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41期-《重庆专集》

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第41期（重庆专集）

 

2010年2月25日

 

（交流文稿，免费赠阅）

 

目    录

 

 

渔歌子：重庆首批重点批判的“右派”名单 ………………………………… 2

 

张文澄：  (口述)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5

 

右派帽子是怎样戴上的—话说一位女将和她的丈夫………………… ………13

 

两年劳改纪实…………………………………………………………………… 27

 

贾唯英：悠悠湖水情………………………………………………………………37

 

扬子涛：倾尽湖波难诉冤——深切怀念去世的重庆长寿湖右派难友 ……… 44

 

（部分长寿湖“右派”生前的口述）

 

孙丹年:悲剧与荒诞剧：我父母亲的“右派”遭遇 …………………………  69

 

颜北岩：在1979年“改正”之前去世的重庆长寿湖部分右派简介……………70

 

何  蜀：长寿湖边一滴水——原重庆长寿湖渔场一份“右派”名单研究……77

 

附录

 

冉云飞：右派言论初步研究：以四川为例（修订版）……………………… 92

 

资  料：1949之后：中共领袖反右众生图 ………………………………… 100

 

王友琴：第七個死刑的北大学生右派吳思慧 …………………………106

 

编者的提示：

 

 

 

 

 

重庆首批重点批判的“右派”名单

 

渔歌子

 

 

友人在旧物市场上买到当年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的一套《重庆右派言论选辑》，共五集，一至四集编印于1957年8月，第五集编印于当年9月，分别汇编了当时遭到重点批判的重庆市高校、工商界、民主党派、机关企业、文艺界的一些“右派分子”的文章、言论、诗文、日记、书信等（有的一人被选入多篇）。这时“反右派”运动还未进入深挖中共“党内右派”的阶段，重庆市委宣传部以部长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还没有被“揪出来”，这时批判的重点人物中以民主党派成员、共青团员和所谓“旧人员”居多，只有极个别的是中共党员。这套书编入被批判的人物名单如下（所在单位、职务及年龄等均按该书“编者按”中所记，有的缺失记载者系原文如此）：

 

第一集  高等学校

 

董时光（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

 

罗容梓（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

 

陈东原（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民盟盟员）

 

袁炳南（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教授）

 

曾清经（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学生）

 

刘期朗（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一年级学生）

 

朱永隆（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学生）

 

谭家驹（西南师范学院生物系学生）

 

微言（当时在西师学生小报《白丁报》上发表文章的化名，未查出是什么人）

 

魏福民（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

 

陈  怡（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学生）

 

佚   名（当时在西师学生小报《战鼓报》上发表文章的化名，未查出是什么人）

 

邓季雨（重庆大学外文教研组教授）

 

吕学正（重庆大学学生）

 

蒲世光（重庆大学冶金系学生，22岁）

 

康  平（重庆大学动力系学生）

 

骆竞汉（重庆大学机械系助教）

 

林毓森（重庆大学学生，共青团员）

 

孙庚武（重庆大学机械系学生）

 

李友霖（西南农学院园艺系教授）

 

蒋书楠（西南农学院教务长，民盟支部副主任委员）

 

刘佩英（女，西南农学院教授，民盟盟员）

 

吕金庆（西南农学院学生，共青团支部组织委员，班长，22岁）

 

胡子堪（西南政法学院59级2班学生）

 

罗国梁（西南政法学院学生）

 

陈  谦（西南政法学院学生，共青团员）

 

李永贤（西南政法学院学生）

 

解士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冯光中（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生）

 

胡昌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讲师）

 

李中平（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职员，民革成员）

 

周显祖（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讲师）

 

肖明心（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民盟盟员）

 

周人忠（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讲师，九三成员）

 

李登浒（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生）

 

李振（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生，共青团员）

 

王映波（原书中未介绍）

 

张再康（原书中未介绍）

 

王基敏（女，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生）

 

彭  涛（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生，共青团员）

 

蒋鸿图（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学生）

 

周南士（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俄文教师）

 

李  冶（西南美术专科学校附中教员，共青团员）

 

崔  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讲师，共青团员）

 

龚灿光（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民盟四川省委及重庆市委委员、师专支部主委）

 

赵克刚（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教员）

 

舒仁和（重庆师范专科学校语文科学生）

 

吴先培（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教员，民盟盟员）

 

刘大模（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学生）

 

易新培（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科学生）

 

魏佐治（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共青团员）

 

郭有章（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学生，共青团员）

 

钟家源（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学生）

 

陈世骧（重庆医学院生物系教授）

 

罗良辅（重庆医学院学生，20岁）

 

 

第二集  工商界

 

康心如（重庆市民建会和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市人民代表、市人民委员）

 

李仲平（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省民建会和工商联副秘书长）

 

何庆钵（重庆市化工公司技术科科长，江北区人民代表，民建会员）

 

许文隆（重庆市公私合营民众化学制药厂第一副经理，民建会员）

 

喻鼎约（重庆市市中区公私合营百货商店副经理，民建支部主任委员，区人民代表）

 

 

第三集  民主党派

 

舒军（民盟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委员、重庆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张真民（民盟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市中区政协副主席）

 

冯克熙（重庆市公用局计划科科长，民盟盟员）

 

郭造勋（重庆民政局副局长，市人民代表，民革成员）

 

金绍先（重庆市人委参事室参事，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

 

 

第四集  机关企业

 

蒋仁德（西南地质局化验员，共青团员，21岁）

 

陈恩民（笔名木曰）（重庆市公安局，27岁）

 

蒋伯龄（笔名江陵）（重庆市公安局，29岁）

 

景晰（重庆市商业局办事员，30岁）

 

姜子惠（重庆市税务局，25岁）

 

施绍振（重庆市税务局，37岁）

 

谢卿梁（重庆市总工会第一机械工业工会，30岁）

 

胥兴廉（西南纺织管理局，37岁）

 

蒋文扬（重庆市纺织公司办事员，23岁）

 

刘国富（重庆市纺织公司，25岁）

 

陈昌枚（重庆市纺织站工会副主席，共青团员，28岁）

 

孟淑杰（重庆市纺织站，31岁）

 

熊绩（重庆市自来水公司文化教员，52岁）

 

钟以全（重庆市文化站科员，28岁）

 

董祥太（重庆市联社，41岁）

 

易若君（重庆市手工业联合社，31岁）

 

李荣筠（重庆市百货公司科员，28岁）

 

陈民锋（重庆市百货公司）

 

曾宪国（重庆市百货公司27岁）

 

朱家侬（重庆市食品公司，31岁）

 

聂器成（重庆市专卖公司课长，农工民主党党员）

 

徐崇职（西南供销局材料科，38岁）

 

 

第五集  文艺界

 

刘盛亚（作协重庆分会主席团委员、理事、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委员，民盟盟员）

 

温田丰（1938年入党，作协重庆分会创作委员会委员）

 

汪子美（美协重庆分会常委）

 

杨钟岫（重庆人民广播电台）

 

王  克（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实验歌剧团导演）

 

朱伯封（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乐队队长兼指挥）

 

程乐天（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演员，34岁）

 

罗元凯（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乐队队员）

 

蔡  炎（重庆市文工团话剧演员）

 

石  曼（重庆市文工团文学创作组组长）

 

任  然（重庆市文工团歌舞团创作组组长，中共党员）

 

张  湮（四川工人日报编辑部文化宣传组编辑）

 

花效实（重庆市文史馆研究员，69岁）

 

附录——“反党小集团”：

 

赵锭环（女，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演员，共青团员，26岁）

 

范国瑞（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演员，共青团支部书记，26岁）

 

谢明德（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演员，共青团小组长，27岁）

 

钮家齐（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演员，共青团总支宣教委员，25岁）

 

 

 

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张文澄（口述）

 

 

张文澄同志在1989年4月16日和22日，分两次讲述了他（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在场的有赵隆侃和李畅培、吴艺同志。商定由吴艺负责录音，由李畅培负责文字整理。后来，因为录音没有成功，整理工作就搁下来了。时光过去，赵隆侃、张文澄同志竟先后逝世，只能根据我当时的文字记录，整理成稿了。记录稿曾送交一些知情的老同志审阅，他们对史实的准确性予以肯定。张老的家属则提供了张老生前写就而未示人的手稿《难忘的1957年》。此文的叙述面较口述的窄，有些地方却更为详细、深刻。所以，口述记录除据以核校外，还采取了部分内容作为补充，这部分文字用斜体字标明。想来不至于违背了张老的本意。文章的标题是整理时加的。

 

记录整理者: 李畅培

 

我按事情的发展，分这样几个问题讲：

 

第一，1956年的三次党代会；

 

第二，1957年的宣传工作会议，包括市政协会议；

 

第三，市委第八次扩大会议。

 

在这之前，先讲一件事，算作引子。

 

 1956年对私改造，市里进行理论学习，任白戈作报告。有人递条子，问定息是否算剥削？白戈答：不算。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的理论教员、组长谢予有不同看法，他给《学习》杂志写信，表示不同意任白戈的看法。《学习》杂志回信，同意他的观点。谢在讲课时就点名提出不同意见，说“市长同志”如何如何。传来传去，变成谢予说“市长先生”如何如何。反映到市监委，廖苏华就调查此事。她问我，我转问王匡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说：这事我知道，谢予对我讲过，他是讲的“市长同志”。我就据实回复廖，并说：这是理论研究发表不同看法，不是大问题；当然，也有缺点，谢予在公开场合这样讲，不恰当，但是也算不上纪律问题。廖苏华就没有查下去了。谢予对我们倒有意见了，在选直属机关党代表时，他在支部大会上就这件事讲：选张部长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他在重大理论问题上态度不鲜明，我有意见。想不到，后来这件事却成为“张文澄反党集团”的主要依据之一。  

 

                                                                         

 

1956年的三次党代会

 

 

 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须通过各级党代会层层选出。市委直属机关所属的文联支部（包括文联机关和作协），白戈想让曾克作代表。文联支部的支书李南力在下面体验生活，他不知道支部传达的白戈意见。开支部大会时，大家提了李南力的名，于是报上来的就不是曾克。辛易之（市委书记处书记）向任白戈汇报，白戈说：不行，还是得曾克。直属机关就通知曾克来开会了。在预备大会上，关于李南力的代表权问题，发生了争执。我问：文联支部选出的代表李南力为何不出席，而是非代表出席？辛易之说：这是白戈同志的意见。白戈站起来作了解释。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选举手续的。我争辩。同时就有三个人起来争辩，有王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和另外一个姓王的。任白戈下不了台。直属机关党委来个折衷，李南力出席，曾克也出席。到后来，这件事情也成为我的罪状了。

 

……财贸部长余跃泽……（此处未记下）另一个发生争执的人是邓垦（副市长、教育局局长）。宣传部小组王匡时及汪国桢（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处长）听到一些关于邓垦缺点的反映，就不同意选邓垦作市委委员。情况汇报到主席团，任白戈要我做工作。我提出，找王匡时来白戈处一起谈谈，应该选邓垦。谈至深夜10点。王匡时住家在六中后面，校门关得早。我问王，回家叫门是否方便，邀他到我家住一晚。这是当着白戈的面邀请的。——以后，这个晚上的事却成了我和王匡时“密谋策划”的根据，说我与王匡时事前策划让谢予出来反党。

 

 四川省委举行党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发生了几件和我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在预备会上，我对主席团名单有意见，没有解放前在四川工作的老同志，如像程子健、张曙时。我提出：在四川开党代表大会，四川的老同志，张曙时同志，我建议选入主席团。有人附议，于是通过了。关于议程，我提出：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在四川工作的许多同志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大会应该增加一项议程，为四川的死难烈士默哀。有人提出，不要这样狭窄，应该为所有牺牲的烈士们默哀。这项建议又通过了。第二件事。省委书记李井泉向大会作报告，但出来做报告的却是秘书长阎秀峰。下午分组讨论，重庆代表团50来人，由白戈主持逐项讨论。我提意见：党的代表大会上，省委书记李井泉同志也坐在主席台上，本来应该由他作报告，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表态，就让阎秀峰秘书长代作报告。这是井泉同志与代表大会的关系没有摆正。两天后，李唐彬（市委书记处书记）、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家栋（工交政治部长）与我至白戈住处开会。李唐彬说：打个招呼，重庆才划归四川省不久，应该注意和省委的关系。我明白这是针对我的，便说：这是开党的代表大会，每个代表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谈不上尊重不尊重省委的问题。如果不让人发言，莫非是李政委式的民主？（当时四川党内习惯于用战争年代对李井泉的称呼）刘家栋无语冷笑。萧泽宽则说：“你不能这样说。”李唐彬说：“这样说，会不好开了。”我说：“那我走了。”

 

第三件事，选举。我们提出票箱应先打开来看看……总监票李唐彬照这样做了。选举结果，李井泉少了十几张票。我也未投他的票。会场上的几个票箱，是分开来计票，再相加得出总数的。文革中才知道，李井泉由于未得满票，竟动用专政机关的力量查出了哪些人没有投他的票。

 

这样，我就是十恶不赦了。后来说我反对省委，在省党代会上兴风作浪，以地下党代言人自居，在三级党代会上兴风作浪……都是从这里找到“罪证”的。

 

 

1957年的宣传工作会议

 

 

1957年3月，党中央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重庆是我参加，省委是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出席。毛主席的讲话，我作了详细的笔记，会下又互相核对，准确性达到了90%以上。会议期间，还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这两个讲话，后来正式发表时都有重大修改。例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六条的；《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段，在讲话时是政治标准，在讲话录音中是没有的。我们回去传达和贯彻执行，都是按照记录稿。我还把记录稿打印出来，供市领导学习。1957年上半年，市委宣传部在“八大”文件和毛主席的两个讲话的鼓舞下积极工作，组织学习，到处宣讲，气氛十分活跃。

 

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最后要求：回去之后，各级党委都要由第一书记主持开同样的会。

 

四川省由李井泉出面开了宣传工作会。回来后，市里白戈却按兵不动。他住医院了。这时，重庆各界在整风运动号召下，热情很高。宣传部研究，新闻界、文艺界都在等着传达。我们建议，由白戈同志来主持。于是，由王若、陶端予两位副部长，带领《重庆日报》副总编贾唯英和新华社记者廖永祥等，去向任白戈汇报，白戈却说：“我不是第一书记。”（廖永祥写了一篇内参稿《第一书记是谁？》，后未发表。）原来，1955年上半年，曹荻秋调走后，李井泉来重庆宣布：曹走后，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安排是，鲁大东、任白戈、李唐彬、辛易之。任白戈不高兴，以前的顺序是任、李、鲁、辛。不久，毛主席来四川，拟在三峡游泳。罗瑞卿带水手试了试，不行。劝阻了毛主席。罗瑞卿来重庆时，白戈同他谈了自己的意见。罗向中央反映了。半年后，省委下文，重庆市委书记由阎红彦兼，书记处书记的顺序是任、李、鲁、辛。但阎红彦常住成都，实际由任主持工作。白戈这才出面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不开集中的宣传工作会议，而开政协会议，各口（文化、新闻等）分别召开座谈会。直到市里召开政协会议前，我们才知道中央的意图。

 

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一封电报，内容基本上和后来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应当批判》相同，电报说：资产阶级右派进攻，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等洪峰过去，我们再打断资产阶级的脊梁骨。我们这才知道，中央是“引蛇出洞”的策略。（赵隆侃：电文中似有，应见报以立此存照。除物价、反苏等几个问题外，其余的都可见报。）

 

市里召开的这个政协会，白戈是作为代替宣传工作会议的，单独成立了党组，由我、萧泽宽、杨松青组成，我任书记，杨副之。毛主席的绝密电报，只有少数领导人才知道。我对毛主席的策略深信不疑，照着电报精神行事。在政协会议之前，召开了与会的党员会议，鲁大东出席讲话，他讲的既不符合鸣放整风的精神，也不够“引蛇出洞”的策略。我就补充几句，主要是贯彻主席的电报精神，要放右派出笼。（后来，这也成为我的罪状——书记讲话后我又补充。）

 

冯克熙发言，讲知识分子，讲得不错，连李唐彬、萧泽宽都鼓了掌。发言的人中也有发牢骚的。后来，开会研究反击。我不主张反击，因为中央是要“引蛇出洞”。遂让同志出来发言摆明事实；我也发言，除表示引导鸣放——“引蛇出洞”外，对某些左的作法提出批评。后来批判我的时候，说我的发言（全文见报）是纠合党内外右派分子的宣言书，说我是“统帅”，还说我向任书记“逼宫”。

 

文艺界、新闻界的座谈会是分别开的。我们的态度是，“硬着头皮听”，也作分析，区别对待。任白戈也讲了话。为了“引蛇出洞”，有些话他讲了，我也讲了，比如“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类。

 

在5月份的活动中，我除了“引蛇出洞”外，也还诚心诚意地欢迎党外朋友们帮助党整风。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我就一心投入反右派斗争，执行反击右派的任务了。我除掌握宣传文化系统的反右斗争外，还进驻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打了不少“右派”，而且，我在思想上都认为他们是右派。这些人在看见我也被划为右派后，对我几乎没有任何怨恨，但我至今仍为自己盲目崇拜毛主席而办的错事，深感遗憾。

 

 

市委第八次扩大会

 

 

这次会议开了两个星期。第一周，动员鸣放。我是市委常委，是被批评的对象；而且我已经知道了中央的意图，但是并不知道会搞到自己头上。我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一次言也没有发。卢光特贴出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给萧部长进一言》，一张是《书记与麻雀》（希望任书记加强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后来卢光特被打成右派，并非只因为这个，而是他在1956年节约检查会上讲过机关坐车和分房的问题，得罪了李唐彬。后来听说李唐彬指名把卢光特打为右派。鸣放到最后一天，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质问张文澄同志》，是邓垦写的，讲1957年《重庆日报》问题，（时小平同志在渝检查工作，听取汇报，批评《重庆日报》不像党报的样子。该报副主编贾唯英后被打成右派。）大字报质问我（宣传部长）应负何责。就从这张大字报开始，市委就把会议转入第二阶段，重点批评被指定为有错误的人。此后市委扩大会议提意见，把1956年三次党代会，特别是省党代会问题提出来了。实由几个书记分别讲出来。会后，令我停职检查，而其他小组很快转到批张，文字材料也发至小组，几位书记分别到小组说明材料，动员批张。我看了这个材料，无非是把我在政协会议上和在各个座谈会上的讲话断章取义，加以指责罢了。我原是宣传部小组长，副组长为王若。市委这时指定了邓垦从教育局到宣传口作小组长，指导运动。这时，我还是市委常委，没有免职，有关的记录还给我看，所以我不仅知道宣传口小组的情况，还知道其它各组的情况。各组给我提的意见，大都是骄傲之类，宣传组有的同志一言不发。龙实是文联党组书记，郗永吉是高干班的，他们搞了个联合发言，根据市委印发的材料提出了十个疑问，如“李政委式的民主”算不算反党？王匡时作了言不由衷的发言，从理论上讲了些“不清楚”、“不明确”等。宣传部小组会开了几天，没有开出啥明堂。第二周就分别转到各口的对象上去了，共有我、张显仪（市总工会主席）、陈筹（副市长）、安以文、丛戎、吴奇、老刘文泉等人；前三人为重点。打击面广，局以上干部在十人以上。八次扩大会议的结论发表了个公报，登在11月下旬的《重庆日报》上，但都没有戴“右派”、“反党”的帽子。公报说，会议集中批判了“修正主义、工团主义、分散主义”，但没有点名。虽然明眼人不难看出，“修正主义”指的是我，“工团主义”指的是张显仪，“分散主义”指的是陈筹，但毕竟没有点名。11月7日，十月革命节的时候，还以我的名义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8日，我接待日本朋友，他们说看到了我的文章。

 

（赵隆侃：当时见报，是这样一个公式，还称同志，说“某某当他和党站在一起时，做了一些工作……”）

 

 八次扩大会议后，市委给省委一个报告。听说李井泉不同意这个报告，指派廖志高来重庆，督促划张文澄为右派。

 

 文革中间，李止舟听邓垦讲：市委第八次扩大会议前，李井泉到重庆来，召集市委书记、市监委书记加邓垦6个人开了小会。邓垦当时只是副市长兼二办主任，而且不是市委常委，只是1956年选的市委委员，要他参加会议，就很不寻常，不是正常的组织生活的表现。这个小会提出，重庆以张文澄、萧泽宽为重点。为什么提张文澄？据熊扬讲，李井泉说：四川党内右派分子的进攻，不是从57年开始的，而是从56年就开始了，从56年省党代会就开始了，重庆的张文澄反党集团就是。

 

 文革中间，贾光后有一个材料见于小报，其中有一段话是符合的，即李井泉未得全票，查的结果，在重庆打了个反党集团。

 

又为什么提出萧泽宽呢？萧是56年市节约检查小组的副组长,他提出来：小车、房子，不要一人一辆，一人一幢，可以合用。（赵隆侃：他还提出，租金应该严些。）李唐彬发了脾气，他不同意。

 

 在那个小会上，李井泉问：把这两个人都拿出来如何？辛易之建议：打张留萧，比较有利。李井泉甚为同意。邓垦对李止舟讲这话，是说明打萧之意是早已有之的。后来做准备工作，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是知道的。把准备好的张文澄的材料报省，要李井泉批了才能抛出来，由徐雄连夜送去的，等着李井泉批阅，见李有所批画。送回时，在市委第四会议室，仍是市委书记加邓垦。见了李井泉的批文，邓垦才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

 

 李止舟讲的这些情况，我后来写申诉材料都引用了，从文革中间写的材料起就都引用了。从无人说不实。

 

 廖志高一来重庆，宣传部的情况就变了，大字报铺天盖地，上升为“右派”、“右派反党集团”，涉及谢予、卢光特、郗永吉、恭平、徐和以及一大批理论教员，共计20来人，为宣传部的1/4强。

 

经过反复批斗，到1958年1月，市委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专门听取张文澄、张显仪、陈筹三人检讨，并分别对我们三人作出开除党籍的决议。在这之前，李唐彬代表市委找我们谈话，大意是，开除之后只要改造得好，今后还可以回到党内。关于承认右派问题，我进行过长期思想斗争。如果说我在三次党代会上的言行，我认为那是党内应有的民主，不是反党；宣传部内的工作更不是右倾、右派；至于政协会及以后的一些发言，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电报指示——“引蛇出洞”，当然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为什么要划我为右派呢？我从市委发的材料上知道，是得罪了李井泉，才难过这一关。如果不承认，则“抗拒从严”，而我身后有病妻、幼儿女、老母，如我受严厉处理，他们将何以安身？思想斗争之后，我违心地承认了右派，并违心地痛哭流涕地在党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勉强过关的检讨。我之所以痛哭，是感到冤屈，是想到了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冤屈至死的四川省委书记邹风平；我爱党，却被党开除，怎不伤心呢？

 

开除我的日期是1958年1 月18日下午。同时被开除的有张显仪和陈筹（按当时的党章，党委成员，必须经过代表大会才能开除）。开除当天，宣传部秘书周宗贤奉命到我家，将我的勃朗宁小手枪和猎枪连同两枪的子弹全部收缴。这是怕我自杀和行凶。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能屈辱而生，是经过自杀思考又加以否定的，不会干出那种傻事来。

 

任白戈讲，还要清除余毒。对我的处分决议，1958年3月下旬发表于《重庆日报》、《四川日报》，并配合发了社论，占了整整一版，第二版是有关此问题的新闻报道。罪名是“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决议中提名的有王匡时、谢予，消息中还点了别人的名。又发处分决议，又发社论，这在全国似乎仅见。（赵隆侃：报上发专栏点名批判的有海南的冯白驹、安徽的李世农、河南的潘复生，在先还有浙江的沙文汉。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了八个省，讲到像四川就有右派活动。可能各省报纸都有决议、社论，而新华社则只发了消息。毛主席讲，党内右派垮得越多，我越高兴。）

 

处分决议和社论，为什么选在成都会议期间见报昵？估计是李井泉安排，有意让毛主席看见。

 

不久，宣传口，新闻、文联的“右派”都集中在南岸区罗家坝劳动。毛主席来重庆的那个星期天，没有让我们回家。后来听说，田家英随毛主席来重庆了。抗战初在成都，田家英同我相识，还有点亲戚关系。他在重庆就来看了林珈（我爱人），他透露，毛主席讲，只要是表现好的，两年后要开次右派代表会议。（赵隆侃：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徐仲新讲，党内右派可重新入党。陶铸办右派学习班，也讲过这话。）张显仪划右派，李唐彬找他谈话时说：你好好争取，以后可以重新入党。

 

 我们对毛主席是绝对信任的，凡他决定的，我们都无意见。反击右派后，我还为《重庆日报》写过两篇社论，谈反右的必要性，并不认为是左。以后我抱的希望是，如何得以缓解。

 

 1958年5月，市委叫我到陶瓷厂工作，不知什么原因，通知我到工业部拿介绍信，到九龙坡区委工业部去报到，是按党内组织系统介绍关系的。我被分配到第一机制砖瓦厂当副厂长，工资从9级降为13级。

 

 1960年，廖苏华（时任常委、副市长）找我谈话，说：王匡时改造好了，已经回来了。你这次没有解决问题，希望你老老实实，好好改造。

 

1961年9月，我所在的陶瓷厂总支开会，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次日见了报，党内的有我和张显仪，党外的有潘大逵、鲜特生。我摘帽以后，工作未变，仍在陶瓷厂任副厂长。（赵隆侃：当时的处分分几等，第一等是开除工职劳教，第二等是保留工职劳教，第三等是监督劳动，第四等是降职降薪，第五等是免于行政处分，但仍戴右派帽子。只有这个是下了国务院文件的。划的标准是“罪恶加态度”，自报等级，对号入座。）

 

 我是戴了右派帽子当副厂长的。厂总支书记等干部确实把我当副厂长看，并且让我发挥长处，作形势报告。后来九龙坡区委书记来看见了，他走以后，从此不再让我作形势报告了。

 

 到了1963年上半年，“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打出来了。廖苏华找我谈话，她要我安心在厂里工作，莫想调回市里。她说，李止舟都下放劳动了，到陶瓷厂当副厂长去了。（赵隆侃：文革中揭发任白戈的大字报说任讲，张文澄、陈孟汀的工作分配不大恰当，其实可以分到图书馆、博物馆去。）

 

陈孟汀、王匡时都因未像王若一样积极表态，所以成了右派。陶端予在市委第八次扩大会议后住院，大病了一场。后来，我开玩笑说，她未划右派，但吓得掉了一层皮。她和刘家栋都下放到綦江。

 

市委宣传部在传达、贯沏执行党的“八大”路线、方针、政策中很积极，但是划不划右派并不是以此为标准的；而是以“罪恶加态度”为标准。宣传口81个干部，划了21个“右派”，其中包括三个正副部长。

 

 

张文澄（1915—1998）

 

四川仁寿人。1937年2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随即加入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在四

 

川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被周恩来派赴云南任调研组长。1946年任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后在上海、香港工作，在武汉任市委常委。中共执政后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右派改正”复出后任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大学党委书记。1983年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本文原载《红岩春秋》杂志1999年第三期。记录整理者李畅培时为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红岩春秋》主编；文中插话者赵隆侃（1922—1991），江西南昌人，原川东地下党干部，“反右派”运动时在中共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宣传部部长任上被打成“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骨干成员。1962年“摘帽”，1979年“改正”。1988年离休前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龙实回忆录（节录）

 

 

 

编者按：

 

龙实，1918年生，广东高州人。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同年参加八路军。历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山东画报》记者、编辑、主编，解放军华东军区《华东画报》主编、社长。“反右派”运动中在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兼秘书长任上被打成“右派分子”。“改正”后曾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本文节录自其回忆录《往事》（增订本）自印书。

 

 

 

右派帽子是怎样戴上的

 

话说一位女将和她的丈夫

 

 

1955年10月某日，我到重庆市文联，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任党组书记兼秘书长。我持任命书到市委宣传部报到。宣传部长张文澄向我简单介绍这两个单位的情况：

 

文联、作协有两套人马，文联在城里，作协在城外，但同一个党支部和党组。

 

作协；实际上是西南分会，管云、贵、川和西藏，主席是名作家沙汀，长住成都，在家中写作，不大问事。文联缺主席，原文联主席邵子南害白血病，现在北京治疗。

 

那一段时间，两个单位全力投入肃反运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曾克，副组长是原作协秘书长李南力。他特别向我介绍曾克其人。

 

曾克，女，部队转业，有过一段浪漫史，原是有夫之妇，但又和重庆驻军的一位军人（有妇之夫）秘密同居生子，威望不高。他说两个单位目前内部都不大团结。他相信我能把工作搞好。

 

张部长召集党组成员到宣传部开会。介绍互相认识，曾克对我说，今后就看你的了。

 

第二天搬去作协。和曾克同住一层楼，又是邻居。她说：“千金难买善邻啊！”

 

住定后，她邀我过去茶叙。果真是作家之家，书架上摆满了书。四大本《静静的顿河》非常显眼，她问我读过没有，我说翻过一下，她问我如何评价阿克西尼娅和格里戈里两人之间的关系，我心里暗想，你不就是阿克西尼娅式的人物吗？你那一口不就是格里戈里吗？我说：“凡是真的，都会有美的成份。”她对我的回答似乎还满意，因此不避讳向我简单吐露了她的浪漫史。

 

我问，你的爱人呢？她说还没转业，身边只有孩子和保姆。我问，当前做什么？她说，明天到文联开大会，审查一个叫黄贤俊的特务嫌疑分子。又说，本来可以做无罪的结论了，但不放心，准备再斗他一次。（详见下文“黄贤俊之死”）

 

 

隔 阂

 

 

我到职以后，一直比较关心团结这个问题。单从现象上看，无论文联或作协，机关的气氛都很沉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冷漠。特别是党群之间有很深的隔阂，一方意气风发，趾高气扬，一方则终日埋头寻思，精神不振。开初，我把原因单纯归咎于肃反运动，由于反反复复的背靠背，面对面的斗争，伤感情的事很多，彼此猜疑，互不信任，在所难免。

 

但经过一段时间，情况不见有多大变化。后来我走访了一些人，因为隔阂太深，我这个初来者一开始也打不开局面。后来有一个叫游藜的文艺评论家才直率地道出真情，他的看法是：文艺思想分歧没能正确处理是其一，肃反搞得太过火是其二。他还说，文艺思想与肃反应是两回事，但肃反紧随反胡风斗争之后，合二为一，问题就大了，大家心里不平，但有话不敢讲。看来，游藜是个很耿直的人，他的话很有分量。他和我谈了一些以往文艺思想斗争的具体问题。给我打开了一扇进入迷宫的大门。我决心回头读一读几年来的《西南文艺》。

 

 

“有冲突论”和“无冲突论”

 

 

这差不多是两三年前的事了。苏联文艺界开展有关“无冲突论”的争论，即文艺作品不能光说好，不说坏，对阶级敌人固然要无情揭露，对坏人坏事也要加以批评，写英雄人物，不能让英雄一尘不染，这是生活的真实面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要求。这场争论传到我国，引起文艺界热烈讨论。

 

在重庆，邵子南反无冲突论最积极，而曾克等人，虽然口头上也反，但实际持消极态度，相反，抓住邵子南的某些言论，断章取义，加以攻击。如邵子南说：“越是先进越能发现落后”，某些人不敢揭露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是因为有“报喜不报忧，讨好卖乖的灵魂”等等。

 

作协、文联分成两派，一派是邵子南的观点，是多数，一派是曾克的观点，是极少数。传说，当时宣传部某领导人也觉得邵子南的言论出格了，后来邵子南下台，曾克则得到信任，被委以检查作协机关杂志《西南文艺》的重任，与此有关。

 

遗憾的是，曾克一接管《西南文艺》，立即抛出一篇结论式的文章，把对立面强压下去，从此再也看不到相反的意见了。据游藜说，这篇文章强词夺理，所举事例歪曲对方意见的地方甚多，难以服众。

 

 

根 源

 

 

这之后不久，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肃胡（胡风）肃反运动，有许多人成了胡风嫌疑分子或反革命嫌疑分子，大多又是上述文艺观点的对立面，因此有人怀疑曾克借机整人，所以肃反结束后，许多人仍耿耿于怀。两个单位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根源就在这里。这个死结不大好解。我把情况向宣传部汇报，并提出我的处理意见。我认为不妨就肃反的遗留问题，在党内统一一下看法，文艺思想问题放一放，但要据实向众人说明，这与肃反无关。

 

 

老 邵

 

 

原文联主席邵子南。我没有和他共过事，党内外都有许多人说他是个好干部，很有才华，待人处事讲原则而又平易近人，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敬重。

 

他从部队转业以前，曾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过很长时间，当过《新华日报》记者，结交了许多文人，深知这些人的优缺点，故这两个单位的作家，艺术家们，都愿意亲近他，而讨厌曾克的虚假做作，盛气凌人的作风。

 

他从北京回来不久即去世。病危时，到医院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不少人失声痛哭。

 

最令我感动的是，肃反结束很久以后，在他去世一周年时，两个单位的人员自发地组织起来，手持花圈列队步行数十里到烈士墓，到他的坟前祭奠默哀，而曾克则无动于衷，甚至还表示反感。这是发生在1956年年底的事。

 

这次自发组织的悼念活动，隐含着一句话：“老邵才是我们心目中的好领导”。

 

 

想 不通

 

 

1956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做关于怎样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的报告。明确指出：经过几年的学习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己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政治上应当得到信任，思想上要继续关心他们，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一时间，知识分子皆大欢喜，全党认真学习这一指示。文联、作协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自难例外。

 

我觉得解开那个死结的时机到了，便召开党组会议，联系实际讨论两个单位存在的实际问题。我首先谈，我到文联作协后的所见所感，我提醒大家思考，种种不和谐不团结现象的原因何在。

 

谈到肃反工作的得失时，多数人认为，搞清了一些人的政治面目，固然是好事，但未免有过火的地方，留下了后遣症。

 

曾克马上反对，说：“哪里过火？革命又不是绘画绣花，来不得‘温、良、恭、俭、让’！”我说：“过火不过火，要看是否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方针政策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我又说：“我到文联，肃反已近尾声，了解不全面，大家不妨回忆一下全过程，看有无值得检讨的地方。”

 

沉默了一会儿，有人说：“鄢方刚为何自杀，杨禾自杀未遂，整得黄贤俊疯疯颠颠，很值得思考。”

 

曾兑说：“怪谁？只怪他们自己太脆弱，经不起考验。”

 

李南力说：“你这说法不妥。肃反在五人小组领导下进行，我是副组长，如有问题，我也有责任。”他接着说：“肃反过后，我常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操之过急，调查研究不够，凭一点线索，就小会挤，大会压，把人家一关几个月，怎能不出问题？”

 

席明真说：“鄢方刚的问题早已审查清楚，早点恢复他的自由，不至于自杀，杨禾的问题也相类似。对黄贤俊的最后一次批斗，其实大可不必。”又说：“过去了的就过去了，死人也不能复活。今天是谈团结知识分子问题，应当侧重研究一下善后工作。”

 

曾克说：“还有什么善后工作？不是肃反一告结束就开了总结大会，恢复了一些人的名誉吗？”

 

李南力说，“光这不够，还有心灵的创伤呢！”

 

我表示赞成，并说：“解铃还得系铃人，这工作最好由曾克亲自来做，和那些受过伤害的好人谈谈心。”

