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屠城：七十万人居遂空

2026-10-19

民国时期由清朝遗民编纂的《清史稿》对清军入关前后的屠城或大规模屠杀暴行，由于其立场限制，大多采取了隐讳、淡化、缩减人数或改换措辞的处理方式，例如对扬州屠城，只字未提。但在部分篇章中，依然留下了部分大屠杀的蛛丝马迹。例如《清史稿·卷234·列传二十一》的《靖南王耿仲明传》，对顺治七年（1650年）以汉人尚可喜（1604-1676）和、耿仲明(1604-1649)的儿子耿继茂（？-1671）统领下的清军攻破广州城后的暴行，就留下了如下记载：

• 初，继茂与可喜攻下广州，怒其民力守，尽歼其丁壮。即城中驻兵牧马。营靖南、平南二籓府，东西相望，继茂尤汰侈，广征材木，采石高要七星岩，工役无艺；复创设市井私税：民咸苦之。广东左布政使胡章自山东赴官，途中上疏，言：臣闻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所部将士，掠辱士绅妇女，占居布政使官廨，并擅署置官吏。臣思古封建之制，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不得暴彼民也。二王以功受封，宜仰体圣明忧民至意，以安百姓，乃所为如是，臣安敢畏威缄默？乞敕二王还官廨，释俘虏。继茂奏辩，可喜亦有疏自白，章坐诬论绞，上命贷死夺官。逾年，高要知县杨雍建内迁给事中，疏陈广东滥役、私税诸大害，谓：一省不堪两籓，请量移他省。朝议令继茂移镇桂林，未行。十六年三月，上命移四川。十七年七月，改命移福建。

其字面含义，就是靖南王耿继茂与平南王尚可喜攻陷广州后，愤怒于广州城内军民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顽强死守，导致清军伤亡惨重。作为报复，他们下令将城内的丁壮（青壮年，实际演变为无差别屠杀）全部杀绝。这是民国时期编纂的《清史稿》中，关于清军攻陷广州后大规模杀戮行为的一条明确记载。

再如《清史稿·卷234·列传二十一》《平南王尚可喜传》记载的，虽然也是轻描淡写，但仍然血迹斑斑：斩六千馀级，逐馀众迫海滨，溺死者甚众。

• 围合十阅月，永和部将范承恩助守广州，约内应，决炮台下水，可喜令诸军皆舍骑藉薪行淖中以济，遂得炮台；据城西楼堞发炮击城西北隅，城圮，师毕登，克广州，俘承恩等，斩六千馀级，逐馀众迫海滨，溺死者甚众。

这基本上就是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子耿繼茂上清廷《恭報恢克廣省事》題本中的说法：

• 臣見事勢危急，同靖南王子耿繼茂親冒矢石，不避炮火，先抵城根。各鎮將領始相奮勇，冲爬而上，殺死逆賊官兵陸千有餘，追至南門海邊，渰死無算。活擒總兵范承恩，暫養用示招撫。偽部院杜永和、偽伯張月、李四、李五、水師偽總兵吳文獻、殷志榮等，俱由水路逃去，大小船隻千餘，一時奔竄出海。其餘偽總兵、將領死于亂軍中者，尚未一一查明。

时人釋今釋撰定，尹源進、李棲鳳校訂的为尚可喜歌功颂德的《平南王元功垂範》中，也是如此说：

• 王登岸，即提刀督押，士無敢退步者。時城上砲火密若張羅，不容一隙。王棄所乘馬，躬欲先登。群下抱王足泣諫。王曰：爾等親見士卒不能登城，吾欲先登，爾等復不許，吾當死此。即舉刀自刎。群下奪刀。於是諸將士忘身效死，從肩背頂腦上,踐踏飛行，爭先直進，遂登其城。分兩翼射之，矢如飛蝗，守兵大敗，斬首六千餘。追至南門，逼海壖，溺死尤眾。杜永和及其將張月、李建捷、吳文獻、殷之榮等以舟數百艘，奔躥出海。生擒城守總兵范承恩，餘將領死亂軍中不可勝計。

