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权与定义权的杀伤力（金陵钟）

摘要：命名权与定义权是社会叙事与意识形态建构的核心权力，在正常的社会治理与阶级分析框架中，其本质是认知工具与矛盾梳理载体。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特殊历史语境下，两种权力彻底脱离客观生产关系与社会现实的约束，发生根本性异化。命名权成为随意划定阶级敌人、切割社会群体的利刃，定义权成为强行定性罪错、赋予打压合法性的标尺。二者相互嵌套、互为支撑，构建起一套无需法律证据、不受客观事实约束的话语审判体系，从身份剥夺、人格否定到人身迫害、生命剥夺，完成了从“话语工具”到“杀人之刃”的暴力转型。本文基于阶级理论异化视角，剖析两种权力的异化逻辑、运作机制与杀伤路径，揭示话语权力极端化的社会危害，为规范公共叙事、防止斗争泛化与极端化提供理论反思。

关键词：命名权；定义权；阶级斗争扩大化；话语暴力；权力异化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核心，是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社会分工与利益分配的客观现实为依据，分析社会阶层结构、梳理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变革。其中，命名权是对社会阶层、社会现象的归类与冠名权力，定义权是对阶层属性、矛盾性质、行为边界的界定权力，二者本是客观认知社会、规范社会治理的理论工具，服务于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的正向目标。

然而，当阶级斗争理论被教条化、绝对化，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误区后，原本基于客观现实的阶级分析框架彻底崩塌。阶级划分不再依据生产关系的客观标准，而是转向主观化、随意化的话语判定；矛盾定性不再区分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人民内部与敌我矛盾，而是一刀切都贴上阶级对立标签。此时，命名权与定义权彻底脱离理论本源与现实约束，演变为不受制衡的绝对话语权力。

不同于物理层面的暴力杀伤，命名权与定义权的暴力是一种制度性、合法化、规模化的软性暴力。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社会氛围中，掌控话语权力者可通过随意命名“敌对阶级”、任意定义“反动行为”，将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干部群体强行划入对立面，使其丧失社会身份、合法权利乃至生命权。这种话语审判先于事实审判、标签定罪取代法律定罪的运作模式，让命名与定义彻底成为屠戮个体、撕裂社会的两把利刃。基于此，本文深入拆解两种话语权力的异化机理与杀伤逻辑，厘清话语暴力转化为实体暴力的完整路径。

二、理论溯源：命名权与定义权的本源与异化前提

2.1 正常语境下两种权力的工具属性

在科学的阶级分析体系中，命名与定义具备严格的客观性与规范性。命名权的核心价值是精准归类，依据生产资料占有、劳动方式、收入来源等客观指标，对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进行命名划分，明确社会阶层的客观边界，为社会治理提供认知基础。定义权的核心价值是精准定性，在命名的基础上，界定不同阶层的社会属性、利益诉求、矛盾关系，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明确斗争的对象、范围与方式，避免社会运动的盲目化与极端化。

此时的命名权与定义权具备三重约束：一是现实约束，必须贴合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客观事实；二是逻辑约束，阶级划分与性质界定具备统一、稳定的标准，不随主观意志随意更改；三是价值约束，核心目标是解决社会矛盾、推动社会进步，而非打压特定群体。二者是认知工具、治理工具，而非斗争武器、杀人工具。

2.2 阶级斗争扩大化：权力异化的核心语境

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本质，是阶级矛盾的泛化、斗争标准的主观化、斗争范围的无限化。其核心特征是抛弃了“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客观阶级划分标准，将思想观念、言语行为、家庭出身、个人经历等非物质、非制度性因素，全部纳入阶级斗争的评判范畴。原本有限的、针对性的阶级对抗，被无限扩大为全社会、全领域、全天候的斗争运动。

在这一语境下，原本约束命名权与定义权的现实、逻辑、价值三重枷锁彻底瓦解。话语权力不再需要贴合客观事实，不再需要遵循统一标准，不再服务于社会治理，转而服务于“无限斗争”的政治需求。当命名可以随意赋值、定义可以随意定性，两种中性的认知工具便完成了异化的前置条件，从“解释世界的工具”转变为“改造他人、审判他人、消灭他人的暴力机器”。