 

曾克说，“没这必要。”

 

李南力说：“很有必要！1942年，延安搞‘抢救运动’，伤害了许多人，这本是康生的责任，毛主常尚且亲自当众脱帽三鞠躬陪礼道歉呢，事关团结问题，你说必要不必要？”

 

议论到这里，思想已基本上一致，只有曾克一人不通，不能强求，我建议以后找机会再议。

 

 

也想不通

 

 

接着我问大家，文艺思想的争论，是否也留下后遗症，影响团结？我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向党组汇报。

 

开始大家默不作声，好像有什么禁忌似的。沉默很久，李南力才说：

 

“难得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曾克立刻针锋相对，说：“照你说，没有是非了？这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实行专政的大是大非问题。”

 

气氛一下子就绷紧了。

 

洪钟善于当和事佬，他赶紧说：“算了算了！事情己经过去，不必重提了。”

 

冷场。过一会，李南力说：“毛主席说，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生活是带根本性的。如果作者没有生活作基础，很可能写出无冲突的作品来，写英雄就凭空把英雄人物拔高，反之，你的生活阅历丰富，你就能自由取舍，写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来，要是我当时也参加争论，我就主张把话题引到深入生活上面来。”

 

接着他说：“我看老邵那段话很有道理，他说：‘经常深入生活，才会理解生活中的复杂现象’。”

 

席明真接着李南力的话说：“有冲突也好，无冲突也好，最终要看作品的效果。不是理论决定问题，而是实践决定问题。”

 

又是冷场。我心里想，说得很好嘛！曾克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我不大了解当时的情况，要是事情发生在今天，依我看，不妨按‘双百’方针去处理。”

 

李南力又说：“思想问题从来都只能说服，不可能压服。显然那场争论，草草收场，远未结朿。”

 

其他人也说了一些四平八稳的话。看来，在党内，在这个向题上，意见不一致，我知道这和上面有关，不便深谈。

 

 

“大鸣大放”

 

 

1957年3月，党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即反对党员中存在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从而达到团结全国人民继续奋斗的目的。我觉得这个号召非常及时。

 

继周总理有关知识分子的报告之后，党又出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全国的知识分子深受鼓舞。现在党又号召整风，希望党外人士多提意见，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文联作协的作家艺术家们早己对曾克这位领导人心怀不满，可以说一触即发。

 

整风动员还没正式开始，下面巳经三三两两议论开了，一经正式动员，众人立即对准曾克万炮齐轰，说什么的都有，从领导无能到道德文章，问题又多集中在她对待肃反工作和文艺思想分歧的独断专行上面。有一位年青诗人公开对她表示“不舒服，也不佩服”。此话一出，众人认为说得太好了。因为事前有“只许听，不反驳”的规定，曾克即使有意见，也无可奈何。她在宣传部的一次汇报会上哀叹：“仇恨太深，我干不下去了！”呜放期间，她应当大胆深入群众，和群众沟通才是，可她一连几个月躲在楼上，不敢下楼，因此别人又批评她：“深居‘白宫’，羞见群众。”

 

她实在太孤立了，党组几次开会，劝她，要以整风精神对待群众的批评，不要老是怨天尤人。她哪里听得进去？她一直垂头丧气。

 

 

群众观念

 

 

在整个鸣放过程中，我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党群关系不好，曾克的威信不高，难道就单纯是肃反和文艺思想两大问题造成的吗？的确是这样，但如果深入思考，你会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群众观念问题，是党如何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

 

邵子南得到群众的拥护，曾克被唾弃，从根本上说，因为两人对待群众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作风。邵子南这个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过的同志，深知如果党不能密切联系群众，不但不能开展工作，怕是连生命也没有保障，所以他对待群众总是那么友好亲切，平等待人，党外人士有了错误，总是谆谆教诲，从不盛气凌人，对群众的事，关怀备至。

 

有一次，他去北京开会，问一位新参加工作的年青人，要不要他带什么，这年青人半真半假地说，你顺便给我买个扣针吧！他果真就把扣针买回来了。这年青人深受感动。

 

 曾克对群众，则有一种“我管教你，我改造你”的心态，高高在上，好为人师，动辄教训人，而本身又确实没有多大本事，写作平平，办事极左，生活作风也令人非议，故给群众“不舒服，不佩服”的不良印像。有邵子南作参照，她的缺点就越是鲜明。她的毛病都是属于三风不正的问题。我一直想，鸣放巳进行了两三个月，快要结束了，似乎该作个总结才是。

 

我把上述认识和设想向陶副部长汇报。（她是当年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女教师，现分管文教），她同意我的分析，但说，做总结可以晚一步，不是正在“引蛇出洞”吗？最近还计划开一连串会议，再次鼓励大胆呜放呢！可不是？我一心想的是整风，竟忘了“引蛇出洞”这回事了。

 

 

反右派

 

 

没过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文章，这是一篇反右派的动员令，从此鸣放结束，全国进入反右派斗争的轨道。

 

作家叶永烈在他的一本关于反右派的著作中说得好：“鸣放中的阻力，反右时，必然变成动力。”说得太好了。

 

鸣放时，曾克是众矢之的，失魂落魄，一反右，她就神气起来了，立即打出“受压就是左派”的旗号登场：我哪有错？全是右派进攻！她要大抓右派了。什么是右派？她自有标准。议论过她，批评过她，嘲笑过她，反对过她的人，在她的心目中都通通是右派。

 

刘钊对她的私生活表示不齿，是诽谤领导，加之附和右派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是右派！

 

余薇野对她表示“不舒服，不佩服”，右派！

 

游藜，文艺思想上敢和她唱反调，右派！

 

王余的诗：“同志，你的心为什么这样冷”，是反党的，右派。

 

孙静轩常和右派打堆，右派！

 

杨禾，上吊是假的，右派！

 

张晓，号召党员倒戈起义，右派！

 

王大虎，国民党大官僚的儿子，说三道四，右派！

 

星火，摆老资格，我行我素，右派！ （注）

 

刘盛亚，狂妄自大，气焰嚣张，右派！

 

温田丰，和右派同流合污，右派！

 

……等等等等。

 

更有甚者：一次，她的丈夫张柯岗（转业到作协，参加党组）主持会议，批判“右派”流沙河的《草木篇》，竟说：“浪花，浪花，开在激流”这句诗，大有问题，诗人邹绛一听就反感，中途退场，说：“我不要听他训话。”事后张柯岗得知，竟然大骂：

 

“他妈的！邹绛就是右派！”

 

幸好党组的绝大多数人的头脑是清醒的，哪有那么多右派！她两口子当然难以得逞。后来省委书记御驾亲征，矛头直指宣传文教系统，市委宣传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相继被打成右派，我随之倒台，（另文详述）党组重建，党组书记来自外单位，是兼职，不大管事，他两口子掌握了党政大权，便肆无忌弹地打倒一切了。凡是他们痛恨的人，几乎无一幸免。刘盛亚，温田丰，张晓等人是上面定的，自不待说。

 

最后，文联、作协两个单位抓出来的所谓右派，占了驻会作家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其中三七，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党员作家就占四人，前秘书长李南力后来也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非党作家刘盛亚死于关押重刑犯的峨边劳改农场。

 

此外还有受到各种轻重不同处分的，邹绎虽幸运逃脱，但被发配到江北农场劳动，高缨则被停薪，下放工厂……

 

作协主席沙汀在成都得到这消息时，大惑不解，痛心疾首地说：“经过这场斗争，重庆的作家队伍，全军覆没啊！”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曾克两口子开“夫妻店”操纵一切，张柯岗的作用更坏，简直就是 “外戚专政”。

 

（注：曾克两口子极力想把刘星火定为右派，上面不批准，他们竟擅自决定，强行把他以“右派”名义打发到长寿湖农场劳改，文革时期死于非命。）

 

 

为所欲为

 

曾克借反右之名，兼报私仇，不言而喻，她不但在文联、作协大打出手，还把手伸到了作协昆明分会，为所欲为。

 

反右过去了二十多年，有一天，昆明一位外调人员上门找我，问我，昆明作协分会某年青作者被我定为右派分子，有何根据？我答，一无所知，他当即给我看一份证明材料，我十分惊讶，那是一封证明信，证明这青年己在重庆师专定为右派，上面有我签名盖章。来人说，这年青人，反右时在重庆师专进修，师专的右派档案没有此人，当年的领导人也否认有此事。这就怪了。

 

经过认真回忆，我终于想起来了，从写这份材料的时间来看，我当时正在北京出席中宣部批判丁玲的会议，赴京之前，把私章留给曾克备用，不知她和这年青人有何恩怨，竟出此下策害人，

 

总而言之，文联、作协经过反右这一劫，歪风更甚。

 

 

黄贤俊之死

 

1955年秋季的某一天，重庆市文联和作协，正处在肃胡（胡风）和肃反的末期。这场轰轰烈烈的政冶运动，虽然己接近尾声，但正如当时的天气，虽已是秋天，但还有秋老虎，气氛依然十分紧张。

 

那一天，两个单位，共同批斗一个叫黄贤俊的特务嫌疑分子。

 

两个单位的驻会人员不多，全部到齐也不过几十个人，可这是一次杀气腾腾的批判斗争会，人人都铆足了劲儿，决心攻下黄贤俊这个顽固堡垒，人虽不多，声势浩大。

 

打仗是击鼓助威，开斗争会是呼口号开路。

 

一阵如雷般的口号声过去，两个人把黄贤俊带进会场。

 

 原来黄贤俊是这般模样，斯斯文文，因为被关押了大半年的缘故吧，（当时的说法是“隔离反省”）身体显得有些衰弱，但有一种做作出来的傲气。“站好！”众人大声吼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代，死路一条！”又是一阵紧过一阵的暴风骤雨般的口号声。

 

表面看来，黄贤俊镇定自若，这种场面，他经历得多了，见惯不惊，老油条了。可是，他终于忍受不了肯定他是潜伏特务的众口一声的斥责。

 

 “告诉你！你休想滑过去！”

 

 “告诉你！只有老实坦白，才是你的出路。”

 

 他一再为自己辩护，经过约半小时的较量，他经不起一波又波的进攻，后来脸胀得通红，气得手在颤抖，再后来，只见他的嘴唇在动，却发不出声音来，接下去，眼神不对了，终于精神崩溃，胡言乱语起来了。

 

见此光景，负责这个专案的席明真赶紧站起来，挥手叫人把黄贤俊带出会场，宣布散会。突然刹车，大家一下子泄了气，又如释重负。过后席明真对大家说，看那委屈的样子，不会是假装的。

 

散会不久，传来一个坏消息，鄢方刚上吊自杀了（胡风分子嫌疑，专业作家，共产党员）。

 

可悲！无罪释放的结论，晚了一步宣布。

 

两件事竟发生在同一天。大家既震惊又难过，曾克对鄢方刚的死，却冒出一句话：“死个球！”

 

 就这样，文联作协的肃反工作，查清了一些人的历史问题，但又很遗憾，以一疯一死结束。另外还有个叫杨禾的作家，因“胡风问题”上吊自杀末遂。

 

第二天，出乎意料，黄贤俊一大早，不顾监管人员阻挡，慌慌张张地从楼上冲下楼来，后面跟着两个监管人员大声喊叫：“站往！站住！”

 

众人闻声走到院子里，只见黄贤俊穿着内衣裤，满院子里到处寻找，问他找什么，他说：“她！她！她！”

 

席明真问：“她是谁？”

 

“是一个女人。”他说。

 

 再追问：“女人在哪？”

 

他哭丧着脸，不胜其苦恼地拍着自己的脑袋大声叹气说：

 

“唉！就在这里面啊！是一部会说话的机器，她命令我找一个人啊！”

 

黄贤俊真的疯了。

 

席明真对他十分关切、同情，苦口婆心地反复对他说，他是好人，很快就会恢复自由的。多方安慰他，要他放心，但没有用！此时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同样听不懂别人的话。

 

 如是一连多天，他寝食不安，疯言疯语。过了十天半月，他逐渐恢复了常态，能看书看报了。此时正式通知他，他的问题己查清楚，他自由了，他也听明白了。

 

 于是正式恢复他的工作，让他整理己故文联主席邵子南的遗稿，他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因为他在解放前就非常敬重邵子南，视邵为兄长。

 

整理遗稿的工作，做得很，篇篇都得到发表。

 

由此看来，他已基本上康复，不过，他时不时还会愁眉苦脸地拍拍脑袋哀声叹气，见得多了，大家不以为意，还不就是头脑里有一部会说话的机器吗？都认为最终会好起来的，时间会治好他的怪病。

 

时隔一年多，前后相继发生两件大事：

 

一是：黄贤俊向党中央告状。

 

有一天，我从收发室看到党中央办公厅收到他的挂号信的回执，我找比较熟识他的宣传部文艺处长王觉一块和他谈活。

 

对告状一事，他直言不讳。老问题，坏人把一部会发号施令的机器安装在他的脑袋里了，说他的这种感觉是千真万确的，恳求党中央帮他解除痛苦，找出那个安装机器的坏人来，取出机器来，免得他终生受苦云云，并且还暗指坏人就是公安机关，说机器植入头脑肯定是一种最新的科学发明，不该拿他当试验品。

 

我们当然非常耐心地劝他不要胡思乱想。没有用。把这件事向宣传部汇报，上面也无可奈何。陶端宇副部长说，慢慢来，时间长了，可能会好。

 

二是：不久，省里开政协会议，黄贤俊是那一届的政协委员，（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详述），万万料不到，他在大会发言，居然当众控诉所谓机器植入头脑的怪事。把事情闹大了。这天方夜谭谁会相信！引起众委员哄堂大笑，笑完，都说怎么找这么一个宝贝来当政协委员啊？省委书记在场，他把问题看成是黄某装疯卖傻，借机攻击肃反运动，非常气愤。

 

 紧接着，我和席明真奉命急忙赶往省城，当众说明黄贤俊因何事在肃反时被审查，查明真相后，已还他清白，什么“机器”，纯属无稽之谈。归途，我们一再耐心规劝黄贤俊，千万不要再庸人自扰了。政协会议之后，黄贤俊仍然坚信脑子里有机器，无缘无故惶恐不安，并未因省委书记的指责而有所收敛。既然省委书记把问题说得那么严重，我不得不召开党组会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大家都在考虑：“回顾黄贤俊神经失常的全过程，可谓脉络分明，怎么可能是故意装疯呢？”“宣传部有一位副部长两位处长（陶端宇，王觉，余时亮）参加过那次批斗会，事后没有人怀疑过黄贤俊装疯，难道都受了他的欺骗？”“他平时是个老实人啊！要是别有用心，为什么始终如一，不变点花样呢？”“如果他对党有仇，为什么向党中央告状？对死去的文联主席共产党员邵子南，又那么敬重友好？那么认真负责地对待他的残缺不全的遗稿呢？”

 

大家百思不解时，李南力从家里翻到一本医学杂志说：

 

“你们看！有书为证，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症，是由于受到某种强烈刺激而引起的，症状是反复出现挥之不去的幻觉，时而正常，时而失常，黄贤俊的症状正是如此，很有说服力。”

 

好啊！终于有了答案。当时谁也不怀疑，包括曾克。

 

 1957年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党外知识分子，不管对党有意见或有仇的，都纷纷提意见或咒骂，黄贤俊和平时一样，默默做事、读书、写作，不吭不哈，没有什么异常之处，对大鸣大放不感兴趣。

 

 57年底，也就是反右派取得初步胜利后，省委书记到重庆视察，召集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领导人座谈，文联作协由我参加。各单位一一向他汇报鸣放、反右的进行情况，我汇报后，他问我，黄贤俊表现如何？我如实回答。

 

不久，毛主席指示，要深挖党内右派，特别是上层，省委书记又一次到重庆，我再次参加他召开的座谈会，他特别指出：

 

“你们那个黄贤俊啊！还不把他拷起来！”

 

我听后感到意外，也有几分紧张，反右期间，上上下下，包括宣传部知情的正副部长，没有一个人怀疑过黄贤俊装疯卖傻反党反社会主义啊！事后得知省委书记二次来渝，据说背后点了几个人的名，不知是谁。

 

几乎与此同时，市委召开第八次扩大会议，我列席了那次会议。

 

大出意料，这竟然是一次深挖党内右派的声势浩大而又杀气腾腾的大会。宣传部长张文澄被打成右派，我对此万分惊讶！会后有两位副部长也先后被划为右派。陶端宇副部长正在接受批判，吉凶末卜。

 

差不多与此同时，主持宣传部工作的王副部长，到文联召开党组会，我事先一无所知。他代表市委宣布撤销我党组书记的职务，同时成立新党组，是一次大换班。我虽然名义上还是新党组的成员，但看得出来，这不过是权宜之计，我哭笑不得。

 

没过几天，公安局来人，真的把黄贤俊拷起来带走了。罪名是攻击肃反运动的反革命分子。

 

我被撤职，深感意外，难过之余，我反复想：把黄贤俊打成反革命分子，未免太草率，省委书记仅凭政协会场上的所见所闻，加之可能怀有肃反神圣不可侵犯的定见，一怒之下，便下结论。

 

如果从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考虑呢？政协所见只不过是一个现象。本质地说，黄贤俊长期被关被斗，已无法忍受，最后那场猛烈炮轰，仍旧指他是隐藏的特务，怎么承受得了！因而导致精神崩溃，可以理解，也应该得到同情。他反复告状，是为了解除自身的痛苦，纵有出格的地方，动机并非反革命，他在政协会上的表演，反应不好，对党不利，确实十分遗憾，但其言行与故意攻击肃反运动的反革命伪装毕竟是两回事，实事求是地说，应区别对待。深知事情来龙去脉的人，骤闻黄贤俊被定罪为反革命，初则震惊，继而沉思，就是这缘故。

 

我注意到，开全体会议那天，警察把黄贤俊从会场上拷走，空气十分压抑沉重，全场寂静无声，只听到主席台上主持人张柯岗的声音，参加会议的人，默默地目送黄贤俊被带出会场，完全看不到“终于挖出了一个反革命分子”通常所见的那种群情愤激的场面。

 

第二天，新党组批斗我，接着，我被作为右派大小会没完没了地批斗。

 

我这右派，显然是钦定的，在劫难逃，但落井下石，曾兑夫妇功不可没。一上来，张柯岗装腔作势当众大声吼叫：

 

“黄贤俊两次告状，你居然敢隐瞒不报，他告状，是不是你指使的？”“上面明明建议，雁翼当省政协委员，你竟敢私自决定以黄贤俊代替雁翼，用心何在？”曾克接着说：“那还用说吗，给黄贤俊一个上告的机会嘛！”又是“隐瞒不报”，又是“私自决定”。不知情的人，难免信以为真。

 

黄贤俊告状，可说众所周知，谣言没有市场，不值一驳。至于政协委员的决定经过，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肆意歪曲事实，制造谎言，难免混淆视听，

 

他两口子一知道上面建议雁翼当省政协委员，就抢在党组讨论之前约我密谈，张柯岗说什么雁翼在部队三次开小差（？），没有资格当政协委员，至于何人合适，要我拿主意，话中有话，即非曾克莫属。我把问题提到党组讨论，洪钟认为不妨以黄贤俊代之，说黄贤俊解放前当过西南文协委员，在文艺界小有名气。肃反受到过伤害，让他当这一角，有进一步给他恢复名誉的作用，我表示赞成。经过一番讨论，一致通过上报，曾克对此再清楚不过。

 

他们为什么编造这个谣言呢？因为他们深知，必须首先把自己打扮成受蒙蔽的可怜虫，和我划清了界线才好粉墨登场。敢于无耻造谣则是估量知情者不敢站出来说公道话为我辩护（主要指和我同时下台的前党组成员），可以为所欲为。

 

据说，黄贤俊被关在公安局里，仍然时而是正常人，时而是疯子，清醒时，他抗争，否定自己的罪行，还要上诉，公安局的人对他说，别做梦了，你的罪名是省委书记定的，谁也否定不了。他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来被释放，但没有哪个单位收容他，无亲无故，无家可归，只好流落街头，总得谋生啊！后来就每天到码头靠打零工过日子。文弱书生，怎堪重体力劳动？最终贫病交加，离开了人世，死于何时何地，尸骨何处，无从查考，也无人过问。试想，如果没有肃反的遭遇，特别是，如果没有当年的省委书记一言九鼎的圣旨，他今天或许还是一位大作家呢！

 

事隔多年，我在第三人民医院看病，遇到一个病人，也是得了精神分裂症，我很好奇，问他的病情与病因，居然和黄贤俊惊人地相似，还是一位老干部呢，我和他谈起黄贤俊的不幸，他表示婉惜，说，如果黄还在，他肯定站出来为黄作证。可惜晚了。我说，处在那个没有民主与法制的年代，谁说也没用。当年的宣传部副部长黄友凡在给我的信上这样说：“黄贤俊，我是认识的，而且是联系的培养对象，那是1947年，我在江北县复兴场一所私立中学教书，每次赶场，我们都要会面，以后他在文联，我们就很少联系了，说他是特嫌，那是‘莫须有’。”

 

 

全都认了

 

 

有一天，我偶然听到曾克两口子和几个人在隔壁议论我的处分问题，有人问，对我如何处分？张柯岗说：“他的问题很严重，他反对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专政的原则问题，就看他的态度了，态度好，就是张文澄的对待，否则就是陈孟汀（宣传部副部长）的下场。”（张文澄当一个小陶瓷厂的挂名副厂长，降三级，陈孟汀到峨边接受劳改，一月只拿18元生活费——注：此说有误，陈孟汀是在长寿狮子滩劳改。）

 

这段对活，对我震撼极大！此时老婆也成了右派，如果两人都受到最重的处分，四个子女还能活命吗？我再三考虑，只好效法张文澄，一切罪名，认了再说。

 

1958年10月，开始反右一年半之后，亦即我被批斗半年之后，给我正式戴上“右派”帽子，强加的罪名主要是：私自决定“反革命分子”黄贤俊当政协委员，一再指使他告状；为“大右派”张文澄公开辩护；包庇了大批右派，是右派的保护伞等等，定性为极右分子。处分是：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行政降四级，工资尚有一百多元，老婆降三级，工资仍有七十多元。阿弥陀佛！孩子们的命保住了！

 

这一年的七八月间，我这个一度被曾克称为“善邻”的邻居，被逐出小楼房，被赶到另一座楼的阁楼，让我单独居住，不得出门，不得通信，不得打电话，不许我越级申诉，还不许我回家。（五不许，任意立法，无法无天）每晚上与蚊子，老鼠为伴，夏天暑气逼人，冬天寒风刺骨，天天打扫完院子扫厕所，万分无奈地熬过了约四个月孤独，屈辱的生活。

 

十二月底，我终于被送到长寿湖农场劳改。九死一生，差一点送命。

 

 

和张文澄一席谈

 

 

正当闹哄哄乱糟糟的文革时期，我和张文澄在闹市区解放碑不期而遇。十多年不见了，他还不显老，但头上有了白发。

 

他是我的老上级，后来一前一后被打成右派，多少又有点牵连，就成了难友。见面当然有许多话要说，当时说话不方便，他约我星期天到他家里畅谈。

 

 他原来是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住在市委大院里，当了右派，被逐出大院，被安排到偏僻的春森路，住到一幢破旧的二层楼房的楼上，一个套间，不足二十平方，两张床加上几件家具，挤得满满当当，还没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我们一边谈活，他时不时到公共厨房里洗菜切菜生火做饭，还要照料卧病的妻子。

 

“生活相当艰苦啊！”我说。

 

 他说算不了什么，地下党时期，有时比这艰苦十倍。

 

 谈了一阵别后情况，话入正题。

 

 他问我是怎么当上右派的。我说还不是为那疯子黄贤俊的问题。他频频摇头，说肯定不是，说那不是主要原因，停一停，他问我还记不记得1957年底，市委扩大会上的事情。

 

 怎么会不记得呢？

 

 那一年下半年，反右告一段落，毛主席强调深挖党内的右派，特别不能放过高级干部。不久，省委书记再次到重庆坐镇督战。接着就召开市委第八次扩大会，揭批党内右派，我列席了那次会议。

 

会议在市委小礼堂召开。一进会场，就能看到四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许多人受到揭发批判。我十分惊讶，张文澄居然榜上有名，还是全市受到批判的头号人物呢！虽然一时还没扣上右派帽子，但人人心中有数，一步步来，八九不离十了。

 

我和张文澄共事多年，解放初期，他任沙坪埧区区委书记，我任区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后来他调市委任宣传部长，两年后，我在区委任代书记期间调市文联，仍旧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对他的言行与为人并不陌生，他是 1937 年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从事地下工作十多年，出生入死，怎么一转眼，就成了敌人呢

 

我确实想不通。我认真阅读有关他的大字报，又逐字逐句研究一份专门揭批他的书面材料。有些事我不晓得，没发言权，但对他的有些指责，我觉得很不对头。我认为不对的地方，就在上面打上问号或惊叹号，同时批注：“不妥”，“张冠李戴”，“不是事实”，“是非颠倒”    “这也是反党吗？”等等。

 

小组会开得很沉闷，发言不涌跃，正当我认真琢磨那些是是非非时，有一位平时对张文澄毕恭毕敬的处长，大概是奉命发言造势吧！突然从座位站起来，指着张文澄大骂：“你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

 

啊！多么生硬做作啊！人人感到突然，我很反感，忍不住接着发言，我没有反驳他，只是就那份揭发材料中的不实之词，谈个人的看法，实际就是为张文澄辩护。

 

记得揭发材料中有这么一段，指责张文澄故意召开文艺出版界座谈会，让右派向党猖狂进攻，这是什么话！召开那个会，明明是市委根据毛主席“引蛇出洞”的策略，事先布置的，宣传部只不过照计划安排罢了，这罪名怎么能成立？何况做会议总结的是市委书记，听了党外人士嬉笑怒骂之后，他说，“听君一言胜读十年书”，不管这句话是错是对，怎么张冠李戴，变成了张文澄喜形于色与右派共感共鸣的表演呢？真荒唐！类似的荒唐例子，不胜枚举。

 

张文澄还记得，我那次发言足足谈了十一点不同看法。他说：“为右派辩护，这就是你成为右派的要害。”

 

哎！真糊涂！当了十多年右派，我竟不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他又指出：“文艺处长王觉，黄贤俊专案组负责人席明真跟你一样同情黄贤俊的遭遇，为什么他们没事？”

 

我还告诉他，会后，我把那份被我批注过的揭发材料拿回文联党组传阅。

 

他说，你太老实，有心人肯定把这材料作为把柄上报市委了。

 

 小组会之后，大会发言，别人的发言稿都印发了，唯独我的没印发，我向市委书记说明情况，他白了我一眼。张文澄说，当然就是不许你继续唱反调了。

 

 谈到这里，张文澄把话题转到他自己身上。他说，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主要也不是大字报和揭发材料上所说的那些原因。我听了觉得很新鲜，便洗耳恭听。

 

他问我记不记得，大区撤销后，重庆市划归四川省领导，省里开过一次省党代会，事情就出在那次会上。会上选举出席全国党代会的代表，省委事先拟好候选人名单，实行等额选举，让代表们照划圈圈，他觉得候选人中应增加一名原地下党员，并且指名某某最合适，省委书记不同意，还嘲笑张文澄自己想当代表，张不服，当场争论了起来，他还不客气指名道姓地说：“这就是你李政委式的所谓民主！”

 

会上闹得不愉快，投票时，他在这位书记的名字下打叉叉，事后李井泉派人检查，看谁敢否定他，一查便查出是张文澄所为，当然不高兴，但选举法规定选举人有选与不选的权利，虽很生气，又不便发作，于是记恨在心，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次中央指示抓党内右派，时机到了，于是省委书记这次来重庆，下车伊始，便放话说：“其实党内右派，几年前就反党了。”指的就是张文澄那次选举不服从省委的决定。

 

还有一件事，他也惹恼过市委书记：

 

一次，开市党代会，市委机关党委通知文联支部，我是当然代表，要支部另选一名代表，并指定曾克当候选人（那时她任作协副主席），但无记名选举结果，前秘书长李南力几乎全票当选，曾克只有一票，因而落选，直属党委感到为难，究竟这位代表应由谁来当？把问题提到市党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裁决，该委员会同样感到棘手，又把问题提到党代表大会审议，这种问题少见，大会反复讨论，一派说，既然上面提曾克当候选人，支部选举无效，理应曾克当选，一派说，无记名投票，体现民主，代表应当是李南力。前一种意见以书记为首，后一种意见是张文澄领头。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有点伤感情，最后决定，文联支部的选举失效，曾克，李南力都不能当代表，这才勉强摆平，会议为此足足延误了大半个小时。（一说，直属党委再次研究，最终肯定代表是曾克）在揭发张文澄的那份材料上，这件事居然也是他的一条罪状，叫做 “突出个人，破坏书记威信”。代表的平等权利哪里去了？

 

张文澄就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不管对方是谁。由此说来，他被打成右派是早己内定，后来的揭发批判，不过是走过场罢了。

 

我说，你正当行使党员的民主权利，怎么扯到反党上去了呢？他很有感慨地说，民主集中制从来都带一把手说了算的色彩，经过反右这一劫，就更不用说了。我接过他的话说，反右不仅摧残了党的民主，同时破坏了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败坏了社会风气。整风阶段，我是真心实意的，对反右，我很不理解，但责任在身，又不得不说违心话。到反右补课阶段，我不愿再跟了，便立即被打成右派。

 

这一席谈，终于让我明白过来，原来为张文澄辩护才是我被打成右派的真正原因，同情黄贤俊的遭遇只不过是定罪的一个借口。

 

（张文澄在拨乱反正之后，恢复了政治名誉，先后任西南政法学院和重庆大学党委书记，不久晋升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虽然年近七旬，但依然精力充沛，政绩斐然。“右派”副部长陈孟汀当了外语学院院长，王匡时当了党校副校长，陶端宇当了教育部中教司长。）

 

 

 

两年劳改纪实

 

饥饿与死亡

 

1958年冬天至1961春天，我到长寿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这段时间，我感受最深的，还不是精神上的折磨，而是难以忍受的饥饿。当时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又遇连年干旱，天灾加人祸，人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札，我们这些“罪人”就更不消说了。

 

 刚一下去时，敞开肚皮吃饭，后来口粮一减再减，直至一人一月定量21斤（还层层克扣）。吃得少，活路重，1959年下半年开始，由于营养不良，普遍得水肿病，继而死人，不死的也奄奄一息。

 

那时填饱肚子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为了填饱肚子，什么都吃。

 

 1960年，春风春雨催熟了一坡坡胡豆，干活的人，无论出工收工，经过胡豆地，难免顺手摘下几个胡豆角，一路走，一路吃，工间休息时大吃特吃，生胡豆，一股子土腥味儿，要不是饿极了，谁会吃那玩意儿？

 

那年，收割了豌豆，尚待脱粒，被一场暴风雨吹得七零八落，珍珠一般的豌豆，被雨水冲得到处都是，风息雨停了，人人上阵，个个弯腰低头，寻寻觅觅，发现一颗，捡一颗，吃一颗，宛如鸡啄米粒，一点也不难为情。

 

卷心白菜是可以生吃的，无论收割运输，边干边吃，那就不必说了。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甚至到了不怕丢人，不讲良心，不顾死活的地步。

 

有一位干过社科院研究员的老兄，斯斯文文，领导信任他，让他保管种子，这是个重要的差事，开头，他都还规矩，后来变了，偷偷摸摸吃起种子来了，只要能吃的他都吃，不仅吃生的，还夜里到远离人的地方，吃烤红薯、烤土豆，被人发现，他还算识时务，马上主动向领导检讨，又当众认错，才没受到难堪的对待，但斯文扫地。

 

另一个养猪的，就没那么好运气了，这个人几乎天天偷吃猪饲料，那些有营养价值的东西，都进了他的肚子，猪饿得精瘦，别人个个闹水肿，他总能保持中等健康水平，一天被人告发，他矢口否认，指天发誓，多方狡辩，结果被捆起来，挨了一顿鞭打，既丢面子，又受到皮肉之苦，还没有人同情，原来他还是个机关干部呢。

 

还有一个人，乘人之危，投机赚钱，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两个小窝窝头，开出十倍的价钱，鬼鬼祟祟地问你要不要，居然有人忙不迭地掏钱，不久，他又拿出一个馒头什么的，依然高价卖出，人人恨他，然而又觉得有这么一个家伙也好。

 

最不幸的是一个青年，平时朴实肯干，一看就是个规矩人，可有一天，他饿急了，跑到南瓜地里，吃了一个小南瓜，他不知道生吃南瓜是会中毒的，饱吃一顿过后，接着上吐下泄，肚子剧痛，抢救不过来就死了，人人为之叹息。

 

为了填饱肚子，有人闹出笑话。

 

一位作家，接到家里寄来一个包裹，他只拆开一点点，闻一闻，就知道里面包的是当时叫做“高级饼子”的糕点，喜出望外，到晚上，他躲到被窝里一口气把那些糕点通通吃完，得到极大的满足。第二天，他又接到一封家书，信上说，注意！每一块饼子背后都贴着一斤粮票，也就是说，他一阵狼吞虎咽，把饼子和粮票都吃掉了，悔之晚矣！传为笑谈。

 

长时间挨饿，使人变得特别小气。

 

“难道他们没有多吃多占？”

 

“难道他们没讨好领导，让领导多吃多占？”

 

议论的是两个炊事员，其实两人说不定都是老实人。

 

 

我的经历

 

 

人对饥饿的生理反应，当然都是一样的，我不比别人高尚，见到食物，我也会伸手，不过我取之有道，我有我的办法。

 

一天我从工地划船回来，看到一只老鹰在天空盘旋，飞着飞着，一个俯冲，在水里叼起一样东西，又吃力地拍着翅膀起飞，不一会儿，那东西掉了下来，我很好奇，划船过去看看，原来是一只大公鸡泡在水里，公鸡被什么东西咬掉了脑袋，可能是黄鼠狼遗弃的食物吧，我把它打捞起来，闻了闻，味道还新鲜，哈哈！天助我也。很久不知肉味了，我立即把公鸡就地打整起来，此时，老鹰还在我头上恋恋不舍地盘旋，我给它留下了鸡肠子。

 

回来，我熬了一锅很浓的鸡汤，我本想只请一两个知心朋友共享的，最终是一群饿鬼人人有份。

 

一天，家里寄来一大包糖果，这在农场，是见所末见，买也买不到的好东西。我打算细水长流，一天最多吃五颗，可以吃上半个月，岂知第一天就大大超量，第二天，我索性把吃剩的带到工地，我对自己说，锄一行麦子，奖励你一颗糖果，不到收工，糖果就全吃完了，饥肠辘辘，怎能细水长流呢？

 

 再有一次，农场附近逢集，有粮票又有钱的人，赶集买高价馒头，我没粮票，还有点钱，便托人替我买了十瓶咳嗽糖浆，不为治病，只为解馋，糖浆到手，我一口气全喝完，很过瘾，只顾满足食欲，不管喝多了是否中毒。

 

 为了对付饥饿，我学过抽烟，我抽烟与众不同，烟从口里进，鼻孔出，真的像那么回事，其实我不让烟进入肺部，也不上脑，和肚皮更是不相干，那么吸烟何用？看看婴儿含奶嘴就知道了，无非是对食欲的一种安慰。

 

