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同窗碎影
岳君
印像里这位同学是留级下来到本班的，他学习成绩是不怎么好，有个长处，是会打架。但不要误会，他在学校轻易不出手的。据说他们家里在胡同中有名声，一拨老少爷们都练这一手。也有人称之为“街道流氓”。可岳同学跟我们交往时表现得就是个高年龄组的人，有社会经验，不乏其厚道。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能打，但又从来看不见他打，都不免好奇。有位蔡同学，个子较高，虽不是最高的一个，但比岳同学高。他老去刺激岳同学，要看看他到底怎么个会打，多次挑战之后，两人终于动起手来。记得开初是友好过招，并不真“打”，岳同学也确实做的是一种演示，但蔡同学到底还是被打急了。只见岳同学开打后即碎步轻颠，转着圈后退，两拳护在脸侧，头随之闪躲，根本不让对手碰到身体，同时，在退步中，他忽左忽右，护拳变掌，一下又一下“啪”在对手脸上，力道不重，但出掌由腕力带动，一抖即收，连连作响，似也不轻，用现在的话说，叫作伤害不大，但羞辱性强。最后，蔡同学脸都红了，不知算是打的还是恼的，岳同学示意停战时，他觉得下不来台，还要往上冲，被围观同学（一边心中喝彩）拉开了。
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参加了父亲所在机关干部子弟红卫兵的活动，以此给自己一个理由不再去学校参加运动，其实内心主要是想逃避因出身变了（从“革干”而至“走资派”）而来的社会压力，尽管在机关里与一拨同类一起，也要承受与父辈划清界线的精神负担。在这一念之下，又继以两年后我放弃了被分配去黑龙江853农场的机会转而独自回老家，乃与初中同窗三年的同学彻底断了联系，自文革而插队而文革后，一往殊途，彼此无恩无怨，也无缘重聚。今天在这里写下的多是从分道前留下的印像加听闻和猜断而生，至于哪位同学在运动中属哪一派——“老（红卫）兵”、“四三”、“四四”，以及谁做过什么事等等，一概无从确知和断言。
听说岳君在学校被斗过，不知是否被殴打，此外再无其他消息。从十余年前我得到的一些初中同班团聚——从文革刚过去的七十年代末到二零一几年有过数次——的照片看，他似乎从未露过面。
郭君
这位同学是全班（甚至全校）干部子弟中最突出地显示过生活特权的一位，出身是军队高干，其父是上将（据说是所谓“将军之乡”湖北红安籍将军中唯一一个上过黄埔军校的）。你道他在学校里最常见与谁缠磨？正是上面说的岳同学。自初一开学后不久，每到课间，常看到他在向岳同学求教。我没见过他们练习拳斗，通常总是搭臂抄腿练摔跤。现在想来那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情景一望而知是在玩耍，若是拳头往来，恐怕就会有人见怪，那应是岳同学有所顾忌的。
郭同学与大家的关系都不坏。让我吃惊的，是在十多年前见到全班同学的新名录时，他竟然是已经过世的两位之一（另一位在插队时游山不幸坠崖）。以后闻知其父殁于1970年，他在文革后曾到香港，大概是经商，后来为躲债回到内地，再以后就是人没了。这样粗线条的信息让人无以置言。虽然据文革后（也许是自文革中，但我不知）与之最接近的某同学说“这人肯定是没了”，但不知为何我总难相信郭君那时就真已不在人世了。
贾君
四十年前偶然咫尺相对，竟然错过把晤良机。此生终未再会，使我失悔至今。
一九六三年入学时，班里按大小个儿排号，我们都站在不高的一头，自然开始接近，玩耍嬉闹，无嫌无虑。接触中得知他小学上的是育才，有名的干部子弟学校。我说正面的话，是能感觉到他身上有较好的革命教养。后来才渐渐从其他同学听说：一、他家确是高干，父亲曾是四级干部、“副总理级”；二、当时已经降级下放，因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是彭德怀反党集团重要成员，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彭被打倒，其“集团”称谓有一个四字头版，还有一个五字头版，那五字头里的第五员就是他爸。
有关各同学的家庭出身，我总是从班上传言得知，也不知那些消息一五一十地从哪儿来的。当然，传言也会有误，误到谁头上时自己自然知道。
到初二那年（也许更早，不确知），班里有了团组织。贾同学可能是首任团支书，后来，想是由于中学里对党内路线斗争的知见渐增，换掉了。我用“可能”“推想”等词，因为我未入团，直到文革开始时仍是“白丁”，没经历过组织生活，不能确说个中细情。