考虑到尚可喜占据广州之后一直修庙礼佛的心理，这个杀人六千的死亡数据应该是被打了很大折扣的，至少平民老百姓，是没有计算在内的。

清初人钮琇(1644-1704)在其笔记小说《觚賸》中，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直接就说广州围城后，被真修和尚在城外成堆焚化的死难者残骸堆积得如同山丘，惊天动地泣鬼神，最后形成了令后人无比悲痛的大墓共冢：

• 順治庚寅正月，耿繼茂、尚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慘，城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弱以死，復不可勝計。浮屠氏真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鑿於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即於其旁築為大坎瘞焉，名曰共冢。亂定後，延侶結壇，設伊蒲之祭，番禺王孝廉有《祭共冢文》，頗行於世。

嗚呼！

一治一亂，維天有道。

一死一生，維人有數。

在昔尉陀，南土翼翼。

迄于盧循，降割邦域。

殺人盈城，屍填溝洫。

甲申更姓，七年討殛。

何辜生民，再遭六極。

血濺天街，螻蟻聚食。

饑鳥啄腸，飛上城北。

北風牛溲，堆積骷髏。

或如寶塔，或如山丘。

便房已朽，項門未枯。

欲奪其妻，先殺其夫。

男多於女，野火模糊。

羸老就戮，少者為奴。

老多於少，野火轆轤。

五行共盡，無智無愚。

無賤無貴，同為一區。

豈無同姓，鬼食嫌疑。

生妻在傍，冥漠未知。

兒尚繈褓，母已生離。

骨無人收，兒在背饑。

亦有弱婦，倉卒入房。

暮昏晨別，未拜姑嫜。

斷肌委塵，粉骨埋香。

生不相見，良友巾幗。

如何墓門，不遠咫尺。

嗟乎，悲哉！

浩浩黃雲，瀟瀟暮雨。

誰斂魂魄，而聚比戶。

野狐鄰穴，野葵塞路。

崢嶸荒馗，白楊蓑衣。

大小號呼，同歸鄉土。

回首西天，勿生劫道。

江南庾信，傷心作賦。

因而大招，夫寧無禱。

乃招曰：欲開兮天門，蕪城荒兮隴樹寒。

有年月兮無瓦棺，誰之哀兮露漫漫。

往復兮新壙未乾，狹茲窀穸兮相安。

顺治七年（1650）的庚寅之劫給明遗民番禺诗人屈大钧（1630 - 1696年）留下了一生的痛苦和記憶。1690 年(康熙二十九年)初冬，已入晚年的屈大均攜諸子至廣州北郊尚氏墓堂，作《感懷往事》長詩，既有對清軍攻城過程的回顧，也有對尚、耿二藩的怒斥：

