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奇叹：为农民呐喊的黄奇帆变黄奇翻

时代奇叹：为农民呐喊的黄奇帆变黄奇翻

注意到，在这篇杂文的标题里，“奇”字出现了三次，令人称奇。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通报：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黄奇帆，上海人，生于1952年，早年长期在上海工作，2001年调任重庆，2010年至2016年担任重庆市市长。主政重庆期间，他经历了薄熙来、孙政才等几任市委书记的政治变故，却一直留在官场。退下来后，以经济专家的身份频繁出现在各种论坛和公开场合，谈宏观经济，论金融改革，讲城乡差距，尤其为农民和农民工算账、鸣不平，言辞犀利，影响广泛。他被一些人视为务实的技术官僚，另有政坛“不倒翁”的雅号。

如今，这位曾经颇有声望和影响的官员突然接受调查，引起舆论场上一番热闹。有人惋惜，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急于猜测他究竟栽在什么事情上。原因除了通常的贪腐问题，还流传着黄犯有“妄议中央”、“指点江山”、“退而不休” 等三宗政治罪的说法。

这些议论不是我想谈的。我想谈的是：黄奇帆曾经为农民说过什么。

为农民呐喊的黄奇帆

当一个官员被调查，人们容易把注意力放在他的政治命运上，而很多他说过的话、提出的主张，可能烟消云散。

在黄奇帆身上，事情不这样简单。

在中国官场，敢于公开、系统地谈论城乡二元结构，替农民工算经济账，追问农村土地的财产价值，批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高级官员，极为罕见。黄奇帆的有关论述未必都正确，搞得相关政策也未必没有争议，但他确实把一些长期存在、被宏大叙事遮蔽的问题摆到了公众面前。

黄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重新摆出来晾晾。

虽然他的政治命运发生了逆转，他提出的真问题，不应该被忽略、丢失。

农民进城，不能只让他们进城打工

黄奇帆谈农民问题，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的制度性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和工厂，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出口经济的重要劳动力。他们在建筑工地、制造业车间、物流仓库、餐饮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辛勤劳动，为城市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一个基本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他们进了城，却不能成为城市居民。

许多人白天在城市工作，晚上在简陋的出租屋里休息；他们的劳动支撑着城市的运转，而自己的户籍、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仍然受到城乡制度差异的影响。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却难以平等享受当地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年富力强时，他们是城市需要的劳动者；等到年龄增长、就业机会减少，又不得不回到农村。

这就是黄所说的“半城镇化”：人已经进城，身份和权利却没有跟上。

黄强调，中国不能长期停留在这种半城镇化状态。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让他们真正获得城市居民应有的公共服务，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居、就业、养育子女，并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机会。

这番话的意义，在于它完全改变了看待农民工的角度和态度。

黄反对这种说法：让农民进城落户，政府和企业需要为每个人承担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元的成本，中国有两三亿人需要市民化，根本负担不起。

他称这种说法为“伪命题”。

他的基本逻辑是，进城的农民工，并不是一群单纯等待救济的人，相当一部分是正值壮年的劳动者。他们通过几十年的工作创造财富、缴纳税费、购买商品和服务，也为城市的生产与消费作出贡献。不能只计算他们获得公共服务的成本，却不计算他们的劳动、消费和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他说，人口应该跟着产业走，而不是把农民当作可以随意搬动的人口。

城市扩张和农民落户，需要与当地的产业功能、就业机会和发展阶段相匹配。大都市、工业城市和商贸中心，应当根据自身的产业需求，积极吸纳有稳定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不能一边需要他们的劳动，一边又把他们视为城市的负担。

他让人们思考：农民是城市发展中可以随时使用和抛弃的劳动力，还是应该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成员？

农民不能只有劳动收入，还应该拥有财产性收入

黄奇帆为农民说话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农村土地、宅基地及其财产价值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务农和外出打工。相比之下，城市居民可以通过住房等资产的升值获得财产性收入。城市发展，土地增值，房产价格上涨，一些城市家庭因此积累了可观的财富；而许多农村居民虽然拥有承包地、宅基地等与土地相关的权益，却难以像城市居民利用房产那样，将这些权益转化为可支配的财产收入。

这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同样经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里人可以通过资产升值分享到发展红利，农村人却主要依靠出卖劳动时间获得收入。

农民缺少的，不只是工资，更是能够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值、并且可以依法实现其价值的财产性收入。

黄在重庆任职期间大力推行过“地票”制度，其政策思路之一，就是探索农村土地权益与建设需求之间的衔接，让农民有机会分享土地资源转化带来的增值收益。

他设想，农民进城时，不应该只带着自己的劳动力离开农村，也应该有机会通过合法的土地权益安排获得一笔资金，帮助自己在城市安家、就业或开展其它经营活动。农民进城不应当意味着把农村的资产留在身后，任其闲置；城市发展也不应该只让城市土地和城市居民获得增值收益，而把农村和农民排除在外。不能因为土地改革复杂，就回避农民财产性收入不足的问题。

他提出，如果城市居民能够凭借住房和其他资产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而农民只能依靠种地和打工，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就不仅仅是劳动效率的差距，也是资产积累机会的差距。

低收入人口（主要是农民）关系到中国的内需

黄关于农民问题的分析，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农民收入低，不仅是农民自身的问题，也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