由于相与厮混的同学关系，贾对我的政治进步也很关心，曾试图作比较严肃的谈话，但我不开窍，总是跟他耍贫嘴，不会正经回应，让他生了气，终于，他不跟我说话了。
大约是文革开始前数月，也就是我们初三下学期的时候，贾同学让同班并与我住在同院的丁同学带给我一信，使我吃惊——向来没接过这样的信。信中他批评我散漫、不求上进，特别是不积极靠拢组织，又表示了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要拉我最后一把。有一句触及家庭出身，我至今记得，他写道“……后来知道你们家是高知，我就更看不起你了”，当时让我发了懵。
从北京东城到西城，我上过三个小学，没进过干部子弟学校。与贾同学等相比，我政治知识少。老师让我回家去问父亲参加工作和入党的年份，好确定我是否应在家庭出身栏填写“革干”，我还疑惑是不是每个人都要那么做。回家问时。父亲居然说“怎么还有这个规定法？都是国家干部职工……你就写‘职员’吧。”在大学工作的母亲懂这些事，马上反诘“谁是职员？你是‘职员’吗？……”，父亲语塞。此后我才懂得自己应写“革干”。这个觉悟来得既晚又不扎实，以致看了贾同学的信后，我竟真以为他了解什么我所不知的情况，能使我的出身与“高知”沾边。
我见过父亲在“文化程度”栏（不必在履历表，记得是户口本上）填写的是“相当（于）大学”。那个大学指华北联大，即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他先作学生，后留校工作。那就是他的最高学历，再以前的就提不起来了，只有不到十五岁参军前曾在乡里上过两季“冬学”（农闲时开班上课）。父母加在一起，学历也攀不到“高知”。不过，父亲反倒知道从我同学处冒出来的“高知”是何来由。
捎信给我的那位丁同学的父亲是机关人事部门的领导，当过人事司司长和中监委驻两部监察组副组长。那位宋伯伯（他与丁同学父子不同姓）认为上过大学（哪怕是根据地的革命大学）的就应以“知识分子”视之，所以对儿子说过“他跟咱们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被丁同学具体化为家庭出身里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选项，即“高知”。可堪一哂的是，这位宋伯伯抗战初加入共产党时是中学生，比我父亲的学历高得——用时兴语——简直不要太多！
由此不妨再提一事。六十年代，父亲在高教部文科教材办公室工作，与众多教授即真正的“高知”共襄斯业，曾由衷表示自己是“忝入儒林”。亲闻老教授们诉说心志，寄言甘为作育英才“春蚕到死丝方尽”，父亲很受触动，他将这首义山名诗写在书房小黑板上。文革中遭批判斗争，有人揭发了他的“忝入儒林”，也提到那句唐诗，说他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鸣冤声应气求，我在会场当即起立，说“他在家里也说过：这首诗……好”。这是我青春有悔中不大的一桩，父子间再未提起。当时在革命群众队中的张厚感先生（已故）也一直记得这次批斗，在我父亲晚年，他用径尺大字写了一幅对联相赠：“宦海沉浮何净土；儒林明晦有知音。”并曾介绍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事行公（张中行先生）与我父亲相识。
文革一别，几十年间我不时想到贾同学，想一述别后经历，也把以上种种说与他，只要他还愿意回顾当年。
一九八五年我回到北京后找到新工作，某日在单位传达室看见两位访客入内，我觉得其中一位是贾同学，他身形样貌变化不大，走路做派更是老样子，可是，那样遇见故人，毕竟来得突兀，而且他根本没认出我。就在我犹豫着如何开口之际，两人已经上楼，走出了我的视线。我不知道他去向哪一室，终于未得相认。几十年来每想到那一刻便深悔不止，更兼贾同学已于前几年在海南病逝，此生竟自缘尽矣。
在网上能搜索到关于贾同学的零碎信息，如他在其父诞辰百年的追思会上坐在会场侧席的影像。也看到他对人说过自己是家里“最没出息”的一个，指从未加入高干子弟的赚钱大业。虽然脱离了公职，为了做事反要找挂靠单位，而他要做的事情呢，却是组织翻译出版哈耶克的著作。
十四年前的夏日，本班五分之四成员在北海公园团聚，事后我从电邮中看到照片，上面自然有他。后来听另一位同学转述，重聚时贾君提到我，说“一定要找到他”。海天暌违，我感到了他在那边相期再会的心意……
二零二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