那时，我骨瘦如柴，而脸面却浮肿得变了形，很可怕，有一次回家，小儿子不敢认我了，见面就躲。

 

 

死亡线上

 

 

长期挨饿，大伤元气，死亡继之而来。

 

先说农场四周的农民。

 

我1960 年回重庆过春节，走三四十华里到长寿赶船，路过的村庄，村村有新坟，有的坟头上还飘着纸幡。走这一路，看到倒在路上的行人有三四个，有一个将死未死，眼睛勉强还能转动，那神情，似诉苦，似请求，又像临终无言交代身后事。最令人心酸的是，两个瘦得像骷髅的孩子，两双无神的眼睛，爬在路上寻找沙土中的草种子充饥，满嘴满脸泥土，身边没有大人，想是父母自顾不暇，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这正是所谓“饿殍遍野”啊！

 

有一天清早，我检查我们的庄稼，发现在一处港湾，有一只底朝天的小船，边上飘浮着两顶帽子和许许多多萝卜，我回头看我们的萝卜地，有一大块新挖过的痕迹，这分明是农民连夜偷农场萝卜，慌慌张张把船弄翻了，人呢？当然淹死了，这叫做“饥寒起盗心”呀！，你忍心把死者作为贼来看待吗？

 

农场很大又很分散，死了多少人，不得而知，光是我们这个小小的生产队（瓦银），就死了不少人，绝大多数人都那么衰弱，走路有气无力，有一天，一个锄草的，锄着锄着，倒下去起不来了，死了。没过几天，一个放牛的，只见牛，不见人，放牛郎死在山坡上。又有一天，有人看到湖边飘着衣服，不见洗衣人，后来才发现湖面上露出一具尸体。一位教我们种庄稼的农民师傅，饿得骨瘦如柴，只不过害感冒，挣扎了两天，也死了，他住下铺，我看着他断气，真可怜！。

 

 

我在阴阳界上徘徊过

 

 

有人说，我是过了奈何桥又回来的幸运者。

 

有一天，我奉命检查麦收，有气无力地划着小船，到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小船靠岸，我才迈出第一步，就晕倒在地，直到日上中天，才出现过一刹那的知觉，感到天旋地转，接着又晕了过去，等再一次醒来，太阳已偏西，最先，我微微听到湖水拍岸的声音，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看到身边的小船，意识逐渐恢复，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勉强把小船划到最近的岸边，然后弃船上岸一摇一晃地走路回家，回到宿舍，只说了一声：“我不好！”便又晕了过去，不知睡了多久，后来仿佛听到有人说：“不会死了！”这才捡回一条小命。差一点，我也跟着割草的，放牛的，洗衣的一起走了，不同的是，他们倒地后直奔阎王殿，一去不复返，我有幸死后又还阳，好险！

 

那时，生命脆弱得就像一个肥皂泡，好好的，一晃就没了！

 

1961年春天，我接到摘去“右派”帽子的通知，回城分配工作，享受此“殊荣”的还有两位原来职位较高的老党员。那时摘帽子叫做归队，即回到了人民的队伍，当然是件好事，谁知事实不然，摘帽不摘帽其实区别不大。仍然受岐视，只不过是用不着在死亡线上挣札了。

 

 

装神

 

 

苏兴死了，死因是自杀。听说他被发现长期隐瞒反革命身份，他自己估计日子不会好过。他的死，引起我一段回忆，我曾经和他有过瓜葛。是在长寿湖农场劳动的时候，还是先从劳动中发生的一件荒唐事说起吧。

 

 公社化初期，所谓敞开肚皮吃饭，甩起膀子干活，事事新鲜，共产主义在望，颇高兴过一阵子，不久，天大旱，粮食欠收，敞开肚皮吃饭，把粮食吃得差不多了，得赶紧想对策，对策之一是节食，原来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是一斤二两，现改为七两，对策之二是，把握时机，抢种一季萝卜，粮不足，瓜菜代。

 

长寿湖农场的水位，夏季涨，秋季落，每年湖边都定期出现一片水淹地，往年让它荒着，现在派上了用场，为什么不利用次年涨水之前这段时间，种上一季萝卜呢？这是个好主意。

 

  紧急动员令下来了，白天照常干活，夜晚用锄头突击翻耕水淹地。水淹地沿湖边曲曲弯弯，绵延不绝，经过一个夏天曝晒和长期休耕，已板结得像石头。

 

  队伍晚饭后出发，来到湖边，分散开来。各自选一块土地，立即上阵挥锄，个个争先。锄起锄落，整夜奋战，天明收工，自报战绩。

 

  第二天报来的战绩惊人，多数人自报挖了十亩八亩地，还有报十几亩的，而我挖的那块土地，我再三测量，不会超过九分，我有点说不出口，但我不愿说慌，我照实说了，同时声明，我是严格按深耕细歉的要求挖的，这引起一片笑声，领导人的脸色不大好看，他虽然没有当场责备我，但我难免惴惴不安，我自认为劳动精神是好的，正当壮年，体力不会比别人差到哪里去，怎么会相差如此悬殊呢？

 

 过后，知心人对我说，我是一个十足的直心肠的大傻瓜，言下之意，我应当学乖一点，要像别人那样少挖多报，领导才会满意，知道实情之后，我反而心安理得起来，满不在乎了。

 

 没过几天，队长通知我去一趟工区，说党支部书记有事找我。我立即划起“双飞燕”小船就出发。

 

 我对长寿湖很有好感，它那变幻莫测的湖光山色多么迷人啊! 野鸭子成群结队地落到水面上，忽然又拍打着翅膀起飞，鹭鸶像孤独的渔翁，一动不动地低着头站在湖边的浅水处，耐心地守候，忽然，一条不幸的小鱼被它抓获，它扬几下长脖子把小鱼吞下，又继续耐心守候。最有意的是一种叫做“水葫芦”的小鸟，总是单独活动，一下子从一个地方钻进水里去，过一会，又从另一个地方钻出来，颇像顽皮的孩子捉迷藏。

 

 我曾想，假定劳动不受约束，我愿一辈子以大湖为家，一边劳动，一边享受长寿湖的天然美景。可是此刻是去工区见党支部书记，此去，是凶是吉，是个未知数，恶劣的心情与美好的景色，很不协调。

 

 到了工区，进入支部书记的办公室。

 

 “我来了。”我向埋首伏案的中年人报到。他就是党支部书记。我不认得他，他对我可能闻名，不见得认识，但我的到来，肯定他事先知道。他故意慢吞吞地抬起头来，屁股不挪窝。

 

 “你叫什么名字？”态度傲慢做作。

 

  我回答了。

 

  他始终让我站着，他像法官，我像犯人。他装出一副怒容，问我一个晚上挖了几分地。

 

  “九分。”我说，我极力使自己镇静。

 

   “开荒像万里赛跑，你说过没有？”

 

   “说过。我的意思是，夜很长，不能一开头用力过猛，不同于百米赛跑。”

 

   他从椅子上猛站起来，手指着我说：

 

  “你说，你哪一点像共产党员，哪一点像，呃？”

 

 装腔作势! 我心里想，当时我真想顶他几句，但再一想，觉得有害无益，索性沉默。停顿片刻，他越发威风了，下命令：

 

 “回去马上给我写一份检讨!”

 

 这种作风的支部书记，我从未见过。归途，我两手机械地划着小船，愤愤然，满腔怒火，什么野鸭子、鹭鸶、水葫芦，一概视而不见。

 

 过后很久，我才知道那位神气活现，官腔十足的支部书记，大名就叫做苏兴，就是上面说的长期隐瞒反革命身份畏罪自杀的苏兴。

 

“亏你还曾经是共产党员，你说，你哪一点像，呃？”

 

这句话，很值得玩味 。

 

 

差一点淹死

 

 

差一点淹死的不是我，是大刘。

 

大刘在生产队里很有名，因为他身高一米八，力气大。敞开肚皮吃饭那阵子，吃饭一个顶俩，但也力气过人，他挑一二百斤重的担子，那么一甩就上了肩，拉车拉中杠，挑粪上山，上上下下一上午，不觉累，谁都比不过他。

 

不过，后来定量吃饭，他就不行了，身体比谁都垮得快，大家还不见怎么浮肿，他先浮肿，所以后来队部让他干轻活，和我一块掏窝窝播种子，播了麦子，接着点胡豆。

 

事情就出在点胡豆那一天。

 

那一天，队长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带上三大口袋胡豆种子，划船到一个荒凉的小岛，必须把种子播完才准回家。

 

谁都知道，那时讲究农业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密就是密植，越密越好。听说，某省的水稻亩产万斤，靠的就是密植。密得来，到收割时，谷穗上可以稳坐一个大娃娃。临走，队长千叮嘱万叮嘱：“密！密！密！听到没有？”

 

我们划船到了那个荒岛，这么一转，天啊！难道这么小的一块地方，可以播几百斤胡豆种子？

 

干吧！窝窝密一点，种子多丢一点就是了。干了一上午，吃点干粮，歇一歇，再干，干到天已黄昏，地种完了，种子还剰下一半，于是见缝插针，再打窝窝，再播种，一般说，一窝丢三颗种子已足够，我们丢的是七八颗，现在再加倍。有啥法？队长说了，播不完，不许回家，怎敢违抗命令！

 

不一会儿，天黑下来了，种子仍然剩下一大口袋，不能再播了，再播就是不讲良心了。而且肚子也饿坏了。回去吧！

 

他掌舵，我划船，天越来越黑，筒直伸手不见五指。我说：

 

“大刘，不对！方向不对！你掌什么舵？”

 

正说着，砰的一声响，湖水一下子就淹到了我的胸口，大刘立刻喊救命！我知道他不会游泳，我把桨递过去，要他抓牢，不要慌，幸亏离岸很近，我把他带上了岸，船呢？那一大口袋胡豆呢？当然全沉到湖底了。

 

慢慢寻找方向回家，真幸运，我们认出，有灯光的地方就是我们出发的地方，好不容易回到队部，混身湿透，颤颤兢兢地站在队长面前。队长大吼一声：

 

“快去！把船和胡豆给我打捞上来！走啊！”

 

我心里想：船到底沉在哪里都不知道，水少说也有十几丈深。况且，船没了，天又黑，怎么去？怎么打捞？我又不是潜水员，不是起重机，对不起！只好抗命了。心里的话当然不便直说。    我们在他的面前低头，默默地傻站着，不作声。

 

最后，队长一挥手，说：

 

“回去吧！写个书面检查。”

 

 

升官与罢官

 

 

有人可能不相信，我在农场当过官。

 

当一个小耕作区的组长。

 

官很小，但来得偶然也很突然。

 

有一天，我陪一个小伙子犁一块坡地，我当他的副手，他掌犁，我清除地里的杂物并负责喂牛。当他挥鞭打牛朝我犁过来的那一刻，看得出来，他想把一颗己经挂果的葡萄树犁掉，我立即把牛头按住。我说：

 

    “你疯啦？”

 

 这小伙子眼睛盯着我，什么也不说。我继续说：

 

“这是一株进口的良种葡萄，你知不知道？而且已经结果。”

 

你听他怎么说：

 

    “以粮为纲！你知不知道？”

 

    “一株葡萄占的地皮，能打几颗粮食，你比较过吗？”我反问他。

 

他依然恶狠狼地盯着我，他不讲理了，他问我是什么人，接着大吼一声：

 

“右派！”

 

骂过就到队部告状去了。

 

这时在地边锄草的人，替我捏一把汗，有人说，你等着吧！有你好看的。我假装镇定，其实心有点虚。

 

这个小伙子有来头，他是孤儿院的孤儿，长大后，分配到农场劳动，他的地位比我们高，我们得尊称他为“师傅”。队长当然护着他，还用说吗？

 

一天天过去，不见有什么动静，有一天，上面派人下来召开会议表彰先进，我居然立了一个大功，什么原因，没具体说，但我自已心中有数。

 

不久就让我当官了。手下有那么十几个人，大多是和我一样身份的人，也有几个不争气的所谓下放干部，也有“历史反革命”等等。管的土地有几十亩，还有鱼塘。我的副手是原高干学习班的班主任老郗，不用说，和我是同一种身份。

 

秋天将尽，快到种麦子的季节了。还没播种呢，队部首先要求各分队先订计划，定产量，说计划就是军令状，说了是要兑现的。

 

难啊！我这个没种过庄稼的人，计划怎么订？我记得头一年刚来时，离我们的生产队不远处，有一块农民自留地种的麦子，长得穗大粒粗，我便走访那家农民，老农说，土好，一亩能打三百多斤，肥足水足又管理得好的话，有可能打四百斤，我回来和大家一商议，大胆一点，计划产量就报五百斤吧。

 

到大比武比先进那一天，我先听别的队怎么说，天啊！最少的报一千斤，居然有报几千斤的。我看了一下我的队友，他们使眼色，鼓励我多报，不能落后。我想，已说过，立下了军令状，是要兑现的，我迟疑又迟疑，还是只报五百斤，后来的事，不说也能猜到，右倾！当场撤职，丢了官。

 

接替我的是我的副手老郗。不久，因为养鱼的事，他也被撤职。看来，我们的脑袋瓜子都缺乏“大跃进”那根弦。

 

 

人性

 

 

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姑且叫她小张吧。她是我们的组长。身份是下放干部。她每天带领我们劳动，自已也劳动。不过她和我们不同，据说下放干部劳动，只是为了锻练，而我们则是为了改造，是要通过劳动脱胎换骨的。

 

她初中毕业，三十来岁，长着一副娃娃脸。她常常板起面孔，命令这个，教训那个，样子好像挺厉害，但据我观察，她实际上心地善良，有同情心。大概因为她事先知道我的来历的缘故吧，对我总是另眼相看，比方说，安排我干较轻的活，说话很有分寸，不像有的干部，不管对谁，不分青红皂白，都把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紧紧的。

 

有一天，全部人马出动点包谷，两人编一组，一人打窝，一人丢种子兼撒肥料，她安排我和她在一组，我们合作得很好。休息的时候，两人找一个地方坐下，边喝水，边摆家常。谈起各自的家庭情况，我知道她的爱人是一位老干部。

 

“好啊！”我说。

 

“屁！好啥？”她说老干部和老干部不一样。

 

 她好像有难言之隐，当然我不便多问。

 

 “四个娃娃，你都交给保姆，你放心吗？”她问我。

 

  “不放心乍样？到了这一步，听天由命呗！”

 

    一阵沉默，临到拿起工具干活了，她叹了一口气说：“真造孽！”

 

第二次休息，她身靠一株大树，牙齿咬着一根草棒，眼望远山，若有所思。

 

“哎！生活真单调，你给我讲个故事吧！”她说。

 

  三四月间，不冷不热，活路不重，边休息，边讲故事，倒是不错，讲什么呢，讲童话显然不合适，想来想去，我决定给她讲苏联故事《第四十一》。

 

一个红军女战士，押送一个白匪军官，中途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她羡慕那军官有一双蓝得出奇的眼晴，心里想：“妈呀！人跳进去会淹死的。”后来两人在一个孤岛上相爱，最后，遇到白匪的船来了，她才想起他是阶级敌人，又把他杀了。这是她亲手杀死的第四十一个敌人。

 

我讲得认真，她听得入迷。讲完，我问她，故事好不好听，她说很好，我告诉她，这是一株大毒草，因为宣传人性论受到批判。

 

 “屁！”她不同意。

 

 “就这样，我们经常在休息的时候聊天，，慢慢地就熟了。别的“牛鬼蛇神”忙忙碌碌，愁眉苦脸，我却苦中有乐。

 

 不久，到收获季节了，重新调整劳动组织，我和她不同组，接触聊天的机会可说没有了，见面只是彼此一笑，算是打招呼。

 

 秋天来了，常常看见农民赶着大群大群鸭子，来来去去，有时天黑了，就在我们队部下面的山坡上过夜。

 

 有一天，小张路上碰到我，彼此点点头，她向前走了几步又回头问我：“想吃烤鸭吗？”我疑惑不解，她说赶鸭子的农民晚上卖烤鸭，现烤现卖，好吃得很。我说能随便买来吃吗？她说怕什么，有我呢。她约我晚上八点钟到下面那棵大树下面等她。

 

 我如约准时到那里，不见人影，我以为她失约了，迟疑间，树丛里站起一个人来，正是她。她两只手提着两只鸭子，低声向我招呼说：“喂！这里！”没想她先来了。她说鸭子刚刚烤好，香得很，催我快吃。

 

 这年头，能吃到这样的美味，真不容易。一阵狼吞虎咽，很快就吃完了。

 

吃完鸭子，她说：“给！”递我一张擦手的草纸，想得真周到。我问她，我该付多少钱，她说：“算了，我请客，你那点工资，要养活四个孩子，够苦的。”

 

 我下决心回请她一次，但季节一过，赶鸭子的人不来了，我始终觉得欠着她一份人情呢。

 

 那年春节，她回家过节，再也没有回长寿湖，直到现在，没有她的音讯。

 

 

好事多磨

 

 

有一天，郗永吉到疗养院看我，问我身体可好一点，痔疮还流不流血。他心事重重的样子，不像是专门来探病的。我直截了当问他，不要绕弯了，有事吗？沉黙片刻，他用很低调的口气告诉我，他摘帽了。听得出来，只是他摘帽了，我没有摘帽。他说这话时，不是为自己高兴，而是为我难过。我默然很久才说，好啊！向你祝贺。他随即安慰我说，还有机会，劝我好好改造，争取下一轮。我谢谢他的鼓励。我说了些委屈的话。

 

临走，我送他。分手时，他又说，好好改造，有希望。“好好改造，好好改造！”他说了两次了，不知他从哪里学来的官话，我情绪正不好，讨厌！

 

老郗，我们算老战友了，1939年就在同一个部队，工作，战斗、生活在一起，解放后又都在区里市里搞宣教工作，开会常见面，别人是不是真右派，不敢说，但我们彼此信得过，我们是冤枉的，所以在农场，无话不谈，而且家里寄来糖果点心什么的，有时也能共同分享。本来关系很好，不知怎的，他摘了右派帽子，我没有，一瞬间，我们似乎成了不同的人了，他是好人，我仍然是右派，是阶级敌人，人没变，但角色变了，真不可思议！

 

他走后，我反复想，老郗啊！老郗！你劳动好，大家公认，而我又有哪一点比不上你呢？是的，我犯过“错误”，罢过官，你不是后来也跟着罢官吗？

 

那天夜里，我反来复去回忆在农场那两年的劳动表现：

 

刚来时，突击挖鱼池，腰酸背痛手掌打泡，腊月天，还光着脚丫下水，冷得双脚麻木，我叫过苦吗？后来天天顶着烈日寻寻觅觅找艾嵩砍艾嵩沤饵料，我不尽心吗？还到处钻厕所捞粪蛆喂鱼呢，我怕臭不干吗？冬天到同兴突击种麦子，点胡豆，一次书面思想汇报，我直言，窝播麦种改为条播，肯定浪费不少种子，要不得！这是向组织如实交心，也是为公家利益着想啊！未必因此就定我右倾罪不成？后来调瓦银种庄稼，我还立过大功哩！

 

想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在弓背桥翻耕水淹地，受过支部书记的严厉批评那件事来了，哎！真倒霉！不说了，不说了！认命吧！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有些丧气。不过，人到无可奈何时，会自己找出路的，我自言自语地说：

 

“重打锣鼓另开张吧！你不是很羡慕这里的宜人景色吗？下决心就地生根干一辈子好了！”

 

第二天我接到出院的通知，心里想，不给摘帽子不说，连一天两个糠麩饼子的特别优待也取消了！我痔疮天天流血不止，本来己经很衰弱的身体，这不啻雪上加霜，倒霉的事连续发生！

 

回到生产队，第一个迎接我的是老郗，他拉着我的手，摇了又摇，不胜高兴地向我高声报喜：

 

“你也摘帽了！你也摘帽了！哈哈！”笑得多开心。

 

我说，怎么回事，你恶作剧，骗人！他说，不是骗你，是真的，队长说：“当你的面宣布好些。”所以前天没一起宣布，我昨天不该去看你，令你难过，请你原谅！

 

我说，不管怎样说，这是一出由你导演的戏。

 

不知农场有多少右派，据说，第一批享受摘帽的幸运儿，除了我，郗永吉，就只有原《重庆日报》的副总编辑贾唯英了。

 

我们一块回城，身体虽然衰弱不堪，但精神焕发，一路上有说有笑。

 

贾唯英建议唱支歌儿庆祝我们的新生，就唱八路军进行曲吧！她说，她定调：“向前！向前！向前！”很久没唱歌了，没料到，饥饿摧残了我们的身体，连带嗓孒也不行了，只唱得头一句就唱不下去了。贾唯英说：

 

“霉了！这不是个好兆头。”

 

 

悠悠湖水情

 

贾唯英

 

 

1958年4 月，我别夫抛雏，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监督劳动”。从那时候起，在那里整整三年，一千零九十五个日日夜夜。

 

长寿湖是个人工湖，也就是水库，是为狮子滩水电站蓄水而修建的。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水电站已经建成，建设者已经开赴新的工地。原先彻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场面没有了，只剩下高高的大坝，悠悠的湖水，寂寞冷清。我们栖身的茅草房，是原先水电站建设工人家属的住宅。吃饭就在露天的坝子上，八个人一堆，围着一碗白水煮牛皮菜。就这样，开始建设长寿湖农场和渔场。

 

尽管我们不少人头上都戴着一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仍然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了改天换地的劳动。积肥，开荒，种菜，挖鱼池，打果树凼。我们终于吃到了自己种的四季豆、莲花白、南瓜、冬瓜、西瓜，自己养的奶牛挤出的牛奶，自己捕捞的鲜鱼。不管头上的帽子多重，心头还是甜滋滋的。一个崭新的长寿湖农场初具规模。三年，流了多少汗，流过多少泪，谁能计算？1993年春天，三十五年过去了，我又去了长寿湖一趟，重游旧地，感慨万千。

 

 

冷眼旁观“大跃进”

 

 

 我们到了长寿湖不久，就传来消息：党中央发出了“大跃进”的号令。那天夜里，放鞭炮，游行。我这个人向来是很容易冲动的，这一次情绪却高不起来，几乎是冷眼旁观。我都有点恨自己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和大家不合拍？许多人一夜之间就像疯了一样，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队长被调去“大炼钢铁”了，副队长带着我们搜集“废钢铁”作为炼钢原料，农场哪里有什么“废钢铁”，把很多有用的铁物件都拆下来送去了。

 

 场部召开了“放卫星、除四害，向国庆献礼大会”，会后大家都忙活起来。队长带头，不惜工本，精心培植了一棵花椰菜，连叶子24斤，算是一颗“卫星”。我们集中力量培育出来一个40多斤的冬瓜、30多斤的南瓜，也算是“卫星”。这些都送到重庆去展览了。又提出要学习河南长葛深翻地的“先进经验”，挖地三尺。结果，把下面的生土翻到上面来，熟土压到下面去，没有好处，反而有害。

 

 队长主持“蔬菜高产放卫星会议”，她提出一亩地要生产150万斤，分三层种植。大家算来算去，无论如何也算不出来怎样才能收获这么多。队里的老农不开腔，偶尔有人插一句：“你们种吧，我没听说过。”冷场了。场部召开了一次“打擂比武会”，气氛倒是很热烈，各队队长都上台自报本队“放卫星”的产量。第一个说：“亩产一万斤！”下一个就说：“我们一万五！”一个比一个高。谁都知道，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根本办不到，也并没有真打算办到。被逼无奈，只好这样“表态”。

 

 报上又鼓吹大办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农场把食堂设在公路旁边，两头大门敞开，贴出布告：“这里吃饭不要钱。”来往路人都可以随便进入食堂就餐。真是“各取所需”了，这就叫做“共产主义”。在农场里，宣布：“鼓足干劲劳动，敞开肚皮吃饭。”大家都被动员起来“大办”、“大炼”，红苕（红薯）没人挖，大部分烂在地里。到了秋天，食堂就供应不上米饭了，引起恐慌。我们还得“夜战”，收工之后只能加一顿南瓜汤或者白菜汤。

 

 “大跃进”把什么都打乱了，没有了正常的生活。我最恼火的是瞌睡。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经常要半夜起来，打着火把施肥、除草、挖地……只要手一停下来，站在那里就睡着了。又一次半夜除草，天漆黑，一点也看不见苗，瞎锄，有人锄到自己的脚拇指上。第二天一看，锄得乱七八糟，把许多小苗也伤害了。那时候，要问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睡个够，就满足了。后来每天能睡到5小时，我就有松快之感。

 

最令人心烦的一件事情是“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天天打，天天有。还有驻地除草，要把宿舍周围200尺以内的杂草除净。不断除，不断长，长出来又除……这些草对人有益无害，为什么要除掉？说是为了清洁卫生。真是愚昧。打麻雀，说是害鸟，也是无知之举。“四害”和屋边草除之不尽，人们已经疲惫不堪，而且把蔬菜、庄稼荒芜了。

 

 

最难忍受的是人格的屈辱

 

 

重庆市委派来慰问团，由一位书记任团长。为了保证“首长”安全，仅是把农场里的“右派”支使到采石场（这个场并不只是采石，也搞农业生产），去支援插秧。我们都很伤心。为什么对我们一点信任也没有了，竟然连市里的书记也不能见，难道怕我们行刺？

 

有一天，重庆市青年文工团到长寿湖农场来慰问演出。这是重庆解放之初我在青年团西南工委担任宣传部长和副书记的时候培植起来的一支文艺队伍，1954年青年团西南工委撤销后划归重庆市委。我怕见他们，不敢理会他们，他们也不敢向我打招呼，相互看到了也装作没有看见，即使对面坐着，也如同路人。

 

 1958年12月，有一天队长谈到如何准备迎接元旦。我提出两点建议：完全出于对集体的关心。哪知道竟然遭到冷峻的回答：“要你来管?!”我立刻清醒了：我是“有身份”的人啊！怎能干预元旦佳节的安排呢？

 

 又一次，我看了《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以后，发了一点议论。议论毫无“不轨”之点，不料却又招来横祸，挨了一顿批斗，罪名是：“你又翘尾巴，竟然议论起国际大事来了！”“你有什么资格议论国际问题？你知道你的身份吗？”我只能默默地接受批斗，不想申辩，也不能申辩。

 

 有一次劳动间隙在地头休息的时候，建工部来的一位“右派”女同志和我闲谈，她说：“你知道蜜蜂为什么蜇人吗？”我说：“不知道。”她说：“其实蜂并不愿意蜇人，纯粹是出于自卫，它的刺扎进人体以后，它自己也就要死去。”我很惊异地说：“啊，那岂不是一种同归于尽的精神？”不料，这次闲谈竟然被听到的人密告到队长那里。于是，全队开会，又把我批斗了一通，硬说我的意思是影射“右派向党进攻是抱着同归于尽的精神”。我还是有口难辩，任凭他们随意加罪于我。

 

自此以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只有沉默不语。

 

 积极批判我的一个女工成了我们的副队长，我在她面前动辄得咎。每天，她总要找个岔子来训斥我，恶狠狠地，恨不得一口把我吞掉。茄子整枝，西红柿搭架……这类事情，我无论如何尽力，她总要没事找事，没错挑错，斥责几句。真像小媳妇遇到恶婆婆一样。我只当没有听见，不然，就活不下去了。这日子真难熬啊！

 

1959年夏天起，城市供应日益困难，新来了一批升不了学的初中毕业生，到果树队。1960年又来了一批，大部分是女孩子，分在我们蔬菜队。这些女孩子，小小年纪，“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很强了，总要找个岔子骂我几句才高兴。我从不申辩，任她们讥笑谩骂。能责怪这些孩子们吗？早就给她们打了“预防针”：对“右派”要专政，要划清界限。

 

 

饥饿的年代

 

 

我被调到了采石场。工作还是种菜，兼管农药。队长是市委的一个通信员，人还老实。厨师也是市委机关的炊事员，人也随和。

 

采石场的宿舍建在一个高高的石坝上。有个老农带我们种菜。男队员大部分是长江航运单位的年轻人。这时候，饥饿的年代已经开始，我们的口粮定量是每月24斤，每天8两。后来每人每月支援灾区6斤，就只有18斤了，每天6两。整天重体力劳动，还要“夜战”，24斤已经远远不够吃，何况18斤？我才尝到了饥饿是怎样一种滋味。有人饿得不行，把别人掉在地上的药片也捡起来吃了。队长还算不错，千方百计给大家补充食物。把一些生了芽的麦子磨成粉做粑粑。在早上的稀饭上面加一层包谷粒，黄灿灿的，多么珍贵！都舍不得大口吃，一颗一颗慢慢地嚼。

 

 那时候，最令人羡慕的工种就是养猪，因为可以偷吃一点猪食。可是，要是养猪的是“右派”，被发现了就要倒大霉。有个难友被人发现吃了喂猪的小红薯，被拉到大会上批斗。还有人“揭发”他把一条死了的小猪埋了又挖出来吃了，他为此挨了一顿毒打。人不如猪啊！

 

 许多壮劳力感到浑身无力，忽然“胖”了。原来是营养缺乏，得了浮肿病，不久就卧床不起。妇女由于消耗相对少些，稍好一些，就成为劳动的主力，翻土，挑粪，都是我们干。我的美尼尔综合征发作了，不敢请假，在挑粪的时候晕倒在地里。队长批评我：“有病为什么不说，应当休息嘛！”一句话使我感到通身温暖。

 

正在提倡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把农户家里的锅碗瓢盆刀铲一切炊具都没收了，谁家冒烟就要受处分。指导我们种菜的老农气愤而又无奈，常常在一起劳动的时候对我们摆谈村里发生的千古奇事。他一再叹气，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老百姓每天每人只有三两口粮……大人小孩都饿得嗷嗷叫，饿呀，饿呀！这日子啥子时候才到头啊！”

 

而形式主义、瞎指挥、强迫命令还在大发展，规定了密植标准，每亩麦子必须播种几十斤，结果长出来的麦苗像头发丝，只好割下来大部分做青饲料，剩下的也长不好，收的麦子还没有播下的种子多。可是，谁敢提意见？

 

这一年形式主义发展到了顶点。报上发表了省委领导人的大文章：《全川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在长寿湖农场，干了这样几件大事：沿公路的土地要特别种好，作物要大面积一个样，垅行都要与公路垂直，成“丁字形”。要从远处挑土到公路边，一堆一堆排列成阵，上面种植“堆堆苕”，“堆堆瓜”。水稻蔸距行距要非常整齐，严格实行密植，拉起绳子来插秧。在公路边搞这些花样，为了什么，不言而喻。稻秧确实插得很整齐，可惜太密了，苗情不好，也没得到好收成。

 

 

艰辛的劳动中忘却精神的痛苦

 

 

劳动是艰辛的，也是愉快的，也只有在艰辛的劳动中，才能忘掉精神上的痛苦。

 

1959年到1960年，最重的劳动是积肥、抗旱、除虫。

 

我一个弱女子，被派到养猪场去挖猪圈。开头，一进入猪圈就想呕吐，后来也就渐渐习惯了。踩到猪粪堆里，把里面的粪和黑泥都挖出来挑走。再后来，还跳到厕所的人粪池里收取粪肥，挑水把粪池洗刷了，然后把污水挑到地里去。与粪打交道久了，不但不再觉得臭，发酵了的粪还有一股特殊的粪香呢。粪真灵，菜苗黄了，浇上粪肥，两三天后就转青。看到绿苗，真高兴。肥，肥，肥，我睁大眼睛整天到处转，找肥。

 

我真正体会到了：“收多收少在于肥，有收无收在于水。”在火辣辣的骄阳下，在地里浇上水，一会儿就晒干了。我们从河边接力挑水到坡上抗旱，费了多大劲，见效也不大。我明白了，我们还是要靠老天爷吃饭，“人定胜天”是瞎吹。再也不能像“大炼钢铁”那样糟蹋林木、破坏自然了，那是要受惩罚的。

 

 我最恨最恨的就是虫害。刚刚栽好的海椒苗、茄子秧，一夜之间就给你放倒许多棵。地老虎（蝼蛄）总是夜里出来吃嫩苗，简直把它们莫可奈何。田鼠也真坏，我们播下去的种子，被它们成片地扒开偷吃了。蚜虫，红蜘蛛，蝗虫……除不完的虫。我经常一个人半夜起来，打着电筒或火把，到菜地、瓜田去巡视，蹲在地上等候害虫出来。看到一株株刚出土的嫩苗被虫子咬断了，我真心痛。我内疚，觉得没有尽到保护这些生命的责任。

 

还要防偷。我们种的白兰瓜，精心培育，长得特别好，结了很多，我每天去看看，看着它们长大，满怀喜悦。快该摘了，我去看，一个瓜也没有了，全被偷走了。我不禁流下泪来。

 

队长好大喜功，常常弄出个新花样来想要“创奇迹”。在围绕狮子寨山的大路上，从远处挑土堆起来，种了几百窝“堆堆南瓜”。结了瓜，队长要我负责看管，一个也不许丢。不论烈日当头还是大雨浇身，我总得绕着几里路的大圈巡视。我走到山这边，看不见在山那边偷瓜的人，走到山那边，这边又有人偷。我怎能担保南瓜不丢呢？队长又心血来潮，特意分给我一块地，要我种成“百瓜园”。我乐得“单干”，付出不知多少心血和力气，种植了各种各样的瓜，从选种、整地到播种、浇水、施肥，深夜捉虫，眼看一条条藤上开花结瓜。有两个南瓜长得特别大，准备作为新中国建立十周年的献礼。有一天，忽然不见了。我气急了，竟然为此跑到公安派出所去报案，要求一定找回来。派出所的人员倒是比我通情达理，说：“现在是饥荒年代，农民没有吃的，南瓜大概是村里的孩子们偷去吃了，算了吧。”

 

饥荒越来越严重。幸而我们农场里恢复到每人每月定量24斤，我们蔬菜队还储备了一些南瓜，作为“夜战”加餐专用。在野外劳动，休息的时候，东寻西觅，还能找到一些野果、野菜充饥。在农民收获过的红苕地、花生地里刨刨，还能找出来一些残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在严酷的年代、严酷的境地，挺了过来，而且没有得危险的浮肿病。

 

 

“信念不垮，人就不倒！”

 

 

1959年，建国十周年，宣布第一批给“右派”摘帽名单。我知道没有自己的份，但是仍然多么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啊！收到宇光一封信，他说：贺小妹已经摘帽，你要好自为之。其实，那时候我们想得也太天真了，以为“摘帽”之后就万事大吉了，哪知道，“摘帽右派”还是放在“另册”里的二等公民。

 

 第二批、第三批给“右派”摘帽子，每次宣布名单的时候，我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侧耳静听。我多么渴望听到我的名字呀！1960年夏天，有个什么代表团来农场视察，专门召开了曾是老干部的“右派”座谈会。我发言中说：“思想不倒，人就倒不了。”这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靠自己的意志硬撑着，在劳动中决不示弱，忍受着饥饿和痛苦，总要干好。弱女子，知识分子，体弱心不弱，要让你们看看，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柔弱无能。

 

 农场在1960年建了一个简易的洗澡房，轮流打柴，轮流挑水。每次值班的人要从河边挑来10桶水，倒在高高的大锅炉里。对我这个只有30公斤体重的小个子来说，一趟挑40公斤重的两桶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提着水桶上梯子，把水倒进大锅炉里，就更难了。每倒一桶水都要使出全身力气，满身大汗淋漓。咬咬牙，也就坚持下来了。

