了戾气、怨气。这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极不协调的。为了推进社会的和谐，化戾气为祥和，变怨愤为欢愉，应该再来一次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动作。

 

应该承认，要实现前面提出的这些要求，难度是很大的。但这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符合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康庄大道。能够推动社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领袖人物、志士仁人，将会青史留名，流芳百世。建国已经六十年了，我们还要奋斗多少年，才能完成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民主革命？

 

 

                                     2009年9月13日

 

 

 

就公民言论自由问题铁流给国家主席胡锦涛

 

第九封公开信

 

 

尊敬的 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

 

21世纪第一个10年（2010--2020），将是我们57右派老人谢世的岁月，也是阁下交班的时间。当虎年还未莅临神州，先后就有三位难友含冤而去。这谢世的三位老人是四川省委党史办原副主任詹大丰、四川省文联编辑李伍丁、原北京林业学院学生李衍德。主席定不知三人情况，我不得不在这里作个简要汇报：

 

詹大丰是40年代 国共内战时期四川学运领军人物之一，其夫人贺惠君也是地下党员，曾任四川省共青团委记，1957年贺因言“获罪”，詹便牵连而成右派。79年“改正”， 詹档案中无右派结论，便以贺改之理而改正。可见“反右斗争”荒唐已极！贺一生不快，郁死于2000年，詹苟活于今而去。

 

李伍丁是四川省文联一位专业作家，少时才高八斗，学赋五车，仅因“草木篇”事件而被罗织为“四川省文艺界24人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含冤终生抑郁至死。

 

李衍德是北京林业学院优秀生，仅因在“鸣放”中说了一句“马列主义是信仰问题，应当选修”，不足20岁的年龄即被开除学藉送往西山林场劳动察看；后又因微言大跃进和大饥荒，升级为“劳动教养”，辗转于北京清河、三余庄、团河等地“劳动改造”。60年代“解教”回到家乡苏州，在铁皮厂从事体力劳动。76年毛死，中国政局发生变化，李调到苏州园林局工作，很快成为中国园林界的佼佼者。但苏州的有关官员仍不断刁难这个改正右派的学术活动，使得他只能受邀去美国、意大利等地参加少量的学术会议或作学术报告。其子为父母办理了美国绿卡，他却痴情不改，放弃了在美的永久居留权回到了苏州，而今葬在苏州。

 

以管窥豹，这就是中国的右派分子！他们一生为国为民直言立世，但均成为共和国的阶下囚，而五十年后“以人为本”的今天仍遭打压岐视，所书写的历史真实回忆竟被有关部门列为禁品，不是收缴就是查封。天道不公，不得不再次冒死向主席进言！

 

我是极右分子被毛囚禁整整23年，80年“平反”回归单位，投身改革洪流，1987年举家北上定居京城。春风化雨，一路拼打，很快成为有车有房的一族。不但我过上好生活，我整个家族几十口人都是小康人家。因此我热爱改革开放，捍卫改革开放，决心拼老命推动中国民主宪政，绝不允许毛派势力卷土重来，再统治这片富饶美丽日新月异的国土，让人民从新回到“三人穿一条裤”、“喝大锅清水汤”的悲惨年代。

 

要根绝灾难必须记住灾难，必须揭露制造灾难的罪魁祸首毛泽东！这是我们活着的五七老人的历史责任。为此，我们中不少人都在临死前拿起笔来写这段血腥的历史，留给后人，留给国家，留给民族，希望执政中共的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不要重蹈毛泽东专横残暴的老路，要沿着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领导人开劈的民主健康之路走下去。可是毛派势力不甘死亡，拼命反对革改开放，拚命反对以人为本，他们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在中宣部的授意和支持下，悍然收缴查封我们五七老人所书写的回忆录与历史的篇章，其事实如下：

 

1、2006年末，北京市有关部门查抄了原工人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右派分子何家栋先生临终30万言的文集至今没有发还，还把别人电脑拿走。

 

何家栋何许人也？他是中共老党员，大革命时期就投身农运与恽代英有过从。1950年任工人出版社办公室主任，1954年执笔写有《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宣传红色革命的著作，其中“把一切献给党”曾是50年代热门读物，可与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媲美，印数超过千万册，造就许多吴运铎式的“共产主义”英雄人物，被列入“爱国主义教育读物一百种”，也许当年胡主席也是他的读者之一。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家，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分子，长期在河北省唐山农场劳改。在血雨腥风的“文革”中，大儿子被造反派追打成内伤，死在医院里；二儿子因绝望自杀于农村。1978年“改正”后，”回京参加《工人日报》的复刊工作，后出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83年创办《人生》月刊，任主编，1984年，创办《开拓》文学杂志，任主编。1985年，因《开拓》发表刘宾雁《第二种忠诚》被查究，而被迫离休；同年应邀担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1987年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并创办《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担任主编。 1988年，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六四”事件后这家报纸被迫停办。他又因声援、帮助学生，为逃避追捕曾亡命乡间四月之久。 1993年任《战略与管理》双月刊顾问，该刊物后停刊。2000年，李慎之、何家栋合著《中国的道路》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2004年4月，为声援焦国标，写出长文《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后作为序言收入《讨伐中宣部》一书。5月，与陈子明共同创办了“改造与建设网站”，担任网站的法人代表。2005年8月， “改造与建设”网站被当局关闭。2006年2月14日，与江平、朱厚泽、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彭迪、以及戴煌等13人，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查封发表公开信，呼吁停止新闻 审查制度，并表示只有集权制度才需要这种限制。同年10月16日

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享年83岁。他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标杆。想不到在他逝世的当日上午，友人为其编撰并自费印刷完毕的《何家栋文集》竟被警方查封。我以为查封的不是“何家栋文集”，是真理的声音！是中国人民的良心！

 

2、2007年是“反右斗争50周年”，当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秉承你的意志发出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下达到省部一级党委，组织部门，政法部门。文件提出了以下 六点意见：

 

一、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政治、组织结论，经中央研究决定，现阶段不会再作新的评价，不会再作讨论，维持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决定；

 

二、当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受到错误打击，本人及家属受到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学习上的影响和损害，有关部门，单位应予妥善解决、安排，不要把问题上交；

 

三、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本人和亲属，提出经济、生活等方面要求的，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补助或作慰问，如提出不合理要求，政府部门难以接受的，要做工作，避免事件扩大化；

 

四、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单位举办有关反右运动公开性活动、发言、出版有关反右运动书 刊等，由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

 

五、有关“上书”诉求、要求等、要以坚持“向前看”，“以人为本”做好工作，清除、减少矛盾，坚持以建设和谐社会为原则；

 

六、现阶段进入关键政治复杂时期，要警惕，防止国内、国际反对势力借事件来制造政局混乱，社会动荡。

 

但是这个文件前五点意见未得到贯彻，哪些窃踞国家权力的毛派人物，所执行的是 最后第六点“要警惕，防止国内、国际反对势力借事件来制造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于 是，各地公安政法部门把右派当成新的“阶级敌人”，不但禁绝他们的诉求声音，还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甚而监控通讯、限制出境、禁止聚会。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迫使我不得不向您写出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公开信……。在此期间山东省济南市警方，收去山 东大学附中教师李昌玉难友自费出版印刷的《历史大视野》二千多册，至今未得到公正处理和发还。新华社著名记者右派老人戴煌难友《九死一生》的再版工作也被出版管理部门下令取消，右派后裔章怡和女士所著的《往事并不如烟》遭到新闻出版总署的查禁；

 

3、2008年根本不懂文化工作的中宣部x部长继续封杀我们的声音，不允许全国任何一家媒体报传记文学和写实文章也遭全部下架，又用所谓的“出版管导右派的人生遭遇，纵是过去出版过的有关反映反右斗争的理条例”和违反宪法与法律的“准印证”非法限制取消右派的文字印刷品，甚而不让“反右斗争”四个字出现在报端。为了表达我们这个群体幸存者的存在，陈述历经半个世纪所受的苦难，我们只好冒着坐牢与杀头的风险不停向境外媒体写稿，揭露当年毛泽东阴险毒辣的罪行。由于他罪行太多，境外媒体难以容纳，加之我们五七老人年老体衰 不懂网络操作，于是愤而自费办起了旨在“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推动改革，促进民主”活页文选式的《往事微痕》，在此基础上又推出长篇巨著“往事微痕丛书”，两者相加现巳突破千万余字。但是有关部门并不放过我们，为禁绝右派苦难声音，掩盖历史罪恶，大肆围堵查抄，四面堵截，我们只有用手抄、用复印、用人送的原始传播办法扩散“往刊”，为的是留下这段血淋淋的民族史、灾难史！

 

4、2009年有关部门继续大肆搜查封杀“反右斗争”声音和文稿。这一年本人好不容易通过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在香港出版了“历史真相系列13”的《走错房间的右派精英》一书，花去万余元所购的数百册，在澳门入关时被海关全部无理查扣， 致使无一本样书。在此期间云南昆明难友集体所编的“反右回忆录”记实文集.续集《21年》也被云南出版局明令收去，此书还是中国作家出版杜给的正式书号，编者之一的赵汉科难友不但是中共党员，至今还是党支部书记。无独有偶。10月28日

下午2时30分，云南省出版物市场稽查总队、云南省公安厅、昆明市公安局、禄劝县公安局联合出动，正式敲门而入，收去难友魏光邺花6000元所购得的书号，自著自印《命运的祭坛》542册。在处罚决定上这样写着：

 

禄劝县扶贫办魏光邺同志：

 

2009年10月28日

，我队联合省公安厅，昆明市公 安局，禄劝县公安局在执法检查中，从您家中先行登记保存的542册《命运的祭坛》，经省出版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云出版鉴字<2009>31号）文件，认定为非法出版物。为此，根据《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四、44条之规定，特下发决定书予您，请您收讫，并接受处理：停止违法活动；《命运的祭坛》542册予以没收。

 

云南省出版物市场稽查总队（公章）

 

这是哪家法律？何方政策？自已写自已所经历的苦难是“违法活动”，真是千古奇闻！纵是当年希特勒法西斯也无此恶行吧？所幸我等早已垂垂老矣，如是壮年也难逃重判？

 

尊敬的胡主席，宪法所赋与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游行、示威的自由”到底算不算数？我们“改正”右派算不算是公民？如果是公民享不享受“言论出版”的权利？而我国出版管理部门在中宣部领导下竞是如此抵制嘲弄你的“和谐社会”？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

 

他们不仅收缴 我们五七老人口述历史的书，也收缴一切写历史和评论历史的书。只要这些书是讲真话 的，都逃不脱收缴的命运。前不久南京地区老革命、老党员、老报人党史作家丁弘先生的巨著《在历史的天平上》，4000余册刚从印刷厂拉出来就被南京市出版管理部门没收去。他们收缴的理由是此书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言下之意是“敌对势力”支持的。愚蠢至极的毛派出版部门官员，至今还把回归祖国怀抱十二年的香港视作敌人，不是有神经病吗！据我知为出版此书，丁弘老人找遍国内多家出版社均被拒，因为此书是把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和毛泽东以历史事实作了一个实事求是的比较，对毛稍有微词，于是霸占在宣传出版部门的毛派子孙们，立刻露出反动的狰狞面孔，再不管宪法与法律，公然与中央作对，与人民为敌，这是多么可怕的专横行为啊！？

 

我们不禁要问执政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所犯一系列错误该不该进行批判与揭露？他乱党乱国的滔天罪行该不该彻底清算？他的功过是非应不应该让后人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论？

 

我们这些献身革命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巩固打拼的几百万被诬陷的赤诚儿女，有没有权利说出被整被害的事实真相？有没有权利向国人陈诉我们家破人亡、九死一生的悲惨人生？

 

记得1993年1月15日邓小平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 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 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主席阁下在2004年7月与万里同志谈话也提到“当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意见、决议是存在的，我个人是理解的，迟和早要解决好的。这是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许能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处理好。当前工作千头万绪，待解决 的问题、矛盾较多，如能在较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解决对毛泽东的一生的评价，就能有较大的共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活着的57幸存者才不断说历史、写历史，提供毛泽东生前几十年整人害人的具体例证，如若我们这些老人死绝了还有什么 “反右斗争”？毛的罪恶也就被他孝子贤孙们掩盖了，中国的历史就是一片空白，任何假话都成了真理，伟大的中华民族就彻底完蛋了！

 

现在的中国，经济一片繁荣，政治却一片黑暗。当年北师大女生57难友雷一宁所主编的《不肯沉睡的记 忆》编后记中说：“遗憾的是很多难友已经被命运和岁月夺去了生命，再也不能开口。而让幸存的我辈讲述当年从心灵到肉体受到的残酷折磨也有各种难以尽述的艰难。有的同学感到的是重又撕开旧日的伤口，让鲜血汩汩淌出，再次体味彻骨的疼痛。有的同学写到悲惨处伏案痛哭，浑身战栗，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有的同学 患严重的老年白内障，是一遍遍摸着写成的。有的同学子女还在上大学，白天他不得不外出挣钱，写稿子熬了多少个通宵。有的是儿女怕父母再受刺激，重犯精神失 常,极力劝阻。有的是子女坚决反对：‘你们难道忘了教训，还要再株连我们一次吗！’他们是偷着写的。而有的文章则是女儿含泪替不在人世的父亲写的。……”就是这册曾混过书刊检查者、在国内少有正式出版的出版物，也没有进入书店，照样遭到封杀的命运，只有这段编后语敲打着人们的良心。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你既不是反右斗争的施虐者，更不是反右斗争的 领导人，据说你家族的亲人也有惨遭不幸，而你就读的清华大学学兄学姐中有504人是受害的“贱民”，你为什么没一点同情心？还把杀人魔王毛泽东视为亲爹亲娘，难道不感到内疚和脸红么？！政治家的良心是什么？承认客观事实，面对历史对人民负责，不能为个人一时利益失信于天下父老。一个真正的历史伟人，应该看重身后名节而不是身前荣誉。毛泽东的身后是什么？绝子绝孙，骂名千古！如果你在位这几年能勇敢地、大刀阔斧地排除干挠，实现你的承诺，重新对毛泽东的历史定位作出公正的评价，将会流芳百世，千古景仰，否则只是昙花一现的庸君。历史是无情的，人民眼晴是雪亮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那种以所谓党的利益作为政治取舍 的人只能是独裁者，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你愿意做中国第二个独裁者么？中国还能有投鞭断流的独裁者吗？你不可能，其它人也不可能！互联网早巳把专横埋进了坟墓。

 

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万世太平，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三世赤贫的布衣，曾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派，斗过“资本家”、抓过“地主”的“赤色分子”，因受骗受整的觉醒者，特向主席阁下提出以下几点善意的请求与建言：

 

一，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真正给予“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游行、示威的自由”，不能再重蹈毛泽东时代“以言治罪”的老路。责令有关部门尽快发还那些被查封没收的五七右派老人所出版印制的书藉，并向当事人赔礼 道歉；

 

二，尽快改组中宣部，把那些极左的毛派分子撤换下来，不能让他们再把持出版管理部门，开放言禁，准许民间办报办刊，“平反六四”冤案，还历史清白，正式发给《往事微痕》的“出生证”；

 

三，立即启动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工作，首先得把他的头像从天安门摘下 来。其它暂且不说，仅凭他是“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的老公一由，就没有资格挂在那里；

 

四，为了让毛泽东罪恶大白于天下，尽快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事科学院教授辛子凌先 生的巨著《千秋功罪—红太阳的殒落》和新华社名记者杨继绳先生耗时十年采写的《墓碑》，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行。

 

中国的要害是批毛，如果党内有人反对批毛，我们幸存的五七老人敢和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进行面对面的进行公开辩论！现在毛派已兵临城下，公然“建党”“立论”，要为“四人帮平反”，要重启“阶级斗争”邪说，要重搞“无产阶级大革命”，要“打倒腐败政府”。如果主席一再容忍，再不清算毛泽东罪恶，再不开放言禁，再不启动政革，走民主宪政之路，必将成为刘少奇主席的第二。此非危言，望阁下思之。 

 

此呈。

 

祝胡主席身体健康！春节快乐！阖家融融！

 

 

 

上书人：老报人铁流

 

2010年2月13日

虎年除夕于北京

 

 

 

 

 

 

 

 

 

 

 

 

铁流画像作者王旭

 

 

 

中国人民决不能够原谅的一个人--毛泽东

 

侯文豹

 

 

毛泽东，一个祸乱中华，名响寰宇的名字，一个中国人希望忘记但却绝对不能够忘却的名字！无数中国人感谢有个九月九日，因为正是毛泽东的死亡，历时二十年、造成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灾难的反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浩劫才能结束。其后，中国才恢复大学高考制度，中国社会才基本结束混乱，转而高度重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法制的基本秩序，并基本给予了中国人民今天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九"字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非常吉利、常被人提起的数字，毛泽东在九月九日那天垂世，双九，应该不是偶然，因为二九一十八，毛泽东是因为他的罪过而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可以看作他对中国人民的谢罪吧。虽然"十八层地狱"只是中国民俗的一个说法，但九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却比较特殊，像九重天、九寨沟，九头鸟，九华山，九洲，九品芝麻官等等。九的倍数更被常用，不仅有十八层地狱，还有十八般武器，十八路招法等等。在中国三部著名的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就有"三十六计（九的四倍数），走为上计"；《西游记》有"孙悟空七十二变（九的八倍数）"；《水浒传》中的农民领袖在梁山泊排座次，最后排出一百零八将（九的十二倍数）。

 

抛开民俗生死由天、善恶在命的说法，从毛泽东本人的功过来看，他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灾难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说别的，仅按毛自己的说法（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败了国民党，二是发动了文革）来衡量，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罪人。因为国民党没像共产党那样剥夺全部私有财产，没有制造大规模地整肃、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常死亡与屠杀。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余英时

先生的比喻，如果蒋介石是项羽，毛泽东则是刘邦。前者还有一丝贵族气，还有所不为，而后者完全是个流氓，为所欲为。项羽曾致信刘邦，说如不降，则烹他父亲，刘邦则答，他还要分一杯羹（尝尝他父亲的味道）。因而流氓打败贵族掌权，结果就是无赖得天下，流氓得以治国。被视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去世前最后一本著作取名《中国新史》，则是他研究中国问题的总结。他在书中说，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和毛的革命----" 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当时的中国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领导下，本来可以 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因而毛打败了蒋，则是建立了一个比刘邦等任何中国流氓皇帝都更残暴的政权。

 

关于文革，连毛泽东自己都认为是失败的。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文革造成二百万中国人丧生，七百万人伤残，七万个家庭被毁，是一场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大灾难。

 

除了对国民党人的残杀，文革中的百万人丧生，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发动的那场大跃进，导致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即使按国内学者的评估，至少也有四千万中国人被饿死。而按照西方学者的研究和推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统治的短短 27 年间，就造成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死于饥饿，枪杀，迫害等）。它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额。

 

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大规模反右运动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天津作家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为代表，摘录如下：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夹边沟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科级单位，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1957年反右之后，劳改犯被转移别处，夹边沟农场变成劳教农场，专事"收容"右派分子。
    这些右派来自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他们是反右中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它错误的右派分子、"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当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1957年，甘肃省共揪出右派一万两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三千人。陆陆续续地，他们从全省各地（主要是兰州市）先后来到了这个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荒凉之地。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2000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两三千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2000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和凤鸣和爱人王景超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教，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活活饿死，和凤鸣则侥幸躲过一劫。右派们到了夹边沟后，迎接他们的，是劳累、寒冷和饥饿。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们已经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师，不是大学生，不是干部，不是优秀团员，他们只是要被管教的劳教分子。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所知了了，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直接威胁夹边沟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和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夹边沟农场从1957年4月开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抢救人命"，三年半时间里，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据幸存右派的介绍和杨显惠的调查，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一斤为十六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七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右派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农场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

 

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一天的放牧结束后，农场的羊群中偶尔会有一两只羊的肠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内脏被饥饿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的《贼骨头》详细记述了当时的场景："……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骨……"就是这位俞兆远，被非人的环境下，也和其他人一样学会了偷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对于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盗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举，其中群体性的偷盗就是播种时偷吃种子。"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远后来"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他成了难友中偷术最高的右派，成了一个"贼骨头"！仓库里的粮食、食堂里的窝头、猪圈里的猪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干部扔在房顶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标。直到1961年他回到兰州，回到自己家里了，他还要偷家里的玉米面生吃，气得老婆要和他离婚。偷盗和吃生食，这就是夹边沟农场三年劳教教给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看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第二天，农场管教干部在他的尸体边上召开现场批判大会，骂道："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现场，她不能也不敢放声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甘肃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高台县明水那片荒滩上建成一个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面积50万亩。这是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下又一个"政治工程"。因为仓促上马，其他农场没有按计划调人，只有一向"表现积极"、"宁左勿右"的夹边沟农场调过去了1500多人。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类一样，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后，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

 

据和凤鸣回忆，因为夹边沟的死难者掩埋得过于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后来当地的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1960年的冬天，来到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也就是在这时候，夹边沟事件中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也就是在这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共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12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1960年12月31日

傍晚，来到夹边沟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天开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夹边沟农场被撤销。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农场的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他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1500多名右派几乎全是饥饿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关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真相，卢跃刚著的《大国寡民》中有如下的文字：

 

1959—1961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不是"自然灾害"？国内一批著名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资料编制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清楚地记录下了1895—1979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作家金辉先生又根据此表编制了《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结论是，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上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得不到科学数据的支持。"实际情况是，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少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9000万人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和'共产风'使人无心收割庄稼，'大兵团作战'和瞎指挥的穷折腾，以及农业劳动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害。它显然不是什么自然灾害。""它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1959—1961年到底因饥荒非正常死亡多少人，一直没有官方正式数字，至今仍是一个谜。一大批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的考证和推算，没有定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儿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1600至2700万。"丛进在《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曰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金辉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中推算：全国在1959—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仅农村就可能达3471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在其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计算则是2158万人。外国学者还有五花八的统计结果。人类历史上单位时间里死亡如此多的人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长期战乱和连年饥荒使总人口锐减上千万至数千万的记载，但其时间跨度是十几年几十年至一两个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五年，死亡84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七年，全世界总共有4000～6000万人死亡。八年抗战，中国人死亡2100万人，平均每年死亡也不过只有262.5万人。没有战争，风调雨顺，却有千万人的饥馑饿孬，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空前悲剧。"文化大革命"中，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一位老战友问：你们四川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到底多少人？张国华伸手做了一个"八"字手势。"8万？"张国华摇摇头。"80万？"张国华又摇摇头。"？……"对方骇然了。张国华低声道："800万！"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人口的阜阳地区在三年灾害中竟饿死200余万人。当年整顿时，安徽向国家主席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 命"中揭发的数字是240万人。

 

一位作家在一篇报告文学中说，三年灾难中，仅河南信阳地区就"饿死近100万人"，酿成了所谓"信阳事件：。一位信阳籍的干部回忆说，当时人饿得走不动路，出不得屋，妇女出去挎一个筐，里面放一把镰刀，看见刚饿死在路边的人，便割肉拎回家。"那时，只要看见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与四川、河南、安徽等省比较，陕西总体上没有上述省那么严重，但也损失惨重。20世纪，陕西发生过两次大饥荒，一次是民国18年至民国20年（1929—1931年），一次是"三年自然灾害"。前者是天灾，真正的"三年自然灾害"；后者是人祸，由"大跃进"导致的三年人祸。"三年困难时期"，《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记载："由于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大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捧风），因而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很大摧残，农村普遍出现了'三少三瘦'（农村劳动力、耕地、牲畜减少，人瘦、地瘦、牲畜瘦）的严峻情况。全省劳动力比1956年减少20.4％（78.7万人）（注：劳动力减少，什么意思？死亡？逃荒？疾病？语焉暖昧）。大牲畜1962年比1956年减少55.9万头，其中能使役的牲畜还不到60％，比1956年下降16.5％。有的地方每头牲畜负担耕地达六七十亩，甚至一百多亩。不少地方出现了人拉犁、人拉车、人推磨的现象，1958年粮食放'卫星'，实际上当年秋收因大批劳力被抽去大炼钢铁而搞得十分粗糙，损失不小，丰产未能丰收。1959年以后几年，全省粮食总产量逐年下降，到1961年下降到75.6亿斤，比1958年减产27.5亿斤。棉花总产量由1957年的232.4万担，到1962年下降到90万担，减少1424万担。油料总产量由1957年的126.7万担，到1962年下降到38.9万担，减少87.8万担。生猪由1957年的274万头，到1961年下降到2133万头，减少60.7万头。农业大幅度减产，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失调，造成市场供应全面紧张，物价不断上涨，使城乡人民的经济生活都处于十分困难的状态。当时，全省的棉布计划供应由每人每年24尺减少到4尺。城市居民的肉食供应，由过去一月1斤，减少到除节日供应外，平时根本不供。食油供应由每人每月1斤减至2两。农村的困难情况更加严重。当时全省农村人均曰粮由430斤左右下降到230斤左右。就连八百里秦川的'白菜心'——高陵县，农村人均口粮也只有260多斤。农村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据1960年的不完全统计，全省有浮肿、干瘦病人4万多人。有的地方（如安康地区和山阳县）还发生有饿死人的严重情况。有的社员全家饿死，有的一家8口饿死5口，其情节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造成这些千古罕见的历史性的灾难、事实，给亿万中国人带来如此深重灾难的毛泽东，至今却仍被视为英雄、伟大领袖，他的遗体竟然还要继续浪费中国纳税人的金钱给以保存，要中国人瞻仰。古往今来的一切统治者，没有一个像毛泽东这样，还继续深刻的影响、统治着中国人的心灵。这真是所有中国人必须予以彻底反思的！希特勒残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斯大林的集体化以及肃反，也杀了一千多万。那些个冤魂在阴曹地府里多少算出了口气，希特勒自不必提，斯大林也清算了，假设地府里真有另一个世界，他们下地狱肯定抬不起头来。"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想必吵得他俩不得安宁，尽管吵他俩的"洋鬼"加起来还没有老毛送去的"土鬼"一半多。然而这边国情不同，这些"土鬼"还在阳界时就不配享受民主待遇，到了阴间也未必有那些"洋鬼"调皮。也许老毛对他们挥挥手："人民万岁！"他们才敢齐声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何以如此呢？因为我们有五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传统，不像那些洋鬼子，都只有半截文明。因此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非此即彼地想事，我们对历史人物都得历史地看待，无论三千万还是五千万冤魂，不过一个指头的问题，另外九个指头是没有问题的。只有这样，丁是丁卯是卯，才能显示我们的公正、大度、斯文、体面。至于那些想不开的活人或冤魂，套用一句使中国人伤心但却绝对经典的话语："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

