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华疑是邓小平的嫡系，迟迟不愿切割并疑联合保皇党对抗反帝党，必要时可以紧急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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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翼和保皇党的共性都是希望对其他人犯罪而不受追究，区别只是在于，保皇党是要捧出一个具体的人当皇帝给他们当保护伞，而极右翼则是捧一个组织当皇帝给他们当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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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又侠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机会》和《政变掩护的核心人物、新保皇党的坚定后盾：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伊曼纽尔·博纳（Emmanuel Bonne）》中介绍过，邓朴方在2025年12月的时候遭遇了新保皇党的政变掩护，之后势力大减，其手下，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包慧，在2026年1月27日被查。此后，邓小平故居修缮，实际上是以叶剑英为核心的新保皇党计划除掉邓朴方，让邓小平故居再也开不了门。
可是在2026年5月13日，由于笔者公开揭露温家宝、张又侠的情况，新保皇党势力大减，所以邓朴方又死灰复燃了。再之后在2026年6月，刚刚躲过危险的邓朴方转头又来威胁笔者。笔者于是就在2026年6月揭露邓小平的一系列情况，并向上百万企业发送了相关的政治科普，彻底清理了邓朴方的外围势力。此后邓朴方势力大减，四川地区官场异动，大量和邓朴方关系密切的人员被查。
可是，到了2026年9月底的时候，有人给笔者传递消息，大意是胡春华叛变。这个事笔者一开始是没有信的，后来得知了更多的线索，所以发布了《建议陆昊出任国务院党组书记，胡锦涛可能还活着，胡春华不适合离开政协工作》（区块链TxID：ALbGof7kbuiY7KEeU4L1Ti-xuGwD7d-vLLJJNPZploA，链接：https://huchunhua_youthreader.ar.io/）。而且更重要的是，目前笔者收到的信息指向目前我们目前面对的新局势其实是党内的妥协绥靖势力开始崛起，这股势力以胡春华为代表。这和1991年的时候，邓小平本来在六四事件之后就面临彻底出局了，结果又被江泽民给拉回政治舞台，是一样的。目前由于保皇党势力大减，很快就要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了，所以这些保皇党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捧反帝党内的妥协绥靖势力，希望和这股势力联合清除反帝党，并冒用反帝党的招牌。
实际上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就有人给笔者传递过消息（不知道具体是谁，一次性账号），将胡春华比喻为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这个事当时笔者不以为然，以为就是卧底。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当时这个人说的其实是对的。而为什么胡春华会成为绥靖派，成为目前守护邓小平相关势力（毛新宇和邓朴方）的关键人物，成为反帝党通过《关于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报告（建议草稿）》的关键阻碍，这个主要可能是因为网络上有关邓小平指定胡春华的传言很可能是真的。
“
坊间流传着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说法：胡春华手中握有邓小平亲赐的“上方宝剑”。
据传，胡锦涛当年在接班之初就已未雨绸缪，向邓小平交了底：“小平同志，您让我接班我万分感谢，但我之后，谁来接班？这事儿得安排好。”
“邓小平在四合院里见了一次胡春华。看了一眼，说了几句话，觉得小伙子不错。”
这次会面后，邓小平留下了一份临终遗言性质的密信，认可胡春华作为后续接班人的资格。这份“密信”在党内高层元老中并非秘密。相比之下，李克强则没有这种待遇。据说胡锦涛也曾向邓推荐李克强，但邓未置可否。而胡春华之所以能入邓的法眼，关键在于他的**“西藏底色”**。
”
实际上据笔者的了解，胡锦涛本身是宋平和胡耀邦提拔起来的。在1982年，胡锦涛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1984年12月，胡锦涛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这些都是在胡耀邦当权的时期做的提拔。而胡锦涛被邓小平认可为接班人是十年后的事情了，而且是宋平提议的，邓小平只是点头承认。所以胡锦涛和邓小平的关系其实并不深。李克强和邓小平的关系也非常弱。他离开共青团去河南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去世一年了。至于他后来为了对付习近平而支持邓小平只是政治上的策略，并不是邓小平的嫡系。
可胡春华的这个传言如果说是真的，那么胡春华实际上就是邓小平的嫡系了。而且他本人本身就有倾向去维护邓小平，因为这样可以按照邓小平的遗言去接任总书记。因为邓小平是在1997年2月去世的，而那个时候胡春华仅仅是西藏山南地区行政公署专员（相当于西藏地区的一个市长），而在1996年9月到1997年7月间，据公开报道，胡春华确实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一年制中青班学习。所以如果胡春华是在邓小平去世前的这段时间产生了这个会面，那么胡春华此后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正部级），实际上就是邓小平提拔的了。从厅级到部级是很大的跨越，很多干部一辈子也达不到的。笔者又看了很多新闻，同时也有人给笔者传话，说春天的故事其实就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用来配合胡春华的。因为类似的线索太多了，所以笔者基本确信邓小平指定胡春华这个传闻是真的。而且由于邓小平本人在1996年的时候已经快去世了，大部分事务是让邓朴方处理的。所以胡春华实际上是邓朴方的人。
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那么胡春华的问题其实就远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些了。因为邓朴方既然捧胡春华作为胡锦涛之后的总书记，那么，他肯定手握有胡春华的把柄的。这些保皇党、极右翼用的核心骨干都是有把柄的。对此笔者此前也说过，主要采取包围、喊话的策略，即使不愿意切割，最起码也不要助纣为虐去联合保皇党对抗反帝党。可是笔者处理邓朴方的外围势力已经四个多月了，直到目前胡春华居然仍然在维护邓小平，而且还有各种异常举动。有人给笔者传话胡春华是要联合保皇党对抗反帝党并且冒用反帝党的招牌，而且还试图撇清笔者和共青团的关系。对此笔者这两天查阅了大量资料，越来越相信这个事了。笔者也紧急写了《青年读者和共青团的关系》（区块链TxID：_vKMazfRRdYI4_jauUqjlQQXqy9SR_0gAaMeioUQL1U，链接：https://youthleague_youthreader.ar.io/）做解释。
