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墨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85周年
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墨子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85周年
陈捷夫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之后，由蔡元培、宋庆龄等社会著名人士主持了治丧委员会。10月21日出殡当天，鲁迅的棺木上，盖着白色绸幛，上面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当队伍抵达上海虹桥万国公墓时，已有约2万上海各界人士和民众先期到达，参与送殡。尽管鲁迅先生逝世没有受到南京政府给予“国葬”的待遇，但如此规模和规格,似乎是不逊于国葬的。在鲁迅先生逝世85周年之际，写篇小文，以示纪念。
鲁迅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文化暨五四运动( 下称“新五”运动 )发生和发展的时代，是新思想与旧思想之间激烈碰撞的时代，也是催生出现代中国的时代。新五运动，正是春秋百国时期以来，以墨子为代表的法家，与以孔子为代表的礼家之间的斗争的延续。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的思想发生了空前而深刻的变化，也造就了大批的人才。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新文化人，是其典型代表。辛亥革命只是一场民族革命，不是社会政治革命。当局方面试图延续满清的尊孔崇礼制度，如袁世凯和蒋介石等，是其明证。那些坚持批判孔子，反对礼教的新文化人，不受当局所待见，正是鲁迅逝世之所以未能受到“国葬”待遇的原因。
鲁迅自1912年至1936年计20余年，不论是在教育部或高校任职，还是回到民间，是一直坚持批孔、反礼的新五运动方向。其作品是以批判孔子、反对礼教为主题，以及揭露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丑恶和黑暗。作品既有如”匕首和投枪”，让那些卫礼者不舒适，又不断地唤醒着民众。由此他受到来自当局的言论压制，如查禁稿件，甚至遭到撤职，又不断遭到卫礼者们的“攻击”和“围剿”，如当年创造社的郭沫若，就以最高的罪名，攻击鲁迅为所谓“法西斯蒂”等。鲁迅两面受敌，只得“横着站”，格外费力。“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1932 )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同前) 鲁迅一方面致力于“呐喊”，一方面又因不同的当局持续尊孔崇礼的行径，以及新五阵营的同人遭到分化和瓦解，而感到失望、颓唐与“彷徨”......
“革命前驱”的思想。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新陈代谢”的社会改革纲领，称只有新陈代谢，去除“陈腐朽败”，社会才能进步。并把“陈腐朽败”定义为:“周礼”、“孝经”、“忠孝节义”等，是“奴隶之道德也”，是“残民害理之妖言”，是“毒菌”，要“实施脱胎换骨”的改变。于是提倡青年学习墨子，“愿青年之为杨墨”。1916年底，陈独秀在《袁世凯复活》一文中，以蔡元培的意见为依据，指出:“袁氏之为人，盖棺论定，似可无事苛求。虽然，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 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奢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旒之饰，行跪拜之礼，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孔庙宣誓，教会祈祷，相士献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种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 而陈独秀认为,要把这一滋生帝制的“根本恶因，铲除净尽。”(载《新青年》2卷4号) 1916年10月，陈独秀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1919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为《新青年》杂志做辩护，并把批孔、反礼的目标，细化为“九破”；把“人权与科学”，改作“民主与科学”，成了“二拥”。(载《新青年》6卷1号1919.1) “九破”即“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二拥”即“拥护德莫克拉西（ Democracy，中译“民主”）和“拥护赛因斯”（ Science，中译“科学”）。同时认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蔡元培的意见和陈独秀的阐述，直接揭示了周礼孔学对于人类社会的负面本质，概念明确，渊源清楚，即承继了墨子关于“非儒”即批孔、反礼的基本思想；又为新五运动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胡适关于“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义》1919 )的主张，与蔡、陈的思想基本上相通。“国故”的原意，是指过去遗传下来的各种历史典籍，既有以孔子礼教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也有以墨子法学为主导的诸子百家等史传文化，但以后者为主。胡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称誉墨子为“救世家”、“伟大的人物”、“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逻辑学家”、“伟大的哲学家”等，并明确指出：从墨子那里，“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土壤。”(胡适《先秦名学史》1917 ) 这是对“整理国故”的一个最好脚注，即“国故”一词，并不单指孔子礼教等传统文化，更侧重于墨学。而以周礼孔教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和“科学”，是完全不相通的，是互相排斥的，是不可能作为“移植”的“土壤”的。