 

极权统治者的死亡，将带来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变化，斯大林死后的苏联是一个明证：一九五三年死，一九五六年就遭到鞭尸般批判，一夜之间，苏东各国的斯大林塑像被通通拉倒。然而，中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极权统治者者毛泽东已死去整整三十年，他的形象仍然屹立在天安门城楼，遗体还供奉在纪念堂，供人瞻仰崇拜，令年轻的一代又一代，脑袋被洗空，侧目于物质追求，陷于历史和政治的无知与盲从，不得不说是个异类，非常值得中国人去思考！

 

但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良知不会泯灭，嫉恶如仇的浩然正气不会断尽。对于一代极权人物毛泽东的理性批判，在近三十年中，虽然举步为艰，但仍是持续不断，得以薪火相传，不绝于途。期望中华民族能够尽早的提前摆脱毛泽东这个幽灵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浸淫，使中国人早日踏上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路途。

 

 

 

略说我的“右派”厄运

 

田公亮（“极右分子”）

 

 

我名田公亮（党内用名田敏，中学和大学期间用名田烈），原籍贵州省德江县，现住成都市红花南路38号，成都大学外语学院退休英语教师，已九十周岁了。由于年龄大，经历多，历史关系复杂，故本文略长。希谅。

 

谈我的“右派”问题，必须先谈谈我参加中共地下党的事。我1938年在成都读西北中学的高中时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我还担任话剧演员，趁土桥、犀浦等地的赶场天在街头老戏台上演出。）加上学校申止固等进步老师的教育，认识提高，便于1939年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1940年初，我离开了土桥的西北中学，原打算在党的帮助下去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读新疆大学，未去成。由于自己理论基础比较好，1940年6月，在中共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侯方岳同志的领导下担任了成都市西区区委书记（见2000年8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四川省成都市组织史》之第47页第三、四行）对西区内的党员进行联系领导。同年12月又被侯方岳同志安排去成都汽车工人工会作文书工作。（关于这项工作，成都市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先后出版的《成都工人运动史资料》和《四川工运史》资料中都将当时我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参与活动的事实载入），1942年1月因工作难开展，我离开了工会。随后去成都东鹅市巷明远镇中心小学教书。1941年1月侯方岳同志（当时我不知其真实姓名和住址）被调走后，我自己和所领导的党员的党组织关系都失掉了（其后很久才知道是党中央执行一种“长期埋伏”暂停活动，避免暴露，遭受无谓牺牲的政策的结果。叫做“长期埋伏，隐避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不久我于1942年7月2日

便被捕了，是由汽车工会常务理事黎少怀带着刘道生等两名特务来逮捕的，我先被关在将军衙门的原少城小学内（因防日机空袭，小学已搬出城外，小学原址改为关押“政治犯”的场所叫做“特委会”）后来我才知道，汽车工会的三名中共地下党员均先后被捕了，他们是：周文畅—（工会理事）1942年4月在江油县被捕；黎少怀—（工会常务理事）同年五月被捕。田敏，即我本人，工会文书，同年7月2日被捕）。虽然我们三人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彼此是党员，但彼此并无横向的组织关系，工会内并未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都是直接单独接受上级的领导。这叫做对于同一个单位的党员分别实行个别的“单线领导”。例如我和周文畅明明知道彼此是党员，但互相都不联通，因为侯方岳同志交给我去同周文畅联系我去参加工会工作的信时就指示我：“不要去同周谈党内的事。”因此，他们既不知道我是党员，更不知道我是成都市西区的“区委书记”。后来黎少怀被捕后，为了要讨好特务机关，表现“立功”。以期早日被释，在回答“特务法官”提问时，只能揭称：我们曾经向党“要人时就要求的是‘党员’”，这样就使我被捕后，在敌人面前难于辩解了。成都汽车工会的三个共党员都在1942年的4月至7月间先后被捕了，从国特机关对我们三人不同的“惩治态度”也可以看出我们三人对共产党的不同态度了，黎少怀当年五月被捕，才关一月多，六月份就被释放了；田公亮（当时党内用名田敏）1942年7月2日被捕，先关在“特委会”，8月15日深夜和同时被关押的三十余人一起，在宪兵的武装押送下步行到东马棚街省女中内通宵等侯。次晨天刚麻粉粉亮便用两辆大卡车在宪兵荷枪实弹的押送下往川东行驶，当夜宿内江某处，次晨继续行驶，下午抵达青木关至北碚间的“小湾汽车站”后，再由巴县兴隆场附近之“五云山集中营”派人前来接收，带领我们步行约八华里，进入集中营。集中营的对外名称叫“战时青年训导团”，属“三民主义青年团总团部”直接领导。我从被捕直至“训导团”批准由我同乡黎俊生先生等三人出具书面保证我以后“不再搞共产活动”然后将我释放。合计我从1942年7月2月下午五时被捕至1943年11月3日被保释。共被关押一年零四个月又1天；周文畅1942年4月至1944年1月才被保释。合计约一年又九个月。我被捕时才二十二岁，周被捕时已三十多岁了，他不仅是党员，又是工人，又去过延安读过“抗大”，在国特们的心目中，我自然要比周纯洁得多，所以对他的“训导”要比我多五个月。

 

我之被捕，除我自己被囚禁于国民党的监牢里一年多以外，没有任何人因我而受连累，与我因组织关系或同学、朋友关系而相识的三十四名地下党员均安然无恙。自我1943年11月从“集中营”获释后至成都“解放”的六年多的时间里我继续主动干了大量有利于共产党的工作，这里只说四点（1）1945年我参加朝阳学院学生反对院长孙晓楼的事，我被选担任“全校学生请愿团”的纠察队长，结果院长是被赶走了，但在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坚持下开除了十名学生的学籍，我在这遭开除的十名学生中被“列名第一”，这对我当时作为一名公费的法律系司法组三年级的学生牺牲是十分大的（现在不提这方面的细账了）。（2）1949年3月我在成都参加由川西边区游击纵队的负责人李维嘉、李安澜、吕振修等人领导下的党的外围组织“马列读书会”，为川西边区之解放发挥一些辅助作用（不细说）。（3）周文畅1947年1月某日深夜，当特务们前往他宁夏街住家逮捕他时，他听见敲门声就起身翻墙逃跑了，离家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经重庆、香港去了老解放区，解放西南时他随军南下到重庆，先在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担任劳保部副部长，后任重庆市交通局长。（请注意，这位周局长，就是我们原来一同在成都汽车工会工作，被捕后又一同在重庆集中营接受“训导”后获释的周文畅），原来我1946年底从重庆来到成都，遇见“集中营”的难友，我就打听有哪些熟人？现在干啥？有位叫曾令湘与我谈话中提到周文畅，他就说：“听说他还在干嘞（干革命工作），那娃很危险哦！”过几天我在西御街碰见周文畅，就把“他危险”这个信息告诉他了，这才使他免于二次被捕，免于成为1949年12月被敌人屠杀于“十二桥”的烈士之一。（关于我转告“他很危险”之事，他从老区南下后都曾对他的妻子李世惠摆谈过）（她还写信告诉过我）。（4）1947年夏天，我住在成都君平街一家寄宿舍里，同室中住有两位从内江来投考高中的学生，因赌博把钱输光了，就决定要参加“青年军”，当时正值国共两军在打内战，他们去投身国民党的青年军，不就增加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力量了吗？因此我一再劝阻他们不要去“参军”，对于青年人读书才最重要，才有前途，钱输光了，可以回家去先向父母认错，请他们设法再筹点钱，让你们来成都升学。经我多方劝说，他们终于愿意接受我的意见——回家，但他们说“回家的路费都没得。”我就决定把我的军用毛毯借给他们拿到“当铺”去当了做路费（以后还是我自己花钱赎回来的）。（这又是有利于共产党的事之一哟）

 

总之，在我生活在蒋管区的那六年多里，虽然自己作为失掉组织关系，又被捕过的中共地下党员，我还是始终不放弃机会，说些有利于共产党的话，作些有利于共产党的事，这是当时在各个环境和我相处的人都能证明的。

 

成都刚一“解放”，我立刻花了八天时间写了一份四万五千多字的自传于1950年1月12日交到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四天以后的16日就介绍我去成都市政府工作，2月1日

调下去接管旧政府的区级政权机关，接着便留在区上（现青羊区政府的前身）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我干出很多出色的成绩，还曾受到市长米建书和市委宣传部长叶石在全市“公债推销宣传工作”大会上的表扬，他们并当即指示《川西日报》记者组织文章登报宣传推广，次日《工商导报》还用头版头条新闻报道这条消息，市人代会和市抗美援朝代表大会还对我所领导的成都第四人民文化馆的工作颁发锦旗的表彰。当时区上的人称我是“区长的左右二膀之一”，又说我是“区上的四大金刚”之一。我先后担任“成都市三区和二区的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但是，到了1952年“三反”末期，“审干”开始，我的麻烦就开始了。他们把我当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或美国的空投特务”来整，先在机关把我“挂起来，控制使用”，暗中指使群众孤立我、歧视我，持续了三年多，到了1955年7月9日才开展暴风骤雨般的“肃反运动”，残酷地批斗我十个月零十天，直到1956年5月19日

午后7时，肃反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刘永昌副区长才正式口头通知我，说“你不是叛徒，不是反革命，对被捕后被迫承认党员身份，只作为一般历史问题作结论。”不久，王忠义区长又正式在全区干部大会上宣布了上述内容。叫我放下包袱，好好工作。接着便安排我作成都市房产办公室（市房管局）的西城区办事处（区房产科）的天星街房产管理组的组长，管理五个街道办事处辖区的公房，公私合营房屋和经租房屋的收租和维护。管理组有五个干部，其中有两个党员，一个团员，一个党员是副组长，我虽然无党籍，但我的职务却是“组长”，说明在对我的历史问题查清后，对我之信任了。

 

但是，此前对我长达十个多月的严酷斗争确实把我整惨了，尤其是前三个月，每天大会批小会斗，有一次竞连续三天三夜批斗我，不让我睡觉，有些家伙竞“落井下石”对我肆意加以诬蔑和辱骂，如一个姓马的小子竞捏造我在1954年武汉遭大水灾时，说我说了什么“反革命话”企图将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有一个姓何的家伙翘起二郎腿骂我道：“他妈的，你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叛徒还不是反革命？嗯？”有一个姓喻的家伙是批斗小组的头目，在1955年6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十二点，他带着小组来换班，对我继续实施批斗，开头大家照例七嘴八舌地“开导教育”一番，喻谋端着一杯开水走来，追问我“交不交待？”我心平气和地说“交待啥子嘛？”他立即发起火来，一面将他手中的开水向我身上泼来，，一面历声骂道：“他妈的，你还不晓得要交待啥子，我到知道你狗日的老早就是死人了。”

 

面对着此等精神和身体的凌辱和摧残，我心里非常反感和愤怒，我巴不得天上甩两颗原子弹下来，把大家一齐炸死，同归于尽，又想身边能有一把菜刀，我将用它来砍死两、三个人后再自杀（这些思想在肃反末期暴露思想时，我都写上了的）。其实我的历史问题很容易查请原因（1）我的四万五千多字的自传，对于我在各个时期，各个单位的活动的人证物证都有，其中包括我所知道的地下党员，进步师友和国民党的特务人员；（2）我是在成都被捕的，有“特委会”的档案可查；（3）有审询我的特务法官杨荫慈和逮捕我的特务刘道生可查（他经我检举被判刑10年—当然，检举他的绝不会只有我一人）。（杨和刘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对我的的历史结论亦好作，因为在被迫的情况下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是当时党的政策许可的。有《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二辑和《陈云文选》中所载的相关文件可以作证。这类文件还规定，只要出于大环境的逼迫而作出的违心的敷衍应付，即使是被迫做“特务工作”只要既无实质上的危害党和人民的坏事，实际上还是一直在继续为党工作，对这样的同志是可以“恢复党籍”的，用这些文件来衡量，我的党籍是百分之百可以而且应该恢复的。我之未恢复是吃了一个“左毒甚深”的女红卫兵干部的亏，我在这里严正声明，我这个已经九十高龄并且入党已经有七十一年历史的党员，绝不低声下气，卑躬屈节地向那些年轻的党员要求“恢复我的党籍”了，今天我虽非党员，但我没有对党对人民做过问心有愧的坏事，我活得比有些人心安而舒坦。

 

那位姓林的女红卫兵干部是咋个整我的呢？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指示要“解决地下党的历史遗留问题。”我写了很长的申请书交到成都大学党委办公室组织部请复查解决。前后拖两三年时间，她第一次回答我说：“不能恢复，因为我脱党超过三年。”（她还不知道我们“脱党”是上级“主动长期埋伏”下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要求继续查，又拖了很长时间，她再次回答我“不能解决”，理由是：“我没有主动找党”，她不知道当时的领导方法是不能找，也不允许找党组织。我再次要求她继续查，又过一段时间去问她，仍回答我说：“不能恢复党籍”理由是“你不能说你没有动摇过哟。”我知道她的意思是：我曾在敌人面前承认过“我是名共产党员。”听她这样一说就把我惹毛了，想到她三番五次地刁难，我心中埋藏了几十年的冤屈一下子就爆发了，我就大声武气地拍起桌子斥责她，我说：“你不要认为只有你一个人才革命，你今天干革命，既有工资，又有奖金，我们当年革命，既无工资，又无奖金，还有被逮捕、坐监牢、遭杀害的危险。我为此解放前后被迫害了二十八年多，你都还不甘心吗？你到底有没有良好哦？你见过原滋原味的“特务”没有？你要是解放前因参加革命而被逮捕了，我不相信你的表现就一定有我这么好。”这时办公室内陈天雄、吴高翔两位同志都竭力劝阻我，保卫科长听了亦赶来站在我旁边，虎视眈眈地鼓起眼睛把我盯着。女红卫兵官员则高声叫道：“你看嘛，对面教室里的学生些都站起来在往这里看了。”（用意是说我破坏了教学秩序）我说：“他们看他们的嘛，我有道理，我不怕。”

 

我一个小小的大学退休教师竞敢高声大气地斥责一位大学党委的堂堂的组织部副部长，等于鸡蛋去碰石头，不吃苦头才怪嘞。果然1990年曾在地下时期担任过成都市委的党的领导侯方岳同志来访问成都市时，向市委组织部打听我的党籍问题，得到的回答是：“要基层党委报上来，基层不报我们无能为力，听说：公亮同志与基层党委闹翻了，疆局难打破。”但是俗话所说“好心才有好报。”那位女部长才活六十二岁就死了，她死时我已76岁，现在90  岁了，她死后我都又活了14年，现在还活得很好。不过我声明：我活着不是为了争取恢复党籍，现在如有权势者主动表示为我恢复党籍，我亦要坚决地拒绝接受。

 

现在社会有些人把凡是被逮捕过的共产党员都当成“叛徒”，这是他们的误解，事实上无论中外都有许多被捕过的党员并未当叛徒，国外的如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等。国内的大家知道有些党的高层领导人都被捕过，这里就不点名了，其他如陶铸、薄一波等，文节界如邓拓、温济泽、冯雪峰、田汉、丁玲、江青，四川和成都有程子华、杨超、李宗林、米建书、杨述等，再拿我们1942年至1944年被捕后在五云山接受训导的人来说，周文畅（后来任重庆交通局长）、杨尚志（后来任云南丽江军分区副司仅员）、萨空了（任中央出版总署副署长，全国政协委员）、曹先哲、张长青、田公亮（肃反五人小组作了结论的）、熊仁泽等都并未成叛徒。

 

只有康生这个坏蛋才爱说凡被捕过的都是叛徒，他甚至说没有被捕过的也是叛徒，理由是：“为什么别人被捕了，你未被捕？”我历史上作为中共地下党员，被国特逮捕关监，在肃反中之所以未被作为“叛徒、反革命”而遭严惩，这并不是党内那些有权处治我的人在法外施恩、心慈手软、广施仁政，而是他们确实找不到惩治我的根据，因为我确实没有做这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我对得起党，问心无愧。老实说，那些有权处治我的人，如果真是有良心、有正义感，有人性，不从派别私利出发的话，对像我田公亮这样表现的地下党员是应该受到表扬和勉励的。当然，当时的实权人物的作法也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区别对待”的。例如我们同时一起在五云山集中营同一个中队接受“训导”的人，解放后成都的曾令湘、马翘宇、三台县的李文全就被枪毙了，三台县的彭正堙被判刑二十年，南充的朱为仁被判刑十五年，林建中被判刑七年，等等。这都说明我田公亮硬是对得起共产党啊。

 

 

我的“右派”厄运

 

 

自从我的历史问题作结论了，我的心情亦轻松了，在那些曾经歧视我的人面前，我亦抬得起头说得起话了，人事科长亦分外瞧得起我，还特派我到外单位（西城区税务局）去参加对“右派”的批斗大会。殊不知为时大约三个月之后，“右派”这尊“福星”就高照到我头上来了。那是1957年9月8日的傍晚，是星期天，我刚从家中度假回到房管组的办公处，副组长黄秦氏（她原是我们工作中把她从积极分子提拔起来培养入党的，平常对我很客气，对我这位“田组长”喊得甜美而清脆，甚为悦耳）站在隔我很远处，高声大气，声音硬梆梆地对我直呼其名地喊到：“田公亮，明天到区上去看大字报。”第二天我到区上，看到一间会议室外的墙上贴着一张揭发我的“右派”问题的大字报，最初我以为严肃认真地检讨一下即可过关，殊不知组织上是深谋远虑，有备而来，不将我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绝不收兵。怎一个“检讨”了得？于是从九月九日

起，至当年12月30日，带我去法院以“反革命”罪，判管制三年，再加“极右分子罪”开除公职，押送劳教，历时三个月又二十一天。再从广义上说，自我考入劳教之门至中共西城区委、市公安局和西城区法院等改正它们惩治我之错误，历时共二十一年又二十五天。

 

封我为“极右分子”的三条“罪状”是：一，我给李×龙党员一张写的《良心何在？》的大字报。李×龙是195？年入党的党员，于是我就犯了“反党罪。”写这份大字报的经过是这样的：在57年6月下旬某天，张履白（女）与我同桌吃饭时她对我说：李×龙去年领过三十元救济金，我说他去年花六十元制了一件西服上装还领救济。对此我执笔给他写了那张《良心何在？》的大字报我和她都签了名，于是我们二人都成了“右派”。二，同年七月某日，在区委书记贾赓羽召开的“鸣放座谈会”上，我提了两条意见，（1）“肃反运动”把我整惨了，这么抽象的一句话，就是我在“攻击党的肃反政策。”（2）我说人事科的一些年轻人不了解解放前干革命的危险和艰苦，还很瞧不起我，这就犯了“攻击党的人事政策罪”（我是暗指王×正，54年搞选举时，她因还未满十八岁不能参选，她哭了）。

 

我在二十一年多的劳改中要不是遇上两个恩人我早就死了。没有我妻子救我，我活不上四十岁；不是胡耀邦先生救我，我活不上六十岁，谁也不能阻止我感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

 

我们“右派”获得了改正，这是指“改正那些过去随意整我们的人的错误。我们既然是因你们的错误而坐的牢，你们就应当对我们经济、精神和身体健康诸方面所受的损害承担责任，作出赔偿，这才符合人间的正道，希望你们衮衮诸公，认真考虑，尽早妥善解决。

 

九十老者田公亮2010年1月23日至26日

 

凌晨3时完稿        电话：028-83388125

 

 

 

北苑怀旧

 

—寻访北苑劳动教养收容所遗址

 

吴  越

 

 

 

在北京市的德胜门外大街往北走，过了马甸桥，有一个地名，叫“祁家豁子”。——从地名看，可能是从前有一个姓祁的人在元大都城墙上开了一个豁口，以利行人出入。

 

现在祁家豁子的东面，建了一个“元大都遗址公园”。这个“公园”，是近年来利用元代大都的北城墙遗址修建的。所以这是北京市最长、最窄的公园：像一条带子。元大都的城墙，是用土夯成的，当地人习惯于称它为“土城”。当年也许颇高，经过风雨侵蚀，如今只是高低起伏的荒丘而已。

 

土城在德胜门外的北三环与北四环之间，尽管今天这里已经非常繁华热闹，但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这里还是颇为荒凉的郊区。1954年夏季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德胜门外面只有一条窄窄的土路，路两旁都是低矮的小铺子，铺子后面，就都是农田了。

 

德胜门外最出名的两个地方，一个是路西的“功德林”，也就是北京市第二监狱。这是国民党时期(一说为敌伪时期)建成的“模范监狱”，建筑和设备在当时都达到“模范”的水平；1949年后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1955年以后，胡风分子、著名的反革命分子，大都关押在这里，后来成了北京市属劳改单位“新都暖气机械厂”(我有幸曾在那里面劳动了一个月)，“文革”后改办摩托车厂。一个就是路东的“土城”。当时的人到德胜门外一打听“土城”，没人不知道的。

 

其实，人们所说的“土城”，并不是指元大都北城墙，而是指紧挨着北城墙的一个劳改单位：“北苑农场”。 “北苑农场”的前身是“新生砖厂”。五十年代初，这里属于北京军区军事法庭，是改造旧军官和违法军人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围墙，里面的砖是北京老城墙拆下来的灰色砖，外面的砖，就有一部分是“新生砖厂”自己烧的红色砖。下图砖上显示的“国营新都一厂”，就是“功德林”监狱对外的牌子。很可能“新生砖厂”就是属于这个“国营新都一厂”的。

大墙砖上“国营新都一厂”的字很清晰。

 

五十年代中叶，新生砖厂交给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劳改工作处)，对外的牌子叫做“地方国营北苑农场”。这时候，制砖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个劳改单位“顺义砖厂”(后期的顺义砖厂停产，专门关押劳改犯中的疯子)，利用新生砖厂的砖窑作为劳动教养收容所。——窑洞分隔成若干“段”，里面白天也是漆黑一团。两盏25瓦的灯泡，发出惨淡的灯光，五尺之外，就认不出人的脸。

 

劳动教养，是中国的新发明。是1957年8月1日经人大常委会通过，由刘少奇用“主席令”公布的。目的是通过劳动改造并安置一些无业游民及犯有轻微过错、不受刑事处分的犯罪分子。所谓“劳动教养收容所”，就是各分局把受到劳动教养处分的人集中到这里来，经过学习，然后发配到各劳改单位去。

 

1957年，是反右派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于是许许多多受到“一类处理”(开除公职或学籍、送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就赶上了这头一班车。在这个地方，许许多多受到劳动教养处分的干部和学生，都曾经在这里经过“学习”，和无业游民及流氓小偷儿等等一起发配到各地(大都在北京郊区，远的在河北、吉林、黑龙江，不过仍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劳改单位去劳动，脱胎换骨，走向“新生”。——当时的右派分子只以为经过两三年的改造，就可以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或原学校继续求学的，却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方才得到改正。其中已经有许多人等不到那一天，永远回不到原单位、原学校了。

 

我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收容所的“男队”一共分三个组，三个组长都是大右派分子，都是司局长以上的大干部。

 