而且胡春华的另一个重大疑点是，他到目前为止，几十年的从政生涯，居然没有多少真正出自他说的话。这个是极其异常的。笔者指的他说的话，是指他的亲笔文章，亲笔信。例如李克强说的话，很多人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观点，头头是道，习近平也说过很多话，这个大家也知道，一听就是习近平说的，虽然有时候没什么文化，但起码知道是他说的。可是笔者目前查到的所有胡春华的文章，在1997年以后的，全部都有非常浓重的代笔风格。都不像是他说的。又或者如果真的是他说的，那么他就和AI没什么区别了。同时他的公开资料也非常少。比如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个人爱好。这导致笔者缺少相关资料，非常难以分析他是不是保皇党的奸细。
对于这种情况，大家要十分清醒。我们目前的局势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邓朴方的势力已经大幅衰减，嫡系一个个被查，邓小平家族已经快退出历史舞台了。如果这个时候不趁热打铁把邓小平给移除了，那么这个问题将会困扰我们很长时间，至少江西和东北地区的困境会长期持续。这些人的信用是怎样的大家也是很清楚的，我们跟保皇党是不能有任何谈判的，只能单方面宣布政策，否则只要有任何的交易，都很容易掉进他们设下的陷阱里。而像胡春华这种迟迟不愿切割还联合保皇党对抗反帝党的邓小平嫡系，如果有政变危险的话，必要的时候紧急处死也是可以的。笔者由于此前一直没发现这个潜在的内鬼，所以在这一块的应对是欠缺的，居然还捧胡春华任国务院总理，是非常荒唐的。
附：《政变掩护的核心人物、新保皇党的坚定后盾：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伊曼纽尔·博纳（Emmanuel Bonne）》
保皇党勾结外国颠覆国家政权的预备或未遂政变已经发生了好几起，过去我们对这些政变关注的重点都在牵头的首要分子，比如2026年5月26日-30日习近平策划的未遂政变，就是趁赵乐际、陈文清外访俄罗斯，王毅外访美国之际做出的，而在此之前半个月，习近平和普京和川普两人刚刚会面。这种时空高度耦合，基本可以让人推测出整个事件的脉络，即习近平一边让普京和川普邀请安排国内的反帝党政治局委员在同一时间外访，然后在国内趁反帝党空虚策划政变。
https://ipfs-gateway.matters.town/ipfs/bafybeihv2e4qahtxx2hqdx437f5qtqxalgwntqp4ev4hxrvrunfp2pffka/
而本文今天要讨论的，是在这一政变中扮演另一种角色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这个外事顾问是法国总统外交的实际操盘手，经常充当法国总统密使的身份。实际上，上述的政变计划对于常人来说看似是完整了，但还遗漏了关键的一环，即如果这些尚在外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面去做任何事以反击政变，那该怎么办。要知道习近平已经失权两年半了，在国内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所以即使他发动政变短期内成功了，只要这些尚在外访的人有所动作，政变也有可能很快被扑灭。即使没有动作，光是集体怠工都能让他再次失权。所以这个时候除了直接组织政变的人，负责麻痹维稳的这些人也是很重要的。这些人实际上是政变的掩护者，负责麻痹维稳。当然如果麻痹维稳不成功，那么他们就会被政变的主谋杀掉。也就是这些人和习近平普京川普的关系，就像盾牌和刀尖的关系。任何一场成熟的政变，不可能只有主谋（刀尖），没有掩护者（盾牌）。
而我们查找新闻就可以发现，2026年5月8日，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和王毅举行会谈，前一天，2026年5月7日，其和央行行长潘功胜举行会谈。在时间上和普京访华同时，而且王毅也确实在半个月后出访，潘功胜则和金融市场的稳定相关。这两个人都是在政变中需要被重点麻痹维稳的人。
https://www.crcapital.com.hk/jrzx/2026-05-09/2491446.html
博纳更早之前的一次访华，则是在2025年12月3日至5日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同访华。这次访华他见了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毅。而且马克龙还和习近平一起去了成都。而成都在当时是邓朴方的重要据点（目前邓朴方已经失势）。此后2025年12月中，笔者此前被冤枉入狱的上诉就被再度维持原判，而习近平在去了成都返回北京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了，直到2026年4月底，中间相隔了近5个月的时间，四川也频频出现异动。面对这种情况，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习近平在当时遭遇了新保皇党的突击行动，彻底失去在全国各地的权力。而更早之前，博纳在2024年12月13日至14日和2023年10月30日的访华，则分别和笔者和李克强有关。而且与此同时，巴黎圣母院在2024年12月8日宣布对外开放。巴黎圣母院失火是新保皇党控制法国的里程碑事件，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是新保皇党放的火，但就是没人敢动，这个时候宣布修缮结束，其实就是在震慑法国的反帝党，即如果不听话的话还能再烧一次。
https://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202412/t20241212_11543351.shtml
也就是，博纳见的这些人，都是保皇党准备要对其发动政变的人。只不过普京和川普这些是白脸，见的是保皇党，而博纳则扮演红脸的角色，见的是反帝党。而且这个博纳还不是单纯战队新保皇党或旧保皇党，他还经常换边，在2025年12月，博纳战队的是新保皇党，针对的是反帝党和旧保皇党，而在2026年5月，博纳战队的就是旧保皇党，针对的是反帝党。
之所以博纳总是要针对中国的反帝党，除了全球新保皇党派给法国新保皇党的任务，主要和法国在非洲的利益有关。中国在非洲深耕已久，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帮助非洲的建设，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而法国在非洲至今仍然有大量势力范围，这些地区使用的也是西非法郎，这其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而更关键的是，由于中国华为的不断做大、习近平的昏庸，新保皇党扶持的间谍公司华为正在将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不断送给法国。反帝党目前正在准备关掉华为这个间谍公司（详见《从斯大林到川普：保皇党的全球史》https://youthreader.substack.com/p/31e?r=8fpglk&utm_campaign=post-expanded-share&utm_medium=web）。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肯定会有所动作。可是呢，这个博纳在前面的四轮访华目的全部最终失败、保皇党大势已去、保皇党的全球战略已经被揭开的情况下，目前又开始了李克强去世后的第五轮访华，而且和多哥部长会议主席福雷访华相配合，还是2026年5月份那一套，还是熟悉的配方。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要更加警惕。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博纳是政变掩护的核心人物，而且非常坚定。（第一轮2023年10月底的访华，显然是战队旧保皇党为了麻痹反帝党不对李克强去世掀起集体行动，第二轮2024年12月的访华，则是为了关押笔者，最终笔者在十个月后出狱，第三轮2025年底的访华，则是战队新保皇党为了麻痹反帝党和旧保皇党，第四轮2026年5月的访华，则是战队旧保皇党为了麻痹反帝党。目前第五轮2026年10月的访华，仍然是战队旧保皇党为了麻痹反帝党。）
