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关于张爱玲节目：“润学”与背井离乡中国人的命运

张爱玲与“润学”火热背后：中国人去国离乡的多舛与无常命运、对异域它邦的想象与真实

　　近日，媒体人柴静制作了一期关于中国女作家张爱玲的节目，披露了张离开中国前后的一些细节，引发不少议论。关于张爱玲在1952年离开中国大陆、又从香港辗转前往美国的经历，这几年在中文互联网上一直是热门话题，也是近年中国“润学”的一个侧面。曾是中国央视记者、多年前已移居欧洲的柴静，也算是新一代去国离乡的中国“润人”中的知名者。她做关于张爱玲离开中国内幕的节目，本身就有一种“同病相怜”之意，也将跨越数十年、相隔几代的中国人“润”的历史连接和呼应起来。

　　所谓“润”，是以英语词汇“Run（跑、逃离）”为谐音，指离开或准备离开中国故土、以逃脱困境乃至灾祸、到异地异国寻求新生活的行为。关于如何“润”、“润”到哪里、“润”的历史，这些信息、知识、讨论就是“润学”，正在离开或已离开者被称为“润人”。

　　张爱玲正是1949年前后、中国大陆剧变时的逃亡浪潮中，大批逃离的“润人”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另一思想巨匠胡适，还有如钱穆、傅斯年、倪匡等，以及更多知名度较低的精英和平民，也是在那一时段离开中国大陆，前往台湾、香港、欧美、世界各地。他们在港台或西方过的不算很幸福，但躲过了之后数十年中国大陆残酷的政治风暴、饥荒与短缺，较安稳的度过了后半生。如张爱玲直到1995年才去世。胡适等人较早去世只是由于疾病。还有李政道、杨振宁等一开始就未返回中国的在美华人学者，与张爱玲类似先到香港后去美国的高锟，在中国大陆之外较为自由富足的环境中成就巨大，还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殊荣。

　　而留在大陆或从外国返回的各阶层中国人，尤其知识精英，如老舍、陈寅恪、沈从文、丁玲、姚桐斌、赵九章、陈天池等，则在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多轮灾祸中，或悲惨死去，或幸存但遍体鳞伤。两厢对比，更令人感叹张爱玲等“润人”的幸运和留下者的不幸。中文网络上许多人津津乐道于这些人物和相关历史，显然是在喻指今日中国的情形、反映当下一些国人的心态。

　　近年之所以“润学”兴起，在于中国改革停滞，经济明显下行，尤其经历疫情及“封城”等“清零”政策冲击，人们生活普遍变得困难和缺乏希望。权利和利益遭受损害的许多中国人，对中国现状失望，不少人希望离开中国、在海外寻求出路。而张爱玲、胡适等早期“润人”的经历，给了他们启发、成为榜样。他们也称赞张爱玲等人见识高远，没有被花言巧语欺骗留在大陆，及时“跑路”躲过了后来的灾祸，并将张爱玲、胡适等称为“润学前辈”、“反诈先锋”等。

　　许多中国人出于各种原因希望“润”出中国、推崇张爱玲等早年的“润人”，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对“润”的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其实是有偏颇和美化、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的。

　　以张爱玲为例，她离开中国确实免于后来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在西方陌生的环境里，收入微薄、生活窘迫。她也再没有知名作品产出，此后几十年都相当低调沉默的度过，与其在中国时佳作迭出、声名鹊起形成鲜明对比。这很大程度在于她离开了滋养其文学创造力、让其如鱼得水的家乡人事、祖国故土、母语环境，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便张爱玲英语流利，但还是更长于中文写作而非外文表达。在美国生活的压力和琐事，也让她难有闲时和舒畅的心情写作。在美国默默无闻的张爱玲晚年和逝后重新知名，也是因被中国学界挖掘、为中国读者青睐，并反过来催生里西方对她的关注和研究。

　　可以说，对于一个如此重量级的作家而言，张爱玲离中赴美后的人生是平淡且有些凄凉、事业上不算成功的。而其他那些知名度较低的“润人”，有些取得成就，也有的并不顺遂、不尽人意。只是那些成功者普遍在聚光灯下、无论在所在国还是中国都更得到关注，失意者则被忽视、自身也有意远离他人目光而不为人周知罢了。

　　“润人”的命运是幸运还是不幸、日子是好是坏，往往是被时代大环境所决定的，自身难以主宰。比如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也有一波出国潮。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将会崩溃，欧美则是天堂，加上当时中外经济民生水平差距确实很大，他们宁可在国外驻地下室、打工刷盘子也要留在外国。离国者中不乏一些体制内和社会精英，放弃在国内优越地位也要“润”去发达国家。但后来中国经济起飞、社会转稳，同一阶层留在国内的普遍抓住了发家致富的机会，比漂泊海外的更成功。这与1949年前后选择留下和“润走”的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他们命运的不同，在于中国执政者在关键历史节点上不同的选择和政策变动，以及“润”去国家的情况尤其对待移民的态度，以及中外相对的发展水平和趋势，而非他们个人的努力，也非他们能够准确判断和施加影响的。张爱玲和胡适当年也并不能非常确定的预料后来的中国发生什么，只是在“去”和“留”之间做做出了出于个人好恶的选择。