一组组长顾绍雄，是商业部部长助理(据说他同情农民，主张粮食收购价格每斤提高一分钱，为此被打成“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党龄比我的年龄还长。我是在上班的时候突然被民警铐住，只在东城分局办个“手续”(填登记表、按手印等)，就转到劳动教养收容所了，所以不像在分局关押多日的人那样蓬头垢面、满身是虱子。到达这里，就分配到第一组。组长见我服装笔挺，皮鞋崭新，干干净净，斯斯文文，既是右派，又能说会道，就予以重任，先是让我当“值班员”，负责分饭菜、带领“学员们”上厕所之类；后来把本应该是他的工作：“组织学习、掌握会场”也交给了我，他自己落得清闲。所以别人一般只在收容所这个“中转站”呆十天半个月，等凑够了人数，就坐上大客车“发配”走了；独有我，却被顾绍雄留在这里帮他“工作了”了四个多月。——1979年“改正”的时候，顾绍雄已经故去，只在报纸上看见商业部给他开追悼会的消息。

 

二组组长石盘，是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这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他曾经是陆定一的秘书。但是其貌不扬，矮个子，胖墩墩的。初来的人，如果不知道他的底细，准以为他是个天桥来的地痞流氓。因为他在收容所担任“专职的”组长，已经被流氓小偷儿所同化，不但对人态度蛮横，还满嘴的流氓黑话，不像顾绍雄那样，虽然被劳动教养了，依旧老成持重，一副长者的样子。1979年我得到改正之后，听说石盘得到陆定一的帮助，在六十年代初就回到了原单位，安排在北师大图书室当管理员。但是1966年文革中，我们在劳改队的右派大都没受到太大的冲击，石盘在北师大却成了众矢之的(一者是右派；二者而是陆定一的秘书；三者他这个人飞扬跋扈，自视甚高，不太合群)，受不了折磨，终于跳楼自杀了。

 

三组组长曹建纯，是国家体委群众体育司司长。据说是贺龙的亲信。但是1957年的“反右大风暴”，贺老总也保不了他。他不像顾绍雄那样严肃，也不像石盘那样张狂，整天嘻嘻哈哈的，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有一个十分年轻漂亮的老婆，据说是个运动员，曾经到北苑来探望过他，大家都以为是他的女儿。六十年代中叶我在团河农场再次遇见他，带着的老婆，已经是个说一口山西话的农村妇女。看样子，漂亮的运动员早已经离他而去了。——不过三个组长中，总算他活到了“出头”的一天。是不是“官复原职”，我就不知道了。

 

 

六十年代初我因为“转场”第二次到北苑收容所的时候，人们已经不住窑洞，而是住军用帐篷了。组长姓林，据说是派到东德去的留学生，被划为右派后，私自跑到西德去了。因为是他自己跑回来自首的，没有按“叛国罪”论处，“宽大处理”，只送劳动教养。1979年改正以后，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是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的主编。

 

我在北苑收容所的四个月多月中，所遇到的右派分子，何止一百人！其中最多的是大学生，其次是一般干部，还有许多教授、学者、医生、演员等等。可见这里面藏龙卧虎，有多少精英分子！

 

我第一次去那里，粮食还不定量，可以放开肚子吃。不过所吃的窝窝头，不是用玉米面做的，而是用麸子面做的。吃的当时似乎是饱了，却不消化，吃下去的是什么，拉出来的还是什么。

 

下图是北京地区很常见的野生植物，土名叫做“野麻”。春夏两季叶子很大，我们上厕所，都摘它当手纸用。它秋天结的果实土名叫“麻果”，样子很像“罂粟”。里面的种子是黑色的，比芝麻粒儿大得多，油性很足。1959年8月粮食定量以后，每人的定量名义上有30斤，实际上不足20斤。因为其中有一半儿是白薯干，而且是霉变了的。而菜汤永远是白水熬白菜，根本见不到油腥。人们饿急了，就四处“打野食”：动物中最好的是青蛙和长虫；植物中最好的就是这种“野麻籽”了。一旦发现，立刻摘下，用手一搓，吹一口气，把外壳的碎末吹掉，留在手心儿里的就是“营养丰富”的野麻籽。只是生吃有些涩口。——在饥饿的岁月里，肚子里特别缺油，可以说是它救了我的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劳动教养收容所搬到另一个劳改单位“良乡电梯厂”去，北苑农场的地址改办“北京市公安干校”。文革结束以后，这里改办“北京警察学院”。后来警察学院搬到郊区县去了，这里的校舍拆了，北头盖起了高楼大厦，成了中国网通(CNC)和计算机技术应急协调中心的办公楼，地址是裕民路3号；南头现在是现代化的住宅小区。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我总以为这里再不会有“北苑农场”的任何遗迹了。今天(2007年2月25日)偶然路过这里，发现不但北苑农场的北围墙居然没有被拆掉，竟连当年围墙上的岗楼都还顽强地、孤独地站立着。——当然已经是破旧不堪，属于真正的“遗迹”了。

 

 

当年四面的岗楼上一天24小时有警卫持枪值守。围墙下面是高压电网。我们在“里面”不但能够看到岗楼上的卫兵，偶尔还能看见墙外土城上嘻嘻哈哈的“游客”。

 

 

警卫部队和劳改单位是两个系统。劳改队的队长无权指挥警卫战士做任何事情(从维熙的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描写劳改队长下令警卫战士开枪，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警卫部队住在墙外，另有一个门通向岗楼。上图的背景，是在当年北苑农场内新建的高楼大厦。奇怪的是：五十年前的岗楼，居然不拆掉，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半个世纪，风云变幻，沧海桑田，面目全非！我也已经老了，老了！正是：

 

想当年，来此地，也曾经粉面油头，少年英俊；

 

到如今，回这里，却已是眼花背驼，老态龙钟！ 和我一起旧地重游的，还有杜高。他是吴祖光的大弟子，也是所谓的“二流堂小家族”分子，加上1957年前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杂文《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被打成右派，送劳动教养。他教养得早，当时的劳动教养收容所还在藏经馆，不久就被发配到黑龙江省的新凯湖农场(属北京市公安局管辖)了。1959年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工作处举办“劳改成就展览会”，看中他是个“青年作家”，把他调回北京来写“解说词”，当时就住在北苑农场的窑洞里。展览会结束，他被分配到“新都暖气机械厂”当宣传员。1979年落实政策，他回到原单位中国戏剧家协会，入党以后，当了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最后在电影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任上离休。

 

 

 

 

 

 

 

 

 

 

 

 

左：吴越；右：杜高

 

 

 

   从《张恺帆回忆录》看大跃进中的安徽官场和一个人的觉醒

 

  读《张恺帆回忆录》有感

 

茆家升

 

本文提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下，安徽官场也就是全国官场的一个缩影。但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竭力推行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在全省大搞阶级斗争与消灭私有制，政治运动连年，反右派反右倾运动都战果辉煌，大批无辜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本来就人材匮乏，科学技术文化落后于邻省的安徽，一蹶难以再振。

 

哪里运动最左，哪里百姓最苦，已成定律，安徽更有典型意义。突出的表现就是三年人祸，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饿死百姓主要是农民达五六百万人，按比例为全国之冠。为何会这样，除了在大刮共产风，大放粮食高产卫星，大搞高指标、高征购，以后大反瞒产私分，种种大跃进大破坏吹大牛大灾难中，安徽表现更左之外，安徽无限制地役使百姓劳力，也是重要原因！把已长期挨饿气息奄奄的饥民，赶上重劳动量的水库工地，无异于加速劳动者死亡，事实也是很多善良的农民，大都猝死于水库边或力竭暴毙路边和家中。

 

安徽早在1959年初，已出现严重粮荒，农村公共食堂里已粒米如珠，知农情的张恺帆开始还据理力爭，尽力守护农民度命之粮。但狠心的曾希圣和他的仆役－样的省委常委一班人，个个心狠手辣，在全省各地疯子一般，挖地三尺拚命搜粮，把善良的百姓一步步逼向绝境，59年夏秋之际，全省各地已开始成批饿死人。省委领导核心成员之一的张恺帆面临人生的最艰难抉择：要么同流合污和省委一起向农民逼粮，那既无风险，又能享不尽荣华富贵；要么逆路线潮流而动，尽最后力量保护农民利益，不惜和饿死农民一起，走上不归之路。

 

迫使张恺帆毅然转身的是他家乡饥民的悲苦的哀号，和村边路旁饿殍的尸臭，直接撞击他的做人底线！他不能见死不救！他不能不出手了，尽管他知道这一出手，无异于飞蛾扑火，是自取灭亡之路，他还是像吉鸟凤凰－样，扑向了腾腾烈焰，完成了自己仕途上的涅盘。接下来就是人所共知的毛泽东关于张恺帆解散公共食堂的严辞批示，并号令全国。以张恺帆为戒，从此掐灭了所有官员最后－点对百姓的怜悯之心，也阻断了民间的各种救赎之路。更大的跃进开始了，更多的百姓快速走向死亡之路了。

 

张恺帆的觉醒之路是漫长的。坐牢之后他还在说＂北望京城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但他晚年做诗却说的是: ＂谁说王朝去不还, 遗风依旧袭人间。＂如果他知道全国都在逼粮, 原来是毛泽东亲自下的指示, 直到1959年6月, 毛泽东为了称覇世界, 在全国粮荒已经十分严重时, 竟然决定出口四百一十九万吨粮食, 占全囯当时粮食储备的百分之二十四。如果不出口这些粮食, 全国不会饿死一个人时, 张恺帆又该有什么样的诗作呢？

 

<<张恺帆回忆录>>着笔安徽, 这本经中央批准的记实之作, 确实画出了安徽民间的悲惨之图, 也画出了安徽官场的光怪陆离。真正的一边是粒米如珠饥民哀号饿殍遍地; －边是骄奢淫逸铺张浪费, 连深山里也盖起了别墅群尽情享受。以致极左派大将柯庆施, 都说他们是像猪－样在往前拱, 终于拱进了历史垃圾堆, 几近集体出局。

 

物极必反, 很多事常常像太极图一样首尾相咬, 曾希圣正是在他仕途如日中天时, 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突然垮台的。五四先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主政安徽时, 安徽曾有过政治上较为清明的时期, 可惜接踵而来的是灾难更深重的文革。

 

庆父不死, 鲁难未已！另文将着重讨论所谓领袖专政对国家的巨大伤害。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惟无以生者，是贤于贵生。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

 

     谁说王朝去不还, 遗风依旧袭人间。

 

     可怜一纸陈情表, 谪贬西南路八千。

 

 

                       张恺帆《彭总罢官》

 

安徽竟被搞成这个样子,病、饿、逃、荒、死。有些人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就像猪一样,还用嘴朝前拱！柯庆施(1961年6月25日在安徽岳西县石关别墅群召开的省丶地丶县三级干部会上的发言)

 

安徽官场本来不值得作为一个专题来记述研究的。因为在执政党决定一切的极权体制下，一级地方政府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都在按中央的统一部署办事。很难想象安徽官场是一个样，江苏浙江等又是一个样，说到底安徽官场其实也就是全国官场的一个缩影，所以不问是大跃进时期也好，文革时期也好，安徽或是其他省发生什么事，都不能从一个省的角度去看，那是看不清道不明的，不是有一个比喻至今还在说吗,就是全国一盘棋！

 

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几千万人的大省，毕竟还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权，各省之间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千变万化的。平常时期这些问题可能不会表现出重大差异，或者也就是先进一点落后一点；问题多一点少一点；领导干部水平高一点低一点；百姓生活富一点穷一点之间的事。可是一旦遇到特殊时期，就说大跃进饿死人的事，省与省之间，就可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安徽1958--1962年，灾前人口为3446万人，非正常死亡633万人，百分比为18.37%（据2007香港书作坊出版社出版的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一书：而据2004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第369页的注释记载，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应该是406.3万＋141.7万＝548万人。除去正常死亡数丶逃亡及失踪人数等，张恺帆所说” 安徽饿死约500万人” ,是接近事实的）。而邻近的江苏省，灾前人口为5296.3万人，非正常死亡152.7万人，百分比为2.88%。另一邻省浙江省，灾前人口为2570.3万人，非正常死亡14.1万人(尙不及安徽无为县一县饿死人的一半)，百分比只占0.55%，和安徽省相差近二十倍！当然，即使是按比例全国饿死人倒数第二位的浙江省，也饿死了十四万多人，每一个人生命价值都是等同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富饶的浙江，居然会饿死十几万人！除了中央的决策失误之外，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也罪不可赦！但是邻近浙江的安徽，虽说穷一点，自然条件差一点，大跃进之前，两省百姓的生活，并无太大的差异，为何大跃进一来，在自然条件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安徽灾难如此深重？饿死人的比例竟超过浙江近二十倍？！主要问题应该出在安徽官场！所以安徽人有权利追究这场空前大劫难罪魁祸首的责任，也如全体中国人有权追究由于执政者的倒行逆施，施行竭泽求鱼的掠夺政策，导致全国被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祸首的责任一样！

 

我们先说说安徽的官场。安徽那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特大变故，竟然会有饿死五丶六百万人，按比例居全国之首的大灾难发生呢？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和安徽省长黄岩为首的安徽省委省政府，究竟干了哪些狠事丶恶事丶傻事丶蠢事，异想天开的事，劳而无功丶有害无益，甚至自毁家园和残害百姓草菅人命的种种坏事，才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呢？我作为一个普通安徽人，也作为那场亘古未有大灾难的经历者和幸存者，一直想弄清这些事的真相，给那些枉死的亡灵一个交待。虽说当年枉死的几百万幽灵，已在地下沉睡了半个世纪了，但我相信这些幽灵一直在用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在呼喊着控诉着！他们栉风沐雨胼手胝足，长年辛劳，养活这个国家和社会，都是善良的顺民，为何不容于当世，大批大批地被搜刮剥夺干净，而悲惨地死去！直至今天不但冤情无处申诉，连一个说法也没有！天理何在？

 

本来对于记述评论这样重大题材，我是信心不足的，但近年有两件事敦促我也帮助我可以做一点多年来想做又未做成的事。一是有幸读到了安徽人民出版社经中央认可正式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首次对半个世纪之前曾沸沸扬扬渲腾过的什么张老恺无为放粮，案惊中央，毛泽东严词批示的所谓＂无为事件＂, 有了官方版本的确认。此事非同小可, 因为中国58-62年饿死三千七百多万人的大惨案, 虽说开始于58年的大跃进大办钢铁大折腾, 但据己知材料, 迄至59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为五百二十二万人, 虽说数量巨大, 也还不足三千七百多万的零头。如果59年秋的庐山会议能及时纠左, 以后的人就可以少死或不死！可是铁石心肠视人命如草芥的毛泽东, 居然加大反右倾和大跃进的步伐, 除了打倒敢于直言的彭德怀等人之外, 对张恺帆无为放粮解散食堂等解民生于倒悬的救命措施, 作了极严厉的视为反动的长篇批语, 并下达全国, 这就阻死了任何一级政府和每一个官员的怜悯之心和缓冲手段, 也阻死了农民们最后一点的自救之路, 这才有60年饿死一千一百五十五万；61年饿死一千三百二十七万；62年饿死七百五十一万， 总数达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被饿死的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劫难。虽说这场大灾难形成的因素很多，相关责任人从中央到地方，涉案的是一批厐大的人群，不能简单的只追究一个人或几个人，但从发动大跃进乃至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全过程分析，这场大灾难的第一责任人, 非毛泽东莫属！白纸黑字写在那里, 岂能抵赖得了！从这一点看, 弄清安徽大跃进中发生的事, 其实也是解读全国当时形势的一把鈅匙, 可以说<<张恺帆回忆录>>的正式出版, 是研究大跃进中的中国, 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

 

     此外还有一份也应称得上有很高历史价值的资料, 就是安徽无为县农村工作者．炎黄文化研究会特约作家丁人卜先生的遗著《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一书的被披露。使我们知道在共产风肆虐期间，一个频临长江的鱼米之乡，为何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主要是人祸,导致58--60三年（61年未统计），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无论在绝对人数和按人口比例上，都可能是一县全国之最的重要史实。丁人卜先生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枉死百姓的悲悯情怀，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料的真实性，并用可贵的细部一一解读，在这鱼米之乡，如何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和公社食堂化之中，是怎样从乌托邦走向人间地狱的。特别是书中详尽描述了农村怎样在漂亮的言词欺骗，和凶狠的行政措施配合下，掠夺了农村的几乎全部财产的！最不堪的是通过所谓反瞞产私分，一步步把农民逼到死的绝境！                                                                                                                                                           

 

49年之后，安徽在干什么？中国在干什么？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件事，就是一切为政治思想一元化和经济体制一体化忙碌着。政治思想要实现一元化，就得以阶级斗争为纲，施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扫除一切执政者认为是异己的观念和言论，贯彻到各个领域和城乡每一个角落，目的就是用毛的思想或曰统率或曰箝制几亿人的思想！为此不惜制造假想敌，预设斗争对象，打倒批臭杀关管一批又一批执政者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中国公民。从此中囯再没有敢说真话的人了，一切坏事、恶事可以通行无阻了。所以有人说，反右是因，大跃进是果。

 

另一件大事，就是为实现经济体制一元化，以消灭私有制为目的的三大改造运动。把全国的资产都掌控或曰掠夺在执政者手中！当时中国的私营工业丶商业丶手工业力量都很薄弱，在集体化或曰收归国有过程中，固然遇到过抵制和反对，但在強大的国家专政的机器面前，都不堪－击，很快被压碎了，甚至没有掀起过像样的风浪。

 

中国的问题在农村。和对农村的严密控制相比，前几项改造措施，只能是前奏曲。而在农村广袤的大地和数亿农民中，如何实现执政者的既定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最高执政者，确实倾注了大量心血，用尽了一切手段的。动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配合以深入到每村每户的严密组织形式，支部建到村，又培育了一大批效命于极权体制，时时挥舞专政大棒的各级管理干部。再借助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威慑力，终于完成了对农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其标志就是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从此执政者可以对农村对农民为所欲为了。

 

以上就是大跃进前后中国的现实，当然也是安徽省的现实。在全国一盘棋的中国，是不允许也不可能有一个地方，不按中央的部署办事。如果说当时的左倾之风，或曰共产风笼罩中国之际，各地还有些差异，也只能是谁很左，谁更左，谁极左而已。

 

当时的安徽应该是极左的典型！

 

极左的安徽，当时是什么样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整人最凶，饿死人最多！就整人而言，安徽的肃反、反右、反右倾都是成就巨大硕果累累的。反右抓了以省委书记李世农为首的高中级干部右派之外，有人言安徽抓的青年右派按比例占全国之冠之说。反右倾则出了个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恺帆，全国闻名。这一切厥功至伟的当然是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要不然怎能是曾霸王呢？曾希圣的凶狠，不仅表现在搞－言堂，整肃异己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安徽几千万百姓的戕害！安徽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曾希圣当然是最大的恶主！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反瞞产私分，疯狂逼粮，这些全国都有的恶事，安徽做得更凶狠已是不争的事实。曾希圣等为了邀功请赏，毫无体恤百姓之心，无限量地役使安徽劳力，使百姓们尤其是农民体力耗尽，物质资源也耗尽，也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可以举两个当时曾沸沸扬扬很热闹过一阵子，至今人们还不能忘却的例子：

 

一是土法上马大办钢铁；当然全国都在办，但安徽为此事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关注，不能不说。1958年9月，毛曾来安徽视察，当毛从安庆乘汽车到合肥后，9月16日曾给曾希圣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沿途一望，生机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是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毛泽东看到了什么, 使他这么高兴呢？当时省内报纸纷纷报道，原来毛泽东沿途看到的，各地都在大炼钢铁，密密麻麻的全是炉火冲天地在用土高炉炼铁！现在看来这种看起来热闹, 实质是多么荒唐野蛮毫无人性！试想一想，到处夜以继日的燃烧, 不仅烧光了山上几乎全部的树木, 甚至烧光了农民家里的门窗床板, 而炼铁的原料竟然有的是百姓赖以生存活命的锅盆等用具。结果炼出什么来呢？只是毫无用处的废渣, 又烧焦了的农田, 也耗尽百姓的体力。上有好者, 下必甚之。毛泽东对曾希圣这么一夸奖, 曾希圣在安徽更加有恃无恐, 大片大片森林被砍伐, 大量资源被消耗浪费掉, 老百姓在繁重的劳役中一天天被拖垮！

 

第二个例子是盲目兴修水利；安徽省委一班人，曾经津津乐道过的，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也是得到了毛泽东关注的。1958年12月9日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曾在会上说; ＂学习曾希圣的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开始计划搞8亿土石方，曾变成16亿，8亿是机会主义，16亿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没几天，又到了32亿了，16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最后到了64亿，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我愿意当，当了有味道-----＂八亿什么？八亿八亿再八亿什么？64亿又是什么？原来指的都是大跃进中兴修水利所挑土石方的总量。记得发表于59年初某期红旗杂志上的数字, 还是八亿八亿再八亿。报刊上曾大吹大擂过一阵子，说是这些土石方，如果要铺成多宽多厚的路，可以从地球一直铺到月球！说是天文数字真是名至实归。就说24亿吧,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为什么能把安徽几百万农民累死、饿死？ 需要算算细帐的。1958年安徽人口是3446万, 农村人口应是三千万左右, 青壮年总数也就六七百万人吧, 总不能全上挑水库工地吧, 还有大办钢铁那一档子事哩。就算他有四百万人去挑水库, 那二十四亿土石方, 摊到每个人头上，就是每个人要负担六百立方土石方。当然这是一个有时代特色的绝对浮夸的数字，就是要完成其中的百分之十，也是能拖垮人的苦差。我上过挑土方的工地, 那是很累很累的活, 差一步也到不了位的, 不像干农活, 还能磨磨洋工。一立方土一般劳力大约要挑七八十担, 湿土要挑上百担，随着水库挖的愈深，挑土的路也愈长，行走更艰难。当时修水库施行机械化作业的地区，安徽除了国家投资的佛子岺水库梅山水库等之外，农村人民公社兴修水库，基本上都是土法上马，是人挖人挑的。挑水库一般在农闲水位低的季节，就算三个月吧，除去阴雨天，和各种杂事，实际挑土方的日子也就两个来月。不能都去挑土，要有人挖土，有人开山，有人修路，有人做后勤，生病的乃至死亡的，尤其是到后期愈来愈多。实际挑土人至多也就一半左右，那每人负担的土石方就在一百立方之上。两个月一个人总量要挑一百立方土石，按每立方八十担计算，就是八．九千近万担，那每天就得挑上近二百担土石，这是个什么概念，即使是一天干上12个小时，也干不完！不要忘了，当时农民手中早已家无余粮，靠公社食堂清汤寡水，都在半饥饿之中，大批人患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和干瘦症，把这样的饥民和病号，赶到如此繁重体力活的水库工地上，无异于催促农民们早死，事实也是很多社员，特别是担负重体力活的青壮年，受害最深，很多人猝死在水库工地上。我划右后被送到皖南广德县门口塘农场监督劳动，常去当地的新杭水库工地挑肥，就亲眼见到一些饥饿力谒的社员，倒毙在工地和路边。更值得一说的是，这些耗尽农民体力乃至生命的水库工程，由于是土法上马，既无科学设计，又无钢筋水泥支撐，大部分皆毁于第二年春讯，形成次生灾害。

 

当年执政者，为了自身获得最大利益，在搜刮了百姓的几乎全部物质财富之后，又无限度的役使百姓的劳力，终于酿成亘古未有的大灾难，也丧尽了民心。使人不能不想起两千多年前老子所说过的几句话：“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官府盘剥太多，百姓能不挨饿吗？官府把百姓当牲口一样驱使，百姓能那么听话吗？官员们一个个尽情享受，老百姓还有活路吗？胡适先生曾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老子》一节中说到：＂读者试把<伐檀>丶<硕鼠>两篇诗记在心里, 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的话, 乃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大纲37页) 原来千古暴政，都是－个样子。

 

那些年安徽百姓过的是几乎猪狗都不如的日子，那么，以曾希圣黄岩们为代表的省级领导们在干吗呢？与百姓同甘共苦吗？说心里话，尽管安徽省委一班人，49年后在安徽未做过什么好事，搞政治运动倒是行家里手，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害得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是在对待几千万农民方面，还是希望他们能发一点善心的。因为你们整知识分子也好，整大大小小私营工商业者也好，整右倾干部也好，你们都可以打一张牌，说你们整倒资产阶级和代理人，是为广大工农群众谋福利，是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可是你们对农民出那么狠的毒招，做最彻底的剥夺，你们又能如何自园其说呢？你们尽管想的做的都只能是一切都为了执政者自身的最高利益，那么就是为了能够更长远的剥夺，你们也应该有一点怜悯之心，不能见死不救吧，要是安徽的百姓都大批大批饿死了，你们的省委书记省长还怎么当？

 