 

4月收荞麦，半夜下大雨，得赶快把荞麦从地里挑回来。荞麦捆又大又重，田坎又很滑，天黑雨大，还得上陡坡。我跌倒了，怎样挣扎也撑不起来。在别人帮助下刚撑起来，走几步又跌倒了。直到深夜两点多钟，才把荞麦挑回来。浑身都是烂泥。

 

 麦收时节落大雨，湖里涨水，麦子必须抢收，但又来不及脱粒，要全部连麦秸秆运回狮子滩场部。全体动员大干了几天几夜。我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夜里就睡在麦秸堆上，铺的盖的全是麦草。有一天，一个什么头头来视察，场团委书记把我找来见他。他见我蓬头垢面，问我身体如何。我说：“我在这麦秸堆里已经睡了几夜，没有时间洗脸梳头。瞌睡来了倒在麦秸上面，随便拉一点麦草一盖就睡着了，太疲倦了，还觉得挺舒服呢！”他思想上似乎有所触动，望着我陷入沉思。大概在想：一个“右派”，这样没命地劳动，为了什么？

 

一个冬天的黑夜，一伙人劳动过后回住处，走在山路上，我踩虚了脚，跌落到一堆乱石头上，一下子震昏了，不知道掉到了什么地方。我高叫一声，同伴们才发现我在一丈多深的沟底。他们下来把我扶起，帮我回到路上。幸好我穿着棉大衣，头上包着毛巾，只在头上撞了一个不大的伤口。又一次，跌倒在一块石头上，脸完全肿了，差一点伤了眼睛，简直不像人样了，结果也无大碍，算我命强。

 

 

儿女情长气不短

 

 

我是人，是女人，是孩子们的母亲，尽管我的遭遇是冷酷的，我却不能冷酷无情。在长寿湖农场劳动，在“大跃进”的紧张劳累中可以忘却一切，夜半醒来却不能不思念我的亲人，孩子们和宇光——我多年的战友、亲爱的丈夫。

 

初到农场的时候，我放心不下孩子，大些的在上学，太小的也不能来，我托人把六岁的儿子带来了，可是他运气不好，刚来到，农场就开始“大跃进”。他来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在莲花山“夜战”。以后，每天劳动时间延长到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八小时。我只好把孩子丢在宿舍，让他睡觉。过了几天，我才知道每天夜里他都要大哭。他害怕呀！以后每次“夜战”，总把他带着。他实在熬不住，就歪在锄头把上睡着了。天气渐渐冷了，夜里十点钟以后露水就渐渐上来，他睡着衣服就湿了。我的心隐隐疼起来。“夜战”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有一天，我们奉命到河对面渔场去开会，过了河还有几里路，不能带他去，让他睡觉，他老是喊：“妈妈，我要去！妈妈……”我硬着心肠走了，刚走到外面下坡，他拖着木板鞋哭着、跳着跑来追我。喊着：“妈妈我怕，我要跟你去……”我只管往前走，不理他。我们报社一位同志看看孩子的可怜样，就背着他过了河，不让我看见。到了开会的地方，他怕我训斥他，不敢见我，躲在门外一位同志怀里，一会儿就睡着了。可怜的孩子，我只好把他送回重庆家里。反正在哪里都一样不放心。

 

1959年的一天，农场负责人突然告诉我：王宇光又犯错误了，说是“右倾”，也下放劳动去了。

 

1960年春节以后，突然接到宇光的信，说女儿小英得了重病，高烧不退，据说是脑膜炎。他从下放劳动的地方请假回家护理了一星期，现在好一些了。因为怕我着急，所以没有早告诉我。我看了这封信，心急如焚，彻夜不眠，真想飞回去。可是正在农忙季节，不好请假。我只好用最繁重的劳动折磨自己，借以忘掉内心的痛苦。好不容易等到秋收完了，稍为能够喘口气了，才请准假，回家看我的小英。中途在一个公社的公共食堂碰见我们报社的一些人在那里参加“整社”，他们对我还很同情，也不见外。对我诉苦说：公社体制不能改，随便怎样也调动不起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我只能叹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到重庆，就到儿科医院去看小英。她从窗口看见我就喊：“妈妈！妈妈！”我心里发酸，眼泪禁不住滚下来。又怕孩子看见难过，连忙把眼泪擦干，强笑着走进病房。孩子离开妈妈，受苦了。我在医院逗留半天，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去。什么时候才能与孩子们长久团聚不再分离呢？我期待着这一天。

 

1960年底，农场党委找我谈话：“你劳动得不错，现在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从“敌人”队伍又回到“人民”队伍里了，自然很高兴。可是，还能回到党的怀抱吗？从“阶级斗争”的大势看，这越来越渺茫了。我还得留在长寿湖农场劳动，宇光也被加上了“右倾”的罪名下放劳动去了。何时才能全家团聚？心里仍有说不出的惆怅。

 

1961年春节，我与三位回重庆的女同志一起，从晚8时到晨6时，夜行60里，穿过令人恐怖的山沟，我还为孩子们背着几十斤当时城里很难买到的瓢儿白菜，到长寿县城长江边上船，回到重庆家里。节后回到农场，宣布我担任蔬菜队副队长，不久，调到另一个队当队长。这个队情况比较复杂，有一部分刑事犯罪劳教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孤儿院来的孩子。我曾饱受人们叱骂之苦，对待队员不论是什么人，都很和气，尊重他们的人格。可是，那些劳教人员大多数总是阴沉着脸，不声不响，令人寒心，也使人担心。谁知道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事情，有没有难言的冤屈。

 

4月，我得到调令，回到重庆，被分配到重庆大学图书馆工作。

 

   

 

编者的话：

 

贾唯英被打成右派，是在那次运动中对她进行揭发批判以前就已经内定了的。她不满意报纸的呆板面孔，平时对于市委对报社工作的领导就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这被认为不尊重领导，市委某些领导人早就对她“心中有数”了。

 

1957年3月她曾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那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宣传和执行毛泽东2月间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又有讲话，宣告中央的既定方针是“只能放，不能收”。她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回到重庆就真诚地向有关方面认真传达，并在《重庆日报》贯彻执行。市委对此不积极，她唯恐重庆在这方面落后，曾对市委提出善意的催促和批评。在视“领导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势者看来，这岂能容忍。何况，他们老谋深算，可能早已知道或猜测到中央领导人的话内有玄机。于是，贾唯英从北京回到重庆以后的种种积极表现，就成为她“反党”、“煽风点火”、“配合右派向党进攻”的主要依据。加以她认为一些领导机关对记者工作不尊重不支持，时常对报纸的正常工作进行粗暴干涉，为此曾根据中央党报关于“左叶事件”的报道，召开过有关的座谈会。“反右派”运动一开始，她还说过：哪有那么多右派！认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性质。这些被上纲为“包庇右派”，“企图将重庆日报变成脱离市委领导的独立王国”。还说她不但“过去和现在都是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由个人野心家走上反党道路”，成为重庆“新闻界举黑旗的女帅”……她怎能想到，又怎能弄懂，按照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号召和中央召开的会议的基本精神积极进行宣传，怎么就成了“反党”？可是，在疾风暴雨一般的运动中，她只能接受批判和判决，而不能据实据理辩驳。她只能说，自己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理解错了”，这也遭到痛斥。她做了违心的思想检查，但始终并未真正低头认罪。因此，受折磨的时间就比别人长。

 

她在“错划右派改正”后写的《归来之歌》中，对自己当作母亲的党仍然怀着深情，同时又向她提出许多“为什么”。我们当然也希望，党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虽然，提出问题的人已经听不到看不到了。

 

（ 她在四十年代的活动，见《红岩儿女》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第18章《民主力量在积蓄：成都华西坝》，第23章《春风吹又生》，第26章《“民协”——民主青年协会》，第29章《从“团契”到“创造社”》。）

 

 

 

倾尽湖波难诉冤

 

——深切怀念去世的重庆长寿湖右派难友

 

杨子涛

 

编者按：

 

1956年，重庆市长寿县狮子滩镇修起了一条拦河大坝，两条河水被阻断，形成了一个拥有大大小小200多个岛子的人工湖——长寿湖。长寿湖距县城30公里，县城距重庆约100公里，当时交通不便，广阔湖区是只有毒蛇豺狗而无人踪的野荒之地。

 

“反右派”运动使刚诞生的长寿湖派上了用场——作为劳改之地接纳由重庆市吐出的部分“阶级敌人”。627名以“右派分子”为主，“历反（历史反革命）分子”为辅的“劳改大军”先后被解押进岛，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他们中的百余人未能活着离开长寿湖。

 

下面是部分长寿湖“右派”生前的口述及部分在1979年“改正”之前去世的“右派”简介。

 

 

宁受惩罚，不愿被阉割

 

 

本文由熊明鑫先生（1958年前中国民航西南通讯台台长，1923年生）生前口述

 

抗战时我在齐鲁大学医学院学习，后来又考入无线电通讯专科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国航空公司，在飞机上搞通讯导航，不久，我就成为该公司的技术骨干。

 

中国航空公司在1949年时，已经是世界第三大航空公司，排在美国PIA航空公司、英国BOC航空公司之后。大陆解放时，中航一片混乱，1949年底飞到香港机场的飞机就有上百架，大量的中航职工聚集在香港。当时主要有三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到台湾、留香港、回大陆。此外还可以到世界各地，那时飞行人才在全世界都是抢手货，我们当中部分人就被一些国家用高薪挖走了，例如，英国挖了一些人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中航近3000人中，约有500人选择了回大陆，我是其中之一。

 

我为啥回来？当然有原因。

 

我经常跑国际航线，到过近20个国家，亲眼看到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情况。我认为祖国强大，海外华侨才有地位，在外面流浪总不及呆在自己的祖国，我的技术肯定能为祖国服务。还有，我虽是搞技术的，但也有点历史知识，我那点浅薄的知识告诉我，开国皇帝总是比较好的，奋发向上的。共产党能够打败强大的国民党，一定有它先进的道理。还有，1945年我在重庆机场见过毛泽东，听过他的讲话。毛泽东给人印象非常亲切，宽厚，开明，而且很有才学。他提出要联合，要共商国事，要政治协商，我非常赞同。总之，那一次毛泽东给我留下的印象好极了。1949年10月，我在香港读到他在开国大典上的致词，读到“共同纲领”，我激动得很，觉得中国在他的领导下，一定能走上富强、民主、光明之路。我才26岁，人生路还长，不为一个光明的新中国效力，还到哪儿去效力？

 

1949年11月9日，12架飞机载着53名机组人员（包括中航的经理），突然从香港升空，穿云破雾直飞北京。这就是著名的、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的两航起义。这事不仅国民党没想到，美国没想到，就连共产党也没想到——天上突然掉下来12个馅饼！

 

我留在了重庆，共产党刚刚执政，西南地区航空人才奇缺，我成了宝贝，不仅马上被录用，而且进入了专门接送邓小平、贺龙等大人物的专机组。

 

我们当时很受信任，也很受重用，只是共产党最初承诺的高薪和用美元支付没有兑现。我每月只有100多元人民币，只当我1949年之前三个小时的飞行津贴。我们回来的人中，有100多人因此离开大陆，到了香港或世界各地。

 

我没有走。我回来不是为了钱，而是希望祖国强大，我以为自己能干，能做出贡献。但是，我不久就发现一些问题。

 

1952年，叫我们捐款支援抗美援朝，大家都有觉悟，都自愿捐款，我们不到100人就捐了48万，买了三架飞机，两门大炮。但共产党要我们捐款的方式不对。他们给我们算账：你在中航干了多久，应当有多少钱，所以，你起码应当捐多少。而且还来硬的，比如说某人交了多少，你也得交多少，某人钱全部交了，你也得全部交，不交不行，搞得不像是捐款，而像是逼债。在那次捐款中，我们一起回来的有两个人，被逼得没有退路，上吊死了。我的家底比较厚实，我爱人叫杨世华，她哥哥杨少华是中南空军司令，蒋介石直升机的驾驶员。1949年前我家属于富有阶层，捐款前，家里还有不少黄金和美钞，到捐款结束时，除了还剩点首饰，基本上洗空了。

 

捐款给我心上投下一点阴影，但没有影响我工作。新中国的航空业刚刚起步，太需要人了。我训练飞行员，举办学习班，开辟新航线，一年到头在外奔波，忙得不亦乐乎。周恩来出访万隆的飞行我提供了气象数据，中缅国际航线的开通是我奠定的基石，我还为贵阳民航的建立作出了大贡献。正因为如此，1956年我被评为民航全国优秀员工，刘少奇亲自给我授了勋。

 

1958年是我人生路上的“滑铁卢”。

 

前一年的整风、反右虽然搞得红红火火，但我一点没参加。为啥？一个字，忙！

 

1958年，重庆市领导认为，民航中有人来自旧社会的中航，这些人在外面日子过得十分滋润，薪金极高，为什么“人往低处走”，甘愿回大陆拿低薪？说不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虽然一时没有线索，但不妨分配两个右派名额，敲山震虎，防患于未然。这样，市里专门拨下来两个右派名额。

 

那天，民航政委亲自上门来找我，请我对民航工作提点意见。我正忙，没空说话。政委见我实在抽不出身，就说，不要紧，等你空点了我派车子来接你。

 

几天之后，我到政委办公室，说了几句心里话，包括三方面：

 

一、 培养新生力量要注意知识面，不能只强调出身。

 

我提这个意见是基于惨痛的教训。例如，1951年我在成都负责培训13名女飞行员（因为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有女飞行员），这些女学员按出身好——雇农（贫农都不行）；政治好——中共党员；身体好三条标准从部队里选拔。三条中唯独没有文化标准，我们训练时，费尽移山之力。由于学员文化太低，一个小时能完成的训练，花十多个小时都达不到要求。折腾下来活脱脱报废了两架宝贵飞机，那发动机和配件是美国货，当时根本配不到。这个想法（即选拔注重知识），我在1952年曾当面给朱总司令提过。

 

二、 希望今后考虑配备懂业务的副局长。

 

民航的飞行和管理工作，技术含量很高，我们的局长、政委等都是军队干部，他们打仗行，但搞航空外行，我不同意外行领导内行，我记得刘少奇就说过，我马列主义水平再高也开不动飞机。局长不懂业务，我们中层干部很难处，没有决定权，但要承担责任。向局长请示，他不懂，说我们认为行就干。干得好自然相安无事，一旦出了问题，领导（当时叫首长）可以推说他不懂业务，责任全在下面。我们中好些人因此被判刑，而且一判最低六年。所以，我提出在党领导全面的前提下，最好配一名业务副局长。

 

三、 希望提高民航干部的待遇，因为当时实在太低。

 

我提这几条意见，政委连连点头，样样同意，很把我感动了一回。

 

哪晓得转眼就变脸！共产党我摸不透，红脸白脸眨眼变。后来在长寿湖，管教人员教育我们说：“形势变了政策就要变”。换句话说，就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因此我们管共产党的政策叫“月亮政策”——天天不一样。

 

我这三条意见都有回答：

 

一、污蔑工农学员，以技术权威要挟党组织。

 

二、想篡党夺权，自己当业务副局长。

 

三、梦想恢复旧社会资产阶级特权生活。

 

这几条罪状把我惊呆了！告诉你，从那以后到现在40多年，我再没提过任何意见。

 

公平地说，西航并不想一棍子把我打死，原因是我的技术。我担任民航西南通讯台台长，统领十余个科室，50多号人，负责整个西南地区的飞机导航与通讯。还有，这些年来，我是怎样在干，他们应当看得清楚。

 

发放名额的重庆市“首长”非要完成任务，他们一状告到省委书记李井泉门下，李井泉马上将民航局长和政委找去，说了一句话：“两个右派都处理不下去，是不是要我报到中央去批？！”

 

抓我，采取了军事上的突然袭击。那是1958年4月的一个晚上，一辆军车突然开到白市驿机场，把我抓上车，押往位于大巴山深处的通江劳改农场。

 

我当然不愿把这事告诉父母，但是我有两个娃儿，儿子七岁，女儿五岁，我一走，他们怎么办？我不得不写信回武汉老家，请父母来重庆把孩子接走。

 

妻子？她在1957年因病去世了。说到她，我心里很难受，她1948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医科大学。结婚后，我一直在外忙，很少回家，更说不上照顾她。她弥留之际我从成都匆匆赶到医院，她躺在病床上，双眼睁着，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俯下身去抱她，非常伤心，旁边的医生、护士在流眼泪。后来我才知道，抱她的时候，她已经断气了，但是她的眼睛没有闭，我在她的遗体前站了很长时间，一动不动望着她。至今我都觉得对不起她，怀念她。

 

再说那封信，正是那封信断送了父亲。

 

那几天父亲心情正好。老友董必武先生发来通知，接他进京做点事。他行李已经打点好，喜滋滋准备进京。他收到我的信，坐在藤椅上品读。信还没读完，他突然大叫一声：“这个杂种不争气！”他头一歪，倒在藤椅上。家里人赶紧把他抬到医院，脑溢血，已经没救了。

 

在大巴山劳动四个多月后，重庆把我们接回来，准备转到长寿湖。这个时候，大跃进在全国展开，民航也要大跃进，要在15年内赶超英国。他们觉得我正是可用之材，不必发配我到长寿湖，只需要把我“阉割”一下——保留“拉磨”的力气，去掉“传宗”的功能，用他们的说法，叫“政治上打倒，技术上使用”。

 

我不干，我是头犟驴，宁愿受惩罚，也不愿被阉割。我跑出来，自己买船票去长寿湖。

 

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有力量搞航空，可以不依靠美英把新中国的航空业搞上去，我就是为此回国。后来我们中很多人离去，我也有去香港的机会，我不走，也是为了这番事业。但是我决不以一个“分子”的身份来干事业。

 

我到长寿湖后，劳改名单中没有我，农场不接收，不给我安排住处。我铁了心，找到一间教室（当时还在放暑假），将几张课桌拼拢作床，然后跑到农场的养猪场，挽起袖子就干活。白白送来一个劳动力，猪场居然不要。我不管，天天去宰猪草，也不多说话，操起菜刀，“通、通、通”一阵猛宰。时间一长，人混熟了，养猪场终于收留了我。

 

这年我35岁，开始长达20年的长寿湖生活。

 

我当右派后，只发9元生活费，后来按市政府规定发18元，1962加到30元，一直到1979年平反后才恢复原工资。饥荒年我全靠卖首饰，一件接一件卖，卖了就赶紧买吃的，1952年没捐走的那些首饰救了我一命。

 

但是，我个子大，消耗多，还是饿得全身浮肿，1960年，管教干部孙×看我不行了，开恩特批我回武汉老家养病。

 

那个时候，武汉条件相对四川好一些，关键是我呆在母亲身边，她像护理婴儿一样护理我，把能搞到的好东西全部给我吃，几个月时间，我又恢复了人样。

 

我该回长寿湖了。头一晚上，母亲流了一夜的泪，她怕我又要挨饿，在长寿湖活不出来。

 

第二天，母亲和姐姐送我到江边。

 

船拉了汽笛，要开了，她这才放我的手。

 

我转身匆匆朝轮船走去。

 

母亲一直呆呆望着我，就在我走上跳板，要登船那一霎那，她突然站立不稳，踉踉跄跄往前窜了几步，一头栽倒在地上。姐姐惊叫起来，我扭头一看，飞也似地奔回去。母亲睡在地上两眼翻白口角抽搐，已经不能言语。我与姐姐一起将母亲送到医院急救。她没有再醒来，第二天，她走了，她不会再挂念我了。

 

父母都是死在我手上啊，都死在我手上！

 

母亲去世后，我把我的两个孩子分送到姐姐和妹妹家，姐姐收养儿子，妹妹收养女儿。事情还没完，文革还有一道鬼门关在等我。

 

1967年，一群造反的学生气势汹汹杀进岛来，把我们拖出来跪成一排。

 

他们在我胸前挂一块大牌子，强迫我双膝跪在煤渣上。这次，给我定了一个“美蒋特务”的罪名，命令我向毛主席认罪。我跪在煤渣上痛得冷汗直流，突然，一个红卫兵飞起一脚踢来，这一脚狠，力量特大。我惨叫一声，向前扑出三米多远，额头在地上碰得鲜血直流。这一脚踢在我腰上，肾脏受了严重损伤，我躺在床上几个月起不来，整整拉了两年的血尿。幸亏那人穿的是双回力鞋，要是大头皮鞋，我肯定当场就报销。

 

他们为什么下死命踢我，原因是他们抄家搜到我当年同美国飞行员一起照的相片，说我里通外国。

 

那次挨打后，我把过去的照片统统烧光，一张不留。

 

造反派打人不说，还抄家。我在长寿湖的“家”被抄得只剩下一件劳保服，真正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我身体垮得很快，1971年初，终于倒床不起。我料想我不行了，快去见我父母了，别人也这样看。管教干部郑修成来到我床边，问我有什么话要说，也就相当于遗言吧。我告诉他，这辈子我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子女，没有做一件亏心事……

 

然而，我大难不死，盼到了1979年的“后福”。

 

一天，狮子滩场部来了一辆豪华轿车，这车在当时当地极其少见，车上下来两个气宇不凡的人物。场部办公室人员一看介绍信，慌了神——来者竟是地师级官员―－渔场场长也不过才县团级。办公室人员赶忙把场长叫来接待。“地师级”告诉场长，他们要见民航西南通讯台台长熊明鑫。

 

场长说，熊明鑫住得远，一两天出不来，有什么话对他讲。“地师级”表示，他们愿意等。

 

三天之后，我才从长寿湖最偏远的一个地方——飞龙岛划船出来。

 

“地师级”在场部招待所接见了我，我那时已被改造成一副“熊”样。我看见桌子上放着我一尺多高的档案，里面装有我多年的思想改造汇报，每年每月的劳动评审鉴定，认罪伏法表现，言论思想记录等等。

 

“地师级”态度非常诚恳，他对我说，当年把我错划成右派，组织上决定平反，接我回原单位工作。

 

我本来早已心如死灰，这几句话来得突然，一下子把我撩翻，我也不知为什么，由“熊”转“牛”，一跃而起，指着“地师级”的鼻子大骂：“一句整错了就算了？！，老子是二十一年冤屈，九死一生哪！”

 

“地师级”非常有涵养，他不紧不慢地说：“我们来之前首长就给我们交待了，说熊明鑫同志能力很强，水平很高，但性子急。你受了几十年的苦，心里有气，骂我们，打我们，往我们脸上吐痰都可以，只是请你出了这间屋就不要再乱说了。”

 

这一招，以柔克刚，我伸出去的那只手垂了下来。但是，这几十年我伤透了心，民航伤透了我的心，情感上我无法再回民航。这就像一个把灵魂和肉体全部奉献，但却被无情抛弃和折磨的女人，不愿意再回到那个男人的怀抱。所以，我申请调到了重庆气象局。那时气象局的三个局长都不懂业务，我还算懂气象业务的人，能够做点事。

 

我进气象局时国家正强调领导干部年轻化，1979年我已经56岁了，因此，我自愿放弃官职，当一个一般技术人员。就这样，干了几年退休完事。

 

从1949年到1979年，经过30年的折腾，两航起义的500多人已被整肃得所剩无几。文革中，仅在北京一地，便有48名起义人员被当作美蒋特务整死。那位策划并指挥了著名的“北飞行动”，将12架飞机和53名航空人才交到共产党手中的潘定国，也被打断了背脊骨。若不是周恩来念他立下试航首飞拉萨之功，保他一命，这位著名的飞行员也活不下来。文革之后他去了美国。

 

我后来听北京的朋友讲，我当年训练的13名女飞行员之一诸××，在林彪手下当了民航总局副局长，文革中她曾到处找我——我在训练时几次想淘汰她。北京的朋友说，幸亏我早早躲到了长寿湖，如果落在她手里，必死无疑。

 

说来不可思议，我两次差点死在长寿湖，但长寿湖终究救了我。

 

熊明鑫先生于2005年8月2日在重庆去世，终年82岁。

 

 

一念之差，毁了一生

 

 

范广受先生（1957年重庆热水瓶厂会计师，1920年生）生前口述

 

我出生在一个颇有身份和地位的家庭，父亲是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的经理，交往的都是头面人物。我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成都华西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入了金融界和商界。1947年我进入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任营业部主任，后作经理。此外，我和哥哥合开了一家银楼，同时，刘文辉（西康省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聘我在他的成都办事处里专门负责管钱，给了我一个少校军需主任的头衔，但没有正式发委任书。

 

那时我27岁，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

 

1949年底，共产党打来了，我收拾好行李财物，别人给我送来了去香港的机票。在去机杨的路上，我犹豫了。母亲不愿走，非要留在家乡，我这一走，怕是不容易回来，怕是见不到母亲。可是不走，共产党会不会对我下手？这时，我想起父亲的至交，曾经担任四川督军的熊克武伯伯说的话：“两位小侄呀，要相信共产党，共产党当政后也需要工商业，也需要工商人士。”

 

我留了下来。

 

今年我81岁，这辈子呀，悔呀，就那一念之差。

 

1951年，朋友介绍我到重庆工作，我只身来重庆，靠我的一技之长，进了重庆市工业局，成了行政19级的国家干部。

 

紧接着“三反”运动，我家开始遭殃，我妈妈、嫂嫂都被抓来关起，强迫她们退赔解放前“贪污”的财产。妈妈把全家几辈人辛辛苦苦的积累连她的结婚戒指全部当作“贪污”交给政府，才被放出来。

 

我把妈接来重庆，她带来的全部财产只有几件没被抄走的衣服。不过我想得开，我还有工作，养得起妈。

 

1954年，没说理由，工业局把我下放到重庆热水瓶厂，当了一名普通会计。

 

当然，富贵并不是不可转让的专利，小老百姓的日子，也是人生，我对此很坦然。

 

我的麻烦不是出在账本上，而是出在对厂长的态度上。

 

厂长是扛过枪打过仗的人，打江山自然要坐江山。在热水瓶厂这个“分封”给他的“江山”里，他就是君主。他最喜欢别人对他点头哈腰，顺溜拍马。我看不来他那个官腔，我见过的官比他大得多，当年我出入豪门华府，都是风云人物，即使在刘文辉家，最多也是作一揖，别人也平易近人，不像他那么不可一世。解放前我曾经花天酒地，但就是不吹牛拍马。我祖父是举人，父亲是文化人，从小家教里没有奴颜媚骨。

 

厂长想整我，打我的“傲气”，但我也是19级干部，同他一般高，他没机会下手。

 

1957年鸣放，我写了一篇大字报，叫“良药苦口”，主要是说新社会不该搞吹牛拍马，不该搞个人崇拜。这篇文章我写得文采飞扬，又切中要害，在全厂引起轰动，不少人边看边鼓掌。

 

厂长马上反击，他先找我的历史问题。那些东西在肃反、审干时早就作了结论。他不管，翻出来，证明我在根子上就是坏人。接着他给我罗列了五大罪状：一、攻击党的干部——说新社会有干部喜欢吹牛拍马。二、污蔑建党工作——说某人（工业局的伙食团长）到基层更容易入党。三、让毒草更毒——帮朋友方奇修改文章。四、不听领导的话——自以为懂管理。五、对大右派的文章拍手称快——欣赏西师右派董时光说的“积极分子像国民党特务。”

 

我划右派后于1958年3月下放农村劳动，发18元生活费，我身体弱，从来没干过体力劳动，有人断言，我下去只有死。我当时也不想活了。妈妈劝我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还有，我妻子正怀孕。没法，我硬着头皮下农场劳动。我下去时，最多只能挑70斤。那时，我就像突然失去森林下到地面的猴子，面临“生存，还是死亡”。

 

在长寿湖劳动，要我推二、三百斤泥土的独轮车，我拼老命把车推上坡，下坡时，没力气控制车，车把打过来，“砰”的一声把我打翻在地，我爬不起来，那一家伙，我左肋断了五根肋骨，右肋断一根，一下子断了六根！后来，1966年，我修堤坝又摔断右手腕，所以，我在长寿湖共断过7根骨头。

 

伤好后，我更加虚弱，又正逢饥荒年，我终于一头病倒，连空粪桶都挑不动了。

 

伙食团那个炊事员是长航来的一个工人，姓郭，他专门欺侮右派。他将馒头做成四等，最大的给队长、组长，其次给下放干部，第三给能干活的右派，最小的给右派中的病号。有一次他拿错了，把一个大馒头发给一个病号右派，那个右派满心欢喜，没走多远，就被郭喊回去换成小馒头。说旧社会讲等级，屁！再讲等级也没到这个地步！另外，他还把红苕根打给右派吃，把大红苕喂他的几十只鸡，他当着右派的面这样干，完全不把右派放在眼里。

 

管教干部是另一种坏法，他们认为，所有的右派病号都是装病，是偷懒耍滑。一天，我和另外几个病号被抓到采石场，勒令我们跪在石头上接受批斗。我全身冷汗直流，双膝痛得发颤。我心头喊冤，我的确不是偷懒，不是装病啊！一个管教干部走上来，先冲着我狠狠一拳，再飞起一脚把我踢翻在地，我当场昏了过去。我永远记得打我那个人的名字，他叫沈××，是工会系统的下放干部。前几年我专门给他去过信，问他当年究竟是为什么。他给我回信，说那时无知，不是特意要整我，他后来因父亲在香港，自己也被斗，他向我道了歉。当然，我也算了，去年书法协会开会，我邀请他，他们夫妇俩还来见了一面。

 

那次跪斗之后，我产生了死的念头，人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意思？！当天我就想自杀，成天想如何死。但是我想到女儿，我走时她还没出生，我这一死，女儿注定永远看不到一眼爸爸。

 

其实，病、累、打，饿也快把我送上黄泉路了。后来，他们看我那张惨白的死人脸不是装出来的，终于给我假让我回家治病。

 

我不愿回去，生死的问题都没想好，要死，不如死在长寿湖，不要死在亲人面前。这时，另一个右派说：“范广受，你还不快回去，你照镜子看看！”我一照镜子，吓一大跳，那不是我，是个鬼！

 

几天之后，我右手支一根棍子，左手提一个口袋，一根草绳栓在腰间，像讨饭的乞丐出现在家门口。

 

离老婆几步远，她居然认不出我，把我当要饭的。

 

我在家里躺了两个多月，老婆倾尽全力相救，我才捡回一条命。

 

在长寿湖，有一个词很可怕，这个词叫“汇报”。它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我一想到它就有一种蛇钻进裤腿的感觉。57年之前我不大懂什么叫汇报，49年前更是不懂，57年后我才觉得这个词可怕。它时时刻刻让你处于被监视状态，可以随时随地置你于死命。饥荒年我为了活命，将蚊帐、席子、鞋子全部卖了换吃的，最后卖得只剩一双草鞋。1961年我在场上用鞋子换了一块麦粑，马上被人汇报，马上就斗我，说我违反粮食政策，而粮食是阶级斗争的焦点。我当时正要摘帽，这次“汇报”让我多戴了六年“帽子”。

 

1978年我从长寿湖回到热水瓶厂，是工业系统右派中回来得最晚的。当年整我的厂长和他的那帮哥们全都健在，一个个日子过得很滋润，由他们来给我改正是件艰难的事。所以，厂长给我的改正结论是：“范广受1957年有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予改正。”

 

冤枉我、整得我劳改20年的人没有错，我有错？

 

范广受先生于2008年2月24日去世，终年88岁。

 

 

一个死不认罪的顽固右派

 

 

詹光先生（1957年重庆日报党支部书记，编委）生前口述

 

1938年，我17岁，投奔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组织我们到延安。到延安后第二年我就加入了共产党。我先干了几个月的伤兵救护，然后考入鲁迅艺术学院，读文艺系，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编辑、作家。读书时，遇上延安整风运动，许多人被打成特务、反革命，还整死了人。由于我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不由分说把我打成反革命，整风的重点就是要整像我这种投奔延安的人。文艺系的支部书记是何其芳，他要我交待，我不服，同他干起来，他便把我交给同学批斗。同学态度十分粗暴，我不交待便不准我睡觉，我年青气盛，跳起来要打架。何其芳见闹得凶就把我放到山上劳动。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后来周恩来回来说，哪有那么多反革命，毛泽东也给大家道了歉，说：“你们受了委屈。”我获得平反。

 

1941年从鲁艺毕业后，我加入359旅（就是王震那个旅）随军南下。部队只有8个连，12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干部。我们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跟在日军后面发展根据地。周恩来指示我们：日本人打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在它后面建立共产党的根据地。

 

最初很顺利，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停步不前，我们就惨了，不得不打了一些硬仗。由于大部分是建立根据地的干部，战斗员少，因此牺牲很大，我这个连的连长、教导员都牺牲了。我从教员很快升到营教导员，主要原因就是减员太大。后来李先念的部队收留了我们，我进入司令部干部旅，跟随李先念部转战。

 

打得最凶的是1946年停战之前，同国民党打，抢地盘。为了拖住国民党30万人，上面准备把我们牺牲掉。我们冒死突围，6万人分6个部分突围。我所在的干部旅拖了战斗旅的后腿，于是在陕西将我们化整为零，每人发点钱，三、五人化装逃走。我扮成老百姓跑到西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说，去延安已经很困难，叫我回四川，因为我是重庆人。我到重庆办事处后，找到何其芳，他当时是新华社重庆分社的负责人。我想到新华社，他不同意，让我回到江北老家。1947年2月，国民党勒令新华社回延安，我便同党失去了联系。为生活，我到陪都晚报当了一名见习编辑，干了两年。

 

1949年3月，解放军一路南下，我急不可待要找组织，动身前往当时已经解放的湖北当阳。一路上我不敢住店，不敢走大路，冒生命危险走到湖北荆门找到了部队。一见面，他们首先怀疑我是特务，幸亏我遇到359旅的一个副参谋长（这时他已经是副司令），他证实了我的身份。当时我可以去北京，周扬是宣传部副部长，鲁艺的同学大都是各部门负责人，但我党籍还没恢复，又在国民党陪都晚报干过，因此就没去北京。

 

重庆解放后，我担任沙坪坝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后来准备提升我为副区长。我不想从政，一心一意想当编辑、作家。我在鲁艺的同班同学李南力（长寿湖右派，1970年去世）任作协秘书长，我到他手下当了一名创作员。后来我又调到重庆日报任编委、支部书记，并负责文艺、体育等版面的编审工作。

 

重庆日报的副总编贾唯英（女，长寿湖右派，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我调去时她犯了错误——没有把一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从这点可以看出，当时在报社工作风险有多大。我为了圆编辑、作家梦，副区长不当，一头钻进这个是非之地。

 

贾唯英犯了那个错误后，上面为了加强领导，从宣传部派了一个叫余××的人来当副总编，专门负责把政治关。此人不懂行，不学无术。最大的能耐就是政治上整人。反右时他积极得很，报社仅仅整下长寿湖的右派就有17人（死在下面5、6人），其他极右、中右、右倾等又有几十人。

 

余××首先将贾唯英打成右派，接着便想收拾我，我业务上瞧不起余，政治上又认为自己资历老，南征北战、枪林弹雨冲杀出来，根本不把余放在眼里。

 

余××最初并没有划我右派，他叫我下放到长寿湖当个下放干部，我一听“下放”便明白已经被当成中右，离右派只有一步之遥了，我厉声问他：“报社里谁是左派？”

 

我不服，拒绝下放。

 

余××说：“好，詹光，你抵抗下放！”他干脆把我划成右派。

 