三、异化机制：两把话语之刃的杀伤性运作逻辑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场景中，命名权与定义权形成了“命名划界—定义定罪—暴力落地”的闭环杀伤机制。命名权负责制造敌人，完成身份的根本性否定；定义权负责固化罪错，完成行为的合法性审判，二者层层递进，让话语暴力精准转化为实体性的人身迫害与生命剥夺。

3.1 命名权：无依据的身份标签，制造“天然敌人”

正常的阶级命名是对现有社会阶层的客观概括，而异化后的命名权，是无中生有、主观臆断、随意归类的身份定罪。其核心功能不再是“区分阶层”，而是“划分敌我”，通过强行赋予个体负面阶级身份，将普通社会成员直接剔除出人民群体，使其成为天然的斗争对象。

异化的命名权彻底打破了客观划分标准，呈现出极强的随意性与绝对性。其一，出身命名成为最粗暴的划界方式，将家庭出身、祖辈身份直接等同于个体阶级属性，出身即原罪，无需考察个体的思想、行为与社会贡献，仅凭先天身份就被命名为“敌对阶级成员”，完成身份的根本性否定。其二，行为命名无限泛化，将正常的学术探讨、言语表达、生活习惯、工作失误，随意命名为“阶级反抗”“思想反动”“路线错误”，普通的个体行为被强行赋予阶级对抗属性。其三，主观命名不受任何约束，话语权掌控者可根据主观好恶、政治需求，随意给他人贴上各类负面阶级标签，命名无需证据、无需审核、无需纠错。

命名的本质是身份的生杀予夺。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社会体系中，身份决定权利，标签决定命运。一旦被异化的命名权贴上敌对阶级标签，个体便瞬间丧失公民权利、人格尊严、社会话语权，从合法社会成员沦为可以被任意批判、打压、清算的“异类”。这种身份的剥夺，是一切迫害的起点，也是命名权成为杀人之刃的核心逻辑——无需犯罪事实，一个标签就足以将个体推入绝境。

3.2 定义权：无边界的罪名阐释，合法化暴力迫害

如果说命名权负责“锁定迫害对象”，那么定义权就负责“赋予迫害合法性”。正常的定义权是对行为性质的客观界定，而异化后的定义权，是无限拔高、恶意曲解、有罪推定的罪名建构。它通过篡改概念内涵、扩大罪名边界、扭曲行为本质，让随意的命名标签转化为“确凿的罪错”，让针对个体的打压、批斗、人身禁锢乃至生命剥夺，都具备看似正当的阶级斗争依据。

异化的定义权具备三大暴力特征。第一，概念泛化定义，将原本特定的政治、阶级概念无限扩大，模糊合理与违规、正常与反动、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边界。任何不符合主流话语、带有个人思考的行为，都被定义为阶级敌对行为，微小的个体偏差被无限拔高为严重的阶级罪行。第二，动机恶意定义，实行绝对的有罪推定，不看行为结果、不看客观语境，只靠主观揣测定义行为动机。个体的无心之言、正常工作纰漏、合理诉求表达，都会被定义为“蓄意对抗”“反动破坏”，彻底否定个体的主观善意。第三，后果绝对定义，将所有被定义的阶级罪错，直接等同于危害社会、危害集体的严重罪行，排除一切容错空间与辩解空间，让话语定性直接等同于审判结论。

定义权的核心暴力在于垄断解释权。当所有人的行为、思想、言语的解释标准都被单一话语体系垄断，个体便彻底丧失自证清白的可能。无论如何辩解、如何举证，都无法对抗被垄断的定义体系。定义权将“标签化的身份”转化为“合法化的罪证”，让针对个体的暴力迫害不再是私人打压，而是“维护阶级立场、捍卫集体利益”的正当行为，为后续的一切极端迫害提供了意识形态与舆论层面的合法背书。

四、杀伤路径：从话语否定到生命剥夺的完整异化链条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端语境中，命名权与定义权的双重异化，构建了一条层层递进、无法逆转的暴力杀伤链条，实现了从精神屠戮到肉体消灭的完整伤害闭环，彻底沦为真正的“杀人刀”。