可惜，我想的太天真了，所有我希望能看到的东西，除了张恺帆无为放粮解散食堂，曾呈现过一线曙光，又被迅速扑灭之外，看到的听到的依然是跃进再跃进，逼粮再逼粮，死人再死人！更恶劣的是省委曾希圣等一班人，整倒张恺帆之后，更加踌躇满志，一意孤行，尽皆食民而肥。真正的一边是大批百姓在苛政下累饿而死，一边是贪婪无度荒淫无恥，连极左派大将，竭力鼓吹大跃进的柯庆施都看不下去了，说他们是像猪－样在往前拱，终于集体出局，拱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其实这么说对他们也多少有点不“公”，安徽省委一班人胡作非为，像猪一样往前拱，害死了几百万老百姓，别的省头头们，都施政有方，亷洁自律，百姓们都安居乐业了吗？真要是那样，安徽的头头全拉出去毙了也不冤。可惜事实不是这样，原来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下，各省市之间并无大的差异，只多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既然大家彼此彼此，干吗他们能平安度过，连饿死人最多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不但未受处分，反而升了官，成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俨然乎国家领导人了。那为什么偏偏安徽省委要倒那么大霉，常委们集体出局呢？！想想也是呀，都一样干了坏事，结局咋的就这么不－样呢？  

 

都是张恺帆惹的祸！本来张恺帆作为安徽省委主要领导之一，安徽省委那些年干了那么多坏事，他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虽说张恺帆在安徽一贯心慈面软，在政治运动连年时，保护了许多人，是出了名的大＂黑＂伞。但他也得按官场规则办事，不可能－切了无干系。正如省长黄岩批判他时所说的，你揭安徽省委的盖子，不是在揭自己吗？深谙官场潜规则，又有长期从政经验的张恺帆，焉能不懂这一点浅显的道理。他当然知道如果随大流，按既定方针办，结果当然是平安无事，安徽再死多少人，上有毛泽东下有曾希圣顶着，账是算不到他头上的，即使是浑浑噩噩，也能平安到老。省里乃至全国官员，大家都在按当时的规则出牌，你居然敢擅越雷池，想到过严重后果吗？

 

是的，张恺帆越轨了，他从省委集团里剥离出去了，也从当时的大跃进的主流舆论的浪潮中跳出来了，他成了一只涅盘的凤凰，而凤凰涅盘是要受火刑的！而张恺帆涅盘的过程，也确是历受煎熬，差一点粉身碎骨。张恺帆的觉醒或曰涅盘过程，有一个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并非是一时的冲动，更不是什么匹夫之勇，而是揉合了多种因素，包括张恺帆的人文素养和做人的品格，这也是历史选择了张恺帆的重要原因。

 

而促使张恺帆毅然转身的则是安徽农村大饥荒严峻的现实，安徽作为大跃进重灾区，灾难是全方位的。宣城丶亳县丶凤阳丶定远丶和我的故乡全椒等县，当时都处在被逼粮而饥饿难熬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张恺帆都是知情的。而迫使张恺帆奋然一跳的直接原因，则是家乡无为县农村饥民的哀号和饿殍的尸臭！

 

张恺帆在大跃进中的安徽农村，尤其是他的家乡无为县，究竟看到了什么呢？先摘抄一段《张恺帆回忆录》里的有关记载;“1959年，粮荒十分严重，群众叫苦不迭，省委负责同志还以为这是“假象”，是群众把粮食藏起来了，命令下面把粮食搜出来。张恺帆因为还兼着巢县县委书记，常在下面走，知道实情，可当时浮夸严重，不敢讲真话，就在省委常委会上提议，都下到基层和农民一起过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春节，曾希圣听了很高兴。到农村一看，群众缺粮叫苦不迭。我们的干部却到处搜粮食，甚至把农民草堆拆了找，群众家里十室九空。到公共食堂看，锅里全是青菜萝卜叶子，很少见到粮食---。（《张恺帆回忆录》第341页，以下只注页数）鉴于有人说农民们晚上偷着烧吃的，我和县农工部长陈建章同志一起坐车下乡察看。出了城，四周－片漆黑，许多群众当时连灯也点不起的。好不容易见到一家有亮光，我和陈建章同志商量，以借火抽烟为借口去察看。敲开了门，那家农民果然在烧锅，我揭开锅盖一看，全是青菜丶萝卜叶子，没有一点粮食！那个农民说，白天要干活，晚上不弄点吃吃就饿得睡不着觉。

 

(59年) 二三月分, 合肥市委书记刘征田丶市长赵凯到巢县找我, 要求调粮到合肥。他们说; ＂合肥几十万人口, 粮食只够吃几天的了, 情况很急。＂我说; ＂巢县只剩千把万斤, 几十万人都指望它, 好多人在饿饭, 粮食没法调。＂刘征田同志说; ＂刚才曾政委(希圣) 在广播上说群众有粮食, 藏起来了, 白天一片青, 晚上－片红(指晚上偷着烧吃的) ＂我说; ＂岂有此理, 这完全是听信了造谣！＂刘征田说; ＂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说; ＂我兼巢县书记, 不能不管巢县人民疾苦, 我可以不当省委书记, 粮食不能调。＂刘征田说; ＂有人说你受骗了, 桂书记在桐城搞出了几亿斤, 巢县能例外吗？＂我说; ＂省委可以派人来查。＂没几天, 李凡夫丶高鸿来了,------ 他们传达省委负责同志对我评; ＂工作不深入, 受欺骗。＂我无话好说, 就领着他们到好多人家去查, 除了一点种子外, 根本查不出粮食来, 他们也无话可说。

 

以后张恺帆和他们又去了邻县含山, 并去了邻省江苏的江浦县桥林镇考察。安徽还尽是要饭的, 江苏情况已好得多, 江苏农民说, 他们早就不吃食堂了。造成安徽这种局面, 高征购丶浮夸风是主要原因, 但办食堂, 层层克扣, 也是重要原因之－。与各省比较, 安徽食堂持续的时间太久了！后果是惨痛的-----。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 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 追问安徽饿死多少人, 第一次报40万, 后来追问紧了, 报到400万, 实际上约有500万人。

 

从江浦回来后，我要求向常委汇报情况，一提汇报，曾希圣同志说；＂你的书面报告我已经看了，你不要回报了。老张，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点右，要注意。＂其他书记丶常委在旁边，也学会了看风使舵．报喜不报忧，投曾希圣之所好了。结果，下面来的同志都讲好的，致使情况越来越严重。（340--344页）

 

……我们进入无为，第一镇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 都向我下跪:张省长, 救命！我们还不如鸡, 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稻丶麦而非米丶面), 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 层层克扣, 我们就一点见不到了。”张省长, 把自留地还给我们, 我们也度度命。”我到石涧区沿河梢村, 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 第一个饿死的, 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 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 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第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 埋的不深, 没有劲挖, 天又热, 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346页)

 

……情况太紧急了，晩上，我们到了无为县城，立即找县委书记来回报。姚奎甲书记来了，仍然是报喜不报忧。我问他‘五八年收了多少粮食？’他说；‘十三亿斤。上交七亿斤’ 我问；‘现在口粮每人每天多少？’他说；‘四两原粮。’我又问；‘全县有多少浮肿病人？’他说；‘不过万把人。’我说；‘收了这么多粮食，为什么还有浮肿病人？’他说；‘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我明知他是扯谎，没有驳斥他，只把我们在石涧区看到的告诉他，我说；‘我不多谈，你亲自下去看看，如果你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一样，那你必须立即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抢救。’

 

第二天，粮食局长找我反映；他们有两本账，一本收七亿斤，另一本十三亿斤，其实只七亿斤。”（347页）”

 

安徽是农业大省，58---59两年，虽有部分地区有水旱之灾，都是局部的，和邻近的江苏浙江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更不能和54年淮河决堤, 淮北七县顿时成水乡泽国的特大水灾相比（笔者时年17岁，正在淮河决堤口，以实习医士身分参加防汛抢险，出生入死，荣获灾区凤台县政府一等功）。54年未大刮共产风，也未放粮食卫星，粮食收成也没两本账，更没有搞什么反瞞产私分斗争，所以那么大的水灾，很少饿死人。而这两年在无大的自然灾害情况下，农民居然这么苦，一个省居然几百万人被饿死，究竟是天灾为主，还是人祸为主，还须要辨白吗？天灾难道只灾安徽不灾江浙吗？

 

再说到无为县，无为频临长江，境内水网纵横，是鱼米之乡，仅靠农产也能衣食无忧。1958年大办钢铁，农村劳力调走了，农田管理不到位，该收的未收上来，又受了一些旱灾，粮食减了，但也还有7亿斤，无为当时全县人口九十余万，人均原粮还有七百余斤，还不算农民自留地部分。如果当年不刮共产风浮夸风，不放粮食卫星，不收回农民自留地，不办农村食堂层层剥削，或是像邻省江苏那样，早早把食堂解散了。特别是不搞粮食产量两本账，实话实说就报七亿斤，还可能上调七亿斤吗？如果这些事都没有发生，无为县和安徽省还能发生如《张恺帆回忆录》中记述的惨象吗？那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搞清楚当时张恺帆面临的农村现实，他和省委曾希圣等的矛盾，特别是粮食问题，究竟安徽当时是如曾希圣所说的，农民们家里真的藏有很多粮食，必须继续开展所谓反瞒产私分的斗争，把农民家中仅有的一点度命的口粮都搜刮上来，任凭农民大批的饿死；还是承认农村确实已经十室九空，因共产风肆虐和无限量的征粮，已经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正大批饿死人，要扭转这一切，当务之急就是必须立即停止一切逼死农民的罪恶勾当，立即还粮于民，放亿万农民一条生路呢？张恺帆深知，在第－书记一言九鼎的极权体制下，在曾覇王的专横面前，一切争论都是徒劳的。曾希圣是不会听他的，只会批评他右了。但当时他身在无为，毕竟还是省级高官，还有一点救赎的权力。怎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见死不救呢？他不能不出手了。

 

张恺帆是个活菩萨，更是个务实的人。他如何处理无为县农村大批农民已被饿死，和将有更多的农民被饿死的危急状况，《张恺帆回忆录》里有详细记录，不一一复述了。无非就是很多文章中提到的：立即停止粮食上调，解散公社食堂，把农民应得的口粮，发到农民手中，发还农民的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抓紧晚秋农作物和蔬菜的种植管理，惩治迫害虐待农民和食民而肥农村干部，爱护医治生病挨饿的穷苦百姓。未说一句空话，未提阶级敌人破坏，不说阶级斗争，只说灾难，只说怎样千方百计如何度过难关，条条都是务实的办法，条条都是救命的措施。经过张恺帆亲自坐阵，一条一条的落实，眼看着罪恶的食堂解散了，农村家家锅台开始冒烟了，农民们开始在属于自己的自留地里忙活了，也能到生产队的大田里干活了，还能到水塘里弄点小鱼小虾，小市场也热闹起来了。一句话，农民们开始有点像人一样活着了，他们能不高兴吗，能不喊张恺帆张青天吗？要是就这样下去，无为还会饿死人吗？全国都这样，还会有那场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吗？

 

有人高兴就有人不高兴，老百姓们高兴了，能有吃的了，不再被饿死还不应该高兴吗？但无为县委第一书记姚奎甲不高兴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不高兴了，接着知道这里情况的毛泽东不高兴了，岂止是不高兴，是龙颜大怒了！姚奎甲不高兴，是有人抄了他的土圩子，把他的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弄得不好坐牢杀头都是可能的；曾希圣黄岩不高兴是后院起火了，破坏了安徽＂大好＂形势，妨碍了他们继续过猪一样的幸福生活，当然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他们仕途的升迁；毛泽东不高兴龙颜大怒，是给他亲自树起的三面红旗抹黑，是对抗他施行政治思想－元化和经济体制一元化的建国方针，是叫他自吹的当年全国粮食产量一万亿斤的牛皮露馅，是妨碍他去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就你张恺帆抹黑毛泽东这一件事，还能有你好果子吃吗？

 

姚奎甲不高兴，尽管他就一个县官，本不够资格和省长叫板，再说了，如果他还有一点同情百姓之心，对张恺帆的救命措施，起码可以不发言，那以后曾希圣责怪下来，有张恺帆顶着他也不会出什么事，做的还是不赔本的买卖，那以后无为人还不会对他恨之入骨，他也就不会成为现在历史上的姚奎甲了。其实所有的极左分子都是利欲薰心心狠手辣，政治嗅觉又极其灵敏的人，说的好听点都是所谓路线觉悟极高的人。姚奎甲也不例外，他知道别看张恺帆在无为干的事，深得民心确实做了好事，但他路线错了，路线错了就一切全错了，天还是毛泽东的天，我姚奎甲在全国首先推行供给制,是受到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肯定过的。（见丁人卜编著<<无为天堂梦>>繁本第75页。未刊稿）你张恺帆算老几！姚奎甲有恃无恐，马上把张恺帆在无为的所作所为，整理成黑材料，秘密上报安徽省委，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正在庐山开会，省长黄岩接到密报后，火速上报曾希圣。曾希圣正在庐山上充当批斗彭德怀的急先锋，接到黄岩报告又恨又喜，恨的是自家后院起火，破坏了安徽的所谓大好形势；喜的是多了一份反右倾的炮弹，也多了份效忠毛泽东的机会，立即秉承伟大领袖。毛泽东果然大感兴趣，立即作了措辞极为严厉的长篇批示，称张是彭德怀和高饶余党，‘可能是混进党內的阶级异己分子,’ 作了政治上的宣判。(371页)并下达全国各地。

 

毛泽东龙颜大怒了，张恺帆烈火烧身，痛苦的涅槃过程开始了：如张恺帆自己诗中所说的，先是“五十－天伤乱箭”，连续批斗五十一天，真的乱箭穿心了，接着是“有口难吹‘七字’ 尘。”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你就是，不是也是，百口难辩。纵然你还是忠心耿耿，“北望都门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又有何用？还不是逮捕囚禁流放，不错，命保住了，在关押了二百多天后，流放基层。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平反官复原职了。比起枉死的冤魂和饿殍, 他还算是幸运的, 那些人已不能复生了。

 

肉体的涅槃是痛苦的，一个省级髙官，没有任何过错，只是为已饿死和将要被饿死的农民们说了几句实话, 办了几件实事, 顿时跌入政治陷阱, 受乱箭伤身和牢狱之苦, －家人颠沛流离, 到处受到白眼歧视和冷遇, 这些都不算什么, 他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 政治生命完了, 一切都完了, 区区皮肉之苦不值一谈。

 

张恺帆经受最大的痛苦, 应该还是精神上的觉醒。他毕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 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入党的, 几十年的艰苦奋斗, 为的是中国能走上民主自由法治的宪政之路, 为的是工农大众能免受剝削, 过上幸福生活。可是眼下建国己经十年了, 他看到的竟然是政治运动连年, 冤狱遍地, 竟是民不聊生, 百姓苦不堪言。如他自己诗中所记述的: ＂建国十年长/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禁/ 惭愧吃公粮。＂(381页)这首小诗写于1959年国庆节前几天流放途中, 虽然还不能说已经看清了时代悲剧的症结所在, 但已经看出了这场大灾难的主要原因是人祸, 是疯狂的五风: 共产风丶命令风丶浮夸风丶瞎指挥风丶和干部特殊化风！至于五风的风源在哪里？张恺帆当时可能不敢想,或是想到了也不便说。但应该可以说, 他己经开始认真思索了, 或者说是精神上的涅槃已经发端了。联想到他的那首流传久远的七律中的尾联；“北望都城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过去很多人也包括我，皆认为张的这两句诗，足以表明他作为一名老党员，对组织和领袖的无限忠诚，所谓敲开骨髄看看，也找不到所谓反党的意识。今天重读这首诗，我似乎读出了一些新意，那就是他的化骨见忠贞，可能更重于苍生黎民！张恺帆自幼熟读经典，有极高的人文素养，又出身农村，百姓疾苦，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忧患安乐，是他心中永远解不开的结，如果他投身这个组织是真正为百姓谋幸福，而不是借漂亮言词掩饰自己贪婪的野心，他会为之奋斗，可以不惜牺牲一切直至生命的，就像他在坐国民党监牢时的坚贞不屈，国民党给他下的结论：“梗顽不化，不可救药”（383页）。但是，如果他一旦知道，中华民族史上最严重的灾难，竟然是他投身的这个组织，特别是这个组织的领袖，一言九鼎一意孤行的结果。领袖为自身的权力地位面子和私利，竟不惜剥夺最穷苦百姓的活命的口粮，忍心看几千万农民成为饿殍，和历代皇权没什么两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会怎么想呢？本来我们无权猜度故人的，但是近日读到了张恺帆的另一首诗，似乎有助于我们对他的深度理解。全诗很短就四句： 

 

谁说王朝去不还，

 

遗风依旧袭人间。

 

可怜一纸陈情表，

 

谪贬西南路八千。

 

 

张恺帆《彭总罢官》

 

 

啊！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原来不过是又一位封建皇帝而己！如领袖自已所言，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有人更正曰应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如果张恺帆当时就知道全国都在进行所谓的反瞒产私分的斗争，实际就是逼粮的罪恶行徑，就是毛泽东亲自下的指示；如果他知道1959年国家粮食已经非常紧张，毛泽东为了争什么世界共产主义领袖地位，竟然亲自决定出口四百一十九万吨粮食，出口量相当于1959年6月底，全国粮食储备量一千七百一十五万吨的百分之二十四，全国粮食供应顿时紧张。为了实现出口目标，也为了缓解城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只有在全国农村加快逼粮步伐，又多饿死了很多农民？1960年全国缺少二千四百万人的口粮，按每人每年320市斤作为维持生命的基线计算，也才合三百八十四万吨，如果不出口四百多万吨，1960年就不会发生大饥荒，可以一个人不会饿死！（有关资料引自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一书）那张恺帆又会怎么想呢？又会有什么诗作呢？我说毛泽东亲自逼粮，可是言之有据的，不信请读一读辛子陵先生的大作。

 

辛子陵

先生在《五十年前的共产主义天堂》一文中写到；“1958年9月3日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3700亿斤，增加到7000亿斤-----今年如果搞到7000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15000亿斤，明年或许不能搞到这么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没有找到用处，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量是可以超过10000亿斤。’这个牛虽然是在国内吹的，但外电纷纷报道，早已传遍世界。春种秋收。突然各省说交不出预期的粮食来，这下毛泽东急了，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丢睑的事情，为了自己的面子，毛泽东亲自拟稿，于1959年2月2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全国，认定‘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瞞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而且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怎么‘坚决’ 他不明说，给下级干部留下充分的想像发挥的空间，以‘坚决的教育运动手段’ 反瞞产私分，把农民的口粮挖上来，是大规模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对1958到1959这两年粮食产量的估计，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他的关于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瞞产私分粮食情况严重的估计，并由此要搞运动的指示是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全国的，都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有案可查的，岂是当今一些毛派的辩护士们能掩盖得了的。上有好者，下必甚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毛泽东要睑面，饿死几千万人算什么呢，不都是子民吗？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几千年的纲常伦理都是这么说的，没什么奇怪的。再说，死几千万人算什么？毛泽东在58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说过，历史上经常几千万几千万人死，能死掉一半人呢。57年他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主义领袖会议上说：“中国准备牺牲三亿人，支援世界革命。”我们今天在讨论那四年中国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毛泽东睡在水晶棺里，－定在笑讨论者的迂腐，连阶级斗争是纲，纲举才能目张都不懂！什么是阶级斗争？就是要斗要死人，就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饿死几千万人，算多大的事，斗争的需要嘛！如果不死人，孔夫子还和我们一齐开会哩。

 

上行下效, 毛泽东在全国一言九鼎, 曾希圣在安徽也是唯我独尊！去年我的谈无为事件的文章<<从乌托邦到人间地狱>>发表后, 曾有读者来函问, 张恺帆和曾希圣个人之间, 有没有什么隙怨？我想他是对权力高度集中的书记负责制不了解, 不是有人说, 一个生产大队的大队书记, 就是大队国的国王嘛！无为县委第－书记姚奎甲, 就在全县公社第－书记的会上说过: ＂你们是第－把手, 等于是一把刀子握在你们手里, 要怎样砍就怎样砍。其他书记丶副书记提意见要顶回去, 严重的要给他们处理。＂姚奎甲在他治下的无为县是这样，那曾希圣治下的安徽省还不是－样吗？曾覇王之名, 早已传遍海内, 谁敢在他的治下说三道四。那如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能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只能是－言九鼎口含天宪一句顶－万句了！说句政治学名词，就是领袖专政！它应该是一党专政的最高形式，也是大跃进饿死人大灾难的总祸根！兹亊体大，下面还要细说。还是先说说安徽的事。和张恺帆同时受难的，在省级领导中，也只有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陆学斌等少数人,（株连之众是另－笔账） 其余的基本上是曾希圣的附庸！他们的命运只能是和曾希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 曾希圣倒了， 他们也集体出局了。怎么出的局，各人在大跃进的大灾难中，又都干了些什么，不妨摘其要者略说一二：先说省长黄岩,在安徽当行政首脑多年,未听说有何建树,只像是曾希圣的随从,无为出问题后,张恺帆请他去看看,他是个聪明人,才不干张恺帆那样的傻事,才不蹚那会有碍政治前途的混水哩！他接到姚奎甲揭发张恺帆解散食堂的检举信后,马上上报曾希圣,毛泽东对张的批示一公布,立即奉曾之命,赶回合肥批斗张恺帆。头一句话就是我不去无为是先见之明,第二句话是你张恺帆也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揭露安徽问题不就是和自己过不去吗？你怎么这么傻呢？张恺帆说,你先看看无为饿死人是不是事实。黄岩说: ＂不, 无论无为有无问题, 先批斗你再说。＂(372页) 死人要什么紧,反正我家人未饿死,又不会影响我的官帽,开斗争会晚了可不得了,划不清界线那可犯的是路线错误,是万劫不复的！听听黄大省长的肺腑之言,该怎么说呢？他是好官吗？未听说他为百姓办过什么好事；是坏官吗？也不知道他干过什么坏事。应该是个典型的庸官吧！有点意思的是,安徽问题败露了,曾希圣垮台了。二把手黄岩呢,说垮吧也未垮,省长还在当；说未垮也垮了,降为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了,就这么一直候补到回家抱孙子。庸官黄岩是那时也是当今千千万万庸官的缩影。

 

再说说安徽“曾桂派”副帅,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他在安徽也曾是倚仗曾希圣叱咤风云一时的人物,本来他想在无为事件中,左右逢源在政治上赌一把的,未想到两边不讨好,丢了官又丢了脸,弄得里外不是人。开始他对无为问题想绕道走的,但张恺帆坚请他也不能不来。张是眼见无为问题如此严重,请桂来,是想请桂分点担子,也想到桂是曾希圣的红人,桂参与了,曾可能会给点面子,对解决无为问题会有所帮助。桂来了,也看到无为悲惨现实了,也马上义愤填膺地发言了：“确实严重,难道要让老区人民死光么？”面对王光宇张口要调无为几千万斤粮一事,听说有二百万斤已装上船了,也曾大义凛然的把桌子一拍：“装上船也不行！卸下来！粮食一点也不准调出去！”（365页）一字一句都像是爱民惜农的大英雄,如果他以后再能坚持往前走一步,真的能为了无为农民的生死存亡,和张恺帆共担风险,风雨同舟。那他也会受到无为人永远尊敬和怀念的,他的墓穴也会和张恺帆一样,安葬在无为城美丽的绣溪公园内,世世代代接受无为百姓的祭祀,他的子孙再去无为,也会受到重感情的无为人英雄一般的欢迎。可惜呀可惜,在关键时刻他倒戈了！对张恺帆的批斗会还未开始,张在合肥见到了桂林栖说“无为的情景,你亲眼所见,真像主席《送瘟神》诗所写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桂林栖居然会说：“恺帆同志,这样讲过分了,也不是那种样子,无为的情况还是可以的。”（368页）张恺帆当时听了,不禁愕然。什么曾桂派副帅,曾希圣门下的一条哈巴狗而已！关键时刻他一个急转身,紧跟曾希圣又作恶几年,又风光几年。62年安徽问题一败露,他也随着曾希圣倒台了,官帽丢了,人格也扫地了。有人说伟人和凡人有时只是一步之差,其实有时伟人和恶魔也只有一步之差。

 