https://app.xinhuanet.com/news/article.html?articleId=20261010b2577613edec4be29729327205d27173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博纳访华是他自己要来，并不是王毅邀请的。2024年以后外交部历次对博纳访华的公报里没有一次是写王毅邀请的。当然他来了王毅是肯定要接待的，毕竟博纳在法国外交上的地位和王毅是差不多的。至于博纳去见潘功胜这更是他自己的事。包括博纳访华的谈话内容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从政变掩护的通常逻辑来说，在政变没有成功之前，这些负责掩护的人本身也不可能透露任何有关政变的意图，只是打个前哨，混个脸熟。等政变初步成功以后，博纳肯定就会主动联系这两个人，由于在不久前刚刚见过面，因此这个时候博纳的麻痹维稳就能非常成功了。这些其实都是政变的惯用套路。这些政变掩护者、政变主谋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人。笔者之前也没打算说的，只是这个博纳已经第五次来干这个事了，同时随着局势的进展，由于政变主谋被揭开，政变掩护本身的作用正在变大。作为老牌政变掩护者，博纳的访华意味着保皇党在半个月之后的五中全会上肯定会有所动作。
《张又侠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机会》
由于总有一些人喜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本文在此澄清一些普遍的误会。
张又侠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机会。很多保皇党自身认知是极为残缺的。他们如果有正确的世界观，可能也不会去当保皇党。张又侠这个人一看就是没有任何可能当皇帝的，一开始就是叶选廉捧出来的炮灰。
原先在2025年12月的时候，马克龙访华，见了习近平，还去了成都。当时叶选廉等新保皇党的政变计划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党的，这一计划是由温家宝公开的。这样一来，所有的旧保皇党和反帝党的高层家属都是要被杀掉的。
叶选廉的计划是很明显的，就是先鼓动张又侠挑战习近平，然后等习近平失势了，再把张又侠处理了，再鼓动邓朴方、毛新宇、江绵恒等人当炮灰（邓小平故居在2026年3月4日突然修缮，原定5月份开放，毛泽东纪念堂的修缮是2026年3月18日，原定8月开放，这些基本就是他们原定的处理方案，也就是如果叶选廉成功处理了其他这些皇帝，那么这些故居、纪念堂就永远都不会开放了，至于江绵恒也肯定是要处理的，这些人选择让法轮功旗下传媒放话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标志），之后再把这些人处理了，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杀人，这些责任全让仍然在台上的习近平来扛，最后尘埃落定，真正的“中国叶利钦”叶选廉才出场，把习近平杀了。
这个计划可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叶选廉是为称帝筹划了四十年的，在90年代初的时候就搞国叶了。他自身政治水平又不错，不会去当炮灰。其他的几个保皇党核心人物基本就是属于认知失调。比如就张又侠来说，他在这个计划里是第一个被处理的，他有什么机会？完全没有机会，他唯一能想的，就是怎么全身而退，抽身，这才是最重要的。在错过时间点之后要全身而退都没办法。在2026年4月前，这个计划已经执行了相当一部分，大量的反帝党和旧保皇党遇害。
在2026年1月中的时候，张又侠所谓被抓的新闻出来，笔者一开始也很意外，目前梳理的话，我估计这个事大概就是这样。这帮人怂恿张又侠假装被抓，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更有理由推翻中国共产党。因为张又侠世食汉禄，这种情况下当了叶利钦肯定会被人骂死，如果假装被抓的话似乎是说得过去一些。而且他们本身的计划就是在处理反帝党的过程中，让习近平一直在台上，方便让习近平背锅，所以张又侠如果假装被抓的话，似乎还能增加迷惑。在张又侠假装被抓，实际上是去了深圳之后，张又侠的喉舌立马就在2026年1月31日放出所谓《意识到可能被抓 惊传张又侠提前备好的密信公开(图)》。
https://www./news/gb/2026/01/31/1094235.html
可实际上呢，新保皇党当时就真的打算让张又侠死的。这一点从张又侠假装被抓之后，川普的公开发言就知道了。张又侠本来就是配合新保皇党对中国的颜色革命的，结果他假装被抓的消息一放出来，川普立马在采访中说，中国只有一个老大，就是习近平，我只知道习近平，这个话其实就已经是背刺张又侠了。更别说他这种假装被抓不可能搞太久的，否则就假戏真做了，按理说本来就是冲着两会去的。如果两会没解决，那么张又侠就有危险了。
可实际上呢，两会没有任何变化。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新保皇党放弃张又侠了。因为当时新保皇党的势力非常大，如果他们全部一致要在两会行动的话，那么其他人也很难阻拦。
在两会新保皇党已经实际上放弃张又侠的基础上，张又侠在2026年3月底4月初又做了一件更蠢的事，来对付笔者。这个估计也是新保皇党怂恿的。张又侠一来威胁笔者，这个时候他真正被抓就是倒计时了。实际上人家新保皇党只是把张又侠当炮灰，要用尽其最后的一点价值，然后张又侠就会为保皇党事业牺牲了。笔者在2026年4月中紧急出台了针对习近平、毛新宇、张又侠三帝的处理方案，以内参建议的形式传递给各部门。在2026年5月4日又发布众筑刑法。这些方案发布之后，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叶选廉前面的这些计划都不能继续进行了。之后笔者又注册青年读者博客，在各大平台发声，辟谣319政变，温家宝和张又侠都是保皇党。然后张又侠在2026年6月就有公开的传闻说已经被关押在北戴河（此前2-5月份一直被各方说实际上在深圳，根本没有被抓）。这个传闻应该是可信的。当时也有人给笔者传递消息，说张学良坐上送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了。此后在2026年8月28日，张又侠被免去军委副主席的职务。这个事和笔者在7-8月对叶选廉的包围是密切相关的。
你看这个过程里，张又侠有什么机会？他没什么机会。
（一）如果他不假装被抓，那么他被保皇党直接杀掉的可能性相当高。因为叶选廉大概率是有布局的。叶剑英家族在军队的情报部门几十年的积累不是开玩笑的。他不可能让张又侠这么一个人去称帝的。要知道任何皇帝上台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处理其他的皇帝。假装被抓的话，张又侠还有活命的机会，毕竟其他人会更倾向于走正常流程，假戏真做，如果他不愿意假装被抓，那么即使保皇党将其直接杀掉，其他人也不会管的。