4.1 第一层杀伤：人格与权利的彻底剥夺

话语暴力的第一步，是通过命名与定义完成对个体的社会性死亡。被强行命名为敌对阶级、被定义为存在阶级罪行的个体，会被全面剥夺社会权利：失去工作岗位、丧失教育资格、被排除在社会组织之外、丧失言论与申辩权利。同时，舆论场通过统一的负面叙事，完成对个体的人格污名化，将其塑造为自私、反动、危害集体的负面典型。此时，个体的社会身份、人格尊严、合法权益被彻底清零，成为社会层面的“非人”，为后续的实体迫害扫清舆论与制度障碍。

4.2 第二层杀伤：制度化的人身迫害

在身份否定与舆论污名的基础上，命名与定义的结论直接转化为制度性处罚依据。无需司法程序、无需事实核查，仅凭话语标签与定性结论，个体就会遭受批斗、监禁、劳动改造、人身限制等各类人身迫害。这种迫害具备制度化、规模化特征，并非个体冲突，而是依托集体运动、舆论压力、基层治理体系开展的系统性打压，具备极强的强制性与不可抗性。

4.3 第三层杀伤：不可逆的生命剥夺

这是两种话语权力最极端的杀伤形式。在阶级斗争无限扩大、话语定性绝对化的氛围中，被命名、被定义的“阶级敌人”被视为绝对的对立面，其生命价值被彻底否定。话语体系不断强化“对敌斗争无底线”的叙事，将打压极端化、残酷化合理化。最终，无数个体因虚无的阶级标签、莫须有的话语罪名，遭受残酷迫害，含冤离世。纵观特殊历史时期的各类冤假错案，几乎无一例外是先被话语命名定罪，再被定义强化罪错，最后落实为肉体消灭，整个过程没有事实支撑、没有司法公正，完全由异化的话语权力主导。

五、反思与警示：遏制话语暴力，防止权力极端异化

通过对阶级斗争扩大化语境下命名权与定义权异化机制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话语权力绝非单纯的语言工具，一旦失去约束、走向极端，其杀伤性、破坏性远超普通物理暴力。物理暴力的伤害是个体的、偶然的，而异化的命名权与定义权带来的伤害是规模化、制度化、系统性的，能够批量制造冤屈、撕裂社会共识、摧毁社会秩序。

两种权力之所以能够异化为杀人之刃，核心根源有二：一是客观标准的缺失，抛弃了基于物质生产关系的客观评判体系，让话语定性完全主观化；二是权力制衡的失效，话语垄断导致解释权绝对化，个体丧失申辩、纠错、反抗的渠道。当命名不需要依据、定义不需要边界、斗争不需要底线，话语暴力的泛滥与极端化便成为必然。

立足当下，反思这段历史与理论异化逻辑，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是社会治理、舆论引导还是矛盾化解，都必须坚守三大原则：第一，坚持事实优先，任何身份归类、行为定性都必须依托客观事实，杜绝标签化、主观化评判；第二，坚持边界约束，严格区分社会矛盾的性质与边界，杜绝斗争泛化、极端化；第三，坚持权力制衡，打破话语垄断，保障个体的申辩权、解释权，构建多元、包容、理性的公共叙事空间。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杜绝话语权力的暴力异化，防止“命名定罪、定义杀人”的历史悲剧重演。

六、结语

命名权与定义权本身是中立的社会工具，是人类认知世界、梳理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端语境中，客观标准的崩塌、权力制衡的缺失、斗争逻辑的泛滥，让两种中性的话语权力彻底异化。命名权成为凭空制造敌人、切割社会群体的利刃，定义权成为肆意罗织罪名、合法化暴力迫害的标尺。二者相互配合，构建起一套完整的话语暴力杀伤体系，实现了从社会性死亡到肉体消灭的全方位迫害，成为不折不扣的“杀人之刀”。

历史的教训深刻昭示：绝对的话语垄断必然滋生绝对的暴力。任何社会治理与意识形态建构，都必须坚守客观、理性、包容的底线，约束话语权力的肆意扩张，杜绝标签化审判、主观化定罪、泛化式斗争，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则为边界，守护个体权利与社会公平，这是防范话语暴力异化、维护社会稳定的核心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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