《张恺帆回忆录》是奉中央之命勉力为之,当然要忠于史实。但张省长宅心仁厚,涉及到具体人时,即使是像曾希圣黄岩桂林栖这样的直接加害与他的人,看得出他都是笔下留情的。但是,他对另一省级大员却未留情面,此人乃宋孟邻,张恺帆书里说他是“人称‘送人命’”。凯公对他为何如此厌恶,决不是因为他对张恺帆做了什么,而是他的恶行直接伤害了无为百姓。据书中（367页）记载,他对无为发生的最严重饿死人的地方,都重新“调查”一遍,红口白牙说不怎样,为曾黄之流提供斗张的炮弹，说我“大闹无为二十天”， “擅自强迫解散食堂”，“宋还背着我找白梨平．夏云谈话，说‘张某人不看全局，专看阴暗面’”（368页）。千万别看轻了这些炮弹,打倒张恺帆事小,更严重的是大大加快了无为百姓被饿死的速度,成了真正的“送人命”！ 所谓张老恺大闹无为是1959年秋季之事,而无为大批饿死人是当年底直至1961年的事,大都是在批斗关押张恺帆之后发生的,原因当然很多,毛泽东曾希圣姚奎甲都罪不容赦！其中也少不了送人命者宋孟邻的那分所谓调查报告！如果他还有一点良心人性,说了一点实情,启动曾希圣一点良知,无为后来不会死更多人的,可惜他的一念之差,谎报灾情,造成无为百姓更多的死亡！他宋孟邻也被永远的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虽然当时他充当了斗张的急先锋,分了一杯羹,爬上了省委书记处书记宝座。可惜眨眼的工夫又倒台了！何苦呢！官帽真的比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和一个人的良知品格名誉更重要！宋在地下听到这些话,大概会笑我真是迂腐的书生之见,官场也许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是只争朝夕的,哪里管得了身后之事。

 

至于其他大员的归宿, 我摘抄<<张恺帆回忆录>>409页可见一般: 杨明免去常委: 书记处书记王光宇是分管农业的, 也有责任: 桂林栖到唐山铁道学院当书记: 曾庆梅到山东淄博当市长:宋孟邻到西安市当副市长: 张祚荫副省长及其他副省长, 都拿掉了常委: 常委有一人被开除党籍, 下放当副县长；高鸿秘书长常委也拿掉。一个未杀一个未抓，个个都还在做官，只是官小了点，都还是香喷喷的公务员。几百万老百姓死了就死了，一死百了！公平吗？很公平了，这些还是曾希圣夸台后，中央派来了民主意识很强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主政安徽采取的果断措施，才有的差强人意的结局。很多人祸也很重的省分，还达不到这一点呢。比如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还不是依旧风光吗？

 

最后说一说毛主席的好学生，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书记柯庆施，对安徽官场大发脾气之事，此事说来蹊跷，本来柯庆施和曾希圣等一样，都是三面红旗的吹鼓手，大跃进的促进派，毛泽东曾把柯的一篇什么鼓吹大跃进的雄文，掷在周恩来面前，说周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大有逼周退位以柯代之之意，逼得周连连检讨。奇怪了，如此这般的左派大将，为何对安徽的也是左派们如此蔑视，直斥为一群猪？说来话长，简单点说吧，在安徽面临如此重大灾难,几百万生灵已被饿死和正在饿死之际,这些省级大员、地市级官员、县乡基层官员们,他们那些年整天都在干些什么？即使按过去说法是什么“三年自然灾害”,那自然灾害也是灾害呀！既然如此空前的大灾害来临了,按照常识首先应该是调查灾情了解灾情,组织救灾抗灾,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呀。这些话现在来说是顺理成章的,当时可是犯大忌的,人人都规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有灾一说,是1961年下半年的事,实在是人祸滔天,民怨沸腾,才不得不找来的一块遮羞布！这之前跃进形势正好得很呢！你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全部和当时的《人民日报》一个调子,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到处都在弹冠相庆！安徽形势好上加好, 曾希圣更是红得发紫, 身兼安徽山东两省省委第－书记, 叱咤风云, 正如日中天, 正继续浮夸。但是上上下下议论纷纷, 劣迹也渐渐败露了。此期间, 邓小平丶彭真到河南丶安徽视察, 河南问题暴露较早， 在河南招待得不怎么样, 到了安徽招待特别丰盛, 邓小平同志说;“别处很困难，你们安徽不错嘛，小康。”中央知道安徽饿死人, 董必武曾到淮北视察, 他们采取欺骗手法, 把浮肿的人藏到草堆里; 或者抬到船上运走, 船翻了, 淹死不少人; 让干部穿上崭新的衣服, 在公路两旁劳动, 欺骗董老。最高人民法院的王维刚同志到凤阳视察, 也受到欺骗。

(394页)

 

“群众在挨饿，农村在死人，曾希圣却在两三年中，大兴土木，任黄岩当总指挥，大建别墅。在岳西县石关，修建了一个厐大的别墅群，每个省委书记处书记都有一幢小楼，花费巨大------还专门为毛主席修了一幢房子，当然是很考究的。”(394页)岳西何处？石关何处？告诉你你别不信,岳西本是大别山区一贫困县,交通闭塞,安徽省委居然在十室九空饿殍遍地时,到处大兴土木,这要耗费多少民脂民膏，又要有多少黎民百姓在这种奢侈的劳役中力竭而死！真正是一边粒米如珠,饥民人相食；一边是荒淫无耻,皆食民而肥！安徽官场竟是这一批城狐社鼠,安徽老百姓还有日子过吗？

 

安徽问题开始败露，华东局知道了，柯庆施派魏文伯来了解情况，沿途见到了许多饿倒在路边的人。1961年6月，柯庆施来安徽，在岳西石关别墅群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指出：“安徽竟被搞成这个样子，病丶饿丶逃丶荒丶死。有些人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就像猪一样，还用嘴往前拱！”为深山别墅群,张恺帆有诗：

 

画栋深山里，

 

哀鸿大路边。

 

石关关不住，

 

            民怨己冲天。”（395页）

 

 

安徽省委一班人几近集体出局了，当然是咎由自取。那究竟是罚不当罪呢，还是罪不当罚？这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如果只说安徽的事，这班家伙胡作非为，害死了几百万人，全毙了也不冤，应该是罚不当罪；如果从全国当时局势看，都在执行最高的旨意，都在疯狂大跃进，都在饿死人，虽说也有差异，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间而已。为什么别的省没有大换班，集体出局，独独安徽省委要倒这么大的霉，是不是也有些不公？是呀，说的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我没兴趣关心官场的沉浮，我感兴趣的是曾希圣等垮台后，李葆华主政安徽的新气象，说到新也许有人不赞同，说全局未变，－个省怎可能有什么出新！这话也对，但当时安徽的－些变化，尤其是政治上的一些宽松政策，还是使很多人受了惠，是值得一说的。

 

说到安徽那些年的变化，应该从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说起，曾在安徽虽说作恶多端，但后来毅然在农村实行责任田，不能不说是有功的。但那些措施按现在说法只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改革的事可说原封未动，阶级斗争的弦－天也未松过，我们这些错划右派的人还在原地监督劳动。李葆华来了后就大不一样了，那些改造右派的农场全撤了，绝大部分右派都回到了工作岗位。李葆华的新省委指示：“凡属冤丶假丶错案，包括右派，有多少平反多少------依李葆华意见，右派全部平掉。”（411页）据我所知，我们农场的难友们，几乎全都做了平反结论，可惜在等批过程中，又是毛泽东雷霆一怒; ＂给右派平反, 猖狂之极＂。我们的平反结论全作废了, 又多戴了十七年摘帽右派的帽子。尽管如此, 安徽那几年, 政治环境比起有些省, 还是宽松些, 我还能以摘帽右派身分, 读完了夜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业, 并开始在报刊上发点文学和医学文章。记得前几年一位四川右派难友给我打电话说, 我这个小右派真是幸运, 头上有帽子还能上大学, 我们四川右派可是二十多年都在农场里呆着, 连子女是黑五类都进不了大学。我只有苦笑, 说那得感谢李葆华, 感谢他秉承乃父五四先贤李大钊先生的遗风！也感谢李葆华没有按毛泽东说的, 什么大跃进的灾难是阶级敌人破坏, 要实行民主革命补课, 严厉打击阶级敌人,那我们就惨了！

 

何谓民主革命补课？且以河南省信阳地区为例。河南信阳在大跃进中执行了一条毛泽东---吴芝圃---路宪文的极左路线,事件轰动全国, 案惊中央。豫东信阳地区由地委书记路宪文带头，大刮共产风，疯狂逼粮。特别是路宪文亲自下令的三不准，即家家户户不准锅灶生火冒烟，不准逃荒要饭，不准上访反映情况。各交通路口派民兵把守，见外出的人就抓，逼得善良的农民在家活活饿死。很多村庄死绝了户，人吃人事时有发生。结果八百多万的地区，竟饿死了一百多万人，史称＂信阳事件＂。案发后，虽说也采取了一些救赎措施，但毛泽东则定性为阶级敌人破坏，要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谁是阶级敌人呢？竟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和信阳地区所属八个县县委书记－干人等，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毛泽东真是文过饰非的高手，一切功劳归自己，一切错误归他人。路宪文和县委书记们，害死了治下的百万生灵，一个个死有余辜，封建时代要下油锅烹了的。其中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就全家跳井自杀了。但是，他们有一千条罪，就是没有反毛泽东的罪！他们可都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的好干部，叫搞人民公社，就在遂平县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嵖岈山人民公社，要办食堂就立即把百姓的粮食全收起来办食堂，叫反瞞产私分，立即刮地三尺搜刮粮食，条条都按最高层指示办事。怎么能出了大祸大批人饿死了，把责任都推给基层呢？主犯路宪文就是不服，当面和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辩论。赵文甫问路宪文，你们地区饿死这么多人，杀你冤不冤？路宪文说，不冤。赵文甫说，告诉你，河南饿死这么多人，省委常委全拉出去杀了，一个也不冤！路宪文无话可说了。当然，河南省干部一个也未杀，路宪文也就只坐了几年牢。而饿死的几百万生灵死了也就死了！ 2009年2月初稿2009年5月二稿

 

 

中国独一无二的右派墓碑

 

李昌玉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 北岛

 

 

三千公里

吊难友

 

 

在中国广西，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右派分子王定（1923—2000）的墓碑。

 

我早就想去凭吊，只因为要照顾生病的老伴，自己也患病在身。几个月前，老伴去世。我则在肺癌手术两年之际，经医生复查“OK”之后，立刻购买了火车票，南行大约三千公里，先到南宁见了王定的

夫人叶葵先，然后到了桂林，从桂林出发，请王定长子新军的朋友邱君开车，到达了广西省桂林市东北，距桂林一百几十公里的全州县两河乡上宅村。此行陪我前去的是曾经和王定在一个农场劳改过的83岁的柯林先生。

 

作为毛泽东丰功伟绩的30年“阶级斗争”、10年“文革浩劫”，造成中国社会亘古未有的人性毁灭，道德沦丧，真善美横加罪名扫地以尽，假恶丑招摇过市横行无忌。如此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社会现实，给了诗人北岛以洞察深邃的哲理和触发灵感的诗情。他从千百顿文字矿石中，提炼出两句可以名垂千古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的这两句诗，令我们这些从肉体到灵魂经历过见证过那个头脚倒立时代的人，感同身受真心实意地叫绝。

 

在那个灵魂可以当街叫卖的毛泽东时代，多少人依靠卑鄙无耻，踩着他人的政治尸体，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在政治的角斗场上，只认权谋的较量，一切亲情爱情友情人情都被踩到脚下，胜者王，败者寇。于是，那些纯真善良追求民主自由却缺乏世故、不愿阿谀、不会圆通、不计利害的正直正派的党内外人士，往往就成了权力祭坛上鲜血淋漓的牺牲。卑鄙者以卑鄙为通行证飞黄腾达，高尚者因高尚而成了政治贱民冤魂孤鬼。这就是北岛所谓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的这两句诗成了对文革伦理的经典概括和无与伦比的格言警句。

 

北岛所谓的“墓志铭”大体说是虚指，是比喻，是借代，因为至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听说有死者家属真的刻上这么一篇墓志铭。现在，我要把“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诗坐实。中国确实有一位右派分子，在他的墓碑上，镌刻了这样的墓志铭。他就是因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而打了右派的原广西省环江县县委书记王定。我远行三千公里，就是为了一睹这篇墓志铭的风采。

 

王定的难友柯林陪同前往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57年中国打了55万余名右派分子。当时打右派没有年龄限制，据我所知，年龄最老的86岁，最少的15岁，真是老少咸宜，童叟不论，不过大多数年龄在二十几到三十几岁之间，因此经过岁月的淘汰，现在苟活于世的越来越少了，可能不足10万人了。“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那些先逝者，他们和他们的亲属，心里想些什么呢？可能不少人都心存不平之气，但是大概只有广西的右派分子王定及其家属，把誓死抗争之气，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镌刻在死者的墓碑上。

 

王定死后，落葬原籍广西省全州县两河乡上宅村。

 

为了亲眼一睹他的墓碑，凭吊这位至死也在抗争的难友，我远行三千公里，先到南宁，而后到达了广西省全州县两河乡上宅村。柯林

先生和王定在一个农场劳改过。他已经83岁了，但身体健朗，步履矫健。路途上他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不久前他们10个60年前从华中团校分配来桂林当先遣接收大员的老人聚会。他对当初的一位领导说，要感谢你打了我的右派，否则，我就可能和另外的二十一个人一样死去了。这位领导说，老柯啊，我也是没有办法呀！上头定下了打3个右派的指标，我只打了两个，再打，就只能打我自己了。老柯老柯，真对不起你了！

 

柯林一米六的个子，在农场曾经可以一担挑起280斤。饥饿时，抓起青蛙、蚂蚱、蟋蟀，无论什么虫子，找一把枯草烧烤一下，都可以往口子吞咽。好汉不夸当年勇，右派笑谈当年苦。其实，我也76岁了，我在癌症术后体力上还能承受如此远途的旅游访友吊亡，感到莫大的欣慰。俱往矣，我们直奔王定的老家故宅和他的墓地。

 

 

王定墓的碑文

 

 

王定的墓碑，中间大字竖刻“王定廖基豪之坟墓”，“廖基豪”是原名，“王定”是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如今的上宅村的原住民仍然是廖姓人家。

 

 墓碑的左右，刻“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不屈不挠争民主人民英雄”。这两句话不是对偶句，不求字句的形式工整对仗，但是从两个视角表达了王定的特殊身份和对他的称赞。前者是共产党原来对他的贬称诬称，后者是死后家属难友对他的赞颂褒奖。

 

在右派分子的墓碑上坦然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无论是死者，还是家属，这是需要非常大的政治勇气的。因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虽然获得“改正”，但是若要公开宣示，仍然难以见容于当局。再者，文革后，不少获得“改正”的右派及其家属，在叙述死者历史的文字材料中，认为已经“恢复”了“同志”的身份，不是“右派”了，有了做人的尊严，因而尽量回避表示耻辱的符号“右派”，以显示死者回到了“同志”的队伍之中，可以和革命同志平起平坐了。王定及其家属竟然在墓碑上明确标记“右派分子”的身份，这是罕有的勇敢，坦然的心地，自豪的称谓，更是愤怒的抗议。他们是以耻为荣！

 

“不屈不挠争民主人民英雄”这是家属对他的崇高评价，认为这是他们家族的光荣。王定为了环江人民的利益提出“包产到户”，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宗旨在）省党代会了慷慨陈词，批评省委。在“改正”之后，他依然如故地坚持正义，赤胆忠心，为民请命。他确实堪称“人民英雄”。这左右两句相互映衬，突出了王定的家属和他的难友朋友对他的最大敬仰、最高评价。

 

墓碑的眉额是“广西纳吉”四个大字。在反右运动中，广西省委书记刘建勋加给王定的最大罪名就是“广西纳吉”。 “广西纳吉”意谓王定是广西省的右派头子，目的不是为了人民的疾苦福祉，而是为了反党夺权，是一个恶谥。把这四个字刻在碑额上，这是对当年恶谥的回敬；同时，几十年后来看，假如能够成为“广西纳吉”实在是莫大的光荣。所谓“纳吉”，是杰出的匈牙利共产党改革派领袖，两次出任总理，但是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后，以“叛国罪和推翻人民共和国制度罪”判处死刑，受到绞刑。1989年7月，匈牙利共产党（即社会主义工人党）还在执政期间，匈牙利最高法院宣布撤销当年对纳吉等人的判决，数十万民众自发地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和墓地为纳吉举行国葬。在苏联，1991年12月，时任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就谴责了苏联1956年对匈牙利进行武装入侵的行为。也就是说，在匈牙利和苏联，历史都早已还纳吉以公道。

 

但是，在中国，在官方似乎还没有公开正式还纳吉以公道的时候，王定的家人却敢于把这个最恶毒的诬称，铭刻于墓碑的眉额，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坚定的自信的！

 

 

王定的墓志铭

 

 

中国古人往往要将死者的世系、籍贯以及生平事迹，勒石藏于墓内，称之为“墓志”，若配以韵文称赞则称之为“铭”，后来大概就有了墓志铭的笼统称呼，并且把这类纪念死者的文字刻在墓碑的背面。我记得这样的墓碑，从前坟场上比比皆是。

 

在王定的墓碑正面，镌刻了他的长子军新撰写的一篇将近五百字的墓志铭，代表全家纪念他的父亲，全文如下：

 

 

吾父王定（廖基豪）生于公元一九二三年农历十月五日，逝于公元二○○○年七月廿六日。安葬两河上宅村小学后山。吾父早年即因不满民国政府之腐败，为了民主自由和社会正义而投身中共事业。他理想执着，赤胆忠心，毁家纾难，赴汤蹈火。中共建国之初，苛政端倪已显见，百姓怨声载道。目睹黎众之苦难，吾父忧民遂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间行代表权利，在广西省党代会上发表演说，针砭时弊，批评昏庸领导，建言加强法制，善改时政。演说受到大多数与会代表的热烈鼓掌赞许。以县长中共县委书记之责，在任所广西环江县实行农业生产“三包到户”政策。此举为全国之首创，效果卓著，深得民心。吾父上述举措显示了他一贯追求民主正义反对专制的真实信仰，曾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不幸的是他的努力开拓，为时政所不容，终于因功获罪，长期惨遭迫害并深深株连家人。吾父晚年虽得平反，但依然受到苛政者忌恨。在生命的最后日子中，他被粗暴的夺去了见长子一面的权利。吾父为人诚实正派，勇敢坚强，宽厚善良；做官勤政爱民，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他的高风亮节，深受人们景仰。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我们永远怀念我们的好父亲。

 

——新军立

 

王定打右派的时候，新军已经年幼懂事，他不但目睹了父亲的不幸，而且他和母亲弟妹共同经历了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人格的极端痛苦的打击，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丹麦，政府又拒绝他回国奔丧，因此他是怀着爱恨交织的感情，饱含着血与泪的悲痛，抒发对父亲的敬爱。我们读着这篇夹叙夹议、爱恨交加、文情并茂的墓志铭，真是百感交集。我们为右派有如此深明大义的后代感到欣慰！

 

 

落款人

 

 

墓碑上的落款人为“妻葵仙，子新军、新农、铭宜，女邵群、宪群、志群、利群。”

 

这里有一点故事要交代一下。我在南宁下车，铭宜驾车接站。我问你们有兄妹几人？他说“七人”。我说：“你母亲真吃苦了，七个孩子怎么带大啊！”他说：“实际上是六个，包括大姐，不是我妈生的。”

 

我读介绍文字知道，王定的前妻蒋继璘在打游击时被俘被害，留下女儿一人，腹中的胎儿则被民团团长剖腹取出泡酒喝。蒋继璘的女儿取名邵群，王定的继室叶葵先一直把邵群视为己出子女抚养，因此子女们也把邵群算在兄妹当中，口口声声称“大姐”。不过邵群前些年病故。

 

因此我一走进叶葵先的家门，就感觉到她是一位心胸宽厚的女人，他们的家庭是一个和睦友爱的家庭。

 

 

刻石永存

 

 

王定的老家是一幢旧式的砖瓦建筑，虽然已经老朽，但是还在。如今这样的旧屋，在广西农村也很难找到了。有一位80岁的廖家老太太住在里面看管。几年前王定的妻子叶葵先和子女商定，把王定本人的著作和他人的评论，刻在1×0·6米

的板石上，嵌贴在老家的墙   壁，以作永久保存。这样的刻石，有六十几块，总共约5万字。这在中国的右派及其后代中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了。中国古代有铜器铭文，最长的也只有几百字。司马迁写的《史记》，大概是竹简，据说藏在“石室金柜”中，也是为了保存。所有古代传下来的碑刻，像这样洋洋洒洒的似乎还没有。王定的家人则干脆刻在石上，传给后人，可见他们具有多么大的自信力。

 

 

众难友的评价

 

 

我在桂林见到87岁的卢蒙坚先生，他说：“王定墓的碑文，其实也是我们广大难友的共同评价。”卢蒙坚和王定同岁，曾经是西江游击队的战友，后来成了广西新兴农场的右派难友，在一起劳改，王定做大组长，对他和众多难友想方设法保护，使“教养分子”减少了死亡。他对王定的处世为人，知之甚详，极为推崇。他曾写了《中国包产到户首创者王定的遭遇》，发表在2003年1月《炎黄春秋》。他在文末说：“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那条害党祸国殃民、‘以机会主义为本质，以左为表现形式，以自杀为特征的左倾自杀主义路线’造的孽。王定同志就是坚决反对左倾自杀主义路线的勇士。”卢蒙坚对于“不屈不挠争民主人民英雄”的碑文，极为赞赏。

 

我们凭吊了王定的坟墓和墓碑，巡礼了王定的故居和遗文的碑刻，最后对北岛的诗句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确实是血与泪、美与丑的历史结晶。

 

2009-11-18

于山东大学附中

 

 

 

右派高层列传

 

黄河清

 

 

 

【九曲澄曰】

 

右派高层的划分标准大致以中共党内省级以上、各民主党派中央一级的以及名闻全国的社会贤达、学界先彦者；其他基本上为底层，尤其是学生、县市知识人、工农兵者。

 

高层右派数量有限，几已全数作古。底层右派数难胜数，几十万以至上百万。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残存的已逾古稀臻耄耋的右派，公开署名上书中共要求彻底平反、赔偿损失者两千余人，全部是底层右派以及几位高层右派的遗属。

 

高层右派身上集聚着许多目光，无论是当时的中共还是现在的研究者；底层右派其苦难之深重其才华之摧折其湮没无闻更烈更惨更彻底，至今亦然。中华民族一代精英最汇聚在这些底层右派中间，无论是个人道德修为，还是专业知识以及才气，他们大多是出类拔萃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底层右派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阳谋中，多以其传统信义的常识、善良正直的秉性，不理解毛泽东党中央“阴谋、阳谋”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习气无赖手段而惨遭整肃。

 

五十年风雨飘摇、霜雪刀剑，高层右派几已无存，底层右派被摧折的八八九九，遗留的多在风烛残年中苟延残喘。他们中，有16岁的右派，有12岁的“右童份子”，有上访途中死犹呼号平反的耄耋老者。五十年后，还原其真其实，已难回复其万一，已刻不容缓；这一切，即便一鳞半爪，都是文化的、民族的、历史的积聚和财富。兹择其要者显者，简作小传。限于见识、篇幅，万难周全。

 

章伯钧（李健生） 罗隆基  储安平  彭文应  陈仁炳（陈崇桂） 葛佩琦  章乃器  鲜  英  孙大雨   曾昭抡  沙文汉（陈修良）

 

 

章伯钧（1895、11、17—1969、5、17）

 

章伯钧，安徽桐城人，家小康，6岁父亡，倚叔父成立。1922年以公费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哲学系，与中共名人朱德同学，因加入中共。此后返国，参加北伐，1927年脱离中共，继续从政，与谭平山，与邓演达，与李璜、左舜生创建各种政治组织，任农工民主党主席，任民主同盟主要领导，与中共始终保持良好关系。

 

1949年后，章伯钧先后任交通部长、政协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是农工党主席、民盟第一副主席。1957年春夏，整风运动、反右运动接踵。时任统战部长李维汉于夜间电话已屡屡婉拒向共产党提意见的章务必于次日来开会发言，帮助共产党整风。次日，章的发言中有“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政治设计院”一说遂成章伯钧右派言论的主要罪状，另有“反对文字改革”罪以及张冠李戴的“轮流坐庄”罪等。毛泽东指章伯钧与罗隆基结成“章罗联盟”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发动全国全民批判斗争。章被划为全国第一号右派分子。

 

章伯钧在中央一级右派中很早认错认罪，检讨过关。此后，章生活待遇不变，政治生命结束。章幺女章诒和如是论乃父在1957年的思想行为：

 

“1957年4月30日， 他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非常兴奋。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后主要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总体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确立，是毛泽东对自身理论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将有益于他的社会实践。父亲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和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当中共提出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者内容的整风运动，我父亲是相信的，相信毛泽东当初的确想整风，也要整风。但为什么忽然从整风转变为反右，又是在什么时候确立了这种转变，父亲却一概不知。

 

“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除了可以思想，父亲还有深深的痛苦。他说这辈子面对共产党，他问心无愧。但面对数十万右派，数百万知识分子，他的理智备受煎熬，他的情感处在永无休歇的歉疚之中。”

 