（二）张又侠本身有什么？就是军中有一定的人脉，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如果这就能当皇帝，那中国大地最近几十年可能要有几十个皇帝了。要知道，每个国家领导人都是有他的核心竞争力的，哪怕是李强，也有他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能当戈尔巴乔夫，此外有团派背景，名字又和李克强很像。新保皇党需要这样的人，同时旧保皇党和反帝党出于各种原因也买帐。所以他就上去了。而张又侠有什么核心竞争力？
（三）他在真正被抓之前支持拥护笔者，不来对付笔者。说实话也非常困难，在2026年3月份底的时候，笔者并没有能力护着他。他要是当时支持我，他很容易被保皇党对付。要知道他的全套人马，都是保皇党的人。而笔者是在2026年4月中才开始破掉这个局的，之后让保皇党内部的人，至少上层，都可以有自己选择的空间，只要及时弃暗投明就有全身而退乃至立功的机会。更何况我这边不管怎样也不会让他当皇帝。但他当时如果拖一拖，再拖一两个月，局势就会有很大不同。可他当时是很急的。我当时都不知道他托人在万维读者、法轮功传媒等发了那么多文章，那么急于搞军事政变称帝。我当时也看出局势非常凶险，胡春华在3月30日到4月10日中间有快两周没露面了，所以才紧急出台方案。当时张又侠的喉舌给笔者传递了消息，我当时反复劝说不要称帝，结果他就是没听进去。
所以张又侠在2026年6月就主动归案，其实还是非常理智的，就是各方其实都不要他了。他这个时候主动归案，还能留一条命，让自己的亲属能有比较好的处理方案，否则呢？而且他这一条命，实际上也是笔者保下来的，否则无论是习近平还是叶选廉，都不可能让他活，只会像徐才厚一样对待他。至于张又侠在2026年9月21日，被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个事是习近平干的，笔者的建议是先免职，在五中全会后再讨论。在习近平写的公报里，还说张又侠“搞团团伙伙”，暗示张又侠和团派有关联，似乎是想栽赃，完全不管张又侠实际上是笔者处理的。张又侠造反已经有三年时间了，整个海外中文互联网几乎无人不知，习近平能处理的话早就处理了。从张又侠2026年1月24日假装被抓，到2026年8月28日被人大免去职务，前后长达7个月，期间张又侠仍然在各大官网上被认为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
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60921/ed84cef8e5ad411e9ebf80c5f43e375e/c.html
笔者实际上还保了非常多的人，除了大量反帝党及其家属，还有一些旧保皇党、极右翼。例如《以邓朴方、江绵康为核心的旧保皇党预备在近期对反帝党发动政变》中提到，邓朴方本来在叶选廉的计划里，是在2026年5月前就会被除掉的，是马克龙亲自去进行政变掩护的对象。可是这个人在2026年5月，由于笔者大规模揭发新保皇党，所以暂时解围之后，转头就要求不平反六四，甚至还来威胁笔者，还公然称帝要笔者承认。所以笔者在2026年6月就将其外围势力全部处理了。此后邓朴方势力大幅收缩，连四川都丢了。这些各怀鬼胎的人如果不认同是笔者保下了他们，甚至还想公然称帝，那么笔者也就不会保他们了，然后他们很快就会尝到应有的苦果。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多次，不容颠倒黑白。
《关于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报告（建议草稿）》
此前文章中我们讨论了当前新旧保皇党尤其是叶选廉、邓朴方等人联合攻击反帝党的形势和习近平尽早下台的必要性。以下是《关于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报告》（建议草稿）：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人民群众对于邓小平及其亲属不断阻挠有关案件的平反工作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此对邓小平反党、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一系列行为做总结：
邓小平所涉嫌犯的罪行包括：
第一，污蔑高岗同志、饶漱石同志为反党联盟。
在1953-1955年，邓小平利用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的不满，骗取其他同志的支持，联合毛泽东同志污蔑高岗同志、饶漱石同志反对周恩来同志，主导并起草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该报告荒谬地将支持左翼运动的高岗同志、饶漱石同志定性为反党联盟，将其开除党籍，从而达成了特定的政治肃清目的。
这一历史定性的谬误，在邓小平后来的反思中得到了侧面印证。1980年3月19日，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也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毛泽东同志）也有责任。老人家（毛泽东同志）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周恩来同志）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毛泽东同志）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毛泽东同志）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天津讲话，还是有缺点错误。”
结合其他史料可以说明，高岗同志、饶漱石同志支持左翼运动的诉求，在组织上得到毛泽东同志、林彪同志的默许与支持。他们作为执行者，主观上根本不具备“反党”的动机与纲领，将其定性为“反党联盟”违背了历史事实。
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肃反运动，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高度不满，后高岗同志、饶漱石同志又被毛泽东同志出卖、背叛，该事件被邓小平利用，联合毛泽东同志将党内外本来对毛泽东同志的怒火转移到了高岗同志、饶漱石同志身上，完成了对其政治肃清。邓小平在1955年3月作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后，被毛泽东同志推荐，于1955年4月接替了高岗同志的职位，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于1956年9月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第二，完全错误地评价华国锋同志，逼迫并没有犯任何重大错误的华国锋同志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
在1980年11月，在华国锋同志已经辞任国务院总理，党内最高权力已经易主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不满和彻底解决毛泽东同志有关问题的愿望，骗取其他同志的支持，主导了对华国锋同志的批判，逼迫并没有犯任何重大错误的华国锋同志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并由邓小平自己接任。