地脉从衡岳，南盘粤秀开。

城池熊海抱，井邑凤山回。

少帝方迁国，名王遽筑台。

冲梯朝鼓舞，笳吹暮喧豗。

喷药飞天炮，穿沙震地雷。

力悲诸将惫，心恨一人灰。

要垒西关卖，坚围北面摧。

频令朱鸟塞，顿化白龙堆。

律负通天罪，陵辜报汉才。

穹闾连五岭，髦宿掩三台。

犀兕难烧尾，鱼龙易曝鳃。

肝为蛟蜃脍，发作夜叉?。

六角先戎首，三藩即祸胎。

种人俄痿弱，征马渐虺隤。

士卒思剸刃，僮奴总利财。

盗争红玉象，宫夺赤珠𤨛。

反覆真非策，荒淫实不材。

主恩徒荡荡，天道故恢恢。

赐爵劳丹券，临戎枉墨缞。

牲将贰师用，剑使属镂裁。

颈血无人吮，脐膏祗自灾。

填倾虚石椁，道坏失金锤。

殿瓦鸳鸯碎，楼碑屃赑颓。

火腾多宝焰，烟落众香煤。

飒飒馀营柳，青青失苑槐。

凶残因父子，夭枉及舆儓。

豚犬生何益，贪狼死不回。

刍荛谁踯躅，熠耀自低徊。

鬼祝阴阳食，魂招大小哀。

漆头消怨毒，饴胆为渠魁。

事已当年慰，情犹此日慛。

惟须伤彼狡，未暇笑于?。

往极行应复，倾终势必栽。

经纶屯始见，左右泰方来。

骥伏吾奚老，鹰扬尔尚孩。

乘时虽晼晚，佐运岂涓埃。

凛戾寒初中，暄和暖早催。

杀机庚午尽，生气上元培。

猎猎随风末，韸韸向水隈。

英餐蒲涧菊，蕊嗅竹园梅。

并骑欢驰逐，联舟厌溯洄。

放鹞除短旋，牵捉上重鋂。

莽密防猪箭，花深怕雉媒。

长歌蒿里曲，每奠国殇杯。

酥酪沾黄土，氍毹遍绿苔。

射休加虓虎，鞭只与驽骀。

觱篥持双叶，琵琶挟一枚。

归乘娥月出，坐引客星陪。

王霸凭尊酒，君臣问草莱。

定知需羽翼，相助似瓶罍。

那么，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的广州围城，具体死了多少人呢？明遗民戴耘野即戴笠（1614-1682）在《行在阳秋》中说屠之，百万人民尽死于内：

• 初二日，清陷廣州，屠之。李元胤攜重貲入廣州，城中人亦嬰城自守；男子上城，婦女饋餉。清兵環圍城外，自八月至十一月。初二日五鼓，北門觀音山扎雲梯，遂入城。城中驚惶相蹂踐。炮銃相擊，城門築塞難開，百萬人民盡死于內。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的《广州市志·卷十六·宗教志》和1996年8月由广州市宗教志编纂委员会单独成册出版的《广州宗教志》中关于1650年庚寅之劫（清军广州大屠杀）的记载如下：

• 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如果说，这个数据还不足信，那么曾担任番禺知县的任果，和进士檀萃（1725－1801）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主持纂修的《番禺县志》卷十八《事记》上的说法，应该比较接近了。

• 冬十二月晦，尚可喜、耿继茂帅师入粤，克南雄。七月庚寅春二月，尚可喜、耿继茂围广州。冬十二月朔二日，克广州。可喜等屠城，死者七十万人，皆遂空。两藩兵因尽入居住，号为老城。文职各衙门，俱于新城权设。

如果再不相信，那么在此之前的孔興璉修、彭演、薛起蛟、陈阿平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版《番禺县志》卷十四《事记》中，有更详细的注解：

• 七月庚寅春二月，平南靖南两王帅师围广州。冬十一月朔二日，克复广州。以城久不下屠之，死者七十万人，民居遂空。    

这本康熙二十五年版的《番禺县志》，是在已经遗失的清李文浩修、康熙二十年（1681年）撰成的《番禺县志》基础上编纂的，现存北京图书馆。这两版《番禺县志》的成书年代与广州屠城的年代相隔不远，而且孔兴琏也是番禺知县，编纂者中有本地人参与。当时就秉笔直书，写下这样的话，妄议朝廷，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只能以注释的形式隐藏在字里行间。

• 孔兴琏，山东曲阜人，举人，康熙二十五年任知县；彭演，邑人，前参议；薛起蛟，顺德人；陈阿平，东莞人。孔兴琏序云：番邑隶于广郡，视政省会，颇称烦剧。三十余年军马蹂躏，四郊多垒，兹幸张皇天讨，海宇廓清。......客岁议立花县，......析番邑之五堡居民税亩，分治于花邑。反映出当时修志背景。在这之前，清廷征十五省方志，用志一统，前令纂辑未成，类皆散佚，遂与彭演等广为搜罗，举凡山川、人文、忠孝、文章、水陆道路、税户物产等，展卷昭然。

所以，这些资料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也是经得起时代检验的。如果说这两版地方志记载的数字还需要进一步考证，那么，康熙二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九年的《番禺县志》至少说明，死者七十万人，民居遂空这一说法，在清初就已经出现，并为后来被官方所背书的地方志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