1980年中共决定给右派平反，为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其错只是在“扩大化”，规定保留五个右派分子，章伯钧是第一位。统战部对章伯钧夫人李健生说：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又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

 

统战部领导对李健生“服从而不赞成”的态度表示满意，安慰道：“服从就好。以后我们对您及章家会有所照顾的。”

 

文化革命中，章伯钧被抄家批斗殴辱，其在反右后作为消遣购买的古书字画以及家藏被抄没洗劫烧毁一空。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在北京病逝。

 

章伯钧与发妻林氏成婚于1920年，育有一子；1927年续弦李哲民；1933年与李健生结婚，育有二女。

 

 

李健生

 

河北怀安人，系李哲民胞妹，李哲民病重时遗嘱夫君照顾胞妹。李健生时为北京大学医学院五年级学生。李健生面对章伯钧的求婚，思前想后，既痛死者，又怜生者，在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态下，理性地选择、允诺了这桩姻缘。从此，李健生与章伯钧携手，开始了她一生一世的牵累。

 

1949年后，李健生曾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章伯钧成为右派后，上级派人来动员她与章离婚，让她远看刘清杨、近学浦熙修（这二人在丈夫张申府、罗隆基倒霉之际，宣布与之“划清界限”）。李健生听了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老婆离婚，绝对办不到。”翌日，这段话上了北京各大报刊。李健生也戴上了右派帽子。

 

文革中，李健生相夫课子，艰难备尝；古道热肠，为救助聂绀弩尽心尽力。1980年，以逾古稀之年，奔走呼号，帮助素不相识的在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的温州16岁少女成功平反。李健生大家懿范，历尽沧桑而不失高雅高贵，一头银丝，曼声蔼然，然言及文革，则滔滔不绝，指非斥妄，严肃中不无幽默，“他写的交代检讨有一房子”。李健生一笔好字，曾应约为《光明日报》题写刊头，因故未用；其钢笔字铁画银钩，力透纸背。1990年，李健生在北京病故。

 

 

 

 

 

 

 

 

 

章伯钧                        李健生与女儿章诒和

 

 

【九曲澄曰】

 

余1978年得以拜识李健生，遂结忘年交。1990年闻李仙逝讯，撰联唁之曰：

 

相夫苦作天下最大大右派，苦受一万日假恶丑，丈夫应谢巾帼；课子乐为世

 

上最小小人物，乐承五千年真善美，巾帼更胜丈夫。

 

 

             

 

罗隆基（1898、7、30—1965、12、7）

 

罗隆基，江西省安福人，字努生，又名国琅，笔名生辉、野度。他是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任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务委员、人大常委，是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7年，毛泽东指斥右派有“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号召全党全民批判斗争之。这个“罗”，就是罗隆基。罗的主要罪状是提出设立“平反委员会”，为肃反以及历次运动中冤屈者平反，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罗以才名闻于世，15岁即以江西第一名考取北京清华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时被段祺瑞点名；赴美英学政治学，获博士学位，是英国著名政治家拉斯基的得意门生，于人权、民主理论颇见蕴藉；蒋介石曾以外交部长之职诱其投靠不果。罗自诩自居大知识分子，平昔西装革履，俨然绅士作派。1957年整风中，出语惊人：“现在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风闻毛泽东即因罗此不屑不逊语而将“整风”变为“反右”。联系罗毛曾同在北大，然一为学生名人，一为图书馆打杂兼旁听生的史实，罗之不逊其来有自，毛之风变，亦非空穴也。聊备一格存考。

 

上溯至1950年初，民盟开会，修改的盟章总纲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条，罗隆基诸人甚为不满，然大势所趋，反对无力，遂借人事安排故闹派争，使会议拖了一个多月无法闭幕，由周恩来、毛泽东出面，始得摆平。精通政治学和法学的罗隆基对于盟纲明文规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看得很重很重。他通晓中外法律知识，在所有的政治学概念里，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事后，他说：“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当时的章伯钧，则无此识，与中共并肩作战，亲密无间。

 

若上溯至1949年，罗从香港归来在北平与周恩来的一番对话，则另见端倪。周恩来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隆基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再上溯至1948年，毛泽东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民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三党联合声明，要求召开新政协。香港的民盟高层章伯钧、沈钧儒诸人积极通电响应，上海的罗隆基则从中“作梗”，偕同民盟主席张澜致信香港民盟同仁，要求正式发文表态时必须注意：一，成立的政府必为联合政府；二，强调民盟是绝对独立的政治集团。从中更见出了罗隆基民主、宪政的甚深渊源，以及政治上的先见之明、高瞻远瞩和绝不含糊的立场。论者多将此与罗隆基事后扣发给香港民盟的活动资金而责其为内斗作梗的小人，却未见其作梗的根本对象是中共、作梗的内容是防范中共可能的一党独大、一党独裁。不幸的是，这一切都被罗隆基言中了。当章伯钧在1957年后，与原先龃龉甚深的罗隆基水乳交融地相谈甚洽时，应该是心中有愧，不得不佩服罗隆基的先知先觉的。

 

“章罗联盟”是子虚乌有，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章罗在民盟的矛盾由来已久，由来甚深，势如冰炭，尽人皆知。故罗隆基得知毛泽东给他与章伯钧乱点了这一鸳鸯谱时，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示决绝之情，平素不持手杖的他，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前往章伯钧家，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站在客厅中央咆哮不已：“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章伯钧面前，拂袖而去。

 

罗隆基在民主、人权理论上的另一精辟见解至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言论自由是人权”。

 

罗隆基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皆为1949年前之作的结集。

 

罗隆基1928年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1931年后独居至1965年12月7日心脏病突发故世。

 

罗隆基从小父母双亡，由寡嫂收养成人。罗不忘寡嫂养育之恩，生前每月寄钱给寡嫂。

 

罗隆基个性鲜明，敢恨敢爱，不拘小节，生活浪漫，颇得女性欢心，毁誉交加而我行我素。罗有一箱女子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反右时，曾被骂为“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划为右派后，依然故我。其情人中感情既笃长达十年而在反右运动中予罗致命之击者是名记者浦熙修。

 

罗隆基无后，其财产中字画古玩现金黄金诸物为亲属所分；其书籍被捐给了民盟；其骨灰没人要，不知所踪，可谓尸骨无存。

 

 

 

储安平（1909一1966）

 

储安平，江苏宜兴人，九三学社社员。1946年主理《观察》，鼓吹民主自由，留下千古文名。1957年总编《光明日报》，整风期间戏称毛泽东为“老和尚”，批评“党天下”：“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其论惊世骇俗，震竦天下，遂遭批判，划为右派。

 

划为右派后，储安平家门无雀罗。储安平在自家院子养羊为伴，喂羊青草，与羊喁喁，吮羊奶汁，聊慰寂寞，略补身体。故人章伯钧李健生伉俪遣幺女小雀章诒和登门喳喳送馔，储安平回赠羊奶致谢，于炎凉世态平添一丝温情佳话。

 

文化革命中，储安平遭批斗殴辱，被驱赶到一间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黑暗潮湿，弥漫霉腐恶臭。1966年8月31日，储安平投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9月上旬从关押地回家，面对家中抄洗一空，满地碎纸，心碎身萎，踽踽离家，从此不知所踪。或云投水，或曰出家，或指殴死，或逃海外，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九三学社、统战部、周恩来多次派人全国范围寻觅，以防其“狗急跳墙，破坏国庆庆典”而无结果。1982年，中共统战部终于放心正式作出结论，通知遗属：储安平已经死亡。

 

储安平传世文字有：《储安平文集》、《说谎者》、《给弟弟们的信》、《英国风采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和印度》、《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以及大量的未结集的政论、散文。

 

彭文应（1904、6、27—1962、12、15）

 

 

彭文应，江西安福人，与罗隆基、王造时合称“安福三才子”；曾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1932年返国在上海的大学当教授。周恩来在上海干地下工作一次有急难时曾获彭资助。

 

1957年，彭文应作为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上海政协常委被动员帮助党整风，彭文应心直口快，提了意见，主要有：“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我认为不管新民主旧民主，只要有好的地方可以吸收过来。例如资产阶级民主中有‘质询权’，这是它好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两党制，一党在朝，一党在野，可以互相竞争，相互监督。”，“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那种自由竞争，就不可能使经济繁荣。”“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斯大林……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学习苏联不一定全对，学习美国不一定全错。”毛泽东撰文动员反右，点了彭文应的名。彭文应于是在劫难逃。批判他的文章中有一篇标题是《反苏好汉彭文应》。彭文应坚持不认错，死不认罪。他申辩说：“几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是为党为人民做事。”“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譬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却是使大厦更好。”彭文应的态度激怒了中共，被划为极右分子，职务、工资全都没有了。全家8口从原住的花园洋房搬迁到15平米的斗室。党派统战部干部屡屡登门动员教育彭文应低头认罪，“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应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老朋友王造时也受命来做彭的思想工作，事后汇报曰：“和彭文应谈话比较久，我们谈了两个钟头。他还是老一套，首先说他不懂为什么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其次从历史上说明他是拥护党、跟着党走的……”。在高层右派中，彭文应大概是唯一没有低头认罪写检讨书的。

 

彭文应妻子邓世瑢身心交瘁，旧病复发，送医院急救报病危，8岁的女儿一次又一次跑去打电话，叫爸爸马上赶回来，每次电话回答都是这样一句话：“现在正在批斗右派分子彭文应，不能找！”彭妻当日下午去世，彭未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彭次子19岁，就读上海师院，两次自杀，第二次如愿。彭老泪纵横，在次子遗照上题字曰：“一个天才的文学家 /一朵夭折的鲜花 /反右斗争的牺牲品。”又亲手为亡儿制作了一块木牌位，用英文写上：“为了民主 自由 平等 民族 教育 而战！继续一万年！纪念我最亲爱的儿子 父亲  1962-1-20 ”

 

彭文应成为右派后，从政治学专业转向科学实业研究。他研究糙米，呼吁人们多吃糙米以增加维生素B1；他研究河道运输如何节省燃料，提高运输效率，绘制“列车船”，向上海航道局提“合理化建议”，航道局认为他的建议颇有可取之处，感谢他热情可嘉，询问姓名单位，彭文应默然不应离去；他设计“保温饭盒”，以使野外工作人员能吃上热饭；他发明“钩搭砖”，可节省灰浆，增强墙层牢度；他制作“两面裤”，正反皆可穿，节省布料，延长使用寿命。

 

 

1962年，彭文应体虚力衰，隐感来日无多，强撑病体，写成致毛主席党中央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年12月15日，彭文应贫病交迫，心力交瘁，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

 

【九曲澄曰】

 

彭文应长子彭志一于2004年为乃父修建墓园纪念碑，余得友人惠赐照片，感慨系之，撰联语作挽：

 

最缺乃公，右派强项铁骨铮铮并世无双；再励有子，后代义胆孝心拳拳当今志一。

 

彭文应百年诞辰暨铜像揭幕仪式（上海市海湾寝园 2004年）

 

 

陈仁炳（1909、12、15—1990、12、9）

 

陈仁炳，武昌人，基督徒，幼就读教会小学，及长，负笈美国，获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返国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是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委。

 

1957年反右运动中，陈仁炳遭毛泽东钦点批判划为右派。其言论主要为：

 

“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

 

 “我不敢说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实在太多了。”

 

（对群众不敢鸣放原因六点分析）：“一怕打击报复；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领导上认为就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批评你是在算旧账。”

 

“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了算账而算账，不算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账（如果有这样的账的话），我认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陈仁炳以欧美制度来看中国、要求中共：共产党不能一党说了算，民主党派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1957年五、六月间，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会议上当面训斥他：我们共产党是要饭出身的，手中拿着一根打狗棍，如果遇到主人比较客气就算了，但是如果遇到主人不客气，那么我们是要用打狗棍打的。陈仁炳闻言默然，站立的他坐了下来，有顷，离座而去。柯庆施事后在上海市二届人大二次会的预备工作会上放言：几个月前我见到陈仁炳，我告诉他不要看你跳得多么高，我会叫你知道，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1980年，全国右派改正、平反，中央级留了五个不予改正，陈仁炳是之一。

 

1990年陈仁炳病重，念念不忘右派身份，对前来探望的学生说：现在开始评社会科学系统的院士了，老朋友沈志远排在第一位，自己应该排在第二位。编的教材《英文世界史学名著选读》，希望能够出版。

 

彼时正值六四不久，陈仁炳预感看不到自己右派问题的彻底解决，心绪恶劣，延至年尾，在上海寓所抑郁而终，终年81岁。
   1980年后，陈仁炳被允许恢复教课，是复旦屈指可数可以坐在椅子上讲课的老师。上课时，偶而会离题万里地谈起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谈到美国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时的故事时，素无什么表情的陈仁炳，竟会突然变得眉飞色舞，如同换了一个人。他在课堂上曾讲过一个词 “唾面自干”，这对于刚从文化革命过来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冷僻的成语，于是陈仁炳就详细讲解其意其典。学生毕业拍照，老师、领导齐来，有二人西装革履，余者皆中山装。陈仁炳除洋服领带皮鞋外，手中还拿了一把雨伞，仿若电影中英国绅士的文明棍，那天天气晴朗。

 

陈仁炳新居客厅有钢琴，钢琴上摆放一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陈仁炳可以随手准确地翻到448页，指给来人看毛泽东点名批判他的字行。钢琴上方还挂着装有美国密歇根大学1936颁发给他的哲学博士证书的镜框。陈仁炳文革中屡遭批斗殴辱抄家，这张博士证书幸免劫难，端赖美国人对学位的尊重郑重——证书是羊皮纸的，来抄家者一下子撕不破，只揉成一团扔在墙角，被陈仁炳拣了回来而得以劫后余生。

 

陈仁炳妻子陈蕴辉于1964下嫁右派陈仁炳。陈蕴辉是医生，生活上悉心照顾陈仁炳。

 

陈仁炳遗作：《走向民主社会》、《英文世界史学名著选读》。

 

 

 

陈崇桂（1883—1964）

 

陈崇桂，亦名马可，原籍湖北孝感；是中国大陆基督教元老之一，基要派神学领袖，闻名于世。1949年从国外归来，受赐全国政协委员荣衔，在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会副主席。1957年批评政府逼迫教会，被打成右派，1964年在重庆辞世，享年80岁。有子陈仁炳，父子同为右派。

 

陈崇桂主要遗作：《中国回音》（瑞典文版）、《Echoes from China》 (英文版)、《灵修日新》、《圣经总论》、《神的应许》、《实践的基督教》、《圣灵之研究》、《个人布道的研究》、《基督化家庭》、《布道六讲》、《培灵十讲》等。

 

 

 

王造时（（1903、9、2－1971、9）

 

王造时，祖籍江西安福，就读清华学校，参与五四运动，两次为北洋政府逮捕下狱；留学美国，获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再赴英国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师从英国拉斯基；与罗隆基、彭文应齐名，世称“安福三才子”。1936年，参与抗日救亡活动而被国民党政府抓捕入狱，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49年后，王造时置闲上海。救国会七

君子健在者余4人皆论功行赏，在北京高官厚禄。缘王造时曾是1941年救国会集体致信斯大林，婉责其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公开信的起草人，为中共所忌。1951年，老友陈望道见其无所事事，聘他为复旦教授，始有所寄托。 

 

1957年初，王造时受周恩来召见单独谈话共进晚餐，得以说明致斯大林公开信前后情由，疑忌得释。周对王慰勉有加，还明确告诉他，救国会解散的早了些，可以恢复活动。王感激万分，欢欣鼓舞。继而整风反右开始，王造时余欣未息，畅所欲言，遂被划为右派。王之右派言论有：

 

“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易忧谗畏讥……党外象魏征的倒还嫌少。”

 

“我们……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掉一向重人治而轻法治的残余封建传统。……务必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宪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根本大法，大家必须按照法律行事。全国人民在法律前面是平等的。”

 

“党固不可以党代政，也不可以党代法。这不仅对于人民是一种保障，对于党的威信也是一种保障。”

 

“宪法里面有二十几次提到‘依照法律’、‘根据法律’、‘服从法律’、‘法律的保障’等等字样，但这些有关法律大部分都没有制定出来。……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犯罪，在什么范围内自由，在什么范围之外没有自由，如何审判，如何处罚，在许多地方还缺乏明确的规定。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够安全之感。”

 

“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享有独立和公开的弹劾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作用，也许我们可以考虑把政治协商委员会已有的视察工作扩大为类似御史的弹劾权。这不但可以具体而鲜明地充实互相监督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培养和发扬中国历来士人气节的优良传统。”

 

“民主的真义不仅仅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是要人民真正起来当家作主。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特点。从革命的发展的过程来看集中或许是先行于民主；但从制度的本质上说，民主究竟是第一性。只有在民主基础上谈集中，这集中才是健全活泼的。缺乏民主基础的集中是滋长官僚主义的温床。”

 

“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继续放鸣，彻上彻下的放鸣下去。”

 

“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

 

除了这些被视为右派的反动言论外，原已澄清的致斯大林公开信一案沉渣泛起，被定为反苏罪状；周恩来指示的救国会的事，被巧妙地说成是他妄图恢复救国会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行动。

 

王造时降职降薪，不给教书讲课了，放到图书馆当管理员。二子一女受株连打击，原患精神病不断加剧，无钱常住医院，终至不治惨死；幺女复旦学生，目睹父亲遭批斗诬辱，由同情而愤然不平，也被打成右派，文化革命中被剃阴阳头游街批斗殴辱，抑郁终世。王造时在文革中则被批斗抄家无数次，有住在他家翻箱倒柜搜索罪证、拳打脚踢逼迫交代，轮番批斗“触及灵魂”而连续折腾42天者。最后，将他以“群众专政”的名义送公安局，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这是1966年年底的事。三十年前的1936年，王造时作为“七君子”之一，被国民政府也是关在这儿的，关了8个月，放出来成了英雄、“七君子”。这次一关五年，不审不放，折磨的快要死了，1971年7月30日报病危送狱中医院，没有名字，代号1416，延至8月5日，狱医报告：1416号病亡。这份报告至今尚存。至此，王造时的一生完成了完全的家破人亡。

 

 

 

 

 

 

 

 

 

 

 

 

 

 

 

 

 

 “七君子”出狱时在监狱里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

 

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1936年 苏州

 

 

葛佩琦（1911、9—1993、1、13）

 

葛佩琦，山东平度人，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38年加入中共，从事特工，

 

被派遣打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因单线联系的上级领导被捕，组织被破坏诸原因，1949年后他未能恢复中共党员身份，地下情报人员的经历也未得承认肯定。葛佩琦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大学当一名普通的教师。

 

1957年，葛佩琦被作为党外人士，再三动员他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葛佩琦提的意见里有这样一段话：“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这段话经《人大周报》、《人民日报》、各地报纸的添油加醋，最后演义成“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间，全中国铺天盖地的批判声讨针对葛佩琦和右派而来。葛佩琦曾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反复口头、文字申明更正他的原话原意，毫无用处。似乎是需要这么一个右派靶子——右派都要杀共产党人了，反右当然是非常必须的了。毛泽东朱笔一挥，人民大学划定葛佩琦为极右分子。

 

1957年2月24日

，武装警察上门逮捕了葛佩琦，从其寓所搜出葛佩琦穿国民党少将军装骑马的照片，便罪证如山了。

 

1959年6月29日

，葛佩琦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有如下内容：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与敌特机关，参加镇压学生运动。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

 

重新作人，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

 

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指国民党）军衔花八个、帽徽一个、司章三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

 

条全部没收。

 

1975年，葛佩琦坐了18年共产党的牢后因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获得特赦，回到北京。葛佩琦开始折腾，要讨个公道。

 

1980年12月10日

，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原判决错误，葛佩琦无罪。

 

1982年1月10日

，中国人民大学发文承认划葛佩琦右派错误，为其改正，恢复名誉。

 

1983年5月23日

，北京市委组织部发文恢复葛佩琦党籍，党龄从1938年起连续计算。

 

双目几近失明，一身伤病的葛佩琦不再也无力折腾了。他活到了1993年，82岁离开人间。

 

【九曲澄曰】

 

 葛佩琦死，新华社1993年2月17日作了报道，缀以“逝世”一词，有近500字，其实是讣告，都是好到不能再好的话。

 

 

鲜英（1885—1968）

 

 

鲜英，又名成英，字特生，四川西充人，军人而学人，豪爽侠义，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重庆营造“特园”，高轩敞广，气势恢宏，为各界名流群集之所，名重一时；全天开流水席，客人随到随吃。鲜英左倾，曾成功游说四川军阀刘湘资助困境中的红军20万银元物资。中共周恩来、毛泽东皆曾倚赖“特园”活动。冯玉祥为“特园”题匾“民主之家”，郭沫若赋诗赞居停：“嘉陵江上有一叟，银髯长可一尺九。其氏姓鲜其名英，全力为民事奔走。以国为家家为国，家集人民之战友，反对封建法西斯，打倒独裁打走狗。有堂专为民主开，有酒专为民主寿。召集民主见曙光，民主之家永不朽。”

 

1957年，鲜英被打成右派，四大罪状中有“一贯反共，担任过剿共司令”和“视察监狱时告诉犯人‘有冤申冤，有苦诉苦’”。鲜英默无一言，既不争辩，也不检讨。其子鲜继坚为父不平，酒后牢骚，立即成为右派；其女鲜继平与领导顶撞，也成右派。文化革命中，鲜英遭批斗冲击，1968年于屈辱中在北京辞世，寿83岁。特园在文革中毁于丙火。

 

 

章乃器（1897、3、4—1977、5、13）

 

章乃器，浙江青田人，自学成经济学家、银行家，抗战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1949年后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粮食部长、工商联副主任。

 

章乃器担任粮食部长任内，参与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首创粮票制度，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经济核算制。半个世纪来的中国粮政史上，只有章乃器任部长的五十年代有利润赢余。中共建政初的流行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原歌名和唱词皆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建议加一“新字”，附以理据：“总是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的，加上一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比较恰当，也才客观准确。从道理上讲得通，还可以表明新旧中国的不同。”毛泽东见章时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章乃器积极建言，于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新时期的阶级关系、个人崇拜诸问题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遂遭批判，划为右派。章乃器坚持己见，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在国务院1957年6月25日的全体会议上，章立凡当众质问总理周恩来：“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能言善辩的周恩来无言以对。

 

 

文化革命中，章乃器屡遭毒打致重伤，其妻王者香被打死。其遗世之作《七十自述》曰：“8月25日以后7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

 

 

左起：萧军、姚克、章乃器、沈钧儒、邹韬奋；右下角：许广平、周海婴

 

 

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章乃器曾被送医院急救，医院拒绝为右派牛鬼蛇神治疗，章挣扎草书：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请人送国务院给周恩来。不久，章被推进急救室抢救活命。

 

章乃器善气功，依恃气功调节疗伤，且豁达平和，得以活命。“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我没有仇恨之意。我看到，人群之中即使有不纯的分子，但绝不是我的敌人，也绝不是阴谋陷害我的仇人。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我应该心平气和的对待他们，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同情。”

 

1977年5月13日

，章乃器辞世，享寿80岁。

 

章乃器遗著有：《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金融问题》、《激流集》、《出狱前后》、《论中国经济的改造》、《章乃器文集》、《七十自述》等。

 

【九曲澄曰】

 

章乃器有子章立凡，善文，叙述1957年7岁，生母携其参加批斗乃父大会，教其发言：“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此举无论是党的安排强迫暗示或是生母的自觉革命划清界限，皆系阶级斗争导致人性泯灭的或偶然中的必然，甚可叹也。

 

 

 

孙大雨（1906—1997）

 

孙大雨，祖籍诸暨，生于上海，诗人，英文文学专家，翻译家，历任武大、北师大、北大、浙大、暨大、复旦诸校英文教授。

 

1957年，因毛泽东钦点右派，指其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而著称。

 

1955年肃反运动中，孙大雨遭整肃，其罪状中有一条“打击苏联专家”。巧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谈到以苏联为鉴戒，不要“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后来又批评 “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是年底，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对孙说：肃反里搞你反对学习苏联，你基本上是对的，他们错了。

 

1957年整风开始，孙大雨除诉说委屈外，还不依不饶反过来指斥整肃打击他的人是反革命，多次写信给周恩来毛泽东，检举这些他所说的反革命份子，累计达60余人，其中有史良和上海副市长金仲华。直闹了个天翻地覆。

 

1957年7月8日

，在上海中苏友谊大厦召开的上海反右斗争大会上，毛泽东作报告说：“对孙大雨这样的顽固分子，我们要天天向他进攻，攻他五十年。”

 

孙大雨钦点右派后，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反坐，被他检举的反革命份子陈其五、杨西光、李正文等16人联名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告他的诽谤罪。1957年8月3日

的《文汇报》报道披露了这一诉状：

 

事由：为控诉孙大雨污蔑诽谤、蓄意陷害好人，请依法侦查，提起公诉由。

 