1981年6月，邓小平主导并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荒谬地对华国锋同志作出了一正五负的官方评价：
“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法制是讲究一致性的。如果以相同的标准去看这个邓小平主导的评价，认为这就足以逼迫华国锋同志辞去仅剩的中央军委主席，那么邓小平也不应该接任中央军委主席。
1，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
这个事的历史背景就是由于毛泽东同志长期被视为左派的标志性人物，在保皇党被肃清后，出现了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华国锋同志因此提出“两个凡是”。（详见《华国锋谈自己为何文革后坚持两个凡是》）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多政治人物都会这么做，说一些临时的场面话。华国锋同志能把毛泽东同志的妻子和侄子抓到牢里去，他能是什么真的相信两个凡是的人？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那邓小平自己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泽东思想。 又是怎么回事呢？（详见《维基词条-四项基本原则》）
而且即使这样根本算不上错误的错误，华国锋同志都自己做过自我批评了。“1978年12月13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做自我批评，宣布会后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在会上承认：
“（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51]”
要知道，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1979年的时候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因为引发极大争议，在1981年才改成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详见《刘山鹰：四项基本原则有两个版本》）允许邓小平有争议了修改，就盯着华国锋同志不放？人民群众希望彻底解决毛泽东同志的问题，可邓小平也没有彻底解决毛泽东同志的问题，还阻拦其他人对毛泽东同志的处理。
2，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党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主席，并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力去暴力压制这一讨论。实践固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该真理标准讨论随后被邓小平歪曲为“实事求是”。这种思维一个很致命的误区在于目光短浅。华国锋同志看到了这种思维的隐患，提出自身的不同意见，不能认为是一种过错。
3，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
华国锋同志当时主要拖延和阻挠的就是邓小平的复出可实际上也只阻挠了半年，后来还是妥协了。而且我们现在看，难道华国锋同志当时做的不对吗？他就是后来妥协了，酿成了悲剧。
4，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
首先，毛泽东万岁之类的毛泽东称帝口号、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的画像在这一决议之后四十多年也没有被整改，对此邓小平是有主要责任的。
其次，华国锋同志有什么个人崇拜？目前普遍记载的就是：
（1），而歌颂华国锋同志的歌曲《交城山》也同《东方红》一并播送，一时间全国把他视为了“伟大领袖”的化身[36]:42[37]。
可是这个歌的歌词根本看不到任何的帝制专属用语：
“
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
交城的山水实呀实在美
交城的大山里住过咱游击队
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
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
华主席为咱除“四害”
锦绣那个前程放光辉
”
而且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2]这首歌的传播开始降温。随着华国锋退出中共领导岗位，《交城山》也回归了原来的民歌版。
这意味着，首先这个歌播放的时间很短，只有两年，其次，从歌词来说，根本没有任何的帝制专属用语。如果这种歌也有问题，那么歌颂邓小平的歌又算什么？在网上稍微找一下就知道，歌颂邓小平的歌到处都是，各个都比这个夸张，还篡夺其他人的功劳。如《獻給鄧小平110華誕的歌》、《民族巨人邓小平》、《春天的故事》。
（2），在各大媒体上，以“英明领袖”作为他的代称[38]。
英明领袖这样的词又有什么问题？这些词汇和帝制专属用语毫无关系。如果英明领袖也有问题，那么“总设计师”岂不是也有问题？何况华国锋同志再怎样也惩治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人民喊一句英明领袖那也是很正常的。而篡夺改革开放成果的邓小平可就担不起“总设计师”这个在90年代才被江泽民使用的词汇了。
（3）华国锋同志的画像与毛泽东并列悬挂。
目前在公共场合，把邓小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的也不少。而且邓小平还有一个重大错误，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时，说毛泽东的画像会永远悬挂在天安门广场。
实际上，“在1966年8月以前，每逢重大节假日，天安门城楼上才悬挂毛泽东画像，平时在城楼上是没有的。1966年8月以后，经中央决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天天悬挂，并且每年国庆节前要更换一幅新。”
也就是毛泽东画像在天安门的长期悬挂本身就是文革时期的产物。现在还有大量的照片证明天安门广场不是一直都悬挂毛泽东画像的。而邓小平为了自己的极右翼事业，刻意选择不根除保皇党的生存空间。
5，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
这更加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包产到户这个问题，下文会提到。
所以这五个邓小平对华国锋同志的负面评价里，有两个事后看是对的，其他的事情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邓小平做的都远比华国锋同志过分。邓小平主导的对华国锋同志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违反中央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瓦解了农业生产合作模式。
在1982年，邓小平指使他人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执行严重扩大化，将推广包产到户变成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瓦解农业生产合作模式。
