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仇日浪潮，认知日本的误区，加剧中国内部的法西斯浪潮

近年来，中国的对日舆论越来越敌视，形势似乎在逐渐失控。尤其是由于《南京照相馆》和《七三一》这两部电影的高热度，媒体反复煽动反日仇日舆论，导致关于日本的议题变得非常敏感。在一些相关报道和讨论中，经常能看到中国的媒体舆论有很多态度激烈甚至野蛮的回复和表达方式，越煽动仇日，就越是有这个明显趋势。

本来中日关系就越来越紧张，最近的报道，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中国留学生在课堂上身披旭日旗的事件，又是煽风点火，引发新一轮争议。据报道，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向校方集体递交公开信，要求处理这名学生。最后该学生已被莫斯科大学开除，遣送回国。

当反日议题没完没了，总有人不怀好意引发中国舆论拿日本反复说事，封杀言论的倾向愈演愈烈。至于言论自由，表达的权利，宽容的空间尺度，都越来越小。这样发展下去，让人很担心，到底是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更大，还是中国内部正在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和战争仇恨，逐渐催生新一轮极右翼法西斯浪潮？

我们应当承认，当代中国形成的这种状态，似乎显得很反常。而且，很多极尽所能宣扬日本如何邪恶的人，这些人本身又经常是歇斯底里，没法通过理性讨论来化解分歧，有时的表现甚至愈发斯文扫地，不可理喻，镇压异己毫不含糊。这反而更像邪恶化身。上述现象也足以表明，在1976右派政变上台后，中国以往这套形左实右的整套教育体系，大量历史记录颠倒黑白，造成公众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对世界的看法，都存在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

其实在1949建国后，毛泽东早已多次谈过日本侵华问题，对日本友人的“感谢日本”坦言，既表达了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讽态度，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抗日战争的复杂效应。日本侵华的确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有助于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相反，如果日本没有侵华，国民党在英美扶持下影响力逐步扩大，那很可能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东亚大陆的国家形态，大概率会分裂为多国。

虽然毛泽东早都在1949后针对抗战正义表达过相对客观的态度，但在1979后随着邓上台，右派一边拉拢日本大搞投资合作，一边又拉拢国民党搞第三次合作鼓吹抗战历史记录，逐渐发展下去，反日仇日的浪潮逐渐再次汹涌澎湃，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发展态势。

但由于大量历史记录有问题，中国人在认知日本时，很容易落入一些思维误区。长此以往，这就加剧了中日之间的分歧，导致中日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这些误区，通常都是中国媒体舆论有意无意地在思维中预设的基本前提，好像不加思考就能认同的结论。但在事实上，却又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第一个常见误区，是假定东亚大陆的王朝在历史上长期领先，日本一直以中国为师，那么日本的文明类型与中国是类似的。这种说法，在学界很有市场。早年以新儒家为代表，曾有东亚儒家文化圈的说法，把日本也收入囊中。我早先也曾被误导，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日本和中国不能简单放入一个文明架构之内。比如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书中，他也把日本和中国单独列出来，认为这是两个文明系统。

之所以这样做，这并不只简单是一个策略性的随意分类问题。从语言上看，日本的确传承了东亚大陆的早期文字体系，但从地缘上，从文化上看，日本又有非常独特的不同于中国的特性，这其中差别之大，也就导致日本无法被列入的东亚大陆文明的范围之内。具体而言，其中有很多问题，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即冈仓天心所说的“东洋的理想”和“日本的觉醒”，他对日本的评价非常高，认为日本列岛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甚至比博物馆还高级。而东亚大陆和南亚次大陆，早期的文明早都毁于战火，或者被异教毁坏。

根据这种解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成就，都只是在最早期阶段才有，到后面逐渐都没有了。所以，在冈仓天心的评价体系中，日本的文明特性是远高于中国和印度的。先不说这套理论对不对，但事实上，近代以来的改革进程确实说明，日本的特性同整个近现代世界体系的融合，是远高于中国。这不只是二战后的现象，二战前也是这样的。

很多中国人，在评价日本时，总是把战前的日本与战后的日本彻底分割开，好像日本只是因为战败，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所以日本是被阉割，被强行注入民主制度，才变得民主，自由，发达。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