划了右派，没有材料，余××便指使石大周从我签发的稿件和主管的栏目中去找。

 

很快就有了。文艺版有一个杂文专栏《绣花针》，他们责问我，这个“针”是针对谁的？最后定为《绣花针》是攻击共产党的毒箭。

 

这是我第二次亲身体会到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到长寿湖后，我一直不认罪，是有名的顽固右派。但是我认认真真劳动，我不怕吃苦。当问起“为什么在这儿劳动”时，别人说是“改造思想，赎罪。”我回答是“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为子孙后代造福。”

 

我不服罪是我认为自己为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从未反党反革命。我坚信自己的冤一定能洗尽，一定会平反，因此我不在乎。

 

在长寿湖把我打成反改造的首恶分子，成员有不服气的谭显殷、曹贞干等人。既然是以我为首，任何情况下都拿我开刀（据长寿湖其他难友说，每次开批斗会，詹光便穿上一件厚棉袄准备挨打）。有一次，“革命群众”勒令我们右派站好队。有人点水（告密）说我是最顽固的右派。一个“革命群众”走到我后面，狠狠一刀捅进我屁股，鲜血顺着腿流了一地，旁边一个右派谢汝清骇得咚的一声栽倒在地，我直挺挺地立着，坚持不倒。

 

由于我死不认罪，整整在长寿湖呆了20年，1978年才回报社。58岁的人了，还干点啥？

 

今年我满80岁了，回想这一生，感叹万千，真的感叹万千。这场灾难是历史性的，个人无法计较了。共产党从成立起，就一直在折腾，党内就一直在残酷斗争。我成了牺牲品，爱人孩子成了陪葬。爱人从区法院下放到巴县百节镇，一去也是20年。我3个孩子受影响，没有一个能上大学。由于他们文化低，无法教育好他们的子女，这个不幸牵连几代人。

 

还有我年轻时的愿望——作家梦，我又说这个事，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不可能了。

 

詹光先生2004年1月22日（大年初一）在重庆去世，终年83岁。

 

 

被“改造”成驼背的记者

 

 

张天授先生（1957年重庆日报编辑，1916年生）生前口述

 

我1944年夏毕业于复旦大学（在重庆北碚夏坝），曾经担任《诗星》编委，《音乐艺术》特约编辑，创办过《诗报》、《中国学生导报》（该报是由共产党南方局青年组领导）。1945年加入民主青年联盟，1947年进《新民报》任记者。

 

我思想积极进步，成天削尖脑壳去找社会的毛病，给国民党政权捅漏子。

 

解放后，《重庆日报》一创办，我就来了。没搞多久，遇上反胡风，我和报社的杨本泉两人被关押审查。原因？原因是胡风在复旦呆过，我们在复旦搞文艺诗歌的人都被认为是胡风分子。审了我们好几个月，事情不了了之。1957年鸣放，叫提意见，我把这事拿出来说，其实我并没当真，只是顺口说说。我说：“反胡风关了我几个月，是不是补我一点假，让我出去走走，会会朋友，表明我没有问题嘛。”就这句话出了问题。领导找我，说我思想有问题，需要下去劳动锻炼一下。我并没有戴右派帽子，也没有开会斗争我，我下长寿湖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右派，他们才是右派，我是好人，锻炼一、二年就会回去。正因为没划我右派，所以1979年“改正”时上面感到为难——按文件政策我不属于“改正”对象。为了解决我的难题，据说有关人士只得先给我补划成右派，然后马上宣布“改正”。

 

到长寿湖之前，我从来没劳动过，握惯了笔，陡然改成握锄头、犁把，很不适应。我下去时已经42岁，算大龄。我这个驼背，就是在长寿湖“锻炼”的成果。

 

虽然没有给我戴帽，但待遇同右派差不多，我的亲戚朋友全不敢同我往来。我小弟弟从重庆建筑学院毕业，受我的影响，被分到甘肃一个最偏远的地方，饥荒年饿死在那儿。我父亲和大弟弟（他是援朝的复员军人）都死于饥荒年。我下放长寿湖后，他们也不与我往来。我要探亲不批，说我没有家。那些年，只有一个人同我通信，这个人是我解放前的朋友，《中国学生导报》的发行人，解放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叫甘祠森，饥荒年他还给我寄过粮票，是我得到的唯一的关怀。

 

你问我为什么没有家，说来话长。在复旦时，我春风得意，与戴文葆等创办的壁报《夏坝风》很有影响，不少女同学对我很有意思，我心高气傲，没有理睬。毕业后全身心投入报社工作，没心思成家。解放后，两次恋爱都没成，一次与西南师范学院一名少数民族女学生恋爱，正热乎乎，我因胡风的事被关起来，她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害怕，与我断了关系。第二次是我住院时遇上的一个女护士，我们彼此很合得来，真正情投意合，正准备结婚，(19)57年来了，我下放长寿湖，她另嫁了人。她后来家庭很不幸，早早就去世了。算了，不提那些伤心事。

 

我唯一的一次婚姻发生在七十年代，只有短短几年。她是个离了婚的女人，前夫是育才中学校长。夫妻俩都是“分子”。我们两地分居，她在北碚，我在市中区，婚姻名存实亡，勉强维持几年便告破裂。

 

从此，我没再找人，人老了，背早驼了，算了！从饥荒年父亲兄弟饿死，我这个家脉就只剩我一个，今年我86岁，我一去，彻底了结。你说不幸，不幸多了就不觉得不幸，苦难多了就麻木。我今年还同友人创办了一个叫“小诗原”的刊物，我任社长，自费编印，聊以自慰。

 

张天授先生于2006年5月在重庆去世，终年90岁。

 

 

指标正好没用完

 

 

姚谷先生（1957年重庆市委办公厅干部）生前口述

 

我是上海人，上海解放时刚21岁，那个年龄遇上一个崭新的社会，心里那个激动啊，没法形容，浑身充满献身精神，很神圣。我毫不犹豫加入了支援大西南的西南服务团，同几千名与我一样的知识青年一道，向偏远的西南进发。

 

我们1949年10月出发，步行几千里，穿过湖北湖南，整整走了两个多月，年底才抵达重庆。一路上满目都是贫穷和荒凉，多年的战争动乱，老百姓很苦，好多地方的山民没有衣服，用棕树皮蔽体。我看到这些，暗暗下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我认为，我们毕竟有了一个光明的新中国，我恰恰遇上了她。

 

不过，我也记得，一路上景色十分灰暗，入川后更是愁云惨雾，看来那也是一种预示。

 

到重庆后，我分到团市委，负责在南开、树人等中学发展积极分子，组建团组织。一年后，我到西南革命大学学习。班上有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姑娘，叫李光仪，特别喜欢笑，同学们说她是“人身未到，笑声先闻”。她的性格和健美的体态深深吸引了我，我爱上了她。

 

从西南革大毕业后，我分到市委办公厅，不久，同李光仪结了婚。儿子出生之后，李光仪还想读书，她考入北京邮电学院学习，我独自带儿子住在重庆。

 

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我一如既往响应党的号召，全身心投入。我奔赴各个学校，审看报来的材料，参与划定右派。虽然我觉得材料上的一些“罪行”很牵强，但没有多想，骨子里觉得共产党不会错，毛主席不会错。

 

市委办公厅分得有右派指标，指标到1958年2 月还没完成。我对这事很不理解，我说，市委办公厅年轻人多，而且都是经过选拔的优秀分子，哪来那么多坏人。这句话惹火烧身，指标正好没用完，就用在我身上了！

 

定了右派，才去找材料。有人回忆我以前闲聊时说过“学苏联不能盲目照搬，应当结合自己的国情”，这句话汇报上去，领导派人把它加工、提高、上纲上线，最后给我捏成一项“反苏”的罪行。

 

接下来是批斗，批斗时不准申辩，一申辩就喊口号，“死路一条”、“不老实”、“毒蛇”等等。好在当时还不打人，打人是文革时期。

 

这时我妻子刚刚毕业，分到成都邮电局。我实在不想告诉她，但三岁的儿子没人带，我不能把他带去长寿湖，只得写信叫妻子回来。

 

光仪高高兴兴从成都回来，一进门就笑，朗朗的。见她那个高兴劲快乐劲，逗儿子那么沉醉，我开不了口。

 

三天的探亲假转眼就完了，第二天一早她要走。晚上，我等儿子睡熟后，鼓起勇气说：“光仪，告诉你一件事。”

 

“啥事？”她眼睛还是笑眯眯的。

 

“我当了右派，马上要去长寿湖。”

 

她愣了一下，突然失声痛哭。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她的哭声。

 

第二天，光仪，当时她28岁，带上儿子登上开往成都的火车，我送到车站，儿子从车窗里探出头，活蹦乱跳地向我招手，光仪泪流满面说不出话。我心里痛苦极了，觉得对不起他们。

 

几天之后，我收拾起一点简单行李，上船去长寿湖。重庆这个家算是破了，这是1958年3月。

 

到长寿湖后，我很老实。记得临走前领导给我的最后赠言是：“下去后要夹着尾巴做人。”所以我不多说话，明知是错的也不吭声。例如，种胡豆和麦子，为了达到上面定的天文数，将成袋的种子倾倒在挖出的沟里，我晓得这是乱整，但不敢说一句真话。

 

“大跃进”造成灾难性的大饥荒，我这个人最怕蛇，讨厌蛇，但是在饿急了的日子里，我学会了吃蛇！1960年，我们一群右派被派到重庆九龙坡区修鱼池，那是靠近曾经是我家的地方，一下子唤起了我对妻子儿子的狂热思念，那种思念很折磨人呐。一个星期天，我请假到市中区给儿子买玩具，为了省钱(我每月只有20元工资)，我步行几十里，路上连一个糠饼都舍不得买，只吃了一些萝卜缨。我在商店买了一个小玩具汽车，在里面放了几颗糖，寄给成都的儿子，尽一点父爱。

 

1961年初，他们母子生活拖不走了，政治上压力又大。妻子单位的一位老领导，不断压她与我离婚，还表示对她很有“意思”。妻子走投无路，又不敢得罪老领导，不得不下决心离开成都。

 

我得到这个消息，从狮子滩步行60里去县城接他们母子俩。当我赶到长寿，他们已迫不及待搭车去了长寿湖。我转身就往回赶，连夜又走60里，要见到他们那种心情，无法形容。第二天早上，我在长寿湖边见到妻儿，悲喜交集，真的悲喜交集！

 

我们在一间四处漏雨的茅草工棚里安了个家，每遇下雨，只能重点保护儿子，其他右派给我们的茅棚取了个雅号叫“天波府”。妻子当了工具保管员，成天收拾锄头渔网，从此不敢再做工程师的梦。

 

她慢慢变了，不笑，成天沉默寡言。到1964年“四清”运动时，她萌生了死意。

 

那时，我又遭批斗，批斗不需要任何理由，只因为我是“摘帽右派分子”就行了。“四清”干部叱喝我：“姚谷，你给我听着！右派这顶帽子是抓在人民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上。”她也受到批斗，罪行是她两个姐姐在国外（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他们因此怀疑她是特务。当然还有一个永远都成立的罪名——“右派分子老婆”。

 

她越来越沉默，成天不说一句话。她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见人，连我也不见。一天，她躲在屋里坚决不准我进去，我觉得不妙，破门而入，看见她正捧着一大瓶农药。我一掌打掉药瓶，抱着她痛哭起来。

 

……

 

1979年，我获得平反，回到市委办公厅。第二年，妻子儿子也回到重庆，1958年在重庆破碎的家，21年后得以重建。这时我们都年过半百，心灵上满是伤痕，妻子的活泼开朗早被改造成沉默寡言。

 

最不幸的是，1999年，我的独生子被人杀死！他跟我在农场吃尽苦头、突然一下没了！他的离去，给他母亲致命打击，她身体迅速垮了。几个月后，她一头栽下去，脸浸在浴池水中，再也没有起来。

 

她出事那天，我钓鱼去了，家里没有人，否则还可以救她。我为什么还要去钓鱼？长寿湖还没有钓够？！

 

短短几个月，我失去了两个亲人。有人见我孤苦，劝我找个老伴，我无法接受。光仪为我受了半辈子苦，从没埋怨过。她能与我共患难，在最苦的日子，也没想到要离开我。我对她充满了感激，充满了爱。

 

1958年，我是家破人未亡，现在相反。人老了，爱回想过去，有时想起当年从上海向重庆进发时的那种豪情，心头一阵一阵的揪心，感觉很复杂。

 

那个时候眼前好明亮！我庆幸自己正青春年华就遇到中国历史上的崭新时代。心中有团火在燃烧，崇高得很，再苦再累也不怕。共产党、毛主席代表真理、代表光明和未来。我毫不怀疑祖国要走向自由和富强，我当时充满了神圣的献身精神，真的很美。1957，一切都改变了。

 

姚谷先生于2004年3月中旬在重庆歌乐山下去世。

 

 

为日记上的诗歌被判死缓

 

 

白永康先生（1957年重庆五一技校体育教师）生前口述

 

我身体不行了，就这几年垮下来，耳聋，手又抖。前些年我身体好得很，在长寿湖和监牢里练的。好在我现在头脑还清楚，只是表达有些吃力。

 

我是四川自贡人，1928年生，父亲是个大盐商，富甲一方，在自贡城里的房产就占了一条半街。我10岁那年，父亲病故，家产大部分被人骗走，红红火火的家业从此衰落。我与12岁的姐姐相依为命。

 

1951年，我考入了成都西南体育学院（后改为四川体育学院）。那时，我思想进步，性格活跃，喜欢写作。1952年，我当选为校第一届学生会主席，成都市学联执委，一直任职到毕业。毕业后，我被作为德才皆备的高材生送到中央体委，担任《新体育》杂志社的记者兼编辑。那时，我身强体健，能文能武，一切都很顺。但是，我很想念我的女朋友李松筠。

 

李松筠是我大学的同学，云南大理来的少女。她不仅能歌善舞，颇有艺术天才，而且模样淳朴漂亮，我一看见她就堕入了情网。

 

我们学生会组织了一个京剧组，李松筠嗓子好，善表演，是剧组的骨干演员。我们排演京剧《打渔杀家》、《玉堂春》，她扮演剧中的肖桂英和苏三。我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经常去剧组查看，同李松筠频频接触，一来二往，自然花前月下，眉目传情。越接触我越喜欢她，毕业时我要求把我们分在一起。

 

可是，学校坚决反对我俩好，说我是学生会主席，是党正在培养的对象，而李松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不能选择她。

 

其实我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呀！

 

我在北京干了一两年，身边当然不乏才貌双全，政治上也“般配”的姑娘。但我死活摆不脱李松筠的音容笑貌——我一辈子都没摆脱。

 

1956年，我已经28岁，我向领导提出把李松筠调到北京，领导不干，于是我说，那就放我，我调云南。嗨，这一下惹得领导勃然大怒，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骂我把个人利益放在革命利益之上，还说我以调动来要挟组织，这绝对不允许。

 

我年轻气盛，一气之下甩手就走，工作、北京，不要了！

 

我一口气跑回重庆。为啥是重庆，不是云南？唉，当时顾脸面，不愿像个流浪汉似的出现在李松筠面前，我打算先找个工作，安顿下来，挣点钱，再去找她。

 

当时大学生不多，我本来功底就扎实，所以，顺顺当当通过了市劳动局的招考，进入重庆市五一技校当了一名教师。

 

进校不久，还没来得及去云南寻访，大鸣大放就开始了。学校搞得火热，党支部书记崔××同教务科长王开泰、办公室主任李恩章有矛盾，运动中就分成两派。教师中，崔书记对我比较器重，把我看作是他那一派的人，拉我作为教师代表进入鸣放领导小组（8人组成）。

 

进入小组后，我发现“对立派”王开泰、李恩章等人的意见和作法是正确的，他们坚持正义，为人也很正直，而崔书记等人却不磊落，处心积虑想整人。我一旦看清是非后，感情就倾向“对立派”。我把崔书记悄悄将王、李整为右派，已将材料上报的绝密消息透露给他们。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我十分讨厌那些成天搞阴谋、整人的人。1957年时我已经对这个国家，这个政权鼓动人与人斗的作法极其反感。在北京报社时，内部也是你争我夺，两派互相斗。我感到中国没有希望，我气闷，想反叛，想把自己毁灭掉。我从小深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影响，认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应当舍生取义。

 

崔书记用右派帽子把王开泰、李恩章等“外部敌人”清理出去，也用同样的帽子收拾了我这个“内部叛徒”。我同李恩章在长寿湖成了难友，王开泰整成极右，抓到峨边劳改。

 

在长寿湖我不多言语，仗着身体好，一阵猛干，劳动上没说的，但是我精神上非常苦闷，我仍然思念李松筠，想得心痛。还有，我异常敏感地关注国家大事，在那天荒地老的岛子上，我思绪飞得很远很远。

 

我没有家，唯一的一个姐姐（也就是解放前父亲病故后与我相依为命的姐姐）是党员，她害怕我染上她，不再同我往来，饥荒年我饿得快死了她都没理我。那些年，我唯一的“亲人”是日记本，我把我心里的话和心里的感情朝日记本倾吐，到1967年东窗事发，我已经密密麻麻记了三大本。当然是偷偷记，很多是诗，没人知道。

 

1967年，红卫兵进岛来打、砸、抢。我正在外面劳动，听说红卫兵抄家，我脸刷地一下子白了。我本能地产生一个念头——逃跑！但是，往哪里逃，没钱、没粮、没户口、没证件，又能逃多远？

 

被抓之后我万念俱灰，那几大本日记白纸黑字，有好几首诗骂毛泽东是暴君，是独夫。这是死罪，我不抱希望。（注：白永康主要因写于“大跃进”时的以下诗句获罪：“霸君一纸万民动，沽名钓誉胜三山，十二铜人回头笑，孤魂欲强赢政权。”“全民炼钢枉费心，人民公社众难平。妇孺老幼俱疲命，披星戴月苦群黎。”“拔苗助长气逞强，回光返照智已昏。神州重见光明日，暴君无处再容身。”）

 

我没上任何法庭，没经过任何审判。在一个万人公判大会上，我被五花大绑，胸前挂一块“现行反革命分子白永康”的牌子，同其他各类“分子”站在一起。我身旁绑的几个人，一个个被点名、宣读罪状之后，吼一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后是结束语：“判处××××分子死刑，立即执行”。每判一个，台下群众都是一阵口号

 

欢呼。

 

轮到我了，我不害怕，心如死灰，一动不动地等待那个“结束语”。

 

“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白永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我以为我听错了，是不是自己潜意识里渴望活命，产生了“缓期两年”的幻觉。但我没被拖走，这是真的！

 

至于为啥没马上杀我，我好久都没搞懂。后来得知，是他们认为日记本没有扩散，骂毛的诗没有外传。否则，我必死无疑。

 

公判大会后，我被押到大竹县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其实，长寿湖也相当于判刑，只是没有铁窗、高墙。

 

我被分配到第二中队劳动改造。第三监狱共关了长刑犯（死缓与无期）一千多人，分为五个中队，两个中队刷麻纱，织麻布，一个中队搞工业上的产品，一个中队搞基建工作，一个中队搞农业，每个中队下分20个小组，每个小组约15人左右，每3个犯人编为一个监督组，不管解大小便都要一起行动互相监督（省三监狱只关押男犯人，全狱没有一个女犯）。每两个小组共住一个大室，每室一排通铺，睡觉时一人头向墙，第二人则脚抵墙，大小便晚上解在一个大桶内，白天轮流抬出抬进。我在狱中遇到了胡风，我们各在一个组，同住一间大室，一天除劳动外，基本上都是生活在一起，但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监狱规定各个监督组严格互相监督，不许互谈案情。其实我认出了他，当时没人知道他是胡风，人们叫他张光人。我认出他是因为1955年我看过一幅《百丑图》，上面有胡风的画像，印象很深。胡风那个组是特殊组，不准与任何人交谈。所以，我与胡风关在一间牢房里，有30多人，3年多都没说过一句话。胡风那个组人数较少，只有七、八个人，只负责每天供应刷麻犯人需用的浆糊。 

 

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胡风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出工之后他拣了一块砖头砸自己的天灵盖，砸得血流满面，但没死。事情闹出来，大家才晓得张光人就是胡风。从此胡破格升为特殊犯人，关押在一栋有四间平房的小院内（这是供省、军级以上干部犯罪后用的，面积有一两百平方米，院内还栽有果树几十株，生活也是开小灶，经常供应罐头等高级食品。）1979年三中全会后，上边派来了小车把胡风接回了北京。

 

入狱两年后，我因劳动积极，改为无期徒刑，担任了学习记录员。

 

在监牢里不能写日记和写诗，我最大的精神寄托和精神抚慰就是夜深人静时思念李松筠。我细细回想我们在蓉城武候祠一块漫步，一块交谈的情景，回想她演出时的表情，她的一举一动。想象她此时此刻在干啥。我闭着眼，不看那个铁窗，在心底默默构思怀念她的诗句，在脑子里修改，一遍一遍地背。我几十年间（到今年初止），共写了两百多首怀念她的诗，其中几十首就是在监牢里默写的，我记在脑子里，十年后出狱，一字不忘。

 

1979年的一天，监狱长找我谈话，说根据文件精神，可以改正我的右派冤案。这个时候我对平不平反，出不出狱已经麻木了。我无家无室，无形中把监狱当成了家。我对监狱长说：“你们觉得可以平反就平，不平也无所谓，我就在监狱里呆一辈子。”

 

在监狱和长寿湖之间，我宁愿选择监狱！那个长寿湖在好多方面比监狱还凶！天天人整人，天天学习会、批斗会，你要想摘帽，想探亲，想请假看病，想减轻一点劳动，你就得先去整别人。搞得相互间你整我，我整你，勾心斗角，彼此揭发，用右派斗右派，把人整变了形。在监狱里劳动就劳动，没那些斗争会，没那些思想改造。我在监狱里精神比长寿湖还轻松！

 

1980年，我走出了四川省第三监狱的铁门，回到了阔别23年的校园。其实，当时我对出不出狱已经无所谓了。我孤身一人，坐了10年牢，已经把监狱当家了。

 

出狱后，我不打算成家，我心头一直装着李松筠。我千方百计打听她的下落，托旧时的同学，找云南大理体委，都没有结果。1981年，我专程去云南，从昆明到大理一路寻去，还是一无所获。当然，我知道再也找不回成都武侯祠的那个少女，我只是想见她一面，我太想她了。二十多年来她从未离开过我，在我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在我等待死刑宣判的时候，她都守着我。我想见她一面，我想知道她好，她的儿女好。我只见她一面，就安心了，死而无怨。

 

现在又过了二十年，还是没找到她，我只有不停地写，写日记，写诗。这成了我一生唯一的宣泄，也是唯一的安慰。心里实在憋得慌，要发狂，不吐不快，就写日记。监狱里没纸笔，就在脑子里写。我把生死看得很淡，就是死也要写。我写毛泽东是暴君，差点送命，但不悔。毛泽东这个人，今后必须清算，他是专制体制里必然要出现的人物，是中国躲不开的劫难。我进监后，曾暗暗许下三个愿望：一、要争取活下来，看见毛泽东死亡，专制帝国崩溃；二、若获得自由，要游遍祖国山山水水，要找到李松筠；三、能看到中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

 

现在第一个愿望实现了一半。第二个愿望也实现了一半，遗憾的是至今没找到李松筠。第三个愿望我想也一定能实现，只是我可能看不到了。中国非要走民主自由的道路，无论怎样艰难曲折，都一定要往那个方向走。搞一党独裁，搞法西斯专政，中国没有希望。我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我在自贡读高中时萌生的强烈的追求自由民主的愿望仍然在，我希望出一批新人，继续我们年轻时的那种追求。现在中国有一些民主斗士在监狱里，有一些，如魏京生等在国外，他们是中国民主的希望。

 

白永康先生于2002年春节大年初一去世，孤身一人走完一生，没有任何亲人和朋友为他送行。

 

 

 

“起义右派”、“内划右派”、“师生右派”

 

 

陈祖翼先生（1957年重庆六中教导主任）生前口述

 

我是民盟会员，还是民盟六中支部的副主委。1957年注定要挨刀——全国民盟从中央主席、副主席到下面一般会员，一半多人成了右派，劫难，跑不脱。

 

解放前，1948年，我毕业于东北大学，我曾是校学生会主席，思想进步，搞学运，反内战，反饥饿，闹得欢。为这事我在沈阳被国民党关了100天。解放后共产党一直追问、调查这事，生怕我是特务。

 

1957年，校长（一个老处女）找了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说我是资产阶级右派。我也不申辩，不抗争——反正都要抓民盟。还有，我真心认为，我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多少都有资产阶级的东西，需要批判，需要改造，没说的。

 

1957年暑假，教师在市一中集中学习，主持人是宣传部文教部的部长陈孟汀，他在会上宣讲政策：凡是自己承认自己是右派的，就不斗，不划右，算作“起义右派”，一律宽大处理。我是那次学习班的“起义右派”，果然没挨斗。

 

半年之后，教师们又集中在三中办寒假学习班，主持人是宣传部长张文澄。（陈孟汀在主持完暑假学习班后，自己当了右派。）这次来势汹汹，“起义右派”照样整斗，照样划右，根本不顾当初我们“起义”。这也不怪上面说话不算数，当时，整个社会认为右派越来越反动，是凶恶的阶级敌人，要夺共产党的权。所以，不仅处理越来越重，而且打击面越来越广（主持人张文澄在寒假学习班之后，步了陈孟汀的后尘）。1958年打击面扩大到中学生身上。六中一批高中生，还有其他中学的学生，被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要他们讲想法，提意见，向党交心。这些学生都是各学校品学兼优的人物，学生干部，本来一个个积极上进。但是，他们已经看见前面那些人的下场，知道是要抓右派，一个个死活不开口。其实不开口也没用，要完成任务，总要弄些人出来。我有个学生叫周焕坤，一直逼他谈看法，他咬紧牙关不开口。最后问他，你觉得粮食够不够吃，他认为答这个问题没风险，就说：“肚皮大的可能不够，肚皮小的够了。”就这句话，断送了他一生。当年他参加高考名列前茅，但不准他升大学，把他下放到长寿湖。他在长寿湖拼命干，争取上进，但总升不上去，而且，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把他整一下。他不知什么原因，直到文革造反，冲进档案室，看到自己的档案，上面记着：周焕坤，内划右派。罪名是“反对国家粮食政策”。他当时差点气疯了。那一批人中不止是他，我当班主任时认识的就有五、六个，如韩可宝、周碧云（女）等。统统下放长寿湖，说起来我们算是长寿湖的“师生右派”。

 

我们六中划了十几个右派，先下放南桐。半路上，我校教化学的杨先庚逃跑了，他后来被抓，关进成都一个劳改农场，不知生死。杨老师是我校最好的化学老师，市里也有名气，很可惜。解放前颇有名气的求精中学（上世纪五十年代改为六中）经历一次又一次运动，元气大伤，到了1971年的“净化运动”——即把市委周边学校里“有问题”的教师全部清除。六中已经远远落在一中、南开之后。

 

在南桐，我校的数学教师赵师明饿死了。死前他全身浮肿，嘴里塞满了豆豉——他饿慌了，把咸豆豉整斤整斤地吞。他死时不到40岁。

 

1960年我们全体转到长寿湖，我在长寿湖劳动15年，你问感受最深的是啥，是劳动！长寿湖劳动强度原本就很大，我自己诚心诚意接受“劳动改造思想”，背煤炭、挖鱼池、下雪天下河、除夕夜加班，没哪样我不是拼命干！说来我的悲剧正在这儿，我认为共产党要改造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正确的，我主动配合，诚心诚意改造自己。直到文革我才觉得不对头。现在想起来，还有啥说的，两个字：荒唐！

 

陈祖翼先生于2008年12月去世。

 

 

“孤岛风雨夜，凄然囚徒心”

 

 

向光棣先生（1957年北碚兼善中学语文教师，1916年生）生前口述

 

我从小喜欢写作，初中时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在当地小有名气。1949年，我的朋友，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萧蔓若，邀请我到西师中文系任教。我于是放弃了在南京边疆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来到了重庆。到重庆后，我没去西师，我更喜欢教中学，于是选择了西师旁边那所由卢作孚创办的著名中学——北碚兼善中学。

 

1957年，学校开始鸣放，我接到南京朋友的信，告诫我，千万不要提任何意见！南京要搞得早一点，已经有提意见的人被整。朋友知道我爱说话，所以一再告诫。那时我对共产党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因此打定主意不发言。一开会我就跑，躲着不见。我本来可以躲过那场劫难，但我是民盟，民盟的会我不能躲，会上每个人也要发言。我心想，在民盟内部发言可能关系不大，于是，我谈了几点，一是我对储安平说的“党天下”有同感。我举例说，西师的正院长谢远辉是民主人士，副院长张永清是中共党员，没过几天，上面就把他俩位置调换——党要主管一切。二是我认为肃反冤枉了一些好人，例如我在江苏一所学校当教研组长的朋友汪肖环被无故关押半年多。西师一个系主任同胡风关系好也被关押半年多。三是我对学校的工作提了点意见。我只谈了十几分钟。哪晓得民盟里面的“积极分子”将我的发言整理成材料交给学校党支部，党支部根据这份材料，把我打成右派。

 

二十年后，我获得平反，民盟来找我，希望我重新加入，我坚决拒绝。

 

我先到重庆南桐矿区农村监督劳动，发18元生活费。我两个女儿，日子很苦，每月每人只有几块钱。下去时，校长对我说：“下去一年半载，回来再教书。”

 

1960年，我从南桐农村转到长寿湖。在长寿湖，我最大的痛苦一是想念妻子和两个女儿，二是因为这种思念三天两头被斗。

 

我是一个放不下家庭的人，平日劳动要思念，独自看守庄稼要思念，白日里要思念，睡梦中要思念，节假日和妻女生日更要思念。思念得太苦，便要写几行诗词。我在《窝棚夜雨》中写道：

 

孤岛风雨夜，凄然囚徒心。

 

日与山作伴，夜与鬼为邻。

 

有家归未得，无人问死生。

 

安得山中酒，窝棚强自斟。

 

（自注：某年初夏，于长寿湖豌豆寨看守庄稼，独卧窝棚，夜雨无眠，念及妻女，倍感凄怆，赋此以歌代哭。）

 

在《除夕有感》中我写道：“世乱于今又一年，别妻抛女有谁怜。”在《忆江南》中我写：“别离恨，恨到几时休？梦魂昨夜妻和女，无言相对泪长流，怎不教人愁。”

 

写了许多，难免不被人发现，被发现，难免不被汇报，汇报后，难免不被斗。同寝一位姓谢的右派发现了我写的《忆江南》，上交给学习班负责人胡某。胡某组织其他右派，把我一阵狠斗。一位右派站起来批判我：“向光棣说‘恨到几时休？’他对谁这么仇恨？他为什么这么仇恨？我看他是要恨到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才罢休……”

 

此人至今没有向我道过歉，他自己也写过思念妻子的诗。

 

你问起长寿湖的批斗会，我告诉你，这是最折磨人的手段之一。每天劳动回来，晚上组织所谓的“学习”（批斗），先读毛主席语录，然后把要斗的人一个个抓来站起，下面开始揭发，如你今天又说了什么“反动”话等等。接着要你承认，要你交待。有一次我们开会斗右派欧文定，反反复复地斗，我在下面悄悄写了一首打油诗“今日我斗人，他日人斗我，为人宜宽厚，何苦太过火。”

 

打油诗被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右派看见了，他一把抓去，汇报给指导员。我马上就被抓上去，这一家伙，连续斗我三个晚上！第三个晚上，我站不住了，头昏昏沉沉，身子有些晃荡，脚在地上动。谢某马上站起来说：“报告，向光棣不老实，用脚在地上画0。”指导员没懂他的意思，问：“画0干啥？”谢说：“他是不接受改造，表示你们斗我等于0。”

 

平反后我为啥很少说话，即便说话也十分小心，并且尽量避免同人接触，有原因的。

 

最多，我独自写点诗，以歌代哭。

 

向光棣先生于2008年8月去世

 

 

竹子有节不能卖

 

 

陈英先生（1957年重庆市城建校语文教师，1926年出生）生前口述

 

我出生在江南农村，抗战时就读于迁到四川万县的上海法学院，在该院的新闻专业毕业。毕业后我在重庆《新民报》和《武汉时报》当记者、编辑。国共和谈时，曾在重庆七星岗中苏文化协会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在武汉采访过周恩来与国民党的郑介民、美国的白鲁特的行辕谈判。1946年，又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了两年。毕业后到上海《民国日报》当记者，1949年初该报派我到重庆采访，在四川一直呆到解放。

 

解放前，我思想很“左”倾，虽然没加入共产党，但同地下党联系密切，我到凉山去采写揭露国民党92军的劣行就是受地下党的指派。解放前夕，我被特务追踪，跑到了万县，我在那儿按地下党的指示办了一份《中国民主报》，解放军入城那一天散发到大街小巷。《中国民主报》是我迎接新社会到来献上的第一份礼物。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妈妈也放心了。她一直担心我被国民党抓，提心吊胆。她说：“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好了好了，你安全了。”

 

解放后我到重庆市工商局工作。1955年反胡风，突然宣布我是胡风反革命分子，而且在万人大会上当众宣布。原因是我以前在武汉见过胡风一面，向他约过稿。半年后又突然说我不是胡风分子，几个人口头通知一声就算完事。我要求也要在大会上当众宣布，没人理睬。我由此萌生去意。

 

正好这时市委宣传部的张文澄搞了个招聘委员会，我去报了名，想挪个窝。我的名字被我当年在《新民报》的同事姚江屏看见，他任重庆城建校副校长（没有正校长），主管教学。他力邀我到城建校任教，于是我进校当了语文教师。

 

1957年，上面来人请姚江屏给党提意见。姚说，我是民盟，管总务的副校长是共产党员，对内对外很多事都找他，我工作起来不大方便。

 

第二天，重庆日报刊出：城建校的姚江屏说，民主党派有职无权。

 

姚校长因此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押到四川峨边劳改，现已去世。

 

学校党支部书记找上门来，三番五次要我揭发姚江屏。他说：只要揭发一点、两点就行了。当时，我对党发动的那场运动是百分之百的支持，不要说是朋友，就是亲人，我也不会庇护。同样，我只要认为他没问题，决不会乱说半句。党支部书记警告我：“你如果揭发他，你还是我们的同志，否则，我们只能按同情右派对待你，你必须认真考虑。”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他们又动员我妻子来做我的工作，非要我就范。我妻子了解我的为人，况且她也不愿意我乱咬人，诬良为盗。最后他们竟诱逼我妻子在会上揭发我，要她大义灭亲。妻子是党的积极分子，对党一片忠诚，既然党反复要求她，她不能不听党的话。于是，她揭发了我三条，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反对合作社”。

 

起因是这样的，她同我去合作社买蚊香，去了几次都缺货，我说了一句：“这么热的天没蚊香卖，合作社太不负责任。”这便成了“反对合作社”。我看到妻子在会场上非常为难，为了减轻她的精神压力，我当场表示：“我承认自己是右派，行了吧？”

 

但是，承认是右派容易，要交待反党罪行很难。当时我对党一片赤诚，实在没有罪行可交待。

 

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副校长还找了我两条“罪状”。

 