新五运动时期，墨子的法家学说，几乎主导了整个中国思想领域，如同回到了春秋百国中后期。北大教授王桐龄说:“就目下形势而论，墨子学说之传播力，乃正如日出东方，光焰万丈，有普照全世界之观矣。”(王桐龄《儒墨的异同》1922 ) 胡适说：“大家喜欢谈墨子，墨学几乎成了一种时髦风尚。”(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1925) 当时就连毛润之先生也不例外，也读起《新青年》来了。“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文化特色，是尊崇墨学、打压儒学，由五四新文化哺育出来的新青年，往往尊墨非孔。蔡和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杨昌济订阅了几份《新青年》，分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蔡和森对每一期都反复阅读，还经常和毛泽东、邓中夏等讨论《新青年》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赞同《新青年》对孔子思想的抨击，而对墨子的学说产生了强烈兴趣。”(郑林华《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墨家思想的继承和弘扬》，原载《党史博览》2018第1期) 前面对墨学在新五运动前后的广为传播的描述，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新文化人为什么要批判孔子反对礼教？因为孔子是“周礼”的承继者和传播者。(笔者按:这里的“周礼”，不是指被后儒改名为“周礼”的秦人伪作——“《周官》”一书 ) 据传，周国初期，周公姬旦创制了以礼治国的政治制度，后儒称为“礼制”或“王制”，是用以与南方楚国的法治自由制相抗衡的一种礼治奴隶制度。基于中原商国纣王治国无道，楚国国君鬻熊曾经助力于周族姬昌、姬发父子的“灭殷”事业，但周国的继任者却恩当仇报，几届周王多次试图发动战争侵占楚国，其原因就与政治制度相抗衡有着很大关系。礼制的核心，是尊奴隶主为王者，而民众则被视同牲畜，任其摆布，苦不堪言。公元前770年，残暴的周国被民众推翻，随之“礼崩乐坏”，礼制也遭到中原若干诸侯国所唾弃，几乎一蹶不振。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生活于鲁国的孔子，立志复辟周公的礼制，先后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的礼教政治纲领。“仁”的本义为核，引申为核心，也是礼教的核心，被用来表示中央集权政制。同时，制定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等繁杂的礼教条规，改周国的“天令”为“天命”等，扩展、创新并完善了周礼的内容，并致力于谋求复辟周礼的实践。公元前500年之间，孔子借任鲁国摄政的机会，试图以礼治鲁，但终告失败。被鲁国人赶下台之后，却不知道反省过错，反而变本加厉，流窜到列国累计14年，向各国推销和贩卖礼教，并谋求获得重用，但到处碰壁，为南北方七十二国所抵制。其时郑国执政子产，曾试图率先复辟周礼,但把以礼假法，诈称“变法”，以掩人耳目，混蒙过关，最终也是失败了。孔子临终前，发出了“兴灭国，继绝世”(《论语.尧日》)即“存亡继绝”的哀嚎，暗示后学继续挣扎，以图东山再起。礼教之所以为世人所不齿，即在于它是一套近乎完整的奴隶制度。孔子死后，其高徒卜子夏到西河传授礼教，并成了魏国文侯魏斯的“王者师”，并以魏国为孔子之后的礼家大本营，同时通过学生魏国相李克(即李悝)，效法郑国子产的所谓“变法”，把礼制稍加改造和掩饰，充当魏国的所谓“法律”，但效果不彰。子夏的学生公叔痤（魏武侯魏擊的国相），也承袭了李克“变法”的治国套路，继续以礼假法。其入室弟子、中庶子( 相国的侍从官 )商鞅，耳闻目睹，学得所谓“变法”的套路。公元前362年，商鞅入秦，以“变法”为借口，以礼假法，复辟周国的礼治奴隶制，终于在小秦国一国之内实现了孔子“复礼为仁”的礼教目标，并孵生出残暴的秦王朝来。秦王朝名为“法治”，实为礼治。后世礼教派以所谓“法家”的名号，刻意扣到秦始皇、李斯头上，其实是一种偷梁换柱的苦肉计。由此可见，孔子及其礼教，是多么虚伪和狡诈。
墨子批判孔子和反对礼教的思想，从流行的《墨子.非儒(下)》中可窥见一斑。如把孔子喻作兽类，称作“田鼠”和“野猪”，揭露了其人品和人格，为“污、邪、诈、伪”，使之暴露出丑恶面目。接着指出：礼教中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亲疏尊卑”的阶级论，是“伪亦大矣”，也就是极端的弄虚作假；而所谓“守奉祭祀”等谬论，是“大奸也哉”，也即极其虚妄、阴险。这表明，墨子不仅反对孔子的丑恶人格，而且反对其所宣扬的“尊卑等差”论，反对“尊鬼神”、“奉祭祀”等封建迷信论调。在现存《墨子》一书53章里，除了开头几章和最后近10章之外，其余40章包括《大取》等6章在内，内容则是多见于涉及批孔、反礼的，如《非儒》、《非命》、《非攻》、《非乐》、《节葬》等，均是例子。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由此可见，在春秋百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能够全方位地、深层次地批判孔子及其礼教的，当首推墨子。值得指出的是，齐国相晏子为批孔反礼，提出了“十二不”的政治主张，如“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崇)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而聚徒，繁登(升)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非儒(下)》)从字面上理解，“十二不”的政治主张，是近乎全面废弃孔子礼教。晏子是春秋百国诸子百家中，批孔反礼最为激烈的典型。