也是依据很多史料和观察，二战前的日本，就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文明水准。所以，虽然日本在二战中遭遇惨痛失败，还挨了两颗原子弹，但日本的战后变革其实是顺水推舟的事情。即使二战没有爆发，或者假定1945年日本没战败，比如当时在太平洋上侥幸形成均势，日本同美澳等国缔结合约。随后日本也会相对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

当然，这种转变过程，难度很可能会更大一些。但与二战战败投降后美国强行在日本推动的民主化改革相比，主要的差别，也许更多地是体现于形式，比如天皇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日本是不是会完全变成虚君形式？但日本文化的内核，追求规则和法治，追求体面正派的精神，始终都是存在的。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日本，早在二战结束前几年，东条英机这个首相就不得不让位，会狼狈地下台？他就不可能像纳粹德国的希特勒一样，占着位子就不下来，那个方向，必然是一条道走到黑，不见棺材不落泪。这其实是能够反映出当时日本具有一些自我纠错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文明的秩序。

第二个典型误区，日本天皇的角色究竟是怎样的？到底是不是应该作为战犯，在东京审判中追究责任？之前说到战前的日本，就已经具有文明的特性，很多中国人都难以接受，坚称天皇也是战争罪犯，早该被清算，但遗憾的是二战后美国出于利己的目的保护了天皇。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

应该说，中国人同日本人在外表上看起来比较像，但根本的差别，是中国人的典型思维方式并不是以规则为中心。总体上看，大多数中国人，几乎没有任何信仰，高度世俗化，几乎剔除了所有抽象的神圣感。不只是古代的宗教信条早就脱离了现代社会环境，在美台推动的世界反共舆论支持下，马克思宣扬的现代共产主义理念，包括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道德情操，也都逐渐变成了贬义词，被广泛剥离。

逐渐发展下去，由于最高信仰一片空白，中国人的典型思维方式基本上都是功利主义的，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也完全是基于功利目标和实用思维。除此之外，如果再剥离了权力，基本上也就是一片空白。

但日本人并不是习惯于这样思考问题。在这之中，天皇的角色很有代表性，这恰恰是中国人很难理解的。尤其是，日本的传统，与东亚大陆的政治传统极为不同，它是岛国，缺乏集权传统，基本没产生过暴君。历史上，日本长期保持贵族文化传统，天皇是贵族的最高代表，一言一行，都被看做高贵的表率。这种文化，本身对于“法”的秩序形成，发挥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虽然中国人很难理解这一点，但美国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早在佩里将军初访日本之时，遇到阻碍后，他就给天皇写了一封亲笔信，最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促使双方和平解决纠纷。实际上，更鲜为人知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直到最后一刻，美国总统罗斯福与佩里类似，也没有放弃和平的希望。当时他同样效仿佩里，给天皇写了一封亲笔信，作为最后的和平努力。但很遗憾，罗斯福动作慢了几天，这封信没有在珍珠港事件之前送到天皇手里，天皇没看到这封信。否则，历史有可能改写。

而且，在二战的进行过程中，尽管美军完全有能力，对东京狂轰滥炸，到处投掷专门设计的用于摧毁日式木制建筑的凝固汽油弹，杀伤十几万平民，但美国的军机从不轰炸天皇皇宫。美国的决策者对日本的政体，天皇的角色，政府的功能，早都认识得很清楚。

当时的天皇也有一定实权，但他同时是国家的象征，法治的守护者，因此，天皇不会过多介入政府部门的具体决策。美军从不轰炸皇宫，是确保不把处于相对中立地位的天皇彻底推向敌对反面，以免造成日本内部形势失控。而且这不只是战争开始后的决策，在战前，美国人也是这样做的。

战争到最后时刻，内阁会议讨论长时间持续，却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此时日本天皇打破沉默，做出终战决定，这是内阁会议中天皇首次打破常规公开发言，以前天皇从来都是沉默不语，内阁官员都从没听到过天皇讲话。而此后的终战讲话，这也是天皇第一次公开发布录音的讲话记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内阁是决策者，日本天皇并不具有发动战争的责任。

仔细分析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过程，真正造成侵华战争爆发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是蒋介石，而不是日本。首先，是蒋介石早有准备，以七七事变为名，突然动用几十万军队，发动淞沪会战，围攻上海，要全歼日租界少量驻军，由此导致日本内部的严重分歧。随着形势失控，日本最终派海军陆战队在金山登陆，七七事变的小规模冲突由此会升级为全面战争。随后局势又引发连锁反应，持续失控。