事实：被控诉人孙大雨，自解放以来，处心积虑，多次捏造事实，一再肆意诬

 

指公开诽谤控诉人等为反革命，企图陷害成罪。最近以来，孙大雨更假借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为名，变本加厉，又大肆公开诽谤，其用心之险恶，令人忍无可忍。为此，特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控诉。……

 

1958年6月2日

，上海法院对孙大雨口头判决“犯诽谤罪，处徒刑6年。”押送苏北劳改。没有判决书，不准上诉。

 

文革中，孙大雨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屡遭批斗殴辱，险死还生。

 

1984年7月4日

，上海公安局对孙的“现行反革命”予以平反；同年，复旦大学对孙的右派予以改正；上海高院对孙的6年之判作“撤销原案”的处理，拒绝平反，理由是：原来的判决是出于毛泽东的亲自命令。

 

1997年，孙大雨在上海辞世，享寿93岁。

 

孙大雨传世诗作有：《自己的写照》、《精神与爱的女神》、《中国新诗库·孙大雨卷》、《孙大雨诗文集》，以及译作《屈原诗选英译》、《古诗文英译集》、《英诗选译集》《罕秣莱德》、《黎琊王》、《奥赛罗》、《麦克白斯》、《暴风雨》、《冬日故事》、《罗梅欧与居丽晔》和《威尼斯商人》。

 

 

【九曲澄曰】

 

孙大雨融诗人浪漫想象和花岗岩之坚固于一体。文学的才华一旦介入政治的博弈，因缘际会，勾勒出漫画化的图景，鎸刻在历史的花岗岩上。

 

 

 

 

 

 

曾昭抡（1899、5、25—1967、12、8）

 

 

曾昭抡，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孙；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化学学科奠基人；1949年前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教育部副部长、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协副主席，是民盟中央常委。

 

 

1957年整风运动中，曾昭抡主持撰写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报告，又与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诸教授在座谈会上说话谈看法。报告被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座谈会上的谈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六教授都被划为右派，曾昭抡居首，是为著名的“六教授”事件。

 

文化革命中，曾昭抡夫人俞大绂在北京不堪抄家斗辱，自杀身亡。曾在武汉屡遭斗辱，于1967年12月8日

自杀身亡，终年68岁。

 

曾昭抡主要著作：《炸药制备实验法》、《原子与原子能》、《元素周期表》、《元素有机化学》、《有机物质分类反应及鉴定实验》、《化学战争通论》、《原子学说的进展与现况》。

 

                                                        

 

 

沙文汉（1908年－1964年）

 

沙文汉，原名沙文沅，字文舒，浙江鄞县人；1925年加入中共，献身共产革命，立下汗马功劳。1949年后，任浙江大学校长、浙江省府副主席、中宣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省长。

 

1957年，沙文汉成为中共党内最大的右派份子，缘其在当代会上讲话有“要求实行党政分工”、反对“以党代政”诸言论。沙文汉受的处分是开除党籍、降职降薪至行政15级。1964年抑郁而终。沙氏有著作传世：《中国奴隶社会探讨》、《沙文汉诗文选集》。

 

沙氏

夫人陈修良在中共党内资历同于沙，也同时被划为右派，文化革命中惨遭斗辱未死。目睹夫君平反，撰文纪念，抒发感慨，且旧习不除，再次进言：“对诬告者一定要反坐”，“平反昭雪而不惩凶”，“使坏人还可逍遥法外”，“人民怎能高枕无忧呢！”

 

中共党内高官遭整肃为右派者还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孙作宾、欧百川、陈再励、李世农、孙殿才、陈成义、程星龄、王毅斋、王翰、刘积学、陈沂、冯白驹、方方、曾镜冰、许集美、黄国璋、谢雪红、赵健民。

 

 

 

五七风云起，苦难伴我行

 

——我的右派经历

 

萧书常

 

 

我叫萧书常，现年79岁，原抚宁师范退休教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五七年，我在北京师大上大学三年级时被错划为右派，五八年三月，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下放北京西郊农场劳动。

 

我为什么被划成右派呢？

 

一九五七年，我被划为“右派”的所谓六条罪状：

 

一、整风时，暴露出明显的敌对情绪。

 

这是莫须有罪名。难道不表态、不发言就是有“敌对情绪”吗？

 

二、说我煽动右派分子邓介平回六中翻案

 

这也是莫须有罪名。邓介平回六中翻案，我不知情。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他回六翻什么案。这年我们在六中并不同班，他在丙班，我在甲班，直到师大后才认识了他。他在六中干了什么事，翻什么案，我真不了解，更不知情。

 

三、说我在反右斗争中不参加讨论和学习，也是莫须有的罪名。

 

当时党中央有文件，说整风工作两不误。由于临近期末考试，我不愿参加学习和讨论是为了复课备考，这有什么错，又何罪之有？

 

四、说我污蔑“肃反运动”是什么捕风捉影乱斗人。

 

这也是没有根据的，我55年考上北京师大生物系，但由于当时“肃反运动”，我们晚入学半个月。入学后，听同学说，在肃反运动中，他们班有九位同学被斗，但最终没有整出一个“反革命”。所以，我说肃反运动是捕风捉影乱斗人。这有什么错，又有什么罪？
    五、说我拥护右派分子武兆发教授的“党天下”言论。

 

这话也不是我主动说的，而是由我班同学周云龙故意引诱我说的。当时，周问我看没看武教授的大字报，我说，没有看，我追问他武

教授写了什么大字报，周说：武先生说了“党天下”。我说，过去留助教，考研究生必须是党、团员，这不是党天下吗？

 

六、说我在“为教育事业鸣不平的会”之后，当有人说：把不为人民服务的人（指当时在场的高教司长）赶出去的话后，我也跟着说：要是我在场，也一定要喊：“打倒他”。这又有什么错，共产党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不为人民服务，还站着茅坑不拉屎干吗？

 

在农场劳动，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什么农活都干过。尤其是大冬天修上庄水库，两人抬一筐百多斤重的石头，肩都磨破了皮。为了冬闲赶任务，一天干过二十六小时的活（一天一夜还要再加两两小时）。

 

下雨天，农场职工都休息，但叫我们顶风冒雨下地割苜草喂牛，割回来草，我们满身满脸都是泥和水。

 

五八年大跃进，我们深翻土地一米半，每天要干十二、三个小时，一天只睡五个小时。

 

五八年夏，我接到法院传票，说我老家的妻子要和我离婚，我考虑到妻子是小学教师，不离婚怕影响到她的工作，因此同意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在乐亭老家，还有一位六旬的老母，因我被打成右派，老婆又离了婚家中无人照顾她，不久便病倒了。我得到消息，请假回老家，此时，母亲已卧床两三天了，自己不能做饭，连口水都无人送。当时，因无钱，只好欠着医院的钱（这钱至今未还），第二天便做了手术。由于医院条件所限，手术后感染，不久便去世了。

 

六0年春，修完上庄水库，学校党委又把我们转移到东郊顺义白庙农场。据说，该场有师大下放干部，对我们监督改造有利。

 

在顺义白庙农场，我们还是干农活，由于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伙食自然与下放干部有别，下放干部可吃糖豆包，但只卖给我们粗粮、汤饭，吃不饱，还要干重活。

 

六一年初，我等17名同学被宣布解除劳动考察，回到师大生物系插班三学级学习。但当时，并未摘掉右派帽子，只是由劳动考察变为学习考察。到了六三年夏，我学完了五年制本科，师大党委派校保卫科长石长庚找我谈话，叫我汇报思想，石科长问我平时有什么反动活动，并问我对毛主席、对林副主席、对江青有什么看法？我不知所措，但迫于无奈，我只好谈了一些看法。我认为：我国没有民主、自由，毛主席独断专行，一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

 

就这样，我又被打成反动学生。

 

在应届毕业生大会上，我受到批判，并留下来到生物园参加劳动。

 

64年2月，我在生物园劳动半年之后，学校保卫科又派干部把我带到北京市高教局开会。

 

到会后，会场上挤满了人，据说是应届毕业生中的反动学生。在会上，北京市高教局魏明局长讲了话，他说叫我们下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转变反动立场，再给予毕业分配。就这样，我们下到了北京郊区——北京沙河农场。

 

同年八月，我们又从北郊调到南郊农场劳动。此时，市高教局长魏明又到会讲了话。他说，他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对我们的处理决定：我被劳动察看三年处分，不发工资，每月只给28元生活费。我被劳动考察三年的时间是：从63年7月至66年6月，有部分两年到期的人，解除了劳动分配了工作。这对我们教育很大，觉得只要自己好好劳动，接受改造就会有前途。但是到了六六年五月份，风云突变，文革开始了。于是，造反派夺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权，彭真被打倒了，新的市委夺了权。于是，我们又被无限延期劳动。

 

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在农场兴起以后，造反派夺了权，因此更加强了对我们的害害，我们被挂牌游街，剃阴阳头，造反派拿着棍棒和柳条鞭抽打我们。我们被打得头破血流。每天除了下地干活以外，中午下工回来，还要在餐厅外边排长队买饭，不准戴草帽。职工可以在大饭厅里买饭，而我们要排很长的队，在太阳底下暴晒。卖饭窗口写着：反动学生只卖给窝头咸菜。有时，卖饭职工看不顺眼，还要关掉卖饭窗口。因此，有时还买不到饭，饿着肚子去干活。午饭后，本场职工休息，还叫我们在职工活动的球场拔草，搞环境卫生，不许我们午休。

 

干了一天农活，晚上还布置我们写思想汇报和检查。有一次，我被迫写了一夜思想检查，到天亮时，交上去了几十页，才算过了关。

 

六九年十一月，各校派工宣队把我们接回本单位处理。我被师大工宣队接回北师大。当时，我看到工宣队拿着我们厚厚的档案袋，里面都是我们几年来思想改造的成果——被迫写的思想检查或汇报。难怪我们回校后，造反派指着我们的鼻子说我越改造越反动。

 

我回师大后，正好赶上文革后期。当时师大正清理阶级队伍。因此，又把我关进“牛棚”，同黑帮住在一起。

 

我回校不久，造反派便揪斗了我，叫我到各班接受批斗。之后，又叫我回到生物园同工人一起劳动。由于同一位患有肝炎的工人住在一起，因此，71年底，我也被感染患上了肝炎，住进了北京第二传染病院。住院不到一个月，就叫我出院，当时肝功能还不正常，因此，回校后，又住进了校医院。

 

七二年四月，师大文革结束，生物系工宣队叫我做了一产欠认罪检查。这时才宣布给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分配我到宁夏中卫县一所农村中学去工作。当时，我孤独一人，由于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先后两次（前三年，后九年），共12年下放农村劳动，不发工资，每月只有15元到28元的生活费。在我下放农场劳动的时候，老婆离婚，母亲病故，可以说，是因为五七年共产党整风反右把我错划为右派，才造成这样的后果。如今，中共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因此，我要求为当年的错划右派彻底平反，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

 

根据我国九四年五月十二日第八届人大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国家赔偿法第二章，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因此，我要求国家应该赔偿我十二年的人身、精神和经济损失，合计现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原边纵干部为何大批受害

 

李  斌

 

 

长期以来，我对原滇桂黔边区纵队的干部，为何大批地惨遭残害的问题，一直困惑不解。而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从未放弃过对其因由的思考，也曾同原边纵的许多老战友和有关人士作过无数次的探讨，但始终未得出一个明确的认定，总是云里雾里，模糊不清。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2009年11月，我在《往事微痕》上的 《李曰垓专集》里，集中地拜读了曰垓的文章，才使我开拓了眼界，校正了视角，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认识，有了个质的飞跃。尤其是曰垓对云南反右问题的那一番精辟论述，让我茅塞顿开，犹如从梦中醒来……

 

在此，我想请大家同我一道，先来看一看李曰垓是怎么说的？他说：“反右运动在云南推行得特别残忍和不义，说到底是因为他们认为，所确定要残害的对象是不可能接受‘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专制体制的革命者。上世纪30至40年代末期崛起于滇桂黔大地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是踩着抗日救亡的时代鼓点而走在历史前列的志士仁人。作为1911年反帝制的辛亥重九起义和1915年护国反袁运动的后人，作为五四精神的传承者，在卢沟桥事变的抗日号角中以百万人数剧增。他们肩负着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重任，以西南联大和云大为精神中心，以三个省两百多所各级中学上万名莘莘学子为阵容，在中国第一流学者群体的熏陶哺育下成长为时代俊彦。蔡元培、熊庆来、梁漱溟、陶行知、邹韬奋、闻一多、李公仆、冯友兰、谢冰心、费孝通、曾昭伦，这些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给予年青一代的智力启迪和精神感化，每个字都蕴含民主精神，教人提升人格和素质，而不是毁弃文明去充当独裁者的奴仆与鹰犬。……以这批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为基干，在时代风云中形成了14万多人的边纵队伍，他们在三省大地创造了辉煌，提供渡江后南方进军‘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但他们与30年代江西残杀AB团的恐怖教育和40年代延安抢救运动的奴化教育格格不入，因此，在决心要建立斯大林加秦始皇体制的人看来，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属于卸磨杀驴的对象，消化淘汰的异类分子，与其让这些具有五四精神和民主理念的人成为建立独裁专制政体的障碍，不如先行铲除之，这就是形成云南反右特色的背景时空。”

 

振聋发聩！曰垓的这番精辟论述，不仅令人信服地解读了云南反右运动的背景时空，而且，直剥内核地揭示了云南在镇反、肃反等运动中大肆屠戮的施暴因由。

 

历史正是这样证明的：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而开展各种运动，包括暴力土改、镇反、肃反、三五反、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思想改造、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都是旨在建立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专制政体。

 

不是吗？到了五四之后，已经有了科学、民主启蒙的中国民众，还要山呼毛泽东万岁，顶礼膜拜，“早请示，晚汇报”。毛泽东一言九鼎，吐辞为经，出言是法，到了一言能浮江山，一语可沉乾坤的地步。这位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竭力推行皇权专制的暴君，把中国的“帝王文化”推到了顶点，使他最终成了不折不扣的皇帝，并且由人变成了神。在其暴政统治年间，他通过这些运动，不仅屠戮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生命，而且严重毁灭了人的尊严和摧残了人类良知，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极其深痛的精神创伤，几代人都难以平复。其罪恶之深重，比法西斯、比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比斯大林的“古拉格”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不想借此为我和我父亲的悲惨遭遇鸣冤叫屈，但我必须说的是：家父李忠邦和我（李斌），千真万确，曾经是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四支队享有一定声望的父子游击队员。而且，我们是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怀着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满腔热忱、在云南“争民主、争自由、求解放”的民主浪潮中投身边纵从事武装游击斗争的。父亲的部队曾持续地遭受国民党26军“进剿小分队”的追剿；我的家多次被抄；父亲（通共匪首——国民党布告上的称谓）被悬赏缉拿；父子两人都蹲过国民党的监牢。但结果怎么样呢？中共建政不久，父亲就被枪杀，我被投进监狱。出狱后没工作几年，又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受尽了九死一生的折磨——原来，我们父子两人，都是谢富治在云南操办下的“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一窝一窝深挖”的对象。

 

显然，我们父子算不了什么，在云南像我们父子这样遭遇的，比比皆是，我所熟悉的40年代活跃于“争民主、争自由、求解放”的民主浪潮中的知识分子，大都落得这样的悲惨下场。

 

我的家乡屏边县，是当年边纵十支队蒙屏护乡团主要活动的地方，这个团的干部战士很多是屏边人，解放后不久的一天上午，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干部，都被抓起来关进了大牢。这次行动，还作为屏边抓反革命的成功典型拿去到处作经验交流。

 

那天上午，这些接到通知叫到县上去集中“开会”、“学习”的人们，吃过早点，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向指定“开会”、“学习”的县政府大会议室走去，当所有应到会的人到齐后，一个主持会议的人站起来大声宣布道：“诸位，现在开会！”随着这声宣布，事先就埋伏在两边厢房和会场周围的那些荷枪实弹的武装，一起跳出来大声吼道：“不许动！”两个捉一个，把前来“开会”、“学习”的30多人五花大绑，统统捆了起来。

 

可叹，这些自以为打下江山有功的人们，在一个早上，竟成了被杀之“驴”。而他们中，就在绳子捆到身上的前一分钟，还有身任着屏边县公安局长的牛凤春和身任着屏边一区区长的王正德等。

 

同样，这些也算不了什么，在滇桂黔边区纵队中，还有一些颇有来头的“正宗”的共产党人，也同样被冠予“历史反革命分子” 或 “地方民族主义分子” 、 “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这分子、那分子而被斗、被抓、被关、被杀。其中如我最景仰的、并一直是我心中崇拜偶像的、曾有“红色知识分子”、“大理论家”之美誉的原琼崖纵队的领导成员之一、边纵四支队政委、负有中共中央交付的特殊使命、负责与举起反蒋大旗的滇黔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原国民革命军第60军军长万保邦将军“保持联系”的饶华；由延安派到重庆、再经在重庆的周恩来派到民主先驱李公仆身边工作、后在滇西南一带进行武装游击斗争、有“游击司令”之称的边纵九支队政委方仲伯；视中国民主前程为己任、曾在东北60军中鼓动、组织一批青年军官投奔解放军部队干革命，后由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并以亲笔信介绍到云南来找杨杰将军相机行事的边纵33团、战功卓著的团长邓为等，也都没有幸免地被打成了右派。在这些人身上，充分证实了李曰垓的“在决心要建立斯大林加秦始皇体制的人看来，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属于卸磨杀驴的对象，消化淘汰的异类分子，与其让这些具有五四精神和民主理念的人成为建立专制政体的障碍，不如先行铲除之”的论断，是多么的正确！

 

信笔行文至此，不由得我对曰垓的感激和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曰垓是我们五七人中年龄最小、但笔耕最勤的一位。他涉猎广泛，见微知著，留下了许多精彩的“五七”篇章。在这些篇章中，大都渗透着他那睿智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许多观点和论述，深刻、尖锐且直击时弊。这在 “舆论一律”的社会现实中，实可谓空谷足音！我周围的“五七”老友，每当谈起曰垓，无不为他敏锐的思维、独立的人格、犀利的文笔所折服。

 

我之所以情不自禁在这里地谈及曰垓，除了要表达对他的感激和敬仰之情外，还想由衷地说上一声：我们希望曰垓继续写出更加精彩的、越来越多的“五七”篇章！人们已经充分看到：毛皇死了，游魂尚在，其追随者大有借尸还魂的态势。曰垓和所有像曰垓这样勤于笔耕的五七人身上，寄托着良知未泯的所有国人的深切厚望。

 

 

朱镕基的20年“右派”生涯

 

林楚方

 

平静的生活由于政治的干扰而结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于是各民主人士纷纷以诤友身份对执政党提出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意见。

 

1957年6月8日

，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本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

 

自从被称作“蛇”后，55万人便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右派生涯。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

 

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

 

这段艰难序幕的开始便是党内反右上演，据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党内反右是在党外反右之后。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说，“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仍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

 

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鸣放了什么？记者接触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讳莫如深，几经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计划取得了一定成就，领导层的头脑开始发热，在领导经济工作上，中国正在酝酿大跃进。时年30岁的朱镕基，虽然在国家机关历练了7年，却没有学会官场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

 

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意见。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党内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了，而朱镕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时机的险恶，更不知道此时要慎言。而且在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现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据了解，朱镕基那一班清华学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春，朱镕基被他信赖的党组织打成右派，20多岁的他便追随这个党，就向往着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反党分子了呢？

 

记者没有找到能够描述当时的朱镕基的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遭际恐怕都会想不通，因为“想通”是很“高难度”的动作。

 

可是不管你想通还是想不通，从成为右派的这一天开始，朱镕基20年的金色年华恰似一江东流的春水，永远不会再回来！

 

 

“右派”生涯

 

 

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简历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

 

对比当时大多数右派的悲惨命运，客观地说，朱镕基应该算是幸运的。

 

李锐分析说，当时的计委有领导欣赏朱镕基，可能暗中保护了他。

 

事实确实如此，朱镕基在下面劳动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撤回来，被委任为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

 

郭道晖回忆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朱镕基还当过英语教师。“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教学中进一步熟谙了英语。”

 

有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说，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在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得到充分体现，他的课学员都很喜欢，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这一经历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证实。

 

 

 

欲告无门

 

——《往事微痕》邮递遇阻情况彙报

 

李家騤

 

 

各位读者：众所周知，印发一年多的《往事微痕》是全国各地幸存五七老人的一份山寨版交流文稿，主要记述1957到1979长达20多年之久的大劫难期间，55万（一说300多万）反右派运动受害者的亲历亲见亲闻。此刊深受读者欢迎，成为了广大难友交流心声互诉衷肠的公共平台，而且它由大家自费编印分发，根本不进入出版流通市场，从内容到运作都没有任何违规、违法之处。

 

然而，从2009年7月以来，《往事微痕》的邮递却遇到了大麻烦。经邮局数次检查认定合法才得以挂号寄出的几千份书稿竟然丢失。向各经手邮局查询数月，才得到叫作“北京邮政中心局简函”的一纸回复，其上用圆珠笔书写：“xx支局，经查xx号xx件挂刷已被‘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扣留”。只好又去找扫黄打非办公室，谁知这竟是个杳无踪影的机构，无处可寻。更叫人气愤的是，2009年12月7日挂号邮寄给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周永康以及中央监察举报中心等处共8封信件竟然也不翼而飞，至今查询无果。作为《往事微痕》的一名义工和发行负责人，我感到忍无可忍，于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有关条款规定，于11月30日

和12月15日分别向西城区人民法院和东城区人民法院民事立案厅提起诉讼，要求追查阜城门邮局及和平里邮局丢失私人信件的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

 

奇怪的是，对于如此恶劣的窃扣邮件非法行为，二人民法院竟置司法公正于不顾，不予立案，甚至不告知不予立案的理由。我数次去该二法院讨个说法，没有一位法官作出正面回答。特别要注意的是，2009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司法公开的六项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对于不予受理的案件，应将不予受理的裁定书或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件送达当事人，告知不予受理立案的理由。但西城、东城人民法院却始终对我置之不理。在二法院的立案窗口我大声质问立案厅长：“请给我不予立案的理由！”“中途劫留私人邮件是何性质？这与强盗土匪有什么本质区别？”“‘往事微痕’记录的是历史真实，若说非法，有什么依据？”对此，诸法官面面相觑，无人应答。此刻，面对法官、法警和政法大学的实习师生们，我又厉声喊道：“……为什么不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六项通知？为什么不告诉我不予立案的理由？法院必须给我一个说法，我要对全国成千上万读者难友有个交待！”但是，从立案大厅四面八方传过来的，只有我自己的回声。

 

 

 

民盟高层右派的处理结果

 

谢 泳

 

 

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民盟是一个主要方面，或者说研究中国民盟的反右运动，也就是研究中国的反右运动。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如何使用行政部分的内部文件是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关于中国的反右运动研究，多数没有直接使用原始文件，而是较多使用报刊中的史料，在相关档案未解密的情况下，这自然是不得已的选择，但研究者必须清晰意识到这种使用公开文献的局限，并努力去寻找原始的第一手文献。

 

现代社会管理与传统社会管理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相关文件的系统性和连续性，所以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凡具体的历史事件，其实都具完整的文献基础。不过由于多数属于工作性质的文件，当时即有保密规定，有“阅后收回”的要求，所以一般研究者如果不细心留意，有时候不可能发现这种性质的文件，只有见到实物才能判断它的价值，而在一般的研究文献索引中很难看到，因为它的流传范围有固定的对象。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中国民主同盟高层（民盟中央候补中委以上）一共处理了多少名右派？这些右派处理的程度如何？具体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我们如果看不到原始文件，只凭后来的回忆录或者个别历史人物日记中的记载，有时候也解决不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原始文件搜集的重要性，因为有了原始文件，有些历史事实自然可以得到解决。

 

1958年1月下旬，反右运动结束后，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会召开第17次（扩大）会议，专门总结民盟中央的反右运动并对民盟高层右派做出处理，会议结束后，民盟中央办公厅以内部文件形式印发了会议专刊。这个会议专刊，以文件形式发到各地方民盟，目录如下：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扩大）会议记录

 

中国民主同盟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高崇民）

 

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规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

 

在这个文件中，关于处理本盟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右派分子的决定，明确说明“本盟中央委员会内共查出右派分子59名，其中中央委员40名（包括副主席两名，中央常务委员11名），候补中央委员19名。”这59名右派分子名单如下：

 

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沈志远、马哲民、郭翘然、曾招抡、费孝通、黄药眠、潘大逵、潘光旦、钱端升、韩兆鄂、王国松、王毅斋、刘王立明、朱裕璧、何公敢、吴景超、宋云彬、李士豪、李子健、李伯球、罗忠信、陈仁炳、陈敏之、陈新民、姜震中、范朴斋、张云川、张志和、许德瑗、彭文应、曾庶凡、费振东、黄琪翔、杨子恒、杨希尧、钱伟长、鲜英、王文光、丘克辉、吴春选、李康、李化方、李则纲、李健生、杜迈之、陈仰之、陈新桂、徐雪麈、浦熙修、张纪域、张广标、梁若麈、章振乾、陶大镛、陆钦墀、舒军。