有人认为鲁迅作品是一种“遵命文学”。鲁迅不仅爽快地承认，而且做出了解释：“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1932) 同时申明，“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同前)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鲁迅的“遵命文学”，是“遵奉”了新五运动“前驱者的命令”；另一方面，“前驱者的命令”，也是鲁迅自觉地“愿意遵奉的命令”。其实，早在新五运动之前，鲁迅已经是一个批孔、反礼的革命者了。例如，鲁迅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这篇文言式论文中，就倡导“个性”与“人格”，认为“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1908载《河南》月刊第7号,年26岁)。“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同前)“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同前) 并指出：“而仁义之途，是非之端，樊然淆乱......”(同前) 自觉的个性与张大的人格，直接关于到“人国”的建立。而所谓仁义道德，浑杂错乱，则是滋生是非与争斗的源头，是与培养个性、人格和建立人国，格格不入的。这是鲁迅批孔、反礼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抱负的初步流露。值得一提的是，“人国”这个新词，可能是对古代的法家先驱鬻熊，在《三文》(史称“《三坟》”）一文中所倡导的“人化”一词的转换，其时楚国正是一个以“人化”立国的古代大国。这或许从侧面表示鲁迅当年已接触过古代楚国的《三文》、《五典》等古籍,也说不定。许寿棠说：鲁迅是“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许寿棠《鲁迅先生年谱》1937) 可以说是准确地总括了鲁迅的一生。
鲁迅的作品,是充满着显著的批孔、反礼的基调，它同情社会底层的民众，支持白话文、批评汉字、支持妇女解放运动、倡导新木刻运动等，基本上体现了蔡、陈等“革命前驱”的新文化思想。支配着鲁迅作品的，也是以批孔、反礼为主调。反过来，鲁迅作品作为一种正面的、影响力强大的社会舆论，又助力了蔡元培早期民国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与陈独秀早期共产党书记的现实存在。前述蔡、陈、胡等“前驱”关于新五运动的方向的阐述，不仅证明了新五运动，是历史上墨子法家与孔子礼家之间的斗争在现代中国的延伸，而且证明了前驱们的思想，均渊源于墨子。由此可见，鲁迅是以实践个人的革命抱负，与新五运动“前驱”的“命令”相结合为出发点的。“前驱”的“命令”，是以批孔、反礼和弘扬墨学为基调；鲁迅个人的革命抱负，也是以批孔、反礼和弘扬墨学为基调的。前驱承继了墨子的事业，鲁迅也是承继了墨子的事业，并坚定不移地一如既往，抗争不息，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就是现代中国的墨子。
还原真实的鲁迅，是对鲁迅先生的最好纪念。
鲁迅先生千古!
鲁迅精神永垂!
( 2021年10月19日,匆匆写于旧金山，时年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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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墨子》一文的成因
陈捷夫
美西时间2021年10月19日晚间11时许，本文匆促发表于脸书“陈浩然主页”上。促成写作这篇文章的原因，这里阐明一下。
一、 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接触鲁迅的作品，如1962年间，时年11岁，曾到街边摆租连环画(小人书)，就接触过《祝福》和《孔乙己》等鲁迅作品。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接触鲁迅言论的机会稍为增加，但多见于社会上流行的油印式语录，并学以致用，如在一些大字报里或与同学合办的油印小报里，多有引用鲁迅的名句或语录。阅读鲁迅作品的高潮期，是在有了接触鲁迅原著的机会之后。记得1973年初，从海南建设兵团返回老家海丰(汕尾市)探亲,途经广州，因受战友委托而前往华南农学院政工组拜访其母弟，告别时意外获得赠予《鲁迅杂文集》一书，之后竟引发了买鲁迅作品的意念。第二天在游览北京路一家书店期间，意外购买到鲁迅作品新编单行本24种其中的19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如《呐喊》、《彷徨》、《三闲集》和《中国小说史略》等。后面几年，曾持续粗略地阅读了一遍，有部分句子还未能弄懂。但此后数十年一直未再接触。其时虽获得了一些学习心得，却从未写过正式评论鲁迅的专题文章，这成为一种人生的遗憾。二、出于对鲁迅的重新关注，近年来在国内方舟子《新语丝》网站里，有幸拜读到百余家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如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化》、北大学人余杰《叛徒们之鲁迅》等（见《鲁迅家页》），印象上觉得，各家的观点虽褒贬不一，属于是学术上的正常现象，但未能从历史渊源关系上，正面还原真实的鲁迅，与笔者个人的研究结论，差异较大。为弥补从未正式写及鲁迅的文章的这个遗憾，与尝试平衡国内外对鲁迅研究的各种不同结论，于是匆匆写成本文。换句话说，这两者，正是促成写作本文的主要原因。这里特予说明。
( 2021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