   如1990年代的执政者闭关锁国、变本加厉迫害异见者，中国经济崩溃、发展停滞，那“润”往外国者就变得“明智”和“幸福”，未离国的则类似1950年代留下的人那样凄惨；如1950年代执政者没有大抓大杀，而是按照49年及之前信誓旦旦承诺的那样善待知识分子、社会贤达，留下及从外国回国的人就会得到重用，“润”去港台美欧的人反而是“不识时务”，失去建功立业的良机、在失落和边缘化中度过余生。根据当时背景和前情，这些假设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而现实时间线里留下和离开的人遭遇幸福和灾祸，则是不容易预料的。

　　而在新冠疫情结束、中国解封之后，这新一波“润”风潮中的“润人”们，是相对不幸的。因为他们正面对欧美日在内全球保守排外的民粹浪潮。各国从国家政策到个人态度，都对移民和难民很不友好。如美国的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大肆抓捕无证移民，许多“走线”偷渡入美的中国人被抓进移民监狱；日本对经营管理等签证及永居门槛大幅提高，还溯及过往，不少喜爱日本而“润日”的中国人欲哭无泪；欧洲各国也收紧移民政策，正规移民和流亡难民都更难获得长居身份，前途未卜。世界各国社会氛围也从支持多元化、欢迎外来者，变成敌视异类、种族歧视盛行。而且即便反中国体制的自由派流亡者、亲美亲日亲欧人士也在歧视排挤之列，各国排外主要看针对对象的族群和出生地，而非政治立场，并不因中国“润人”向往自由民主、亲近所在国而亲近和接纳（少数有利用价值的除外，但不代表大多数）。

　　即便不谈近年的风向，中国人前往异国他乡，在陌生的环境里，也面对种种困难与障碍。语言、文化、习俗等的差别都会造成诸多不便。民主也不是万能药，民主国家一样有阶级分化、人性丑陋、官僚主义、各种歧视与不公正。满怀对自由世界憧憬的“润人”到了外国，也要为衣食住行、人际纷争而忧愁。许多在国内生活还算体面、有些资源人脉的国人，“润”到国外后资源和技能几乎“归零”，一切要从头开始，包括不得不从事一些繁重而不体面的工作、相对在中国时阶层滑落。在适应与家乡差异颇大的规则与世故的过程中，许多“润人”难免为各种经验教训“交学费”。

　　如曾对美国倍加推崇的中国自由派名人袁腾飞，刚移居美国不久就收到美国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账单，忍不住在朋友圈大骂发泄不满。欧盟各国虽医疗保障较好、自费少，却又有效率低下之弊。除了医疗，欧美各领域都有一些外人不熟悉、亲历才知道的弊病，如效率低下、程序复杂、种族歧视等情况。许多“润人”真的来到欧美日等国，才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颇为失望。在“润人”（离散群体）内部，还有因为利益、立场、私人恩怨等引发的斗争，相互算计与伤害。还有许多艰辛苦楚，难以言传。笔者个人作为羁旅西欧洲的中国人，颇有直接的体会。有一些已“润”的中国人因为在异国他乡过于困顿、痛苦、没有希望，选择回流中国。

　　无论当年的张爱玲、胡适，还是今日的袁腾飞、柴静，以及更多不知名的去国离乡的中国“润人”，他们无论为了自由还是生计，逃脱灾祸或者寻找新生，离开熟悉的故土前往异国他乡。他们逃离了一些苦难，又面对另一些艰难；得到了部分想要得到的，也失去了若干不愿失去的；有些人相对幸运和幸福，有些人相对不幸与落魄；有些人挣扎着在异国扎根，也有些回流故土，还有的居无定所、有家难回、在“润”与“回”之间徘徊不定……

　　根本上，中国体制和社会存在的种种危机和弊病，尤其是民主自由的缺失、中下层劳苦甚多而所得贫乏，是许多中国人选择背井离乡、“润”往异地的原因。但不少中国人又对“润”去的西方乃至港台日等地抱有过于美好的想象、对自由民主及其效用有过高期待，与现实存在明显的偏差。流散异国的中国人，大多数生活并不如意，离开中国却并没有摆脱忙碌与焦虑，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生命如野草浮萍，没有认同与归属。中国人未来幸福的希望，还是在于中国大陆本土的变革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