华国锋同志是支持在部分地区放开包产到户的（详见《包产到户有存在的必要性》）。可是华国锋同时也坚持农业生产合作模式应该要保留。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也明确，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
可是由于邓小平的干预，该文件的执行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变成了农业生产合作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彻底瓦解。农业生产合作模式的普遍瓦解，导致农村地区的规模企业数量远少于城市，造成了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直接导致农村留不住人，农村人口进城的速度过快，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最终造成了极其悬殊的贫富差距。这种情况和18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造成的羊吃人本质是完全一样的，是属于极右翼政策。
第四，炮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反对三权分立，反对言论自由，
长期冤枉左翼领导人，推行极右翼政策的邓小平在1980年底又炮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这一概念在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被正式写入决议。
可是即使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准确定义。目前可以总结的有以下内容：
1，在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提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认为：“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
”
按照这一说法，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对中央的政策、制度提出不同意见。这违反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2，1985年5月20日，邓小平在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中讲：“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
”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在回答相关提问时曾作出解释：“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
按照这一说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属于“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可是用中国文革时期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是崇拜西方“民主”，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诚然，文革时期的许多做法是无视法制的，在欧美国家类似的做法也是会受到一定处罚的，可这也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和资产阶级实在没有什么关联。欧美国家的民主是建立在法制之上的，并不会容忍文革那样的暴行。
这进一步证实了，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对中央的政策、制度提出不同意见。
3，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学生闹事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贸，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也允许有差别。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要理直气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可缺少，至少还要搞20年。”
除了前面的提法，这里新增的观点是将欧美运行上千年的三权分立制度歪曲为“三权鼎立”，认为支持三权分立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是否定党的领导。
而实际上三权分立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立，完全没有涉及到党的领导。在三权分立的国家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也很普遍。
总体而言，邓小平作为在法国和苏联长期留学的人，利用国内人民群众对欧美民主法制的不了解，将文革比喻成资产阶级，将三权分立说成否定党的领导，炮制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概念，破坏党内民主，以此打击对中央的政策、制度提出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以此打击迫害包容不同意见的其他领导人。
邓小平炮制这一概念更大的目的，是为了将党的领导在极右翼政策下被不断弱化的责任，推卸给胡耀邦同志、赵紫阳同志，挑拨激化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左派政党，如果长期推行极右翼政策，必然导致党的领导不断弱化。例如推行包产到户的冒进，导致了农业生产合作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彻底瓦解。这直接导致许多地方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彻底失去权力，必然导致党在农村地区的领导大幅弱化。这些政策都是邓小平主导的。而对中央的政策、制度提出不同意见，支持三权分立本身并不会影响党的领导。
第五，错误地批判胡耀邦同志，诱使胡耀邦同志主动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1987年初，邓小平主导了对胡耀邦同志的批斗会，诱使胡耀邦同志主动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在1987年1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三号文件中列举了有关胡耀邦的所谓“罪状”：
“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法制是讲究一致性的。如果相同的标准去看这个邓小平主导的评价，认为这就足以让胡耀邦同志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那么邓小平也不应该继续留任中央军委主席。
1，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