一天我去上课，学生们嚷着要我讲解当天发表的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我说，我还没看，怎么好讲。学生把报纸递上来，一定要我先粗略讲一下。一个同学问：“‘蝶恋花’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词牌名，大致相当于今天一首歌的曲子，比如《东方红》这首歌的曲子，我们在歌颂党和领袖时可以填上“东方红，太阳升”的词，如果要揭露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也可以填上“西方黑，太阳落”的词。下课后，一个学生马上跑到那个党员副校长处，说我在课堂上攻击毛泽东思想。

 

另一条是攻击政治教员。有一次几个教师在一起发牢骚，说，政治课为什么非要党团员才能教，这是宗派主义。我正好从旁边经过，便说：“哪个党都要抓政治。解放前教公民课、三民主义课的还不都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他们听了相视而笑，我知道是笑我“左”，但口头上表示“深受教益”。反右斗争开始后，他们怕我揭发他们，便串通起来检举我，说我攻击政治教师，把共产党的政治教师同国民党的公民教员相提并论。

 

我当右派有了三条罪状：“反对合作社”、“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攻击党的政治教员”。

 

1958年4月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主持反右斗争的总务副校长最后一次找我谈话。也是给我最后一个机会：只要认错，就可以从轻发落。我不识相，仍然一条条辩解，比如我说，批评合作社基层门市在夏天不供应蚊香怎么是攻击合作社制度？他们不仅是对消费者不负责，也是对合作社本身的效益不负责。批评这种渎职行为成了罪行，起码的是非观点都没有了。副校长说：“你的问题确实不大，完全可以从轻处理，你要承认了，（右派）帽子都不戴。但是，你态度太恶劣，始终不认罪……”我听到这儿，打断他的话说：“校长，随便组织上怎么处理我都接受，包括坐牢，但说我‘态度恶劣’，我不能苟同。打个比方说，我如果偷了你的东西不承认，那是恶劣；如果没偷却认账了，也是恶劣。我认为我是属于后一种。把一个正常人的理智行为说成‘太恶劣’，我无法理解。”

 

我逐条反驳他，气得他双眼发红。他说：“你是新闻记者出身，你这张嘴我说不赢。”

 

就这样，我失去了最后“悬崖勒马”的机会。

 

突然，他对我大吼一声：“听到！我代表党组织宣读处分决定：……撤职，送农村监督劳动！——你接不接受？”

 

“接受！”我回答得很干脆。

 

“好，你现在回去，把家里事安排一下，明天由丁书记送你们去南桐农村。”

 

当天下午我回到家，妻子看见我很高兴，叫我到床上去看刚出世20多天的儿子。我一见到幼儿的脸，眼泪就流出来。

 

“爸爸，你哭啥？”四个女儿（我共五个子女）呆呆地望着我。

 

我抹掉眼泪，告诉妻子我要到农村劳动改造。

 

妻子脸色发白，但她没有哭。她竭力想安慰我：“到这个地步，只好认命。你不要太难过。我确实没料到，我被骗了，我对不起你。”

 

我问她：“你说被骗了，被谁骗了？”

 

“被丁书记。他肯定说你没有右派问题，揭发你是为了帮助你在运动中克服小资产阶级的通病，以便日后更好地为党工作。他再三劝说，我才找了些话，哪晓得会是这样……”

 

那一夜，是我有生以来最悲酸的一夜。我想到母亲、妻子和五个儿女。我再也没有钱供养他们了。他们是无辜的啊，为什么平白无故遭此劫难！这场斗争中全国有多少受牵连的母亲、妻子和儿女？我母亲为我的事，后来眼睛都哭坏了。但是她说：“现在是坏人整好人，这不是毛主席，毛主席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是下面的坏人干的。你要去找毛主席，去找毛主席！”

 

那一夜我一直在流泪，彻夜未眠。为了不让妻子发现，我一点声都不敢出。时钟敲了五响，我悄悄起床。

 

妻子突然一把拉住我说：“还早，再躺一会。”

 

原来她也是通宵没入睡。

 

我起床逐一看熟睡的儿女，泪水忍不住又要流下来。我对妻子说：“我这一走，不晓得好久能回来，只有偏劳你把孩子带好。”

 

妻子到厨房给我做吃的，我说用不着，我吃不下。她坚持要做。

 

天刚露出鱼肚白，孩子们还在熟睡，妻子送我出门，我看她要哭，赶紧扭头……

 

我必须要说一下我妻子左世兰。

 

我与她是1948年在南京协助地下党援救被捕的进步作家骆宾基的过程中相爱的。1949年我俩在重庆结婚，当时她在国立女子师范学校教舞蹈和体育。1956年我到城建校后她也调到该校。我当右派后只有12元生活费，我母亲和五个儿女全靠她每月62元工资生活，家里经常没钱买菜，逼得我母亲60多岁了还出去打工。我同妻子感情很好，虽然她在丁书记诱骗下揭发了我，但我当右派后她坚决不同我离婚。那些年除了经济上，她政治上的压力也很大。

 

1961年，我大女儿报考外语学校，因为父亲是右派，政审不合格，被拒之门外。妻子和大女儿很伤心。1963年，二女儿小学毕业，眼看着又可能升不了学，妻子很担忧，给我写信来，征求我的意见：为了儿女们的前途，可不可以离婚。我回信同意。于是，1963年我们离婚了。

 

我妻子本是一个性格开朗、能歌善舞、身体很棒的人，1957年让她整个人生变了样，她太劳累、太焦虑，吃得又差，身体迅速垮了。在文革开始那年，她终因积劳成疾去世。那时，她才38岁。

 

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对不起她，如果不是因为我，她绝不会去得那么早，也绝不会去得那么悲凉，那么凄惨。

 

我的五个儿女现在都不大同我往来，感情很生疏。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反而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我四个儿女下农村当知青，留下一个有病的小女儿在家，无依无靠。那些日子，不堪回首。                     

 

（补记：陈英不肯违心地揭发别人，弄得家破人亡。问到是否后悔时，老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不！”）

 

接着，老人讲了一段往事：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年春天，奶奶带我到自家的竹林去挖竹笋充饥。我看见别人在田里耕种，就问奶奶为什么我们没有田。奶奶说，以前我们也有田，后来家庭困难卖了。我说，现在家也困难，为啥不把竹林卖了？奶奶告诉我，爷爷说过，竹子有节不能卖。这是祖宗留传下来唯一不能卖的东西。当时我太小，不懂得什么叫“竹子有节不能卖”。后来我读书，读到苏武牧羊，明白了一点。毕业后我回老家，一个私塾先生对我说：“你爷爷很有气节，日本人用刺刀逼他出来当会长，他坚决不干，日本人一刀杀下去，血溅出来，他立着不倒，还是不干。”

 

那一瞬间，我豁然明白了什么叫“节”，懂得了为什么我的祖宗一直不卖竹林。

 

这片“竹林”不能在我手中卖掉！

 

陈英先生于2008年初去世。

 

 

 

悲剧与荒诞剧：我父母亲的“右派”遭遇

 

孙丹年

 

 

 我父亲因忠于理想的教育事业而被打成“右派”，母亲因不愿与父亲离婚而被补划为“右派”。父亲在大饥荒中病饿而死，去世十八年后得到首批“改正”，母亲要“改正”时却发现档案中并无将她划“右派”的记载……

 

 

母亲到“改正”时找人证明自己确是“右派”

 

 

1979年，我的父亲孙铭勋得到“改正”，在《重庆日报》首批见报，

 

母亲的“改正”过程则非常曲折，而且很荒唐。母亲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希望调回原来任教的西师附小。找到西师有关部门，从档案材料中找不到划为“右派”的记录，发现档案中21年前自己根本没有被划为“右派”。

 

没有被划为“右派”，就无从“改正”，也没有理由落实什么政策。反而要众多知情者（或现场目击证人）来证明她确实是被划了“右派”的，具有真实的“右派”身份。母亲回忆说：我去市教育局争取我自己回到西南师院附属小学教书，西师附小已经发了商调函，我到市教育局争取拿到自己的档案。

 

回到西师，才发现档案中，我没有划“右派”。这是很严重的，因为如果没有划“右派”，就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就只能呆在原来乡下的金刚碑小学。我一看急了，跑去找西师附小的杨洁梅校长。杨校长紧急中匆忙想办法，设法找一个人来写证明，证明我是“右派分子”，又找了一些人（都是当初亲身参加过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大会的）在证明上签名。这样才顺利调回西师附小。

 

追究这件事情的原委，据母亲分析，很可能是在她被宣布为“右派分子”那段时间，她所在的学习小组的组长请产假生孩子，无人作记录，或者虽然有人作记录却无人负责装入档案造成的。由于她是被“补划”，人们只图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草率从事，不怎么认真，成了“草菅人命”。

 

母亲牢记着父亲孙铭勋所坚持的“生活教育”理想，身体力行地继续着这个理想。落实政策以后，她在西师附小主持“生活教育”整体改革实验班；从小学教师岗位上退休之后，在市教科所的支持下到南岸龙门浩小学主持一个班的素质教育整体实验；后来又先后创办育才保育院、志汉幼儿园。她有一系列教学改革的文章发表，获得过市级教育部门颁发的奖状。

 

母亲永远忠实于和父亲的爱情。到全国进行丧葬改革，各地大兴公墓时，1996年3月，她到当年埋葬父亲（父亲的墓早已湮没无影）的北碚陈家山公墓买了一座墓穴，刻了一块合葬墓碑，以女儿的名义，一半作为衣冠冢写上孙铭勋的名字，另一半给她自己留着。

 

母亲邝忠龄于2005年7月28日去世，终年75岁。按照她的遗愿，我们将她和父亲孙铭勋合葬在一起。

 

 

2009-12-17

 

 

 

在1979年“改正”之前去世的

 

重庆长寿湖部分右派简介

 

颜北岩

 

 

颜北岩

 

重庆日报记者，四川大学毕业。下放长寿湖后，他被迫与妻子离婚。1962年他以为要落实政策，可以与妻子复婚，不料下半年阶级斗争风声又紧，颜希望破灭，精神绝望。1962年在同心岛的一次批斗会上，他讲自我改造，从与妻子假离婚到真离婚，说着说着突然说：“我是美国杜鲁门总统的秘书，专为他写稿子……”他神精失常了。

 

他妻子非常爱他，主动要求到长寿湖，希望一周见他一面，结果每见一次面他就挨一次斗，最后只好离婚。颜太爱他妻子，离婚也是导致他神精失常的原因。

 

1963年颜北岩回渝吊死在报社的一棵树上，终年30多岁。

 

 

袁达成

 

香港人，1915年5月4日生，参加了1949年11月“两航起义”。

 

1957年在中国民航重庆站（任无线电机械长）打成右派。

 

袁投奔大陆之前，刚结婚不久，有一幼女，妻子宋菊珍是个非常漂亮的空中小姐。她劝袁等一段时间，看看大陆的情况再说，袁不同意，执意要同其他起义人员一块走。飞赴北京前，夫妻俩在香港机场外分别，依依难舍，泪流满面。

 

袁飞到北京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然后被分配到重庆白市驿机场。不久，袁将妻子和幼女接到重庆。

 

1957年，袁说了一句：“你们办事太拖沓，如果是在香港，这样办事要被炒鱿鱼（辞退）。”即因“赞扬资本主义”被划为右派，先下放四川通江劳改农场，后转到长寿湖。

 

宋菊珍独自在家，因容貌出众常遭遇一些麻烦(包括一些权贵的骚扰)。文革时，街道上的人把她抓出来批斗，说她“男女关系作风不正”。一次，在斗她时，批斗者强迫她女儿（中学生）上台批斗、打她，要她同“道德败坏”的母亲划清界线。

 

当天回家后，宋菊珍从抽屉里拿出当时十分珍贵的肉票，叫女儿上街割肉回来吃。女儿十分奇怪，妈妈此时还有心情吃肉？

 

女儿买肉回来，推门不开，大声呼喊，没有反应。邻舍来帮忙砸开门，宋菊珍已悬梁自尽（死于1966年）。

 

袁达成在长寿湖得知噩耗后，精神更加压抑。一天早上，他倒在长寿湖飞龙岛的一条大船上，人们叫他，他不言不语——人变呆了！

 

管教干部见袁已经神智不清，便停止了对他的“改造”，将他送回了重庆。几年之后，袁与世长辞。

 

 

张樾

 

重庆市总工会右派。下长寿湖后，每月生活费15元。他个子魁梧高大，饥荒年，那份定量粮远远不够，而管教人员又根据他人高马大的身材，分配给他重体力活。他饥饿无力，完不成任务，遭扣饭，就更饿，更完不成，身体很快垮了。

 

他当右派后，在茶厂工作的妻子马上与他离了婚，她说：“就算我不怕，我总得为儿子着想。”这样，他在饥荒年没有一点家庭的救助。

 

 

郑汉生

 

（长寿湖右派）说：“他先是饿得双眼发昏，后来饿得眼睛往外凸，他不顾一切地捞东西吃，从猪圈里的溲猪食到潲水缸里的烂菜根，都往肚子里吞。一天早上出工时，他倒在地坝上站不起来。长寿湖教养院一个姓舒的16岁少年走上来，抓住他双脚，将他倒着在地坝上拖了一圈，一边拖一边骂，说他想逃避劳动。当时教养院的那些娃儿被教育说，右派是坏人，用不着把他们当人看。张樾被拖了一圈后，更站不起来，我们把他抬到床上，他还有一口气，但已经说不出话。他眼睛瞪得很大，像是要凸出来。不一会儿他就断气了，眼睛还鼓着。”

 

张樾死时31岁，郑汉生与另一个右派秦开端（电影公司）将他埋葬在长寿湖三台岛瓦银坳湖边。1979年郑汉生获得平反后，专程去找到了张樾的前妻，告诉她张樾的情况。她脸上毫无表情，那个20年前的夫君早已在她生活和心灵中消失了。

 

 

谭希文

 

手工业管理局右派。1961年因饥饿水肿，在高峰岛下船时无力而落水，救起后抬到饭厅，因无人理睬，三天后死去。妻子来后痛哭，但不敢找管教人员闹。

 

 

回恩浩

 

重庆市工业系统右派，1959年死于长寿湖红旗荡（瓦银坳），死因不详（据说是在出工路上因病累交加倒下去不治身亡）。其子女到瓦银坳反复寻找父亲遗骨，一无所获。

 

 

胡尔勤

 

浙江人，1927年8月生。大学文化，专长英语。1958年4月在重庆市煤管局建筑安装公司计划科打成右派。他于1956年从上海来重庆。1957年鸣放期间，他的好朋友（一块从上海来的同学陈颖）写了一篇大字报。反右时，领导追查该大字报的作者，快查到陈颖头上时，陈慌了，他正要同上海的女朋友结婚。胡为救朋友，主动找领导承认自己是作者，由此当右派，下放长寿湖。

 

十年之后，胡忍受不住，去找领导说明了真像。领导回答：你已经当了这么久，没法改，哪儿去找人来替你？只有继续当下去。

 

1972年一次劳动回来，下湖洗澡，他避开其他人，单独找了个地方，不幸跌入深水区淹死，遗体埋在同心岛楠竹坡，终年38岁。遗物中发现他保存了十多年的一张照片——他当年的女朋友。

 

（长寿湖很多人都提到胡尔勤，共同的评价是：一、老实，二、英文极好。睡他上铺的李建钰曾在平反后到上海找他的姐姐，但未找到。与胡一个单位的右派朱恩源说，当时夕阳西沉，他远远看见胡沉下去，他似乎笑了一下。胡究竟是失足淹死，还是存心自杀，只有他本人和湖水知道。）

 

 

焦光复

 

煤矿设计院职工，因一篇日记被打成右派。日记记载的是：今天全院停工打扫卫生，说是苏联专家要来，院内平时卫生很差，领导无所谓，有客人来，就全体动员，里里外外打扫，做表面文章。

 

他被划为右派时只有17岁，于1960饿死在长寿湖，终年20岁。

 

 

刘光明

 

重庆煤矿设计院技术员，右派，1960年饿死在长寿湖。

 

 

贾厚友

 

重庆市劳动局右派，北碚乡村教育学院毕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子。1957年画了一幅漫画，一个官员正在装烟斗，题目是《钻研？钻研？——装烟！装烟！》。因此被打成右派。下放长寿湖之后，其妻（重庆市中区的一个小学教师）真心实意帮助他改造思想。完全相信共产党的话：越是艰苦的劳动锻炼越能让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因此，每月领了他的工资后，只给他15元生活费。他在饥荒年代得不到家里的援助，1961年吃下大量“鹅儿肠”（一种喂猪的野草）而死，死于长寿湖二工区，终年29岁。他妻子来长寿湖见到丈夫的坟，倒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旁边的右派说：“好，好，好呀，你已经帮助党把他改造进了天堂。”

 

 

陈遥之

 

重庆市劳动局右派。文革初期，在一次年终评审会上，管教干部认为陈表现不好，说了一些威胁的话，陈感到十分恐惧。一天晚上，约11点钟，陈提了一盏马灯，端了一个脸盆，里面放了几件衣服，对人说到湖边洗衣。

 

几天后，他的尸体从湖中浮起。他被埋在同心岛“灭资岗”（消灭资产阶级山岗）。

 

1979年右派改正后，陈的从台湾回来的女儿向劳动局讨要父亲，劳动局派了一名干部同右派李恩章下长寿湖，要李恩章随便指一个坟包打发陈的女儿，李恩章不干，坚持在“灭资岗”上找到陈的埋葬地，挖出几根骨头交给陈的女儿带走。

 

 

李授之

 

重庆市委宣传部右派。下放长寿湖后，1960年，在身体极其衰弱的情况下，被迫去守工棚，饿死在工棚，尸体数天之后才被发现，死时30岁。

 

 

康中清

 

重庆市团校副教育长，一个刻苦研读马列学说、对毛泽东无限崇敬的理论工作者。1957年鸣放时说：“毛主席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我只看见他到机场迎接过赫鲁晓夫和胡志明。我觉得毛主席应当多亲自迎接一些兄弟党的领袖。”反右时，他因“攻击毛主席”被划为右派。他主动提出与妻子离婚，并说：“我不摘帽绝不来见你和孩子。”（他孩子刚刚出生。）下长寿湖之后，康精神压力极大，他拼命劳动，想早日摘帽。一年多后，身体垮了，于1959年在长寿湖去世，终年30多岁。

 

 

杨惠云

 

女，共青团重庆市委右派。她在长寿湖小心翼翼做人，不多言语。文革初期批斗她，她在悲愤绝望中于半夜划船到湖中，在身上系上石头、靴子里灌满沙子（杨会游泳）投湖自尽。她死后仍被召开“缺席审判大会”批斗。

 

 

黄静瑜  

 

女，重庆市委机关党委右派（也是长寿湖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右派）。1960年的一个夜晚，她从高峰岛对面的万鸡山上跌入湖中淹死，终年约30岁。

 

 

庄湛

 

西南公安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前身）干部。他爱上一位老干部家的女保姆（资本家的女儿），写信约在“五一”劳动节见面。不料那天街上人多，两人被挤散，庄湛很沮丧，回来后在日记上写“讨厌的人群挤散了我们”。日记被人发现并汇报，庄湛因“攻击五一劳动节”，并且是与资本家的女儿约会而被划为右派，下放长寿湖，于1958年6月遇难。据《重庆市长寿湖联合企业公司大事记》第4页记载：“6月25日上午9时20分，渔业队队员周登云（原市委办公厅收发员），庄湛（原西南公安学院干部）在新滩渡河时翻船落水身亡，27日葬于新滩山坡”。

 

 

张光育

 

重庆市委某机关右派。1960年，因饿、病交加，身体极其虚弱。在一次劳动时，他支持不住，坐了下去。组长顾某冲着他一阵臭骂，强迫他继续干活，他只得站起来继续干。当天回去后，他倒下去再没有站起来，终年30多岁。

 

 

孙毓澄

 

重庆市劳动局右派，因说曾给康心如（原陪都参议会议长，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1957年打成右派）当过秘书而划成右派。1961年的一个夜晚，他从狮子滩划船运粮回高峰岛，在桃花荡小船漏水，孙随船沉入湖底。几天后尸体浮出水面，人们把他埋在人头山湖边。孙遇难时30多岁，留下三个孩子。后来其子女到人头山反复寻找父亲的坟，一无所获。

 

 

宁振笃

 

重庆57中语文教师，天主教徒，为人谦和。打成右派后，在长寿湖一向埋头劳动，不多言语。1967年初，造反派进入飞龙岛，勒令右派们互相揭发、批斗，右派组长也不例外。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对宁振笃喝道：“你不吭声？不揭发？说！”一向沉默寡言的宁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的命运捏在学习班的主任、组长手里，可怕得很，他们就代表无产阶级专政。

 

造反派走之后，队长和组长组织了对宁振笃的猛烈批斗。宁一向胆小怕事，最怕批斗会。恐惧中，他穿上一件长大衣，把所有口袋装满石子(宁游泳游得极好)，在飞龙岛白雕堡投湖自尽。

 

促使宁振笃选择绝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死前几天，他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宁振笃当右派时，已有一个儿子，十年来未曾相见。1967年初，宁振笃之子宁中和孤身一人寻到飞龙岛。

 

一群右派扛着锄头从山坡上收工回来，其中一个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顽固右派宁振笃”。名字上面打了一个“×”。

 

宁中和盯着牌子，迟疑片刻，迎了上去。父子俩相对而视。儿子长得酷似父亲，高大，黝黑。父子俩不敢露出激动，轻轻说了几句话。

 

第二天，队长特地恩准宁振笃摘掉牌子，带儿子去赶场。宁在场上给儿子买了几个包子吃，最后一次尽了父爱。

 

儿子离去后，宁对其他右派说，看到儿子已长大，他死也无所谓了。几天之后，宁投湖自尽。

 

宁中和刚回到重庆就接到父亲的死亡通知，马上返回飞龙岛，他见到父亲的遗体，不言不语，眼中没流一滴泪水。埋葬父亲后，宁中和回到重庆，据说他疯狂地参加了重庆的武斗,专打当官的。

 

 

王明范

 

体魄健壮，仪表堂堂，夫妻俩同在重庆市市中区石灰市旁的一所中学任教，他们别无它求，一心教书育人。两人志趣相投，家庭和谐幸福。王明范被打成右派送到南桐后，妻子经受不住打击，精神失常，因疏于照料，小儿子又夭折了。她抱着死去的儿子整整一个星期不肯松手，一直诬称她装病的学校领导只得把王明范叫回来，这才将孩子料理了。王明范后来也转到长寿湖，1963年教育系统右派全部按退职处理，遣返原籍，王明范以他妻子的家属身份回到学校，靠在段上筛炭灰维生。

 

文革中，身患精神分裂的妻子被批斗毒打致死，王明范悲恸欲绝，他变卖家产，东拼西凑，安顿了妻子的后事，接着他感染上肺结核，日夜咳嗽、咯血，身体整个垮了。为了生存，他继续去筛炭灰，经常晕倒在炭渣堆上。段上的老人都很怜悯他，但谁也没有能力帮助他，也不敢为他说句公道话。在又一次晕倒之后，他再也没起来。大约去世于文革中期。

 

 

陈嘉行

 

重庆工农师范速成学校带薪学员。1957年，学校领导组织学员批判右派的反党言论。他看了那些“反党言论”后私下说：“我看那些言论没得啥子。”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同情右派”而被划为右派。

 

陈嘉行当右派后，很悲观，曾对同校的右派冉德瑜说，他孤身一人，只有一个母亲，母子俩相依为命，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母亲怎么办？

 

1961年的一天，管教干部通知他（还有其他几个人）第二天把铺盖卷打好搬地方。由于“把铺盖卷打好”往往意味着被抓进监狱，以前发生过这种事。陈嘉行感到极度恐惧。

 

在同心岛上有一个地方叫牛粪堡，那儿有一块岩石面对湖水，从石缝里歪歪拐拐长出一棵树，人称“歪脖子树”。陈当天深夜悄悄来到岩石上，用一根绳子拴在树干上自缢身亡。死时约26岁，未婚。

 

 

李彦辉

 

教师右派（学校不详）。大饥荒中的1961年，因偷吃了一块晒在地坝上的生鱼片，被队长王某（长航工人）和一群学生痛打，并且扣饭。第二天早上李起床后走到门外，倒地而亡，遗体瘦骨嶙峋、伤痕累累。死时30多岁，埋在长寿湖小河口湖边。

 

长寿湖右派黎民苏的妻子程惠淑（当时小河口的农民）目睹了李老师挨打的惨状，她说，王某等人用楠竹冲着李一阵劈头盖脑乱打，楠竹打成一条条的细片。

 

 

何泰贵

 

重庆17中教师右派，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言谈举止十分文雅。1960年，他因病、累、饿交集，全身浮肿。11月的一天半夜，他下床后再也爬不上他睡觉的上铺。一番挣扎， “砰”地一声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曹亚琪

 

重庆25中学音乐教师，右派，擅长拉小提琴。1961年，因身体极度衰弱，管教干部同意他回重庆调养身体。他回家后，不知什么原因，只呆了几天便返回长寿湖。他所在的劳改地点是新滩，距狮子滩约70里。他下车后徒步返回。路上，一户农民见他面色惨白，给他吃了一块南瓜。他走到距新滩只有几里的地方，支持不住，倒了下去。

 

他的尸体摆在地上几天几夜没人理睬，后来发出恶臭，当地农民挖了个坑把他就地掩埋。

 

其子女曾到长寿湖寻找父亲遗骸，但未能找到。

 

 

卢蕴伯

 

女，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终身未婚。1949年前曾任几所中学的校长，1957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1975年，在一次被捆绑吊打并受到威胁后，恐惧中半夜在先锋岛投湖自杀。死前她把自己的所有东西收拾得整整洁洁，包括几本毛主席著作都摆放得端端正正。

 

 

俞舜臣

 

天津人，1912年8月生，大学文化，教师，重庆市第十中学（南泉中学）右派。独身。1979年获得平反通知时极度兴奋，倒地脑溢血而死。

 

 

胡哲先

 

重庆某中学教师，右派。1960年，他饿得要死时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包干炒面，晚上，他躲到工棚里，一把接一把地抓吃炒面，竟把一包炒面全部吃光。炒面在胃里发胀，胡被撑得死去活来。第二天，人们发现他胀死在工棚里。

 

 

邓林

 

重庆日报最年轻的右派，肃反时被冤枉挨整，鸣放期间他对此提了意见，由此划为右派。到长寿湖后他一心一意劳动改造，想早日摘帽，回到“人民”的行列。他自我改造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1960年饿得奄奄一息仍拒绝妻子的救助，他退回她寄来的粮票和包裹（食物），对她说：“你不要影响我的改造！”由于劳动积极，改造认真，他当了组长。当组长后，他“左”得离奇，像奴隶监工一样监管其他右派，干活不准丝毫偷懒，不准偷任何东西吃。他组里的右派一个个叫苦不迭。他本人最后饿得受不了，偷吃了一把生绿豆，结果被批斗。邓林不仅身体垮了，而且精神有些错乱，不时喃喃自语：“改造，改造，一定认真改造……”终于有一天他跳进了长寿湖。由于身上穿的棉衣，一时没沉下去，被人们捞了起来。自杀有罪（抗拒改造之罪），因此，他被湿淋淋地捆起来扔进黑屋。第二天打开房门，他已冻得冰硬。

 

 

 

长寿湖边一滴水

 

——原重庆长寿湖渔场一份“右派”名单研究

 

何蜀

 

 

友人王薇的父亲王大虎（重庆市文联文艺评论家）和母亲曾容（重庆市话剧团演员），都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王大虎在被打成“右派”之后又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到重庆远郊长寿湖渔场“劳动改造”。王大虎去后即因病重（肺结核晚期）被送回城里，开除公职交街道管制劳动，后来吐血而亡；曾容“摘帽”后回到话剧团，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王薇在搜集整理父母的历史资料中，抄录了这样一份1970年长寿湖渔场的“右派”名单。笔者见到后，觉得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便略作整理，录入电脑。并试作一点研究。

 

重庆市在“反右派”运动之后，将一大批“右派分子”发配到长寿湖渔场去“劳动改造”（与当时由司法机关判处的“劳动改造”、“劳动教养”不同的是，这种“劳动改造”只需由各单位领导人决定，不履行任何法律手续）。有的“右派”先被发配到其他农场或农村劳改，然后才集中到长寿湖来。渔场的“右派”最多时有三四百人。后来陆续有的因“摘掉帽子”而调回城里另外分配了工作（如原中共重庆市委文教部副部长陈孟汀、原《重庆日报》副总编辑贾唯英，中共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龙实等），有的回到了原单位继续接受监督劳动（如原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办公室主任宋克君，作协四川分会诗人孙静轩，重庆市文联秘书长、党组成员李南力，重庆市歌舞剧团艺术委员会主任、导演宋清涛等），有的调去了其他农场，有的则在繁重的苦役和三年大饥荒中因劳累、疾病加上饥饿而不幸长眠于这片美名为“长寿”的夺命之地。最后，渔场里剩下了一百多个“右派”（包括“摘帽右派”）。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底至1968年春夏群众性造反高潮中，渔场的一些“摘帽右派”，特别是一些有革命资历的原地下党干部，认定自己当年被打成“右派”是受到了李井泉等当权者的迫害，而李井泉这时已经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为在四川大搞“独立王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了，他们就写大字报，发公开信，甚至外出上访，向中央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申诉，有的要求翻案平反，有的要求落实“摘帽右派”的政策享受公民权利。然而他们却大失所望。他们“无限信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新生红色政权”不但不为他们平反，反而将他们的行为斥之为“右倾翻案”。

 

于是，在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和四川“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期间，渔场的“右派”（包括“摘帽右派”）们遭到了又一次严厉的清查，每人都被要求重新填写了一份个人情况登记表，有的还被迫对文革中的表现作出相应的“认罪交待”。这份名单，就是按他们此次填写的登记表摘要抄录的。这些表也许不完整，也许在填写时并不十分准确，但从中也可以得到对一些情况的大致了解。

 

这批“右派”（包括“摘帽右派”）共151人，绝大部分是男性，女性只有11人，她们是：李多明，王义珍，罗成溶，徐显镛，刘曼若，廖品云，崔京生，李武珍，陈敏戎，阎淑群，冉德瑜。

 

自从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他们已经在这个被他们称为“西伯利亚”的流放地度过了十多个寒暑，其中年龄最大者已经有63岁。

 

这批人中，有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老干部，如张健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中共，朱恩源1938年就进入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詹洸曾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红岩）、陕甘宁边区医院、鲁艺、新四军等工作，曾文逵1939年即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当通讯员，李恩章也是抗战时期参加的八路军；

 

这批人中，有的是当年舍生忘死与国民党当局斗争的中共地下党干部，如卢光特，1939年加入中共，1947年参与领导川东农民暴动，任中共奉大巫（奉节、大宁河、巫溪、巫山一带）工委副书记，暴动失败后潜回重庆参与清理组织和从事工人运动，解放军打到重庆时，代表重庆地下党乘船过长江去海棠溪迎接解放军入城；刘康，在1948年川东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之后，由中共上海局钱瑛派到重庆，作为川康地下党系统在重庆地区一个方面的负责人，当年在国民党渣滓洞看守所女牢中的地下党人曾通过一位被争取过来的看守送出给地下党组织的信，就是转交到他手上的（可惜他当时没有办法组织力量营救那些狱中同志）；文履平，1946年春从育才学校文学组毕业后，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安排从事学运工作，并参加过重庆地下市委机关刊物《反攻》和机关报《挺进报》的工作；周西平，从抗日战争时期即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工作；李普杰，在抗战胜利后的反独裁争民主学生运动中是重庆清华中学“新青社”负责人；曹贞干，重庆清华中学“民协”（川西地下党系统）负责人；萧去非，1949年在巴县以教员身份为掩护负责地下党的联络点……有的（如杜渐、秦开端、刘钊、李正、吴却贵、梅吾、吴德昌、罗报群等）是从解放军（或志愿军）部队转业的干部。还有不少（如陈欣、孙进、陈宇、顾学义、程代泽、朱丰衍、张慧光、刘钊、唐轲、陈初蓉、邢传俊、韩忠良等）是在1949年参加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或二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大”入川，以“解放者”的姿态参加新政权建设的热血青年；

 

还有熊明鑫、袁达成是1949年11月参加香港“两航（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回到大陆的，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曾为“两航起义”大喜过望，毛泽东曾致电祝贺，称之为具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还曾设宴欢迎“两航起义”人员。这些当年的革命者、爱国者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热情投身参与建设的新政权，竟会把他们打成“反动派”，他们参与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竟会反过来对他们实行专政。

 

这批人当中还有的是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如李春阳、曾永臧、陈祖翼（另有一些未见记载）。从名单上可知，曾永臧1956年才加入据说可以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民盟，不料在第二年就成了“右派”。民盟的主要负责人章伯钧、罗隆基已经被毛泽东诬指为“章罗同盟”，民盟成员这个身份在许多地方就基本上成了“右派”的代名词，而且他们大多是在反右的第一阶段就被打成了“右派”。

 

他们登记表上填写的有些内容，如“家庭出身”、“本人成份”，今天看起来十分荒唐可笑，比如，其中刘新加的“本人成份”是“伪职员”，什么样的“伪职员”呢？原来是《中央日报》的校对。还有什么“小商”、“工商业”、“资产阶级”，这些概念的意义何在？如今的民营企业家是不是有一天也要这样分类划分？还有“地主”出身（包括“破落地主”、“工商业兼地主”、“自由职业兼地主”），在这批人中竟占了四十多人，超过他们总数的三分之一，贫穷的中国当年真有那么多“地主”吗？何况地主也并非都是黄世仁或周扒皮，有许多不过是勤劳起家的“先富起来的人”，有的则是在国共内战导致的经济崩溃、货币贬值形势下选择了土地投资而已，有的根本就是莫名其妙被划为地主的。

 

除去这类内容外，笔者将这份名单中的其他一些内容从几个方面分别归纳如下。

 

 

所在单位

 

这批人分别来自重庆市以下一些单位：

 

市委办公厅：林伯力，

 

市委直属党委：朱丰衍，苏朝纲，

 

市监委：顾学义，

 

市委组织部：陈欣，陈宇，

 

市委宣传部：赖恒国，何子超，占一之，卢光特，陈初蓉，赵万仞，

 

市委文教部：邢传俊，郑大同，

 

市委二机关团委：罗报群，

 

市委党校：陈本华，张健，周西平，刘康，梁耿法，

 

团市委：陈忠笃，曹贞干，李普杰，郑永康，黎民苏，

 

团校：高志长，

 

政协政治学校：李淦，

 

劳动局：唐尚灵，欧渊儒，廖品云，李武珍，

 

手管局（即二轻局）：萧去非，甘正常，陈忠麟，曾广闻，陈诲德，

 

文化局：蒋维亮，

 

煤矿基建局：朱恩源，

 

市总工会及各专业工会：郑汉生（总工会），赵玉昆（总工会），刘焰（电力工会），程代泽（煤矿工会），李多明（煤矿工会），全在云（邮电工会），周维翰（商业工会），邓万华（建筑工会），李宁熙（第一机械工会），

 

市妇联：罗成溶，

 

市体委：徐显镛，

 

邮电邮政：黄德（邮电局），刘钧（邮电局），郭良彬（邮局），李引安（邮局），丁慧江（邮局），徐树德（邮电部重庆汇兑稽核局），

 