其次，罗斯福在作出最后的努力之前，一度同日本的文官政府达成了妥协，日本接受在华停战撤军方案，但前提是要在华北等几个区域保留一段时间的驻军，之后才能逐步彻底撤军。当时罗斯福已经倾向于认可这个妥协方案，但蒋介石方面完全不接受。战争进程的复杂之处在于，事实其实是蒋介石急于统一东亚大陆，但日本长期控制东北，又在华北搞中立区隔离国民党的势力，这就严重破坏了国民党的势力范围。

蒋介石的做法，一方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另一方面，蒋又始终在谋划全面战争，尤其在上海这个国民党主要的财源基地，事先不断挑起冲突，引发越来越大的战事，深层意图是要把英美拉下水，把战争扩大化，成功拿下上海之后，再借此打击日本，进一步控制华北和东北。

非常不幸，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不懈努力，战争逐步扩大，形势失控后，日本内部政局不稳，文官组阁困难，导致天皇只能任命此前没有严重问题的东条英机，也正是东条英机的上台，最终又促成了珍珠港事变，诱发太平洋战争。历史不能假设，但倘若没有蒋介石的孤注一掷，东条英机就不会上台。而东条英机如果不上台，石原莞尔这些人很可能不会倒台，珍珠港事变起码会推迟，罗斯福的信也许会送到日本天皇手里，历史就完全可能会改写。

还有一个常见认知误区，也是中国人喜欢贬低日本的一个主要理由，总是称日本为岛国，视野狭小，思维狭隘。但实际上，岛国的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比如英国也是岛国，但英国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比如牛顿，亚当.斯密，瓦特，麦克斯韦，麦金德，有很多科学家，工程专家，政治思想家，也有很多发明创造，大量的重要贡献促成了现代世界的巨大变化。

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旧大陆的范围内，作为亚洲的最重要国家之一，日本是同英国类似的同样重要的岛国。尽管日本是后发国家，与英国相比，贡献要差不少，但在整个亚洲的范围之内，日本的地位大体上是相当于另一个英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在亚洲范围内来看，日本做出的很多贡献，也基本上近似于英国的角色。

但很多中国人长期受到反日仇日舆论的蛊惑，对这一点缺乏清晰的认识。中国人总是喜欢以庞大的中华帝国、大陆国家的角色自居，但了解近代史的人会认识到，在整个近代世界的兴起过程中，海权体系始终发挥主导地位，至少是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前，大陆体系通常都处于非常被动的应对状态，这并不是偶然的。

岛国，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他们的文化形态，经贸格局，价值观体系，包括信仰的形态，法治的形态，都是高度发达。日本早在17世纪，就在世界上最早发展出期货交易，这是开先河的。这说明当时日本社会的法治、信用体系和抽象思维发展到了很高水平。在近代史早期，由于气候和人口的限制，也只有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岛屿，它们的纬度，基本形态，都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和日本都会在所处区域一枝独秀，引领文明的潮流。

由此可见，日本的文明特性和领先地位，其中是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自然基础。中国人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要过度流连于大陆中心的神话，应当客观看待抗战的爆发过程，仔细分析太平洋战争的前因后果，尤其应当尊重毛泽东在1949建国后对日本战争角色的更全面、客观的评价，这才能避免仇日主义者歪曲战争历史，假借虚假历史煽动反日仇日浪潮，转嫁内部危机。

中国的媒体舆论，不能只是要求日本反省二战的进程，自己也要更加深刻地反思这段战争历史，尤其是反思国民党的特殊历史角色，不能只是一味鼓吹蒋介石的抗战功绩，拒不承认蒋在诱发战争的过程中负有重大责任。对于极少数人的亲日、精日言论，包括日本右翼的各种立场和争议言论，中国政府应当更谨慎地处理，不能总是借此操纵民意。

媒体反复煽动反日仇日，导致极右翼民族主义浪潮愈演愈烈，这又会同时强化中日两国内部的极右翼阵营。形成恶性循环之后，中国内部由于缺乏权力制衡，反而很可能会激发出比日本更严重的法西斯浪潮。因此，只有深刻反省历史，做好自己的事，宽以待人，更有包容性，中国才能彻底理顺中日关系，这也会有助于推动中国内部的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