这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前面已经有论述，无非是攻击胡耀邦同志包容不同意见、支持三权分立。而且在当时，由于毛泽东常年称帝以及长期的计划经济，支持市场经济其实是左派政策。因为当时坐火车、买卧铺不仅需要单位开具的介绍信，软卧等高级席位也严格和行政级别挂钩，只有高级干部、特定级别的知识分子或因公出差的特定人员才能凭身份证明或批件购买的。支持市场经济就是支持更多的人能享受这些正常的公共服务，是让社会更加公平的。就连在这一党内生活会上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耀邦同志的邓力群同志，在1988年11月的时候要求见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还是欢迎了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同志感慨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2，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
这个指控是荒唐的。胡耀邦同志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主要职权是政治工作，当时的经济工作是赵紫阳同志主持的。何况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很难成为一个罪名。
3，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
这些都属于党纪问题，而且缺乏具体依据，是莫须有的罪名。而邓小平违反程序，策划六四事件；在外事活动中说不该说的话，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时，说毛泽东的画像会永远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不遵守党的决议，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执行严重扩大化，将推广包产到户变成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瓦解农业生产合作模式，这些问题可是每一件都实打实有明确证据的，并且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由此可见，邓小平主导的对胡耀邦同志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
第六，挑拨激化保守派和改革派的矛盾，策划六四事件，剥夺时任总书记赵紫阳同志的职位。
邓小平在以所谓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的名义诱使胡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后，又在表面上站到了改革派的一边。在1987年中，邓小平突然大力支持赵紫阳同志关闭红旗，还确定由邓立群同志兼主任的书记处研究室解散。在保守派已经占上风的情况下，这一决定直接端掉了保守派当时的大本营。毫无疑问极大激化了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而邓小平就是主要的挑拨者。
此外，根据赵紫阳同志前任秘书鲍彤的证言，邓小平还在很多方面挑拨激化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并阻止改革派缓和矛盾的措施。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随后数万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悼念。期间在部分人士的挑拨下，学生与警方出现冲突。1989年4月22日下午，大部分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返回学校。
邓小平在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回到学校情况下，涉嫌直接指使他人趁赵紫阳同志出访朝鲜，将北京人民群众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及学生、市民对邓小平处置措施的抗议活动歪曲为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并将其定性为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工人所制造的动乱。将西安和长沙等地不法分子烧毁汽车、抢劫商店的打砸抢事件嫁祸给北京学生。以上观点在1989年4月26日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上。其目的就是为了激怒学生，将事件闹大，以便借助保守派肃清改革派。
邓小平此后即涉嫌离京安排军队，而彼时学生的抗议仍然只是正常的游行活动，总体仍然是和平的。
1989年5月13日，在部分人士的挑拨下，广场学生出现大范围绝食示威活动，赵紫阳同志没有在第一时间处置。邓小平利用赵紫阳同志的错误，开始挑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矛盾，在1989年5月17日主张调动军队并且是主力集团军进京，赵紫阳同志提出辞职。此后半个月学生运动在性质上并没有进一步的升级，但由于部分人士的挑拨，许多广场学生也没有及时撤离。邓小平也没有采取措施去缓和矛盾，或效仿1976年4月5日的清场方式，采用武警公安等其他更为和平的执法力量去平息事件。
1989年6月3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授意下，在并没有紧急事项的情况下，向部队下达了强行清场的命令，指示部队必须在1989年6月4日凌晨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到底天安门广场集合，并授权部队采取自卫措施。此后军人和北京市民学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纵观整个事件，几乎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都是邓小平一手推动的，其他所有人的反应都是正常的。六四事件是邓小平一手策划的旨在解除赵紫阳同志职务的政变。
第七，长期系统性篡夺改革派和保守派自文革以来解放生产力革命（改革开放）的胜利果实。