法院：萧思辉，

 

学校：欧文定（交通学院），练冰梧（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成中霖（中央公安学院重庆分院），吴德昌（师专），曾永臧（一师），唐轲（二中），余重学（三中），李春阳（四女中），杨健（六中），张积成（六中），陈祖翼（六中），李树文（九中），陈西平（九中），俞舜臣（十中），向光棣（十三中），曾文逵（十六中），黄焘（十八中），孙进（三十中），王钦福（三十六中），郑杰（三十七中），杜渐（茄子溪中学），赵子生（煤矿学校），廖石城（煤矿学校），萧晋虞（煤矿学校），梅吾（煤矿学校），赵世瑞（煤矿学校），李国元（煤矿学校），李恩章（五一技校），陈英（工业学校），蔡容（水利学校），刘允迪（水利学校），阎淑群（中学师资训练班），冉德瑜（师资训练班），

 

新华社重庆分社：王华东，

 

重庆日报社：张天授，靳叔威，殷宗炳，金践之，刘新加，詹洸，文履平，张定华，

 

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办事处：刘慕宇，

 

重庆人民出版社：李岱林，聂云岚，刘曼若，王文琛，张慧光，

 

新华书店：刘时雨，杨德明，杨光瑜，刘宗钦，龙培云，胡朝栋，胡朝聘，卢仲秋，陈先齐，

 

市文联（作协）：余薇野，刘钊，张晓，

 

歌舞剧团：崔京生，余泽华，李正，罗远凯，

 

话剧团：萧培禧，万声，

 

图书馆：周远照，

 

煤矿设计院：张学渊，吴希鳞，周家元，郑光荃，张汝闿，李建裕，邓家琦，

 

工厂企业：刘耀荣（电机厂），张平（电机厂），吴却贵（矿山机器厂），朱汝鳌（矿山机器厂），周灏（锅炉厂），马应芳（二针织厂），吕汉章（消防器材厂），曾昭楹（永新肥皂厂），范广授（热水瓶厂），雷克勤（灯泡厂），陈普安（生产联社），胡尔勤（煤管局建筑安装公司），顾大鸣（桐君阁制药厂），

 

民航：熊明鑫，袁达成，

 

工人疗养院：王义珍（南泉工人疗养院），裘庭义（省总工会工人疗养院），

 

电影公司：秦开端，陈敏戎，韩忠良，

 

废旧公司：谢汝卿，

 

从这份名单可知，这批“右派”（包括“摘帽右派”）主要集中于党政机关、工会系统、教育部门、新闻出版部门和文艺界。不过，名单上的“右派”并不代表所在单位“右派”的全部。重庆市文联（作协）“反右派”时在四十余名文艺工作者中就划了十多个“右派”，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二以上（林彦《十年曲折话文学》，见林彦著《历史没有空白》，香港新天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85页），当时大多发配去了长寿湖渔场，但是到1970年时只剩下3人。《重庆日报》发配到长寿湖渔场劳改的本来共有18名“右派”，这时剩下了8人，最后“改正”回到报社时只有6人了。

 

当然，不在这个名单上的单位，不等于就没有“右派”。除去个别已经撤销的单位以外，其他那些单位的“右派”，或者是已经调回原单位去监督劳动，或者是先就发配到了更边远的荒僻山区去接受更为严苛的“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或者是已经在三年大饥荒中死于非命了。

 

 

文化程度

 

这批人登记表上所填的文化程度，除少数人很概略地只填了“中学”外，多数都写得很具体。特别是大学学历方面，是大学一年、二年，还是肄业，写得很老实。有的只填了“专科”，笔者整理时为明白起见均写作“大学专科”。当年这样的学历，自然比如今那些靠权位轻易获得的“党校研究生”之类学历要实在得多。这批人的各种文化程度分别是：

 

研究生：王华东；

 

大学：唐尚灵，萧晋虞，张天授，苏朝纲，曾永臧，杨建，郑杰，杜渐，殷宗炳，李树文，黄德，郑永康，刘慕宇，陈本华，余薇野，聂云岚，刘曼若，崔京生，陈祖翼，李引安，赵子生，何子超，金践之，王文琛，张慧光，陈敏戎，陈西平，刘钊，廖石城，吴希鳞，刘康，王钦福，占一之，刘允迪，詹洸，陈英，余重学，梅吾，赵万仞，郑光荃，文履平，张汝闿，胡尔勤，李建裕，俞舜臣，萧培禧，万声，曾文逵，赵玉昆，李淦，张晓（相当大学）；

 

大学专科：熊明鑫，李春阳，靳叔威，吕汉章，张积成，徐显镛，周西平，周家元，向光棣，曾昭楹，吴德昌，邓家琦，张定华，李国元，周远照；

 

大学肄业：张学渊，孙进，萧思辉，陈忠麟，黎民苏，朱丰衍，秦开端，范广授；

 

大学三年级：廖品云；

 

大学二年级：赵世瑞；

 

大学一年级：练冰梧，蒋维亮，梁耿法；

 

中学师资训练班：阎淑群（文化程度填的中学），冉德瑜（文化程度填的初中）；

 

中学：李多明，杨德明，李岱林，余泽华，胡朝聘，张健，程代泽，刘新加，李正，丁慧江；

 

高中：萧去非，刘时雨，陈欣，甘正常，杨光瑜，卢光特，陈宇，刘焰，陈忠笃，曹贞干，顾学义，成中霖，李普杰，罗成溶，郑汉生，全在云，刘宗钦，龙培云，曾广闻，欧文定，陈初蓉，邓万华，张平，陈普安，刘钧，罗远凯，邢传俊，陈先齐，裘庭义，陈诲德，罗报群，郑大同，李宁熙，郭良彬；

 

初中：周灏，林伯力，王义珍，马应芳，黄焘，袁达成，胡朝栋，周维翰，赖恒国，李武珍，吴却贵，唐轲，李恩章，卢仲秋，蔡容，谢汝卿，韩忠良，朱汝鳌，朱恩源，徐树德，顾大鸣；

 

小学：刘耀荣；

 

高小：欧渊儒，雷克勤。

 

其中，大学（包括大学一、二年级及肄业）文化者即有79人（若加上中学师资训练班的2人就是81人），超过半数。这大概正是毛泽东所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吧？

 

 

打成“右派”的时间

 

打成“右派”的具体时间，主要是其所在单位定案（宣布“戴上帽子”）的时间，有的人实际上在此前就已经遭到批判并下放农村劳动了。从这批人所填写的表上可知，他们大多数是在1957和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也有几个在这之后才被“戴上帽子”的。

 

1957年打成“右派”的有：刘时雨，杨光瑜，孙进，练冰梧，曾永臧，马应芳，高志长，欧渊儒，黄焘，郑杰，李春阳，陈忠笃，陈忠麟，靳叔威，袁达成，李普杰，罗成溶，黎民苏，全在云，刘宗钦，龙培云，胡朝栋，周维翰，徐显镛，刘曼若，崔京生，陈祖翼，余泽华，胡朝聘，张健，程代泽，陈西平，曾广闻，刘康，刘耀荣，周家元，王钦福，吴却贵，唐轲，李恩章，刘允迪，陈英，向光棣，曾昭楹，丁慧江，谢汝卿，郑光荃，雷克勤，陈普安，刘钧，陈先齐，张汝闿，李建裕，俞舜臣，裘庭义，陈诲德，邓家琦，朱汝鳌，郑大同，朱恩源，李宁熙，曾文逵，徐树德，李国元，顾大鸣，阎淑群，周远照；

 

1958年打成“右派”的有：唐尚灵，李多明，周灏，林伯力，萧去非，杨德明，萧晋虞，陈欣，甘正常，张天授，苏朝纲，卢光特，张学渊，熊明鑫，陈宇，王义珍，刘焰，杜渐，萧思辉，曹贞干，顾学义，成中霖，殷宗炳，李树文，黄德，郑永康，李岱林，吕汉章，郑汉生，蒋维亮，陈本华，余薇野，聂云岚，廖品云，李引安，赖恒国，李武珍，朱丰衍，赵子生，周西平，何子超，金践之，王文琛，陈敏戎，刘钊，廖石城，刘新加，吴希鳞，欧文定，卢仲秋，陈初蓉，蔡容，詹洸，邓万华，余重学，梅吾，赵世瑞，吴德昌，张晓，张平，文履平，邢传俊，胡尔勤，梁耿法，萧培禧，张定华，万声，罗报群，王华东，郭良彬，赵玉昆，李淦，冉德瑜；

 

1959年打成“右派”的有杨建，刘慕宇，张积成，秦开端，张慧光，李正，罗远凯，韩忠良；

 

1960年打成“右派”的有：占一之，赵万仞。

 

在1959年（全国已经按照中央指示开始给一些“右派”“摘帽”了）才被打成“右派”的8人，相对集中于4个单位：六中二人（杨建，张积成），出版社二人（刘慕宇，张慧光），歌舞剧团二人（李正，罗远凯），电影公司二人（秦开端，韩忠良）。而迟至1960年才被打成“右派”的2人，都是市委机关干部。为什么这些单位在“反右派”运动已经结束之后还在打“右派”？这显然不好再归罪于“上级命令”、“完成指标”之类的原因了。在《当代重庆简史》中按整风运动总结报告的数字记载的全重庆共打“右派”6596名（俞荣根、张凤琦主编，重庆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161页）这个数字显然并未包括这些在整风运动结束之后另行补打的“右派”在内。

 

他们的登记表中大多没有填写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及被罗织的罪名。只有个别人在简历中写有简略的内容，如梅吾的罪名是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下放干部政策，发泄对1955年反胡风斗争中受审查的不满，攻击了肃反运动。万声也曾在肃反运动中受到过审查。孙进1951年曾以“反革命”罪逮捕，1953年无罪释放恢复职务。像他们这种曾经受过错误处理的人，不能说整人的当权者半点不是，只要在“反右派”运动中对自己的冤屈稍微表示不满即可获罪。曾文逵表中则写有这样可笑的组织结论：“情节不十分严重，态度恶劣，划为右派，送农场劳动”。而李恩章所写更是叫人拍案惊奇：他对“右派”罪名不服，曾问学校支部书记，自己到底在哪些问题上犯了什么罪，书记回答：反右斗争中不左即右，没有中间路线；你是不是左派？不是左派就是右派。寥寥数语，那场运动、那个时代的荒谬即已凸显于字里行间。

 

《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在“反右派”运动开始时曾被派到西南师范学院采访和组稿，著名学者吴宓在1957年7月25日的日记中记载：“宓综答其所问……张天授君对宓约定：（1）以上皆不发表；（2）即采用，亦只采取宓之‘正面’议论；（3）在《报》中刊出之稿，必先送宓审阅过。”（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第三册137页）张天授没有食言，他的这三条约定对吴宓起到了保护作用。然而他保护了别人，自己却身陷“阳谋”。

 

 

“摘帽”时间与“未摘帽”人员

 

这批人的登记表中，有的人填写“摘帽”的时间具体到了某月某日，显然他们对这个时间非常看重。而另一些人则相反，根本就未填写是否“摘帽”或何时“摘帽”，因此这方面的内容并不完整。从已经填写的内容可知：

 

1959年“摘帽”的有：刘时雨，杨德明，苏朝纲，萧思辉，曹贞干，余泽华，

 

1960年“摘帽”的有：林伯力，高志长，殷宗炳，蒋维亮，聂云岚，刘曼若，陈祖翼，张慧光，阎淑群，

 

1961年“摘帽”的有：唐尚灵，陈欣，杨光瑜，张天授，卢光特，张学渊，曾永臧，马应芳，杨建，靳叔威，袁达成，李普杰，黄德，郑永康，刘慕宇，郑汉生，张积成，刘宗钦，陈本华，余薇野，龙培云，胡朝栋，周维翰，廖品云，赖恒国，李武珍，胡朝聘，赵子生，周西平，王文琛，刘钊，李淦，

 

1962年“摘帽”的有：李树文，冉德瑜，

 

1963年“摘帽”的有：萧晋虞，甘正常，孙进，黄焘，刘焰，李岱林，全在云，李引安，张健，程代泽，秦开端，陈西平，廖石城，

 

在抄录表中填写为“未摘帽”，但据知情人指正应为已经“摘帽”的有：练冰梧，陈宇，王义珍，欧渊儒，吕汉章，黎民苏，徐显镛，崔京生，朱丰衍，何子超，金践之，陈敏戎，刘康。到底是他们自己填写时就写错还是后来抄录时抄错？因无原件核对，不得而知。

 

“未摘帽”的则有一大批：郑杰，杜渐，刘新加，吴希鳞，曾广闻，刘耀荣，周家元，王钦福，李正，占一之，欧文定，吴却贵，唐轲，李恩章，卢仲秋，陈初蓉，蔡容，刘允迪，詹洸，陈英，邓万华，向光棣，余重学，梅吾，赵万仞，曾昭楹，丁慧江，赵世瑞，谢汝卿，范广授，吴德昌，张晓，郑光荃，雷克勤，张平，陈普安，文履平，刘钧，罗远凯，邢传俊，陈先齐，韩忠良，张汝闿，胡尔勤，李建裕，俞舜臣，梁耿法，裘庭义，萧培禧，陈诲德，邓家琦，张定华，万声，朱汝鳌，罗报群，王华东，郑大同，朱恩源，李宁熙，郭良彬，曾文逵，徐树德，李国元，顾大鸣，赵玉昆，周远照，熊明鑫。

 

在登记表上未填写是否“摘帽”（据知情人介绍在1970年时均已“摘帽”）的有：李多明，周灏，萧去非，李春阳，陈忠笃，陈忠麟，顾学义，成中霖，罗成溶。他们为什么没有填写？是填写时忽略了？还是认为“摘帽”与“未摘帽”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不得而知。

 

在这份名单上，没有1964、1965年“摘帽”的人员，不知其他地方是否也是如此。文革前的这两年，已经是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高潮中了。阶级斗争的弦已经绷得更紧。长寿湖渔场的这批“右派”中，不但再没有人“摘帽”，反而还有人遭到了更加严厉的惩处：欧文定和梅吾都被判处了“管制”，梅吾二年，欧文定三年。梅吾的罪名是“一贯不认罪服管，并有严重攻击性言论、三反罪行”（据长寿湖难友介绍梅吾“不认罪”的一个表现是：文革中被押着在荒岛上“游街”时，他总是边走边喊“我是右派，我不是右派！”）。欧文定的罪名更荒唐，是因他爱注视偶尔过路的女性，因此被定为“坏分子”。判处的时间是在文革已经开始的1966年底，当时渔场从9月开始进行了“四清”评查，对他们作出判决的时间是11月，这时全国各地已经进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造反时期。而运动步伐相对滞后的渔场却还在执行“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婚姻状况

 

在这批人中，有四对夫妻同为“右派”并同在渔场劳改，他们是：张慧光与刘曼若，刘焰与罗成溶，陈欣与李多明，刘宗钦与廖品云。其中，前两对是原配夫妇，后两对划右后均分别被迫离婚，是到渔场后在劳改中结为夫妻的。张慧光是在妻子刘曼若被划右后，1959年从下放干部补化为右派的。而刘焰与罗成溶的遭遇可算那个荒谬时代的缩影：夫妻俩分别在市总工会和市妇联，是市级机关有名的文娱演出活跃分子，刘焰会乐器演奏，罗成溶能歌善舞，在市里的许多联欢演出中都可以看到这夫妻俩的身影。刘焰本来不是右派，而是作为总工会的下放干部戴着大红花被欢送下来的。对罗成溶被打成右派，夫妻俩都不服。到长寿湖后不久，夫妻俩竟然天真地想另谋出路，去长寿县剧团应聘，凭他们的才能被剧团接纳。但渔场当局得知后，认为是“破坏干部下放政策”，将两人抓回，并给刘焰戴上了“右派”帽子。因这顶“帽子”是渔场当局给戴上的，所以后来“改正”时，刘焰的原单位总工会根本没有划他“右派”的档案，无法进行“改正”。

 

此外，有一对到渔场后才结成夫妻的“右派”是张平与陈敏戎，张平到1970年时还“未摘帽”。陈敏戎前夫离异，有三女一子，与同在渔场劳改、小她8岁的张平在这伤心之地结成了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

 

这批人中本来还另有一些夫妻“右派”，如余薇野与萧莲蓉（重庆市妇联干部），萧莲蓉“摘帽”后已经调回城里另行安排了工作。又如，孙静轩被发配来长寿湖时，已经与前妻离婚，后在渔场与李武珍结为夫妻，孙静轩1963年“摘帽”后调去成都（1959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更名四川分会，迁成都，原重庆作协人员一部分调成都，一部分留在重庆市文联），1961年“摘帽”的李武珍留在渔场继续“改造”，分居多年后，二人于1969年（即填写这个登记表的前一年）离婚。

 

这批人中，夫妻离异的有24人（超过名单上总数的七分之一），他们是：卢光特（妻离异），李武珍（夫离异），陈敏戎（夫离异），刘耀荣（妻离异），占一之（妻离异），詹洸（妻离异），余重学（妻离异），梅吾（妻离异），赵万仞（妻离异），丁慧江（妻离异），赵世瑞（妻离异），张汝闿（妻离异），梁耿法（妻离异），萧培禧（妻离异），陈诲德（妻离异），张定华（妻离异），王华东（妻离异），李宁熙（妻离异），曾文逵（妻离异），赵玉昆（妻离异），李淦（妻离异），龙培云（妻离异后再婚），胡朝聘（妻离异，表上未填），裘庭义（妻离异，表上填“无妻、子女”）。他们的家庭变故，可以肯定绝大多数是出于政治原因。因此，他们中有的人离婚后，丈夫在长寿湖劳改，已经分手的妻子本来在市里当干部，为了照顾前夫的生活，主动要求下放到长寿湖的农村公社担任领导干部……后人将很难想象，“毛泽东时代”那强大的政治压力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压力和经济压力，摧毁了多少夫妻恩爱的家庭。在曾文逵的表中写有“妻离异。有三子（无联系）”，在裘庭义的表中写有“无妻、子女”等语，此中有多少辛酸，后人还能读出来吗？

 

这批人中，独身的有28人（超过他们总数的六分之一。原登记表中填写的是“无妻无子女”，笔者录入时为简便起见一律写作“独身”），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时（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展开“反右派”斗争为界），他们的年龄分别是：俞舜臣（45岁），张天授（40岁），唐轲（38岁），周远照（38岁），郑永康（36岁），陈英（31岁），胡尔勤（29岁），殷宗炳（28岁），刘允迪（28岁），李正（28岁），罗远凯（27岁），孙进（27岁），吴德昌（26岁），陈初蓉（26岁），邢传俊（26岁），裘庭义（26岁），郑汉生（25岁），李建裕（24岁），曾广闻（24岁），陈先齐（24岁），顾大鸣（24岁），罗报群（23岁），郑光荃（23岁），欧文定（23岁），邓万华（23岁），李国元（23岁），吴却贵（22岁），周家元（21岁）。其中，大学文化程度的即占半数，有俞舜臣、张天授、周远照、郑永康、陈英、胡尔勤、殷宗炳、刘允迪、孙进、吴德昌、李建裕、郑光荃、李国元、周家元等14人，另一半人大多数是高中文化，他们的独身，可以肯定主要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被打成“右派”并发配到渔场劳改后，“东风恶，欢情薄”，“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恋爱和婚姻对他们许多人来说都只能成为残留于心中的梦想。“左派”当权者对这些“右派”不仅进行政治上的打压和经济上的制裁，同时还进行人性上的摧残。《重庆日报》记者张天授被打成“右派”时，他的恋人（在一家医院工作）坚决不与他分手，但遭到其家中亲属的激烈反对和“组织上”的严厉要求（不分手就保不住共青团团籍），最后不得不洒泪与他“划清界限”。欧文定在所填表中写有“1966年11月22日在渔场被判‘管制三年’处分”，是什么罪名呢？原来就是当时已33岁尚为独身的欧文定，有时忍不住对路边偶尔过往的女性多看了几眼，就被打成了“坏分子”。后来得到“改正”回到交通学院，欧文定再也未能找到合适的对象成家，一直独身，最后因心脑血管病发作死在家中无人知道，几天后才被发现。

 

这批人中有两对同在渔场的患难夫妻，妻为“右派”夫为“历史反革命”：一对是被打成右派并戴上地主帽子的冉德瑜与后夫李长文（李是市24中教师，1958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与前妻离异，有二女。1962年“摘帽”）；另一对是阎淑群与陈华（陈于1959年在市歌舞团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妻离异，有六女，1962年“摘帽”）。

 

这批人中，还有的被迫娶了当地农民为妻，如：邓家琦（大学专科文化），黎民苏（大学肄业文化），陈忠麟（大学肄业文化）、龙培云（高中文化）、陈忠笃（高中文化），李岱林（中学文化），余泽华（中学文化），程代泽（中学文化），卢仲秋（初中文化），蔡容（初中文化）。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组成的家庭，有没有电影《牧马人》中那样的戏剧性姻缘？无人知道。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真实的生活中是很难会像经过艺术加工的电影故事那样浪漫美好的。

 

此外，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动中，父母（不论是否离婚）任何一方的所谓“政治问题”，还会给子女带来比皇权专制时代更为严重的影响，“右派”子女在升学、就业甚至找对象等方面都属于低人一等的贱民。从这批人的表上可知，他们中有子女的有：

 

唐尚灵（三子），李多明与陈欣（一子），周灏（二子四女），林伯力（二子），萧去非（二子一女），刘时雨（二子一女），杨德明（一子一女），萧晋虞（二子），甘正常（一子），杨光瑜（二子），苏朝纲（一子一女），卢光特（二子一女），张学渊（一女），练冰梧（一子一女），熊明鑫（一子一女一继子），陈宇（三女），王义珍（二子），马应芳（二子二女），高志长（一子一女），杨建（一子二养女），欧渊儒（二子二女），黄焘（一女），刘焰与罗成溶（一子一女），郑杰（二女），李春阳（一子一女），萧思辉（一女），陈忠笃（二女），靳叔威（四子二女），曹贞干（一子二女），顾学义（二女），成中霖（二女），袁达成（四女一子），李树文（二子一女），黄德（四子一女），李岱林（一子一女），吕汉章（二子五女），全在云（三子一女）朱丰衍（二女），何子超（一子一女），刘慕宇（二子一女），黎民苏（一女），张积成（三子一女），蒋维亮（一子），刘宗钦与廖品云（各有一女和一子二女），陈本华（三子四女），余薇野（一子），龙培云（一子二继子），聂云岚（二子二女），胡朝栋（四女），周维翰（三子一女），张慧光与刘曼若（二子），崔京生（一女），陈祖翼（一子二女），李引安（一子一女），赖恒国（一子），余泽华（二女），李武珍（二女），张健（三子一女），程代泽（二女），赵子生（二子二女），秦开端（三子一女），周西平（二子三女），金践之（三继子女），王文琛（一子四女），陈敏戎（三女一子），陈西平（一子），刘钊（一子），廖石城（二子五女），刘新加（二子），吴希麟（一子），刘耀荣（一女），王钦福（二子二女），占一之（一子），李恩章（一子一女），卢仲秋（二子一女），蔡容（一子一女），詹洸（二子一女），何光棣（二女），余重学（二子一女），梅吾（一子），赵万仞（一子），曾昭楹（三女），丁慧江（二子一女），赵世瑞（一女），谢汝卿（三子二女），范广授（二子一女），张晓（一女一子），陈普安（三子二女），文履平（二子二女），刘钊（二子二女），韩忠良（一子），张汝闿（四子一女），梁耿法（一女），裘庭义（一女。表上未填），谢培禧（二子四女），陈诲德（四子一女），邓家琦（二女一子），张定华（三子），万声（一子），朱汝鳌（三女），王华东（一女），郑大同（二子），朱恩源（四女一子），李宁熙（一女），郭良彬（二子二女），曾文逵（三子），徐树德（一女），赵玉昆（一子），阎淑群（一子一女），李淦（二子二女），冉德瑜一子）。

 

这115人的“右派”问题，就直接株连影响到他们的306个子女，这些子女的生活自然是另一部辛酸史、苦难史了。

 

工资收入

 

这批人的工资收入，按数额高低排序如下：

 

92.5元：占一之。

 

86元：卢光特，廖石城。

 

83元：赵万仞。

 

78元：刘慕宇。

 

73元：吕汉章。

 

69.5元：朱丰衍，刘康。

 

67.5元：萧去非。

 

66元：全在云。

 

64.5元：陈宇，詹洸。

 

62元：聂云岚，周西平。

 

60元：曹贞干。

 

59元：苏朝纲，萧培禧。

 

57元：顾学义。

 

54.5元：成中霖。

 

53元：周灏，陈欣，陈祖翼，丁慧江，赵玉昆。

 

51.5元：靳叔威。

 

50元：张健，金践之，王钦福。

 

49元：张晓。

 

48.5元：杨德明，文履平。

 

48元：张定华。

 

47元：邓万华，梅吾。

 

45.5元：张天授，刘新加，唐轲。

 

45元：张汝闿。

 

43.5元：张积成。

 

42.5元：刘时雨，李岱林。

 

42元：余泽华，向光棣。

 

41.5元：张学渊，欧渊儒。

 

41元：陈敏戎，陈初蓉，裘庭义，李淦。

 

40.5元：余重学。

 

40元：练冰梧，马应芳，高志长，陈忠笃，罗成溶，殷宗炳，周维翰，朱恩源。

 

38.5元：杨光瑜，廖品云，刘钊，谢汝卿，，雷克勤。

 

37.5元：吴希鳞，卢仲秋。

 

36.5元：刘钧。

 

36元：黄德，何子超，曾广闻，朱汝鳌。

 

35.5元：李多明，林伯力，李武珍，刘允迪。

 

35元：郑大同。

 

34.5元：张平。

 

34元：唐尚灵，王义珍，余薇野，崔京生，赖恒国。

 

33元：陈本华，刘耀荣，陈诲德，郭良彬。

 

32.5元：黎民苏，刘宗钦，徐显镛，胡朝聘。

 

32元：胡朝栋，王文琛。

 

31.5元：萧思辉，李普杰。

 

31.4元：秦开端。

 

31元：郑汉生，蒋维亮（注：实为12.5元），龙培云，刘曼若，李引安，张慧光。

 

30元：熊明鑫，陈忠麟，袁达成，李树文，郑永康，赵子生，蔡容，陈英，曾昭楹，范广授，吴德昌，胡尔勤，邓家琦，王华东，李宁熙。

 

28.5元：欧文定，邢传俊。

 

28元：甘正常。

 

27.5元：程代泽。

 

26元：陈先齐。

 

25元：萧晋虞，刘焰，陈西平，周家元，李正，吴却贵，李恩章，赵世瑞，郑光荃，陈普安，罗远凯，韩忠良，李建裕，俞舜臣，梁耿法，万声，罗报群，曾文逵，徐树德，李国元，顾大鸣。

 

23元：周远照。

 

20元：杨建。

 

18元：阎淑群。

 

16元：孙进，曾永臧，黄焘，郑杰，杜渐，李春阳，冉德瑜。

 

最后这7人每人每月只能拿到的16元，和前面一个人每月拿的18元，实际上不是工资，而是生活费。只能维持其个人的最低基本生活所需。这些人中除孙进是独身，杜渐的表上未填写此项内容外，曾永臧有妻子；黄焘有妻子（同为右派）和一女；郑杰有妻子和二女；李春阳有妻子和一子一女；冉德瑜前夫被镇压，有一子（同在渔场的“反革命”后夫也只拿16元生活费，还有二女）；每月拿18元生活费的阎淑群有一子一女（同在渔场的“反革命”丈夫工资62元但有与前妻所生六女）。

 

此外，因这批登记表填写于1970年底，当时许多人的工资已经略有调整，因此还有表上未能反映出来的更低的收入，如蒋维亮，表上填的是收入31元，但据他本人回忆，实际上他到长寿湖后只拿到7.5元，1960年摘帽后也未变，直到1962年初才提为每月12.5元，1974年调重庆市曲艺团当美工兼做电工及舞台装置等打杂工作，才按25级（干部最低级）待遇拿34.5元。王义珍回忆她摘帽之前也一直只有每月8元，当时她还认为自己是最低收入，后来听说有的人只拿7.5元，才知道还有比她更低的。这样微薄的收入，真不知他们如何持家度日！

 

其他的人当中，有的刚被打成“右派”时也是只发生活费，后来因“摘帽”等因素才有所增加。令人不解的是，孙进、曾永臧、黄焘、李春阳都已“摘帽”，为何还只发生活费？原来，他们都是文教系统的“摘帽右派”，“摘帽”后渔场将他们送回原单位，但原单位不接收，又退回渔场来，渔场就只给他们发16元最低生活费作为“工资”。据当事人回忆，此表上30元上下的“工资”，都是在“摘帽”后才由15至18元生活费增加上来的。而且这其中还有这样的怪事：郑汉生、李宁熙等在总工会被打成右派后，生活费、医疗费全由原单位拨付，最初只发给生活费15元，比一般的18元还少3元（郑汉生曾为此多次写信申诉却被认为是“认罪态度不好”）。直到“摘帽”后，郑汉生的工资才定为干部最低级34.5元。但长寿湖渔场的管理人员竟向总工会提出将他工资的“零头”砍掉，改成了30元，以后加1元补贴后成了31元。

 

从这些人的工资数额看，竟有54个不同档次，有的上下两档间只相差0.5元甚至0.1元，这显然不是正常的工资档次（当时的行政级别只有28个档次），而充分显示出当时那种“人治”状态下的随意性和恶意性。这也是如今被一些人忘却或故意“忽略”的“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优越性”。

 

这些被打成“右派”发配渔场劳改的人，都是在“戴上帽子”的同时就被降职、降级、降薪（许多人的登记表上都写有这“三降”，笔者整理时为简明起见略去了），有的甚至被开除公职。降级最多的，有文履平被降了六级（表上未填写），练冰梧被降了五级，林伯力、顾学义、殷宗炳、胡朝栋被降了四级，张学渊、陈宇、马应芳、、罗成溶、张积成、聂云岚、朱丰衍等被降了三级。周家元则是“书记、院长宣布：本应降三级处分，无职级可降，发给生活费下放农村劳改。”另一些人只写了“降级”而未写明降了多少级。

 

他们的登记表上没有粮食定量及其他供应情况方面的内容。在那个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物资匮乏时代，许多东西是仅有钱还不能买到的。在长寿湖渔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吃粮票”的故事：作家张晓在渔场劳改期间，经常饿得发慌，其妻（小学教师）想尽办法从自己和孩子口里省下来10斤粮票，要带给他，但又怕被人发现后落得个“破坏改造”之类的罪名，便用从革命传统故事中学来的办法，将粮票夹在一个自做的饼子里给他寄去。他收到后，一看有吃的，顾不上读信，先把饼子狼吞虎咽几口吃掉，然而再慢慢读信，这才看到信中说饼子里夹有10斤粮票！他悔恨万分，捶胸痛哭……

 

全国“右派”到底有多少人？据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说：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达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这个数字中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据估计这样的“右派”不下十万人，此外还有不戴“右派”帽子而作“内控”的“右派”……（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5月第一版17—18页）又据最新资料称，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见2009年第2 期《炎黄春秋》杂志10页，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

 

长寿湖这151个“右派”（包括“摘帽右派”），在全国百万“右派”中只占极微小的比例。可以说只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然而，有时一滴水也可以反映出大千世界。

 

据报载，近年来已经开发为旅游景区的长寿湖，将动工兴建数百平方米的人造海滩，花巨资从广西银滩运来银沙，打造出一片巴厘岛那样的纯东南亚风情休闲胜地。当后人们在不久的将来到这人造海滩休闲度假时，还能想到当年这里曾有过的那些辛酸与苦难吗？还会知道此地曾被“右派”们在申诉书中称之为“西伯利亚”（沙皇俄国时代的流放地）吗？

 

我们经常用来教训别人的一句古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不是也该用来警醒一下自己？

 

长寿湖是不是可以学习湖北咸宁把当年文化系统五七干校旧址开发作为旅游景点那样，把当年的“右派”劳改旧址也开发作为旅游景点，供人们参观？

 

是不是还可以在长寿湖畔立一块碑，将那些曾在这里劳改的“右派”们的名字刻上，作为永久的纪念？

 

 

                

 

  写于“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纪念之际

 

                   2007年9月2日初稿于重庆风江阁

 

                        2009年“十一”前后修改

 

 

右派言论初步研究：以四川为例（修订版）

 

冉云飞

 

 

冉按：这是今天中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午餐会上的一个演讲所讲的题目，在探讨之前，请让我重申一次，这是提纲，如有不当之处和不洽之处，请朋友们提出并谅解，以便再作修证，形成文章，在研究性刊物上公诸社会。

 

 

一：方法与判断

 

1：实证与个案（史料、史源、史辨）

 

2：道德评判和事实评价（“正确”与“真相”。杜光《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中说“反右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力量同新专制主义政权的第一次对决”，我认为有拔高之嫌。同时，姚监复认为反右应该正名为“五七民主运动”，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提法。）

 

3：感情表达与学术研究（情感与理性）

 

 

二：讨论样本

 

全国各地关于右派的言论车载斗量，要全部做出分析，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作。而这只有等积累更多的资料后，才能进行整体把握，但在整体分析研究之前，可以先进行区域性的研究与分析，为后面的研究打下基础。但全国的右派言论，他们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应该是大同小异，所以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右派言论的概括性分析与总结，也自有其意义。本次所分析的各种言论，总共有《四川右派言选辑》共7期，省文联代表简报二期，《重庆右派言论选辑》共三辑。具体情形如次：

 

《四川省右派言论选辑》第1辑，上有“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万传和翻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编，1957年7月20日第一辑，25页；7月23日第二辑，省工业厅杨冠五、铁路局张纯五，民委钟汝为、城建设计何裕德、地院学生廖翼中、西南音传唐传忠；7月25日第三辑，有铁路局李昌明等为胡风辩护，26页；7月28日第四辑“大字报专辑”，32页；7月30日第五辑27日民盟及学校；8月5日第六辑与第七期同出，6辑为为董时光专辑，22页；8月26日第九期，关于流沙河与石天河，共31页；10期9月5日，共36页。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简报第14号，1957年'11月23日，秘书处编印，会议参考资料，不得外传，批评张默生、刘思久，甚至提倡学生揭发刘思久，其中有现在出名的书法家周浩然；《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二辑，此期为工商界，有康心如等人；第三辑，此期为民主党派专号，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导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37页；第四辑包括地质局、公安局、商业局、税务局、总工会、纺织站、文化局、自来水公司、百货公司、西南供销局等，99页）

 

 

三：右派言论涉及领域与大致内容

 

1：关于档案问题（档案者本人有权看自己的档案）

 

2：关于受教育权利问题（1956年人大招收研究生只收党团员）；关于取消政治课，党委不应进学校。

 

3：关于迁徙自由、通信自由、择业自由（使用干部可由南斯拉夫一样的公开登广告之自由竞争；个人亦可登广告自由择业）、新闻出版及言论自由。（省人民银行干部刘历耘说胡适骂过国民党，证明那时有自由。他做过新中国日报（青年党党报）的主笔，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教育厅厅长还来给我解释）。

 

4：关于统购统销（排队购物，买不着东西，统一票号，发布票等）

 