他在有关城乡收入和内需的论述中说，中国有六亿多低收入人口（主要是农民），其可支配年收入只有区区一万元（呼应李克强和温家宝的说法）。当如此大的一部分人口收入有限时，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就难以充分释放，因为一个人的收入不仅决定自己的生活水平，也决定他能为社会提供多少购买力。

收入较高的家庭可以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改善住房，增加教育和文化消费，也有能力为医疗、养老和休闲支付费用。收入较低的家庭则必须把有限的钱优先用于食品、基本生活和必要支出，其他消费自然受到限制。

如果大量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的收入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他们即使有消费愿望，也没有足够的购买力。

这就形成一个循环：农民收入低，消费能力有限；消费需求不足，影响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和服务业发展；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便更容易依赖投资和外部市场。

他说，不应只把农民收入看成是一个农业政策问题，也应该把它看成是扩大内需、改善经济结构的问题。

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态环境

中国农民为什么很难靠种地致富

黄还从农业生产效率和土地资源条件出发，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瓶颈。

按他的数字，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大约在三亩的量级。对于一个拥有四口人的农村家庭来说，全家耕地只有十多亩。即使种植技术不错、产量较高，单靠农业生产获得的净收入也很难支撑一个现代家庭在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方面的支出。

黄奇帆提出的解决思路，不是只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或增加种地补贴来解决一切问题，而是把城镇化、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联系起来。

一方面，让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进城就业和落户，真正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和粮食生产的前提下，推动土地依法、有序流转，使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能够开展适度规模经营。

通过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方式，改善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增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的应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更“大逆不道”甚至“石破天惊”的是，黄奇帆在演讲中还引述了如下数字：

农民人均土地数量，美国1500亩，欧洲700亩，日本50亩，印度15亩。

这些远高于中国的数字是怎么来的？

解释就是，这些国家农业人口远远低于城市人口，使得单一从事农业的人，有利可图。

在中国，户籍制度把农村人口栓死在土地上，这等于用制度人为地压低了农业人均土地面积。

而农民不能单一靠土地生存，只得到城里打工。

于是，他们只得从事城里人不愿意从事的职业，拿着城里人不可能接受的低工资，这无形中，再次让城里人收获城乡不平等带来的利益。

我有几次讯问农民，在目前情况下，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对比如何。他们说，因为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现在的农业劳动强度甚至往往不足过去的十分之一。所以说，农业劳动不再是密集型的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市场是大势所趋。

由此再次看到，农村人口合法流向城市，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黄的呼吁恰到其时。

金融资源的不公平流向和分配

如果说土地限制了农民的生产条件，那么金融资源的流向和分配，则进一步影响着他们积累财富和改善生活的机会。

黄同样有具体而惊人的数字作为支撑。

他说，目前全国债务总数为260万亿，其中政府债务占50万亿，企业占160万亿，民间债务占50万亿。而在这民间占有的50万亿中，农村6亿人口债务不到4万亿，而城市债务为46万亿多。

他接着说，在中国，资金市场与农民无关，土地市场与农民无关，劳动力市场与农民无关。

什么意思？如何消化黄奇帆的这番话？难道政府要把农民往绝路上赶？

在现代经济中，信贷不仅是企业扩大生产的工具，也是居民购置住房、发展经营和积累资产的重要途径。但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通常会考虑抵押物、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风险。城市企业拥有厂房、设备和其他资产，城市居民可能拥有房产；而许多农民缺乏银行认可的抵押物，收入又容易受到农产品价格、天气和市场变化的影响，获得贷款往往更加困难。

这就产生了一个不平衡的局面：有资产的人更容易借到钱，再利用资金创造收益或积累更多资产；缺乏资产的人难以获得启动资金，即使有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的愿望和潜力，也可能因融资困难而无法实现。

这种差距使得城乡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和固化。

黄提醒社会注意：即使在国有金融资源分配上，农民这个巨大的人群，仍然是被体制故意遗忘和不公正对待的社会最底层群体。

农民工在回家过年的路上

“奇帆” 、 “起反” 、 “奇翻”三部曲

令人称奇的是，黄奇帆的人生起落乐章交响曲似乎都“写”在了他的名字里。

第一部曲——仕途上的“奇帆”： 在政坛几十年的惊涛骇浪中，他驾“奇帆”乘风破浪、履险如夷、一帆风顺、屹立不倒。

第二部曲——退隐后的“起反”： 卸任后，出于良知，他为农民呐喊讨公道，进而演变成了“妄议中央”、“指点江山”、挑战中央决策的“起反”行为。

【注】“起反”这个词有以下敏感含义： 造反、发动叛乱。指反抗统治者或上级，举兵叛乱或进行反抗行动。常见出处：常见于古典小说、历史演义、地方方言口语中。 口语用法：捣乱、胡闹。在日常口语或方言中，如北方方言、粤语、客家话等，“起反”有时也用来形容捣乱、翻天、不听话、瞎折腾。

这么看，如果把黄奇帆错读成“黄起反”，那么他的名字里面原本就自带着“反骨”。

第三部曲——宿命中的“奇翻”：因为被体制所不容，黄从“奇帆”到“起反”再到“奇翻”，就不足为奇了。这样，“奇翻”就构成黄的人生三部曲的尾声乐章。

看黄的面相，富态慈祥，像是个有福之人。

在这个万事难料的时代，哪天“奇帆”再现，也说不定。