1，“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时，谈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共领导集体。邓小平以为，介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邓小平指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实际上华国锋同志是有独立的东西的，只是大部分被邓小平篡夺了。华国锋同志在1976年12月10日，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中，就否定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正面肯定发展生产力：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个概念其实是华国锋同志最早提出来的。这也说明他对于文革后应当如何做政治经济工作还是有很清晰的思路的，在大的方针上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过于保守回避长期制度建设而已。现在有很多人居然以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时候首次提出来的。这种用相似话语宣传是常见的篡夺窃取胜利成果的手法。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很多人以为出自毛泽东同志。实际上这是孙中山同志在辛亥革命前说的话：“中国现今处于一次伟大民族运动，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此外，1978年6月3日，华国锋同志等中央领导听取港澳经济考察组汇报，肯定了利用外资与引进先进技术的建议，指示可先在宝安、珠海等地试办出口基地。这一举措直接促成了蛇口工业区的成立与深圳经济特区的早期萌芽。后来的习仲勋同志和邓小平只是摘这个桃子的人。
2，炮制所谓“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邓小平在1989年六四之后才提出来的（详见邓小平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96〕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88〕、瞿秋白〔113〕、向忠发〔114〕、李立三〔115〕到王明〔89〕，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116〕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44〕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117〕。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人是在变化的。”
这个叙事完全是不尊重党史的，陈独秀同志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都是总书记，主办了新青年，创立了共产党，这还不能算有能力的中央？而且邓小平还刻意忽略了博古同志和张闻天同志，这两人都是被毛泽东同志打压夺权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为了极右翼执意刻意抬高毛泽东同志的地位。这个所谓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称帝的三十七年。
邓小平声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他是核心，并且是他安排接班人的问题，将胡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说成是他安排的两个接班人。这种说法完全不顾事实。周恩来同志提拔了华国锋同志，保护了胡耀邦同志。即使在文革的批斗中，胡耀邦同志也只是赋闲在北京的家里，邓小平则是直接流放到江西乡下去了。在文革结束后，华国锋同志是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同志则第一时间复出。1977年3月即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而邓小平则在文革后近一年才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复出。
即使在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在十一届政治局常委的排位也是第三位，第一位是华国锋同志。而在十二届政治局常委中，他的排位也仍然是第三位，第一位是胡耀邦同志。这些排位都是非常严谨的。华国锋同志就算辞职，也是交权给同样被周恩来同志认可的胡耀邦同志，不可能给邓小平的。这两个接班人都是周恩来同志安排的，不是邓小平安排的。邓小平实际上就是试图篡夺周恩来同志的成果。
因此，胡耀邦同志和邓小平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上下级的接班人的关系，只是正常的政治合作。胡耀邦同志比较有礼貌，以为邓小平同为改革派，看着邓小平年龄大，此外有时需要拉拢，在语气上更尊重一些。这一点胡耀邦同志在和陆铿的谈话中也说的很清楚，邓小平的中央军委主席是因为“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兼任。”而胡耀邦同志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这些客套话被邓小平用来造谣他们之间互为上下级关系，试图为其发动对胡耀邦同志的政变论证合法性。
甚至赵紫阳也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自1971年起到内蒙和广东任省委书记。赵紫阳和邓小平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在1975年去四川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才建立的。而且邓小平本人的话也透露了，他实际上并没有权力选择接班人，“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
3，在邓小平后续篡改的党史中，胡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的功绩被大量抹除。实际上胡耀邦同志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并为民主法制改革做了一系列重要工作。中国的民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出现了习近平在厦门选举市长时落选的现象。赵紫阳同志和朱镕基同志主导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通过反对三权分立、反对言论自由、有选择性地大力支持部分胡耀邦同志、赵紫阳同志和朱镕基同志的政策，使得改革出现冒进，并严重激化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大量损失。
4，另一个著名的案例是恢复高考。在1977年中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绝无权力直接恢复高考，相反其和文革推迟高考还有莫大的关系。邓小平甚至连毛泽东同志的话都去篡夺，其著名的“十个如果”据考证基本就是毛泽东同志的话稍作修改的内容。
综合来说，邓小平所犯罪行，涉及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其极右翼政策又已经严重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且邓小平及其亲属还长期不断阻挠有关案件的平反工作。鉴于上述邓小平所犯的极其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建议对本次会议作出决议，提请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对其亲属的问题继续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