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热：红字
红字
解放军1955年实施军衔制，一夜之间，学校里很多干部医生教员和学员的肩膀上都扛了杠杠和星星。军衔最高者是一位韩姓上校，学校政委，战争里受过伤，一肩膀低一肩膀高。接下来有位毕姓中校，学校校长，战争里也受过伤，又高又瘦，一陣风吹过来好像都能把他掀倒。其余七八位少校，其中有位姓吴，住我家邻居。
吴少校湖北人，身体单薄，说话声调拔得很高，轻微地夹杂着咳嗽和气喘，为人比较严肃。吴少校的妻子姓张，授大尉军衔，学校女性军官里军衔最高。吴少校和张大尉新四军出身，都有些文化。张大尉上海人，浓眉大眼，嘴角稍有下沉，说起话来很是好听。
吴家四个男孩子，彼此之间相差一两岁。那时候我刚七八岁，正在慢慢开始懂事。吴家老大和我经常玩在一起，比我大一岁。吴家其实还有过一个女儿，宝贝得不得了，刚学会走路，让勤务员抱到校门口买花生米吃，卡进喉咙里，抢救不及而夭折。勤务员紧张也害怕，吴家却没有因此而加怪罪，可见他们的为人相当宽厚。我父亲加入共产党，介绍人就是吴少校。话虽这样说，除了孩子们在一块儿玩耍，我们和吴家并无过多往来。那时我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一堵有形无形的墙横亘在不同的人群中间。
授銜之前，学校里教职员工分军人和非军人两类，用今天的话语，军职和文职人员，服装方面看不出两者之间的显著区别。父亲一直在军队医院系统里担任领导干部，也穿过几年皱皱巴巴的黄军装，但因给旧政权服务过，授銜的时候未能入列。授衔之后穿上军装的教员和医生们一下就神气了起来，尤其在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们眼里，那身笔挺的军装真让人羡慕。校级军官以上还发有一套蓝色呢制军礼服，节假日穿出来，别提有多么帅气！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父辈的身份认同绝非小事。加入少先队共青团或者升学的时候需要填写一份表格，表格上有“家庭出身”一栏，我问父亲什么意思，该如何填写，父亲想了一会儿，告诉我填写“职员”二字。当时社会环境里，人们的家庭出身被严格区分为”红黄黑“三大类别。“红五类”指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革命军人等，被视为政权的中坚力量。“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之类，属于革命打击对象。“黄五类”则不红不黒，属于中间阶层，例如“职员”、“小市民”，带有“可以被教育改造”的意味。这些阶级划分跟随人们度过一生。我很记得父亲说这话时的眼光，迟疑、游弋，甚至稍带了几分自责。如果他被授了军衔，穿上军装，我就有可能混迹于“红五类”出身的家庭，走上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生活道路。
父亲的表情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里，“职员”就是一张惊慌失措皱巴巴的脸，一条永远拧不干净的抹布。
小小年龄的我还没能想到这么多，不懂得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只知道没穿上军装，军人俱乐部是不容易再进去玩了。
座落在中山北路的军人俱乐部，无疑是城市里最吸引人的游乐场所，建有游泳池、溜冰场、电影院等设施，露天剧场里经常举办歌舞等精彩演出。顾名思义，军人俱乐部是军人们以及军人家属进出的地方。授銜之前，我跟父亲去那里玩耍。授銜之后，不穿军装的父亲不愿意被人堵在门口盘问，去的次数渐渐少了。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吴少校领着三个孩子出门，经过院子，吴家老大一声招呼，我便跟随了他们，高高兴兴向军人俱乐部走去。经过门口，门卫随便朝我们这群孩子扫了几眼，没说什么就放行了。但是，就当我们跨过大门向里面走去的时候，吴少校突然停下脚步，转脸向我，似乎有些奇怪：咦，你怎么也进来了？谁让你跟进来的！
他伸开双臂，手掌向外，一步一步朝我推了过来。
眼前这个大人，步履坚决，目光刺人，呼吸沉重。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畏缩着一步步往后退却。
我还是个孩子啊！他那样对待我，好像对待一条狗，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我被驱赶着，重又退回到门口，头脑嗡嗡作响，听见他对门卫交待：这个孩子不是我们家的，不能让他随便进来 ……
血涨到脸上，我完全懵住了，他和门卫再往底下说了些什么，我都记不住了。
那一瞬间，吴少校抬起的臂膀，变成竖起在面前一堵有形的墙 。
后来念到中学，读辛弃疾的词：“少年不识愁滋味”，老师也讲述西方殖民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上海租界入口处张贴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我坐在课堂里，手托腮帮硬是想不明白：西方殖民者被赶走以后难道就好点了吗？
进入大学后，我又读了霍桑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 A Romance），再次想起被吴少校推出门去的那一时刻，对于书中人性的描绘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我们遭遇到不公平的对待时，为什么要涌起自责和迷茫？为什么就理所当然地背负起身上刻下的那些屈辱的“红字”？
这件小事，搁在别人身上，可能早就淡忘了，但它却像一道伤口刻在心坎，时不时发炎一下，挥之不去的苦涩一次次涌了上来。前几年那个重要的场合，并非“红二代”出身的前任党总书记，被人从一个大会会场驱离出去。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我也按捺不住，跟老婆第一次提起童年时代的这件小事。老婆听完，哇了一声：这能是一件小事吗？明明白白就是对人格的羞辱！
别说得这么难听，我说，你我如果没有移民出来，哪里会懂得人有与生俱来的尊严？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并不感觉受到伤害，他们麻木了。侮辱损害别人的人也不认为他们做的不对，他们也麻木了。
记忆中的红字，掰开来揉碎了，也可寻见人世间的温情脉脉。孩子两岁左右，一次从外面回来，发现躺在床上睡觉的他不见了，急忙跑出去寻找。听到从吴家传出声音，推门进去，看到他坐在一张小椅子上，翘起小小的二郎腿。穿军装的张大尉变成了慈眉善目的张奶奶，靠在另一张大椅子上，老小二人俯身仰脸一问一答，正在说着悄悄话。
吴家四个孩子，文化大革命后期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去的峥嵘岁月里，不出意料都参加了军队，少吃了同龄人经受的苦难。老大和老三复员回来，在本院安排了工作。老二转业，分配在省公安系统。老二的独子，一个在我眼皮子底下长大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后来也被送进了部队，快到复员的时候，一次小小的感冒发烧，居然没能急救过来，去世在部队里。
吴家不幸，早年女儿意外夭折，老年时孙子又莫名其妙地过世。世事难料，两位老人生活得很不容易。
那个从小跟我一起玩大的老大，不知怎么也昏了头，成家生女后，却和本院某位护士勾搭同居，想和平民出身贤惠的原配离婚。温文尔雅的张奶奶一下拉下了脸，跟老大说，你不要你的老婆，滚！我跟她过！
那时吴少校已经过世，张奶奶这番举动，让邻居们刮目相看。疫情之前过春节，和吴家老三通一次电话，问起张奶奶的情况，老三先说老大已经悔悟，回归家庭，再说张奶奶一百多岁刚过了生日，身体依然硬硬朗朗。
不知道为了什么，听了这番话颇有一些释然，心中那块石头轻轻放下，忘了自己曾经是站在大门外被权力推搡的孩子 。电话里我告诉吴家老三，如果能够回去，我一定去看望张奶奶，按照中国的传统礼节——给她老人家磕头。
(南京军人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