 

在民盟中央处理的右派名单中，按当时的处理标准，各有不同，多数是撤消职务、保留盟籍、降职降薪，但也有监督劳动的，如彭文应、杜迈之、舒军等，最严重的是劳动教养，如李康。

 

对章伯钧的处理结论是：“撤消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降职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对罗隆基的处理结论是：“撤消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保留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降职、降级、降薪。”

 

对费孝通的处理结论是：“撤消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教部部长。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安排下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保留教授、降职、降级、降薪。”

 

在处理右派的结论中，还有一条特别明显，就是在结论中明确建议：“另行分配待遇较低的工作”，比如叶笃义、陈仁炳、李则纲、徐雪麈、李化方等。有些在地方的右派，民盟中央建议由地方具体处理，如对李健生的处理是：“撤消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由本盟地方组织考虑撤消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建议：撤消盟外主要职务，降职、降级、降薪。建议由农工民主党考虑安排。”

 

高崇民在民盟反右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当时的右派在民盟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59人，约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全国各地民盟的右派到1957年底共有3378人，占全体盟员的10·5%。就右派在民盟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者统计，计有中委40人，占全体中委140人的28·5%，其中副主席2人，中常委11人，占中常委总数37人的35%；各省（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30人，占全部主委、副主委总人数100人的30%；各县（市）委员会主委、副主委总数230人的32%。

 

如果按反右运动设计者右派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5%的比例算，民盟中央的反右运动，基本是规定比例的六倍以上。在高崇民报告中，认为继续顽抗，决心把罪行带到棺材里去的是上海的彭文应，这可能也是他后来没有被改正的原因。

 

回复：民盟高层右派的处理结果

 

重要的是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悲剧。

 

用户：关注许志永 发表于：2009-12-11 16:21:54

 

回复：民盟高层右派的处理结果

 

如果美国在独立后实行专制政体，那可能就没有好多位开国元勋能够当上华盛顿的后任总统了，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以法治国的法律知识分子人才了，也就没有依靠科技强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了。也就没有几百年的民主美国的强大历史。

 

用户：法治与人治 发表于：2009-11-24 11:06:47

 

回复：民盟高层右派的处理结果

 

主旋律大片《建国大业》，对民盟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有充分描述。实际上，民盟对新中国建立是立了大功的。但民盟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全军覆灭。民盟及民主党派在这场劫难中的厄运说明：卸磨杀驴，过河拆桥这种伎俩，不仅仅为封建时代夺得天下的枭雄们所惯用，当代取得权力的人则更玩得出神入化。你拥戴新君都不行，非灭了你才抑或打断你的脊梁方可酣睡。于是乎，引蛇出洞的国策就被精心布置，闪亮登场。相比之下，目前上海盛行的“钓鱼”行动，只是小巫，只是后来者，只是徒子徒孙而已。来源：《SOHO小报》2009年第10期

 

 

哭杨应森

 

罗铁夫

 

 

1964年初，杨应森*遇难后，四川省公安厅一位处长在灌县（今都江堰市）看守所提审我，在场的有灌县公安局预审股刘股长。那位处长训斥道：“杨应森在你们那一伙里算不了什么，仅仅是个川北盟委书记长，连中央委员也不是，我们根本不想杀他。可是，他以满腔的热血去填补缺空，至到死，也没有一个字……”回到号子里，想起和杨应森一起的日日夜夜，禁不住号啕痛哭……

 

你为何要去死？是要同伴活下去；你爱同伴的生命

 

甚过爱你自己。你微笑走向刑场，仰望蓝天，深深吸气；

 

转身对着刽子手： “瞄准点，兄弟！”血，滚烫的、殷红的，

 

流进我们的心底；流进长江、流遍中国……灌溉这片土地。

 

自由的种子，破土、发芽，花儿开遍神州大地；

 

滚烫的、殷红的，是血，你的血。

 

杨应森原成都军区沪州军校军事教官，因主张军队国家化被打成极右分子，强制押到415信箱劳动教养。1958至1962年我和杨应森同在一个中队服劳役，关系亲密。

 

今年是杨应森遇难47周年，为纪念他，我将47年前在狱中写的诗，借《往事微痕》一页发表，与57难友同哭之。

 

 

 

读铁流《我所经历的新中国》有感

 

姜万里

 

 

铁流先生记录的这段历史，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独裁统治的残暴。我和铁流先生是同时代人，在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我和许多青年学子一样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响应毛泽东共产党号召投身革命，参军南下，迎来了建立新中国。当时我们都怀着建立新国家、建设新社会的目标。毛泽东和共产党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将是独立、自由、民主、和平的新国家，在这个国家治理之下的社会将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美好社会。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我们忘我地牺牲奋斗。

 

然而后来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在踏着千千万万烈士和人民鲜血登上统治宝座后所建立的不是当初他所许诺的“民主自由平等”，而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封建独裁王朝。在这个封建专制制度下，他领导共产党背信弃义，撕毁建国前夕与各民主党派达成的《共同纲领》，推行唯毛皇帝旨意是遵的独裁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打着“民主集中”旗号实则为“一言堂”。毛皇帝借助这一体系和制度，玩弄阴谋权术，倒行逆施，草菅人命。他治下28年间，全国有8000多万人被残害死亡；把中国社会经济折腾到崩溃边缘。

 

事实表明，毛泽东当年所标榜并以之为号召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连他自己也不想践行的骗人幌子。铁流先生的自传性作品可取之处在于，对自己亲历的那段历史作了深刻的反思，把自己置身其中，对自己充当驯服工具时所作所为自我批判，向受他之害的人道歉。

 

铁流先生之勇敢反思批判，表明公道自有人心在，人性本身还是有善恶是非评判之标准的，抢劫剥夺别人的财产就叫“强盗”而不能算是“革命”；草菅人命只能叫做“暴虐”而不能算是“正义”。普天之下，任何社会都是如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代政治家都重视以史为鉴。然而，后人得以之为鉴的史事，必须是真史，信史，而非经过篡改、歪曲、粉饰、伪造之假货。

 

刚刚过去的建国六十周年大庆期间，当局曾动员庞大力量宣传“辉煌六十年”，还重新祭出“毛泽东思想万岁”旗号。不知他们对毛泽东时期这些荒唐罪恶如何评说。大力封杀揭露毛泽东罪恶、反对独裁专制的民间言论，背弃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庄严规定，还侈言“构建和谐社会”，真是南辕北辙。在此背景下，读一读铁流先生这部书，相信会启发人们思考的。

 

 

难友朱忠康挡案

 

朱忠康解除劳动教养时所照

 

 这张照片需要说明，上面穿的这件西装上装是从上海淮海中路旧货商店买来的，然后我佩上了校徽在上海照了一张像。在那时的中共眼里，穿西装就是资产阶级，又穿着一件翻领衫，就可以用隐寓法引伸出反革命。虽然他们没有这么说，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在整风反右中，他们是从我的箱子中翻到这张照片的。

 

朱忠康，笔名朱红，浙江鄞县人，1934年生，城市贫民。十岁寄养上海姑母家，1950年在上海广东路的一家小商店当学徒，1951年参加东北经济建设，工作于辽宁抚顺市商业局（前身是工商局），曾任辽宁日报、抚顺日报、广播电台、人民监察通讯员。1955年考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系，1957年整风因给班上支部书记贴大字报于1958年被补划成右派。1959年5月毕业前夕，恰是大炼钢铁运动期间，下放到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高炉炼铁车间劳动。有一天上街返回工经系学生宿舍时，室内聚集了数十人，其中一人猛打我的耳光，责问我为何不请假上街。我捡起桌上的一块小钟表，朝地上一摔以表示抗议。于是他们将我五花大绑，并高呼“右派行凶”口号，一路游街示众。我被押送到海淀区派出所和公安分局后，在没有经过任何审问情况下被关了起来。绝食一天后，第二天晚上人大派校秘书接我回校。此时我是个25岁的年青人，情绪激动，我不肯走，问他们为什么打人者不关，挨打的人不闻不问就关了起来，我要讨回公道之后再走。于是他们把我用手铐背铐着用刑，当我痛苦喊叫时，这时传来了北京电台主持人报节目的声音：京剧《拷红》。

 

他们把我送入劳动教养机关，拉到了中苏边境兴凯湖劳改农场，一上岸又立即把我背铐起来，送入禁闭室，禁闭两个月后，经过七天七夜的绝食才把我放出来，参加劳动生产。从此在劳教所关了长达21年。

 

1979年改正恢复名誉，安排在河北兴隆县计量局工作，1980年广东朋友介绍给我一个女人，后来曾成为我的妻子，我随即调到广东韶关，不久在韶关广播电视大学教学。1994年退休。

 

 

难友常振威档案

 

常振威，湖北江陵人，1958年就读江陵一中初中部时遭整肃为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捕下狱劳教，直接遭牵连者8人，高中生1人，初中生7人。常振威在与这些少年同伴游戏时绰号“总统”，某人是“军长”，所以这个反革命集团有总统有军长，物理课上装搭的矿石收音机则是通敌的作案工具。常振威诸人的冤案，在1979年右派改正平反时，才获得所谓“改正”。二十一年的底层苦难，常振威在这部书稿里有详尽的叙述和描写。

 

 

难友王守愚档案

 

王守愚，祖籍湖南，49年时随潮流从军四载，解甲归来，落地江陵初级师范从教（原大北门天主堂，现江陵中学处），余宅近邻该校，儿时所见：或一身戎装、或西装分头，口袋插着钢笔、手上握着书本，严然付“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作派！谁想，几年后我们在劳改队相识，而且同住一幢席棚。“历史原因”解扣后，在荆州城重逢，又先后迁到沙市，“人不亲帽子亲”，而且都有留下点只言片语的动机，所以来往频繁。

 

其实，王守愚之路，命中早有定数，只乃凡瞳莫辨；出身烙印早定论他矮人三分，军中转业（实为清洗）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君可休也！他却不“夹着尾巴做人”地苟且偷生。亿万之众，靠你这群被打倒了的阶级的孝子贤孙来奋斗，且不是走回头路吗？只不过当时还未明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罢了。他却还心忧天下地大厥其词地鸣放什么《政治外交纵横谈》，右派堆里还怕多了你一个。即便如此，王守愚还痴心不改，所以到农场后“积极”进取，当上了正儿八斤的“二干部”；在那人才济济的先生堆里，有几个教授学者被宠信了的。所以，《囚徒之忆》的人物都戴着面纱。当然，也可以说，它有概而括之的普遍性。

 

王老

先生有两大目标没有达到：入党；但党的大门总叩不开；评教授，也是先天不足，仅是个高中肆业生。凭心而论，他比有些教授强之百倍。

 

2003年5月30日

，他走了。为让人们读到他的《囚徒之忆》，2006年7月嘱其婿电邮发给我。此次曾给其女儿短信，她回信说：“您当家好了”。现推荐给《往事微痕》，以餐广大曾历经苦难的同人们，也算对王守愚尽难友之谊。

 

 

 

友谊回声

 

 

孙正荃   己丑岁尾，新年好！承蒙厚爱，一直发送《往事微痕》电子稿。

 

感念一直为《往事微痕》辛劳奔波、无私奉献的各位老先生，感佩各位老先生的满腔赤诚和铮铮铁骨。如果说一个民族遭遇苦难在所难免的话，那么反思苦难的 根源该是这个民族起码的良知。可惜要做到这一点竟仍然如此艰难。但惟其如此，《往事微痕》的种种努力，弥足珍贵。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老先生们所历诸多政治灾难，我都没有经历过，但你们是我的师长，是我的祖辈父辈。本该国家向你们谢罪，并告诉下一代人这当中的足够教训。可惜，当 下中国，仍然回避错误，封杀真相。还是年迈的你们，重新揭开人生的伤口，凭着道义和担当，告诉我们什么是历史的真相，让我们懂得不忘历史，直面真相的意义价值所在，薪尽火传，民族才有希望。

 

很想有个机会或方式，能借以表达对《往事微痕》的敬 意，最近想给《往事微痕》寄点运作经费，苦于不知哪种方式更为方面快捷安全，因而还烦请博先生告知汇款的联系人和详细地址。祈颂新年吉祥，诸事如意！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

 

 

北京读者高国发：

 

博老及“往”刊诸位义工:本期更好,充满不老松的坚定,激情,乐观,实际精神，说特色,此期历史与时政结合是特点,教育人动员人。请当代新思想理论家评论也是一特点.杜光与辛子陵二师皆我忘年挚友经常往来，第三特点是刊发面迅速扩大，不说你直发多少，就我这里每次皆转70多电研友诗友.张闻天秘书何方,胡曜邦秘书高勇,刘崇文,胡的宣传部司长钟沛璋,及陈研会原理事们都能看到.他们 年高不会用电脑,子孙辈给打开,他们看<<往事微痕>>越办越好,是广大历史学者的佳刊信史.值此春节到来之际,我们对铁老黄老博老,各位义工先生和女士在中国社会 转型时期所作的有历史意义贡献表示祝贺!并祝春节快乐! 附小诗一首：

 

廿年掩罪终归败,，港版群书六四宣.。弹雨腥风真个是,，义民山寨己开传.

 

主流控制毫无理,，逆宪背民误雪冤.。都誉胡温新政好,，重评六四定何年?

 

2010-02-12 12:11:54

 

 

刘北京利华：各位我亲爱的同事：《往事微痕》被哥伦比亚、斯坦福等多所中国当代史研究方面很强的大学图书馆收藏，我相信这个资料将来会因此真实生动而被中国现当代史研究领域广泛引用。开始－－第12期之前吧，我还给吴灵芳送过平面版本，后来这个民间刊物被禁，加之我本来的边缘化状态和经常能感受到的压力，还有我时间非常紧张，因此就不再送资料室了。如果你们个人有对电子版本和平面版本的需要的话，可直接跟博绳武先生联系。《往事微痕》跟我们人民大学有不解之缘，它的推出与我们前副校长谢韬

老师和其夫人卢玉老师的推动有很大关系。另外张曼平教授用20个QQ信箱，上传了近500本书，期中许多是对中共党 史、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很有价值的资料，下载方法如下：先上腾讯网页：http://www.qq.com，点击“QQ邮箱”的链接，然后在用户名栏和密码栏里分别敲：wxck01、wxck02。。。至wxck020，第17批的信箱有点不同，要敲wxck0017；记住，每 个信箱的用户名与密码都是相同的。因为去下载的人很多，所以系统可能会自动要求辨认字母。这个您去了自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进到邮箱后，点开左下角的“文件中转站（极速板）”，就可 以看到那些电子书，并选择您需要的下载了。

 

我是用“QQ旋风”批量下载的，比较快。这个“QQ旋风”是在腾讯网页上下载的。第20期中有30多卷《前苏联历史档案》。我正在 写一篇论述中华民族天道信仰的文章。达到了虽未废寝，却经常忘食的程度。

 

 

读者方刚：诸位义工春节好！

 

非典英雄蒋彦永军医所提建议很有实际意义,<往事微痕>不但是右友老人"山寨 刊物",更应向中青年读者扩散。我曾随便与坊间数位约七十来岁老人闲聊,当聊及57,58年及过后闹饥荒饿死人的人,每个人均苦诉了字字泪,声声血的苦难 经历。一位老人说自已参加工作早,但仅说点实话,就被插"白旗"了,日子也很难过。妻子在农村没吃的,挖野菜吃,共吃了四十六种才把命保住。另一位老人 讲,村中某人饿的受不住,淌向河中淹死了。干部还批斗，说是对人民公社摸黑，是反革命。理由是在他家中搜出几斤蕃著干，怎么会没吃的呢？村民都知道此人自已寻死，是为省下这点让老婆孩子们活命粮呵。村民们聚集一起，诉说饿死人的事实向公社，区里讨公道。由于犯了众怒，此事才不了而了。

 

元旦期间几位年轻的毌亲带自已独生孩童，在公园玩。笔者观之，这些独生子女均很“乖”，但 似乎均缺乏儿童本应有的活泼天性。于是，从孩子的教肓聊上了。一位象是白领的毌亲说：自已哥哥的儿子在幼儿园，一次接儿子用单位的轿车，再一次用自已摩托车接。儿子对父亲说，你以后接我不要用摩托车要用汽车云......这位对将要入托的小女儿不無忧愁地说，自已要骑自行车去接，看看会怎么样？关于現在儿童入托，根据父毌房产证户口象是可就近入园了。年轻毌亲诉说，自已一个朋友的孩子要入托某机关幼儿园，也还是托人送了3万元，才办成。一位老毌亲接囗说，现在的孩子是“牢间鸡”怎么能让他们自由天真呵！而这些好的幼儿园，无钱的人最好不要把孩子送去，入园了孩子也是活受罪。此话怎说呢，老毌亲不无怨恨地说：地震募捐，本是好事。但是公园旁的幼儿园广播高音进行鼓动向孩子们募捐，某大班某小朋友上台了，捐上3千元，接下上台的是某人捐上2千5佰元，还把自已的钱 罐也献上。老师极尽表扬赞美之词......一位当英语的女教师不无担忧地证实说，现在口口声声要搞素质教育，但实际还是极虚假，网上传疯的：“会答的举 右手，不会答的举左手”弄虚作假，确是事实，只是程度不同而亦吧......

 

一位儿子己入托的毌亲当然是了解此中的内情，她说，现在孩子上幼儿园的和上大学花费一 样......笔者问，那你不会先不上班自已带孩子吗？这位大概文化有限的毌亲答，自己教不了，孩子敬老师的。后她又这样透露孩子上幼儿园双方的爷爷奶奶都会出钱的.....一位老人说，现在孩子大了，也使我们有无穷的担心，以前送去当兵会比较放心吧。但现在不是 这样了，自已亲戚儿子读书不好上不了学，征兵体验合格，入伍要送钱，入党也要送钱，提干更要送钱，且是明码标价呵。要顺利退伍，也要花费呢。这些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之事均实录于生活水平较优裕沿海城市温州。无一丝一毫虚构,故愚以 为<往事微痕>,今后应该象蒋医生所提示逐步的在民众扩散,才能为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产生无限的生机。一位受《往事微痕》感昭的老知青 方刚 谨记

 

 

读者刘芳：

 

 你们辛苦了！，由于你们的付出奉献，我及时的收到了发来的《微痕》，我是个难以控制自我情感的人，凡是回忆的文章都使我泪流满面，心动不已，那些《往事》展现了封建专制时代的苦难，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悲哀，我们还活着的人一定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呐喊呼号……虽然我们老态龙钟，然而亿万后来人，已经涌动尘上……谢谢你们的辛苦奉献。祝您快乐        

 

 

读者岩石

先生：

 

《往事微痕》编者您们好！提起“右派”二字，我心里都非常沉痛。一，少年时代与同学们一起打过右派老师——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好老师——虽然中年时代曾专程去看望过老师，但我终生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过错。二、从整体说，右派是那一个时代的精英。借此机会，我想向所有受过非人折磨的我的长辈和同辈——有些小右派，如李曰垓先生比我大不了几岁——说一声：您们受苦了！并致以崇高的敬礼！我希望子孙后代永远不忘灾难，不忘罪恶——毛泽东的滔天大罪。

 

                

 

难友张海波：

 

《往事微痕》全体工作者朋友：2010年伊始，谨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微痕》创刊以来，你们为澄清共和国的历史，为探索共和国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坚定地承袭和发扬了中华热血男儿（虽然你们都是已届古稀乃至耄耋之年）所固有的勇于坚持真理为国献身的高贵品质，你们无偿付出艰辛劳动，还要应付一些无知乃至无耻之徒的骚扰，实在难能可贵，我无任敬佩之至，特致函表示敬意。

 

 

难友郭振乾：恭祝大家春节愉快!

 

五七难友们: 值此2010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仅向你及你的家人致以节日的问候 祝你们节日愉快, 万事如意!我们的过去可能非常不同, 但自从1957年,由于我们讲了真话,老实话, 做了一个正直的人所应该做的事情以后,我们都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这一帮人的残酷迫害. 从次,我们的经历就变得非常的一致和大同小异. 因之,我们也就有了一些共同的思想和语言. 我真想衷心地叫你一声: "同志"!最可恶的是,他们还逼迫我们讲违心的话和做违心的事,否则我们就会得到像林 昭,张志新,顾 准等烈士的同样结局.最可恶的是, 他们还使得在共和国的上空弥漫着一种讲假话,大话,空话的污浊空气. 使得坏人得到提升,好人挨斗,受气, 长达数十年之久.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1957年所说的话和所提出的主张和建议正在逐步地变成现实.事实证明,我们才是真正的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的,  我们这些人才真正的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值得庆幸的是: 对待我们这些"五七老人"的态度, 已经成为鉴别一个政党或是一个个人是进步的或是反动的试金石.这么多年,我屏弃个人恩怨, 一直想弄明白: 毛泽东现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我已经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这个工作留待后人去做吧.我们这些" 五七老人 "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 难友们! 要多多保重哦 !我在这遥远的地方向你及你的家人拜年了. 祝你们过一个祥和的春节. 扎西德勒 !

 

                         

 

读者刘真：诸位师友，今天是李衍德先生一月祭，我们谨以由黄河清

先生主编的“纪念李衍德先生特辑”的暂行本（期待大家的补充与圆满）和由易莱君女士制作的“悼念李衍德”的幻灯片，来纪念这个日子，纪念李衍德先生！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间，永远激励我们前行！李衍德先生安息吧！2010年1月27　　

 

                                             

 

中共云南省委妇委会“5.7”受害者改正后在玉溪三中离休 张世雄：

 

《往事微痕》各位义工并铁流老师：拜读36期铁流老师给胡主席的信，感慨万端，《往事微痕》的各位编辑和铁流 老师是我们“5.7难友”的学习榜样，是争取实现共和国宪法的勇士，不怕为民主、为真理、为国家光明坐监，很有骨气。“两头真”的老同志们非常敬佩你们，也非常感谢你们为爱国的人们呼吁！如果你们罹难，我们定会全力资助和营救！此信有理、有据、合理、合法，我们完全拥护、完全支持。但愿当权者顺应历史潮流，废除不合宪法的一切规定，提高执法能力，实现他们的承诺，为实现民族的利益，不再瞎“折腾”。建好“和谐社会”。执笔者中共云南省委妇委会“5.7”受害者。年2

 

 

博老：春节好！给您拜个晚年！敬祝新的一年，诸事顺畅，健康长寿！《往事微痕》 前几期都是从通县专递送来，春节前，李老家騤通知我要送到家中，我甚感不安，劝他过春节再议，无需着忙。没想到大年初三，他老人家通过手机告我，已至我家 附近地铁站口，盼我去取。老人的执著、尽心，实在令我感动。见面时，他说八点钟就出来，先到钟沛璋家，辗转到达石景山区。其时已近中午，我执意请老人到饭 馆吃个便饭，本是人情之常，老人却坚拒，直奔地铁口走去。此情此景，实在感人至深。忠于职守，不辞辛苦，放弃春节享受，奔波于京城寒风中，头戴一顶破旧皮 帽，身着黑布棉服，背一黄色书包，这一普通老人的高贵形像将永留我心中。 高 鸿 凡 敬上

 

编者的提示：

 

各位战友、难友、朋友：你们好！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关注，我们已将1至26期的《往事微痕》经重新斟校后，分为四卷编订成合订本。合订本为彩色勒口封面，约三百余万字。为了不浪费纸张，在开印前特通知各位，凡要此书的请来信告知，务请写上详细地址、邮编和电话，以及需要的册数。我们仍不收取费用，只接受捐赠和赞助。

 

凡来信来稿与捐赠，仍按原来的地址，现再重申于后：

 

一、来信来稿，一律寄到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12号楼6-302博绳武先生收。邮编：100007 ，电子邮箱： wswh57@sina.com 

 

电话010—84072150   手机13522378644

 

二、愿意捐赠和支持我们《往事微痕》的款项，需要留名回信的，一律通过邮局，汇至北京市通州区运通花园217-1黄静女士收。邮编：101100。查询电话：15811348313

 

三、不需要留名和回信的，請将捐赠款通过银行直接汇入工商银行北京新源里支行，开户名葛亮：卡号：6222020200025589611（因汇款不显示人名，若需核实，汇后請来信告知，以便查对）。

 

四、为节约开支，我们每月初寄发一次，每次寄两期。北京由义工李家騤先生亲自分户送达上门，电话（座机）010-84210475手机：15311651309。其它地区仍由黄静女士寄送。为此，凡未收到“往刊”的读者，请分别向两人查询。

 

五、至今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可能聚在一起办公，只能在各自家里做事，若有不到之处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