5：关于土改、镇反、肃反、民改（民族改革，大汉族主义，钟汝为认为党与民主党派是“相近如冰”）、三反五反（打、跪炭渣、晒太阳、吊起来背上石头，吊指头，晒太阳，在街上敲锣游行，打眷属等，此为杨冠五讲）

 

6：关于苏联问题（认为共产党出卖利益。要求收回瑗辉条约所失去的百万平方公里土地，1939年苏联收回波兰侵占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难道我们就要说他们反动？香港的割让比瑗辉还早。把党的利益凌驾于民族之上是不对的。1946苏联强奸民女，发红军票强行把机器拆走。苏南关系好转以后，又说南好，此前说其坏）

 

7：独裁政权（否定阶级之存在。重庆自来水公司文化教员熊绩说，没民主，实党主；党强奸民意；强迫人民信仰他的主义）

 

8：关于通信自由。

 

9：党员干部的特权。（如第四辑之大字报专辑中仿“八项注意”骂特权）

 

10：高饶问题（也许有宗派问题，但不是什么反革命活动，更不能用暴力去镇压）

 

11：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批评毛的问题相当多，如说彼时的农业部长部长助理驱逐新闻记者还提拔，1952年毛过日大规模庆祝，就是搞个人崇拜）

 

12：南斯拉夫问题（自由竞争，不搞阶级斗争，铁托说，“社会主义是为了人”，不少人说向往南斯拉夫。不改造思想。斯大林份子是劳动生产率越高，工资增长却越低。冉注：也并没非完全如意，他们自己的人民，你要看电影《小英雄托托》与《没有天空的都市》等，就会知晓）

 

13:关于波匈事件。

 

14：朝鲜战争。

 

15：涉及到民主党派（如重庆纺织站的陈昌枚认为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底下苟延残喘）

 

16：党委领导师及党委要检查思想、党委公布人事部门补助原则（名单、身分、理由、补助次数等），这些言论主要来自张默生、刘思久等川大中文系老师。（川大一些右派言论发表在《热风》上）。

 

从批评右派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右派言论表现在哪些方面，只是四川省图书馆1957年11月所编印的《反右斗争资料索引》（16开，75页）来看，也不难现存的各种右派言论，互相对照，以展现右派言论所表现的各个方面。省级以上报志所发社论共403篇，但我这里只罗列的是他们所进行的综合言论的基本分类。

 

1：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2：驳斥右派分子的“党天下”谬论

 

3：在肃反问题驳右派

 

4：我们唾弃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

 

5：不许右派分子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捣鬼

 

6：党的农村工作政策是正确的

 

7：工商界应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8：少数民族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里

 

9：宗教界坚决反击右派

 

10：侨胞热爱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11：人民军队永远忠实于党同人民

 

12：不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科学事业必须由党领导

 

13：加强党对高等学校教育事业的领导

 

14：保卫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及文化事业

 

15：揭穿右派分子“新闻出版自由”的阴谋

 

16：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做一个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17：民主党派拥护反右斗争

 

 

四：右派言论涉及领域的数据统计

 

此种统计是根据言说内容所进行的统计，一个人可能涉及的内容很多，故作了多次统计，这是必须预先说明的，但总的发言人数字并不因此改变。出身统计，地主12，反动军官3，中农2人，商人1人，贫农1人（对蒋文扬的介绍是“农村二流子”，解放贩卖过毒品，并冒充中共党员和农会副主席）。成份统计，学生4，旧职员4人，店员1人。这次所统计的人数为22（重庆右派选辑第四集）+1（董时光）+10（第五辑，再加一些学生团体如西南音专呐喊社、群言堂、热风）+16人（第一辑）+11（第七辑）+2人（流沙河，石天河，第九辑）+13人（第十辑）+5人（重五）+5人（重三），最终为85人。

 

1：涉及言论、新闻、出版、迁徙自由：共有3

 

2：涉及到胡风反革命集团，2人

 

3：涉及对党团员及干部不满的人 10人（重庆陈民锋党员的几件法宝，如合金饭碗，直升飞机，戒尺一把，上方宝剑等；聂成器认为党员基本上都是秦始皇，有千百万秦始皇）

 

4：涉及到铁托和波匈事件 9人（苏联不该出兵匈牙利，出兵就是侵略，违反联合国宪章，地院龚慕麟所说）

 

5：涉及到苏联不满与批判斯大林的 7（反对俄文必修，反对照搬苏联教材）

 

6：涉及社会风气 25人

 

7：涉及马克思列主义及共产党20人（如取消党在学校及企业中的领导，同意党天下的观点，如民主党派要求共产党开放政权），

 

8：涉及肃反与三五反运动及其积极分子10人次

 

9：涉及人事及职业自由4人，

 

10：农民生活困苦及物价上涨 5人

 

11：涉及到民主党派7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很好，但内容与形式要一致）

 

12：涉及取消政课，实行学分制（系钱伟长所说），取消党委制、学生毕业方案和档案要公开。（成都大学生的普遍要求）

 

13：宪法是空架子，国家政治生活极不平等（川师学生张文亮）。

 

14：涉及到学校的事情10人。要另组由非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组织共产主义联盟，对现在的共产党进行监督。目的有三：一条是实现真正民主，一条是清除三害，一条是发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川大周时亨）。现在不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是党员专政，是党天下。现在的民主是假民主，是独裁专政，选举是做样子（川师李志立）。地院龚慕麟说“只有马列主义是不好的，为什么不许有别的主义存在呢”，“我不承认有阶级，划分阶级是错误的，我知道你们有阶级，我不代表任何阶级”。

 

15：同情流沙河的毒草16人。

 

五：冯元春、董时光、李昌明言论概说

 

冯元春、董时光、流沙河当时四川三位大右派，但除了流沙河先生因诗及写作出名外，其余二位很多人并不了解。他们三个人的言论当然不能代表四川右派的言论，但从中也可以分析出右派言论之一斑。

 

关于冯的言论出现在《内部参考》和《四川右派言论选辑》中，这里插说一下我这次看到的《内部参考》。囚徒困境与信息不对称。《内部参考》与李煦和曹寅的奏折制度。1957年6月9日生物系四年级学生冯元春在川大贴出大字报，说6月12日要作一个演讲。据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此材料为省委川大工作组所发）说12日有二千多人参加。冯元春的演讲标题很长“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的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其主要内容有：1、毛主席的特权思想和个人崇拜——从高饶问题——胡风问题——毛儿媳女留学问题谈起（毛完全是搞个人崇拜，借机搞政敌，别人没暴动，把别抓起来，是违宪。同时说高饶侮辱妇女，但为什么没有妇女指控他们呢）；2、胡风案件（是典型的将学术文学问题政治化，宗派主义倾向，是文字狱）；3、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毛曾是农民，但1954年发生的粮荒根本不管农民死活）；4、共产党的剥削有四个方面：臃肿的官僚机构、党员是上等，团员是中等，群众是下等、奴才论，共产党喜欢用奴才而非人才、党团员都是便衣警察。5、共产党没有面向生产，没有面向科学。成天搞阶级斗争，对苏联照搬，毛没有一点民族气节。6：铁托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观点均载于《四川省右派言论选辑》（第一辑）以及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6月18日。与冯元春齐名的还有化学系的周时亨组织的“共产主义联盟”，风雨社的“佛教与共产主义”。

 

董时光的主要言论。一、党群关系（党员与非党员都有两面性，党员业务差，政治优越，非党越则反之。政治吃香后党员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二、高等学校的领导问题（以才为先，党员不应该有优先权，反对党委制）；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结合他在西师四年的实际经验，罪名是说怪话，反领导，就因此只让他当讲师，而那些听话的不学无术的却是教授副教授）；四、要纠正各项运动的偏差；五、关于民主问题；六、关地政治课的问题。

 

 1957年6月，当时成都铁路管理局职员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化名，发表《为胡风鸣不平》的长篇演讲，这个演讲见于（《内部参考》1957年2251期，第98页）和《四川右派言论选辑》（第三辑）。 其主要论点如下：第一，以大量事实说明胡风没有反革命身份。二，如果说胡风参加过“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1937年作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及大部分起义人员将同罹此罪。 第三，与陈焯之关系仅为一般社会关系。不是反革命组织及工作关系。“所周知，周总理与蒋介石集团中多人往还，宋氏三龄见解各殊，均未认作反革命关系，何独胡风别有看待”。第四，胡风集团只能是一些偏见的学派，五四运动前后的创造社、新月派、语丝派，互相攻击，极尽诋毁、污骂能事，郭沫若攻击鲁迅所用辞汇其恶意不在胡风之下，鲁迅与梁实秋论战作用语词亦尖锐之极，可见文人相轻，历史皆然，不能对胡风有所偏颇。第五，从法律观点看，胡风集团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国家有形的损害。“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上无一条对胡风集团适用，全世界任何一国民法、刑法（包括苏联在内）均未载有以文艺形式对文艺问题上的意见或攻击足以构成的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罪。美国的斯密斯法（Law of Smith）对国内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的迫害均未在学术领域或文艺范围内引用，也未有这种事实。”

 

六：关于右派言论的基本看法

 

我对他们在彼时的高压下和短暂的鸣放中，所绽放出的思想之花，表示敬佩。我尊敬他们的言说努力，更同情他们的遭遇，但也据实而谈我右派言论的一些基本看法。

 

1：右派言论与意识形态认同（意识形态恐怖）之间的紧张。我认为如果包括台湾的话，在一九八七年以前，中国一直没有西方意义上或者说政治上意义上的政党，有非常强的帮会性质。这样的党，必有极强排他性，力倡阶级斗争，主张暴力革命，喜搞群众运动。垄断无孔不入，主宰生活中的一切，必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2：右派言论与其所受教育。目前我发现年龄比较低的右派分子，虽无右派之名，但有右派之实的就是未成年人，亦即出生年龄的上限基本是1940年，而下限在则独及晚清出生的人。其间以清末民初与三十年代出生的人较多，前者是成人知识分子，后者是以大学生为主体。这样的基本教育底子，使得他们对自由有相当之体认，对党派有一定的排斥，哪怕是经过七年的改造，依旧不泯其自由之心。如果从小学开始就接受的共产党的基本教育，其质疑政府与人权的争取能力，无疑会减弱不少。

 

3：这些言论涉及到各个方面，但很少涉及经济方面，即涉及到也是工商业者关于定息不是剥削之辩驳，很少涉及到公有制对自由的伤害。如果把五七反右的基本言论，也视作自由知识分子的余脉的话，他们的言论基本上继承了中国自由义知识分子对经济自由缺少关注的一贯做法。中国的积贫积弱，使得即便懂经济学的人，也充满着类同于凯恩斯的干涉主义，如马寅初先生等亦不免。胡适先生在二十年中期待别是1926年对苏俄有一阵子的认同，原因当然很多，比如当时知识分子的左倾，比如苏俄的对外宣传等，但也以胡先生在经济方面甚少措意不无关系。这一点都是哈耶克比他高明之处。此点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普遍缺乏，储安平、罗隆基等也不免。

 

4：他们看法很深刻，很勇敢，但也有共产党后来为了批判他们而断章取义夸大的一面。因为现在保留下来的右派言论，是经过他们“整理”的，虽能保持一种真实，但也不可完全相信。比如重庆纺织站右派蒋文扬先生，他看到我将他的右派言论贴到博客上，并将共产党所用的标题“我恨共产党”也贴上去，他说他没这样说过。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他几十年搞忘记了，但是这提醒我们在评价这些言论时，应该留有余地。其这蒋的恨共产党，是说我在“公司恨共产党”，早恨公司的共产党员，并非抽象地恨共产党，所以他对我在博客所弄出来的标题，表示不解。但蒋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天下”。

 

5：五十年前言论与今日言论同获罪的例证。西南地质局蒋仁德的日记被告发，其中有许多属于同事之间的牢骚，但在他在1955年7月1日里写了一则“今天是党的生活（日），也是大家的灾日”。〈十一是中华民主的灾难日》，被判颠覆国家安全罪十二年。陈昌枚批评本来是涨价，硬说是调价。和今天的统计官员，说中国的物价还不是世界上涨得最快的，何其相似的，不同的是批评物价可能不会被打成右派了。如北大历史系学生首先于1957年5月19日发的大字报内容是，“团代表是怎样产生的？”，1986年科大学生游行便是如此相同的质问（见方励之《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退潮》）。

 

6：言论中的创伤记忆与我们的重新构建。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亚历山大在《文化创伤和集体身份认同》一文认为，创伤是极可怕的事件。历史灾难中的客观模式和文化构建。

 

7：总体说来，有的言论亦甚受共产党的话语言说模式的影响，即充满阶级斗争学说和仇恨教育的影响,思维处于“人民日报化”和“新华社化”的状态之中。以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态度来批评共产党，这是一种言说上的悖论，即他们争取自由民主之思考都充满着不少专制的因素。即他们的思路里也充满一些阶级斗争学说的成份，对歧视他们虽然很看不惯，但他们看不惯的歧视，只是与自己身份有关的歧视，如所谓工农子弟没有得到重视，相反倒是那是剥削阶级出身的，阿谀逢迎，爬上去了（冯元春）。阶级斗争学说是一种公开的歧视性学说，但他们在评论社会问题，也不免受此种看法之害，而没有太高之认识，这是我们也不必为他们忌讳的。另外，冯元春对共产主义还是深信不疑的，就是1957年6月17日给陈嘉能的回信也说，“我最大的希望是美国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目前美国生产力还超过苏联12年，既然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那天美国已经准备好了物质基础，可以飞跃地突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川师李志立认为党不够纯粹，应该重新考虑党的性质，不全是工人阶级，他们背叛了自己。其实不在于党不纯不纯粹，而在于这党是不是一党独大，是不是允许公开竞争？

 

 

七：我对反右的“盲人摸象”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并非只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整肃。但不少研究者由于资料的缺乏，并且由于对四九年后中国政治制度没有整体的把握，加之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发表的诸多言论所造成中的整体影响，因此常把它只是当作事关知识分子的一场整肃运动。这个判断在知识界虽然有一定的市场，但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反右运动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党内到党外，从知识分子到农民工人，从成人到未成年人，从市民到军人，从尘俗之人到宗教人士。农民工人中的右派当然不叫右派，叫坏分子或落后分子；而未成年人中则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是承接着1957年而来的，名字叫1958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坏学生分为三类及四类学生，使他们身受其苦，现今大陆刚出的内部第一手史料，也是受害人亦即我的忘年交王建军先生所编《五八劫》，这里面有非常翔实的反应。另外，还有些东西，外界所知较少，如成都市佛教界返动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实录，档案完全在我手中，可以证明反右根本不只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整肃运动，从其迫害的深度与广度上来看，可以在某种程度看作是文革的预演。

 

既然不只是一场关于知识分子的整肃运动，那么反右中辩论不休的“阳谋论”和“引蛇出洞”是否就有根本性的意义？我认为这并不像大家热衷和想像的那般大。究竟是否引蛇出洞，是否阳谋，现在存在争议。存在争议，是由于档案的不解密，资料的不开放，研究的不自由，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即便开放我们也只有在占有资料的基础还原一个法律事实，进而无限接近于客观事实。即要完全坐实毛泽东的阳谋和引蛇出洞在反右运动所占的比例有多大，可能无法实现。当然研究毛泽东的“阳谋”和“引蛇出洞”可以看成是毛泽东本人的政治阴谋上一个“发明”，但事实上反右并不取决“阳谋”和“引蛇出洞”。阳谋和引蛇出洞并不改变反右的实质，只是毛泽东玩弄权术，让人始料未及而已。但事实上，有无阳谋，像反右运动这样的运动终究会在这样的制度下发生。换言之，反右运动绝不是一个偶发性的灾难，它是由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性质和制度实验所决定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毛在1926年2月1日《中国农民》杂志上早就说过，“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乃极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敌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痛恨与反智情结当然，不只是有些人所分析的那样，是因为在北大那段失败的经历所带来的报复。这种心理上的因素不能说对一个人做事不起作用，但如果只从此来判断，显然小看毛所属党及组织的统一理念，早在1922年12月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说过：“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拒绝同中国国内外的反革命力量结盟。应当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的动荡情绪，以便从中找到一些最有价值的坚定的革命分子，来组织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郭恒钰、基科连科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一卷》台北东大公司1997年91页）1947年10月27日谈统战的文章和11月30日发给斯大林的文章里，早就说到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以及抛弃民主党派的问题。

 

极权制度下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偶尔说过一些“重用”知识分子的好话，只不过是一种为专制服务的策略罢了，这和他们在得鼎之前大打名主自由牌，而在得鼎后，开创了极权新的里程碑，是同样的道理。“阳谋”还是阴谋，都只是毛整人的手段，是极权的统治手段，只是这手段太过侮辱人之尊严、人格和智商，使人特别愤怒而已。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四九年后整肃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比较特殊的手段而已。至于朱正先生在关于反右的评价时说，毛泽东有改善执政党的善良愿望，并因此与李慎之、张成觉等先生发生不同看法。我赞赏朱先生的冷静理性的态度，但他对极权制度为恶的判断与对毛的认知，未免太过善良。四九年后所发生的诸种灾难，可能都不能支持朱先生的看法。

 

有人或许会说，你这不是倒推历史，搞逻辑推演吗？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我们完全不倒推历史，不可能，因为我们只有向后看去发掘第一手材料，才能逼近事实。但倒退历史，并不是建立在逻辑推演和假设基础上。而是共产党于在野时与执政时的政治文献和实际行动的具体资料，总结出来的。比如整肃知识分子，延安整风是一例，在得到政权之前的威胁利诱也是一例，标志性事件应该是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陈垣《致胡适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再到费孝通五零年所写的《大学的改造》与《我这一年》，以及潘光旦、孙毓棠等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活动，从而写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通过高级知识分子的转变来愚弄一般知识分子，通过一般知识分子来愚民，这样一个链条，是他们一直在做的工作。整肃知识分子，三反五反以及肃反中没有少挨整，批武训传，胡风反党集团，批胡适洋洋八大册，四百多篇，批俞平伯的红楼梦。任何政治没有良性竞争，就像生活中的诸种领域没有竞争，那么是相当可怕的，党天下是四九年后中国社会的现实，这样的现实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尽管这些社会问题好像因为高压而为大多数人不知，但不因此表明这些问题不存在。五七年发生这一系列的问题，有国内及国外的多种因素，但即便不在五七年发生反右的事件，我认为也会发生其他相应的事件，这是由一党集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到如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极权统治，没有哪一年不折腾的，折腾是极权社会的一种普遍社会特点，所以才靠运动加上恐怖来完成诸种统治。

 

 

 

1949之后：中共领袖反右众生图

 

 

在半个世纪以前的那场反右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们都是如何表现的呢？

 

 

毛泽东钦定右派
毛泽东不仅直接发动和指挥了这场运动，而且亲自划了许多右派，包括文艺界的很多

 

名人，例如曾经和毛泽东关系密切的著名作家冯雪峰和丁玲。
冯雪峰，1927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中共的长征。1934年开始就与毛泽东关系密切，

 

曾经在上海帮助毛泽东找到失散多年的两个儿子，并且设法送到苏联。毛泽东曾经对别

 

人称赞冯雪峰说：“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就会打游击！”后来毛泽东还曾经亲自指

 

示周恩来营救被国民政府逮捕的冯雪峰。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冯雪峰曾经担任人民出

 

版社社长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丁玲，1932年加入中共。1936年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以后，与毛泽东私人关系

 

密切，是极少数可以自由出入毛泽东住宅的人之一。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丁玲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
       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将冯雪峰和丁玲打成右派。当年负责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1975年说：“文艺界反右是主席亲自抓的。”“批判冯雪峰、丁

 

玲，是主席亲自抓的。”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说：“当时毛泽东连什么人是右派在心里面已经有谱了。他提到了萧军和丁玲，说“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过了5个月，反右的时候，萧军和丁玲，两个人都是大右派。”

 

没有新账翻旧帐
    毛泽东当时说：“比如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此外，毛泽东交给周扬一个名单，指示他把名单上的丁玲、萧军、艾青等人都定为右派。周扬在一次汇报时问：“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翻延安的老帐！”
   于是，在1958年第二期《文艺报》上重新刊登了这些人1942年在延安整风期间被批判过的文章，标题就叫《再批判》。编者按中写道：“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

 

相信哪个毛泽东?

 

毛泽东还亲自在编者按中写道：“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不知道当时毛泽东是否记得，在1940年中共组织部为丁玲南京被捕一事作结论时，他曾经亲笔加上最后一句：“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1942年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时，毛泽东曾经为丁玲辩护，并且说丁玲和当时被清洗的作家王实味不一样。
    在1949年之前，毛泽东还曾经几次说“丁玲是个好同志”。但是到了反右运动，毛泽东就指责丁玲是“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他说：“进了共产党，他要反共，共产党反共！丁玲、冯雪峰不是共产党反共？”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也曾经手下留情，保过一些人，例如上海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九三学社社长许德珩、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以及自己的老朋友章士钊。毛泽东说：“对一部份人批评从严，处理从宽，如荣毅仁等。”

 

周恩来入党介绍人成了右派

 

有一个右派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直接的关系。他就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之一的张申府，曾经与李大钊等人共同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中共建党，是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张申府参与组建黄埔军校，并且推荐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张申府于1925年退出中共。

 

张申府和毛泽东也有一层特殊关系。据张申府回忆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是助教了。毛润之来馆做见习书记，月薪八元。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张申府还回忆说：“1945年毛润之到重庆，他请我吃饭，十分客气。但当我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时，他面上顿现不豫之色。我在这本书扉页的题词是：‘润之吾兄指正’。”

 

毛泽东报复当年的老板
    在中共建政前夕的1948年年底的一天，一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去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会见中曾经酸溜溜地说：“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其实，这批“民主人士”里就有张申府的夫人刘清扬。但是毛泽东故意不接见她，告诉她的理由是：张申府在1948年10月发表的文章《呼吁和平》，拥护国民政府，指责中共，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于是刘清扬在报纸上把张申府大骂了一顿，并且宣布与他离婚。

 

张申府回忆说，毛泽东以后还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据张申府回忆：“解放后我因《呼吁和平》一文受到批判，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章行严（士钊）曾请润之缓颊，让我出来工作。润之说：‘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未允。”正因为如此，1949年以后，周恩来为安排张申府的工作大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将他安排在北京图书馆做研究员，“冷藏”起来。
    1957年，与章伯均非常熟悉的张申府在一次会议上说：“伯钧过去一直是左派，现在怎么成了右派？”据说他还说了一句，“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问题并不一定是错了”。结果，张申府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张申府再次受到冲击，被关进监狱。直到毛泽东去世，张申府才出来担任中国政协委员。
 周恩来的无奈和救人整人

 

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落得这般下场，想必当时的中共副主席、总理周恩来心里相当尴尬。不过，周恩来遇到的尴尬还不止张申府一案。1934年就参加了中共的诗人聂绀弩和周颖夫妇与周恩来夫妇关系密切，被周恩来、邓颖超称为“妹夫”、“阿妹”。周颖成为右派，聂绀弩也成了右派，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
    1962年，中共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向周恩来汇报说：“一些年老体弱的右派分子，在...北大荒劳动，...实在太艰苦了。比方聂绀弩吧。” 周恩来说：“哎呀，聂绀弩什么时候也当了右派？我没有看见过他的鸣放和右派言论呀！这人吊儿郎当的！让他们回来吧！”周恩来这句话使所有从北京到北大荒劳改的右派分子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曾经说戏剧家吴祖光、作家萧乾不是右派。但是后来吴祖光和萧乾还是被打成右派。
   教育部长张奚若曾批评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周恩来说张奚若是“好人说错话”，使张奚若躲过一劫。
   大右派章乃器在文革中被打，送进了医院。他的儿子章立凡回忆说：

 

“协和医院不给治，就是‘牛鬼蛇神’不给治。我父亲就写了个字条，写给周恩来。说总理我被打，医院不给医治，请你指示。后来是章伯钧的夫人跟我说，就是因为你父亲这个字条，可能是总理办公室吧，给医院打了电话，就说今后不管什么人，一律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要给予医治。她说你父亲这个字条啊救了好多人，也包括我们，因为章伯钧也被打了。后来我父亲就得到医治。”
    章立凡还回忆了反右期间的一件事：

 

“反右后期，周恩来就讲，准备撤你和章伯钧和罗隆基你们三个人的职。我们认为可以让你申辩。我父亲就问，这个事是不是已经决定了？周恩来说，党中央已经决定了。我父亲说，那我还辩护什么呀？周恩来说，那也好。我们人多，到时候你说不过我们的。

 

“但是他叙述的跟他写得有点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周恩来跟他说，他们说不过你。后来我查了，好像还真有一处谈话时谈到，好像周恩来说，你太能说了，他们说不过你。  哪一个记述为准，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在这以前，他们俩已经冲突过一次了。大概7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说到当前的反右，点名批判了他们三个人。我父亲当时就站起来讲，我要对周总理讲几句话。过去，大家工作中遇到问题，遇到困难，都是一起商量解决的。现在我遇到问题，就凭这个人的几句话，就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这样的结论是不是值得重新考虑？

 

“他这个话实际上是对周恩来的一种道义上的责备，就是说你不够朋友了。当时据说周恩来就一时说不出话来，比较尴尬。其他人马上就上来批判，双方就交锋。我父亲不服，也说不服，也斗不服。最后呢，周总理说，你这样下去只能自绝于人民。这个会就散了。”
    礼送章罗出国？

 

1962年，中共曾经向章伯均、罗隆基和章乃器表示，愿意礼送他们出国。据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回忆，1962年的一天，中共主管政法的彭真召见章伯钧和罗隆基，对他们说：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 ”
     章伯钧回答说：“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说：

 

“周恩来说，你们愿意到哪儿去就可以到哪儿去。你们想去美国也可以。罗隆基还问，他说，这是不是意味着驱逐出境？周恩来说，我告诉他，也不是。我父亲当时还是表态，说我跟你们共事了这么多年，仍然没有被理解。他说那就再看几年。看个5年、10年，也许以后还能做点事。后来就有人觉得他好像可能对中共......就是他不相信会这么坏。周恩来还说了一句：啊，你真乐观啊。”

 

邓小平批温情主义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作用突出。毛泽东亲自提名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政法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正副组长。
     邓小平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1957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时说：“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

 

抓不出右派者就是右派

 

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1957年6月，毛泽东看了中共高级党校的《整风简报》以后，认为党内右倾思想严重。于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校党委成员找去问话。党校负责人杨献珍说：“查了，一个(右派)也没有。”刘少奇说：“你站在右派的立场，怎么能查得出右派呢？”邓小平说：“我看你就像个右派。”
   高级党校后来上报了两个右派和两个批判对象，结果受到邓小平的批评。党校又将右派人数增加到9人，邓小平仍然不满意。1957年8月，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高级党校负责人杨献珍、侯维煜点了党校学员、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国际部部长肖鲁的名字，说：“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彭真插话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肖鲁是不是右派，而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最后，高级党校打了95个右派，是原来数字的10倍，包括杨献珍的秘书马鸿模。杨献珍尽管这次幸免于难，但还是在1964年被毛泽东找了一个借口整肃下去。
    赵紫阳落难时的醒悟

 

因“六四”事件被邓小平软禁起来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谈到反右运动时说：“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真受不了呀！”这显示赵紫阳当时支持反右。赵紫阳说，当时毛泽东“想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好的社会主义。......他是真心希望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

 

不过，身陷囹圄的赵紫阳还是有所醒悟。其一，他认为当年共产党各级干部没有学会听取不同意见；其二，赵紫阳的老战友宗凤鸣说，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经对邓小平拒绝否定反右运动评论说：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

 

江泽民反右消极而道歉积极
    美国人库恩撰写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记述了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江泽民当时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担任党支部书记，对反右运动不热心，开始一个右派也没抓。后来有人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迫于压力，江泽民只好确定了两个右派。其中一个人被定为右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刚刚从苏联进口的车床噪音比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车床要大。这本来是一个事实，但是在当时就是“反苏言论”，就足以定为右派。

 

江泽民一直对这件事感到不安，在1962年首先为这个人摘了右派帽子，并且几次向他道歉。在反右运动中，江泽民的姐姐江泽芬被打成右派，原因是为一个受冤枉的人讲话。

 

胡耀邦想保人 掌权后大平反

 

反右运动期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担任中国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尽力缩小在团中央机关抓右派的范围。据当年的大右派刘宾雁说，胡耀邦曾经想保护许多人，包括刘宾雁本人，但是多数人没有保成。
    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上任伊始，他便开始右派改正工作，摘掉了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被确定为错划，属于冤案，予以改正。
     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在《阳谋》一书中记述：“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期间曾经表示：‘当年是迫于毛主席的威望，执行他老人家的指示，没有办法。’”
    大右派章乃器的右派改正归功于胡耀邦和陈云。章立凡回忆说：

 

“当时留了6个不改正，他是其中之一。我又写了信，分别给胡耀邦、邓小平和陈云。胡耀邦的态度是，他希望改正。陈云也有这个态度。最后邓也就同意了。这样等于把他从6个不改正里头放到改正的头一个。”
     到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工作结束，只有极少数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一级的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加上地方上的林希翎等人，总共不足100人。
    邓小平虽然嘴硬 反右报告不入文选

 

可不要小看这九十多个人的力量。1978年，邓小平针对平反右派工作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
     中共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运动最后定性说：“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也就是说，按照中共的说法，这九十几个人妄图取代中共的领导，迫使中共在全国发起反击，结果“扩大化”误伤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曾经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邓小平想必也明白这种说法的荒唐，否则，他就不会在《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不收入1957年反右的那篇《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与反右有关的文章和文件了。

 

毛泽东自认秦始皇
    还是毛泽东敢做敢当。他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

 

 

  第七个死刑的北大学生右派吴思慧

 

王友琴

 

 

原以为在北大七百一十六名右派中，只有六名被处死者，不料二○○九年又发现第七名。而前北大人中的知情者，竟隐瞒五十年，不予透露。

 

四十年前，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发出的三号文件指示：「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全国立即逮捕了一大批人。被判重刑或死刑。

 

根据毛指示而不是法律判人死刑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一九七○年三月廿八日被判处死刑枪杀。判决书上写着：「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下面判处了包括他在内的十三人死刑。

 

这个死刑判决书，判处死刑的依据，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所谓「『一三一』指示」。中国已经有法律几千年了。被判决死刑的人也可以上诉，不会被立即杀死。而这份判决书，让中国的司法文明倒退了几千年。

 

二○○七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的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七百一十六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其中六人后来被判处死刑。其中黄宗奇（哲学系学生）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其他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他们是：

 

中文系学生林昭，一九六八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一九七○被处死；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一九七○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一九七○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一九七六年被处死。

 

六名右派分子被判处死刑，占全部右派七百一十六人的约百分之一。这非常高的比例。在二○○七年，我以为北大被判处死的右派分子就这六人。因为北京大学毕业生都是「精英」，而且有校友会、校庆纪念，被判处了死刑的学生不可能不知道的。

 

零九年发现北大右派一个新死者

 

可是我错了。二○○九年，我发现了第七个死刑。他的名字是吴思慧。我调查和研究文革历史多年。这种「新发现」是最使我痛心的事情。因为这样「遗漏」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比如，二○○六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曾在芝加哥大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在那以后，我已经又发现了五名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文革受难者。十个人，加上其中一位的妻子，另一位的妻子和女儿，一共十三人，在文革中被害死。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会再发现。

 

吴思慧，男，四川荣县人，生于一九三二年或者一九三三年（判决书上说他时年三十七岁），一九四八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父亲吴祖楠随国民党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去了台湾。他在一九五一年和班上三个同学一起参加解放军。（四个人中，一人被枪决，两人后来被逼「自杀」）。一九五三年他复员后到北大物理系（清华物理系已经在一九五二年被取消）继续读书，毕业后又在北大读研究生。一九五八年二月他被划成「右派分子」（从时间看，他是被「补课」划进去的）。一九五九年，他被派去洛阳工学院。同年十二月他被指控「抗拒改造」而被劳动教养两年。劳教期满后，在洛阳修鞋为生。一九六五年被指控「盗窃」判刑十年。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他被「揭发」和同牢的人说了咒骂毛泽东和江青的话，被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八一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一九七○年的死刑判决。报告说原判认定的「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越狱投敌叛国」两项的事实，「均构不成反革命罪」。同时撤销了一九六五年的判决。这样的案子，如果有家属在，会给家属一点钱。比如，一九七○年二月廿七日在北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王佩英女士，身后留下七个孩子，文革后给了子女三千元。（王佩英的故事发表在《开放》二○○九年第四期上。）吴思慧生前没有结婚，没有妻子儿女。在此之前，北京大学给吴思慧写好了「右派分子改正书」，也找不到地方送。

 

北大知情者至今隐瞒文革死讯

 

我问吴思慧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呢？今天，你们可以纪念死者，说出真相。你们中有的是聪明才俊之士，你们为什么要把吴思慧的故事隐藏在几个同学之间呢？为什么要让吴思慧成为一个连死后都不得公布名字的人呢？我听到一些解释，但是越听越胡涂。一个说法是，不了解情况啊，吴思慧的女朋友（也是同学）应该比较知道一九五七年的事，但是她已经另外结婚，丈夫还是个所长。还有一个说法是，他的一名同班同学担任过较高的职位，认为吴思慧的事情要缓办，降温，避免不良影响......吴思慧已经被杀害四十年内了，还要「缓办」到什么时候去？曾任较高职位的人就不能同情一下如此不幸的一个同学吗？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对北大沈克琦教授更加怀有敬意。他出生于一九二一年，抗战期间毕业于西南联大，文革前任北大物理系的副教授、副系主任。文革中他被「斗争」，被长期关在「牛棚」中。文革后他曾经担任北大副校长，退休后他编写了《西南联大校史》和《北大物理系九十年》。在后者二○○八年修订本中，他印出了北大物理系一百三十九个「右派分子」的名单。其中教员八人，研究生二人，本科生一百二十九人。其中有吴思慧。但是他不知道吴思慧离开北大后的遭遇。

 

据我所知，这样把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全面系统地写出来，是很少见的。这是我对沈老师充满尊敬的首要理由。他年近九十，但是思路清明，做事有条有理。和他谈话，我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原于西南联大精神、由理性和道德焕发出来的文雅力量。由毛泽东「一三一指示」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规模第三大的一场迫害和杀戮。（前两个迫害高峰是一九六六年的红卫兵暴力和六八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在北京大学七名被判处死刑的「右派分子」中，有四名是在一九七○年被杀害的。

 

假使不是毛泽东得了不治之症在一九七六年死亡，文革迫害还不会停止，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还要无限期增长。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收到一位中学老师的信。他们那里的历史考卷上，有关于秦始皇的题目，还有「焚书坑儒」。给学生的标准答案是，这在那个时代是必要的，那些儒生反动，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在文革时代强调过的理论，现在却还有人在灌输给天真的孩子们。当我们书写文革历史以指责迫害的正面作用还不能发挥出来，那些历史述可能有的负面作用却已经在课堂里泛滥了。

 

要详细地描述和分析这场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运动」，需要很长的篇幅，所以不适合发表在新闻刊物上。这里写出的只是吴思慧的故事。另外，他的同学希望我能帮助找到他去了台湾的家人，告诉他们吴思慧的遭遇。我在黄埔军校同学录中查到了他父亲的名字吴祖楠，是黄埔四期五连的学生。但是没能找到进一步的信息。希望读者中有人知晓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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